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伴随互联网信息流中纠正信息比重的持续增长以及自动化推荐技术的广泛应用，与纠正性健康信息不期而遇的情况愈益常见。聚焦中老年人这一虚假健康信息易感群体，本研究旨在建立从纠正性健康信息偶遇到错误健康观念之间的心理机制。以认知中介模型和家庭沟通模式为基础，研究者在混合方法路径的支持下发现：认知加工在纠正性健康信息偶遇与错误健康观念之间发挥中介作用。出于子代“代理决策”缘故，家庭沟通模式仅能对直接效应发挥调节作用。具体地，纠正性健康信息偶遇与错误健康观念间的负向关联在高对话取向组和低服从取向组中更为显著。研究发现不仅延展了认知中介模型的理论关怀，而且从“个体—家庭”综合视角对纠正性健康信息偶遇的效果予以细致拆解。本研究亦为面向中老年人群的虚假健康信息干预提供参考。
关键词：信息偶遇/ 纠正信息/ 虚假健康信息/ 认知加工/ 错误健康观念
作者简介：罗晨，武汉大学媒体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特聘副研究员；李欣然，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硕士研究生；唐钰龙(通信作者)，北京印刷学院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
原文出处：《全球传媒学刊》(京)2025年第6期 第95-114页
标题注释：本文系教育部课题“社交媒体环境下公众隐私权意识的内涵变化及影响机制研究”(项目编号：23YJCZH198)的阶段性成果和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武汉大学自主科研项目(人文社会科学)(项目编号：1104413000115)的研究成果。
一、研究缘起
虚假健康信息在网络空间大肆传播，引发了严重的社会后果和广泛的担忧(邓胜利、顾一飞，2022)。由于相对较低的健康信息素养水平和对健康话题的尤为关注，中老年人成为在线虚假健康信息的易感群体(王蔚，2020；邓胜利、顾一飞，2022)。为应对虚假健康信息的蔓延与危害，包含“清朗”专项行动在内的一系列互联网信息治理举措要求相关部门及时辨识虚假健康信息，并通过主动发布、精准推送纠正性信息来抵御虚假信息冲击，力求将虚假信息遏制在萌芽状态(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2022)。纠正性健康信息是旨在运用各种手段来驳斥虚假健康信息的一种信息类型(Bode & Vraga，2018)。现有的大量虚假健康信息纠正研究侧重利用实验法来检验不同要素组合下纠正策略的有效性(Sun & Pan，2025)。但是，伴随互联网信息流中纠正信息比重的持续增长及自动化推荐技术的广泛运用，偶遇纠正性健康信息变得日益频繁(Su et al.，2024a；Luo et al.，2025)。从概念上说，纠正性健康信息偶遇意指在非积极寻找纠正性健康信息的情况下遇到这一信息的现象，是信息偶遇的子类别(Goyanes & Demeter，2022；Schäfer，2023；Luo et al.，2025)。相比主动信息搜寻，信息偶遇的目标驱动色彩更弱，也更偏被动(Kim et al.，2013)。目前，大量信息偶遇研究聚焦新闻和异见信息(Borah et al.，2022；Chen et al.，2022)，鲜有研究从实证角度阐明纠正性健康信息偶遇究竟能产生何种效果。
对于虚假健康信息的忧虑在很大程度上源自错误健康观念的难以纠正(Vraga & Bode，2018)。作为一类不被现行医学证据和医疗专家共识所支持的信念，错误健康观念源于对虚假健康信息的接受和内化，会严重阻碍个体层次的健康行为采纳和公共层次的卫生政策推行(Nyhan & Reifler，2010；Tang et al.，2024)。但是，仅暴露于纠正性健康信息并不一定会改变错误健康观念；更多时候，是如何处理偶遇到的纠正信息在发挥效用，而非偶遇行为本身(Vraga & Bode，2018；Schäfer，2023)。鉴于此，本研究选择高度强调信息加工环节的认知中介模型(cognitive mediation model)作为基础理论框架(Eveland，2001)，以分析在中老年这一易受虚假健康信息影响的群体中，从纠正性健康信息偶遇到错误健康观念之间的心理机制。经典的认知中介模型认为，个体会出于特定动机而对媒介信息施加关注，继而引发针对信息的认知加工，最终促成知识习得(Eveland，2001)。近年来，不少研究者提出需要重视新信息传播生态中日趋普遍的被动式信息接触现象，并在此情境中拓展认知中介模型，以厘清偏被动信息接触在知识层面可能产生的后果(Su et al.，2024a；Zhang et al.，2024a)。沿循这一方向，本研究对经典模型予以适度改造，以期验证该模型在信息偶遇场景中的适用性。
