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在巴黎和会就山东问题作出有利于日本的裁决后，芮恩施、卫理、亨培克、密勒走上了公开抗议美国政府的道路。《远东时报》主编李亚将上述四人称为“芮恩施派”。“芮恩施派”拥有共同的群体特征与行动准则，相信中美两国友谊是必须加以培养的宝贵外交资产，日本在中国的扩张将危及远东和平并最终威胁美国利益。巴黎和会上，作为美国代表团远东事务专家，卫理与亨培克联合劝说威尔逊坚持公平与正义的原则。山东决议公布后，亨培克通过官方渠道尽力补救，芮恩施利用辞职唤起对山东问题的关注，卫理与密勒则借助美国参议院与总统威尔逊的权力斗争，以否决《凡尔赛和约》的方式阻止山东决议在美国国内通过。日本在华持续扩张的现实与长期不受重视的职业经历最终使他们走上“激进”的道路，这削弱了其自身在美国外交决策过程中的话语权。

关 键 词：山东问题/巴黎和会/芮恩施/卫理/亨培克/密勒

作者简介：刘畅，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上海 200433）。

原发信息：《史林》(沪)2026年第20261期 第71-82页

1919年4月30日，巴黎和会就山东问题作出裁决，将德国在山东省的各项权利转让日本。一时间，指责美国总统威尔逊(Woodrow Wilson)“背叛中国”的抗议之声甚嚣尘上。时任驻华公使芮恩施(Paul Reinsch)、巴黎和会美国代表团两大远东事务专家卫理(E.T.Williams)与亨培克(Stanley Hornbeck)、美国记者密勒(T.F.Millard)走上公开抗议美国政府的道路。《远东时报》主编李亚(George Rea)将四人称为“芮恩施派”，他指责这场对威尔逊及山东决议的批评，是由芮恩施领导的宣传战，参加巴黎和会的官方专家“听从芮恩施的领导，芮恩施用电报发出指示，一旦失败，他们便将责任推给总统，然后跑到这里来拿他开刀”；而密勒也曾在芮恩施手下为公共情报委员会中国办事处工作。李亚宣称，“芮恩施派”效忠的不是美国，而是中国，他们极力鼓动威尔逊在山东问题上帮助中国，却又在“把总统推向难以立足的境地后，把总统推倒，把责任转嫁到总统和豪斯上校身上，并匆忙赶到华盛顿撕毁条约，推翻他们自己的杰作”。①

李亚的攻讦虽多臆测，但仍揭示出此前不为人知的关系网络。造成这种研究盲区的原因是多重的：不论是在巴黎和会现场还是后世研究中，被视为“和平缔造者”的“大人物”往往成为焦点，而国家行为层级之下的“非显性人物”及其能动性则易被遮蔽。②近年来，中国学界逐渐突破传统“屈辱外交”叙事，重新审视中国代表团的主体性。现有研究显示，中国代表团推动的“联美外交”颇有成效，③其中“芮恩施派”扮演了重要角色，然而对于该群体的形成、理念与具体活动，仍有待系统性探讨。此外，既往研究虽关注到成员各自的生平与职业经历，却未能充分揭示其间的互动关系。④

“芮恩施派”所代表的，是美国内部主张帮助中国遏制日本扩张的力量。这一以共同目标为导向的群体，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官方权限与政府指令，从而实现了山东问题在巴黎、北京与华盛顿的跨国联动。表面上各自独立的四人，实则存在内在关联。本文借鉴“关系转向”的解释路径，强调人际关系、社会网络以及非正式互动的驱动作用。⑤依托威斯康星州历史学会“芮恩施文件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卫理文件集”、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亨培克文件集”、国会图书馆“朗文件集”等美国多地档案馆所藏珍稀个人文件集，本文试图揭示李亚所称的“芮恩施派”内部互动细节，强调群体网络的协同效应，进而展现在巴黎和会前后跨国行动者如何影响山东问题的走向。

一 “芮恩施派”的跨国关系网络

作为威斯康星大学政治学教授，芮恩施是美国最早主张东方的发展将与美国未来命运紧密相连的学者之一。1906年，他在该校开设了名为“东方政治”的课程。1900年《19世纪末的世界政治》与1911年《远东的思想与政治潮流》两部专著的出版，奠定了芮恩施作为远东事务专家的声誉。他强调，未来国际竞争的主战场将是无形的“商业市场”，而美国赢得这场竞赛的关键在于赢得中国。⑥1913年，芮恩施的好友、威尔逊竞选团队成员戴维斯(Joseph Davies)大力推荐其担任驻华公使，他建议威尔逊阅读芮恩施的专著，并称其为当今国际政治和远东问题的权威。⑦

芮恩施是亨培克在威斯康星大学求学期间的导师，给予他有关远东问题的最初启蒙。亨培克回忆道：“在芮恩施教授的课程中，对我影响最大的是国际法的历史与当代运用，以及他讲授的东方政治课程，其中涉及中国、日本及其与美国的关系。”⑧辛亥革命爆发前夕，亨培克来到杭州考察，并时常致信芮恩施交流在华见闻。1913年初，他前往奉天(今沈阳)实地考察美国“门户开放”政策的推行状况，并写成长篇报告。⑨同年，当芮恩施初抵北京就任时，亨培克协助其适应公使馆工作，“在这几周里，我对中国的政治实体、国际关系以及当时各种利益集团的了解，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深入”。⑩返回美国后，亨培克接替芮恩施在威斯康星大学讲授远东相关课程。芮恩施亦逐渐将其视为可与自己“平起平坐的人”乃至“一生事业的接班人”。(11)1916年，亨培克出版《远东当代政治》一书，由此同样赢得了远东事务专家的声誉。(12)1918年，他被任命为“调查团”(The Inquiry)远东事务负责人。此前该职位两任负责人均因资质不佳而草草离任，直至亨培克接手后，调查团在远东事务方面的研究工作才逐步走上正轨。(13)

与芮恩施和亨培克不同，卫理的“中国经验”源自其长期的传教士与领事官员经历。在1897年被任命为驻沪副总领事时，他已以传教士身份在中国生活了10年。卫理长期钻研中文和中国典籍，并与中国普通民众接触，逐渐摒弃了对中国的偏见，也不再秉持“落后的中华文明需由先进的基督教文明救赎”的观念，因此有美国学者称其为“跨文化认同者”。(14)卫理的专业能力得到美国国务院认可，1908年远东事务司成立，次年他被调回华盛顿任助理司长，1911年又重返北京任公使馆临时代办。(15)芮恩施来华任职后，1913年11月24日，他与卫理一同受邀与袁世凯会面。芮恩施向袁世凯表示，卫理即将回到美国出任远东司司长。袁世凯称其“对中国形势非常熟悉，国务院也将因此对中国的内外困难产生更明智、更富有同情心的认识”，他甚至希望卫理能将自己当作中国政府在美国的代表。卫理亦感慨，自己在中国度过了27年时光，此番离去颇有离开故乡之感。(16)

