摘要：随着全球与地方的交织程度日益加深，跨国政策借鉴的复杂性也愈发凸显。既有研究虽已关注到此现象，但尚未充分揭示地方层面上的独特借鉴逻辑。基于多源流理论、卢曼的社会系统理论与教育借鉴和迁移理论，构建跨国教育借鉴的接收—转译模型，并以此分析美国参照瑞士经验建立“职业生涯路径体系”的过程。研究显示，美国将瑞士“一个愿景、三个伙伴”的教育模式视作“最佳实践”，但因两国在贸易传统、文化观念和培养理念等方面的差异，难以直接移植瑞士模式，于是选择在保持单轨制的前提下，对课程、制度与机构等要素进行本土化重构。美国的案例说明，问题源流、政治源流和政策源流的交汇会触发一国选择“接收”他国经验。但如何接收和采纳他国经验，取决于本国需求及其对他国经验的阐释，其实质是基于“他者—自我”双重参照的经验“转译”。

关键词：政策借鉴；教育迁移；美国教育；职业生涯路径体系

作者：孙进，男，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国际教育研究中心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王灵菁，女，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引用本文：孙进,王灵菁.他国教育经验的本土化重构——美国参照瑞士模式建立“职业生涯路径体系”的理论分析[J].比较教育研究,2026,48(7):81-92.

一、问题提出

在全球化背景下，参照和借鉴国际经验与模式已成为许多国家制定教育政策的重要一环。这使比较教育的功能超越知识生产的学术边界，同时遵循着服务教育决策的实践逻辑。然而，正如比较教育理论家们一再提醒的那样：“简单化的借用和不加批判的借鉴的危险在于忽视对地方情景的敏感性，进而导致执行困难和政策失败。”^[1]因此，在研究跨国教育借鉴时，关注他国先进经验与保持对本土特色的敏感性同等重要。

在既有关于教育借鉴和迁移的研究中，研究者在处理全球与本土的关系时，形成了侧重点有所不同的路径。一条路径侧重于关注全球范围内的趋同（convergence）发展，论证全球脚本（global script）在教育领域的扩散现象，即在全球化浪潮下，许多国家朝着类似的教育模式、观念和价值观靠拢，其理论基石是新制度主义理论和新自由主义理论。新制度主义理论的代表学者有斯坦福大学的约翰·迈耶（John W. Meyer）和弗朗西斯科·拉米雷斯（Francisco O. Ramirez），新自由主义理论的主要代表学者是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和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另一条路径则侧重于强调本土语境，关注政策制定者对全球脚本的本土化诠释与重构，其理论基石是尼克拉斯·卢曼（Niklas Luhmann）的社会系统理论，代表学者有尤尔根·施瑞尔（Jürgen Schriewer）、吉塔·施泰纳-卡姆西（Gita Steiner-Khamsi）。事实上，这两条路径并不是相互对立的关系，而是提示我们，全球与本土的关系存在多种可能，呈现出多模态共存的局面，即施瑞尔所说的全球化与碎片化、全球性社会变化与民族特有的路径依赖等“对立趋势的交织”^[2]。这意味着全球与本土之间存在着复杂、动态和共生的关系。既有研究虽已关注到此现象，却尚未充分揭示其对教育政策借鉴和迁移的影响机制。

为回应上述问题，本文构建了更加精细的理论工具，来分析本土化调适所涉及的要素与机制。具体而言，通过整合约翰·W·金登（John W. Kingdon）的多源流理论与吉塔·施泰纳-卡姆西（Gita Steiner-Khamsi）基于社会系统理论提出的教育借鉴与迁移理论，本文构建“教育借鉴的接收—转译模型”，并用其分析美国参照瑞士经验建立“职业生涯路径体系”（career pathways systems）的过程，借助这一案例细致展现全球互联背景下他国经验的本土化过程。

