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于《江海学刊》2026年第2期

摘要：汪德迈是赓续20世纪法国汉学传统的重要汉学家。中国语言文字观是其汉学体系的基点及核心。他运用现代语言学工具将中国语言文字阐发为一种独特的“语言—文字”系统，其核心特征如下：汉语口语与书面语异源分立且“双轨”发展；汉字体系本质上是一种“书写语言”，直到受印度佛教语言文字观的影响才系统履行记录口语的文字职能；汉语书面语的语义由图形承载，发音只是图形的附名。汪德迈对汉字特征的阐发有其欧洲汉语认知之源，又融汇了20世纪60年代中日甲骨学和占卜学新知，迂回地致意中国传统“小学”的重“文”精神。他的研究范式试图经由中国语言文字的“相异性”反思现代语言学的“语音中心论”，但本质上仍是一种基于自身汉学立场操演概念的思想试验。

关键词：汪德迈  法国汉学  中国语言文字观  跨文化溯源

高方，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袁元，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研究生

汪德迈（Léon Vandermeersch， 1928—2021）是赓续20世纪法国汉学传统的重要汉学家。他师承汉学大师沙畹（Emmanuel-Édouard Chavannes, 1865—1918）、戴密微（Paul Demiéville, 1894—1979）一脉，是他们“直接的知识科学血统”的一部分，又借二战后的国际交流之便，游学东亚，转益多师，首次将20世纪以来中日的古史研究及甲骨文金文考释成果系统引入法国汉学的视域，并通过组建相关教学科研机构，推动了20世纪下半叶法国汉学的复兴与发展。其汉学论著聚焦上古中国的宗教、占卜、书写和礼制等主题，并将当代中国的发展置于更广阔的战后东亚区域，对照古代“汉字文化圈”首倡“新汉文化圈”（le nouveau Monde sinisé）概念，主张将区域经济与政治制度问题置于语言文字及历史文化的整体背景下考察，近六十年来在国际汉学界乃至整个欧美学界（尤其在法学、人类学、东亚思想史及区域研究领域）产生影响。

汪德迈的汉学体系呈现出语言文字—文学—文化—文明层层递进的恢宏架构，中国语言文字观是这一体系的基点及核心。他自20世纪60年代留日归国后，在论著中不断打磨、完善自身的中国语言文字观，尤其聚焦言文关系，也即汉语口语与书面语的关系问题。他认为，上古中国很可能并存两种语言系统：由语音符号主导的、没有文字的口头语言系统和由图形符号主导的、不用于言说的“书写语言”（la langue graphique）系统。两者分别作为汉语的口头和书面形式，虽相互影响，但总体呈现分立发展的“双轨”（la dichotomie）特征。汪德迈由汉字的占卜渊源推断，汉字体系并非对自然语言（口头语言）的表意书写，而是由卜人运用“占卜理性”（le rationalisme divinatoire）重构自然语言的深层语义、人为创造的“书写语言”，中国人称之为“文言”，汪德迈更习惯称其为“中国式表意”（l’idéographie chinoise）。中国佛教徒受印度佛教语言文字观及巴利文拼音书写的影响，在讲经变文中首次系统运用汉字记录当时的口语，才出现一般意义上的书面语，进而形成“口语文学”（la littérature de langue parlée）传统，现代中国学者更习惯称之为“白话文学”。白话文学直到五四“白话文运动”才正式取代了文言文学的正统地位。汪德迈以他者的目光，发掘并重释了汉语口语与书面语的分立现象。其论断的基点是，上古中国的汉字体系并非对当时口语的反映，而是自成一种“书写语言”。这一观点曾引起汉学同行针锋相对的商榷意见，他们敏锐捕捉到汪德迈创发“书写语言”概念的西方观念底色，但未从更广阔的跨文化视域辨析其中国语言文字观的复杂肌理和渊源。

