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强烈而持久地关注着文化界的事情，身上又有一股强烈而持久的文化人气息，这使他易于面对深厚的历史土壤和复杂变幻的现实天空进行文化呼吸。他常常从文化的风云中嗅取敏感有用的信息，经过他的过滤，用以推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进程，同时又在改造社会的实践中不断地释放出“文化革命”的精神力量。
“文化革命”这个概念因“文化大革命运动”而广为人知。但是当时人们对它的运用和理解，实际上脱离了其本来含义。毛泽东在不同历史时期提倡的“文化革命”，其内涵是有区别的，其效果也各异，不宜混同。
一、从“文化革命”到“中华民族新文化”
从黄遵宪的“诗界革命”到陈独秀的“文学革命”，从梁启超的“新民”说到鲁迅的“立人”论，说明近代以来一直存在着文化革命的事实。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文化革命作为一种理念开始在中国知识界普及。
把“文化”与“革命”联系起来组成一个词，并非毛泽东首创。从马克思主义这条线索来讲，列宁1923年在《论合作社》中较早提出“文化革命”这个概念。瞿秋白20世纪30年代初在上海从事左翼文化运动时，提倡“新兴阶级领导之下的文化革命和文学革命”，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没有完成反封建的文化革命任务，要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苏维埃文化革命”来接续完成。1934年1月，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报告中第一次使用“文化革命”概念，指出，苏维埃有许多迫切的任务，其中包括“开展苏维埃领土上的文化革命，用共产主义武装工农群众的头脑，提高群众的文化水平，实施义务教育制度”。武装头脑属于思想变革，提高文化教育水平属于文化进步，这是毛泽东当时心目中“文化革命”的两个基本内涵。
毛泽东第一次集中表达对文化革命的看法，是1940年1月发表的《新民主主义政治与新民主主义文化》（后改题为《新民主主义论》）。他的基本观点是：中国共产党“不但为中国的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而奋斗，而且为中国的文化革命而奋斗”；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创造的新文化，“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在这篇论著中，毛泽东称鲁迅是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树其为“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对鲁迅的评价，大体反映了毛泽东当时说的“文化革命”的内涵，表明他是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和左翼文化运动的角度来界定的，主要指在“文化战线”和“思想战线”上批判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旧文化，创造无产阶级领导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文化”。文化革命的矛头，那时还没有指向资产阶级文化，相反，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资产阶级文化还是属于无产阶级领导的文化革命的同盟军。文化革命的目标，就是文化革命“主将”鲁迅代表的方向，就是建立“中华民族新文化”。
有些奇怪的是，除了《新民主主义论》15次使用“文化革命”外，毛泽东此后在其他讲话和论著中绝少使用这个概念。即使在专讲文化问题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关于陕甘宁边区的文化教育问题》中，也没有使用过。新中国成立初期，“文化革命”一词仍不很时兴。毛泽东使用得比较多的是“文化建设”，常常和“经济建设”并列使用。1954年3月，张闻天在关于苏联宣传领域发生某些微妙变化的内部材料中，偶尔出现过“文化革命”一词，毛泽东也阅看了这个材料，但并没有及时拿过来使用。这年9月27日，阳翰笙在《人民日报》发表访问波兰的文章，引用波兰共产党领导人讲话时也出现过“社会主义文化革命”一语，但社会上没有什么反应。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56年。
二、从“文化革命”到“科学文化现代化”
新中国从1953年开始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向社会主义过渡，到1956年便基本实现改造任务。正是从1956年起，毛泽东认为，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所提的政治革命、经济革命、文化革命三大革命，政治革命已取得决定性胜利，此后主要是搞经济革命和文化革命。由此，他在1956年1月20日的全国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再次提出“文化革命”这个命题。原话是：“现在我们是革什么命呢？现在是革技术的命，叫技术革命，叫文化革命，要搞科学，要革愚蠢同无知的命。”
沿着这个思路，毛泽东从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到60年代初期，大倡“文化革命”，反复讲它的重要意义。1957年3月20日，他在江苏、安徽两省和南京军区党员干部会议上说：“现在是处在这么一个变革的时期：由阶级斗争到向自然界作斗争，由革命到建设，由过去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和后头的社会主义革命到技术革命，到文化革命。”把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放到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相对应的位置上来强调，这是很罕见的，其意实际上就是社会主义建设。对此，毛泽东在同一天的上海市党员干部会议上解释得很清楚：“建设也是一种革命，这就是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