此后，分处北京与华盛顿的芮恩施与卫理，在对华事务上形成了紧密的跨国协作关系。二人均深切感受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美国政府的战略关注几乎完全倾注于欧洲，而忽视了与美国未来息息相关的远东地区。在给国务院的报告中，芮恩施强调，中国正处于决定其未来政治和社会发展走向的关键阶段：国家将保持统一还是分裂，保持独立还是沦为附庸，商业开放还是被划分势力范围，是倾向于日俄的专制主义，还是依循美国的共和主义方向发展，这一切均取决于美国的行动。(17)他呼吁，应引导转型期的中国走向“美国化”。为此，在未获国务院明确授权的情况下，芮恩施开展了一系列“自行其是”的活动，包括积极游说北京政府追随美国而非协约国参战、承诺由美国提供参战借款帮助中国出兵欧洲，甚至以协助中国参战之名，提议组建国际联合委员会，全面监管中国军队、矿业、农业和交通运输业。(18)

可以想见，芮恩施的“美国化”方案，在国务院内几乎只得到了卫理的积极响应。卫理被视为“外交部门中一个人数不多但具有影响力的团体的领导人，他认为美国未来的巨大经济机遇在于开发中国的铁路和资源，以及利用中国市场对美国工业产品的潜在需求”。(19)尽管卫理多次在国务院内推动芮恩施的各项提议，却收效甚微，他无奈向芮恩施解释，战时美国的全部注意力皆集中于与欧洲战事直接相关的事务，“战争所提出的要求如此紧迫，以致除了直接涉及我们自己军队的组织、装备，以及向欧洲运送人员与补给之外，其他事务几乎无暇顾及”。(20)

日本在华日益加剧的扩张野心，更加深了二人的危机感，而在他们看来，美国政府的应对显得迟缓无力。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借机出兵山东，随即占领青岛与胶济铁路。顾维钧曾希望美国对日本的军事行动加以约束，时任美国代理国务卿兰辛(Robert Lansing)予以拒绝，并称“让中国的领土完整问题使美国卷入国际纠纷，是极其荒谬的”。(21)1915年1月23日，芮恩施首次将“二十一条”的消息报告美国国务院，国务卿布莱恩(William Bryan)起初并未重视，卫理则数次向布莱恩提交备忘录，呼吁对日本的妄想予以严厉而坚决的抵制。芮恩施决定主动出击，他与中国官员与外国记者合作，故意泄露“二十一条”内容，最终迫使日本承认这一事实。(22)5月6日，国务院得知日本将于次日发出最后通牒，遂指示芮恩施劝告中日双方保持克制，芮恩施认为此举为时已晚，“传达这个劝告等于在人家已经把门砰地一声关起来之后，我们才通过门上的钥匙孔悄悄地说几句规劝的话”。(23)

在美国政府以外，在华报刊构成了另一股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1900年，美国人密勒以《纽约先驱报》(New York Herald)记者身份首次来华，报道义和团运动。在清末创办《大陆报》(The China Press)之时，密勒便阐明其在华办报宗旨：“各国皆在中国开办报纸，伸张自身利益……却难以真正公正公平地看待中国事务。此前中国政府和民间都没有能力开办日报，来迅速且持续地表达观点，驳斥国际上对中国的误解和中伤。”1917年，密勒又创办《密勒氏评论报》。(24)正如彼得·兰德(PeterRand)所言，密勒“试图影响美国的对华政策”，确切地讲，是推动美国采取支持中国、反对日本的立场。(25)在密勒的感召下，一批密苏里大学出身的新闻学子来到远东工作，被称为“密苏里新闻帮”。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芮恩施与密苏里新闻帮展开了密切合作。为适应战时宣传需要，1918年9月，美国公共情报委员会中国办事处成立，密苏里新闻帮中的克劳(Carl Crow)被任命为负责人，办公室位于《密勒氏评论报》大楼同层。(26)芮恩施受权协助运营该机构，每月有2000美元经费支持。(27)该办事处工作颇具成效，1919年3月，芮恩施报告称，已编制出一份详细的中国地方官员和社会名流名单，并向他们寄送宣传美国特别是总统威尔逊形象的中文资料。(28)为掩人耳目，克劳另设“中美通讯社”，其中一项活动便是进行反日宣传。该社曾将《密勒氏评论报》所载反日报道《在华英美人对日本的态度》印刷成册，并附以详细中文翻译，在中国读者中广泛散发。(29)日本驻美大使就此向美国国务院抗议，称美国公共情报委员会驻沪办事处正在《密勒氏评论报》办公室出版一份“非常反日的刊物”，并指出密勒将前往巴黎，代表中国在和会期间进行反日宣传，要求国务院予以制止。(30)密勒与北京公使馆的关系已受到国务院怀疑。1919年密勒新书《民主与东方问题》出版，其中包含大量官方文件。国务院向北京公使馆发送紧急机密电报，要求彻查公使馆内“哪位工作人员让密勒接触到与中国政治事务官方报告有关的文件或情报，以及密勒是否获得了这些情报或被允许从官方文件中获取情报”。(31)

至巴黎和会前夕，“芮恩施派”已初步成形，并在实践中积累了协作经验。成员或通过学术研究，或凭借亲身经历，掌握了丰富的远东国际关系的专业知识。更为重要的是，他们秉持着相似的行动理念：美国未来发展的机遇在太平洋而非大西洋，中美两国友谊是必须加以培养的宝贵外交资产，日本在中国的扩张不仅危及远东和平，最终也将威胁美国利益。相似的职业经历与价值取向，最终促使他们汇聚在一起，形成了一个虽松散却具有共同目标的跨国群体。

