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数字技术情境中，经验的生成越来越依赖技术系统对感性条件的组织。在此背景下，本文提出“数字感性”概念，以之建立媒介学分析的框架，结合沉浸式数字艺术案例，探讨感性如何被嵌入协议结构，并呈现为一种环境性生成条件。算法通过捕获身体的后验反应并将其固化为未来感知的先在边界，使“节点身体”成为维系系统运行与更新的生命性接口；当这种节点化位置被复制并扩展至更大尺度的媒介系统时，感性经验显现出“环境化感性的结构形态”。数字感性的平滑生成内含治理逻辑；与此同时，节点身体在算法自动化闭环中仍可能引入断裂与延迟，从而为经验的展开保留一种不被完全协议化的开放性潜能。
关键词：数字感性/ 感性协议/ 节点身体/ 环境化感性
作者简介：陈霖，苏州大学传媒学院教授，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江苏 苏州 215123）。
原文出处：《南京社会科学》2026年第3期 第96-106页
当代数字技术对经验的影响，早已不止于媒介形式的更新或感官通道的扩展。一个根本的问题随之出现：在算法介入、预测并调节感知的条件下，感性经验是否仍然能够被理解为世界对经验主体的直接显现？在现代经验论与现象学传统中，感性始终被视为经验的起点——一种原发的给予，以身体在场为基础，向意义与判断敞开。然而，数字技术正在悄然改写这一前提。算法性筛选、排序与反馈机制，在经验展开之前，便参与到感知条件的构成之中。在这样的条件下，我们今日在数字技术情境中不断遭逢的“自发性”，其实并非感性的自然属性，而更像是技术系统所维持的一种操作性效果。
这一转变使感性暴露在一种新的张力之中：一方面，经验似乎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服从于技术结构的先行运作；另一方面，这些结构却无法在没有身体参与的情况下自行生效。感性既未消失，也未被完全自动化，而是被卷入不断的生成过程之中——它既依赖技术性的布设，又只能在身体的参与、调节与偏移中完成。这种既被预先组织又始终未被封闭的感性状态，构成了一个悖论。
理解这一悖论，首先需要明确感性在经验结构中的位置。在本文中，“感性”指现象学意义上经验得以显现的维度，即主体在与世界相遇时被给予、被触及的方式；“感知”指具体的知觉发生及其身体—世界的接触过程；“经验”则是感知在时间中的整合形态及其可被反思与陈述的结构。而“感性经验”则是感性在具体感知与时间整合中的展开。上述悖论表明，对感性的理解正在发生位移。针对这种位移，本文提出“数字感性”的概念。这一概念无意界定一种新的主体能力，也非预设技术对感性的单向决定，而意在揭示感性在技术—媒介结构与身体参与的交错中，经由身体的即时调节与技术系统的捕获转译，逐步沉淀为影响未来经验展开的结构性条件。
为使这一结构显形，本文特别关注了沉浸式互动数字艺术，并以teamLab无界美术馆的系列艺术装置(以下简称《无界》)为贯穿全文的案例①。《无界》通过大规模投影、实时感应装置与算法运算系统，将观众的身体动作、位置变化与环境中的视觉反馈持续耦合，使空间状态随观众的进入与行动而动态更新。作品通过对观众行为的捕获、计算与反馈，维持一个可被反复调用与调节的感性场域。在这一场域中，感知、行动与运算在同一运行结构中被同步组织。这一案例在本文中将被视为一种“媒介原型”，而非审美对象。这一原型将通常弥散于生活背景中数字媒介对感性的调度逻辑，极致地浓缩为一种可观察的结构形态，从而为分析感性在技术空间中的组织方式提供一个可操作的场景。
接下来，本文将从技术先行、感性协议、节点身体与环境化感性等四个层面，分析数字感性的生成结构及其内在张力。
一、技术先行与媒介转化
感性与技术的关系并非始于数字时代。正如本雅明在论述电影时所指出的，技术并不只是扩展了感知能力，还“将以往感知外物过程中未察觉而潜伏着的东西剥离了出来”，并导致了对统觉的深化②。在这一意义上，技术史也是一部感性经验被不断结构化、外化并重组的历史。从语言、书写、图像到摄影与电影，技术始终在重塑感性的可能形式。
数字技术延续了这一历史进程，却在其中引入了一个关键转向：感性不是被事后调节，而是在经验发生之前，便已被算法性结构预先布设。通过预测、排序与反馈机制，算法将数字性转化为一种具有现实效力的经验条件，使感性在展开之前即被纳入技术性的组织之中。这一转向在今天的日常媒介实践中已成为常态。无论是信息流、短视频还是音乐与新闻推荐，用户的“当下体验”往往并非即时生成，而是由模型在其行动之前完成了初步的构型。也就是说，感性在进入主体的意识之前，便已被嵌入某种预设的可感框架之中。