之所以选择将这一政策作为集中呈现这种复杂性过程的案例，主要基于以下四个方面的原因：首先，该政策诞生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反映了全球性冲击对本土政策制定的影响。其次，该政策旨在应对因经济停滞引发的美国劳动力市场急剧恶化及青年失业率持续上升的问题。为此，在教育改革方案的探索过程中，以南希·霍夫曼（Nancy Hoffman）为代表的美国政策企业家（policy entrepreneur）广泛参考6个国家（澳大利亚、奥地利、德国、荷兰、挪威和瑞士）的教育实践，并从中选取了“最佳实践”。它体现了全球化的积极一面—— 基于本土需求主动借鉴他国经验。再次，尽管美国的政策企业家们发现了适宜的政策理念（将中等教育与中等后教育、学校与雇主连接在一起，满足青年的多样化发展需求），但也敏锐意识到该理念在本土推行时可能面临的情境差异。美国这一政策有效地回应并调适了本土化过程中遭遇的张力和冲突。最后，该政策在实践中取得较大的反响。自2011年首份倡议报告《通向繁荣之路：培养21世纪美国青年所面临的挑战》（Pathways to Prosperity: Meeting the Challenge of Preparing Young Americans for the 21st Century）发布以来，美国掀起了持续十余年的“职业生涯路径”（career pathways）运动。许多学校、学区和州都开始采纳“职业生涯路径”的理念，以支持高中毕业生做好进入大学和职场的准备。^[3]4从持续性和影响力来看，该政策可以被视为21世纪以来美国一项比较典型的教育改革。

基于以上考量，本文旨在通过对这一案例的剖析，更具体、深入地揭示教育政策本土化的内在逻辑与实施路径。案例的重点是展示美国政策企业家在借鉴他国教育模式时的动机和反思，以说明本土化不只是移植他国模式以完成政策任务的过程，更关键的是主动发现和利用差异，将借鉴过程中的障碍转化为政策创新的资源，并探索出适宜自身发展的道路。在这一过程中，扮演“中介”角色的政策企业家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关注他们如何搜集、解读他国经验，以及引导本国政策的制定，对我们理解教育政策借鉴和跨国迁移具有重要意义。因为有时接收方系统所建构的他国似乎比“真实”的他国更为关键。

二、分析框架：教育借鉴的接收—转译模型

英国学者大卫·菲利普斯（David Phillips）和金伯利·奥克斯（Kimberly Ochs）曾提出一个四阶段模型来理解教育政策借鉴的复杂过程：跨国吸引—— 决策—— 实施——内化/本土化。^[4]四阶段模型以本土化作为高潮和结尾。美国学者吉塔·施泰纳-卡姆西也关注到这一过程，但她没有采用线性视角，而是基于卢曼的社会系统理论，提出关于教育借鉴与迁移的系统理论。她认为，教育是一个封闭的运作系统，当系统在应对不确定性、扰动或阻断时，会通过暂时向其他功能系统或普遍化的他者（“世界”）开放，再根据自己的编码和逻辑重新构建或解释这些外部刺激。^[5]329由此，吉塔提出“接收”（reception）和“转译”（translation）这两个概念。其中，“接收”指的是封闭的运作系统暂时开放，在教育政策借鉴中表现为“通过比较来确定当前的‘最佳实践’，形成一套体系化的‘参考标准’并从中吸取教育经验”。“转译”则是系统自身进行的调适，即对所借鉴的政策进行本土阐释或重构。^[6]153而系统之所以能进行这样的运作，是因为其具有“自我参照”（self-reference）和“自创生”（autopoiesis）的特性。^[7]正如卢曼所言，系统总是会再生产一种双重参照（eine doppelte Referenz），即区分自我参照（Selbstreferenz）和他者参照（Fremdreferenz），并在其参照的想象空间中再生产自身，其方式是通过沟通运作，不断更新作为其自创生形式的对自我参照和他者参照的区分。^[8]

金登提出的“政策之窗”概念有助于我们理解“接收”的时机。金登认为，以下三股源流的汇合可能会产生政策方面的变化：问题源流、政治源流和政策源流。^[9]255其中，问题源流指的是吸引公众注意的一些现实事件或状况，它使特定的问题成为政府的主要关注对象。政治源流指的是公众舆论、政党组织和利益集团为在政府中获得或保留权力而产生的对执政权威的要求和期望。政策源流指的是政策共同体的专家们（包括政府工作人员、学者、权威人士、智库等）提供的各种政策解决方案。^[10]但多源流理论并没有考虑到跨国因素对政策制定过程的影响。^[11]全球化时代，教育政策的借鉴和输出是常态，因此政策源流更多是以“最佳实践”或“国际标准”的形式呈现。“国际标准”在为政治决策者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向其提出了挑战。这种挑战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罗宾·亚历山大（Robin Alexander）指出的：即便“X”可能是某些教育系统表现更佳的共同特征，但这并不意味着“X”与教育系统的成效之间存在因果关系。^[12]二是尽管任何政策或策略都可以被轻易地复制或借鉴，但令其成功的具体文化和环境条件却难以被复制或借鉴。^[13]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吉塔提出“转译”的概念。她认为，在多样化环境和特定问题情景中，不同的参照系统及其反思环境能够发展出独特的知识体系和价值观念，并将之传递给其他的功能系统。这一创见将政策借鉴研究的注意力聚焦于特定的文化背景，探讨的是地方性的重要意义，承认简单地移植“最佳实践”是行不通的，需要将目光投向他国教育经验的背后——分析不同文化背景和实践条件的差异及其原因，以获得多维度的见解和策略。

