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政企关系与科技思潮密不可分，两者的辩证关系与交织演进为理解美国科技政策背后的意识形态提供了关键视角。通过构建以“政府干预程度”“企业政治性强弱”为变量的类型学框架，揭示出战后美国科技领域政企关系演变经历了从“协同型”到“放任型”再到“调控型”，最终滑向“俘获型”的历程。相应地，政企关系演变驱动科技思潮的变迁，孕育出包括“加州意识形态”、“技术进步主义”等横跨“左”“右”政治光谱的科技思潮，并最终在2008年金融危机前后分化出以科技右翼为依托的、具有极端色彩的“黑暗启蒙”思想。特朗普第二个总统任期以来，美国部分科技右翼逐渐出现“俘获政府”迹象并对美国科技政策产生深刻影响。这从侧面说明，美国正处于国家治理范式转型与文明发展路径抉择的关键十字路口，其科技领域政企关系与科技思潮的发展方向不仅将影响美国本土政治经济秩序，更可能对全球科技治理体系产生广泛影响。
关键词：美国；政企关系；科技思潮；“加州意识形态”；“黑暗启蒙”
作者简介：李优，男，河南商丘人，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法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美国研究、东南亚研究；刘奕玮，男，加拿大人，籍贯广东广州，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博士后，法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非传统安全、亚太国际政治。
科技领域政企关系的演变如何反映并影响美国科技思潮变迁？2025年11月24日，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宣布美国启动“创世纪计划”（The Genesis Mission），计划整合美国国家实验室、联邦科学数据和前沿算法工具，与英伟达、戴尔科技、惠普和超威半导体公司（AMD）等公司合作，共同训练“科学基础模型”，使其能够压缩科研周期甚至实现“自动化科研”。由于“创世纪计划”暗含着“机器取代人类”的理念，有研究质疑，该计划涉及的科技企业在缺乏足够监管与安全保障的情况下追求“超越人类的通用人工智能”或将威胁人类文明本身。
上述担忧或许言过其实，但围绕“创世纪计划”的争议无疑暴露了美国科技领域政企关系与科技思潮之间的关联。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美国科技思潮并非生于虚无，而是与美国科技领域政企关系紧密相关。当前，已有研究对美国科技思潮的变迁进行了梳理。其中，国内学者尤其关注特朗普第一任期以来科技右翼的发展情况。一部分研究梳理了美国技术右翼在21世纪的崛起过程，一部分研究分析了美国科技右翼对特朗普第二个总统任期以来政府的国内外政策的影响，这些研究为厘清近期美国科技思潮的演变带来重要启示。但是，以上研究未对二战以来美国左翼、右翼科技思潮的整体演变进行分析，在从理论层面阐述美国科技右翼崛起的原因方面有所欠缺，特别是未能阐明政企关系变化与美国科技思潮演变之间的联系。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进入“极化年代”的背景下，民主党与共和党在选民基础、意识形态、执政理念间的差距日益扩大，美国科技企业与政治的捆绑持续加深，政企关系的变化成为探讨美国科技思潮变迁时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有鉴于此，本文从“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之间的争论出发，尝试对科技领域政企关系的基本类型进行界定，并以兼顾整体性与特殊性的理论视角，全面剖析二战后美国政企关系与科技思潮的交织演变，以期从整体上把握美国科技思潮的发展情况，为理解当下美国科技政策与实践提供启示。
一、科技领域的政企关系
在理解资本主义国家社会思潮的变迁时，审视其经济治理模式是关键的一环。政企关系作为一国经济治理模式的直接体现，为剖析该变迁进程提供了重要视角。具体到科技领域，政府对企业的干预程度始终在以“看得见的手”为一端、“看不见的手”为另一端的连续光谱中演变，而具体的政企关系模式则主要由政府干预程度、企业政治性的强弱所共同决定，由此产生的多元政企关系模式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科技思潮变迁的现实基础。
1.1 政企关系理论演进与科技领域的特殊性