《无界》的沉浸式互动装置以高度可见的方式显示了这一结构。在其中，观众的行动不仅仅触发图像反馈，而且被即时纳入一个由实时感应装置、空间位置捕捉系统与图像生成算法所构成的技术闭环。观众的移动、停驻或转向首先被红外与深度摄像设备捕获，经由计算机视觉系统转译为空间坐标与行为参数，随后参与到图像生成与环境重构的运算过程中，最终以更新后的视觉场状态反馈至空间之中。观众在空间中的移动、停驻或转向，在主观经验中显得是即时的和自发的，但在系统层面，这些行为始终发生在一个已被算法性逻辑预先划定的可能场之内。作品依赖激光雷达或深度摄像等空间捕捉技术，以及实时渲染引擎，将观众的位置变化转译为空间坐标，并在毫秒级延迟内完成视觉场更新。因此，观众所经验到的“实时性”，其实并非自然的给定，而是一种在低于知觉阈值的时间尺度上被技术结构缝合而成的感性效果。这体现了一种逻辑上的先行性：技术并不等待经验发生之后再加以处理，在经验展开之前，就为其提供了一个可行动、可感知的框架。因此，感性在一个被预设的场域中，以可被调用和实现的形式运行，而不是像传统所认为的那样，以事件性的方式生成。
马克·汉森(Mark B.N.Hansen)提出的“前馈”理论，为理解这一技术先行性提供了重要视角。在汉森看来，“媒介直接调节面向世界的感性(worldly sensibility)，并由此在身体自我知觉(bodily self-perception)与意识出现之前就塑造了感觉……正是在这一微时间尺度的当下(micro-temporal present)，而不是在随后出现的身体感觉或意识形式中，媒介在最根本的层面上塑造着感性”③。这就将感性的生成基点，从人类意识的“当下”前移至身体—技术耦合所发生的微观时间尺度。于是，人类感性的生成在某种意义上被纳入技术系统运作的过程之中。然而，汉森的理论在取得这一洞见的同时，也将其分析锚定在了时间性的“优先性”本身。它深刻地回答了“技术何以可能先于意识”这一问题，但对于“这种优先性如何转化为稳定的经验结构”，则着墨未深。换言之，前馈理论描述了技术先行的动力逻辑，但对于这一逻辑如何被媒介化，即如何被纳入可重复、可共享、可调控的媒介实践与结构之中，尚未充分展开论述。这就留下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从“时间上在先”的微观操作，到“结构上在先”的经验条件，其间需要经过何种转化？
在技术逻辑转化为媒介结构的过程中，技术系统的运算先行性，并不会直接、均质地投射为人类的感性经验，而必须通过一套复杂的媒介化装置，被转译为可感知、可操作、可理解的环境、界面与规则。这一转译不仅意味着技术被呈现出来，更意味着行动路径、交互方式与接入条件在结构层面被预先组织。正是在这里，弗洛里迪(Luciano Floridi)所强调的“协议”凸显出其核心意义。他指出：“任何级别的技术都有两面，即使用者交互界面和协议界面。”④人与技术之间的关系，通过这两面(或隐或显)的协同运作而建立，并在其中被反复调节。这就提示我们，其中的协议不仅是技术系统运行的技术规范，而且在更广泛的媒介结构中，构成一种预先规定行动、交互与接入方式的结构性条件。技术向媒介的转化，发生于其运算机制被嵌入具体的使用路径与交互结构之中。通过协议，原本发生于技术系统内部的预测与调节，被组织为可重复、可调用的操作条件，并在界面、操作与环境层面被不断激活。技术并非以一种直接作用于主体感性经验的方式获得其媒介效力，相反，技术与人的经验之间的关联，往往发生在一个更为间接却更为稳定的层面——技术通过一系列前置的组织机制，对感知发生的路径、节奏与范围进行预先配置。在这一层面，技术不仅显示为单一装置或运算系统，而且以一种分布式的结构形态，介入感性经验的生成过程。因而，技术先行性经过转化后呈现为新的形态：技术在时间层面的先行，被重新组织转化为媒介层面的条件性预设。
仍以《无界》为例，观众所体验到的，与其说是某一具体技术装置的直接作用，不如说是一整套被预先设定的感知条件。当你移动时，蝴蝶在你的周围飞来飞去；当你靠近城墙时，一队战车会追随你的影子；当你进入某一区域时，汉字向你扑面而来……观众在空间中的移动路径、可被系统识别的身体动作、反馈出现的延迟与节奏，以及感知所能覆盖的尺度与边界，都在感性经验展开之前被限定为若干可行的感知路径。这些路径当然并未穷尽所有可能的感性反应，却为感知与行动提供了稳定的运行框架。观众的接近仅在系统预设的感应范围内才会触发花朵的生成，而超出识别边界的动作则不会留下任何视觉痕迹。在这种前置性的组织中，技术的运算与调节被转化为经验发生之前的可感条件，并与观众的感性经验形成一种持续而可重复的关联。也就是说，感性得以展开的结构条件，已在媒介组织中被设定。
二、感性协议：调节与固定
弗洛里迪指出，在“三级技术”的运行模式——“技术—技术—技术”里，人类作为使用者，“不再处于这个回路之中”⑤。感知、判断与反应似乎可以在技术系统内部形成一个相对闭合的自动调节回路，使感性的调度呈现出一种趋于去人化的状态。如果感性的调度在这一意义上可以由技术系统自行完成，那么技术究竟是通过何种机制，与人的经验发生关联，并由此获得其媒介效力呢？
