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解读东汉鸿都门赋这一历史个案，还原并诠释我国古人对俗赋最早的感性认知，是相当有意义的。与此相同的认知，也显现于俗赋选集中。而今，此认知将有助于区畛雅赋与俗赋。鸿都门赋，所来有渐。先秦以来，不仅文士们往往多有俗赋之作，出现了以荀况、宋玉、刘安、枚皋、王褒、扬雄、曹植、傅玄父子以及束皙等为代表的众多文人俗赋作家或作家群，而且，还至少出现了五次民间俗赋的潮涌。官民判定雅俗的基准彼此歧异，故蔡邕与鸿都门赋的冲突，实则是在朝文人俗赋与民间俗赋的对峙。现今戏曲中，丑角“以声节之”的口诵俗赋，应是古人“不歌而诵谓之赋”的嫡传。文人俗赋自有其经典之作，其沾溉所及，不可低估。
毕庶春，辽东学院中文系教授
原 载《文史哲》2012年第3期，第63-71页
一、古人对俗赋最早的感性认知
古人对俗赋是否有所认知，此认知始于何时，见于何书，此认知是否也曾体现于辞赋选集之中，而今，我们又应该如何看待这一认知，对此，我们不妨观流溯源，振叶寻根，试作考察。
见贤思齐，如同西汉武帝、宣帝一样，东汉灵帝也酷好辞赋。《后汉书》中，其《杨赐传》、《蔡邕列传》和《阳球传》等都言及东汉灵帝喜好鸿都门赋一事。鸿都本是东汉朝廷收藏典册文章之处（《后汉书·儒林列传》）。光和元年（178），汉灵帝设鸿都门学（《后汉书·孝灵帝纪》）。此后，曾于此鸿都门“榜卖官爵”（《后汉书·崔骃列传》），也曾于此“招会群小，造作赋说”（《后汉书·杨赐传》）。“初，帝好学，自造《皇羲篇》五十章，因引诸生能为文赋者。本颇以经学相招，后诸为尺牍及工书鸟篆者，皆加引召，遂至数十人。侍中祭酒乐松、贾护，多引无行趣埶（势）之徒，并待制鸿都门下，憙陈方俗闾里小事，帝甚悦之，待以不次之位。”邕又上封事曰：“夫书画辞赋，才之小者，匡国理政，未有其能。陛下即位之初，先涉经术，听政余日，观省篇章，聊以游意，当代博弈，非以教化取士之本。而诸生竞利，作者鼎沸。其高者颇引经训风喻之言；下者连偶俗语，有类俳优。”邕又进言曰：“尚方工技之作，鸿都篇赋之文，可且消息，以示惟忧。”（《后汉书·蔡邕列传》）
综合《后汉书·蔡邕列传》等所述，鸿都门赋的特色可以归结为以下四点：
（一）“憙陈方俗闾里小事”。所谓“方俗”，即地方风俗。《南史·循吏列传》云：“（梁武帝）乃命轩以省方俗，置肺石以达穷人。”所谓“闾里”，即市井乡野之处。所谓“小事”，即世俗琐事。简言之，“憙陈方俗闾里小事”，即鸿都门赋当特别热衷并长于民风民俗、琐屑事物的铺写。
（二）“连偶俗语，有类俳优”。俗语，即民间用语，所谓“连偶俗语”，即连缀俗语以成对偶之句。严羽《沧浪诗话·诗法》云：“学诗者先除五俗：一曰俗体，二曰俗意，三曰俗句，四曰俗字，五曰俗韵。”对于这段文字，虽然有见仁见智的理解，但对于“五俗”，也可以解如许彦周《诗话》所谓“浅易鄙陋之气”，而郭绍虞先生在《沧浪诗话校释》中，业已列出此解。古人隆雅抑俗，因此，俗语被斥之为“鄙陋”、“鄙俚”，实不足为怪。屈原“出见俗人祭祀之礼，歌舞之乐，其词鄙陋。因为作《九歌》之曲”（《楚辞补注·九歌章句》）。又，“盖通俗劝善之书，为下里愚民而设者，故语多鄙俚”（《四库全书总目·子部杂家类存目·言行汇编》）。总之，此处之所谓“俗语”，自是指“俗人”、“下里愚民”之语而言。因此，“俗语”是具有“浅易鄙陋之气”的民间用语。
（三）“其高者颇引经训风喻之言”。由此可知，鸿都门赋大多忽视讽喻。
（四）其“造作赋说”者，“为鸿都文学乐松、江览等三十二人”（《后汉书·阳球传》）。阳球指斥“（乐）松、（江）览等皆出于微贱，斗筲小人”（同上），杨赐指斥之为“群小”（《后汉书·杨赐传》），而蔡邕则指斥之为“有类俳优”。
综合上述四点，鸿都门赋的特色，是两“小”、两“俗”。所谓两“小”，即“小民”“憙陈”“小事”；所谓两“俗”，即以“俗语”写“方俗”。总之，鸿都门赋题材的低俗纤小与语言的世俗性，是蔡邕等人所着力指斥之处，而这两点却正是民间俗赋最本质的特征。迄今为止，东汉蔡邕等人对鸿都门赋的认知，似应是古人对俗赋特质最早的感性认知。
二、鸿都门赋的四大特质具有俗赋的共性
殊途同归，异曲同工，在东汉前后，与之相同的感性认知，是否还曾有所显现，是否有体现这一感性认知的俗赋作品集，总之，鸿都门赋的特质在实践中是否具有普遍意义？对此，现考察并验证如下。