与中国中老年人有关的健康信息行为具备一定的特殊性，其中的一个显著特征是该群体的健康信息行为深嵌于家庭传播和代际关系中(公文、欧阳霞，2021；周裕琼、谢奋，2021)。因此，在考察中老年人群的纠正性信息偶遇时，有必要将中老年人的个体认知要素与家庭要素勾连起来，以更好地描摹信息处理之后的综合图景。与此对应，在围绕认知中介模型的理论延展实践中，有学者指出经典模型只包含了经过信息处理的中介过程，却未关注可能影响中介机制的一系列边界条件(Jiang et al.，2022)。立足于社会文化特殊性和理论拓展需求的交汇点上，本研究尝试将家庭沟通模式与认知中介模型相融合，充分剖析不同的家庭沟通氛围如何影响纠正性健康信息的处理过程。
概而言之，本研究意在秉持“个体—家庭”融合式考察视角，拆解中老年人群纠正性健康信息偶遇与错误健康观念之间的心理机制，并考察家庭内部的沟通模式在这一机制中所起作用。以包含问卷调查与深度访谈在内的混合方法为支撑，研究发现将揭示新信息消费模式下的理论创新空间，并为如何有效减少中老年人的错误健康观念、应对虚假健康信息侵扰提供可行策略。
二、文献回顾
(一)作为基础理论框架的认知中介模型及其延展
认知中介模型描绘了从个体动机到知识习得之间的一系列心理过程(Eveland，2001)。该模型特别关注认知加工(或言“精细化加工”)的角色，认为个体会在特定动机的驱使下关注媒介信息，这进一步导致对信息进行认知加工，包含信息关注与认知加工在内的信息处理环节在动机与知识习得之间起中介作用(Eveland et al.，2003)。尽管认知中介模型肇始于政治传播领域，但其在健康传播领域的适用性已被近年来的一系列研究证实(如：Zhang & Yang，2021)。有学者进一步秉持理论创新视角指出该模型的可能延展方向：其一，经典模型仅考虑了根植于动机满足的信息关注行为，但在算法策展高度发达和信息高速流动的当下，人们不总是需要去下意识地搜寻信息，许多时候个体与信息会在数字平台上不期而遇(Oeldorf-Hirsch，2018；Gil de Zúñiga et al.，2021；Zhang & Yang，2021)。这种非刻意的、目的性较弱的信息接触模式可能会激发认知加工，甚至对知识习得产生影响，故而可以将信息偶遇作为认知中介模型的理论起点以检验经典模型对变动不居的信息生态的关照力(Gil de Zúñiga et al.，2021)。其二，信息处理环节因人而异、因情境而异，但经典模型尚未深入探讨可能影响认知加工过程的边界条件(Jiang et al.，2022；Su et al.，2024a)。目前，陆续有学者检验认知需求(Zhang et al.，2024a)、讨论网络异质性(Su et al.，2024a)等因素会如何调节认知中介模型中包含的认知加工过程。延续这一思路，有必要结合研究对象特殊性，拣选合适的调节变量来洞悉经典模型的效力边界。这一举措亦有利于得出更为细化且更具针对性的循证干预策略。
(二)纠正性健康信息偶遇、认知加工、错误健康观念间的逻辑关联
如前所述，纠正性健康信息偶遇已成为日常生活中的常态现象。譬如，中老年人可能会出于休闲娱乐目的使用短视频App，但在“刷视频”的过程中，平台的推荐算法可能会将纠正性健康信息推送至中老年人眼前。既有的关于信息偶遇与知识习得之间关系的研究多围绕政治议题展开，且呈现出不一致的结论(Gil de Zúñiga et al.，2021；万旋傲，2022)。一方面，有研究者认为信息偶遇可以创设一个知识习得的基点，也即凭借偶遇，个体可以对当下显著的社会议题形成一个大致的、初步的了解，并接触到多样化的议程(Feezell，2018；Goyanes & Demeter，2022)。这一知识习得模式也被称作被动式学习(Tewksbury et al.，2001)。另一方面，部分研究认为在偶遇状态下，个体无法对涌入的信息流投入足够的认知资源，这阻碍了偶遇信息向内在知识的转化过程(Luo et al.，2025)。相应地，一些实证研究发现信息偶遇与知识水平之间的关系不显著(Oeldorf-Hirsch，2018；Su et al.，2024a)，甚至呈负相关(Gil de Zúñiga et al.，2021)。此外，Borah等(2022)指出，伴随网络平台上虚假信息的泛滥，在线信息偶遇可能会使个体在不经意间触及虚假信息，由于偶遇模式的相对被动特征，个体鲜少对信息的真实性进行深究，这使得信息偶遇反而会削弱知识习得，助长错误观念。围绕信息偶遇与知识习得关系的莫衷一是格局凸显出深入研究的必要性，尤其是对二者关系背后的认知心理过程展开细致检验。