基于上述理论，本研究构建教育借鉴的接收—转译模型（图1），并尝试用其分析美国“职业生涯路径体系”这一政策的制定过程。首先，问题源流、政治源流和政策源流三股源流汇聚，在政策之窗开启后，给政治系统和教育系统创造了“接收”的契机，使“最佳实践”作为一种参照系进入接收方系统的视野。接下来，该系统将开始对他国经验进行“转译”，经由他者参照、自我参照，生成符合系统自身逻辑的新要素（自创生），进而达成教育改进或创新的目的。吉塔认为，参照的目的是让系统观察到自己与环境之间的差异，从而将其与环境区分开。自我参照和他者参照都与观察行为有着内在的联系^[5]331，前者是系统内部的运作，后者涉及系统与环境的互动。自创生则是指系统通过其内部要素实现自我生产，而这些要素又构成了系统与环境之间的边界。下文将以此模型为分析框架，剖析美国“职业生涯路径体系”的设计过程。

三、“接收”他国经验的契机：美国建立“职业生涯路径体系”的动因

政策借鉴研究强调回到具体的政策情境，探究外化（externalization）现象的成因，并分析政策借鉴发生的时机。^[14]“外化”即系统自身向外部环境开放，但这种开放是有选择地进行的。^[15]美国建立“职业生涯路径体系”的初衷在于满足青年多样化的发展需求，其设想是构建一个以职业为中心的路径体系，通过衔接高中与社区学院，整合学术知识、技术技能、职场知识和工作经验，助力青年实现从学校到工作的过渡。^[16]24下面分别从问题源流、政治源流和政策源流三方面，分析政策企业家倡导建立“职业生涯路径体系”的契机，以理解美国在何种情境下选择开放并决定吸收他国经验。

（一）问题源流：金融危机后美国国内对教育改革的呼吁

焦点事件与危机往往能引发决策者对问题的重视。^[9]119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国内劳动力市场急速恶化，大批青年面临“从心怀梦想到跌落尘埃”的命运转变。美国经济学家安德鲁·萨姆（Andrew Sum）指出，2001-2010年对美国来说是“失去的十年”。这一时期，美国经济增长乏力，就业机会萎缩。最先受到影响的就是青年，“16-19岁的青年就业率从2000年的45%骤降至2011年的26%，20-24岁的青年就业率也从72%下降到61%”^[17]3。在此背景下，美国各界都开始关注如何改善青年的境况。2009年，美国总统奥巴马发表声明，提出要开辟一条道路以恢复美国在高等教育领域的国际领导地位。他“呼吁每个美国人都承诺至少接受1年的高等教育或职业培训。无论选择哪种途径（社区学院、四年制大学、职业学院还是学徒制项目），每个美国人都应取得高中以上学历”^[18]。在该声明中，奥巴马总统强调要把更多的资源投入到那些不以获取学士学位为前提、却能为青年做好职业准备的项目中去，倡导关注社区学院、职业培训和学徒制在拓展高等教育途径中的作用。有研究表明，接受高等教育是青年群体获得就业机会的关键途径。在25-30岁的青年中，那些至少拥有大专文凭的青年比只有高中或以下学历的青年更有可能获得就业机会。^[17]11

尽管大多数美国学生怀揣着上大学的梦想，但现实是超过30%的美国青年无法在20多岁时获得学士学位。所谓的“全民上大学”（College for All）实际上是一句空洞的口号，因为能够达成这一目标的美国青年不足1/3。^[19]9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008年的数据显示，美国是所有工业化国家中大学辍学率最高的，高达53%。^[20]此外，不同层次的高等院校在辍学率方面存在显著差异。美国顶尖大学的“按时”毕业率超过90%，而这一比例在社区学院却不足30%。^[19]10可见，美国的教育体系难以充分满足社会需求和学生期望，亟待优化和改革。因此，解决教育供给与青年劳动力市场需求不匹配的问题就被联邦政府提上政治议程。