我们试以鸿都门赋作为考察的基点，其前则取秦汉杂赋，其后则取唐之俗赋，取明代话本小说集《绣谷春容》（含《国色天香》）中所编辑的俗赋集。现以此三个资料作为考察的核心，试与鸿都门赋的四大特质，作逐一比较。在作比较之前，需要说明的是，对于秦汉杂赋、唐之俗赋，人们比较熟悉，似乎无须饶舌。而《绣谷春容》（含《国色天香》）中所编辑成的俗赋集，则必须先作些评述。明代人编辑的话本小说总集，《绣谷春容》与《国色天香》中分别收载有赋作。《绣谷春容》中《杂录》的第六类，名曰《游翰摭粹》收录有历代赋，共有26篇之多。现移录其篇目如下：
《思慎赋》、《知止赋》、《知非赋》、《谦受益赋》、《释梦赋》、《昂藏赋》、《蠢子赋》、《逐贫赋》、《屈屈赋》、《释惭赋》、《唆讼赋》、《赌博赋》、《礼贫赋》、《憎苍蝇赋》、《憎蚊赋》、《病狗赋》、《白发赋》、《胡须赋》、《歪头赋》、《鬎鬁赋》、《秃指赋》、《瞎子赋》、《毛里眼赋》、《扇赋》、《丫鬟赋》、《顺风船赋》。
《国色天香》中之《杂录》卷三《戛玉奇音》内收载赋20篇。现移录其目录如下：
《男相思赋》、《女相思赋》、《采桑赋》、《落叶赋》、《梅兄请名赋》、《柳赋》、《荷花赋》、《鹤赋》、《文鹿赋》、《莺啭赋》、《麟赋》、《月赋》、《屏风赋》、《几赋》、《酒赋》、《叹逝赋》、《笔赋》、《砚赋》、《纸赋》、《墨赋》
二书共收载赋46篇，只录有赋文，而均不署作者姓名。
《绣谷春容》所收录的26篇赋中，少数可以查知作者姓名的赋作，有西汉扬雄的《逐贫赋》（见江苏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影印本《历代赋汇》之《外集》卷十九），西晋左思的《白发赋》（同上），唐刘知幾的《思慎赋》（见《正集》卷六十九）、唐李德裕的《知止赋》（同上）、宋欧阳修的《憎苍蝇赋》（见《正集》卷一百四十），以及明黄省曾的《礼贫赋》（见《补遗》卷二十二）等。其中，《唆讼赋》，全赋又见之于明清溪道人所编著的小说《禅真逸史》第二十五回，文字上大同小异，似是在援引中略有改动。《国色天香》所收录的20篇赋中，不乏西汉刘安及其宾客之作，恕不一一赘述。
结合秦汉、唐、明之赋作，试将其与鸿都门赋的四个特质，分别作相应的以下两个层面的考察。
其一，先考察鸿都门赋的“憙陈方俗闾里小事”、赋无“风喻之言”和赋作者为“斗筲小人”这三大特质与辞赋发展的关联。综观《绣谷春容》与《国色天香》中的这46篇赋，大多为名不见经传的失意文人之作，故赋中常闻悲哀危苦之声。诸如“皇明”时的“六劣子下第”后作的《释梦赋》，“可怜三十名未成”、“努力好教书与诗”的“王先生”著的《屈屈赋》，“托柴门以寄迹，就村学以训蒙”的秀才写的《释惭赋》，愤懑不平的文士郁而成章的《蠢子赋》、《昂藏赋》，自喻为病狗而遭主人抛弃的平民吟诵的《病狗赋》等，一言以蔽之，均为“失职而志不平”的“贫士”之作。此外，集中所收载的一些著名文人，诸如扬雄、左思、李德裕、欧阳修等人的赋作，一经编辑者缀辑，便成为体现编辑者理念的一块积木而已，“非复吴下阿蒙矣”；就编辑者而言，不过是借他人酒杯，浇自家心中块垒而已。总而言之，这46篇赋的作者大多“出于微贱，斗筲小人”。
综观《绣谷春容》与《国色天香》，就其内容而言，这46篇赋大致可分为六大类：
第一，铺写小民的苟安心理以及大人物惧祸的小情思，即抒写其全身远害，处卑自乐之志。诸如《思慎赋》、《知止赋》、《知非赋》、《谦受益赋》等。
第二，赞颂布衣寒士鄙视富贵、清贫自守的孤高。诸如《昂藏赋》、《顺风船赋》、《逐贫赋》、《礼贫赋》等。
第三，放笔叙写下层平民的所憎所爱之事。诸如《病狗赋》、《唆讼赋》、《赌博赋》、《憎苍蝇赋》、《憎蚊赋》等。
第四，以庸俗的谐谑取笑为乐事。诸如《胡须赋》、《歪头赋》、《鬎鬁赋》、《秃指赋》、《瞎子赋》、《毛里眼赋》、《丫鬟赋》等。
第五，抒发相思怨慕之情，或感慨人生易逝，叹老嗟衰之作。诸如《男相思赋》、《女相思赋》、《白发赋》、《叹逝赋》等。
第六，借助于对日常景物，对常见草木、鸟兽以及民用之物的描绘，以娱情怀，以广日用知闻。诸如《梅兄请名赋》、《柳赋》、《荷花赋》、《鹤赋》、《莺啭赋》、《扇赋》、《屏风赋》、《几赋》、《酒赋》、《笔赋》、《砚赋》、《纸赋》、《墨赋》等。
这最后一类的赋，其编选的目的，含有类似蒙学增益学识之意。诚如编者所言：“此文房四赋，一句一字皆古典也。诚足以为文人之规鉴焉！