二 “原则”与“事实”之争：巴黎和会上远东事务专家的努力

1919年1月18日，巴黎和会正式开幕。美国代表团由百余人组成，总统威尔逊、国务卿兰辛、最高战争委员会美方代表布利斯(Tasker Bliss)、资深外交官怀特(Henry White)及总统私人顾问豪斯(Edward House)五人担任全权代表，其他成员多为行政秘书与专家顾问，其中“领土、经济和政治情报处”囊括了关注西欧、奥匈帝国、巴尔干、非洲、俄罗斯与波兰以及远东与太平洋等区域问题的专家，卫理与亨培克共同负责远东事务。(32)

1月20日，卫理与亨培克提交联合备忘录，山东问题位列首项。他们意在将日本排除在解决方案以外：(1)废除1898年中德条约以及1915年5月中日协定；(2)将青岛港设为公共租界；(3)将胶州租借地归还中国，将胶济铁路移交中国，由中国向德国赔偿所涉财产价值。显然，这一方案与日本的要求截然对立。备忘录特别提到，即便中日之间已就山东问题达成单独协议，美国也不应承认，“可以解释为某些易受影响的中国官员，在受到威胁、贿赂或二者兼有的情况下被迫签署”。(33)

会议期间，卫理最早确认了1917年英日秘密协定与1918年“中日密约”具体内容。1月18日，英国远东事务专家麻克类(J.R.Macleay)告知卫理，战争期间英国已与日本达成协议，承诺在战后和会上支持日本对赤道以北岛屿与山东的要求，卫理随即将此紧急情况通报美国全权代表。(34)1月27日晚，经卫理追问，中国代表团团长陆征祥承认，去年9月中日之间曾就山东问题订有密约，其中同意将胶济铁路改组为中日合资公司。(35)卫理向陆征祥表明，如此类成约存在，美国帮助中国将更为困难。领会暗示后，陆征祥当晚电告北京外交部，建议将1918年中日密约提交中国议会，并力求否决，尽可能削弱其有效性与合法性，“将来争辩时，或易于措词，即某国(指美国——引者注)帮忙，亦较易为力”。(36)

1月28日，顾维钧与日本代表牧野伸显的发言证实了密约的存在，2月中旬中国代表团提交《山东问题说帖》，密约全貌逐渐显现。而后有关山东问题的争论主要集中在“中日密约”是否有效，日本坚持按照既有成约解决山东问题，中国则强调签约系受胁迫，并援引“情势变迁条款”主张密约无效。(37)亨培克坦言，这是一场“原则”与“事实”之争：“中国人要求归还，体现了人类正义和国家独立的原则。日本人要求确认所有权，强调了征服、个人与国家利益以及各种双边协议的事实。”(38)

由于巴黎和会核心议题在于欧洲战后安排，直到4月下旬，山东问题才被再次提上日程。4月22日，威尔逊指示卫理同英法远东事务专家商议：是将德国原在山东权利移交日本，还是执行1915年与1918年中日条约，对中国损害较小。卫理表示二者均不能接受，提出第三种方案：日本在和平条约签订后一年内，将原属德国权利移交给中国，并附下列条件：(1)在青岛建立公共租界，而非日本专属租界；(2)中国同意偿还日本攻占胶州的费用。但他强调，绝不能允许日本获得胶济铁路。相较1月与亨培克联合提出的备忘录，卫理视此为其可接受的最大让步。(39)在威尔逊的要求下，卫理仍与英法专家商议，如若必须二选一应当作何选择。卫理认为，让日本继承德国既有权利对中国伤害较轻，起初英国专家麻克类认为中国应履行“二十一条”，但最终被卫理说服。(40)而后《凡尔赛和约》中有关山东的条款内容，基本采纳了卫理的建议。

卫理并未放弃游说其他美国全权代表。4月27日，他向布利斯提交了一份言辞恳切的报告，使其认识到日本所谓归还山东的承诺只是一纸空文，因其仍将保留在山东的铁路、矿山和港口等实质性权益。卫理生动地比喻道：“若允许警察在捡到钱包后，留下其中钱财，却声称他已尽归还空钱包的职责，那么日本的行为或可被容忍。”他警告，若美国支持日本要求，“我们将种下恶果，即使是为了和平，做错事也是不对的。和平固然可贵，但有比和平更可贵的东西，那就是正义和自由”。4月29日，布利斯联合兰辛与怀特，就山东问题向威尔逊提交抗议信，信中基本复述了卫理的观点。(41)布利斯事后告诉卫理，兰辛和怀特均赞成其观点，并称“这些观点用您的言辞来表达再好不过了，我逐字逐句地使用了您报告中的文字，并将其转化为我们自己的观点”。(42)

4月30日，三人会议作出山东决议，日本代表在会上作出“口头保证”，承诺将胶州主权归还中国，仅继承德国在青岛的经济特权及其他普通权利。(43)该决议当日传达至中美代表团，立即引发轩然大波。卫理与亨培克均认为，不论是形式还是内容，山东决议都远不及他们所能接受的最低限度。亨培克并未放弃在官方渠道内做最后努力，意识到推翻山东决议本身已极为困难，自5月下旬起，他转而致力于推动日本签署一份明确对华义务的官方声明，以使“口头保证”正式化、具体化。(44)5月27日，他请求威尔逊和兰辛考虑，“在和平会议结束前，确保获得现在条约及日本承诺中没有的保证”。(45)6月5日，曾列席三人会议的英国首相秘书汉基(Maurice Hankey)根据当日会议记录，向中国代表团提交一份概述日本保证的备忘录。(46)同日，亨培克向威尔逊报告称，中国总统徐世昌希望日本能就山东安排发表明确声明，特别是归还租借地、日军撤出胶济铁路的日期，以及胶济铁路和矿山的具体安排，亨培克建议美国支持中方这一请求。(47)

6月12日，威尔逊表示，亨培克的建议给他留下深刻印象，遂指示兰辛与日本代表牧野会谈。(48)兰辛随即要求亨培克起草谈话提纲。(49)亨培克建议兰辛，应当坚持将“口头保证”公开化，以平息中国和美国舆论的反对浪潮。如果牧野态度松动，兰辛可更进一步，指出“日本所作保证不够具体、全面”，需在口头保证基础上予以细化。为此，亨培克草拟了日本应当公开声明的8项承诺，其中包括“声明在山东无主权”“和约签字两年内归还胶州租借地，以及从德国取得的除铁路以外的一切权利、所有权与特权”“两年内从山东撤出所有军队”等。他强调，该声明应成为“和平解决方案中具有约束力的一部分，由日本全权代表在签署《对德和约》后尽早提交和会”。(50)