广义上讲，政企关系主要指政府与企业间互动所塑造的关系，其形式涵盖从正式的、常规的协调安排到非正式的、临时性的互动，它既可以用以描述整个经济领域，也可以指涉特定产业领域或特定企业类型。围绕政企关系延伸出的理论包括理性选择理论、委托—代理理论、利益集团理论等，用以解释政府如何对企业进行监管与开展合作。现有关于美国政企关系的研究大多以“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两类模型为基础。在“看不见的手”模型中，政府职能仅限于提供执法、司法、监督等公共产品，而将资源配置交由市场来决定。在极度缺乏监管的情况下，企业甚至能够对政府决策发挥显著影响力。相反，在“看得见的手”模型中，政府则倾向于有组织地干预私营部门活动，包括“扶持某些企业并淘汰另一些，推行产业政策，且常与企业家存在密切的经济及家族联系”。若“看得见的手”被推至极端，政府将成为“掠夺之手”，其组织结构松散，凌驾于法律之上，常利用权力寻租。
21世纪以来，随着学界对“两只手”的理解日臻成熟，有学者发现，不管是“看得见的手”还是“看不见的手”都难以准确把握政企关系本质，两者是带有理想色彩的抽象模型，而真实世界中的政企关系往往是“两只手”共同塑造的结果。新古典主义承认“市场失灵”的存在，新凯恩斯主义则开始重视市场机制的作用。在实践中，即便是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等“信仰市场”的政策制定者，也在危机中支持临时干预措施，反映出主流经济学在应对现实复杂性问题时的务实思维。彼得·埃文斯（Peter B. Evans）则认为，政府在制定政策时，既会保持独立自主，也会兼顾企业的实质需求。这意味着，真实世界中的政企关系并非简单对立或单向度支配关系，而是持续介于“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的复杂博弈中，体现了资本力量与政治力量的对立统一。
以上研究为理解政企关系提供了重要基础，但他们未能充分说明科技领域政企关系的特殊性。二战结束后，科技领域政企关系相较于其他领域政企关系的特殊性在于，政府不仅肩负监管企业的任务，更是在擘画产业蓝图、促进产业发展等方面扮演重要的支持性角色。当企业面对巨额前期投入与漫长回报期而犹豫不前时，政府的介入就变得不可或缺。现有研究指出，政府一方面通过科技政策介入，以分担研发成本、化解新产品风险、设置激励机制等方式，填补企业创新动力的空白。另一方面政府还能充当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的“桥梁”，帮助企业发现并培育潜在市场，并将消费者的真实需求转化为明确的商业信号，从而破解信息不对称和需求滞后的困局。同时，科技企业对政治生态的影响变得愈发突出，他们有能力塑造政策的制定过程。因此，仅强调政府的监管性干预无法展现科技领域政企关系的特殊性，也难以充分解释科技企业的政治影响力。
1.2 科技领域政企关系的类型学框架
传统经济学研究在涉及政企关系时，主要聚焦政府对企业运营的干预程度，形成了“政府强则企业弱，政府弱则企业强”的经典叙事。但在科技领域，企业在与政府互动过程中展现出的能动性也是不容忽视的，这不仅体现在科技企业对政府的被动响应上，更表现为一种主动的、具有塑造力的参与，因此有必要对现有叙事进行进一步的补充。换言之，当对科技领域政企关系加以审视时，若仅仅聚焦于政府的干预行为，就可能对其理解产生偏颇。与其说这类政企关系是政府单向塑造的，不如说其是政府与科技企业的共舞。
分析科技企业在与政府互动时的能动性问题，关键在于阐明科技企业如何具有政治性。在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国家，随着关于企业角色与责任的研究不断发展，许多学者开始将企业视作一个政治行为体。所谓企业的政治性，指政治在企业领域的延伸与演化，主要表现为非市场策略主动影响政治进程以及政府制定涉企政策、决策、实施等一系列带有强烈经济性目的的政治关系与行为集合。这意味着政治性并非仅指企业单方面对政府施加影响，政府以投资、持股、采购服务等方式嵌入、渗透企业同样是政治性的表现。因此，在某些情况下，具有“强政治性”的企业宁愿选择牺牲经济利益以服务于政府的战略规划，其动机既可能是因为企业选择追求长期制度利益而放弃中短期利益，也可能是出于企业背后的社会集团对特定政治愿景的追求。
综上，如图1所示，在“两只手”的框架内，基于政府干预程度、企业政治性的强弱所构成的两个维度，可进一步区分出科技领域的四种政企关系模式，包括“协同型”“调控型”“放任型”和“俘获型”。