综观这46篇赋，只注重于体物言志，主文谲谏者极少，与鸿都门赋所谓“其高者颇引经训风喻之言”，异曲同工。其在内容层面凸现出这样的特色：即聚焦于市井小民，着力表现并迎合其审美情趣，颇具人情味，更人性化。
综合上述六点，可见《绣谷春容》、《国色天香》所载录之赋，全是写市井之事，全是抒市井平民的喜、怒、哀、乐之情，简言之，即“小人”而“憙陈方俗闾里小事”，与鸿都门赋的特色，不期而同。
元陶宗仪的《南村辍耕录》卷二十五，其“秀才家门”列有《大口赋》、《风魔赋》、《疗丁赋》。其“列良家门”列有《由命赋》。其“大夫家门”列有《伤寒赋》、《便痈赋》。其“良头家门”列有《方头赋》。其“司吏家门”列有《罢笔赋》。这些赋，真是俗而又俗，世俗化特色显著。
试将《南村辍耕录》所载之赋与《绣谷春容》、《国色天香》所列之赋相比较，可以发现，它们彼此之间确有许多相通之处，而“憙陈方俗闾里小事”，即题材的低俗纤小，则确是其共性。
《汉书·艺文志·诗赋略》中著录有“杂赋十二家，二百三十三篇”。诚然，杂赋并不都是俗赋，但也有令人不解之处。“杂赋”类中列有“‘隐书’十八篇”，然而，却将“‘秦时杂赋’九篇”，列入“孙卿赋”一类。此外，以隐语写成的俗赋“孙卿赋”，不与《隐书》所在的“杂赋”类同列，而另立旗帜，独标一类。如此看来，不仅“杂赋”类中含有俗赋，而且，“孙卿赋”类中也含有俗赋。在“杂赋”类中，诸如“杂中贤失意赋十二篇”、“杂思慕悲哀死赋十六篇”、“杂禽兽六畜昆虫赋十八篇”、“杂器械草木赋三十三篇”等，分别与《绣谷春容》、《国色天香》中所收载的俗赋的第一、二、五、六类相似。在《诗赋略》中，虽未载录以谐谑取笑为乐事的赋作，但却著录有“唐勒赋四篇”、“宋玉赋十六篇”、“枚皋赋百二十篇”和“王褒赋十六篇”。宋玉、唐勒著有《大言赋》、《小言赋》和《登徒子好色赋》等，均为嬉戏取笑之作。而“（枚皋）其文骫骳，曲随其事，皆得其意，颇诙笑，不甚闲靡。凡可读者百二十篇，其尤嫚戏不可读者尚数十篇”（《汉书·枚皋传》）。又，对王褒的《僮约》，人们业已公认为谐谑俗赋。至于针砭现实，抒写下层平民哀苦爱憎的俗赋，则可以西汉末期的俗赋《神乌傅（赋）》作为例证。总而言之，《绣谷春容》、《国色天香》所载的六大类俗赋，其题材与周、秦、汉的俗赋，早已彼此遥相承续。
唐《王梵志诗校辑》卷三《我家在河侧（项楚本作“在何处”）》诗云：“男（项楚本作“儿”）即教诵赋，女即学调梭。”看来，诵赋与纺织，同是平民基本的生活技能。那么，唐代俗赋的兴盛，便不出人意外。唐代俗赋的题材，因时而变，与秦汉、明代都有所不同，但犹如红线贯珠玑，仍可察见其根本所在。唐代俗赋，在张锡厚先生的《敦煌赋汇》和伏俊琏先生的《俗赋研究》中，搜罗较完备，而考论颇精详，启人神智。戏谑取笑之俗赋，先秦以来，便绵延不绝，其作颇多。《俗赋研究》中就列有《汉魏六朝调笑戏谑类俗赋》一节。而唐代也不乏其作。诸如《驾幸温泉赋》、《茶酒论》、《晏子赋》、《丑妇赋》等。此外，还有白行简的奇文《天地阴阳交欢大乐赋》，极富于市井小民世俗化、人性化的特色。
在唐代，放笔叙写下层平民所憎所爱之事的俗赋也不乏其例。例如，愤世嫉俗的《佚名赋》（篇首云：“而授汉司徒”）、向往奇伟之士为民除害的《去三害赋》。再如，《燕子赋》之一、之二，以雀儿夺占燕巢的寓言，针砭唐代开元年间社会上巧取豪夺的不平之事。再如《韩朋赋》，借助历史故事，叙写韩朋夫妇不惧宋王，双双抗暴，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殉情，复仇，抒写了平民的愤懑、愿望与理想。再如《秦将赋》，铺写战祸之残酷，而赋中厌恶战争、向往太平之情，油然而生。无论戏谑取笑，还是叙写平民爱憎，凡此种种，都可包容于蔡邕等东汉文士们所谓的“闾里小事”一类。
唐代俗赋，借助于对常见草木、鸟兽、景物以及民用之物的描绘，以娱情怀，以广日用知闻者，有《月赋》、《龙门赋》、《贰师泉赋》、《酒赋》等。抒发相思怨慕之情的赋作，有思妇怀远的《子灵赋》。铺写小民全身远害，处卑自乐之志的赋作，有慕渔父之清心隐居、得山水自娱之乐的《渔父歌沧浪赋》。引人注意的是，唐代俗赋作者多为乡贡进士、前进士、县尉、佚名文士等，简言之，也与《绣谷春容》、《国色天香》的俗赋作者一样，大多是“失职而志不平”的“贫士”。与鸿都门赋相应，唐代俗赋中，也绝少见有“风喻之言”。总之，唐代俗赋也是“小人”写“小事”。