然而，亨培克的设想未能实现。威尔逊已将4月30日会议原始记录副本带回美国，亨培克虽建议立即由英国代表提供该文件，亦未能实现，故无法直接将其公开。(51)与此同时，对于是否公布“汉基备忘录”，留在巴黎的美国代表陷入两难。首先，这份唯一留存的会议记录仅是汉基作为英国首相秘书而非大会秘书所做的笔记，因此据此写成的备忘录不具有正式官方效力。此外，其中所载日本“口头保证”的内容并不令人满意，“汉基备忘录”仅是对日本陈述内容的简述，未包含美国坚持的日本应放弃专属优惠地位、主动完全归还胶州等关键内容。如若美国主动公布，可能会被视为默许日本现有保证。(52)6月28日，即《凡尔赛和约》签字当日，兰辛与牧野进行了长达3小时的会谈，并将亨培克拟定的“8项承诺”交予牧野，但牧野拒绝签署。(53)

至此，卫理与亨培克通过官方渠道为中国争取山东权益的努力宣告结束。卫理提前离会，“我羞于直面中国人，正匆匆离开巴黎。在给予中国代表团那么多鼓励后，这个决议是一种背叛”。(54)作为美国代表团之中主张帮助中国抵抗日本的主要力量，二人最初目标是推动以“山东直接归还中国”作为和会讨论基础。然而，随着“中日密约”的披露，这一理想主义方案遭遇法理困境。他们转而联合中国代表团以“胁迫签署”和“情势变迁”为由消解密约正当性，卫理试图从美国全权代表内部突破，进而影响威尔逊决策，亨培克则试图以“道德原则”向威尔逊施压。面对日本在会前造成的既定事实与英法立场，威尔逊采纳了卫理“两害相较取其轻”的选择，将德国在山东权益转交日本，同时将日本代表的“口头保证”视为今后解决山东问题的基础，从而达到废除1915年和1918年中日条约的目的。然而，亨培克所推动的“口头保证”书面化、具体化诉求终未实现，这极大削弱了威尔逊方案的实际约束力，也成为日后美国国内抨击威尔逊的依据之一。

三 阵地转移：美国国内关于山东问题的争论

在中国，当五四运动因山东问题而日益高涨之际，其政治冲击波跨越太平洋，在美国社会引发回响。山东问题被符号化，相较于条约的法理依据与现实政治考量，美国普通民众更迫切希望知道：威尔逊是否真的为挽救国际联盟而牺牲了中国?(55)更进一步，这场原本属于外交领域的争议，被卷入美国国内激烈的政治斗争。1918年国会中期选举后，共和党控制了参议院。与威尔逊积怨已久的共和党人洛奇(Henry C.Lodge)出任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6名“国际联盟绝不妥协派”共和党人被纳入该委员会。(56)选举结束不到一周，第一次世界大战宣告停战，加之总统大选年将近，这些“不幸的巧合”使得美国对战后和平秩序的构想与实践，笼罩在浓重的党派之争阴霾之下。共和党将攻击巴黎和会作为打击民主党与威尔逊的重要手段，山东问题则成为最有力的武器之一。洛奇在参议院公开宣称，山东是“送给日本的礼物”，是威尔逊为达成和平条约、建立国际联盟而付出的“代价”。一场被后世称为“南北战争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入的政治辩论”就此展开。(57)

“芮恩施派”敏锐感知到这场政治风暴，在以正式渠道为中国争取山东权益无望后，他们将目光转向美国参议院与公共舆论。根据密勒自述，在山东决议宣布当天，他便意识到“在巴黎的斗争已经结束，它将转移到华盛顿”。他预见到参议院将扮演重要角色，“威尔逊所默许的山东决议，不会为美国民众所接受，而且很可能与条约的其他内容，以及国联盟约结合起来，导致参议院修改或否决整个条约”。(58)他在巴黎鼓励中国代表顾维钧，“只要在参议院成功游说，条约仍可被击败，因为所有条约都必须得到参议院批准”。(59)卫理也向王正廷建议，当下更紧迫的是“诉诸世界的正义感”，并鼓励他利用舆论宣传，改变山东决议。(60)

卫理开始与政府的反对派合作。当时对《凡尔赛和约》抨击最为猛烈的参议员之一，是外交关系委员会成员、加州共和党人约翰逊(Hiram Johnson)。一回到美国，6月2日，卫理便给约翰逊写信，陈述山东问题的来龙去脉。约翰逊在回信中表示，他深知日本通过《凡尔赛和约》获得了什么，“我过去认为，现在仍认为，它将实质上占有整个山东”。(61)此后，卫理在洛杉矶、圣迭戈、旧金山等地公开发表演讲，抗议山东决议与威尔逊。(62)6月25-26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刊载了对卫理的专访，他在访谈中呼吁参议院对和约中的山东条款提出保留。(63)卫理的公开批评令国务院十分难堪，7月，第三助理国务卿朗(Breckinridge Long)致信卫理，表示理解其“非常失望”，但指出像他这样一位“得到公众信任、与总统关系密切”的远东事务专家，发表可能破坏整个条约的批评言论是很危险的。他并不知道卫理已主动联络约翰逊，仍劝说其站在美国而非中国的立场看待问题，并表示其批评言论可能会被参议院中的反对派利用，为威尔逊的政治对手提供“弹药”，“这些措辞只会使总统难堪，并将其效力完全置于国内政治领域”。(64)

芮恩施亦为这场声势浩大的运动推波助澜。由于长期感到中国事务不受重视，他在巴黎和会前便产生了通过“自我牺牲”引起美国政府与公众关注的想法，“我有时觉得，我有责任更加坚持，做一些引人注目的事情，引起人们对这里的危险的关注”。(65)山东决议让他认为这一刻最终到来，6月7日，他向威尔逊提交辞职信，表示自己“一直因美国国内对远东局势缺乏持续关注而感到痛苦”。他希望返回美国，尽其所能引导公众关注中国，“除非美国民众认识到这一点，除非政府有足够力量采取适当行动，否则美国在中国140年的工作成果将不可避免地付之东流”。(66)芮恩施的公开辞职被普遍视为对山东决议的抗议。孔祥熙在致芮恩施的信中，虽对其辞职表示惋惜，但也认为他“对中国民众心理的深刻洞察，以及对中国事务的了解，将大大有助于参议院帮助中国获得国际公正”。(67)然而，朗预感，如若芮恩施此时回国并被参议院传唤作证，将提供对威尔逊极为不利的证词，因此指示他在9月中旬之前继续留在中国，待“尘埃落定”后再返回美国。(68)