协同型关系体现了政府对经济活动的深度介入和企业的支持性角色。在这种模式下，政府通过制定宏观经济计划、发布产业政策乃至直接下达生产合同，明确地指导资源配置和工业化方向。科技企业在此模式中扮演着类似承包商的角色，其经营任务包括执行政府的战略规划，因此承担着明显的政治责任和社会功能。企业愿意配合政府提出的政策发展方向，协助政府实现政策落地，因此政企之间更易形成经济战略共识。“亚洲四小龙”的政企关系就具有明显的政府介入色彩。20世纪60年代后，这些经济体在企业配合政府的产业政策、信贷倾斜和出口导向战略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增长。
在调控型关系下，政府的干预是直接且深入的，甚至会介入企业的微观经营。在此模式下，政府可以通过法律法规进行商业伦理审查和市场行为监管，直接对企业的行为下达要求，尤其是在涉及公共利益的领域。通过税收、福利和环保政策等手段，政府能够协调企业承担超出经济目标之外的社会责任。企业则缺乏政治性，其主动响应政策的意愿较低，通常是由政府调控企业的具体安排，不论这种安排是否能产生经济效益。因此，企业的主要行为体现为对政府政策的被动服从与执行。调控型关系与协同型关系的区别在于，调控型关系反映出政府对企业的单向干预，而协同型关系强调政府和企业的有效合作。
放任型关系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政府的最小化干预。在这种模式下，政府奉行宽松的自由放任政策，其主要职责是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和确保市场的竞争性。企业则拥有高度的经营自主权，在自由的市场环境中展开激烈竞争。企业行为主要受消费者偏好、技术创新和资本回报率等市场信号的驱动，其政治性较弱，专注于市场竞争，缺乏介入政治进程的需求，较少直接承担政府赋予的战略任务。然而，自二战结束以来，放任型关系在现实中已较为罕见，因为即便是市场化程度最高的经济体，政府也需要在技术创新、产业发展等领域进行干预。
俘获型关系是“第四次工业革命”背景下出现的新型政企关系，其特征是政府与特定科技企业深度捆绑，企业提出超越单纯商业利益的强烈政治议程。在这种模式中，政府一方面为推动特定技术领域的发展而放松传统监管，并提供大量资金、数据和应用场景等方面的支持；另一方面，掌握核心技术和关键基础设施、资金规模庞大的大型科技企业，其影响力已远超传统商业范畴，开始深度参与甚至主导公共治理。该现象可以借由“俘获政府”（state capture）来解释。该概念由乔治·斯蒂格勒（George Stigler）提出，用以揭示行业特殊利益对政府监管本身的塑造作用。进一步而言，企业可以凭借其技术、信息和资源优势，反向主导政府的政策制定和监管议程，使其为自身利益服务。企业俘获政府的状态，催生出“科工复合体”等概念，用以形容大型企业与政府机构共同编织的权力网络。
总体上看，上述类型学框架为理解科技领域多样化的政企关系模式提供了一个具有启发性的分析工具，揭示了其在“两只手”之间存在着动态、复杂且多样的组合形态。科技领域政企关系既反映出经济治理模式的变革，也成为塑造社会观念变迁的一种关键力量。
二、交织演进的科技领域政企关系与科技思潮
在不同历史阶段，美国科技界尊崇的特定思潮，不仅是其所处时代、所处领域政企关系结构的客观产物，更是其试图重塑或引导政企关系走向的意识形态工具，折射出美国科技界对理想制度形态的想象。二战后，美国科技领域的政企关系经历了从协同型关系到放任型关系，再到调控型关系的变迁。相应地，美国科技思潮从战后初期主张积极与政府合作走向反政府、反监管，并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随着美国政治极化形成了以“技术进步主义”为一方、“黑暗启蒙”（Dark Enlightenment）思想为另一方的对立格局。
2.1 协同型关系与其对立面“反文化运动”的兴起
从二战结束到20世纪70年代，美国科技产业从兴起逐步走向壮大的历史进程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协同型关系所驱动的。美国联邦政府，尤其是国防部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深度介入到半导体、计算机、航空航天等新兴科技产业中，向他们注入了大量投资。一方面，这些政府部门是科技产业最重要的资助者和采购方。从1955年到1968年，美国国防部和国家航空航天局在半导体生产合同上的投资就接近3亿美元，其中大部分资金流向了位于加州硅谷的科技公司。这不仅为英特尔等初创企业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启动资金，更通过稳定的订单为企业承受失败风险、开发新技术提供了政府背书以及广阔的市场。另一方面，发展初期的美国科技企业愿意主动配合政府的战略需求，因为这与其自身利益相关。例如，被誉为“硅谷摇篮”的仙童半导体在1958年获得了来自国防部的150万美元合同，负责为生产“民兵”洲际弹道导弹供应晶体管。这是仙童半导体得以在激烈竞争中脱颖而出的关键一步。如果没有美国政府，尤其是国防部的持续支持，仙童半导体很可能根本不会存在。