在认知中介模型的理论视域内，认知加工被定义为将新信息与既有知识和过去经验建立认知关联的过程(Eveland et al.，2003)。目前，一系列研究业已验证有意识的媒介信息关注对认知加工的促进作用(Lee et al.，2016；Zhang et al.，2024b)，但信息偶遇究竟会如何影响认知加工仍处于探索之中。纵然信息偶遇常被视作一种主动性较弱的信息消费行为，近年来的一些研究却为信息偶遇和认知加工之间的正向关联提供支持。首先，Shahin等(2021)提出的边缘认知加工模型指出，一些特定的信息线索(如信源可信性、信息流行度指标)会在偶遇情境中吸引个体的注意力，并引发额外的信息加工进程。虽然相较有意识的信息接触而言，信息偶遇与认知加工之间的正向关系更弱，但偶遇依然可以经由认知加工在行为层面产生推促效果(Shahin et al.，2021)。其次，有研究者提出“相关性评估”(relevance appraisal)概念，认为个体会自动评估偶遇信息的相关性，继而对与自身有关的信息投入更密集的认知资源(Matthes et al.，2020；Nanz & Matthes，2022)。因此，草草略过可能不是处理偶遇信息的唯一方式，个体会自然而然地评估信息对于自身的价值，进而对部分信息予以深度加工。综合前述两派证据，可以合理推断：当中老年人在网络平台偶遇纠正性健康信息时，他们可能会由于医疗专家的现身或信息的高流行度而对部分纠正信息予以细致分析，抑或因为纠正信息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而对其投入更多思考。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H1：对于中老年人群而言，纠正性健康信息偶遇与针对纠正信息的认知加工之间呈正向关联。
认知加工与知识习得间的正向关联已在多项研究中得以验证(如：Zhang et al.，2024a)。依照Jiang(2024)的概括，当在新旧信息要素之间建立认知关联后，新信息得以嵌入认知网络中，其意义亦能在认知结构中浮现，这可以帮助个体更好地理解新信息之意涵。此外，认知加工可以协助个体进行推论，这不仅能提升脑海中的信息总量，还可以增强信息检索与记忆能力(Jiang，2024)。目前，研究者多将事实性知识作为认知加工的直接后果，鲜有研究关注认知加工对错误观念的影响。但是，从操作化层面出发，可以发现绝大多数针对事实性知识的测量都立足于受访者对于正误信息的真实性判断(如：Lee et al.，2016；Zhang & Yang，2021；Su et al.，2024a；Lee et al.，2025)，这与错误观念的概念指向及操作化方案几近一致(Borah，2022；Borah et al.，2022)。换言之，错误观念与事实性知识近似于“一体两面”(Lee et al.，2025)。因此，当中老年人对纠正性健康信息进行精加工后，他们有更大概率掌握正确的健康知识，同时不正确的健康观念得以削弱。由此，提出如下假设：
H2：对于中老年人群而言，针对纠正信息的认知加工与错误健康观念之间呈负向关联。
结合认知中介模型之核心要义与以上两个假设，可以提出如下的与中介路径相关的假设。
H3：对于中老年人群而言，针对纠正信息的认知加工在纠正性健康信息偶遇与错误健康观念之间发挥中介作用。
(三)家庭沟通模式的调节作用
考察与中老年人有关的数字现象需综合个体因素及代际因素，也即在个体和家庭的双重视角中加以理解(周裕琼、林枫，2024)。作为描述家庭场景中亲代子代互动的重要理论模型，家庭沟通模式在面向中老年群体的研究中获得了愈益广泛的应用(龚婉祺等，2021；李思悦等，2024)。该模式认为家庭沟通图景可以概括为两大取向——对话取向、服从取向(Koerner & Fitzpatrick，2006)。在高对话取向的家庭环境中，家庭成员被鼓励围绕各种话题开展自由交流；相应地，个体在表达自我想法和感受时受到的限制较弱，亲子间互动较为活跃(Koerner & Fitzpatrick，2006)。相反，高服从取向的家庭更强调家庭成员在态度、价值观、信念上的一致性，成员之间的沟通更偏重妥协和冲突回避；进一步地，以服从取向为主导的家庭多呈现出传统的等级型家庭结构，父母会期望子女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Koerner & Fitzpatrick，2006)。总体来说，两种取向此消彼长，呈负向关联(高芳芳、张佳楠，2023)。