在这以后，毛泽东几乎是把文化革命当作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任务。1958年3月在修改刘少奇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的报告草稿时，他特地加写一句，今后的任务就是“为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而奋斗”。这年6月17日，他在一个批示中大声呼吁“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1959年2月2日，在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会议上，他说：“社会主义革命成功了没有？还没有成功。建设叫不叫社会主义革命？也是革命。技术革命，文化革命，都没有成功。”1959年12月，他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又讲：“社会主义制度下，虽然没有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革命，但是还有革命，技术革命，文化革命，也是革命。”1960年3月，他在聂荣臻送上的一个报告上热情批示，各条战线的“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的全民运动，正在猛烈发展，新人新事层出不穷”。
那段时间，倡导文化革命也是党内共识。比如，刘少奇1956年9月在中共八大政治报告中提出“实现我国的文化革命”的任务。1958年5月，他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报告中又讲：“为了适应技术革命的需要，必须同时进行文化革命，发展为经济建设服务的文化教育卫生事业。”周恩来1959年在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宣称，从中央到地方，“办学校、办科学、办文化，进行各种业余的文艺活动，造成了一个广大群众性的文化革命的局面”。从社会领域角度讲，《人民日报》1958年6月9日发表的一篇社论，题目就叫《文化革命开始了》。
毛泽东从1956年起如此热心倡导“文化革命”，还与他在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时期以后，对国情的认识有关。他对国情的认识，集中反映在“一穷二白”这个概念里面。那段时间，毛泽东10多次讲到这个词。所谓“穷”，他常指东西少，粮食少，钢铁少，机器少；所谓“白”，他常指文化程度不高、不好，科学技术落后。1960年10月22日会见美国记者斯诺时，毛泽东从理论层面对“一穷二白”作了解释：“革命工作的结果，把人解放出来了。至于第二个革命，就是产业革命或者说经济革命，过去的十年才是开始。我们的基本情况就是一穷二白。所谓穷就是生活水平低。为什么生活水平低呢？因为生产力水平低。……所谓‘白’，就是文盲还没有完全消灭，不但是识字的问题，还有提高科学水平的问题。”显然，穷则必思变，白则好画图，思变画图，就是建设，就是变革，因而也是一场革命。具体来说，就是通过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发展社会生产力，促进经济革命，摆脱贫困落后面貌。
明白上面这个逻辑，毛泽东当时讲的“文化革命”的内涵就清楚了。它主要不是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的否定、反对、废除、打倒、批判、斗争，而是在文化事业和社会精神文明领域着力于建设、革新、创新、提升、发展、进步。中共中央在1958年4月的一个批语中甚至说，普遍发展民办农业中学，“也是文化革命的一个重要方面”。刘少奇1958年5月在八大二次会议上讲文化革命的任务，就包括扫除文盲、普及教育、文字改革、讲究卫生、提倡体育，以及“破除迷信，移风易俗，振奋民族精神；开展群众的文化娱乐活动，发展社会主义的文学艺术”，还有就是培养“技术干部的队伍（这是数量最大的），教授、教员、科学家、新闻记者、文学家、艺术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队伍”。胡乔木1964年12月给毛泽东写信说，他在杭州养病有感于西湖一带坟墓太多，写了《沁园春·杭州感事》一词，“借指文化革命”，也是从移风易俗、提升社会文明角度来理解文化革命的。
毛泽东常常把“文化革命”与“技术革命”连在一起运用，表明他对文化革命内涵的界定，与他当时提倡的“科学文化现代化”这个命题有密切关联。从1956年到1963年，毛泽东在思考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内涵时，不下5次谈论科学文化现代化。最早是1956年10月，在接见意大利社会党农业考察团时说，中国“建设现代化的工业和农业，现代化的文化和科学，现在还不过刚开始”。1957年2月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正式提出，“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1959年12月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明确把“科学文化现代化”与工业、农业和国防现代化并列为“四个现代化”发展战略。由此不难理解，“科技革命”、“文化革命”，大体是与“科学文化现代化”相互补充的另一种提法，后者是战略目标，前者是实现途径。
文化革命当然也包括思想领域的革命。毛泽东当时在多数情况下没有过多地强调这个侧面，是因为他的兴趣点在推行发展科学文化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以实现科学文化的现代化，如果把“文化革命”重点引向政治思想领域，他担心会把思想学术问题混淆为政治问题。当然，毛泽东也不是完全没有这方面的考虑。1959年2月初，他在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会议上提出，“人与人的关系，意识形态，这些方面的革命还没有完成”。虽然没有直接说这个革命就是“文化革命”，但多少为其“文化革命”思路后来发生变化埋下了伏线。