（二）政治源流：“全球话语”引导利益集团结成政治联盟

2008年奥巴马当选总统后，美国国内两党的政治博弈加剧。以奥巴马为代表的民主党人主张加强联邦干预，希望通过扩大公共支出和加强市场监管，尽快恢复经济。而共和党则主张减少联邦干预，支持地方自主，倡导减税和市场化方案。两党对青年问题的态度也体现了其治理理念的根本性分歧。奥巴马上任后，很快就颁布《美国复苏与再投资法》（American Recovery and Reinvestment Act），计划投入超10亿美元用于青年暑期就业计划和社区学院职业培训补贴，直接创造短期就业岗位，并提升青年技能。^[21]但共和党则批评该法案刺激经济的方式属于过度支出，会增加包括青年在内的子孙后代的债务，因此主张减少政府监管，释放私营部门的创新能力，为青年创造就业机会。2010年中期选举后，共和党又重新夺回众议院控制权，使两党分歧进一步加剧。

全球化时代，“全球话语”常作为政策制定者论证其变革合法性的工具。“全球”“世界主义”等词似乎与发达、开放的关系越来越紧密。这些术语就像国家变革的催化剂，在需要的时候，被注入本地的意义。^[22]383经合组织作为国际标准的代言人，其政策倡议不仅作为一种“全球话语”被本地政府借用，而且也是探索“满足青年多元需求新路径”的合法性工具。在《通向繁荣之路：培养21世纪美国青年所面临的挑战》这一报告中，罗伯特·施瓦兹（Robert B. Schwartz）等人大量引用经合组织发布的两份国际性报告：《为就业而学习》（Learning for Jobs）和《为了青年就业》（Jobs for Youth）。这两份报告强调弥补青年技能短板的重要性，并提出将工作和学习相结合的方法。上述观点不仅为“职业生涯路径体系”的设计提供了思路，而且也为其建立提供了可靠的理由。很快，施瓦兹等人的倡议就得到美国企业、慈善领袖、政策制定者和民选官员的关注与支持。就这样，在高度分歧化的政治环境中，“职业生涯路径体系”很快成为少数几个能够获得两党广泛支持的公共政策倡议之一。总之，国际组织倡导的“全球话语”和国内的“复苏愿景”共同作为政治话语进入了利益相关者的视野，帮助美国的各利益集团结成了联盟。

（三）政策源流：在全球范围内搜寻可行的政策解决方案

据威廉·C·西蒙兹（William C. Symonds）等人分析，大多数美国青年被排斥在教育体系和就业市场之外的原因是：“我们的制度还没有进化到能够为这个世界中所有的年轻人服务……年轻人之所以感到失望，不是因为我们漠不关心，而是因为我们过分集中地关注少数几条通往成功的道路。对多数年轻人来说，四年制大学似乎是通往成功的唯一道路。这虽然是一条可行的路，但并非所有学生都适合或需要大学教育。这当中有许多学生因其所受的教育与劳动力市场需求脱节而感到沮丧”^[19]13。事实上，早在2006年，美国劳工部就在《卡尔·珀金斯生涯与技术教育法》（Carl D. Perkins Career and Technical Education Act of 2006）中提出整合学术与职业技能的目标，但因金融危机导致的资金不足而未能全面落实。“职业生涯路径体系”部分继承了之前的改革思路，并广泛参考了其他国家的方案。

尽管各国高中的职业技术教育结构不同，但总体来说可以分为两种模式。一种以企业为基础，通常被称作“学徒制”或“双元制”，即要求学生将1周中的3-4天时间投入到企业安排的带薪实训中，余下的1-2天则在教室学习相关理论。德国拥有最古老、最著名的双元制，能够提供300多种职业类型的培训。另一种则以学校为基础，学校会提供部分基于工作的学习。采用这种模式的国家通常会向学生介绍广泛的职业领域（如医疗保健或信息技术），然后在第三年缩小职业培训重点^[19]15，尤以新加坡为代表。

对美国来说，第一种模式极具吸引力，因为第一种模式证明设计一个兼顾青年发展需求与雇主要求的职业生涯路径体系是可行的。^[16]25因此，以施瓦兹为代表的研究者提出，要将教育改革的焦点转向“如何帮助学生更好地为升入大学或迈入职场做准备”，并主张通过构建更加清晰且多元的职业生涯路径，满足更多青年的利益和需求，引导其走向成功。^[19]24美国希望能借鉴欧洲国家的双元制/学徒制经验，为建立“职业生涯路径体系”提供政策支持。

2012年4月，美国劳工部、教育部、卫生与公众服务部共同建立联邦合作伙伴关系，并发布了一封影响广泛的联合承诺信，该事件标志着“职业生涯路径体系”的政策之窗开启。政策之窗是根据给定的动议而采取行动的机会。^[23]联合承诺信宣称，要“发展一项前景广阔的战略，加强公共机构与雇主在教育、培训、就业及社会服务方面的协调合作，推广职业生涯路径，帮助青少年和成人获得符合市场需求的技能和行业认证的证书”^[24]。

