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华侨”概念在反殖民与民族主义的双重语境中诞生，其内涵与中国民族国家建设议程紧密相关。20世纪下半叶，后殖民主义思潮兴起，西方学界开始反思其本质化的倾向，出现对“华人性”的批判，提出离散华人、华语语系等新概念。这些新概念虽突破了民族主义叙事的单一性，却未能摆脱精英化的模式，并因其西方中心与文本主义的局限，忽视了华人移民在结构性不平等中的处境。为回应这一困境，本文提出“新华侨史”的研究路径，强调在史料层面拓展档案与文献来源并进行批判性解读，重视侨批、个人文献与口述史的价值；在研究对象上转向华工、女性与儿童等边缘群体，通过微观生命史与宏观结构的结合，推动华侨研究进入新社会史、新文化史与新资本主义史的对话；在学术生产层面则强调中国学术的主体性，通过系统发掘和利用中文档案和侨乡史料，避免侨务化与身份政治化的窠臼，推动以“侨”为核心、以人民为中心的历史书写。
关键词：华人性/ 离散/ 华语语系/ 后殖民主义/ 华侨史/
作者简介：陈非儿，东南大学历史学系讲师(江苏 南京 211189)。
原文出处：《史林》(沪)2026年第1期 第1-12页
标题注释：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跨国侨生与中国抗战国际化研究”(25CZS078)阶段性成果。
长期萦绕甚至困扰华侨史研究的一个关键是“华侨”的定义问题。作为中国华侨史、南洋研究的开拓者之一，李长傅在1927年出版的专著《华侨》导论中对“华侨”的释义为：“华者，中华之简称；侨者，旅居之意；凡我国人旅寓于国外者，皆可称之曰华侨。”①他主要从姓氏、语言和风俗等文化层面判断孰为华侨，而不关心国籍问题，长期以来影响了中国人对华侨群体的认知。与之不同的是，法学专业出生且属缅甸侨生的丘汉平认为，“华侨”是一个身份问题，需要依据法律才能解决。他将“华侨”定义为“凡是中国人移殖或侨居于外国领域而并未丧失中国籍的”。②从政策层面着眼，国民政府曾规定“凡居住在海外的中国人，具有中华民族血统的，不论有无取得外国国籍，不论是否放弃中国国籍，不论是否认同中国为祖国，均视为华侨，亦即连同华人及华裔在内”。③这就意味着，当时侨务工作的对象不仅限于华侨，还包括侨眷和归侨。新中国成立后，随着传统华侨聚居地东南亚民族国家独立，以及华侨“双重国籍”问题的解决，“华侨”在法律上指代移居海外但保留中国国籍的中国公民。
近年来，随着中国崛起及其产生的全球影响，“华侨”在国内政策表达与国际公共舆论中，呈现较为不同的含义。作为祖(籍)国的中国往往并列使用“华侨”与“华人”，以容纳华人移民的所有情形：既包括国内归侨与海外华人，也用其描述华人移民的历史情形和当下变动的现实。④这既是政策表述中的一种便利，也体现侨务在20世纪中国的连续性。一些海外学者则对中国政府混用或连用“华侨”“华人”，以“海外侨胞”替换“海外华人”颇有微词，认为这模糊了华侨与华人的界限，可能引发当地政府对华人身份与认同的质疑，容易造成东南亚族群关系的紧张。⑤
学界对华侨、华人相关概念的辨析，主要集中于梳理相关法律规定，指出华侨、华人与华裔概念的不同。⑥这样的辨析固然重要，但因缺乏历史维度的梳理，会使我们对相关概念的词义变化不甚了了，无法理解西方学者围绕何为华人的概念讨论。事实上，这些争论与批判充分体现了国际学界对华人移民历史与现实的热切关注。智识层面的学术思潮及范式演变，现实层面的经济全球化与地缘政治变动，共同影响着国际学界对华人身份的认知变化。因此，辨析国际学界围绕华人相关概念的定义与争论，厘清海外学者在后殖民主义影响之下，解构整体性华人概念的尝试，有助于中国学术界正本清源，更好地应对侨务新形势，并思考华侨史研究的新方向。
有鉴于此，本文首先厘清20世纪初华侨概念出现的历史背景及内涵；然后梳理20世纪下半叶后殖民主义思潮之下，西方学界为推动华人身份定义去本质化而提出的对华人性的批判，以及离散华人、华语语系等新概念；最后提出后殖民主义解构华人概念存在的问题，思考如何从解构转向建构、走向新华侨史研究的可能性。⑦
一 跨国民族主义：“华侨”的出现及内涵
华人出洋并非近代才出现的新现象。宋元以降的典籍中常以唐人、闽人和粤人等指称华人移民，鸦片战争后随着中外交涉的增加，出现以“侨”指代中国人流寓海外的现象。据庄国土考证，“华侨”一词最早可追溯到1883年郑观应呈交给李鸿章的奏折(“凡南洋各埠华侨最多之处，须逐渐布置，亦派船来往”)。⑧王赓武创造性地将“华侨”与中国历史上的“侨”的内涵相联系。他指出，中国古籍中以侨居、侨寓指代北方士人南下或闽粤人移居台湾，潜藏之意是没人会自愿离开家乡，所有的迁徙都是被迫和暂时的。此外，它还表示一种许可的意味，即承认移民有在异地定居的可能。19世纪下半叶，条约文本中的“侨”从指代外交人员拓展到海外华人时，也意味着华人开始得到官方准许并得到政府保护。⑨但直到20世纪初，相对于华人、华民和华工，“华侨”的使用并不普遍。此后“华侨”一词得到越来越广泛的使用，特别是其政治性内涵的出现与1903年邹容《革命军》的出版及“革命歌”的流行有关。在孙中山的推动之下，《革命军》在北美和东南亚华人社会中得到传播。1911年后“华侨”也日渐成为海外华人无所不包的称呼，甚至成为“爱国华人”的代名词。⑩因此，“华侨”一词的出现标志着中国政府对侨居现象的认可，承认侨居者的历史、现实及贡献。“侨”借鉴了4-6世纪北方世家大族短暂向南迁移的历史，因此是地位的象征，是优雅的名词。(11)通过赋予侨居以雅致、体面的名称，“华侨”被注入确定的方向和新的意图——向侨民灌输民族意识，呼吁侨民爱国主义，成为20世纪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12)
15世纪以来移民海外的华人可以粗略地分为华商、华工、华侨及华裔四个前后相继又互有重叠的类型或阶段。(13)作为过渡阶段的产物，华工型主要存在于1850-1920年代。19世纪上半叶废奴运动之后全球资本主义对劳工的需求，促使1850年代以后华工大量出洋。契约华工或苦力在北美和澳洲淘金、修铁路，在拉美和南洋的种植园和矿场工作，恶劣的环境与准奴隶制的工作方式，使其一度被称为“猪仔”。(14)华侨型牵涉移民属性和意识形态问题，强调华人移民在政治上效忠中国。晚清政府、康有为和梁启超领导的保皇派以及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派，都积极争取华侨的支持。保皇派综合民族主义与资本主义并调和儒家思想，革命派谴责殖民者对华侨的压迫并渲染华侨“殖民先锋”的光辉历史，二者以不同手段动员华侨服务于中国的民族主义事业。(15)在梁启超等人的发掘之下，华侨不仅是需要清政府保护与支持的海外国民，更包含向海外发展的雄心与潜力。(16)由此，中国的民族国家建设事业不再局限于领土之内，而与种族和文化密切联系并构成跨国动员力量。(17)在宣传和政治运动之外，教育也是保持侨民地位和心态、凝聚侨民力量的重要方式。晚清和民国政府派官员调查南洋教育状况，鼓励国内毕业生南下充当华校教师，争取侨生回国升学并在国内设立侨生专门学校——暨南学堂。(18)通过教育的纽带将华侨后代与祖国相联系，侨民教育也成为培养民族意识的重要渠道。(19)