变化是从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重提阶级斗争开始的。据《龚育之自述》，八届十中全会后，中宣部起草过一份《社会主义社会的文化革命和知识分子问题提纲》，其中对“文化革命”下了这样一个定义：“革文化落后的命，革资产阶级思想的命。”前一句，延续了毛泽东此前讲的文化革命的基本内涵，后一句显然是根据新的形势陡然起意。这种一分为二、两个重点并举的解释，势必形成矛盾。比如，毛泽东多次讲过，资产阶级掌握的文化比无产阶级要高，现在又要革资产阶级思想之命，无论是高的“文化”还是不好的“思想”，却都是由知识分子来承载和传播的，这就势必在看待知识分子问题上产生困扰。如果你要依靠知识分子搞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就要承认他属于劳动人民；如果你要“革”知识分子的思想之“命”，就自然会把他归为资产阶级。这个矛盾是很难调和的。结果，上面说的中宣部那个文件的起草者之间，围绕把知识分子定为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还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爆发了争论，意见不能统一，文件只能搁置起来，没有搞成。
最有意思的一个转变，出现在周恩来的表述中。1962年3月2日，他在广州召开的全国科学和全国戏剧的两个会上，根据毛泽东1956年1月在知识分子会议上讲文化革命主要依靠知识分子的思路，提出知识分子属于劳动人民的范畴。陈毅根据周恩来的讲话，还讲要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即脱“资产阶级”之帽，加“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之冕。周恩来、陈毅的话传到北京，引起不同意见。此后，周恩来谈论文化革命的口气便发生了变化。比如，1963年7月8日他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上作的报告中就说：“文化革命必须从思想改造入手，因为思想改造是个基础。”
三、从“文化革命”到“文化大革命”
1964年，“文化革命”的内涵出现根本变化。出现变化的背景是，在城乡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思想理论界和文化界的过火批判越来越突出，京剧现代戏的汇演掀起了文艺革命的高潮。1964年7月7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举行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提名，决定由彭真、陆定一、康生、周扬、吴冷西组成五人小组，彭真为组长，负责领导知识界与文化界贯彻执行中央和毛泽东关于文学艺术和哲学社会科学问题的指示。这年7月15日，曹禺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一场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称京剧演革命现代戏，“是一场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当然，其文中使用的“文化大革命”，还只限于文艺界的弃旧图新，和后来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不是一回事。但也大致表明，从这时起，人们开始习惯用“文化革命”来统称当时思想理论界的过火批判和文艺领域的破旧立新，从而溢出了此前说的“文化革命”的内涵。
从1965年到1966年，“文化革命”的内涵逐渐出现三层意思：文艺领域的革命、意识形态领域的革命、思想政治上的运动。与此相应，在概念上也先后出现“文化革命”、“社会主义文化革命”、“无产阶级文化革命”、“文化大革命”、“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等提法。到1966年中共中央发表《关于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文化革命”最终演变成为一场全面的自下而上的“政治革命”运动。
具体来说，从1965年下半年开始，“文化革命”虽然主要在思想文化界盛行，但已越来越普遍地作为政治热词出现在中央党政文件和高层领导讲话中。其中有三篇文稿最有代表性。一篇是周扬1965年11月29日在全国青年业余文学创作积极分子大会上的讲话，其中一个小标题就是“文艺战线的斗争和文化革命的形势”，明确讲“一个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新高潮已经到来”。这里说的“文化革命”大抵还没有超出思想文化领域。一篇是1965年10月30日文化部党委《关于当前文化工作中若干问题向中央的汇报提纲》，其中说道：“中央和各级党委的督促和领导，全国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深入开展，推动了全国的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这是一场激烈的、深刻而复杂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和两条文艺路线的斗争。”这是中央部门文件第一次在“文化革命”中加上一个“大”字，并将其意义提到了“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高度，“文艺路线的斗争”仿佛只是阶级和道路斗争向文化领域的自然延伸，因而排在了后面。再一篇就是10天后姚文元发表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背后有江青、张春桥的支持，直截了当地把上述意义上的“文化革命”落实到了具体文化现象的批判上面，由此开始把“文化革命”的理念落实为实践形态。
到1966年初，“文化革命”从实践形态急速地向运动形态转变。这当中，有两个文件起了激化或推动作用。一个文件是1966年2月由彭真主持搞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以下简称《二月提纲》）。这个文件的题目原本没有“文化革命”一词，当初成立以彭真为组长的五人小组时，只是说负责贯彻执行毛泽东和中央有关文学艺术和哲学社会科学问题的指示，并没有“文化革命小组”这个名称，但《二月提纲》报送中央常委审批时，却署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之名。这就告诉人们，意识形态的“文化革命”具有了组织机构。另一个文件是1966年3月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者座谈会议纪要》，文中至少10次使用了“文化革命”、“文化大革命”、“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说法。毛泽东在审阅修改时提出：“一九六二年十中全会作出要在全国进行阶级斗争这个决定之后，文化方面的兴无灭资的斗争也就一步一步地开展起来了”，还说“文化革命解放军要起重要作用”。这就预示着“文化革命”从思想文化领域的批判将发展成为一种全面的运动，内涵是“兴无灭资”。