家庭沟通模式中的两类取向会对健康信息行为产生影响。例如，Feng(2025)发现，对话取向与家庭健康史沟通意愿正相关，而服从取向则与沟通意愿负相关。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鼓励开放沟通的家庭氛围会降低探讨健康话题时的门槛，也即对话取向对于健康信息的交流而言具备一定的促进作用。龚婉祺等(2021)的研究显示，对话取向的家庭沟通模式有助于开展健康知识科普，而服从取向的模式虽也可增进知识科普，但同时会引发代际话题分歧，进而增强中老年人的消极情绪。此外，一项针对青年人的调查研究发现，来自高对话取向家庭的受访者更愿意向父母披露自身健康事宜，部分原因在于对话取向可以促进沟通效能及描述性规范(Thomas & Hovick，2021)。与此同时，服从取向和健康自我披露的关系并不显著(Thomas & Hovick，2021)。目前，以家庭沟通模式为理论依托的研究常将子代作为核心考察对象，反向关注家庭沟通如何影响中老年人健康信息行为的研究仍处于发展阶段(龚婉祺等，2021)。基于以上陈列的逻辑依据，可以合理推测：来自高对话取向家庭的中老年人可能会更愿意与子女交流偶遇的纠正性健康信息，这一沟通过程有望促使中老年人对信息作出深入思考，并在子女辅助下习得正确的健康知识。相较对话取向，围绕服从取向的研究发现并未形成共识，服从取向如何在纠正信息偶遇情景中发挥效用有待进一步考察。
H4：对于中老年人群而言，对话取向的家庭沟通模式可以在纠正性健康信息偶遇和针对纠正信息的认知加工(H4a)、错误健康观念(H4b)间发挥调节作用。
RQ1：对于中老年人群而言，服从取向的家庭沟通模式是否会调节纠正性健康信息偶遇与针对纠正信息的认知加工(RQ1a)、错误健康观念(RQ1b)之间的关系？
三、研究方法
研究者选择混合方法来验证以上假设、回答相关问题。混合方法意指在一项实证研究中整合定量与定性方法之优势，以对所关注现象予以更透彻的解读(Venkatesh et al.，2013)。具体地，本研究沿循混合方法中的解释性序列(explanatory-sequential)取向，即先采用问卷调查法来检验调查数据中各变量间的关系，再通过深度访谈法来对所发掘的关系进行深入解释(Creswell & Clark，2007)。这一取向的有效性业已在虚假信息研究(Tandoc et al.，2020)、信息行为研究(Zhou et al.，2024)中得到验证。
(一)数据
问卷数据源自2024年11月开展的线上调查。参考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2022)及人民网(2016)的定义，招募的调查对象需满足年龄达到45周岁这一基本条件；其中，45至59岁者为中年受访者，60岁及以上者为老年受访者。为提升数据代表性，研究者选用配额抽样策略。以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公布的中国中老年人性别、地区分布数据为蓝本，计算不同类别对应的样本比例。随后，委托见数平台按照需求发放问卷。共有600名中老年受访者参与作答，在排除不合格作答后，共有561份样本得以保留。其中，男性受访者占比50.62%(接近总体中的男性中老年比例50.14%)，来自城镇地区的受访者占比51.34%(接近总体中的城镇中老年比例47.05%)。样本中受访者的平均年龄为49.92岁(中年受访者占比95.19%，老年受访者占比4.81%)，半数以上受访者(74.33%)拥有大专及以上学历，受访者家庭人均月收入的中位数处于6001元至9000元这一区间。为保证受访者可以准确理解纠正性健康信息的意涵，研究者于问卷开头提供了相应的说明及案例。
深度访谈数据来自2024年12月至2025年1月间开展的一系列半结构化访谈。与前人研究一致(Kang & Lou，2022；Ou et al.，2024)，本研究沿循理论饱和原则来确定访谈对象数量。访谈对象全部来自问卷填答者。共计20名中老年人参与深度访谈，其中男性占比55%，访谈对象年龄介于45岁至60岁之间。为洞悉家庭沟通模式的生效机制，研究者特选择10位来自对话取向占主导家庭和10位来自服从取向占主导家庭的中老年人。所有访谈由两位作者独立完成，皆采用线下面对面形式，每场持续约30分钟。访谈结束后，对录音内容进行文字转录。后续行文中需援引访谈内容时，皆采用匿名化处理方式(如使用P1代表首位访谈对象)。