综括上述实例表明，在鸿都门赋之前的秦汉俗赋，以及在其后的唐代俗赋、明代俗赋，都长于铺写民生小物、小事和人生私情，与鸿都门赋类似，其题材低俗而纤小，“憙陈方俗闾里小事”，都富有世俗性，富于人情味，更加人性化。四者如一，前后相承，其作者大多是“小人”，虽朝代不同，但前后类似。
东汉人对鸿都门赋的认知，在俗赋发展历程中，犹如碑记，颇有历史意义。
其二，再考察“连偶俗语，有类俳优”这一特质与辞赋发展的关联。
在此八字中，最令人惊异的是，蔡邕竟将“俗语”和“俳优”融合为一体，并借以再现鸿都门赋的语言特色。在我国古代文献中，俳优、辞赋及赋家，三者血缘深远。俳优、倡优、侏儒，均为古代说唱、乐舞艺人，《国语·郑语》、《管子·小匡》、《荀子·王霸》、《战国策·齐策》、《淮南子·缪称》、《说苑·正谏》等均有关于他们的记述。《汉书·枚皋传》颜师古注曰：“俳，杂戏也。倡，乐人也。”又，《汉书·灌夫传》颜师古注曰：“倡，乐人也。优，谐戏者也。”辞赋作家与俳优纠结为一，始自先秦，可谓由来已久。且不论师旷、淳于髡等人，仅以西汉而言，诸如《汉书》中的《东方朔传》、《枚皋传》等都将赋家比之于俳优。“皋不通经术，诙笑类俳倡”，“（自言）为赋乃俳，见视如倡，自悔类倡也”（《汉书·枚皋传》）。蔡邕曾在其《释诲》中讥笑吾丘寿王、东方朔“寿王创基于格五，东方要幸于谈优”（《后汉书·蔡邕列传》）。班固在《汉书·东方朔传赞》中曾说东方朔“应谐似优”。一言以蔽之，西汉赋家东方朔、枚皋，与鸿都门赋的作者真是难兄难弟。
辞赋与俳优纠结为一，也始自先秦，可谓由来已久。且不论优孟之谏楚庄王葬马（《史记·滑稽列传》），仅以西汉而言，诸如汉宣帝便将辞赋与俳优类比。有“辞赋比之”，“贤于倡优博弈远矣”（《汉书·王褒传》）之论。《全唐文·凡例》在“文涉疑伪”一则中指责俗赋“涉俳优”，云：“《古今事通》所载刘朝霞《驾幸温泉赋》等篇，或出依托，或涉俳优，今删。”《驾幸温泉赋》，今载于《敦煌赋汇》，题作刘瑕著。二者虽题名有别，但实为同一作者的同一篇作品。《驾幸温泉赋》中颇多俗语，并杂以俳谐，确实是辞赋而“涉俳优”者。例如，“至若风前月下，不怕你卢骆杨王。或获取盘古髓，又剜取女娲欀。梦里几回富贵，觉后依旧凄惶。痴心准拟，疰意承望。今日千年逢一遇，叩头莫五角六张”，“遮莫你古时千帝，岂如我今日三郎”，多用口语而又流于戏谑，颇有民间俗赋特色。如此，则《驾幸温泉赋》提供了“连偶俗语，有类俳优”之赋的实例。
在戏曲和明清小说中，也不乏俗赋。在话本小说中，例如《清平山堂话本·花灯轿莲女成佛记》内便有题名为“诗赋”的俗赋。在章回小说中，诸如《西游记》便有明确标示的“词赋”、《水浒传》第七十八回有入回赋、《封神演义》中明确标示为赋者竟有九篇之多。除如上述之外，古代小说中还有许多未直接标示为赋的俗赋。
与古代小说类似，虽然戏曲中，绝大多数并未明确标示为赋，但我们可以就其文字板块的种种特征，将其确定为赋这一文体。对此，许多专家已持此说。例如，《琵琶记》中，第三出的《太师府赋》、《牛女赋》、第九出的《排设赋》、第十出的《骏马赋》、第十六出的《早朝赋》、第二十五出的《拐儿自夸赋》、第三十四出的《弥陀寺赋》。再如《荆钗记》第十七出的《棘闱赋》、第十九出的《丞相府赋》。再如《锦笺记》第五出的《上元灯赋》等。再如《水浒记》第九出的《梁山泊赋》等，恕不枚举。
值得注意的是，戏曲中的这些赋，要么是由末、丑或净独自口诵，要么是由末、丑或者由生、丑之间，一问一答，从而引出丑角口诵全赋。总的说来，以丑、净两个角色口诵赋者居多。《国语·郑语》韦昭注曰：“侏儒、戚施，皆优笑之人。”徐北文先生说，“‘优笑之人’，即丑角”，又说：“正像京戏的丑角不说韵白，可以随便用俗语方言一样，上古的俳优也不能和瞽史同用什么‘雅言’，他们也要采用群众中的土语村言。”丑角说“俗语方言”，说“土语村言”，徐北文先生也将“俗语”和“俳优”融合为一体，与蔡邕之言，前后相应。虽然徐先生之言，并非为蔡邕的那八个字而发，但倘若借用徐先生之言，自应是对“连偶俗语，有类俳优”比较恰切的诠释。徐先生的诠释与《驾幸温泉赋》及戏曲之赋的实例，不约而同地表明，“连偶俗语，有类俳优”八字，业已揭橥俗赋的语言与俳优之语有着先天的渊源，即俗赋长于谐谑嫚戏，而短于讽喻规诫的本色。其实，俗赋这一出于俳优而来的先天本色，早在西汉“口谐辞给”，“与枚皋、郭舍人俱在左右，诙啁而已”的东方朔，尤其是“好嫚戏”的枚皋赋作中，便灼然可见（《汉书·枚皋传》）。戏曲中，俳优之职，职在以谐戏引人发笑而已。