四、“接收”他国经验的考量：美国“职业生涯路径体系”参照国家的确立

正是在政策争论加剧的时刻，外化（externalization）才会发生——人们开始参照其他教育体系。吉塔认为，接收（或外化）的普遍做法是确立一个参照系。它需要是被验证过的、有前景的教育“模范”^[22]384，即比较教育中常被讨论的“最佳实践”。下面将探讨美国“职业生涯路径体系”参照国的确立过程，目的是回答以下问题：本土行动者为何青睐某一特定的他国实践经验？该经验的“卖点”是什么，主要回应并解决哪些问题？

（一）瑞士作为“最佳实践”

美国在寻找“最佳实践”的过程中，始终遵循一个基本原则：尽量避免过早地分轨，并借鉴欧洲最强大系统的特征。基于这一原则，美国的政策研究者们提出，可以把瑞士作为职业生涯路径体系的参照国家。这首先是源于一些基本事实：瑞士是一个小而富有的国家，虽然自然资源匮乏，却是全球创新领域的佼佼者。瑞士在全球创新指数（Global Innovation Index）排名中一直名列前茅，在2024年位列全球第一。^[25]瑞士的人均年收入超过8万美元，拥有强大的出口导向型经济，80%的产品销往海外。瑞士的经济繁荣主要依赖于人才，尤其是受过职业教育的高素质技术和专业人才。瑞士的就业市场与教育系统之间的关联性较为显著，能够提供多样化的职业资格课程，以服务广泛的学生群体。最吸引美国的是，瑞士是欧洲青年失业率较低的国家。^[26]1不过，瑞士的成功不仅在于其经济成就，而且也在于其在教育、多样性和公平方面的价值承诺。这些都是吸引美国政策制定者关注瑞士经验的关键因素。在教育方面，瑞士培养的传统大学毕业生数量相对较少，并将更多精力投入到应用科学大学毕业生的培养中。瑞士并没有选择扩大其高等教育的规模，而是发展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 System），增加了职业学习的种类，包括儿童保育、信息技术、老年人护理、先进制造业等。在多样性方面，瑞士的语言和种族都非常多元，约有1/4的居民在外国出生。更为关键的是瑞士在公平性上的努力，瑞士特别注重将处境不利学生纳入教育体系，采用激励政策鼓励雇主接纳这些学生，他们中有大部分来自贫困家庭或具有移民背景。

（二）政策企业家对“最佳实践”的阐释

尽管瑞士分轨的做法并不吸引美国，但“职业生涯路径体系”的倡导人霍夫曼和施瓦茨表示，美国各州仍可以从瑞士的经验中获得灵感。在教育领域，瑞士模式主要有三个方面吸引了美国的关注。首先，在瑞士的教育体系中，职业教育与培训属于真正的主流。瑞士的职业教育吸纳约70%的青年^[16]27，他们活跃在各种工作场所（如工厂、银行、保险公司、汽车维修店等）。在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得分位于最高两个等级的瑞士学生中，45%的学生都选择了职业教育，这表明职业教育在瑞士享有良好声誉。^[27]751然而，美国的情况却恰恰相反：美国的职业教育常被视为那些不具备进入大学的能力或动力的学生的“回收站”^[28]，社会声誉欠佳，大众接受度较低。

其次，瑞士的职业教育与培训系统是一个“双元”体系，即学生在实际工作环境和职业学校之间轮换学习。他们每周有3～4天在企业中进行实践学习，1～2天在职业学校学习理论知识。学徒的起薪每月大约在700-800美元之间，到第三或第四年，可增至每月1000-1100美元，这对学生来说非常具有吸引力。^[27]752学徒期满后，学生可以选择直接就业、攻读应用科学大学学位或转入综合性大学。^[29]相比美国，瑞士模式能有效为多数高中生提供除传统学术路径以外的发展选择，更好地实现从学校到工作的过渡。