当密勒从报纸上得知威尔逊将向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解释巴黎和会活动时，他认为“揭露真相”的机会已然来临。密勒察觉到，参议院在“如何阻止条约批准”上存在困惑，原因在于“缺乏信息”。这正是密勒认为自己能发挥作用的领域。7月8日，他致信约翰逊，指出威尔逊或像以往一样“泛泛而谈，雄辩地描述其预期目标”，因此建议外交关系委员会应要求总统提供“有关和约、国联及其盟约的确切信息”。密勒为此准备了28个具体问题，供约翰逊当面询问威尔逊。其中涉及山东的问题包括：是否事先知晓日本与英法等国的秘密协议?日本代表是否就归还山东作出书面或口头保证，这些保证是否记入会议记录?在鼓励中国对德断交时，美国是否承诺将在战后帮助中国收回权利?(69)密勒将致约翰逊的信件副本寄给芮恩施，并向他保证，“我正尽我所能，令政府官员注意中国的情况，以便使巴黎和会的失败为世人所知”。(70)

8月18日，密勒以远东事务专家身份出席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听证会。面对密勒的攻讦，威尔逊在委员会中的主要帮手斯旺森(Claude Swanson)设法辩护，双方辩论聚焦于日本的“口头保证”。由于斯旺森势单力薄且对远东事务了解有限，辩论多流于有关义务和诚信的口水仗。斯旺森问密勒：“你不认为，日本给予威尔逊总统的承诺，保证它会归还山东，能让美国有更充分的理由帮助中国吗?”洛奇首先反驳称，日本并未承诺具体归还的时间。密勒补充道，“日本可以在那里停留50年，就像在满洲那样，一点点渗透进来”。约翰逊也反驳说：“此事已在条约中板上钉钉，条约中从未提及任何口头保证，今天也没有关于日本归还山东的书面协议。”另有参议员进一步发问：“你不认为日本会遵守条约，且美国会履行义务吗?”密勒回复道：“不幸的是，我在世界政治领域25年的经验不允许我如此乐观。”(71)

几天后，8月22日，卫理出席听证会，揭露了此前外界不甚清楚的决策内幕，证实了威尔逊在山东问题上不顾其他代表团成员反对而“一意孤行”的传闻，主要质询者是约翰逊。关于布利斯联合兰辛、怀特向威尔逊提出抗议一事，卫理隐瞒了自身的作用，仅承认布利斯曾就抗议大纲征求其建议，未提及布利斯几乎是原文引用了他的报告。卫理还承认，他与亨培克意见完全一致，在得知日本将继承德国在山东权益后，他们曾多次联合抗议。约翰逊据此得出结论：“您担任顾问和专家所负责的远东事务，基本上是按照战争期间、我们参战之前所签订的秘密条约来解决的。”(72)

在得知卫理将出席听证会后，亨培克写信表示将全力支持他说出巴黎和会上的“真相”。亨培克称，在卫理离开巴黎后，他“得到了一些证据，证实了我们之前的想法，即某些决定的责任归属”。亨培克表示，“我仍然坚信，条约中关于山东的决定是错误的、不公正的、不必要的、不恰当的，不仅违背了中国的最佳利益，也违背了美国和世界和平的最佳利益”。他告诉卫理，自己也收到了听证会的邀请，但因为被派往亚美尼亚任职而无法返美。他希望卫理能出席作证，并毫不犹豫地畅所欲言，“您会得到我们所有希望妥善解决远东事务之人的支持”。(73)

借助这场参议院与总统的“世纪之战”，“芮恩施派”成功地将原本边缘化的东亚事务变为美国政治辩论的焦点。8月23日，外交关系委员会通过《山东修正案》，将和约山东条款中的“日本”字眼替换为“中国”。《芝加哥每日新闻》(Chicago Daily News)评论称，此举意在彰显其“道德影响”，是“对以牺牲中国为代价批准的和平条约的公开强烈谴责”，但如若生效后果将不堪设想。(74)卫理也承认，尽管关于《山东修正案》的讨论引发了美国民众的关注，并为中国赢得了广泛支持，但这是完全“不切实际”的。(75)《山东修正案》未能在参议院通过，最终，参议院投票否决《凡尔赛和约》及《国际联盟盟约》。(76)中美两国均未在条约上签字，这为日后在华盛顿会议上重新解决山东问题提供了契机。

密勒认为，此时美国国内舆论对中国极其有利，他对自己在这场宣传攻势中扮演的角色感到满意。他指出，以他本人为代表的亲华团体一直注重培养参议院对华情感，并相当成功地利用了总统大选前夕焦灼的两党政治斗争，以至于到华盛顿会议召开时，若新上台的共和党政府放弃在山东问题上支持中国，则其此前对民主党的指责就会站不住脚。他预测，有参议院否决《凡尔赛和约》的“前车之鉴”，即便华盛顿会议美国代表团有意搁置中日冲突，共和党也不会允许这样做，因为“在会议中拒绝为中国主持正义，将使会议的结果面临被参议院全部或部分否决的严重危险”。(77)

四 对“芮恩施派”行动路线的反思

阻止山东决议在美国国内通过，可谓“芮恩施派”职业生涯一次重要成就。芮恩施并未止步于此，在辞去美国驻华公使职务后，他旋即受聘担任北京政府顾问。(78)这一身份转变，引发外界对其政治立场的质疑，率先发起攻击的便是李亚。有证据显示，李亚得到了日本暗中的资金支持。(79)与“芮恩施派”类似，李亚也发起了一场广泛的宣传运动，将其新作《美国远东外交的崩溃》寄送给美国知名编辑、官员、银行家和知名人士，并随书附上私人信件。(80)在书中，李亚指责卫理和亨培克作为巴黎和会美国官方专家，却“只从中国人的视角看待局势”，“把日本赶出山东，在世人面前抹黑它，这是一场亲密的合作”。(81)李亚的信件更将矛头直指芮恩施，指控正是他将美国对华政策引向歧途。李亚还声称，他也正争取参议院外关系委员会支持，就过去4年美国在华外交活动举行听证会，“听证会将揭露，总统的英明政策，如何被芮恩施的独断专行所忽视乃至破坏”。(82)