正是从1966年3月底开始，前几年很少使用“文化革命”词汇的毛泽东，多次使用这个概念。3月28—30日，他在上海同康生等人谈话时，提出“现在必须进行文化革命，阻止修正主义”，“文化革命是长期艰巨的任务，我这一辈子完不成，必须进行到底”。4月23日，毛泽东提出高中以上的院校师生“应参加到文化革命运动中去”。在5月7日的一个批示中他又提出，“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看得出，他开始把“文化革命”视为一场运动了，但仍然坚持使用“文化革命”，而不是在别的文件中已经频繁出现的“文化大革命”。
1966年5月16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把这场运动定名为“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其内涵是既要批判思想文化领域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也要同时批判混进党政军文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与此相应，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还决定撤销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重新设立以陈伯达为组长、康生为顾问的文化革命小组，表明这场运动有了正式的领导机构。8月8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正式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此后，“无产阶级文化革命”一律改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其内涵最终变为以“兴无灭资”、“防修反修”为目的，在全国范围和所有领域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批斗“走资派”的政治运动。
四、真正的文化大革命“是发明火、发明蒸汽机”
一路梳理下来，不难看出，毛泽东使用“文化革命”这个词汇时，“革命”的含义比较稳定，无非是辞旧创新，具有批判、变革和进步的意思，但“文化”却有大小不同的所指。微观上是指文学艺术、学校教育、新闻出版、哲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这些文化事业；中观上是指社会思潮、理论科学、道德价值、社会风俗、行为习惯等更加广泛的意识形态领域；宏观上则是从上两层意思出发，引申发展为政治社会各个领域，因而被称为“文化大革命”。最后这层意思，背离了“文化革命”作为一种理论概念的本来意义。
“文化革命”穿越时空的旅行故事还没有结束。
“文化革命”还有一层更宏观的含义，指和科学技术革命联在一起的，相当于整个人类社会文明进步过程中实现的根本性变革。在“文化大革命”的高潮中，毛泽东有时候也把目光投向了这个层面。1968年8月，毛泽东在审阅姚文元报送的《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时，觉得文中“一场亿万革命群众参加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句话不妥，果断删去“史无前例的”5个字，还批示说：“以后不要说史无前例。历史上最大的几次文化大革命是发明火、发明蒸汽机和建立马克思列宁主义，而不是我们的革命。”
这个观点是不是灵光一现的偶然之思呢？不是。毛泽东此后多次谈到这个观点。比如，1969年3月12日，他召集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开会讨论陈伯达起草的九大政治报告初稿，提出：“要提出矛盾来，讲清为什么要搞文化大革命。发明火，发明蒸汽机，是两次文化大革命，我们的文化大革命比这两次小得多，过几年，连印象都没有了，何必那样吹？”4月11日，他在参加九大的各大组部分召集人会议上又讲：“这次文化大革命，叫不叫大革命，让历史家去作结论，叫文化大革命也可以，因为是从文化革命开始的。”
毛泽东似乎想从“文化革命”最宏观的含义上来看待文化大革命这场运动的地位。因此，说是“文化革命”可以，但放到人类文明进步的历史长河中来审视，它毕竟不会带来发明火和蒸汽机那样的效果，不仅不能称“史无前例”，是不是足够“大”都值得考虑。
这使我想起马克思主义“文化革命”思想首倡者列宁的有关论述。1923年1月，在《论合作社》一文中，为了回击“在一个文化不够发达的国家里推行社会主义是冒失行为”的责难，列宁明确提出，在进行政治斗争、夺取政权之后，“现在重心改变了，转到和平的‘文化’组织工作上去了”，“我们现在的工作重心的确在于文化主义”，“我们的政治和社会变革成了我们目前正面临的文化变革，文化革命的先导”，“只要实现了这个文化革命，我们的国家就能成为完全社会主义的国家了”。他还说，实现文化革命是“异常困难的”，“需要整整一个历史时代”，在这个过程中，不仅要造就“有文化的人”，还需要有“相当发达的物质生产资料的生产，要有相当的物质基础”。
列宁说的“文化革命”概念，大体也是在人类文明进步意义上提出来的，实际上指“整整一个历史时代”中，在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基础上实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个方面的历史性飞跃，并且与建成社会主义这个目标紧紧联系在一起。毛泽东说的只有发明火带来的人类历史的飞跃，发明蒸汽机带来的工业革命，创造马克思主义这种改变世界进程的思想革命，才称得上是“文化大革命”，与列宁的设想大体一致。
毛泽东的思考，最终回归到了“文化革命”应有的宏大而深刻的内涵上面。（载于《文化软实力研究》2016年第1期）
【陈晋：长安街读书会成员、原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