就此，美国科技界改变了对政府的态度。二战前，与德国、英国等欧洲国家不同，美国科技界受自由放任思想影响更深，普遍拒绝接受联邦政府资助，认为接受政府资源支持必然导致其研究方向受制于人，但二战后的科学家开始重新审视与政府的关系。原斯坦福大学教务长、被誉为“硅谷之父”的弗雷德里克·特曼，便积极鼓励师生将学术研究转化为商业应用，并通过承接军事合同，孵化了惠普等一批标杆性科技公司。由此可见，彼时美国科技企业具有较为明显的政治性，既反映了二战期间战时经济在战后的延续，也体现了科技产业在发展初期的特殊性。这一时期，“军工复合体”概念悄然诞生，用以形容政府与军事科技企业之间亲密的利益输送关系。
然而，20世纪60年代“反文化运动”（counterculture）的兴起显著地改变了美国的社会文化与政治生态。西海岸的美国新左翼积极投身于反战、反种族主义和反消费主义的社会运动中，旨在推动构建一种与美国政府及国防产业相对立的文化。在科技领域，“反文化运动”推动人们开始反思协同型关系，担忧政府所主导的军事、工业和学术机构会彻底改变美国社会。随着协同型关系遭到挑战，以斯图尔特·布兰德为代表的科技企业家、技术专家和记者在1968年创办了名为《全球目录》（Whole Earth Catalog）的“反文化”杂志，旨在通过宣扬个人解放、社群协作、去中心化原则赋能个体，向美国民众“指明一条避免沦为技术官僚傀儡的道路”。布兰德的思想吸收了诺伯特·维纳（Norbert Wiener）的控制论（cybernetics）思想，后者认为，世界可以被视为一个由计算机建模和管理的系统，暗示权力应当集中在工程师手中。据其理论，技术应成为解放个体的工具，而非官僚压迫与控制的象征，史蒂夫·乔布斯（Steve Jobs）、克里斯·安德森（Chris Anderson）等许多著名科技企业家都曾是该杂志的忠实读者。同时，这种对于技术的理解方式进一步使其得以在“看得见的手”以外构建自身合法性：一种强调技术自身演化逻辑、颂扬个人创业精神、并许诺通过技术建构全球空间的科技思潮逐渐兴起，全然不顾政府在科技产业初期扮演的重要角色。
2.2 放任型关系与相对应的“加州意识形态”的形成
20世纪70年代以后，美国科技领域政企关系逐渐由协同型关系向放任型关系转变。一方面，美国政府在这一时期减少了对企业的干预。时任美国总统里根在20世纪80年代掀起了一场具有新自由主义色彩的“里根革命”，推动了美国经济从制造业生产模式向更灵活的服务、信息与技术网络模式转变，而这类模式的初期运转有赖于政府选择性放松市场管制并取消福利体系。另一方面，美国科技企业的政治性有所下降，响应政府战略的主动性减退。以集成电路行业为例，在1965年，美国国防部采购了全国总产量的70%，但到了1978年，这一数字则下降到了7%。不过，美国科技产业规模仍在扩张。1960年时硅谷约有22万雇工，到1970年该数字几乎增长一倍，而到1980年则暴增至66万。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冷战的终结、个人电脑的普及和万维网的商业化，美国科技企业对“数字革命”的热忱与日俱增，进一步与政府拉开距离。
在此背景下，科技企业从市场获得的经济利益令科技界可以不再接受政府的发号施令，这为“反国家主义”思想的继续发展提供了底气。1985年，布兰德等人创立了“全球电子链接”线上论坛（The WELL），其设计理念涵盖非等级制社区、自治、开放式宇宙等。1994年，美国科技投资人埃丝特·戴森（Esther Dyson）等人宣称，数字时代的社会复杂性已超出任何中央官僚机构的管理能力，进而极力鼓吹网络空间“私有制”，并宣称该空间“不属于政府，而是属于人民”。
1995年，英国学者理查德·巴布鲁克和安迪·卡梅伦撰文将美国科技界的“反国家主义”思想称为“加州意识形态”。据其定义，这是一种将“反文化运动”与科技产业相融合的矛盾信念体系，其一方面继承了“反文化运动”以来新左翼对权威、体制和企业的反叛精神，强调自我实现、社群联结和个人自由，向往一个信息自由流动的电子平台；另一方面，又坚定地拥抱企业家精神和右翼倡导的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将硅谷的创业热情视为实现社会变革的主要动力，鼓吹不受政府监管的电子市场将提升效率与创新。二者之间的分歧则由技术发展来解决，因为技术发展可以被视为实现进步的根本力量，能超越过往的“左右之争”。虽然詹姆斯·修斯等学者提醒道，人类在发展技术的同时，也要争取对这些技术的管控、管制以及公平分配，但是“加州意识形态”背后对自由意志的追求在彼时的美国社会十分普遍，堪称早期互联网时代的思想基石。