20世纪上半叶中国坚持血统主义国籍法，也成为维系海外华人与中国联系的法律纽带。1909年《大清国籍条例》确立父系“血统主义”原则，宣示所有海外华人均为中国籍，最初是为了防止华人入籍海外逃避中国司法管辖，同时也为争取和维系海外华人对中国的政治效忠。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颁布的国籍法延续血统主义原则，主张海外华人保留中国籍并给予外交保护，同时承认双重国籍。(20)同一时期英、荷殖民政府均采用“出生地主义”作为判定殖民地臣民身份的标准。在中国和南洋均受帝国主义侵略的背景下，清政府既想通过血统主义争取和保护华侨，又想采取单一国籍原则，防范因治外法权而造成的不利局面，结果在事实上造成华侨的双重国籍。(21)迨至1950年代，为避免新兴民族国家对华侨身份与政治忠诚的担忧，因应1950年代中期和平共处外交政策，新中国积极解决华侨双重国籍问题。(22)万隆会议期间中国与印尼签署解决华侨双重国籍问题的协定，(23)侨务部门也鼓励华人选择当地国籍、融入当地发展，并明确入外籍之华人不再是中国公民，将其与中国政治分离开来。(24)这标志着华侨与华人在法律、政治与外交层面正式分离。(25)在冷战与去殖民化力量相互作用之下，北美和东南亚不少国家爆发排华运动，以怀疑华侨与新中国或共产主义联系为名，对华人实施监控、恐吓与迫害。海外华人主动或被动削弱与中国的关系，中国政府也出于对华人生存境遇的担心，主动削弱华侨所包含的政治性，且避免加入有关何为华人的名实之辩。
总结而言，“华侨”自概念生成起便具有深刻的政治意涵。(26)其出现既回应了列强侵略与国势衰弱的外部压力，也契合了中国民族主义兴起阶段对海外资源的动员。晚清以来对“华侨”的重新发现，不仅关涉国际法与现代外交制度的展开，(27)也与通过政治运动与侨民教育将海外华人纳入民族国家建设议程的意图息息相关。(28)20世纪初的历史书写强化了“华侨为革命之母”的叙事，使其成为中国革命史与华人移民史的重要母题。(29)可以说，“华侨”作为概念与身份是在反殖民语境与民族主义实践中被生产和重塑的；其以血缘与祖籍(“根”)为核心、依托与祖国的关系而定义，在20世纪下半叶受到批判，并推动了概念的阐释与更新。
二 摆脱“根”的迷思：华人性、离散与华语语系
(一)文化中国与华人性
在20世纪90年代初冷战终结、全球化兴起以及国内“文化热”的背景下，以杜维明为代表的一群海外华裔知识分子，在Daedalus杂志上组织专辑讨论“作为华人的意义变迁”(The Changing Meaning of Being Chinese Today)。(30)他们提出“文化中国”(Cultural China)概念，试图超越领土、族群、语言和宗教界限，理解全球背景下华人的意义。“文化中国”包括三个体系：第一类是在族群和文化意义上由华人组成或占主导的社会，包括中国大陆及港台地区、新加坡；第二类包括世界各地华人社区；第三类包括关心中国或华人世界的知识分子和专业人士，他们试图从思想和知识维度理解中国，并将其自身理解引入各自国家和社会中。杜维明选择以“华人”(people of Chinese origin)而非“中国人”(people of China)来称呼国籍不同但族群与文化背景相同的群体，是为了强调华人不以地缘政治为中心，而以共同祖先和文化为背景。(31)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中国专业人士开始移民西方，华侨也越来越融入当地，中国中心的影响力不断下降。杜维明提出的“文化中国”的概念，既传达以边缘华人代替中国中心的可能性，也思考更新华人性的具体路径——海外华人的经济成就使他们极有可能成为新模范，在更新华人性的基础上进而更新中国，并在迈向现代社会的征程中扮演先锋角色。(32)
洪美恩(Ien Ang)和周蕾(Rey Chow)都从文化研究的角度切入对华人性和文化中国的批判。洪美恩认为“文化中国”正代替中国成为新的本质化的中心，因其仍预设跨国共同体的背景或基础是共同的祖先和文化，但并非所有华人移民都愿意被纳入“华人”分类之中。洪美恩认为华人性不是一个基于固定标准的分类方式——无论是从种族、文化还是地理层面来说——而是一个开放的、不确定的能指(signifier)。问题的关键不是质疑华人性是否存在、纯正与否，而是思考在不同历史、地理、政治和文化背景下这一分类如何实践。由此，华人性转变为非常主观化的经历，与所处的位置密切相关。(33)周蕾则认为，华人性是一种带有伤痕逻辑的话语，本质上是中国知识分子面对强势西方、屈辱近代的反应，他们希望培育文化完整性作为防御手段，其极限可能造成中国中心主义。华人性的潜台词暗示中国与其他去殖民国家一样，虽不再以血缘为绝对标准，但又以文化差异的不可克服为理由划定属于华人的范围。在周蕾看来，华人性不应被视为整体的，也不应用来追溯起源问题，而是描述华人不断分散发展的历史。理应将华人性从对“根”的想象中脱离出来，思考华人性多元、多重、多种形式与内涵。(34)如果说洪美恩侧重华人性的主观性，周蕾则更侧重其多元性。
陈奕麟(Allen Chun)更进一步从权力视角“解构”华人性与华人身份。他认为身份(identity)不仅是族群或文化修辞中援引的一系列特征，而且是将人们与共同体联系的权力与意义之网。因此，身份是地方背景下权力与意义互动的产物，无法用包罗万象的华人性来定义。沿着霍尔(Stuart Hall)有关身份“是什么”(being)还是“成为什么”(becoming)的命题，陈奕麟进一步反思：如果族群身份和文化话语都是建构的产物，则追问真实与否毫无意义，不如关注其变化。从历史来看，华人性的内涵一直在变，从基于文化的汉族中心到近代以民族国家为中心；不同地区、阶级和性别群体所看到的华人性也各有侧重，具有不同的语境表现。也就是说，华人性并非单数。(35)
从宏观层面来看，全球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现代性及各地独特的政治环境也深刻塑造了华人性内涵。不少学者提倡不再将文化作为决定性因素，而将其视为一个依变项，会因社会政治、地缘政治变迁而呈现不同样态；身份也不一定与某种特定文化联系，什么时候及如何认同才是最重要的。(36)1990年代杜维明、洪美恩、周蕾等提出的文化中国、华人性概念及其批判，目的是解构华人的本质性，关注其主观性、多元性与混杂性，强调历史演变、群体差异和语境主义的认识。