(二)测量
为保证操作化环节的合理性，所有测量题项皆改编自前人研究。针对所有核心概念的测量都采用里克特五级量表形式。
一是对纠正性健康信息偶遇的测量。参考既有的信息偶遇研究(Gil de Zúñiga et al.，2021)和健康信息研究(高芳芳、张佳楠，2023；Luo et al.，2025；Yang et al.，2025)，受访者被要求汇报自己在六类网络平台(包括短视频App、搜索引擎等)偶遇纠正性健康信息的频率(1=从未，5=频繁，M=3.27，SD=0.65，α=0.72)。
二是对认知加工的测量。受访者汇报对四则表述(如：“当我在网络平台上接触到纠正性健康信息后，我会停下来想一想”)的同意程度(1=非常不同意，5=非常同意，M=4.16，SD=0.43，α=0.70)(Jiang et al.，2021；Ho et al.，2013)。
三是对错误健康观念的测量。与前人测量方式类似(Borah，2022；Tang et al.，2024)，研究者从中国互联网联合辟谣平台月度辟谣榜单等渠道挑选了七则在数字平台上广为流行且与中老年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虚假健康信息作为典型陈述。受访者被要求报告对每一则虚假信息(如：“多吃黑木耳可以降血脂”)的同意程度(1=非常不同意，5=非常同意，M=2.77，SD=0.72，α=0.81)。
四是对家庭沟通模式的测量。与现有文献一致(李思悦等，2024)，本研究选用Ritchie和Fitzpatrick(1990)修订的量表来衡量家庭沟通模式。其中，对话取向维度包含六则陈述(如“我和子女经常谈论彼此的感受”)，受访者被要求判断每一则陈述在多大程度上贴合自身的实际想法及日常生活经验(1=非常不符合，5=非常符合，M=4.10，SD=0.54，α=0.78)。类似地，服从取向维度下亦包含六则陈述(如“我会因为子女有不同意见而生气”)(M=2.55，SD=0.79，α=0.83)。
五是控制变量。研究者将性别(49.38%为女性)、年龄(M=49.92，SD=4.71)、学历(1=小学及以下，5=硕士及以上，M=3.76，SD=0.83)、家庭人均月收入(1=3000元及以下，6=18000元以上，M=3.58，SD=1.33)、民族(3.74%为少数民族)、宗教信仰(14.62%拥有宗教信仰)、所在地区(51.34%来自城镇地区)、与子女同住情况(80.04%与子女同住)、互联网健康信息搜索频率(1=从不，5=频繁，M=3.71，SD=0.65)、自评健康状况(1=很差，5=优秀，M=3.81，SD=0.61)、互联网健康素养(M=3.98，SD=0.57，α=0.86)纳入控制变量。
(三)分析
对于问卷数据，研究者采用PROCESS宏中的模型4来分析中介效应，以此检验H1至H3(Hayes，2017)。为探究家庭沟通模式的调节作用，进一步使用模型8来检验H4并回答RQ1。
在遵循解释性序列取向的混合方法研究中，针对深度访谈数据的分析主要用于阐释调查研究部分得出的核心结论(Zhou et al.，2024)。仿照前人分析步骤(Kang & Lou，2022；Ou et al.，2024)，两位作者首先采用独立操作模式，对访谈记录执行逐行检视，并对关键信息要素进行开放编码(如：记录“和日常生活有关系”和“为了预防疾病”)。其次，开展集中讨论，将上一阶段的编码按照意义相关性进行汇总、归类，使相对零散的关键要素凝结为抽象程度更高的解释主题(如抽取出“相关性评估”)。最后，研究者围绕主题展开进一步商榷，评估其对所提出研究假设、研究问题的解释力度。一些存在意义交叠的主题被合并，少数鲜被提及的主题则被过滤。
四、研究发现
就纠正性健康信息偶遇的总效应而言，偶遇与错误健康观念之间呈负相关关系(b=-0.20，SE=0.06，p＜0.001)。偶遇与控制变量共同解释了错误健康观念变异量的17.02%(R2=0.17，F(12，548)=9.36，p＜0.001)。