要回答这一问题，关键在于考察技术如何在更深层次上组织经验得以发生的条件。在这一意义上，我们将对感知条件的结构性组织理解为一种“感性协议”。这里所说的“协议”，不仅指技术系统内部的操作规范，而且指一种在媒介结构中预先组织感知方式、交互路径与感性经验展开的生成条件；它并不直接规定具体感知内容，而是通过界面、反馈机制与数据结构，对感知的可能路径与经验展开的方式进行组织与引导。为清楚起见，我们对“感性协议”作进一步界定：感性协议，是一套将技术系统的运算机制转译为可感知、可交互并可重复调用的经验条件的媒介化组织机制，通过这种组织机制，技术系统的运算过程被转化为经验得以发生的结构性条件。
我们看到，协议能够在不同主体、不同位置与不同情境中，以近乎一致的方式生效，从而使感性经验呈现出可复制、可分配的结构。与弗洛里迪主要从信息环境与技术架构层面讨论“协议”不同，这里所说的感性协议更关心技术结构如何在经验层面组织感知与交互。从这一角度来看，亚历山大·加洛韦(Alexander R.Galloway)“协议”概念，虽然讨论的是网络通信中的协议结构，但其关于“协议作为分布式管理机制”的分析，为理解数字技术如何通过结构化方式组织感知与交互提供了重要参照。在加洛韦看来，协议是一种内嵌于技术架构之中的分布式管理机制，而非外在于网络运行的规则集合。它并不是通过外部命令或指示来发挥作用，而是通过技术结构本身组织不同节点之间的连接与交互，从而在具体运行过程中得以实现。更重要的是，协议并不依赖单一的中心权威，而是通过分布式节点之间的局部决策形成其约束结构。⑥正因如此，协议能够在不同情境与不同主体之间保持相对一致的运作方式，并在高度复杂和不确定的网络环境中维持稳定的协调能力。在这一意义上，协议不同于抽象的技术规则，而始终与具体行动者及其所处的物质环境相联系。因此，当主体进入由协议组织的技术系统时，其行动实际上被引导进入一个由协议结构预先划定的可能性空间。在这一空间中，具体的行为并未被逐一规定，但其可行路径却在结构层面受到组织与限定。因而，协议所调度的并非具体的感性内容，而是感性得以生成并被反复调用的结构条件。也是在这一层面上，感性开始脱离个体经验，成为可复制、可分配的数字感性。如此，感性协议获得了一种跨场域的媒介效力：它能够在不同的技术环境、使用情境与空间配置中，反复生成相似的感性结构，使经验呈现出可复制、可分配的特征。
感性协议不仅是感性生成的前置条件，而且也成为一种能够调度感性结构本身的媒介机制。其得以生效的微观基础，便是德勒兹所说的，当数字作为“识别口令”，“个体成了‘可分体’，整体变成了样品、数据、市场或‘银行’”。⑦感性协议的调节对象并非完整的主体经验，而是被技术系统拆分、抽取并转译的感性片段。协议无须理解主体的情感意义或意图结构，只需捕捉分体化的数据输入，并据此进行即时反馈与路径调整。于是，感性以可调制的数据流形式，被持续纳入调节回路之中。在这种“分体化”的调节逻辑中，感性被拆解为可计算、可响应、可反馈的片段。数字感性由此呈现为一种被技术系统处理的运行对象，而非等待主体反思的经验整体。
加洛韦还以“减速带”为例，揭示出协议的力量不在于命令、警告或规范性话语，而体现为通过物质性结构对行动可能性空间的重新组织。与依赖警察与交通标识的外在规训逻辑不同，减速带并不要求驾驶者理解或认同某一规则，但通过环境本身的微观配置，使某些行动方式变得不再可行，从而将控制转化为身体层面的自愿行动。在这一意义上，协议“诉诸于身体，而非心智”⑧。这表明，协议的媒介效力没有停留在技术系统或抽象结构层面，而是直接嵌入身体的存在方式之中。身体对自身行为的调整，不在规则之后被动发生，而在进入协议化环境之时，便已被纳入预先组织的感性秩序。于是，感性被协议塑形为一种前置于经验展开的数字感性。
感性协议何以能够在不显性命令的情况下，对经验展开产生持续而稳定的引导作用？贝尔纳·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关于“准则”的论述启发我们，技术性持存之所以能够参与经验的组织，并不在于它简单地记录过去，而在于其中始终包含着一种面向未来的投映结构——即“准则”：准则并非经验的直接内容，而是对经验形成方式的引导原则，它以投映性的方式参与经验的再次构成⑨。换言之，准则源自过往经验的沉积，却以面向未来的方式，使某些感知路径更容易被确认、重复并逐渐稳定为“自然”的经验走向。在这一视角下，感性协议可以理解为一种以准则为内在机制的调节结构。它通过界面设计、交互逻辑与反馈回路等方式，将特定的感知方式与行动反应不断前置为可预期的经验条件，使感性在尚未被主体反思之前，便已被引导、筛选并定向展开。以此观之，数字感性是一种通过准则不断被前置、被重复并被稳定化的运行结构。
从这一视角来看《无界》，我们就会发现，观众所进入的与其说是一个可供自由探索的开放空间，不如说是一个在进入之前便已被协议化组织的感性环境。现实建筑中的墙体与地面，原本作为稳定的视觉边界被感知，现在则被投影系统与动态影像连续覆盖；空间中呈现的鱼群在系统运算中，以光线轨迹的形式随运动生成并消散。更重要的是，观众的身体并非在进入后才临时触发互动，而始终作为被系统预先设定的识别对象参与其中：系统即时地感知观众的位置与移动状态，并据此调整影像的运动路径与色彩参数，使鱼群在接近观众身体时发生避让或变换颜色。不同观众的进入位置、停留时间与行动节奏，并不会开启无限的互动可能，而是在既定的反馈规则中，引导作品在若干可行的感知路径之间发生变化。在这样的过程中，感性经验并未被技术取代，而是在协议所划定的可能性空间内，被引导、放大和调度。