10多年后《亚洲族群》(Asian Ethnicity)杂志开辟专刊讨论能否将华人性从特定国家、特定种族及特定文化的联系中解脱出来。结果再次证明，任何试图弄清华人性本质、为其划定边界的努力都注定失败也应该失败。(37)学者们认为，试图弄清华人性本质这一行为本身，仍是种族本质主义的体现，只是将对种族的崇拜替换成对文化的崇拜，且文化仍被视为整体性的、本质化的。虽然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的操演理论赋予人们通过实践来选择成为(acting)某种人的自由，即人们可以按照自己想要的方式“成为华人”。但是也有学者提出，一旦有“想”(desire)这个念头，就陷入本质主义的华人性陷阱之中。(38)着眼于东南亚区域现实，石之瑜认为“华人性”的定义是从差异性出发的，既强调不同地区华人之间的差异，也强调华人与中国人的差异而非同一性，希望以此打消原住民和所在国内部对华人移民的担忧。(39)他进一步提出“后华(人)性”的概念，强调在华人性不可定义的条件下，华人彼此之间相互识别或再识别为华人的过程，(40)由此重新激活华人性的解释活力而非一味作为身份政治的舆论靶子。
杜维明作为一位现代新儒家学者，试图超越地缘政治局限、通过“文明对话”来重塑中华文明的全球意义，从而提出“文化中国”，其核心是以文化为中心来理解华人世界的动态。然而，这一概念仍预设“共同祖先与文化”作为跨国共同体的基础，因而被洪美恩、周蕾等后殖民学者视为新的本质化倾向，成为后殖民批判的重要对象。与此相呼应，几乎同时兴起的跨国主义与离散视角，则转向对移民跨境实践和身份生成的关注，进一步推动对何为华人的新认识。
(二)跨国主义与离散华人
在20世纪90年代初全球化初兴的背景下，文化人类学、移民人类学的学者们提出“跨国主义”(transnationalism)概念，关注移民(transmigrant)跨越国境的多重而持续的联系，强调移民本身的能动性。(41)人类学家杨美惠(Mei-hui Yang)据此提出“跨国语境中的中国”(transnational China)概念，用来描述中国文化跨越政治边界在地理和空间上的延伸，强调通过跨界的文化和物质流动不断维护、更新和重塑华人身份认同。(42)刘宏则提出“跨国华人”(transnational Chinese)概念，用以描述改革开放后中国“新移民”群体和东南亚华人“再移民”现象，从历史维度梳理华人跨国实践的社会场景。(43)王爱华(Aihwa Ong)以香港华人精英为例提出“灵活的公民身份”(flexible citizenship)概念，用以描述华人在海外追求公民身份的投机行为，促进自身资本灵活积累的策略——他们将某一国的政治限制转化为多国的经济机遇，将迁移或流离失所转化为基于地方背景创造利益的优势，并避开民族国家对利益的监控和管制。由此，华人的地方背景、政治或文化身份越来越不重要，他们的主体性开始与特定国家松绑、变得去地域化。(44)换言之，华人性不再是根据华人价值观或规范的多少而衡量的属性或本质，而由华人与全球资本主义、现代性的过程和动力的内在关系决定。(45)王爱华还观察到华人性如何被亚洲国家和企业的现代性话语所利用，将华人经验融入亚洲集体价值观，共同定义区别于西方的另类现代性，并挑战亚太地区的美国霸权。(46)这些新概念凸显了全球化与改革开放时代，华人身份已不再是由单一国家或文化传统所界定，而是在跨国联系与全球流动中被持续塑造与再定义的过程。
跨国主义既是20世纪90年代全球化潮流的反映，也和认识论领域后结构主义理论相关，标志着社会科学认识论的转向——从强调结构到强调能动性，从关注民族国家到关注个人，从侧重身份认同转向关注跨国联系的过程。由此，全球化、跨国主义也重新激活离散研究(diaspora study)，其概念使用从犹太人扩展到其他受难族群，移民、侨民、难民和少数族裔也被纳入离散范畴。(47)
基于离散的传统含义，几位华人研究代表性学者均明确反对使用“离散华人”(Chinese diaspora)概念。王赓武认为“离散”一词起源于犹太流亡经验，内含流离失所、排他性与高度凝聚等特质，难以准确把握海外华人的复杂处境，甚至可能重演“华侨”概念的困境：既被中国国家视为动员对象，又在所在国社会引发忠诚度质疑；不仅可能固化华人为单一群体，还易被媒体与政治力量利用，制造“黄祸”式叙事，从而遮蔽他们在不同环境中的多元实践。(48)徐元音(Madeline Y.Hsu)也认为离散将重新激活有关华人定义的本质主义倾向，相比西方移民传统常被纳入帝国史，在华人移民研究中过度强调“离散”易造成与犹太、亚美尼亚经验的误比，可能模糊“定居却不被同化”的复杂性，阻碍我们理解华人身份在跨国互动中多元、灵活的生成过程。(49)从历史过程来看，华人可能也并不符合“离散”的标准。因为“离散”往往以类似流亡的分离为前提，回归是基本禁止的或者推迟到遥远的未来，(50)长期以来寻求落叶归根的华人显然不能称之为“离散”。也因此，孔飞力(Philip Kuhn)在《他者中的华人》中并未使用“离散”，因为“大多数人与其说是确定地‘离开中国’，还不如说是他们正在扩展劳作者和家庭之纽带的空间维度”。(51)
另有一些学者则积极提倡将“离散”概念应用于华人研究。他们认为，将“离散”理解为“华侨”的同义词是将其狭隘化的表现。受后现代思潮影响，身份越来越被解构为去疆域化的，任何空间分散的人群均可以被视为离散。(52)作为视角的离散，将关注点从有界群体转向地理分散的联系、制度和话语，将地方变迁嵌入更大的全球进程之中。(53)也有学者从空间与地方角度重释离散，强调离散并非去疆域化，而是以地方为核心、以网络为基础的空间形态。将离散华人视为一系列动态地理事物的集合，将离散中的领土寓意，由探讨民族国家转向关注移民起源与目的地的地方和区域现实。(54)陈珮珊(Shelly Chan)从时间维度重新定义华人的内涵——将近代中国与华侨的互动视为一连串的离散时刻(diaspora moment)，只是在华侨回归祖国的某个时间点，中国被认定为祖国，各种各样的行为体被纳为离散华人。在离散过程中，华人与祖国是相互交错、互相构成的，身份与文化都在不断重构中。离散远非进化的一个阶段，它可以不断地被激活，也因此是未完成的。(55)
近年来国际学术界和公共舆论界越来越多地使用Chinese diaspora，大有取代overseas Chinese/Chinese overseas之势，有关华人研究工具书、甚至美国人口普查统计数据也以其冠名。(56)这既显示出来这一新概念的活力，也表明对华人的关注和研究正被置于全球的、比较的视野之下，华人移民可以与其他离散群体相提并论，也折射出围绕华人定义、命名和研究的国际化。
(三)反离散与华语语系