就中介效应而言，PROCESS模型4的结果显示，纠正信息偶遇和认知加工间呈显著正相关(b=0.12，SE=0.03，p＜0.001)，认知加工与错误健康观念之间呈显著负相关(b=-0.24，SE=0.08，p＜0.01)。认知加工在纠正性健康信息偶遇和错误健康观念之间起显著中介作用(effect=-0.03，BootSE=0.01，95% CI[-0.05，0.01])。同时，直接效应显著(b=-0.18，SE=0.06，p＜0.01)。因此，H1、H2、H3获得支持。
以家庭沟通模式中的对话取向作为调节变量，PROCESS模型8的结果显示，对话取向在纠正信息偶遇和认知加工之间未发挥显著调节效应(b=0.05，SE=0.04，p=0.23)。但是，对话取向可以显著调节偶遇与错误健康观念之间的关系(b=-0.24，SE=0.08，p＜0.01)。这意味着，对高对话取向组别(M+1SD，effect=-0.30，SE=0.07，p＜0.001)的中老年人来说，纠正信息偶遇与错误健康观念之间的负相关关系强于中对话取向组(M，effect=-0.17，SE=0.06，p＜0.01)和低对话取向组(M-1SD，effect=-0.04，SE=0.07，p=0.58)。因此，H4a未获支持，分析结果仅支持H4b。
类似地，以服从取向作为调节变量的结果显示，服从取向在纠正信息偶遇和认知加工之间并未发挥显著调节效应(b=0.01，SE=0.03，p=0.67)。但是，服从取向可以显著调节偶遇与错误健康观念之间的关系(b=0.22，SE=0.06，p＜0.001)。具体地，对低服从取向组别(M-1SD，effect=-0.31，SE=0.07，p＜0.001)的中老年人来说，纠正信息偶遇与错误健康观念之间的负相关关系强于中服从取向组(M，effect=-0.13，SE=0.06，p＜0.05)和高服从取向组(M+1SD，effect=0.04，SE=0.07，p=0.58)。RQ1得到回答。最终的数据分析结果如图1所示。
深度访谈部分的结果为量化研究部分的发现提供了情境化解释。首先，所有访谈对象皆指出偶遇纠正性健康信息已成为日常生活中的常见现象。纠正性健康信息偶遇的最主要发生平台为抖音和微信，这些平台主要利用个性化推荐算法来进行信息策展。当中老年用户对偶遇到的纠正信息投入足够观看时间或表达赞赏后，平台会在后续的交互过程中增加纠正信息的权重，进而提升偶遇频率。例如，有访谈对象表示“有时候(纠正性健康信息)看多了，微信就会主动推送，总体来说这些信息出现得比较频繁”(P5)。
其次，当纠正信息成为日常信息流中的“常客”时，访谈对象会借助这些信息来消解自身面临的不确定性和健康焦虑。不确定性主要源于身处质量参差的健康信息流中，访谈对象无法有效判断某则信息是否真实可靠。进一步地，他们难以估测自己被某些健康威胁所侵扰的概率。而纠正信息常伴随专家信源及医学证据，可以有效减缓中老年人的不确定性感知。例如，“现在网络上有关健康的说法五花八门，今天说吃这个(食物)能防癌，明天又说吃多了那个(食物)会致病。我觉得纠正信息还是比较权威的，有一些详细解释的根据，至少我看了觉得比较像是真的”(P8)。健康焦虑和不确定性相伴相生，更侧重情感上的反应。纠正信息通过呈现科学细节、医学证据来帮助中老年人缓解焦虑情绪。例如，“我过去会盲目相信一些饮食搭配禁忌，搞得给家里人做饭的时候就很害怕。有几次看到了央视新闻公众号推的纠正信息就知道了，比如菠菜焯水后还是可以和豆腐一起做，慢慢地我就没那么担心了”(P15)。从实用主义角度出发，纠正信息降低不确定性感知、缓解健康焦虑的功能使得中老年人能根据这些信息扭转之前的一些错误观念，或者从“模棱两可”走向“确定无疑”。同时，与纠正信息紧密绑定的专家信源、科学依据成为中老年人进行信息可信度判断时的重要线索，这使得他们更愿意采纳纠正信息中的建议，修正已持有的不正确的健康观念。这为纠正性健康信息偶遇的总效应提供了详细阐释。
注：路径系数为非标准化回归系数，虚线表示未达统计显著的路径。
图1 以对话取向为调节变量(A)和以服从取向为调节变量(B)的模型结果(N=561)
再者，对于认知加工扮演的中介角色(H1至H3)，访谈资料中浮现的“相关性评估”和“利他动机”可为此提供注脚。“相关性评估”意指中老年人会衡量纠正信息与自我生活的关联程度，进而决定是否对相应信息予以深思。例如，“我家(孩子)是女孩，所以看到纠正信息讨论女孩喝豆浆到底会不会引发性早熟的问题，我会尤其关注”(P3)。由于部分中老年人面临基础疾病威胁，他们更易认为特定纠正信息与自身息息相关，并愿为之投入认知资源。例如，“我和家里老人都有基础疾病，所以看到有纠正信息在讨论这些疾病的预防、治疗时，我就尤其关注，还会思考之前的一些民间偏方的问题”(P16)。利他主义驱动的认知加工主要指在家庭场域之外，中老年人出于关心他人境况、增进他人福祉等缘由，对纠正信息展开的一系列深入思考。例如，“我们这个年纪身体多少有点毛病，身边好多同龄朋友也都面临这样的困扰，我分析纠正信息就可以把学到的正确知识分享出去，这样对大家都有点帮助”(P12)。当对纠正信息进行下意识的分析和处理后，不少访谈对象表示“明白原来的做法不对了”(P17、P18)，“现在不会再被以前那些谣言折腾”(P20)。这反映了认知加工对错误健康观念的纠正效果。