李亚对“芮恩施派”政治忠诚的质疑，实质上反映了美国国内对其激进路线的警惕。他们以推翻整个《凡尔赛和约》及国际联盟为代价解决山东问题，虽在短期内实现了目标，但也因此被打上“极端主义”的标签。共和党领袖、前总统塔夫脱(William Taft)便认为，密勒试图为山东问题而摧毁国际联盟的举动，是一场危险而疯狂的阴谋。他曾劝告密勒，“国际联盟关系到整个世界，关于山东的现有安排或许存在缺陷，但这并非我们摧毁整个国联的理由”。(83)在给李亚的回信中，塔夫脱更是直白地表达了对密勒的担忧：“他是个怪人，他的怪论使他对日本的一切都产生狂热而深刻的怀疑，并确信中国永远是对的，永远是被欺负的。他来到华盛顿，并未发现对中国的普遍同情。他只是想破坏条约，击败威尔逊，从而博取关注与重视。”塔夫脱表示他完全无法理解“芮恩施派”的行为逻辑，认为他们意图撕毁条约的做法，实则“剥夺了中国的大好机会”，日后若日本侵略中国，中国本可诉诸国际联盟，若美国不在国际联盟之内，中国的处境将更为不利，“这些同情中国的人，却都在竭力破坏条约，很难再有比这更愚蠢的政策了”。(84)

此外，“芮恩施派”与共和党的合作，惹恼了民主党内精英，这进一步损害了芮恩施在党内的政治影响力。第三助理国务卿朗曾深受芮恩施信任，甚至芮恩施一度试探其是否愿意接任驻华公使。(85)对于山东问题，朗虽承认巴黎和会的裁决有失公正，但他更看重民主党的整体利益以及威尔逊的国际联盟计划。卫理也敏锐地察觉到，朗的立场已发生转变，“国务院成员对于山东问题的看法大多与我们一致，然而朗却有所动摇，认为这是总统唯一可行的选择”。(86)正如朗所言，参议院之所以在山东问题上大做文章，并不是因为他们热爱中国，而是因为“他们认为这是总统谈判中易受攻击的部分，他们就是要伤害他，这纯粹是政治”。(87)朗实质上是从政治角度看待外交事务，这决定了他尽管与芮恩施在对华问题上有共同关切，但在芮恩施与威尔逊公开交恶后，便不再给予支持，毕竟他将自己在国务院的职责界定为“推进民主党的利益”。(88)

从根本上看，“芮恩施派”同情中国的立场虽然得到了舆论支持，但美国政府无意因中国与日本交恶，威尔逊在山东问题上的决定正是体现了这种限度。在决策层面，“芮恩施派”还面临着与驻日大使莫里斯(Roland Morris)的竞争。为芮恩施提供东北亚情报的巴尔穆(Morgan Palmer)曾报告称：“莫里斯信奉一种精心策划的谬论，他相信只有日本人才能理解中国人并与中国人打交道。”(89)芮恩施的好友、纽约大学政治学教授霍奇斯(Charles Hodges)也持类似看法，在山东决议公布后，他指出，“总统要对事件的转折负全部责任，他过于倚重莫里斯”。霍奇斯分析称，“莫里斯最初便是亲日派，事态的发展虽令他稍显困惑，但他仍然主张我们应安抚日本，向它们展示正直的道路，它们就会放弃自私自利的本能”。霍奇斯进而指出，由于莫里斯是民主党的“中流砥柱”，在国内政治上的威望大过芮恩施，“这使得他的观点比芮恩施的现实主义报告更具影响力”。(90)

“芮恩施派”并非没有意识到这些现实政治因素，恰恰相反，在他们看来，现实的阻力愈发凸显了捍卫原则立场的必要性。华盛顿会议召开前夕，身为北京政府顾问的芮恩施在对日交涉问题上展现出愈发强硬的姿态，他力谏北京政府，现阶段应坚决拒绝考虑日本任何有关山东问题的提议。中国驻美公使施肇基认为该建议并不明智，建议芮恩施应先与美国国务院达成共识，再向中国政府提出建议。施肇基还私下联系卫理，希望他能够劝说时任远东司司长马慕瑞(V.A.MacMurray)与芮恩施就此进行沟通。马慕瑞向芮恩施解释了在华盛顿会议上讨论山东问题的困难，“除美国和荷兰之外，所有与会国都受《凡尔赛和约》约束，难以回应中国的要求”。他委婉地指出芮恩施的建议过于极端，“在全盘接受和完全拒绝日本提议两个极端之间，必然存在某种中间道路”，若按芮恩施的设想行事，“很可能会导致中国政府除了生闷气之外，什么也不做”。(91)这种务实态度最终主导了美国政府决策，促成了中日双方在华盛顿会议框架之外展开“边缘会议”的折中方案。(92)

亨培克也被国务院视为“执着于理论层面的理想解决方案”而忽视现实的困难。(93)亨培克将自己定位为政策建言者而非决策者，在华盛顿会议期间，当他不同意国务院就山东问题提出的解决方案时，卫理询问他是否有替代方案，亨培克表示其目的并非是提出其他的具体方案，而是强调现有方案的不可取性。他将自己比喻为“船员”，“任何船员在发现前方有危险或风暴迹象时，发出警报是他的职责，但这并不意味着他试图掌舵或向舵手发出指示”。(94)政策制定者须对决策结果承担直接责任，此时已成为决策者的马慕瑞深感于此，他强调“山东问题终究需要解决，采取极端立场只会重蹈巴黎和会的覆辙，陷入僵局”。(95)在他看来，像亨培克这样完全站在中国一方，同样是极端立场。

结语

“官僚政治理论”提出，政府的决策与行动是一国国内政治的合成物，是拥有不同利益、不同影响的政府官员间相互妥协、冲突和复杂互动的结果，国际关系中的国家行为，可被视为该国政府内部占据不同位置的行为体之间同时发生的错综复杂、相互重叠且往往有重要影响的各种各样博弈的结果。(96)虽然“芮恩施派”并非如李亚所言是由芮恩施统一发号施令的严密组织，但这一跨越学界、政界、新闻界的松散联盟，对山东问题的走向产生了深远影响。就美国远东政策而言，“芮恩施派”位于政策天平的一端，另一端则是日本势力扩张的事实。

拥有长期在华经验与专业知识的“芮恩施派”，无疑比在华盛顿的官员更了解中国。然而，他们往往基于地方视角进行判断，未能充分把握美国对外政策的更广泛层面，因而在决策过程中被逐渐边缘化。他们主张中国应在美国外交政策考量中占据重要地位，但美国政府则将中国事务置于其全球战略与政治布局的大框架之下。在这一大局中，中国至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仍处于相对次要的位置。因此，“芮恩施派”基于第一线观察与实践经验所提出的政策建议，虽被视作重要参考，但往往不会占据主导地位。这意味着，他们虽然敏锐预见了日本扩张的威胁，但又无法提出被接受的解决方案。

同样值得警惕的是，“芮恩施派”对中国的同情与支持，背后潜藏着深层的“美国化”预设。他们反对日本对中国的领土侵占与经济控制，却将美国的政治制度、经济模式与文化价值视为中国未来发展的模板，这种思维逻辑与日本独占中国的野心并无本质区别。因此，其所谓“保护中国”的愿望，在某种意义上亦是扩张主义在亚洲的延伸。

注释：

①Letter from Rea,October 14,1919,Box 7,Folder 5,Reinsch Papers,Collection Number:Wis Mss VO,Wisconsin Historical Society,Madison.