与王赓武、徐元音的立场相同，史书美(Shu-mei Shih)也对“离散华人”的表达不满，但原因却并不相同。她认为“离散华人”背负两重负担——一是呼应中国民族主义，号召华侨爱国主义与服务祖国；二是呼应西方种族主义，将华人种族化并建构为永久外来者。(57)出于这两点不满，史书美提出华语语系(Sinophone)概念，提倡在当地的语言、文化与社会背景中讨论华人。以海外华人的语言实践来看，实际上掺杂着来自祖辈的中国地方方言以及当地移民社会的多族群语言，不纯正、混杂和难以界定才是华语语系的常态。华语语系研究的首要目的是舍弃本质化的华人性和离散华人概念，关注多样性、差异性和混杂性。其次，将华人有关“根”的概念“扎”于当地而非追溯祖先的源头，将“家”(home-ness)的概念与起源(origin)脱钩，关注当地的现实、投身当地实践。最后，将华语语系作为认识论和方法论，作为联结祖籍国与住在国的枢纽，不做非此即彼的选择，因而是多向的、开放的。(58)
在史书美批判的靶子中，“离散华人”的内涵约等于“华侨”。“华语语系”反对中国政府华侨式召唤和远距离民族主义，也反对后殖民国家对少数族群的歧视和排斥；不仅批判中国中心主义，也批判欧洲和其他任何中心主义；不强调种族身份而以语言实践为分野，与民族和国家解绑而成为跨民族、跨国的甚至全球的。强调特定国家在地性质的华语语系文化，是当地多元文化与多语性不可或缺的一环。虽然华语语系仍不可避免与中国保持某种不稳定的关系，但史书美将其类比于英语语系(Anglophone)、法语语系(Francophone)，似乎提高了华语地位，使其具有某种世界性(cosmopolitan)意味。(59)
华语语系概念的出现引发不少批判，中国大陆学者的批判主要集中于“华语语系文学”。学者们认可其在去中心化、反殖民倾向与本土性凸显等方面的贡献，但批评史书美轻易地将华语语系与英语语系、法语语系进行类比，抹杀了后者的殖民性并渲染中国的霸权。将海外华文文学与西方殖民地文学混为一谈，也使得“去中国化”被错误地等同于去殖民化。(60)海外学者则从学术发展的内在脉络着眼，批评其在华语语系-英语语系研究的二元主义中表述。这一学术脉络起源于北美学界并与亚美研究相联系，因而带着深刻的“从北向南”的凝视来审视混杂的华人性的形成。鉴于华语语系研究的兴趣在于从语言、族群—民族和地缘政治等方面揭示华人性的构成形态，华语语系研究需要进一步探讨其与非华/非汉(non-Sinitic)语言、文化和社会生活世界的关联，也就是区域(东南亚)视角的重要性，而不仅仅是与英法语系进行比较，也不仅仅是关注台湾文学或马华文学。(61)
总体来看，无论是离散还是华语语系，都突破了传统民族主义叙事的单一性，揭示了身份与文化的多样性与流动性，一定程度上激发了华人研究的活力。然而，由于过度依赖文化研究与话语批判，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社会结构、经济制度和政治环境对华人的塑造。在不断解构“根”与中国中心的过程中，也存在将华人研究引向另一种学术中心的风险。正因如此，有必要进一步反思这些理论取向的局限，并探索超越它们的新路径。
三 从解构到建构：新华侨史的研究路径
20世纪90年代西方学术界围绕华人概念和身份认同的解构，其重要的学术背景是后殖民主义兴起。作为一种批判性视角，后殖民主义试图解构帝国史与民族史的宏大叙事，揭示被压抑和被边缘化的历史。(62)然而，这一思潮在华人研究中的应用，也暴露出一系列内在局限，敦促我们必须正视解构之后的工作。
首先，后殖民主义仍未摆脱西方中心。用德里克(Arif Dirlik)的话来说，后殖民主义是第三世界(尤其是印度)学者来到西方学术大本营之后的产物，是他们新发现权力的一种表达方式，其理论来源是欧洲中心的(后结构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并以英语为表达媒介，因此很容易掉入另一种帝国主义或殖民主义的陷阱中。(63)当这种视角被应用于华人研究时，它倾向于将中国的民族主义叙事与西方霸权并置，甚至混为一谈，从而削弱了其对西方霸权的抵抗力度。例如，对华人性的解构虽挑战了中国中心，但可能在无意中迎合了西方对中国崛起的“黄祸”式焦虑，将“与中国保持联系”的行为简单地等同于“中国中心”的表现。这种批判性视角原本旨在挑战殖民遗产，却可能被调转方向，成为批判曾深受殖民冲击的中国的工具。
其次，后殖民主义优先考虑文化和话语力量，而非社会经济、政治制度与其他社会实践。(64)这种“文本主义”倾向使其批判效果大打折扣，甚至成为一种脱离华人移民实际情况的纯粹“象牙塔”活动。(65)华人移民在当地社会的融入困难，并非仅仅源于他们对“根”的执着或中国民族主义的召唤，更深层次的原因是他们在住在国所遭受的种族歧视、结构性不平等和政治经济压迫。这些结构性因素使得他们即便在文化上“去本质化”，也难以完全融入主流社会。(66)此外，“文本主义”的批判可能忽视了华人面临的真实生存困境，尤其低估了民族主义在第三世界、移民社群中的生命力。作为一种有力的政治和思想力量，民族主义仍然发挥巨大影响，身份认同仍是移民生存的重要参考，特别是在逆全球化与身份政治重新回潮之时。(67)
最后，无论是华侨史叙事还是离散叙事、华语语系概念，很大程度上仍是一种精英话语，关注的是华商与侨领、知识分子与华人精英的跨国活动，忽视了女性与华工等底层群体。即使是有关“番客婶”或“猪仔”的故事，也往往被纳入反帝反殖的宏观框架之中，对他们的生命史了解无多。造成这一局面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华侨史研究多依赖侨领或知识分子留下的文集、回忆录和口述史，而族谱与地方志的编写又是高度性别化的，沿袭宗族社会结构对女性的漠视。(68)
面对上述问题与挑战，我们尝试从视角、材料和方法入手，探索一种更加平衡和包容的“新华侨史”叙事。这一范式并不以重新界定“何为华人”为目标，而是旨在超越宏大叙事，通过探寻活生生的人，重新联结个体生命史与宏观历史结构变迁。
首先，新华侨史的建构始于史料来源的拓展与批判性解读。在“档案转向”的启发下，研究应尝试突破对殖民档案、精英回忆录和地方志的依赖，更多地发掘侨民个人文献(如侨批)并结合口述证词，实现文献来源的多元化。(69)通过揭示文献形成的主观性及权力机制，挖掘档案中的沉默与空白，修复那些长期被遮蔽的群体经验，使其进入历史书写。(70)
其次，新华侨史倡导将研究对象转向华人移民中沉默的大多数——以华工、女性、儿童为代表的边缘群体。在跨国视野下，苦力华工出洋与19世纪全球废奴主义形成复杂勾连，他们的微观生命史是理解奴隶制与自由、帝国与资本主义的绝佳切入点。(71)针对苦力抗争事件的司法审判，更与帝国角力、国际法体系深刻交织。(72)同样，女性和儿童作为“侨”的另一半，殖民政府对围绕他们的跨种族亲密关系的管控如何折射殖民统治权的焦虑?(73)华人女性的道德与经济能动性，又如何塑造其在婚姻与社会层面的身份，拓展殖民空间内的经济网络?(74)侨童的教育问题如何牵动晚清与英荷帝国的遭遇、对抗与争夺?(75)移民社会与侨乡社会性别高度不平等的现实，为考察华人性别经验提供历史切入口，也为理解性别与种族、阶级的互动提供独特案例。发掘被边缘化的华人劳工与女性故事，既凸显将华人研究嵌入殖民史的潜力，也将晚清与帝国遭遇的历史图景复杂化，超越单一的民族主义思考框架，有助于其加入新社会史、新文化史和新资本主义史等的对话。