本文从观念溯源，以系统研究汪德迈中国语言文字观的跨文化生成过程，首先在汪德迈的著述整体中考辨该观念萌生发展的历时过程，揭示其“思想试验”的建构性；其次结合汪德迈的跨文化体验、学术交游及阅读经历，提炼影响该观念生成形塑的思想资源；最后揭示汪德迈中国语言文字观对中国传统“小学”重“文”精神的创造性阐发并反思其合理性。“海外汉学作为对中国知识的域外表述，真实性是它的基本属性，历史性是它的基本形态，变异性是它不可回避的特征”，本文通过诠解汪德迈中国语言文字观的变异性，试图探索一种兼顾同情式理解及对话式反思的海外汉学（中国学）研究路径。

中国式表意：建构世界语言文字“第三种类型”的思想试验

汪德迈对照现代语言学框架审视中国文字系统，将汉字体系界定为“另一种语言”。这与其说是关于中国语言文字本质的新发现，不如说是为凸显“中国式表意”独特性的思想试验。下文拟提炼“双轨”构想、“书写语言”的内在机制、比较视域下的“中国式表意”三个支点，勾勒汪德迈中国语言文字观总体架构的历时完善过程。

（一）“双轨”构想的形成

据笔者所见资料，汪德迈中国语言文字观的雏形初见于《中国诗学与马克思主义批评》（“Poétique chinoise et critique marxiste”, 1968）。在此文中，汪德迈不认同匈牙利汉学家杜克义（Ferenc Tökei, 1930—2000）的屈原研究专论《中国式哀歌的诞生》（Naissance de l’élégie chinoise, 1967）用“élégie”归化中西各种诗文体裁的比较主义路径，认为应从文学语言革新的层面阐发屈原作品的文学史意义，为此首次提出了中国文学“语言工具”的独特性问题。汪德迈认为“先秦典籍非视读不能理解，若不事先铭记于心，则不能仅凭诵读把握其含义”，由此将中国文学视作绝对意义上的“一种书面语文学”（une littérature de langue écrite）：“中国的文学语言，并非失效的陈旧口语（如欧洲先前的拉丁语或如今印度的梵语，还可以在现行的口头事务上重新启用），而是从其源头便完全独立于口头言语（parole）的一种语言，尽管它可被流利地说出，与口语遵循相同的用法。”这一论断是他在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广泛涉猎甲骨文金文论著，熟悉上古中国的占卜文化和铭刻手段后得出的。在他看来，上古中国的书面语，起初是一种“高贵且近乎神圣”（noble et quasi-sacré）的语言工具，不事交流而专用于铭刻，同时赋予记录它的汉字永久的“特殊地位”（statut d’exception）。可见，汪德迈中国语言文字观的雏形，已明确了汉语口语和书面语的“双轨”特征，但对语言和文字的界定，尚处于现代语言学的通用概念框架内：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随后，汪德迈上溯中国文学语言的源头，关注上古中国的占卜文献——《周易》与甲骨卜辞，转而研究占卜形式的系统演变，发表了《从龟卜到占筮》（“De la tortue à l’achillée”, 1974）一文。在此文中，他研读并转述了董作宾《商代龟卜之推测》（1929）中描述的龟甲钻凿、燋灼及生成兆璺之法，开始认同《说文》对“卜”字形的异说：“象龟兆之从横也”，故不再追问中国文学语言特有的神秘书面语样貌，转而演绎阐发汉字构型与占卜文化内生的理性思维之间的强关联：“原始文字的功用并非在龟甲上转写（transposer）占卜师陈述的问题，而是转写线条状的卜纹构型（les configurations divinatoires linéaires），后者自身就是事件构型用图形标注呈现的象征符号。”与国内某些文字学家认为中国文字的发展经历了漫长的史前“文字画”（pictogramme）阶段不同，汪德迈开始坚持汉字是“卜纹的衍生物”（fille du graphisme divinatoire），且最初的文字体系是一蹴而就的：“在卜片上出现汉字，是象征思维突然转变的结果，象征思维在占卜理性的引导下长期演化，最终从尚未链接（inarticulé）的卜纹中提炼出一种语言的原则（les principes d’un langage）。”这一阐释突破了以语音为中心的现代语言学框架，将汉字体系类比界定为以图形为中心的类语言系统，“书写语言”的意味已孕育其中。最后在《王道：上古中国制度精神研究卷二：政治结构和礼制》（Wangdao, ou la voie royale: recherches sur l’esprit des institutions de la Chine archaïque Tome II Structures politiques, Les rites, 1980）第三部分第二十六章“从表意字符到文学话语”中，汪德迈参考了日本汉字学家白川静（1910—2006）《释“史”》中“史”的祭祀起源说，试图从殷商社会语境中寻找汉语书面语与口语持续分立发展的根源。据白川静的考释，“本来是把祝告载书之辞装入之中、捧持此器之形，祝史就是其本意。以《左传》为首，《国语》《礼记》多处所见的祝史，是成为后世与伛巫之类同样看待的卑官，本来涉及到祭祀、军事、赋役等多方面，占有祭事和政治上的关键”。但汪德迈补充认为，更重要的是“史”作为“抄工”（scribe）的职责，负责在载书（porte-écrits）上撰写呈现给神灵的巫术性套词（les formules magiques），他们是创造和掌握文字的专家，后来成为建立占卜准科学的理论家和保管占卜文献的档案员，之后又成为王的公证人（notaire）和编年记事专家（annaliste），因此由“史”的职能演变可见，铭文及由铭文构成的“语言”（指铭文文献上的书面语——笔者注）的原初本质都是超验的，“两者并非为人与人的交流而相对自发地被创造，而是为了与神灵交流而被有条理地发明”。而铭文真正发展成一种“语言”的关键，在于身为卜人的“史”参考日常口语构造卜辞“命辞”时自觉运用的骨占分析（l’analyse ostéomantique）和咒诵实践（la pratique incantatoire），两者分别赋予“命辞”语法结构和发音特征：“一方面，骨占分析在日常口语和表意算法（l’algorithmique idéographique）的语法结构之间充当了变形棱镜；另一方面，咒诵实践在日常口语和表意体系的语音结构之间充当了滤网。正是这一‘双重变形（double déformation）’作为汉语书面语（langue écrite）和口语（langue parlée）分立的源头，并从此不可挽回地维持分立的样貌。”《王道》专章揭示了汉字发生的宗教语境和占卜源头，确立了汉语书面语与口语功用层面的“神圣”与“世俗”之分。至此，汪德迈的“双轨”构想大体完备。