从上面的讨论可以看到，感性协议支撑数字系统运行的技术性规则，也是调度交互的媒介机制，并由此形成数字技术条件下感性生成、展开并被调度的前置结构。因此，“感性协议”显现为数字感性的核心内涵之一，成为数字感性能够稳定化、复制化并在不同场域中重复运作的关键条件。
三、后验转化为先在的生命性
在这种看似可自行运作的感性协议之中，数字感性的生成，为何仍然要以人的参与为条件？这一问题的提出，当然无意于重新确立人的中心位置，也不是为了重置人对技术的绝对主权，而在于考察人在技术—媒介结构中的参与，究竟以何种方式发生。
协议不仅作用于身体，它更需要身体的“回传数据”才能保持其效力。沿用加洛韦的比喻，协议不是单向的减速带，而是一条“智能减速带”——它能根据你车速的快慢实时调整高度。这意味着，协议的稳定性恰恰有赖于身体的动态参与，也就是说，数字感性并非一个封闭的技术结果，而是一种必须通过身体参与才能维持运作的生成性条件。直观地看，尽管数字技术对感性经验的型构作用往往在经验展开之前便已发生，但这种先行性并不能脱离人而自足，恰恰相反，它建基于对人既有的感性经验进行数据化、抽象与再编码。那么，数字感性在运行中表现出的这种“先行性”，是否意味着一种独立于经验的先验结构？
如果说前述讨论主要揭示了感性协议的结构形式及其时间机制，那么吉尔伯特·西蒙东(Gilbert Simondon)关于技术调节的分析，则进一步说明了这一结构在具体运行层面如何得以维持。关键就在于“后验转变为先验”。西蒙东在分析技术调节机制时指出：“适应这种调节方式的记忆类型和知觉类型需要整合，即生命体所实现的，将后验转变为先验。技术组合中存在着某种有生命的东西，而生命的综合功能只能由人类来提供；人类一方面有理解机器功能的能力，另一方面有生活的能力：我们可以说技术生命在人类身上将两种功能联系起来。”⑩在这里，“将后验转变为先验”并非指向认识论意义上的先验结构，而是描述一种调节层面的生成逻辑：技术系统中看似在时间上先于个别经验运行的技术调度，实际上整合了大量来自实践的后验经验。在反复的操作与使用过程中，这些经验被逐渐吸纳进技术调节结构之中，从而表现为具有先在效力的运行模式。然而，这一转化并非完全由技术系统自身完成，而需要具有综合功能的生命体的参与。由此可见，生命体的综合功能构成了技术调节得以运作的重要中介条件。通过将实践中的后验经验不断整合为可重复调用的运行模式，技术系统能够稳定地嵌入经验生成的前端，并对感性的展开施加持久的影响。从这一角度看，技术系统中的调节模式不能仅仅理解为纯粹的技术规则，它实际上通过生命体的综合功能不断吸纳实践经验，从而形成了结构化条件。
从上述讨论可以看到，“技术生命”指向技术功能与生活能力在人的存在中被联结起来的关系形态。技术所呈现出的“先在性”无法独立于人，不能成为一种先验结构，只能在技术—媒介的调节过程中，将人的后验经验逐步固化为未来感性能够展开的条件。从生成逻辑上看，后验转化为先在，是感性结构在反复调用中逐步稳定下来的结果。这里呈现出感性协议结构的递归性：感性经验在被技术系统记录、转译并反馈之后，重新回到后续经验的前提之中，并在这一循环中获得持续的约束效力。因而，数字感性所呈现出的运行先行性，是由后验的生命性参与不断沉积而成的条件性稳定。于是，更进一步的问题在于：当这些条件本身来源于经验的技术化沉积时，主体是否仍然能够被理解为经验的先验构成者，抑或已经在这种条件的反向作用中被不断重构？
这一问题将我们又一次引向斯蒂格勒。他关于“持存”与“再次构成”的分析，进一步动摇了将经验起点归于先验主体的理解，也为我们理解数字感性如何在人的参与中获得生成条件提供了重要线索。在斯蒂格勒看来，主体之所以能够进行认知、判断与经验的延续，并不源于其内在自足的先验能力，而依赖于外在的作为载体的技术性持存。“‘构成者’(先验主体)反过来却是由他所构成之物构成——这意味着，他只能在后天中得以构成，因此他总会遇到他自己的‘再次构成’这一问题：他从一开始就是一个被‘再次构成’的主体。”(11)由于这些持存承载并保存了感性与理性的历史沉积，主体只能在这种技术性持存不断发挥作用的“再次构成”过程中形成。换言之，构成者并不是一个预先完成的主体，而是在其所构成之物的反向作用中被不断生成的综合性主体；在这一持存的回路之中，经验能够被不断选择、延续并重新组织。