丑角口诵的俗赋，话本小说和章回小说中讲唱人口诵的俗赋，虽然其题材广阔，举凡草木山川，庵观舍店，以至行军作战，无所不赋，但其功用仅仅在于铺写景物，使其更生动，令人有身临之感，而少有讽喻规诫之意。如此，则与俳优有着血缘之亲的鸿都门赋，而仅仅是“其高者颇引经训风喻之言”，也就不足为怪了。此外，更为引人注意、令人感到惊喜的是，古人云“不歌而诵谓之赋”，然而，“诵”究竟是怎样的呢？周秦之“诵”，邈矣远矣，不得而知。而今，戏曲中丑角“以声节之”的口诵，讲唱文学中保留的讲唱人口诵的俗赋，应当是古俳优的嫡传，虽历时久远，但由此也许会使我们从中窥见古人赋诵的影像，得其仿佛。戏曲中，丑角对俗赋的口诵，应是赋诵形式的活化石。当然，这只是俗赋的口诵形式。东汉鸿都门赋之面目于敦煌俗赋和戏曲中略略得以窥见其仿佛。综观蔡邕诸人对鸿都门赋的评述，还可以发现，蔡邕之言本于孔子之论。《汉书·艺文志·小说家序》云：“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然亦弗灭也。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后汉书》蔡邕本传载邕上封事言七事，其第五事，即言及鸿都门赋，云：“若乃小能小善，虽有可观，孔子以为‘致远则泥’，君子故当志其大者。”一者言“闾里小知者”，一者言“小能小善”，一者为“街谈巷语，道听途说”，一者为“憙陈方俗闾里小事”。而所谓“街巷”，即“闾里”，所谓“闾里小事”，即“街谈巷语”也，二者锱铢悉称。稍加比较，便自然显示出蔡邕与《汉书·艺文志》二者都在援引孔子语。由此足以表明，蔡邕的确视鸿都门赋为“稗官”、“小说家者流”的产物，而事实也确实如此，鸿都门赋确实是民间俗赋。
鸿都门赋应该是赋学界所称之为“小品赋”，或称之为“白话赋”、“民间赋”，或称之为“俗赋”的代表作。郑振铎先生说：“何谓‘俗文学’？‘俗文学’就是通俗的文学，就是民间的文学，也就是大众的文学。换一句话，所谓俗文学就是不登大雅之堂，不为学士大夫所重视，而流行于民间，成为大众所嗜好，所喜悦的东西。”在综合诸说的基础上，谭帆先生从五个层面提出对俗文学的界定，其中明确指出：“俗文学是指以受众为本位的文人加工、整理或创作的文学作品，是‘书面文学’。”它“介于‘雅文学’与‘民间文学’之间”。同时，又指出：“俗文学是一种在表现内容、艺术形式和审美趣味上追求世俗化的文学作品。”总而言之，基于当今学术的界定，鸿都门赋所具有的四大特质表明，它既是“以受众为本位”的“书面文学”，又具有“世俗化”属性，它确实属于俗文学范畴。
鸿都门赋的四大特质，的确是俗赋共性的显现。鸿都门赋的特质业已升华为一般俗赋的四大要素，从而具有普遍意义。而今，这四大要素必将有助于我们界定和区畛雅赋、俗赋。实践先于理念。鸿都门赋表明，东汉文人对俗赋的感性认知在前，而俗赋的理念姗姗随后，但至迟在清人刘熙载《艺概·赋概》中业已出现“俗赋”一语。
三、文人俗赋与民间俗赋的泾渭之别
鸿都门赋特质的揭橥缘于文人俗赋和民间俗赋的冲突。鸿都门赋四大特质的揭示是蔡邕等人在与“斗筲小人”的剧烈斗争中逼出来的，是在朝与在野文人斗争的产物。倘若我们以上述俗赋的四大要素作为基准，那么，人称“经学深奥”、“文章典重”的蔡邕其实也并不乏俗赋之作。蔡邕现存并明确标示为赋的，共有15篇。其大部分赋作可归属以下三类：赋人之作有《青衣赋》、《短人赋》、《瞽师赋》；赋事之作有《协和婚赋》、《检逸赋》、《霖雨赋》；赋物之作有《圆扇赋》、《弹棋赋》、《笔赋》、《琴赋》、《蝉赋》、《伤故栗赋》。以上12篇赋，或铺写民生小事、小物，或抒写人生私情，其用意不在讽喻规诫，而在于戏谑、猎奇或宣泄人生私情而已。例如，其极具人性化、世俗化特色的《协和婚赋》与白行简的俗赋只是五十步与百步之别而已。再如其宣泄私情的《青衣赋》，不容于士林，而被同时代张超讥为“志卑意微”（《全后汉文·诮青衣赋》），被宋章樵讥为“志荡辞淫，不宜玷简册”（《古文苑》卷六注引旧编所云）。文人隆雅抑俗已久，《青衣赋》之类赋作，抒写一己之情而不齿于雅士，正是其俗赋“鄙陋”本色所致。总之，这12篇赋与《绣谷春容》、《国色天香》等所载俗赋，二者在题材层面类似。大体说来，其实蔡邕也是一位俗赋作家。