再次，瑞士的制度设计实现了雇主与青年人的“双赢”。霍夫曼和施瓦茨指出，瑞士的教育系统在培养具备技能和市场价值的青年，并满足雇主对生产力与竞争力的要求方面，表现优于大多数发达国家。^[26]2“一个愿景，三个伙伴”是瑞士模式的核心优势。一个愿景指的是，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瑞士未来的经济繁荣与瑞士青年的健康发展。三个伙伴分别代表联邦政府、雇主协会和州政府，三者有着非常明确的责任和分工。联邦政府发挥引导和规范作用，负责制定、修订和支持职业教育培训的标准。雇主协会作为全国性组织，负责设定行业标准、职业教育和培训内容、专业教育和培训项目的内容，并依据经济形势的变动，决定何时开发新的职业项目。州政府在各州教育的组织与管理中承担主要责任。每个州均设有一个职业教育培训办公室，负责监督职业教育培训项目的实施，以及资助和运营职业信息与咨询中心网络，为青年提供从义务教育到职业教育的过渡指导，协助雇主推广学徒制，并确保其符合国家质量标准。^[26]9-11这构成了一种公私合作关系：雇主支付学徒津贴，联邦政府承担学校费用，行业协会提供职业标准和导师指导，三者缺一不可。^[26]17

总之，瑞士模式对美国的吸引力是多方面的。首先，瑞士设计了一个既能适应活跃、高效的经济体，又能促进青年健康成长的职业与技术教育体系。这一点给美国的政策企业家留下了深刻印象。其次，瑞士的就业市场与教育系统之间的关联性较为显著，能够提供多样化的职业资格课程，服务广泛的学生群体。最后，瑞士特别注重将处境不利学生纳入教育体系，鼓励雇主接纳这些学生。因此，“职业生涯路径体系”的倡导者将瑞士视为一个“模范”，使其成为美国改革的参照社会（reference society）。利用瑞士这一参照社会，政策企业家指出美国教育体系的短板，进而引导人们接收他国经验。这说明，选择哪种“参照社会”并不完全由客观事实所决定，也依赖系统对参照社会的感知和阐释。所提及的地方实际发生的情况往往是次要的，关键在于观察者期望看到的事物。^[30]由此可见，真正的“跨国吸引力”并不只源自他者光辉的成就，更源于政策企业家们基于本土考量对他者所进行的阐释。

五、“转译”他国经验：美国对瑞士模式的本土调适

对他国经验的“转译”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情景问题”是教育迁移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31]厘清这一问题的关键是回到本土语境，看它如何对他国经验进行改造（再语境化），及其对现有政策、结构产生了何种影响（内化）。^[6]162卢曼社会系统理论中的几个概念（自我参照、他者参照和自创生）为解释这一改造过程提供了有力的分析工具：系统的自我参照和他者参照的特性推动了再语境化（recontextualization），而内化（internalization）则体现了系统的自创生特性，即教育系统能够用自己的语言和交流代码转化政治系统的要求，发挥自己特有的功效。

（一）他者参照：借鉴瑞士的挑战

他者参照是系统通过外部视角或利用参照社会获取信息的方式，也是识别新生产要素的基础。系统只能通过对自我参照和他者参照的区分来进行观察，自我参照涉及系统自身，他者参照涉及环境。^[32]99他者参照强调，社会系统除了将自己观察为行动序列，也必须观察环境，建构出这个行动所要传达的信息，以便让自我能够依据这个信息来决定接下来该如何行动。^[32]101需要注意的是，观察者的结构特征会影响其所感知到的内容的结构特征。换言之，他者参照也经过了系统内部的选择模式和运作逻辑的过滤。^[33]

将成功的教育模式直接从一个政治文化环境复刻到另一个政治文化环境中是不可行的，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很容易就识别出瑞士模式不适宜在美国实施的理由。首先，双轨制有赖于早期的分流，需要学生在14岁左右就做出职业选择，它还需要一定程度的集中规划，这在一定程度上有违美国的民主诉求。因为早在20世纪初，约翰·杜威（John Dewey）就指出，如果将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分割为两个独立系统，那么可能会导致富人子弟进入普通学校接受古典文化教育，而社会下层的劳动人民为了获得谋生的技艺，只能进入职业学校进行技能训练。这种分化可能会阻碍美国社会走向完整的民主道路。^[34]因此，杜威主张让学术课程与职业课程相互整合，将职业教育作为普通教育的一部分纳入公共教育体系。^[35]这种反对职普分离的思想传统，是美国不愿采用欧洲双轨制的重要原因。

其次，学徒制模式建立在欧洲的行业和贸易传统上，而美国并不具有这种传统。瑞士的雇主们为了确保行业拥有稳定的合格劳动力，会通过行业协会与政府合作，共同制定统一的培训标准和课程，以确保学徒可以在不同的企业间流动。但大多数美国雇主缺乏参与职业教育的强烈动机。归根结底是他们难以相信十六七岁的青少年能为公司创造利润价值。美国的学徒制通常面向20多岁的成年人，而非高中教育的一部分。因此对美国人来说，很难想象每周有3天的时间在工作场所学习。^[27]754