斯蒂格勒通过对“持存”与“再次构成”的分析，在主体层面揭示了经验起点的外移。这一判断提醒我们，在具体的媒介实践中，主体如何在技术调节的循环中被不断地生成，后验的感性参与又是通过何种机制被转化为先在的经验条件。我们在《无界》中可以看到，沉浸式互动装置的运行并不止于算法、传感器与影像系统所构成的封闭循环，而始终依赖观众不断地参与和调节。也就是说，观众通过身体的节奏、移动的方向、停留的时间以及对反馈变化的即时适应，参与到感性结构的生成过程中。在这一反复的适应与调整中，系统的调节机制得以稳定运作，某些感知路径被不断确认，沉积为“自然”的经验走向。由此，原本作为即时反应出现的感性调节，在反复调用中被系统吸收并固化为后续经验的前置条件。也因此，观众的生命性参与没有被排除在技术结构之外，而以被转译、被整合的方式，成为感性协议能够达成的必要环节。这正是西蒙东所说的“将后验转化为先验”的调节过程，也是斯蒂格勒意义上主体通过技术性持留而被“再次构成”的具体方式：技术组合中看似先行起作用的调节结构，实则承载着由人的感性参与所提供的生命性整合。
这意味着，数字感性是一种必须通过生命性差异不断被更新却又无法将其完全穷尽的生成结构。不同观众面对同一视觉反馈，其下一个动作存在不可预测的细微差异——转身速度的微妙不同、目光聚焦点的偶然游移……就是生命性的体现，系统可以捕捉它，但无法在毫秒级预测中穷尽它的所有可能。人的参与并不体现为主体对技术系统的掌控或理解，而体现为一种以有限性嵌入高度技术化环境的调节关系。正如有研究者在评论《无界》时所指出的，“尽管无界美术馆雄心勃勃地要给我们带来极致的体验，但仍然是有限制的——人类感官的限制”，“用于创造teamLab奇观的电子传感器和计算机的数量多得数不清，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们脆弱的人体感官仅需要更小的空间即可处理这一切”(12)。沉浸式数字环境建立在身体以其有限感知能力进入高度运算结构的事实之上，技术系统的复杂性与身体感知的脆弱性在此形成一种张力。正是在这种张力中，数字感性获得持续更新与调节的动力。
在这里，生命性参与主要在身体层面展开，而不以主体意志或意义判断为前提。身体的活动首先被捕捉、转译并纳入系统的调节回路，进而作为参数参与到感性结构的生成之中。在这一过程中，身体被嵌入技术组合之中，并在其中占据一个使调节能够发生的接口位置。正如汉森所指出的，媒介之所以成为媒介的首要特点是，“媒介在人类经验上有接口”(13)，身体的嵌入，正是在这一接口位置上拓展了感性协议所包含的媒介关系——技术系统运作与具体感知经验相接合，媒介结构在身体行动中不断被触发与调节，身体行为通过数据记录进入更广阔的媒介网络之中。在这种多重关系的交汇处，身体逐渐呈现为一种节点式的存在形态。也正因为接口指向不同系统之间的开放连接，身体作为接口，并不意味着感性可以被完全算法化处理。这恰恰构成了数字感性不同于“算法感性”(14)之处。身体经验一方面作为可被捕获、数据化、调度的后验材料，嵌入协议的更新机制；另一方面，又不断生成不可完全预测的生命性变异，溢出既有的数据化框架。那么，在这一双重位置之中，身体究竟以何种方式存在于感性结构之中呢？
四、从节点身体到环境化感性
汉森指出，数字技术对身体状态与动作的直接读取，使感知的组织方式发生转移：感性经验不再完全围绕主体展开，而“从以主体为中心的感知”转向一种“环境性的感性”。借助怀特海关于生成论的思想，他认为这种转变并非简单削弱身体，而是重新配置了经验的生成条件：身体不再作为唯一的感性整合中心，并“日益依赖于技术补遗”，才能在其运作的当下“与世界发生关联”(15)。也就是说，感性经验不再仅由身体自身组织和统摄，而是在算法机制、界面逻辑与预测模型的预设中被部分调度与展开。这一判断揭示了数字技术条件下主体中心感知结构的动摇，也表明感性的生成正在向一种更具环境性的经验结构转移。然而，正如前文所阐述的，感性协议并非一种可以在无人参与的情况下自行运作的技术结构，技术先行性本身正是通过将既有经验不断固化为前置条件而得以成立的。这就意味着，身体在感性生成过程中并未消失，而是以不同于主体或中心的方式介入技术调节的运行之中。因此，问题不在于身体是否仍然重要，而在于身体应当如何被理解，才能与这种去中心化的感性生成结构相契合。
关于身体外在性的论述，为我们重新理解身体在技术条件下的存在方式提供了重要线索。与将身体理解为自有、封闭或内在的实体不同，罗伯托·埃斯波西托(Roberto Esposito)强调，身体从来不是完全属于自身的整体，而是在与他者、物与技术的交汇中构成其存在方式，“当技术可以提供假肢，身体不再对自身享有绝对的所有权时，身体与物的交汇贯通就会发生。只有那时，他者的身体部件或者非肉体之物，才会将人的身体变成一个无法被完全独占的空间”(16)。从这一视角来看，身体并不是一个可以被完全内在化的实体，而始终处在与外部力量的交织之中。因此，身体与技术的关系不应被理解为“主体”与“补充物”之间的简单对应，而更应被理解为一种在外在性条件下展开的协同生成。
如此来看汉森所说的身体优先地位的不复存在，实际上揭示出身体的存在方式发生了变化——身体以开放、可接入的形式，嵌入由技术、媒介与环境共同构成的感性结构之中，成为“节点身体”，即数字感性条件下，身体的位置与功能发生了结构性转变：身体成为一个可接入、可调度、可转译的接口，嵌入算法、界面、协议与环境共同构成的感性网络；在这一节点位置上，身体的感知、动作被纳入技术调节回路，参与感性结构的生成与稳定。与将身体视为主体性基础或经验承载者的传统路径不同，节点身体强调身体的关系性与外在性：感性经验总是在进入协议化的媒介环境时，便已被置于先于其行动存在的结构条件之中。通过这种耦合，身体的后验调节不断被吸收，并转化为先在的经验条件。