“加州意识形态”的传播又推动了新一轮的自由放任政策。美国克林顿政府采取了包括定向减税、特定技术项目补贴、增加政府基础设施投资等一系列符合科技企业利益的政策纲领，赢得了众多信息技术和电子行业高管的支持。在微软、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迪士尼、甲骨文、谷歌等公司资助下，1993年成立的“进步与自由基金会”（Progress & Freedom Foundation）成为科技企业“反监管”的旗手，在公共舆论场域发挥了巨大的影响力。放任型关系令科技界相信，在政府干预越少的时候，科技企业的发展前景将更为畅通无阻。1996年，美国政府通过《通信规范法》（Communications Decency Act），第二百三十条规定互联网平台无需为第三方用户发布的内容承担法律责任，从而为互联网公司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安全港”，带动了用户生成内容的繁荣和社交媒体的崛起。可以说，“加州意识形态”的形成反映了战后美国科技企业从小到大、政府由强变弱的历史趋势，成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崛起的缩影。
2.3 调控型关系下“技术进步主义”与其对立面“黑暗启蒙”的兴起
资本主义经济的周期性危机是无法避免的历史规律。2001年互联网泡沫的破裂，以及2008年由华尔街引爆的国际金融危机，在最直接的层面暴露了自由放任政策所带来的巨大风险，加剧了美国政治与社会的两极分化，宣告了新自由主义神话的破产。美国科技领域的政企关系转向调控型关系，并催生出“技术进步主义”（techno-progressivism），以及作为其对立面的“黑暗启蒙”。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令美国民众对不受约束的资本力量极为愤慨。奥巴马在上台后开始对美国金融业进行再监管，并尝试限制银行投机交易，说明民主党政府在社会压力下，尝试加大政府干预力度。对科技企业，奥巴马政府也采取了相似举措，开始在企业社会责任等方面加强监管。2011年，奥巴马签署行政令，要求“促进联邦政府员工队伍的多元化和包容性”，反映出其对“多元、平等、包容”（简称 DEI）价值观的推崇。2015年，奥巴马下令全面审查数据对美国人的生活与工作方式的影响，强调“大数据技术可能导致基于种族、性别、社会经济地位或其他类别产生歧视性结果的风险”。
随着奥巴马政府向企业灌输“多元、平等、包容”价值观，自上而下的政策导向对以形象至上的大型科技公司构成了强大的压力，右翼思潮被暂时遮蔽，强调政商边界、个人隐私、言论自由和社会正义的“技术进步主义”开始占据主流。2014年，一群“技术进步主义”人士在法国巴黎发表《技术进步宣言》，主张通过技术进步和民主来解放个体，呼吁各国政府加强保护少数群体权益、建设全民医疗和教育体系。这是试图通过加强政府干预来修正技术的发展，使其服务于社会公益。随着“思想纲领”的确立，美国科技企业从主动塑造转向被动履行政府议程。谷歌、苹果、微软等科技巨头纷纷发布年度多元化报告，设立首席多元化官职位，表达对“多元、平等、包容”价值观的支持。2015年前后，美国还诞生了名为“太阳朋克”的左翼科技思潮，倡导利用技术发展实现环保和社会公平，并获得了亚历山德里亚·奥卡西奥-科尔特斯（Alexandria Ocasio-Cortez）等左翼政客的支持。由此可见，民主党领导下的调控型关系希望将技术引导到符合其思想纲领的路径上，而科技企业不得不顺应这一政策方向。
然而，在调控型关系下推行“多元、平等、包容”价值观引发了美国国内的一系列争议。部分科技企业支持者认为，该价值观为了结果公平牺牲了程序公平，增加了企业经营成本，甚至使企业不得不招聘“不够资格”的少数族裔员工。同时，美国制造业的空心化加剧了白人蓝领群体对“多元、平等、包容”价值观的不满，使其民意基础遭到动摇。为了对抗调控型关系下发展迅猛的“技术进步主义”，一股意图颠覆西方价值观的反主流科技思潮逐步崛起，并被冠以极具挑衅意味的名称——“黑暗启蒙”。这股由科技右翼推动的思潮旨在通过全盘否定18世纪西方启蒙运动，瓦解现有政企关系乃至政治秩序，构建一个由精英统治、以效率为导向的“后民主”未来。
“黑暗启蒙”起初是源自硅谷的亚文化。2007年计算机科学家柯蒂斯·亚文（Curtis Yarvin）在其博客上发表一系列文章，试图系统性批判现代民主制度，这被视为“黑暗启蒙”的开端。亚文主张“摧毁政府”，并用“成千上万个主权独立的微型国家组成的全球蜘蛛网”取而代之，“每个微型国家都由自己的股份公司管理，而不用考虑居民的意见”。2012年，英国哲学家尼克·兰德（Nick Land）综合了亚文对政治体制的批判和兰德自身对加速主义（Accelerationism）与技术崇拜的追求，正式将这股思潮命名为“黑暗启蒙”。