最后，受传统文化观念的影响，美国的职业生涯与技术教育（Career and Technical Education）在社会中往往受到轻视。即便是杰出的教育领导者（包括那些主要给低收入少数族裔学生服务的学区负责人）也容易忽略职业生涯与技术教育的重要性。^[19]28不过，职业生涯与技术教育的目标不是将学生强制分流，而是鼓励他们依据能力和兴趣做出适合自己的选择，同时帮助那些对传统学术课程不感兴趣的学生重新找回学习的乐趣。但遗憾的是，文化偏见阻碍了职业生涯与技术教育在美国的发展，也增加了建立“职业生涯路径体系”的难度。

总之，他者参照使美国的政策企业家注意到瑞士模式，并意识到借鉴的多重挑战，包括贸易传统（美国雇主缺乏培养劳动力的传统）、文化观念（职业教育在美国文化传统中未受到足够重视）及培养理念（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应被视为不可分割的整体）等。这间接促使政策企业家们将关注点放到如何基于差异进行重构，而非对瑞士模式的直接采用。

（二）自我参照：保持美国自身的强大优势

自我参照是指系统在其运作过程中能够指涉自身，并以此作为其认知与运作基础的特性。^[36]3自我参照能为系统提供信息，而且可以帮助系统从自身发掘新知，从而直接促进系统的自创生。^[37]213或许在某种程度上，美国的职业生涯与技术教育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远远落后于瑞士。但当美国国家教育与经济中心（National Center on Education and the Economy）的负责人马克·塔克（Marc Tucker）去咨询彼得·德鲁克（Peter Drucker）是否要参照欧洲国家建立起正式的职业技能标准体系时，却得到了这样的回答：“美国之所以能成为一个蓬勃发展、充满活力的经济体，是因为其劳动力市场的高度灵活性。这使它不仅能够迅速转变，而且能够短时间内利用所需的专业知识来达成这一目标。”^[38]6

在德鲁克看来，美国的一大优势在于，它不像那些在中世纪就已形成行会制度的国家那样，具备正式的资格认证体系。这种资格标准变化缓慢，不利于国家或企业应对市场、技术和工作组织的快速变化。^[38]6因此，对美国来说，最好的做法是建立一个由少量正式证书构成的系统，使学习者能够有更多机会从各类机构中快速获取新技能。

霍夫曼同样重视为学习者提供适应环境动态变化的教育机会。她指出，“职业生涯路径体系”所要强调的并不是帮助学生获得特定职业技能的发展，而是接受更广泛的教育，这才能使美国的工人能在一个越来越复杂、动态，甚至在一夜之间就会被人工智能所取代的工作世界中保持灵活性。或许，对于某些国家来说，借鉴职业教育培训的“最佳实践”是有效的，但对美国来说却可能是危险的。美国的强大源于其教育系统能对本地的劳动力市场做出快速地反映，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社区学院。社区学院是20世纪初为适应工业化对特定劳动力的迫切需求而兴起的^[39]，其优势在于能够灵活、快速地响应社区不断变化的教育与经济需求，成功地培养大量急需的劳动力。顶尖的社区学院是美国高等教育中最具创业精神、对市场反应最灵敏的机构。对美国而言，真正的挑战是要将大量表现不佳的社区学院转变为人力资本的孵化器。

反思是自我参照的一种特殊形式，它需要特定资源，甚至是特定的专家支持。系统通过持续地反思，将自身作为关注的焦点。^[40]正是依靠德鲁克和霍夫曼等专家的努力，美国的“职业生涯路径体系”走向了基于本土语境的制度创新。美国的政策企业家没有直接复制瑞士模式，而是通过自我观察，对现有教育模式进行反思，探索出一条相对独特的发展路径。

（三）自创生：美国设计方案的创新

自创生系统不只是“自我创造”的组织系统，它们不仅产生而且最终能改变自己的结构。^[36]3其生产过程是将上一次的输出作为下一次的输入，实现递归式的自我再生产，系统的统一性就寓于自我再生产的网络之中。在自创生中，新元素的产生依赖于系统先前的运作，同时也是后续运作的先决条件。^[37]37美国原有的职业生涯与技术教育存在进出节点模糊、各州之间标准不统一、学生接受教育的机会有限等问题。因此，美国的政策企业家们在参照瑞士的经验和反思自身的基础上，创造出“职业生涯路径”的概念。