最后，针对家庭沟通模式的调节作用(H4及RQ1)，无论中老年人来自对话取向占主导还是服从取向占主导的家庭环境，皆呈现出信息判断权让渡的特征。具体而言，中老年人会出于核验纠正信息可靠性、提醒潜在健康风险等目的与子女展开围绕纠正性健康信息的沟通。但是，大多数中老年人认为子女的科学素养更高，能对含纠正信息在内的健康信息作出更准确的判断。因此，在孩子给出自己的看法后，中老年人一般不会再对纠正性健康信息展开深究。例如，一位来自对话取向占主导的家庭的访谈对象提到，“我和孩子沟通比较频繁，有时会在视频聊天的时候交流一下最近看到的纠正信息，交流后他就会去判断，遇到拿不定的点孩子就负责去查证，然后告诉我们怎么做，我们都按照他说的来(做)”(P7)。另一位来自服从取向组的中老年人谈到，“和孩子大约一个月交流一两次，主要是我把纠正信息发给她，让她帮我看看这个信息说得对不对，到底应该怎么做。一般她看了就会和我说，毕竟孩子学历高，我就都听她的了”(P9)。这意味着，在健康信息判断方面，中老年人对子女抱有较高的信任水平和心理期待，无论处于何种沟通模式，他们都愿意将针对纠正信息的判断权移交给子女。这一“代理决策”模式在一定程度上绕过了自我认知加工，导致沟通模式无法在纠正性健康信息偶遇和认知加工间发挥显著调节作用。在对直接效应的调节上，对话取向驱动下的跨代交流更为顺畅，中老年人可以在孩子的协助下更好地理解纠正性健康信息的内涵及外延，从而强化纠正性健康信息偶遇对错误健康观念的抑制效果。相比之下，尽管服从取向下中老年人亦会相信子女对于纠正信息的决断，但是沟通过程中存在的一些阻力(如争执、对话匮乏)会削弱纠正信息的效果。例如，有来自服从取向组别的访谈对象表示，“之前我们老喜欢替孩子做决定，但现在孩子成家了，我们也没法做决定。有时我看到纠正信息会给她发过去，想让她看一看，但她不一定回复”(P15)。
五、结论与讨论
在算法驱动的数字化信息环境中，信息偶遇日趋常见，甚至被视为线上活动的副产品(Schäfer，2023；Su et al.，2024b)。纵然近年来抗击在线虚假健康信息已成为互联网信息治理的核心议程之一，但探究纠正性健康信息偶遇究竟能产生何种效果的实证研究几近阙如(Luo et al.，2025)。本研究选定中老年人这一易受虚假健康信息影响的群体，在认知中介模型的观照下检验了纠正信息偶遇与错误健康观念之间的关联，并引入家庭沟通模式作为边界条件。在混合方法的支持下，研究者对所发掘机制予以深入拆解。核心研究发现不仅与前人研究形成呼应，更为目前的虚假信息研究版图提供了补充。
首先，尽管既有研究对信息偶遇究竟能在知识层面产生何种效果这一问题尚未给出明确答案(万旋傲，2022；Schäfer，2023)，本研究所揭示的纠正信息偶遇与错误健康观念之间的负相关关系无疑展示出偶遇在虚假健康信息应对中的可观潜力。更重要的是，混合研究之发现超越了现有解释方案(如：Chen et al.，2022；Luo et al.，2025)，揭露了负向关系背后的“实用主义”驱动力量。一方面，负向关联与纠正信息的特质相关，亦与已有的可信度评估研究结论一致(Sundar，2008；Metzger et al.，2010)。具体地，人们通常不会采纳系统式加工路径(如审慎分析论据)来评估信息质量，而是会依赖一系列启发式线索(如信源专业性)来对信息作出快速高效的判断。例如，与专家身份紧密捆绑的声誉和权威易让中老年人认为相关信息是值得信赖的，继而选择接受纠正信息传达的观点。另一方面，负向关联也与中老年人的心理特质相关。如同一些研究所指出的，感知不确定性会引发焦虑情绪(So，2013)，而健康焦虑又会强化信息需求(Baumgartner & Hartmann，2011)。这意味着，中老年人会将获取纠正性健康信息作为抵抗健康焦虑的一种应对方式。看似可靠的纠正性健康信息与中老年人的实际需求相契合，致使纠正性健康信息偶遇能发挥抑制错误健康观念的效用。这一涵盖了信息与受众双重特征的综合式发现为纠正性健康信息偶遇为何可以“润物细无声”提供了具体说明。