由此及彼，推而广之，倘若我们以上述俗赋的四大要素作为基准加以考察，则蔡邕现象，并非偶然。自先秦以来，赋家往往雅赋、俗赋兼作。荀况标明为赋的作品，有《礼》、《知》、《云》、《蚕》、《箴》五赋，皆采取民间隐语形式，实则五赋均为俗赋苗裔，然而，荀赋则借助嬉戏以讽喻。宋玉之作，篇数众夥，篇幅长大。就其题材而言，或借赋事以嫚戏者，如《登徒子好色赋》、《讽赋》、《大言赋》、《小言赋》；或借赋物以谲谏者，如《风赋》、《钓赋》、《笛赋》。不过，就其总体而言，毕竟嬉戏者居多，诚如章樵于《大言赋》题下注曰：“楚之诸臣，当君危国削之际，不知戒惧，方且虚词以相角，恢谐以希赏，亦可悲矣。”“恢谐以希赏”，真是一语中的。
荀、宋之赋，显然具有俳优谐谑嫚戏之迹，且与《绣谷春容》等所列俗赋在题材层面相通。荀、宋之赋应为最早的文人俗赋。嗣后，文人俗赋，代不乏作。西汉时，诸如贾谊有《旱云赋》、《虡赋》，董仲舒有《士不遇赋》、班婕妤有《捣素赋》、曹大家有《针缕赋》等，而东方朔、枚皋等更不乏俗赋之作。至于刘安及其宾客路乔如、公孙乘、羊胜、邹阳诸人所作，业已列入《国色天香》的俗赋类中。武帝恨不同时的司马相如，作为赋家，他既著有《子虚赋》、《上林赋》等大赋，也著有小赋《哀秦二世赋》，还著有俗赋《梨赋》，司马相如雅、俗、大、小赋兼作。宣帝时，屡受赏赐的王褒也雅俗并作，写有著名的俗赋《僮约》。东汉时，班固《终南山赋》、《竹扇赋》，马融《围棋赋》，张衡《髑髅赋》、《冢赋》、《温泉赋》、《观舞赋》，王延寿《梦赋》、《王孙赋》等，也都是俗赋的佳作。六朝之际，俗赋蝉联不绝。诸如曹植、傅玄、傅咸、束皙等颇有名篇。简言之，赋家雅赋、俗赋兼作，自先秦以来，业已蔚然成风。
既然如此，蔡邕与鸿都门赋的作者同作俗赋，那么，蔡邕何以要摈斥鸿都门赋？何以会水火不容？原因可能来自多方面。值得注意的是，杨赐以及本来与蔡邕家族有仇隙、后曾“使客追路刺邕”的阳球，此时竟然也与蔡邕同仇敌忾。蔡邕诸人，实则是“纬《六经》，缀道纲”，鄙夷“闾里小知”，鄙夷“君子弗为也”的“小道”者，即正统儒者的代言人。反对鸿都门赋绝不是蔡邕的个人行为。以下仅就文学领域的原因，试作探讨。
蔡邕的赋作当以出仕之前所著为多。就其所著俗赋而言，蔡邕的俗赋都是业已雅化了的俗赋，绝非鸿都门赋所可比拟，二者确有文野之别。
首先，蔡邕雅化了的俗赋，表现于用语的典雅。《论语·述而》云：“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又，《阳货》：“子曰：‘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恶利口之覆邦家者。’”虽然蔡邕俗赋属于谐戏之作，但仍可见其文雅之质。即便是讥诮蔡邕的作者张超也不得不承认《青衣赋》“丽辞美誉，雅句斐斐，文则可嘉”。
其次，蔡邕雅化了的俗赋，又表现于铺写的细腻精美。钱钟书先生在《管锥编·全上古三代文卷十》谈论宋玉《风赋》时，曾两次言及“意密体疏”一语。“意密体疏”一语，最早见之于《艺概·赋概》：“古赋意密体疏，俗赋体密意疏。”刘熙载此处所谓“体”，当是指叙事而言。所谓“古赋”，实则指先秦两汉文人辞赋而言。“意密体疏”，指文人辞赋叙事少而铺写繁密；“体密意疏”，指民间俗赋叙事繁密而铺写简约直露。刘熙载这短短的十二个字，点断文人俗赋与民间俗赋之别。早在六朝之时，陆机与刘勰对辞赋的界定：“赋体物而浏亮”（陆机《文赋》）、“赋者铺也，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也”（刘勰《文心雕龙·诠赋》）仅仅揭橥了所谓“古赋”、雅赋，即文人俗赋的功用与特质，而对俗赋则不适用，尤其是“铺采摛文”，正是雅、俗特质之所在。蔡邕之作，诸如《协和婚赋》云：“其在近也”、“其在远也”、“立若”、“动若”等铺写，《青衣赋》中的“盼倩淑丽”至“趋事如飞”的铺写，《短人赋》中篇末的“引譬比偶”等，都是“意密体疏”的实例，都是“铺采摛文”之用。虽然题材相同，但一者是“丽辞雅句”而且“意密体疏”，一者是“连偶俗语，有类俳优”，“体密意疏”。于是赋苑中，便有民间俗赋与文人俗赋或曰雅化俗赋的并峙而立。而蔡邕的俗赋正是这类文人俗赋的代表作。
第三，虽然蔡邕自身并没有实践，但他注重“主文谲谏”这一传统。由他批评鸿都门赋“其高者颇引经训风喻之言”即可看出，蔡邕看重赋中的讽谕之言。这也是蔡邕与鸿都门赋的作者形同水火的另一原因。鸿都门赋是民间“小人”俗赋破天荒第一次素面朝天、堂而皇之地冲入宫廷。不仅如此，而且是一整个的俗赋作者群，即“乐松、江览等三十二人”，突入宫廷。于是，宫廷与在野的势力之争，便自然不可避免。就文学而言，蔡邕与鸿都门赋的冲突，实则是在朝文人俗赋与在野俗赋的对峙。