与“轨道”相比，“路径”是一个更符合美国人价值观的隐喻。因为轨道是通过预先设定的规划路线到达固定的目的地，以限制灵活性的代价为乘客换取便利。而路径更像徒步者们面对的多种选择，他们需要比乘坐火车的乘客花费更多的精力，甚至还需要克服很多阻碍，却可以沿着自己选择的路线自由漫步。徒步过程中，每个人按照自己的节奏前进，而不是遵循时间表。“路径”代表着更多的可能性而不是限制。^[3]94-95但这也意味着各个路线之间必须能相互连接，使徒步者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进行职业转变，并且在新的职业领域能够持续学习。同时，路线要足够透明（transparency），需要有一些信号帮助青年了解“路径”是什么样的，让其感受到是可以沿着路线行动的。

从“轨道”到“路径”的转换中可以看出，美国的政策企业家在学习瑞士优势的基础上，提出了具有本国特色的架构。这种创造性源于美国对单轨制的坚守和对本国市场灵活性优势的深刻洞察。美国在保持固有优势的基础上，汲取瑞士模式的核心优势—— 雇主与教育系统的紧密合作，从而将外化的动力转化为内化的灵感，对本国教育系统进行了调整。

为此，“职业生涯路径体系”在课程、制度和组织层面进行了要素革新。在课程上，美国传统的职业培训项目通常只有一个进入点和退出点，以颁发证书作为培训的结束。“职业生涯路径体系”则尝试为学生提供清晰的职业阶梯（career ladders）或职业地图（road maps），明确职业培训与行业内就业水平之间的关联。^[41]在制度方面，“职业生涯路径体系”探索出“可叠加的证书”（stackable credentials），通过短期培训并提供证书或学分的方式，帮助学生弥补紧缺的知识和技能，向雇主清晰地展示他们的职业资质，给学生提供更多职业发展的机会。在组织上，“职业生涯路径体系”进一步拓宽社区学院的功能：一方面，加强与雇主和行业协会的合作，共同开发高增长、高需求领域的学位或证书课程；另一方面，由社区学院联合其他提供培训的组织（如职业培训机构、社区组织），对标目标行业和职位，提供更契合产业发展的课程，以弥补传统职业教育培训的不足。

总之，“职业生涯路径体系”的设计者通过理念、课程、制度甚至机构功能的创生，改善了原有的教育结构，并为系统下一阶段的有效运作提供新的基础。这个过程中，系统将观察到的差异作为内生性创造的来源。

六、结语

“政策借鉴”是当代教育政策制定中的重要维度。在全球化背景下，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渴望从全球教育的参与和交流中汲取有益经验来促进自身的发展。不过，教育也因此被编织进新的“全球范式”，被跨国网络（政府和非政府）以及国内机构和力量所渗透^[42]，并逐渐成为一个多元利益博弈的决策舞台。本文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探讨他国经验如何本土化的问题。

研究发现，问题源流、政治源流和政策源流均受到跨国因素与本土需求的影响，三者汇流触发一国开启改革的“政策之窗”，并愿意接收他国经验。不过，接收谁以及如何接收等问题取决于作为中介者的政策企业家对国际环境的观察。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对待“全球范式”的态度十分审慎。它没有选择直接“接收”瑞士经验，而是在设计之初就考虑到“最佳实践”与本土文化实践情景的差异，并将更多的精力用于如何以差异为核心，理解和推动本国教育变革。基于他者参照，美国的政策企业家反思了教育系统自身存在的问题，如青年发展路径的指向性、多样性不足，各州间缺乏统一的学术和行业标准所导致的教育经历认证困难。然后，经由自我参照，他们重新审视了本土教育的固有优势，并将之上升为提升国家竞争力的重要战略，具体体现为对单轨制的坚持，对教育体系与劳动力市场灵活性的凸显，以及对教育公平和多样性价值的关切。上述这些因素推动美国基于自身的文化逻辑和运行机制创造出“职业生涯路径”的概念，并以此对原有的教育结构进行改造，从而完成了有效的政策转译。

在当前跨国教育政策迁移与借鉴日益普遍的背景下，教育系统的维持不仅需要他者参照，而且更需要自我参照，才能实现可持续的运作。美国的案例表明，系统会对观察进行观察。政策企业家们会对他国政策的价值进行文化距离、制度兼容性等维度的评估，形成一种新的“综合”，并将之作为下一次运作的输入。这说明，在借鉴他国经验时，可将思考焦点从“某国模式在本土是否可行”转向追问“什么样的‘接收—转译’过程是正当且有效的”，以力求更全面地把握当下教育政策借鉴的多重逻辑和张力，寻求本土创新的可能。教育借鉴的最高境界不是模仿，而是在吸收借鉴的基础上实现超越。^[43]唯有通过深度甄别与反思，方能在借鉴他国经验的基础上探索出真正扎根于本土的创新性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