最后，在学术生产层面，许多西方学界围绕华侨的新研究，虽注重史料批判与边缘群体书写，但往往缺乏对中文档案与侨乡背景的深入关注，使华侨史仅仅成为帝国史或文化研究的一个案例。(76)这为中国学者提供了探索新华侨史的刺激与契机。我们需要更加充分而全面地挖掘并批判性利用各种类型的中文材料，从而在国际学术对话中扮演更积极的角色，构建更具主体性、更平衡的华人移民叙事。这意味我们既要避免华侨史在中国语境中被“侨务化”，也要避免西方学术界将其“身份政治化”的趋向。
结语
19世纪末20世纪初，晚清和民国政府对“华侨”的发现与定义，有内外两方面的刺激：在外是对抗种族主义与“黄祸论”兴起，反抗排华运动和保护华侨的需要；在内则是反抗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建设民族国家的需要。这是全球背景下中国民族主义的兴起及其与域外互动的结果。
冷战结束之后，随着后殖民主义思潮盛行，国际学术界掀起对华人性、文化中国、离散华人与华语语系的热烈讨论。不论其表现形式为何，这些讨论的核心是希望解构华人身份的本质化。概括来看，后殖民主义脉络下对传统华人概念的批判具有两方面意义。其一，抛开民族主义的单一框架展现海外华人多样性，特别是面向当地的混杂性、异质性。其二，对华人的定义与理解变得脱域化、去本质化，不再与特定领土、主权与国家相关。关于华人身份的定义，既可以共同祖先和共同文化为背景，也可以商业活动与资本积累策略来定义，还可以用语言实践来划分，抑或由与祖国关系而定义。
1990年代以来国际学术界围绕何为华人的争论，折射了西方世界对中国崛起的焦虑。华人身份之所以成为“问题”，背后潜藏着华人被污名化的历史，无论是“黄祸论”还是对“红色中国”扩张的恐慌。无论是贫弱的中国还是日渐强大的中国，华人都被视为“他者”，与中国的联系都被视为“问题”。这是一个多世纪以来地缘政治环境变化中的恒常，本质上折射了西方社会潜意识中的种族主义，或以自由民主或以国家安全等多种形式表现出来。
梳理国外学者在特定政治、社会与学术语境中提出“何为华人”的争论，有助于理解华人研究范式的演变。在后殖民主义揭示霸权与关注底层的启发下，亟需突破其西方中心、文本主义与精英视角的局限，更加重视华工与女性的历史经验，并批判性地利用中文档案，使之进入殖民史、帝国史与资本主义史的全球对话。由此，“新华侨史”不仅是一种方法论的更新，更是中国学术界建构自主议程的必要尝试。通过多元史料与跨学科方法，发掘沉默的群体，重建以“侨”为核心、以人民为中心的历史叙事，从而为世界近现代史提供更包容的理解与新的可能性。
注释：
①李长傅：《华侨》，上海中华书局1927年版，第1页。
②丘汉平：《华侨问题》，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4页。
③张希哲：《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的侨务工作》，华侨协会总会编《华侨与抗日战争论文集(上)》，台北华侨协会总会1999年版，第3页。
④Wu Xiao An,"Shifting Paradigms of Chinese Diaspora Studies and the Changing Dynamics of Transnational Chinese Communities:a Holistic Review," Translocal Chinese:East Asian Perspective,Vol.14,2020,p.20.
⑤Leo Suryadinata,"Blurring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Huaqiao and Huaren:China's Changing Policy towards the Chinese Overseas," Southeast Asian Affairs,2017,pp.103,105; Leo Suryadinata,"A Rising China Affects Ethnic Identities in Southeast Asia," ISEAS Perspective,no.74,2021,pp.1-11.
⑥《华侨华人百科全书·法律条例政策卷》，中国华侨出版社2000年版，第190-191页；张秀明：《华侨华人相关概念的界定与辨析》，《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16年第2期；潘翎主编《海外华人百科全书》“释义”，崔贵强编译，三联书店(香港)1998年版。
⑦本文梳理国际学界有关华人概念的定义涉及不少中英翻译的问题，而翻译本身也成为华人相关概念争论的一部分。因此，为行文方便和精确作两点说明：第一，本文将在概念首次出现时标出相应的英文原文，以便展现中英文对译的具体情况；第二，以“海外华人”或“华人移民”来指代华人移居国外的历史现象，作为较中性的词语并不表达任何关于身份认同或情感的含义。王赓武以Overseas Chinese作为“华侨”对译，表达其暂居含义和中国中心的政治内涵；以Chinese overseas作为“海外华人”对译，表达较为中性的描述性内涵，其更倾向于使用后者。Wang Gungwu,"Greater China and the Chinese Overseas," The China Quarterly,no.136,Special Issue:Greater China(Dec.,1993),pp.926-927.Huang Jianli,"Conceptualizing Chinese Migration and Chinese Overseas:The Contribution of Wang Gungwu," Journal of Chinese Overseas,Vol.6,no.1,2010.廖建裕则以Ethnic Chinese对应“华人”，指已获得居住国公民身份者。Leo Suryadinata,"Ethnic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Overseas Chinese,Chinese Overseas or Southeast Asians?," in Leo Suryadinata ed.,Ethnic Chinese as Southeast Asians,Singapore: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1997,pp.2-4.