因此，节点身体成为数字感性结构的关键“部件”。由此观之，数字感性并非技术对感知的外在塑造，亦非身体经验的自然延伸，而是一种以身体为中介的生成机制：感性通过节点身体被接入技术调节的网络，并在数据转译与感官响应中被组织、放大与分配。在这里，身体既不是被动承受技术调度的对象，也不是经验的主权主体，而是感性协议得以运作的生命性环节。这种身体作为节点的介入，使感性协议始终保持为一种开放的、持续展开的生成过程，因为它引入了一种无法被完全预测的生命性偶然。这种偶然，使协议只能以开放的、递归的方式运作：系统不断试图将后验经验转化为先在条件，而身体则持续在这一转化过程中制造偏差与未决。也就是说，数字感性作为一种生成性结构，没有排除偶然性，而始终在协议化调度与生命性扰动之间维持着张力。
这一张力不仅存在于技术运作的微观层面，也可见于当代数字社会的经验形态。在对当代数字生存的诊断中，韩炳哲以“群”(Swarm)指认一种由原子化、同质化个体构成的社会形态，并据此指出集体意志与行动能力的衰退(17)。这一分析在社会整合层面，强调的是主体间关系的瓦解；但是，若将其转向感性生成的层次，则可以看到另一种机制性意义——主体的去中心化，反而构成了感性向环境层面扩展的前提条件。在这里，韩炳哲关于“群”的分析作为一种症候性描述，指认数字情境中感性聚合的经验表象；而对其生成机制的解释，则需要求助于西蒙东关于前个体与个体化的理论。西蒙东指出，生命体并非已经完成的个体，而是一种维持在“亚稳态”中的生成系统，其存在方式即是一种“持续展开的个体化过程”；个体并不封闭于自身，而是在其结构中保留着来自前个体状态的势能与张力，使其能够在不断的调节与沟通之中维持生成的开放性。(18)在这一意义上，个体在连续的沟通与调节之中维持其生成的开放性。正如西蒙东所指出的，生命体在其内部维持着一种信息共振，因此“生命体是信息传播过程的一个节点”(19)，在多重关系网络之中承担着沟通与转化的功能，而并非信息的单向接收者。
将这一视角引入高度协议化的技术场域，如《无界》所构建的沉浸式环境，我们就可以更清楚地看到“群集感性”的具体生成方式。当多个观众同时进入同一投影区域时，系统对身体的识别与反馈，便以多重位置、移动节奏与停留时间的叠加状态为调节依据。譬如，影像中鱼群的运动路径、避让方向与色彩变化，无法归因于某一具体个体的行为，而呈现为对整体在场状态的综合响应。在这一过程中，身体作为携带未完成的感性潜能的“节点”，嵌入协议所组织的感知—反馈循环之中。这些节点并非彼此隔离的感知单元，它们在协议的调度下，维持在一种可被激活、可被转译的亚稳态之中。个体之间并未形成明确的协同行动，却在系统层面被整合为影响感性展开的共同条件；原本被视为孤立的个体反应，在功能上被转化为跨个体关联的条件。感性通过协议对前个体潜能的调度，在节点之间形成横向关联，生成了“群集感性”。这种“群集感性”并不归属于任何单一主体，也不可还原为个体经验的简单叠加，它在多节点的协同响应中涌现为一种环境效力。由此，数字感性完成了从“节点身体”到“环境化感性”的结构性迁移：感性经验逐渐脱离主体—对象关系中的私有事件形态，而在跨个体的生成过程中，以一种可被共享与调度的环境结构运行。
我们知道，在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那里，环境更多表现为一种总体性的感知氛围：媒介通过其形式特征重组感官比例，作为环境重组人的感知形式，而“环境并非消极的包装用品，而是积极的作用机制”(20)。不过，这一作用机制主要被理解为媒介形式对感知结构的整体性影响，而较少涉及环境在何种调节过程中得以形成，以及经验如何在媒介运行中被吸收并转化为稳定的环境条件。因此，麦克卢汉的环境概念更适合作为媒介效果的总体性描述，而较少涉及环境自身何以能够成为持续运作的生成结构。数字感性所呈现的环境形态，则要求一种更具生成论意义的理解：环境不仅是媒介效果的总体呈现，更是通过感性协议的运作，将身体经验的后验调节不断转化为先在条件，并在这一循环中保持其稳定性与可复制性。因此，环境化感性不只是感知的氛围，而且是经验得以发生的运行结构。
与麦克卢汉不同，汉森将21世纪媒介催生的范式转换理解为从“主体中心感知”(agent-centered perception)向“环境性感性”(environmental sensibility)的转向(21)。这一判断揭示了感性发生的重心的转移，也表明经验不再以内在主体为起点。然而，在汉森这里，环境仍主要被理解为感性生成得以发生的事件性场域，即一种使经验得到展开的媒介情境。相较而言，节点身体旨在进一步推进这一环境视角，将其具体化为一种可分析的生成结构。也就是说，数字感性不仅发生于环境之中，而且通过节点身体的持续参与，被转化为环境本身，显现为环境化感性。身体在节点位置上的后验调节不断被技术系统捕捉、吸收并固化为先在的结构条件。当这些条件被扩展至更大尺度的媒介网络时，感性不只是发生于环境之中的经验事件，而且作为环境本身，规定着经验得以展开的边界与形式。因此，环境化感性正是节点身体被稳定和外推后的结果。