蔡邕雅化俗赋的特色，显示出同类文人俗赋的基本特征。《文心雕龙》中，对雅俗有所议论。“斟酌乎质文之间，而隐括乎雅俗之际”（《通变》）。“色糅而犬马殊形，情驳而雅俗异势”（《定势》）。刘勰认为，或雅或俗，取决于“文”、“色”、“情”，即文字的典雅、表述情感的高雅与否，二者是雅、俗文学的分水岭。《北史·胡叟传》云：“（叟）好属文，既善典雅之词，又工鄙俗之句。”胡叟之所以雅、俗兼长，各得其要领，各得其本色，取决于其文辞的或雅或俗。蔡邕、扬雄、左思等人，与北魏时的胡叟的情形十分相似。蔡邕与鸿都门赋水火不容的对峙表明，作为文士，蔡邕等人总自以为是地将已经雅化了的俗赋归入传统的雅赋类，而耻于与鸿都门赋同列。尽管如此，明代的文士却仍然将刘安及其宾客的赋作，扬雄、左思、刘知幾、李德裕、欧阳修、黄省曾等人的赋作，一并收入《绣谷春容》和《国色天香》的俗赋集内。
以俗赋创作见长的蔡邕却力斥鸿都门赋，这与北宋时晏殊力斥柳永词作的情形类似。晏、柳同作曲子词，虽然都颇有绮罗香泽之态，但晏却鄙视柳词“以俗为病”。“晏公曰：‘贤俊作曲子么？’三变曰：‘祗如相公亦作曲子。’公曰：‘殊虽作曲子，不曾道“綵线慵（今本作‘闲’）拈伴伊坐”。’柳遂退。”（《唐宋名家词选·柳永》）同是写香闺女子的相思，但柳词的“彩线慵（今本作‘闲’）拈伴伊坐”，似有市井女子情态，而晏词却是“小园香径独徘徊”、“罗幕轻寒，燕子双飞去”，自是璇闺椒阁女子情态。柳词在写“野中之双凫”，用语直露，而晏词则述“云间之别鹤”，用语婉曲含蓄。基于二者摹写情态的不同，于是有雅俗之别。这恰恰如刘勰所言，“情驳而雅俗异势”。蔡邕赋的“引譬比偶”、“意密体疏”，均为“情驳而雅俗异势”的显现。与在官者视平民之作为俗相反，平民也视在官者之作为俗。例如，在明人编辑的俗赋集中，便收有许多历代著名文士的赋作。
综上所述，鸿都门赋的特质与雅化俗赋的特色，尤其是其注重文字的雅俗，注重情态的雅俗，显示出秦汉以来古人对俗赋、雅赋的感性认知与区畛的传统基准。
四、雅俗互通与民间俗赋的潮涌
鸿都门赋及其作者群进入宫廷，由在野直转为在朝，可见俗赋的活力不可小视。作为一个文学现象，鸿都门赋的出现确实并非偶然。鸿都门赋与俗赋的萌生以及文人的俗赋、雅赋兼作，密切相连。今《师旷》一书，虽有战国阴阳家伪托之嫌，但盲乐师而有俗赋，合于赋萌发之初的要素。《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小说》中有“《师旷》六篇”的著录，《说文解字·鸟部》“鹫”字引师旷语，顾实以为或在《师旷》六篇中。因此，其书真伪似尚待进一步考定。赵逵夫先生主编的《历代赋评注》第一册《先秦卷》选载有《师旷》中的四篇赋作，选载有《晏子春秋》中的《景公猎逢蛇虎》之赋，还选载有淳于髡的《讽齐威王》之赋等，凡此，都可归属于文人俗赋类。先秦之际的荀况、宋玉，后世，诸如梁刘勰、萧统均以之为辞赋先驱。不过，荀、宋也是文人俗赋的“始作俑者”。郑庄公有“大隧”之赋，而晏子、淳于髡、师旷以及宋玉、唐勒、景差等作家群对君王也有俗赋之作，如此看来，或在晋平公之际，或迟至楚襄王之时，文人俗赋已进入宫廷。嗣后，俗赋又进入汉代宫廷。汉代三位帝王，武帝、宣帝和灵帝，都酷好辞赋。君王何以酷好辞赋？作为臣下，班固以为辞赋有“润色鸿业”，“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文选·两都赋序》）之用，而作为君王自身，汉宣帝却别有宏论，“上曰：‘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已！辞赋大者与古诗同义，小者辩丽可喜。辟如女工有绮縠，音乐有郑卫，今世俗犹皆以此虞说耳目，辞赋比之，尚有仁义风谕，鸟兽草木多闻之观，贤于倡优博弈远矣。’”（《汉书·王褒传》）宣帝将绮縠、郑卫之乐、倡优博弈与辞赋四者相比拟，并指出四者“今世俗犹皆以此虞说耳目”。此与宣帝自身“博尽奇异之好”（同上）的情趣两相吻合。班固所言，揭示了辞赋的社会政治功用，而宣帝则揭示了辞赋的审美效用。宣帝太子病中喜听王褒赋，“太子喜褒所为《甘泉》及《洞箫颂》，令后宫贵人左右皆诵读之”（《汉书·王褒传》）。这不恰恰显示出太子与宣帝具有相同的审美情趣吗？再者，蔡邕所上封事云：“听政余日，观省篇章，聊以游意，当代博弈。”看来，灵帝的酷好辞赋，其着眼点也与宣帝类似。