⑧中法战争期间，郑观应曾前往南洋一带实地考察，回国后写成围绕华侨相关建议的奏折。《盛世危言后编》中多次出现“华侨”。见庄国土：《“华侨”一词的起源与应用》，《中国封建政府的华侨政策》，厦门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43-352页。
⑨王赓武：《“华侨”一词起源诠释》，《天下华人》，广东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8页。这篇文章的英文版原文中“华侨”是以威妥玛拼音来表达的，如此就避免了可能存在的中英文翻译问题。英文版参见Anthony Reid ed.,The Chinese Diaspora in the Pacific,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16,chap.12.
⑩王赓武：《“华侨”一词起源诠释》，《天下华人》，第9-10页。
(11)Wang Gungwu,The Chinese Overseas:From Earthbound China to the Quest for Autonomy,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0,pp.46-47.
(12)Wang Gungwu,The Chinese Overseas:From Earthbound China to the Quest for Autonomy,p.54.有关华侨民族主义的最新研究可参考潮龙起、肖奔：《唤起华侨的民族主义与辛亥革命时期“国民”的塑造》，《民族研究》2023年第5期；潮龙起、李朋飞：《文化民族主义话语与辛亥革命时期华侨祖国认同的构建》，《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23年第1期。
(13)王赓武：《中国与海外华人》，天津编译中心译，台湾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5-14页。还有学者将15世纪以来华人离散分为5个阶段：15-19世纪早期东南亚华商与殖民扩张阶段；1850年代后华工大移民时代；20世纪初民族主义运动时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非殖民化与冷战时期；全球化、新自由主义与中国改革开放时期(“新移民”时期)。第三、四阶段即对应“华侨”类型。参见Els van Dongen and Hong Liu,"The Changing Meanings of Diaspora:The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in Gracia Liu-Farrer and Brenda S.Yeoh eds.,Routledge Handbook of Asian Migrations,Routledge,2018,pp.33-47.
(14)Robert L.Irick,Ch'ing Policy Toward the Coolie Trade,1847-1878,Taipei:Chinese Materials Center,1982; Yen Ching-Hwang,Coolies and Mandarins:China's Protection of Overseas Chinese During the Late Ch'ing Period(1851-1911),Singapore: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1985；庄国土：《中国封建政府的华侨政策》，第197-242页；袁丁：《近代侨政研究》，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2002年版。
(15)Prasenjit Duara,"Nationalists among Transnationalists:Overseas Chinese and the Idea of China,1900-1911," in Donald M.Nonini and Aihwa Ong eds.,Ungrounded Empires: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Modern Chinese Transnationalism,New York:Routledge,1997,pp.39-60.关于改良派与革命党在美洲联系和动员华侨、改造华侨社会的最新研究，可参考Zhongping Chen,Transpacific Reform and Revolution:The Chinese in North America,1898-1918,Stanford,Californi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23。中译本见陈忠平：《跨太平洋的华人改良与革命：1898-1918》，东方出版中心2024年版。关于“华侨”话语和叙事在澳大利亚的发展历程，可参考郭美芬：《二十世纪初澳洲都市化下华裔社群的“华侨”叙事与政治结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71期，2011年3月。
(16)李永东：《被殖民的“帝国”与半殖民地的殖民意愿》，《山东社会科学》2017年第3期；Asier H.Aguirresarobe,"Concealing Empire:John Robert Seeley's and Liang Qichao's Projects for Imperial Nationalization," Nationalism and Ethnic Politics,Vol.27,no.4,2021,pp.478-496。
(17)Prasenjit Duara,"Transnationalism and the Predicament of Sovereignty:China,1900-1945,"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Vol.102,no.4,1997,pp.1030-1051.
(18)关于南洋华校教育及其与中国的联系，可参考雅加达中华中学的个案研究。参见施雪琴、居玛丽：《南洋明珠侨教典范——雅加达中华中学校史》，香港生活文化基金会2017年版。关于暨南学堂(学校)的专门研究可参考陈岭：《变动时代中的“华侨最高学府”：国立暨南大学研究(1927-1949)》，博士学位论文，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19年，第17-26页。
(19)关于20世纪上半叶华侨政策与海外民族主义兴起，可参考李盈慧：《华侨政策与海外民族主义(一九一二～一九四九)》，台北“国史馆”1997年印行。
(20)Shao Dan,"Chinese by Definition:Nationality Law,Jus Sanguinis,and State Succession,1909-1980," Twentieth-Century China,Vol.35,no.1,2009,pp.4-28.Albert H.Y.Chen,"The Evolution of Modern Chinese Nationality Law," The China Review,Vol.23,no.2,Special Issue:What Does It Mean to Be or to Become Chinese? Interdisciplinary Reflections on Chinese Identity,2023,pp.123-147.
(21)李章鹏：《双重国籍还是单一国籍政策?——清末国籍政策析论及其现实启示》，《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19年第4期。
(22)1957年1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上，周恩来表示在东南亚访问之后，对东南亚国家担心华侨威胁感同身受，而考虑到华侨回国还要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现实，周恩来更进一步明确华侨绝大多数应留在侨居地，不必回来，并且表示应该把劝导华侨留在当地“说的彻底一些”。参见夏莉萍：《周恩来的“单一国籍”思想研究》，《外交评论》2008年第2期。
(23)程希：《侨务与外交关系研究：中国放弃“双重国籍”的回顾与反思》，中国华侨出版社2005年版。虽然在1955年签署该协定，但直到1960年12月15日双方才订立《关于双重国籍问题的条约的实施办法》。
(24)Stephen Fitzgerld,China and the Overseas Chinese:A Study of Peking's Changing Policy(1949-1972),Lond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2.