“黑暗启蒙”是“加州意识形态”的极端版本，是对调控型关系下政府过度介入科技企业运营的反抗，主要包括四大理念：第一，启蒙运动所倡导的“自由、平等、博爱”等价值观并非普世真理，而是一种具有欺骗性的意识形态，一种世俗化的基督教信仰。第二，实现“黑暗启蒙”的唯一可行路径是退出由主流精英构建的思想统治网络。这既可以是思想上的决裂，也可以是物理上的分离。第三，将国家重组为一家以盈利为目的的公司，所有土地和资产归公司所有，由一位拥有绝对权力的领袖领导，目标是实现资产增值、高效治理以及科技进步。第四，加速主义。在兰德等人看来，从人类发展的角度来看，计算机技术与资本主义的发展必须得到极大加速，人们必须停止幻想能够掌控经济与技术进步，政府的功能也应大幅削减。美国科技企业家马克·安德里森的《科技乐观主义者宣言》直观地反映出“黑暗启蒙”与加速主义的合流。他宣称，人们应当不断探索技术边界，而美国社会当下的敌人是“可持续发展”“科技伦理”“社会责任”等“坏思想”，以及官僚主义、大学象牙塔等一切有碍科技发展的因素。
三、特朗普执政以来的新趋势
特朗普政府的科技政策取向呈现出一幅复杂图景。本质上讲，美国的科技思潮变迁是政企关系、商业利益、意识形态、监管环境等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尤其是政企关系的演变，反映并塑造着科技思潮的变迁。在特朗普第一个总统任期内（2017.1—2021.1），其所推行的政策为包括“黑暗启蒙”在内的极端科技思潮打开了主流化的大门，引发了“技术进步主义”的危机，即便拜登实现政党轮替，也未能阻止这些右翼科技思潮的加速蔓延。到了特朗普第二个总统任期（2025.1—），美国科技企业在去监管政策下全面“寡头化”，以彼得·蒂尔（Peter A. Thiel）为代表的科技右翼出现了“俘获政府”的迹象，而特朗普政府的科技政策也开始呈现“黑暗启蒙”的特征。
3.1 特朗普第一个总统任期内政企关系波动与“黑暗启蒙”的主流化
特朗普政府在2017年通过的《减税与就业法案》是自里根政府以来最大规模的税制改革法案，大幅降低了企业税率，为包括科技公司在内的所有企业带来了显著的财务利好。这种普惠性的减税政策，加上其签署旨在减少监管成本的行政命令，在执政初期赢得了商界的普遍乐观情绪，科技公司作为资本密集和高利润的代表，无疑是其中的受益者。然而，特朗普第一个总统任期内对宏观经济的自由放任，并未转化为对科技产业的全方位支持。特朗普政府将国家安全考量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注入科技领域，反而给企业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为了维护技术霸权，特朗普政府将对华科技竞争提升至国家战略高度，进一步加剧了企业在地缘政治夹缝中的经营风险。以上说明，特朗普第一个总统任期内的经济民族主义政策本质上是希望通过对内减少监管来迫使企业对外“讲政治”，配合政府的战略需求，但这反而为俘获型关系的诞生提供了可能性。在此背景下，科技企业被迫卷入政治漩涡。加之特朗普本身就象征着对主流精英的否定，与“黑暗启蒙”的反主流精英诉求高度契合，为“黑暗启蒙”思想的主流化打开了机会窗口。推动“黑暗启蒙”主流化的代表人物包括纽特·金里奇（Newt Gingrich）、彼得·蒂尔等人，他们令“黑暗启蒙”思想可以渗透至政治界。
美国众议院前议长纽特·金里奇在“黑暗启蒙”的主流化过程中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早在1993年至1995年期间，金里奇已经与反主流文化的技术专家网络和硅谷企业建立了“实质性同盟”。金里奇在其2017年出版的著作中，利用特朗普的“美国优先”来宣扬自己的理念，从而对抗主流精英和他们的思想。科技企业贝宝（Paypal）和帕兰蒂尔（Palantir）的共同创始人彼得·蒂尔是“黑暗启蒙”的拥护者。蒂尔曾在2009年做出惊人的论断：“资本主义民主”的选民基础日益倾向于那些依赖政府福利的人，导致政府权力不断扩张，从而侵蚀了经济自由。这种将民主进程直接等同于经济自由丧失的逻辑，正是“黑暗启蒙”反民主论述的核心。蒂尔与特朗普的联系，是“黑暗启蒙”从理论走向政治实践的关键一环。蒂尔不仅向支持特朗普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Super PACs）捐赠了巨款，更将特朗普描绘成一个能够打破美国僵化政治体系的“局外人”。特朗普胜选后，蒂尔被任命为总统过渡团队执行委员会的关键成员，能够直接影响新政府的人事任命和早期政策议程的设定。在这一时期，他被视为特朗普与硅谷之间沟通的桥梁，负责组织科技领袖与当选总统的会面，试图弥合双方的裂痕。与他有思想关联的人物，如斯蒂夫·班农，同样在政府早期扮演了核心角色，一部分观察家甚至将班农本人和“黑暗启蒙”哲学联系在一起。
3.2 特朗普第二个总统任期科技右翼“俘获政府”与俘获型关系的雏形