此时，我们再看《无界》时，它作为高度可视化的媒介原型的特性便进一步显现出来：其艺术装置所呈露的感性协议，并非艺术语境中的特殊发明，而是当代数字技术环境中普遍存在的调度逻辑的集中显影。通过对感知条件的预先组织，《无界》在不施加明确指令的情况下，引导观众的行动节奏、感知路径与经验方式，使感性在系统的运行中被稳定下来。观众没有“被要求”如何行动，但在进入空间的同时，便逐步适应了一种已被组织好的感知节奏与互动方式。在这一意义上，感性协议不限于人与技术的局部交互，而外溢为环境本身的组织原则。当这些由节点身体参与生成的调节条件被反复调用并扩展至更大尺度时，感性就不仅是被体验的对象，而且成为经验得以展开的背景条件。就此而言，teamLab将这种通常处于背景位置的媒介结构前景化了，从而使我们从中察觉：数字感性的生成并非发生在某一次具体互动之中，而发生于技术、媒介与身体共同构成的环境。因此可以说，《无界》不仅艺术性地展示了未来感知形态，而且提示了我们已然身处其间的媒介现实。
综上，数字感性的生成既非技术的单向塑造，也非主体经验的自发延伸，而是在节点身体的生命性参与、协议化调节机制与环境化反馈机制之间形成的循环结构。身体在这一结构中既是被调度的对象，又是后验经验转化为先在条件的关键中介，从而确保数字感性在个体—技术—环境层面的稳定、扩散与循环。
五、结语
通过对技术先行性、感性协议与节点身体的探讨，本文阐明“数字感性”是一种在数字技术—媒介结构中生成、并以环境形态运作的经验条件。在这一条件下，经验呈现为一种递归性的生成过程：经验在被媒介结构不断吸收、抽象与格式化的同时，又为其自身的进一步展开提供前提，从而使经验的生成条件与经验过程之间形成持续运作的循环结构，并由此使感性经验逐渐呈现出“环境化感性”的结构形态。
需要说明的是，沉浸式互动装置只是这一结构较为清晰的显现形式之一。本文集中考察的《无界》，也并非孤立的艺术个案。仅就我国而言，近年来，从北京望京城区“炫彩望京”、上海第二届光影艺术节中的互动光影装置，到深圳岗厦北的“天空之眼”、成都麓湖生态城的“生命塔”，通过传感器捕获身体行为并以实时反馈组织感知环境的技术结构，正越来越多地进入城市展示、文化场馆乃至商业空间。在这些场景中，身体节点的位置被不断复制与扩展，数字感性的生成结构也由此进入更大尺度的城市媒介环境。
我们应该看到，数字感性的生成结构内在地包含着一种治理性。当感性协议通过持续的后验吸收不断优化自身时，它执行的是一种“算法真理性”的排他逻辑：唯有可被计算、预测并能维持系统稳定的感性形式，才能进入循环并获得强化。经验的“平滑性”由此取代差异性与冲突性，成为被优先生产的价值。在人工智能语境中，这一趋势表现得尤为明显。以生成式模型为例，其训练过程往往通过海量数据与用户反馈不断收敛生成边界，使经验被压缩为可预测的模式，导致感性被协议化为一种“可预测的幻觉”——看似多样，却往往强化数据偏见，抹除边缘文化或非主流情感价值。这种“算法真理性”不仅抹去个体差异，还可能将环境化感性转化为跨地域、全球化的数据基础设施，令人类经验的数字化资源面临异化的风险。
然而，感性作为技术系统运行所不可或缺的生命性条件，其本身也蕴藏着批判性潜能。节点身体在算法自动化闭环中所引入的断裂、延迟与不可完全预测的变异，使数字感性不可能被彻底封闭为一套自洽的协议系统。即便在《无界》这样高度计算化的环境里，系统所能捕获和处理的，仍然只是位置、运动、密度与节奏等可被参数化的变量，而摄像头、传感器和算法并不“理解”观众的疲惫、焦虑、期待或记忆，也无法衡量观众进入与离开空间时情绪的差异。虽然身体在算法视野中被还原为不断变化的数据轨迹，但其经验的厚度与情感的活力，并不影响协议本身。在生成式技术环境中，用户节点身体的偏移或意外输入，往往会使系统输出偏离预设协议，从而暴露出不可计算的感性剩余。这种断裂不仅是系统故障，也可能形成抵抗空间：用户通过节点介入重构感性环境，避免经验完全被算法黑箱殖民。
因此，一方面，如果完全抹除差异，系统就会陷入递归的死循环；另一方面，生成结构内部所固有的开放性，为数字化、智能化生存保留了一种不被完全格式化的跨个体经验潜能。在这样的张力之中，数字感性的提出，意味着将人类经验置于以算法为主导的数字技术环境坐标系中重新加以定位。批判的逻辑由此发生位移——拒绝逃离技术、回到原初的怀旧姿态，在感性协议运作的每一个褶皱处，打捞那些无法被数据穷尽的剩余。那些闪烁于递归闭环中的不可计算时刻，构成了跨个体经验的底层韧性。即便在算法编织的平滑界面下，这种生命动能依然在不断动摇边界，撕开裂缝，导向一个不被完全协议化的、向他者开放的未来。在AI日益成为经验组织基础设施的今天，这一导向显得尤为迫切：它促使我们从节点断裂中探索新型审美形态与感性伦理，也提醒我们在追求效率与稳定之外，为未决性与差异性保留空间。