(25)施坚雅认为1955年签订解决双重国籍问题的协定，是为了促进与东南亚国家关系的外交利益而牺牲了华侨利益。张素玉则认为协定为中国合法保护侨民提供基础，是外交与华侨利益调和的产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促进中国与东南亚双边关系有助于保护华侨。程希认为“双重国籍”的放弃，是中国打开外交局面、争取印尼等国家的一个突破口，是实践其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示范。因为，首先，只有外交关系的建立和对其的积极维护，才能更好地保护华侨的利益；其次，在当时“冷战”国际政治格局下，避免华侨华人成为意识形态斗争的牺牲品；第三，中国放弃“双重国籍”，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民族主义兴起、反帝反殖形势的必需。G.William Skinner,"Overseas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Vol.321,Contemporary China and the Chinese,1959,pp.136-147; Theresa C.Cariño,China and the Overseas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Quezon City:New Day Publishers,1985；程希：《五十年代中国侨务与外交关系浅议》，《八桂侨刊》2004年第3期。
(26)王赓武最早提出“华侨”一词的政治性含义，参见王赓武：《中国南部对海外华人的看法》，《中国与海外华人》，第289-293页。该文英文版发表于1985年。
(27)关于华侨与中国近代外交的展开，可参考Shelly Chan,Diaspora's Homeland:Modern China in the Age of Global Migration,Durham and London:Duke University Press,pp.17-47；袁丁：《近代侨政研究》；皇甫峥峥：《远西旅人：晚清外交与信息秩序》，汪林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4年版，第285-292页。
(28)王纯强：《约莫是华人——“华侨”与海外华人的边缘化》，《华人研究国际学报》2017年第1期。
(29)近年来有学者重新梳理这一说法的起源及变迁，展现其背后的话语政治。参见黄坚立：《“华侨为革命之母”：赞誉之来历与叙述》，《华人研究国际学报》2011年第2期；Cheng Yi Meng,"The Mother of the Revolution:From Myth to Political Capital for the KMT," Journal of Chinese Overseas,no.19,2023,pp.147-165.
(30)后来这一专辑内容被重新结集由斯坦福大学出版。见Tu Wei-ming,The Living Tree:The Changing Meaning of Being Chinese Today,Stanford,Californi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同一时期1993年《中国季刊》(The China Quarterly)也在香港组织会议，围绕“大中华”(Greater China)的政治、经济及文化维度等展开讨论。与会者认为“大中华”是冷战后国际秩序重构中出现的复杂多维度现象，可以从经济、政治和文化维度予以定义，其核心范围包括中国大陆、港澳台及海外华人。讨论重点多集中于经济维度。相关学者的讨论结集为The China Quarterly,no.136,Special Issue:Greater China(Dec.,1993).关于“大中华”的概念梳理，可参考Harry Harding,"The Concept of 'Greater China':Themes,Variations and Reservations," The China Quarterly,no.136,Special Issue:Greater China(Dec.,1993),pp.660-686.
(31)Tu Wei-ming,"Cultural China:The Periphery as Center," Daedalus,Vol.120,no.2,1991,pp.1-32.
(32)Allen Chun,"Fuck Chineseness:On the Ambiguities of Ethnicity as Culture as Identity," Boundary 2,Vol.23,no.2,1996,p.124.
(33)Ien Ang,"Can One Say No to Chineseness? Pushing the Limits of the Diasporic Paradigm," Boundary 2,1998,Vol.25,no.3,pp.225-227.
(34)Rey Chow,"Introduction:On Chineseness as a Theoretical Problem," Boundary 2,Vol.25,no.3,1998,pp.1-24.
(35)Allen Chun,"Fuck Chineseness:On the Ambiguities of Ethnicity as Culture as Identity," Boundary 2,Vol.23,no.2,1996,pp.111-138.
(36)Justin Wu,"Book Review Forget Chineseness:On the Geopolitics of Cultural Identification,"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sia,Vol.49,no.2,2019,pp.335-337.
(37)Anthony Reid,"Introduction:Chineseness Unbound," Asian Ethnicity,Vol.10,no.3,2009,p.199.
(38)Yao Souchou,"Being Essentially Chinese," Asian Ethnicity,Vol.10,no.3,2009,p.257.
(39)石之瑜：《超越疆域的中国研究：从华人性/中华性到后华性》，《华南研究》(日本)2018年第4号，第40页。
(40)石之瑜、李慧易：《从“华人性”到“后华性”——马来西亚华人研究札记》，《展望与探南》(台湾)第5期，2017年。
(41)Nina Glick Schiller et al,"From Immigrant to Transmigrant:Theorizing Transnational Migration," Anthropological Quarterly,Vol.68,no.1,1995,p.48.
(42)Mei-hui Mayfair Yang ed.,Spaces of Their Own:Women's Public Sphere in Transnational China,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99,p.7.
(43)刘宏：《跨国华人：实证分析与理论思考》，《二十一世纪》(香港)2002年6月号。刘宏：《战后新加坡华人社会的嬗变：本土情怀·区域网络·全球视野》，厦门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另一本几乎同一时期关于跨国华人的现状研究，则基于深度的田野调查，对在欧洲的华人流动情况展开个体分析，将跨国华人的概念与中国的全球化联系起来。参见Frank N.Pieke et al.,Transnational Chinese:Fujianese Migrants in Europe,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4。
(44)Aihwa Ong,"On the Edge of Empires:Flexible Citizenship among Chinese in Diaspora," Positions,Vol.1,no.3,1993,pp.745-778.Aihwa Ong,Flexible Citizenship:The Cultural Logics of Transnationality,Durham:Duke University Press,1999.
(45)Donald M.Nonini and Aihwa Ong,"Introduction:Chinese Transnationalism as an Alternative Modernity," in Aihwa Ong and Donald M.Nonini eds.,Ungrounded Empires: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Modern Chinese Transnationalism,New York:Routledge,1997,pp.3-4.
(46)Aihwa Ong,"Chinese Modernities:Narratives of Nation and of Capitalism," in Aihwa Ong and Donald M.Nonini eds.,Ungrounded Empires: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Modern Chinese Transnationalism,pp.171-202; Aihwa Ong,"'A Momentary Glow of Fraternity':Narratives of Chinese Nationalism and Capitalism," Identities,Vol.3,no.3,1997,pp.331-366.
(47)Robin Cohen et al.,Global Diasporas:An Introduction,New York:Routledge,2008,pp.1-2.
(48)王赓武：《东南亚华人与中国发展》，《华人与中国：王赓武自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15-316页。Gregor Benton and Hong Liu eds.,Diasporic Chinese Ventures:The Life and Work of Wang Gungwu,London:Routledge,2004,pp.49-60,157-177.
(49)Madeline Hsu,"Decoupling Peripheries from the Center:The Dangers of Diaspora in Chinese Migration Studies," Diaspora:A Journal of Transnational Studies,Vol.20,no.2,2019,p.210.
(50)James Clifford,"Diasporas," Cultural Anthropology,Vol.9,no.3,1994,p.304.
(51)孔飞力：《他者中的华人：中国近现代移民史》“前言”，李明欢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5页。
(52)Rogers Brubaker,"The 'Diaspora' Diaspora," 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Vol.28,no.1,2005,pp.1-4.
(53)Adam McKeown,"Conceptualizing Chinese Diasporas,1842to 1949,"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Vol.58,no.2,1999,pp.306-337.
(54)Laurence J.C.Ma,"Space,Place and Transnationalism in the Chinese Diaspora," in Laurence J.C.Ma and Carolyn Cartier eds.,The Chinese Diaspora:Space,Place,Mobility,and Identity,Lanham:Rowman and Littlefield,2003.pp.7-8.