拜登出任总统后，旋即对特朗普的政策进行修正，尝试将政企关系拉回“技术进步主义”设想的轨道。其一方面延续并深化了对华科技竞争的战略框架，通过《芯片与科学法案》重振美国芯片制造业，确保关键供应链的“安全”；另一方面，对大型科技公司的市场势力举起了反垄断和强监管的大旗，包括对谷歌提起诉讼，指控其滥用搜索引擎市场地位，并重新拾起“多元、平等、包容”价值观。然而，科技右翼的力量并未因特朗普的暂时离任而削弱，反而通过投资、媒体和智库网络进一步巩固了其思想阵地。马斯克（Elon Musk）收购“推特”（后更名为“X”）并尝试将其改造为一个言论更自由的平台，就是该趋势的一大例证。2024年底，特朗普的二次胜选为科技右翼全面“俘获政府”提供了历史性机遇，对美国既有体制的破坏令科技右翼有机会填补权力真空，从而掌握国家机器和实现他们心目中的理想社会形态。
在政企关系层面，经过了特朗普第一个总统任期的大规模减税与去监管和拜登政策的中断，美国科技企业的实力急剧膨胀。2025年9月3日，美国司法部起诉谷歌失败，联邦法院裁决谷歌无需出售名下资产，引发美国科技股新一轮爆发式增长，科技巨头的总市值达到21万亿美元，相当于美国名义 GDP 总量的68%，接近日本 GDP 总量5倍。有学者将科技企业全面垄断化的现象视为“企业国家”的诞生，这些企业一方面利用市场影响力消灭竞争对手，进而完全掌控数字公共领域，另一方面将原本属于主权国家的社会职能转移至自身，从而塑造有利于自身的政企关系模式。
“政府俘获”为解释“企业国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如前所述，“政府俘获”是一种系统性腐败行为，指利益集团通过掌控公共政策制定的机构与流程，将公共政策偏离公共利益，转而服务于其自身利益。在2025年，美国科技企业的游说开支首次历史性突破1亿美元大关。但在游说以外，科技企业也试图通过激进的政治活动重塑政治格局，包括运用其所掌控的互联网平台在选举中将特定候选人贴上“反科技”标签，以及动员民众反对监管政策。这种积极介入政治的思维观念，在科技右翼群体中尤为明显。
在此背景下，特朗普及其团队成员，以及部分政府官员在2024年大选期间与“黑暗启蒙”的关键人物产生了更为明显的联系。诚然，邀请科技企业高管加入执政团队或出任顾问并非没有先例。但是科技右翼在特朗普政府内的影响力已超出了科技政策领域，全面覆盖美国政治的方方面面，使其诉求能够更为直接地渗透到政府决策圈。
第一，特朗普总统及其部分团队成员曾得到蒂尔的资金资助。通过相关的政治行动委员会，蒂尔在2016年大选期间，向特朗普的竞选活动注资125万美元，并在2025年资助85万美元以帮助部分共和党议员赢得2026年的中期选举。美国副总统万斯在就读耶鲁法学院时称蒂尔为“导师”，毕业后曾在蒂尔的风投公司工作，并在2022年竞选俄亥俄州参议员期间获得蒂尔相关政治行动委员会提供的1 500万美元的资助。此外，美国国务卿马可·鲁比奥、美国常驻联合国大使迈克·华尔兹以及白宫办公厅主任苏茜·怀尔斯都曾接受过蒂尔的资金支持。另外，一度深入参与特朗普竞选活动和政府工作的埃隆·马斯克与蒂尔的渊源可追溯到“贝宝”创立时期，蒂尔是马斯克旗下多家公司的投资者，包括太空探索技术公司（SpaceX）、脑机接口公司 Neuralink 等。
第二，蒂尔还与许多特朗普政府成员存在利益关联。美国国防部长皮特·赫格塞思的线上个人支付账号的通讯录显示出其与蒂尔的帕兰蒂尔公司有着密切往来。能源部长克里斯·赖特是能源初创公司奥克路（Oklo）的董事会成员，而蒂尔是该公司的主要投资者。前国务院政策规划办公室主任迈克尔·安东是蒂尔社交圈的长期成员，他曾声称自己在特朗普第一任期内可以在国家安全委员会获得一席之地要归功于蒂尔。此外，总统科学技术顾问委员会主席大卫·萨克斯、白宫科学和技术政策办公室主任迈克尔·克拉齐奥斯、副国务卿雅各布·赫尔伯格等官员也与蒂尔拥有直接联系。
第三，特朗普执政团队的部分成员深受“黑暗启蒙”奠基人亚文的影响。万斯称亚文为“我最重要的政治影响者”，并在2021年的一次播客中引用其解构行政国家的观点。国务院政策规划办公室前主任安东也与亚文有直接互动。在2021年的一档播客节目中，亚文与安东探讨了美国政治的未来。安东询问亚文是否在建议一位总统可以通过合法选举的方式采取非法行动，亚文回应称这些行动不需要是非法的，只要事先宣布紧急状态即可。特朗普在二度执政后，的确多次以紧急状态为由采取行动。此外，马克·安德里森作为特朗普的非正式顾问和资助者，亦较为认同亚文提出的政治思想，称亚文是他的“朋友”。