②威尔逊与山东问题的关系尤其受到关注，经典著作包括Russell H.Fifield,Woodrow Wilson and The Far East:The Diplomacy of the Shantung Question,Connecticut:Archon Books,1965; Bruce A.Elleman,Wilson and China,A Revised History of the Shandong Question,Armonk:M.E.Sharpe,2002。

③代表性成果有唐启华：《巴黎和会与中国外交》，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唐启华：《陆征祥评传》，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3年版；金光耀：《以公理争强权：顾维钧传》，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年版。马建标《弱国的跨国动员：巴黎和会前后中国联美外交的开展》(《史学集刊》2026年第1期)聚焦中国代表团的策略，将密勒等人视为顾维钧推行“联美外交”动员的游说力量，本文将进一步提出，该群体在巴黎和会前已形成了相对稳定的联系，其凝聚过程具有内在脉络。

④“芮恩施派”成员的个人生平，详见Noel H.Pugach,Paul S.Reinsch,Open Door Diplomat in Action,New York:KTO Press,1979; Shizhang Hu,Stanley K.Hornbeck and The Open Door Policy,1919-1937,Westport:Greenwood Press,1995; Mordechai Rozanski,"The Role of American Journalists in Chinese-American Relations,1900-1925," Ph.D.dissertation,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1974; Dimitri D.Lazo,"An Enduring Encounter:E.T.Williams,China,and the United States," Ph.D.dissertation,University of Illinois,1977。

⑤近年来国际关系学研究的“关系转向”，详见秦亚青、付清：《关系转向与关系主义世界政治理论——基于中西学理对话和比较视角的分析》，《国际观察》2023年第6期。

⑥马建标、徐高：《芮恩施的国际关系研究》，《历史研究》2023年第6期。

⑦Noel H.Pugach,Paul S.Reinsch,Open Door Diplomat in Action,pp.56-57.

⑧Autobiography,Box 496,Hornbeck Papers,Collection Number:67008,Hoover Institution Library and Archives,Stanford University.

⑨Hornbeck to Reinsch,January 14,1913,Box 360,Hornbeck Papers.

⑩Autobiography,Box 496,Hornbeck Papers.

(11)Noel H.Pugach,Paul S.Reinsch,Open Door Diplomat in Action,p.22.

(12)Shizhang Hu,Stanley K.Hornbeck and The Open Door Policy,1919-1937,p.41.

(13)Lawrence E.Gelfand,The Inquiry:American Preparations for Peace,1917-1919,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63,p.262.

(14)Dimitri D.Lazo,"The Making of a Multicultural Man:The Missionary Experiences of E.T.Williams,"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Vol.51,no.4(November 1982),pp.357-383.

(15)Dimitri D.Lazo,"An Enduring Encounter:E.T.Williams,China,and the United States," pp.134-135.

(16)The Minister in China(Reinsch)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December 1,1913,Box 91,John Bassett Moore Papers,Collection Number:MSS33332,Library of Congress,Washington,D.C..

(17)The Minister in China(Reinsch)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July 3,1914,Box 2,Folder 5,Reinsch Papers.

(18)The Minister in China(Reinsch)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March 18,1917,Papers Relating to th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以下简称为FRUS),1917,Supplement 1,Washington: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31,pp.420-421; Reinsch to Lansing,December 20,1917,Box 4,Folder 3,Reinsch Papers; Williams to Lansing,February 21,1918,Box 41,Long Papers,Collection Number:MSS30502,Library of Congress,Washington,D.C..

(19)Arthur S.Link,Wilson,The Struggle for Neutrality,1914-1915,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0,pp.276-278.

(20)Williams to Reinsch,February 16,1918,Box 4,Folder 4,Reinsch Papers.

(21)The Acting Secretary of State to the Minister in China(Reinsch),November 4,1914,FRUS,1914,Supplement,Washington: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28,pp.189-190.

(22)马建标、林曦：《跨界：芮恩施与中美关系的三种经历》，《历史研究》2017年第4期。

(23)保罗·S.芮恩施：《一个美国外交官使华记：1913-1919年美国驻华公使回忆录》，李抱宏、盛震溯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18页。

(24)魏舒歌：《战场之外：租界英文报刊与中国的国际宣传(1928-1941)》，魏舒歌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第43-51页。

(25)保罗·法兰奇：《镜里看中国——从鸦片战争到毛泽东时代的驻华外国记者》，张强译，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1年版，第116页。

(26)Hans Schmidt,"Democracy for China:American Propaganda and May Fourth Movement," Diplomatic History,Vol.22,no.1(Winter 1998),p.3.

(27)Reinsch to Creel,September 14,1918,Box 5,Folder 3,Reinsch Papers.

(28)The Minister in China(Reinsch)to the Acting Secretary of State,March 10,1919,FRUS,1919,Volume Ⅰ,Washington: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34,p.283.

(29)应俊豪：《欧战后美日两国在华的对抗》，台北民国历史文化学社2023年版，第477页。

(30)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with the Japanese Ambassador,December 23,1918,Box 179,Long Papers.

(31)Spencer to Reinsch,July 17,1919,Box 7,Folder 2,Reinsch Papers.

(32)Composition and Functions of the American Commission to Negotiate Peace,May 1,1919,FRUS,1919,Volume Ⅺ,Washington: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45,pp.552-557.

(33)Williams and Hornbeck,"Far East:Problems and Recommendations," January 20,1919,Box 382,Hornbeck Papers.

(34)Recollection,Carton 1,Williams Papers,Collection Number:BANC MSS C-B 977,University of California,Berkeley.

(35)Williams to Lansing,January 28,1919,Box 1,Williams Papers.