(55)Shelly Chan,"The Case for Diaspora:A Temporal Approach to the Chinese Experience,"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Vol.74,no.1,2015,pp.107-128; Shelly Chan,Diaspora's Homeland:Modern China in the Age of Global Migration,Durham and London:Duke University Press,2018.
(56)"The Chinese Diaspora:Historical Legacies and Contemporary Trends"(August 2019),https://gffgg43188645da934515soxwbkqqo69ou669o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content/dam/Census/library/working-papers/2019/demo/Chinese_Diaspora.pdf，访问时间：2024年9月11日。
(57)史书美在译著中将Chinese diaspora译为“离散中国人”“中国人的离散”，将Chineseness译为“中国性”。参见史书美：《反离散：华语语系研究论》，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17年版。史书美将译名与中国相联系，打上中国烙印，希望强调其与作为政体的中国产生联系，带有一定的政治目的和意识形态色彩。本文与其观点不同，将这两词分别译为“离散华人”和“华人性”。
(58)Shu-mei Shih,"Against Diaspora:The Sinophone as Places of Cultural Production," in Shu-mei Shih,Chien-hsin Tsai and Brian Bernards eds.,Sinophone Studies:A Critical Reader,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13,pp.25-42.
(59)需要警惕的是，史书美将华语语系和法语语系、西班牙语语系区、英语语系区比附，实际是将中国与法兰西帝国、大英帝国、西班牙帝国对非洲、印度和美洲殖民历程相提并论。虽然作者也强调华语语系族群和中国之间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殖民与后殖民的关系，这也是与其他语系之间的主要差别(华人移民主要使用的是方言并在地化的产物而非官方标准语，与英法及西班牙语作为殖民语言不同)。
(60)朱崇科：《华语语系的话语建构及其问题》，《学术研究》2010年第7期；刘俊：《“华语语系文学”的生成、发展与批判——以史书美、王德威为中心》，《文艺研究》2015年第11期；李杨：《“华语语系”与“想象的共同体”：解构视域中的“中国”认同》，《华文文学》2016年第5期。
(61)Show Ying Xin and Sai Siew-Min,"Reassessing the Chinese Diaspora from the South:History,Culture and Narrative,"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Vol.24,no.4,2023,p.581.
(62)Prasenjit Duara,"Postcolonial History," in Lloyd Kramer and Sarah Maza eds.,A Companion to Western Historical Thought,Oxford UK:Blackwell,2002,pp.417-431.
(63)Prasenjit Duara,"Postcolonial History," in Lloyd Kramer and Sarah Maza eds.,A Companion to Western Historical Thought,p.429.
(64)Gianmaria Colpani,"Crossfire:Postcolonial Theory between Marxist and Decolonial Critiques," Postcolonial Studies,Vol.25,no.1,2022,p.58.
(65)Gianmaria Colpani,Jamila M.H.Mascat and Katrine Smiet,"Postcolonial Responses to Decolonial Interventions," Postcolonial Studies,Vol.25,no.1,2022,p.4.
(66)如有关族裔经济的经典研究Paul C.P.Siu,The Chinese Laundryman:A Study of Social Isolation.ed.by John Kuo Wei Tchen,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1987.
(67)以后见之明来看，1990年代兴起的对何为华人的解构，更像是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后自由国际主义“黄金时代”的心态反映，而在进入21世纪第二个10年后这股潮流已显然式微。可参考Celia Donert et al.,"Introduction:Eclipse of internationalism? The Late Twentieth-century Liberal Moment," Past and Present,Vol.264,no.1,2024,pp.283-356。格奥尔格·G.伊格尔斯：《二十世纪的历史学：从科学的客观性到后现代的挑战》，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2023年版，第176-190页。
(68)Rachel Leow,"Beyond Diaspora's Horizons:Mass Deportations to China and an Alternative to the Diaspora Paradigm,"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Vol.24,no.4,2023,pp.589-590.
(69)已有中国学者开始使用私人档案(如侨批)来讲述华人女性故事。参见Huifen Shen,China's Left-Behind Wives:Families of Migrants from Fujian to Southeast Asia,1930s—1950s,Singapore:NUS Press,2012.沈惠芬：《构建中国侨乡女性史：资料与方法的探讨》，《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1期。关于中国的华侨/归侨口述史及其应用于华侨史研究，可参考陈非儿：《口述历史与记忆研究：新中国侨生回归的经历与叙事》，《华人研究国际学报》2023年第1期。
(70)Durba Ghosh,"Another Set of Imperial Turns?,"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Vol.117,no.3,2012,pp.789-793.
(71)Benjamin N.Narváez,"Abolition,Chinese Indentured Labor,and the State:Cuba,Peru,and the United States during the Mid Nineteenth Century," The Americas,Vol.76,no.1,2019,pp.5-40; Moon-Ho Jung,Coolies and Cane:Race,Labor,and Sugar in the Age of Emancipation,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2006.
(72)Elliott Young,"Chinese Coolies,Universal Rights and the Limits of Liberalism in an Age of Empire," Past and Present,Vol.227,no.1,2015,pp.121-149; Ginevra Le Moli,"'Parity with All Nations':The 'Coolie' Trade and the Quest for Recognition by China and Japan," Leide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Vol.34,no.4,2021,pp.879-897.
(73)Ann Laura Stoler,"Carnal Knowledge and Imperial Power:Race and the Intimate in Colonial Rule," in Stephen Howe ed.,The New Imperial Histories Reader,London:Routledge,2010,pp.177-194.
(74)Guo-Quan Seng,Strangers in the Family:Gender,Patriliny and the Chinese in Colonial Indonesia,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23.Sandy F.Chang,"Intimate Itinerancy:Sex,Work,and Chinese Women in Colonial Malaya's Brothel Economy,1870s—1930s," Journal of Women's History,Vol.33,no.4,2021,pp.92-117.
(75)Oiyan Liu,"Countering 'Chinese Imperialism':Sinophobia and Border Protection in the Dutch East Indies," Indonesia,no.97,2014,pp.87-110; Karen M.Teoh,Schooling Diaspora:Women,Education,and the Overseas Chinese in British Malaya and Singapore,1850s-1960s,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8; Wasana Wongsurawat,"Contending for a Claim on Civilization:The Sino-Siamese Struggle to Control Overseas Chinese Education in Siam," Journal of Chinese Overseas,Vol.4,no 2,2008,pp.161-182.
(76)例如Lisa Yun通过对2841份古巴华工证词的民族志式细读，发现“契约”实际上成为隐藏奴隶制的发明。但作者本身并不懂中文，需要依赖合作者将华工的证词翻译成英文之后再进行“细读”。这一翻译的过程将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作者对华工证词的理解需要予以特别关注，而这也提示中国学者可以发挥优势对此进行深入研究。Lisa Yun,The Coolie Speaks:Chinese Indentured Laborers and African Slaves in Cuba,Philadelphia:Temple University Press,2008,pp.xii,237-24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