随着科技右翼对政府的影响力不断增大，美国科技领域的政企关系正逐步向俘获型关系演进。首先，特朗普进一步放松了监管，撤销了拜登政府的人工智能行政命令，并推出了旨在加快人工智能发展的《美国人工智能行动计划》。2025年12月，特朗普政府再度发布放宽人工智能监管的行政命令，决定设置人工智能诉讼行动组（AI Litigation Task Force）以确保各州法律不会与放松监管的愿景相冲突。该举措极大地迎合了正在大力投资该领域的科技巨头，后者一直在通过游说活动抵制严格的监管框架。其次，科技右翼全面渗透了政府，蒂尔的帕兰蒂尔公司获得了大量政府合同，业务涉及国防、情报、执法乃至交通等多个核心领域，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OpenAI）、马斯克名下的人工智能初创企业 xAI 等公司也与美国国防部达成大额合同。特朗普政府甚至在开展军事行动时，也运用了科技企业提供的人工智能技术。而本不属于“右翼”的杰夫·贝索斯、马克·扎克伯格等人也愈发“讲政治”，纷纷“站队”特朗普。这种趋势符合“黑暗启蒙”设想的企业与国家的融合。最后，特朗普政府的支持者是“黑暗启蒙”在建立“国家股份公司”时的天然盟友。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French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的报告指出，彼得·蒂尔站在保守民族主义者、基督教福音派以及科技右翼的交汇处，为三者的“合流”提供了可能性。有学者直言，美国正在通过数据提取、算法治理、行为引导以及平台垄断，实现对社会的控制。比如，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与帕兰蒂尔公司在2025年4月达成合作，后者将人工智能与大数据挖掘转化为侦察工具，用以帮助政府锁定、监控并驱逐非美国公民。
事实上，特朗普第二任期的诸多政策令“黑暗启蒙”照进现实。特朗普本人就是“多元、平等、包容”价值观的主要反对者。在二次执政伊始，他便宣布在联邦政府层面终止“多元、平等、包容价值观歧视”，并撤销主张平权行动的第11246号行政命令。在打击主流精英思想上，特朗普以节约财政为借口向多所大学发难，反映了“黑暗启蒙”的直接实践。在他看来，大学是“多元、平等、包容”价值观和“觉醒文化”的温床，而缩减联邦经费、撤销留学生签证、调查大学录取流程等手段可以迫使大学放弃对这些价值观的支持。同时，特朗普设立“政府效率部”（DOGE），利用管理企业的方式管理政府，认为当政府部门不盈利或不高效时，就应该像企业部门一样被裁撤。甚至有匿名人士透露，“政府效率部”的政策制定者饱读亚文的作品，只是无法公开承认这一点。在推动加速主义上，“创世纪计划”对“通用人工智能”的追求可能会突破人类社会的现有框架，瓦解现有政治秩序，最终走向一个由人工智能主导的、超越人类理解的“技术奇点”。该计划固然旨在维护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主导地位，但也呼应了科技右翼所鼓吹的加速主义。可以说，无论特朗普本人是否信奉“黑暗启蒙”，但其在解构民主规范、打压建制派精英，以及采用公司化治理手段等方面的做法，都在很大程度上呈现出“黑暗启蒙”的深层逻辑。
四、结语
纵观二战后美国政企关系在科技领域的演变历程，可以清晰地看到一条从协同型关系到放任型关系，再到调控型关系，最终逐渐滑向俘获型关系边缘的曲折轨迹。与之相伴的，则是美国科技思潮从服务政府战略的工具理性，到信奉市场神话的“加州意识形态”，再到试图修补社会裂痕的“技术进步主义”，最终分化出反民主、反国家的“黑暗启蒙”的深刻变迁。这一历史过程充分证明，政企关系不仅反映了权力平衡，也影响着社会意识形态。当前，美国正处在关键的“十字路口”，其政企关系的走向以及科技思潮发展，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民主党与共和党、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多主体博弈。以主流民主党为代表的力量，仍将努力维系加强政府干预的政策方向和“技术进步主义”意识形态，试图为科技巨头套上缰绳，使其服务于一个更多元、更公平的社会愿景。相反，以彼得·蒂尔等人为代表的科技右翼，将试图利用民众对建制派政治的失望、对国家衰落的焦虑以及对技术力量的迷信，进一步鼓吹精英治理和威权效率，最终将人类带入一个由算法和少数精英控制的社会。可以说，极端科技思潮隐秘地成为美国官方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帮助特朗普政府将民粹主义、民族主义等思想转化为具体的科技政策，使得削减开支、减少对科技企业的监管变得更加合理。这场多主体博弈已远非单纯的政策路线之争，而是逐渐成为一场关乎国家性质和文明走向的根本性斗争，其结果不仅将塑造美国自身的未来，也势必在全球范围内产生深远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