其次，“润物细无声”不单源自个体信息需求与纠正信息特质的耦合，还与根植于“相关性评估”的深层次认知加工相关。围绕政治信息偶遇的研究指出，当人们与政治信息不期而遇时，会下意识地评估信息与自身的相关性，再进一步对值得关注的信息投入更多的认知资源(Nanz & Matthes，2022)。这一说法同样适用于纠正性健康信息场景。由于中老年人面对身体机能退化的客观事实，他们会对与自身健康状况有关的纠正信息展开额外的认知加工。同时，不少中老年人需要照顾子女或父母，他们亦会将与家人日常生活有关的纠正性健康信息列为深思对象。本研究还发现利他主义动机是促进中老年人对纠正性健康信息进行认知加工的重要动力，尽管这一影响要素尚未被前人研究论及。利他主义动机与中国社会的文化特质不无关联。集体主义文化高度强调面对健康风险时的“同舟共济”，因而中老年人会出于保障家庭场域之外的他人(如同龄朋友)利益而对偶遇的纠正信息予以精加工(Luo et al.，2021)。这一相对新颖的发现展示出社会文化要素对个体认知过程施加的影响，也呈现出在健康传播研究中复归语境敏感性的重要价值(陈梁等，2025)。
再者，认知加工与错误健康观念之间的负向关联，以及经过认知加工的中介过程共同体现出认知中介模型的灵活性和改造潜力。现有的基于认知中介模型的研究主要将效标变量设定为针对特定议题的事实性知识，但有部分研究创新性地引入结构化知识(Lee et al.，2016)、主观知识(Zhang et al.，2024b)等作为认知加工的后果。以错误健康观念这一事实性知识的变体为落点，本研究呈现出认知中介模型对虚假健康信息相关概念的解释力。此外，本研究建构的中介机制还凸显出在面临信息偶遇这一愈益常见的、相对被动的信息接触模式时，认知中介模型的可延展性。这一发现启示未来研究者充分结合新信息消费趋势与知识的多样性去探索认知中介模型在多元研究场景中的丰富生命力。
最后，将家庭沟通模式引入认知中介模型的做法与部分健康传播研究者的呼吁形成呼应，即需要在健康信息研究中更加注重家庭所扮演的角色(Feng，2025)。一方面，与已有研究结论一致(王蔚，2020)，大多数中老年人认为子女有更充裕的健康知识储备，也拥有更强的健康信息鉴别能力。因此，当面对无法全然确认纠正性健康信息可靠程度的境况时，他们会信任子代作出的判断。但是，如同调节效应分析所揭示的，这一健康信息反哺具备双面性。换言之，围绕纠正性健康信息的跨代沟通在实现子女协助判断信息质量的功能的同时，其隐含的“代理决策”特质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中老年人的主观能动性。另一方面，由于跨代沟通时中老年人多以子女的决策为准，这使得家庭沟通模式会直接影响纠正性健康信息偶遇与错误健康观念之间的关系。正如家庭传播经典文献所指出的，对话取向有助于涵育开放、自由的协商氛围(Koerner & Fitzpatrick，2006)。身处这一环境内的中老年人可能会更为轻松地表达对纠正信息的不解与疑惑，并获得来自子女的深入解释，这无疑强化了纠正信息偶遇和错误观念间的负向关联。相反，服从取向更强调家庭内部在认知及态度上的统一，相应的沟通也多呈现妥协、规避冲突等特征(Koerner & Fitzpatrick，2006)。在这一环境中，极有可能出现纠正性健康信息跨代讨论不到位的情况，从而削弱偶遇对错误健康观念产生的效果。
除了理论层面上的贡献，本研究亦为面向中老年人群的虚假健康信息干预提供了可行策略。第一，考虑到纠正信息偶遇对错误健康观念的抑制效果，包含权威媒体、公共卫生管理部门在内的多个机构需进一步提升纠正类信息在互联网整体信息流中的比重，并巧妙借助专家信源和新颖的医学证据呈现方式来增强中老年人对纠正信息的接受度和欢迎度。第二，在设计纠正信息时，可以进一步融合社会文化特质，例如在信息中强调健康风险对同龄人造成的威胁，以此促进中老年人对纠正信息展开精细加工。第三，相关部门可以设计并推广以家庭为单位的健康素养培训计划，着力营造家庭内部围绕健康议题的自由沟通、平等协商氛围。此外，应重视培育中老年人在子女辅助下进行自主思考的能力，例如邀请子女将健康信息判断策略传授给父母，并鼓励父母作出自己的判断，逐步实现从“授人以鱼”到“授人以渔”的过渡。这一措施有利于充分发挥家庭沟通与自主认知的各自优势，并收获叠加效益。
作者感谢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郑汉副教授在文章写作过程中提供的宝贵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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