(36)唐启华：《“中日密约”与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历史研究》2019年第5期。

(37)唐启华：《“中日密约”与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历史研究》2019年第5期。

(38)Hornbeck to Williams,April 24,1919,Box 382,Hornbeck Papers.

(39)Williams to Wilson,April 24,1919,Box 1,Williams Papers.

(40)Recollection,Carton 1,Williams Papers.

(41)Bliss to Wilson,April 29,1919,Box 1,Williams Papers.

(42)Bliss to Williams,May 1,1919,Box 1,Williams Papers.

(43)唐启华：《巴黎和会与中国外交》，第202页。

(44)Bruce A.Elleman,Wilson and China,A Revised History of the Shandong Question,p.112.

(45)Hornbeck to Wilson and Lansing,May 27,1919,Box 382,Hornbeck Papers.

(46)Memorandum Prepared for the Strictly Confidential Use of the Chinese Delegation at the Peace Conference,June 5,1919,Box 382,Hornbeck Papers.

(47)Hornbeck to Wilson,June 5,1919,Box 382,Hornbeck Papers.

(48)Wilson to Lansing,June 12,1919,Box 382,Hornbeck Papers.

(49)Kirk to Hornbeck,June 21,1919,Box 382,Hornbeck Papers.

(50)On Contemplated Conversation with Baron Makino Relative to Improving Situation with Regard to Shantung,Box 382,Hornbeck Papers.

(51)Request for Minutes of Meeting of the Council at Which Japan's Assurances with Regard to Shantung Were Made,Box 382,Hornbeck Papers.

(52)White to Lansing,July 26,1919,Box 382,Hornbeck Papers.

(53)Bruce A.Elleman,Wilson and China,A Revised History of the Shandong Question,p.121.

(54)Letter from Williams,May 1919,Box 7,Folder 3,Reinsch Papers.

(55)Bruce A.Elleman,Wilson and China,A Revised History of the Shandong Question,p.125.

(56)李期铿：《台前幕后——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与美国外交》，世界知识出版社2008年版，第115-116页。

(57)John Milton Cooper,Breaking the Heart of the World:Woodrow Wilson and the Fight for the League of Nation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1,pp.125,31,1.

(58)Thomas F.Millard,Conflict of Policies in Asia,New York and London:The Century Co.,1924,pp.85-86.

(59)Mordechai Rozanski,"The Role of American Journalists in Chinese-American Relations,1900-1925," p.324.

(60)Recollection,Carton 1,Williams Papers.

(61)Johnson to Williams,June 12,1919,Box 1,Williams Papers.

(62)Dimitri D.Lazo,"A Question of Loyalty:Robert Lansing and the Treaty of Versailles," Diplomatic History,Vol.9,no.1(Winter 1985),p.38.

(63)"Japan's Promise to Restore Rights Her Agreement Regarding Shantung Termed 'Hollow Mockery' by Prof.E.T.Williams," 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June 26,1919,p.8.

(64)Long to Williams,July 3,1919,Box 62,Long Papers.

(65)Reinsch to Long,December 7,1918,Box 6,Folder 5,Reinsch Papers.

(66)Reinsch to Wilson,June 7,1919,Box 7,Folder 1,Reinsch Papers.

(67)H.H.Kung to Reinsch,September 4,1919,Box 7,Folder 4,Reinsch Papers.

(68)Diary,September 1,1919,Box 2,Long Papers.

(69)Thomas F.Millard,Conflict of Policies in Asia,pp.90-95,108.

(70)Millard to Reinsch,July 11,1919,Box 7,Folder 2,Reinsch Papers.

(71)Treaty of Peace with Germany,Hearings before the Committee on Foreign Relations,United States Senate,Sixty-sixty Congrass,First Session,August 18,1919,Washington: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19,pp.467-477.

(72)Treaty of Peace with Germany,Hearings before the Committee on Foreign Relations,United States Senate,Sixty-sixty Congrass,First Session,August 22,1919,pp.624-646.

(73)Hornbeck to Williams,August 19,1919,Box 331,Hornbeck Papers.

(74)"Shantung Before the Senate," Chicago Daily News,August 26,1919,p.19.

(75)Recollection,Carton 1,Williams Papers.

(76)John Milton Cooper,Breaking the Heart of the World:Woodrow Wilson and the Fight for the League of Nations,pp.147,266.

(77)T.F.Millard,"The Conference and After," January 13,1922,Box 8,Folder 5,Reinsch Papers.

(78)马建标、林曦：《跨界：芮恩施与中美关系的三种经历》，《历史研究》2017年第4期。

(79)徐涛：《〈实业计划〉成书考》，《学术月刊》2021年第3期。

(80)"Far Eastern Review Changes Policy," Millard's Review of the Far East,March 13,1920,p.82.

(81)George Bronson Rea,The Breakdown of American Diplomacy in the Far East,1919,pp.102-103.

(82)Letter from Rea,October 14,1919,Box 7,Folder 5,Reinsch Papers.

(83)Taft to Millard,July 28,1919,Series 8,Reel 557,Taft Papers,Collection Number:MSS42234,Library of Congress,Washington,D.C..

(84)Taft to Rea,October 14,1919,Series 8,Reel 557,Taft Papers.

(85)Reinsch to Long,April 22,1919,Box 6,Folder 4,Reinsch Papers.

(86)Williams to Hornbeck,June 2,1919,Box 331,Hornbeck Papers.

(87)Diary,May 2,July 16,1919,Box 2,Long Papers.

(88)Maryann Civitello,"The State Department and Peacemaking,1917-1920:Attitudes of State Department Officials Toward Wilson's Peacemaking Efforts," Ph.D.Dissertation,Fordham University,1981,p.58.

(89)Palmer to Reinsch,December 19,1918,Box 6,Folder 5,Reinsch Papers.

(90)Hodges to Reinsch,June 27,1919,Box 7,Folder 3,Reinsch Papers.

(91)Memorandum,Conversation with Dr.Paul Reinsch,September 20,1921,Carton 5,Williams Papers.

(92)《顾维钧回忆录》第一分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译，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25页。

(93)Hornbeck to MacMurray,February 8,1922,Box 435,Hornbeck Papers.

(94)Hornbeck to MacMurray,December 9,1921,Box 435,Hornbeck Papers.

(95)Recollection,Carton 1,Williams Papers.

(96)格雷厄姆·艾利森、菲利普·泽利科：《决策的本质——还原古巴导弹危机的真相》，王伟光、王云萍译，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33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