既注重辞赋的社会功用，更注重其审美效用，这是君王酷好辞赋的原因。由此便不难理解，楚襄王何以会喜爱宋玉诸人之赋，武帝何以会有“朕独不得与此人（司马相如）同时哉”之叹，宣帝及其太子何以会偏爱王褒之赋，灵帝何以会拔擢鸿都门赋作者三十二人为高官的原因，于是文士们雅赋、俗赋兼作。诚然，文士的辞赋往往为君王、为诸侯而作，但其表现形式则异彩纷呈：或记述君王之事，诸如《神女赋》、《高唐赋》、《甘泉赋》之类；或为愉悦君王而作，诸如《登徒子好色赋》、《大言赋》、《小言赋》、《洞箫赋》之类；或颂扬君威国威，诸如《上林赋》、《长杨赋》之类；或讽谏君王，诸如《风赋》、《御赋》、《七发》之类。如此，则雅赋、俗赋同生并荣。
而值得注意的是，历代颂扬君威国势之赋相对较少。例如，《文选》中，其京都、郊祀、耕籍、田猎、宫殿之类的赋作为数不多。再如，《历代赋汇》其都邑、典礼、宫殿、蒐狩、祯祥诸类所收篇目在全书中所占比例也不大。由此而言，抒写一己的人生情志，铺写民生苦乐，摹写自然景物及谐谑娱乐的辞赋是辞赋创作的主流，是辞赋之源，而颂君德、扬声威之赋是辞赋的支流。倘若衡以鸿都门赋所具有的特质，则现今辞赋史中似乎半是文人俗赋之作，即已经文人润色雅化了的俗赋。自荀况、宋玉等人之后，千百年来，文人俗赋之作，绵延繁盛，历久不衰，良有以也。
先秦以来的许多文人俗赋都载之于《古文苑》。章樵《古文苑序》云：“《古文苑》者，唐人所编，史传所不载，《文选》所不录之文也。”为史传与《文选》所遗弃，却被《古文苑》所收载，若仅就所收文人之赋而言，则与《绣谷春容》、《固色天香》所录文人俗赋颇有彼此相通之处，似有渊源承续之迹。此外，特别值得关注的是，文人俗赋是否有经典之作？有，而且不乏其作。诸如《登徒子好色赋》、《都酒赋》、《逐贫赋》等，它们沾溉赋苑，各领风骚，各自形成主题学的系列。诸如《登徒子好色赋》，虽然极尽谐谑调侃之能事，但语言上却极典雅风趣。例如，“东家之子，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著粉则太白，施朱则太赤。眉如翠羽，肌如白雪，腰如束素，齿如含贝，嫣然一笑，惑阳城，迷下蔡”数语，不仅在东方朔的“目若悬珠，齿若编贝”（《汉书·东方朔传》）自诩中，在曹植的“纤得衷，修短合度，肩若削成，腰如约素”之句中（《文选·洛神赋》），甚至在讲唱文学中，也可以察见其影像。例如，《董解元西厢记》卷一描述张君瑞眼中的崔莺莺形貌：“眉弯远山不翠，眼横秋水无光。体若凝酥，腰如弱柳。”再如，《宣和遗事》前集（《四部备要》本）写天子眼中的李师师：“眼横秋水之波，眉拂春山之黛；腰如弱柳，体似凝脂。”再如，《清平山堂话本·西湖三塔记》写奚宣赞眼中的妇人：“眼横秋水之波，眉插春山之黛。”稍加比较可以发现，讲唱文学中的这些文字虽已踵事增华，但竟与《登徒子好色赋》“眉如翠羽，肌如白雪，腰如束素，齿如含贝”的形貌铺写，如源如流，形成主题学系列。《登徒子好色赋》是最具典型意义的文人俗赋。它不仅表明文人俗赋在宋玉诸人手中已开其端，并进入宫廷，而且表明文人俗赋已臻成熟，从而彪炳于赋史，不愧为俗赋的经典之作。对此，我们似应加以研讨。
综观赋史，我们可以发现，当文士们雅赋、俗赋兼作之际，始终伴有民间俗赋起伏跌宕的潮涌。先秦及秦，以秦杂赋作为标志，此为第一次民间俗赋的潮涌。两汉时期，以鸿都门赋为标志，此为第二次民间俗赋的潮涌。六朝时期为第三次，在此期间，以庶族、寒门之士有“纪一事，咏一物，风云草木之兴，鱼虫禽兽之流，推而广之，不可胜载矣”（《文选序》）的俗赋作为标志。唐代为第四次，以变文和俗赋作为标志。宋、元、明、清时期，为第五次民间俗赋的潮涌。在此期间，有载录俗赋九篇的章回小说《封神演义》，有载录俗赋七篇的戏曲《琵琶记》，有著录俗赋八篇的《南村辍耕录》，它们各自酷似一小俗赋集，一小潮头，而明人编辑并列载赋文于《绣谷春容》、《国色天香》内的俗赋集，则可以作为标志，有似大潮头。
在民间俗赋这五次潮涌中，有一个突出的衍变，即自唐以来，民间俗赋往往与其他文学形式互融互动，或以俗赋本来的风貌融合于其他文体，或以“但见”等领起语的形式而衍生滋长。简言之，自唐变文以来，虽因时而变，但民间俗赋仍蓬勃兴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