注释：
①数字艺术团体teamLab与森大厦株式会社共同创建和运营的数字艺术博物馆“MORI Building Digital Art Museum:teamLab Borderless，2018年6月于东京台场开放，2024年2月，迁至麻布台Hills花园广场Bl层。其姊妹馆上海EPSON teamLab无界美术馆2019年11月于上海市黄浦区花园港路100号C2馆开始运营，2024年2月闭馆进行升级改造。
②[德]瓦尔特·本雅明：《艺术社会学三论》，王涌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82页。
③(15)(21)Mark B.N.Hansen,Feed-Forward:On the Future of Twenty-First Century Media,Chicago and London: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15,p.197,p.193,p.5.
④[意]卢西亚诺·弗洛里迪：《第四次革命》，王文革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40页。
⑤弗洛里迪将分别以“人类—技术—自然”“人类—技术—技术”“技术—技术—技术”表述技术的三级模式。详见卢西亚诺·弗洛里迪《第四次革命》，王文革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32—35页。
⑥⑧Alexander R.Galloway,Protocol:How Control Exists After Decentralization,Cambridge,Massachusetts:MIT Press,2004,p.82,p.241.
⑦[法]吉尔·德勒兹：《哲学与权力的谈判》，刘汉全译，译林出版社2014年版，第197页。
⑨(11)[法]贝尔纳·斯蒂格勒：《技术与时间：3电影的时间与存在之痛的问题》，方尔平译，译林出版社2012年版，第108、108页。
⑩[法]吉尔贝·西蒙东：《论技术物的存在模式》，许煜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24年版，第113页。
(12)[加]克里斯·索尔特：《感知机器：无处不在的传感器》，黄冈译，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24年版，第74页。
(13)[美]W.J.T.米歇尔、马克·B.N.汉森主编：《媒介研究批评术语集》，肖腊梅、胡晓华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146页。
(14)马克·汉森在讨论“后知觉影像”(post—perceptual image)时提出了“算法感性(Algorithmic Sensibility)”，参见Mark B.N.Hansen,Algorithmic Sensibility:Reflections on the Post-Perceptual Image,in Shane Denson and Julia Leyda,eds.,Post-Cinema:Theorizing 21st-Century Film,Published Online,https://gffggad314a07458d459fhkv6nnvpx0cw06v5c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post-cinema,2016,pp.785-809,2025.12.5。汉森认为，数字时代的图像在像素层面通过纯算法协议自主生成，形成了完全脱离人类感知和意识的一种非主体、无感知中心的感性。
(16)[意]罗伯特·埃斯波西托：《人与物：从身体的视点出发》，邰蓓译，长江文艺出版社2022年版，第100页。
(17)[德]韩炳哲：《在群中：数字媒体时代的大众心理学》，程巍译，中信出版集团2019年版，第15—23页。
(18)(19)Gilbert Simondon,Individuation in Light of Notions of Form and Information,translated by Taylor Adkins,Minneapolis:Th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2020,pp.7-8,p.8.
(20)[加]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何道宽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1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