（二）“书写语言”的内在机制

汪德迈从论著《新汉文化圈》（Le nouveau Monde sinisé, 1986）和论文《中国的文字与文学》（“Écriture et littérature en Chine”, 1986）开始，倾向于不再用“langue écrite（书面语）”而用“langue graphique（书写语言）”翻译“文言”一词，进一步强化汉语口语和书面语的“双轨”构想，“在汉语中，文言（la langue graphique）从本质上区别于口语，其区别明显到我们只能从同一用法中揭示两者之间的相互影响（les interférences）”，同时也意味着他对汉字体系自生“语言学”机制思考的成熟。法国语言学家安德烈·马蒂内（André Martinet, 1908—1999）将人类自然语言（口头语言）的本质界定为由语义（第一链接）和语音（第二链接）单位分别自相链接而成的“双层链接（la double articulation）”符号系统。汪德迈借此界定两种文字体系：分析语义（第一链接）单位的表意文字（当代语言学家更习惯称之为“表词文字”）和分析语音（第二链接）单位的记音文字。在此框架下，汉字体系显然是表意文字。但汪德迈认为后者经过卜人占卜理性的重构，是真正以图形符号为中心的“书写语言”：卜人不满足于分析，而是重构了自然语言基于“音”的口语词，人为创造出基于“形”的“书写词”（这些“书写词”自成语义关联网络，绝非口语词的附注），使得中国的表意文字体系成为新的“书写语言”系统。这一重构倒转了口头与书面的关系：在其他语言文字系统中，无论文字记音还是表意，均是口语承担语义功能，文字是“口语符号的符号”；而在中国语言文字中，图形承载着语义功能，给图形附上一个发音，作为它的“名”，仅起到唤起记忆的作用，发音沦为“图形符号的符号”。汪德迈把上述为图形赋“名”的过程类比为给代数符号（+ - a b c）一个“名称”（在数学上是先有上述符号图形，再有约定俗成的“名称”，而非相反），并有意将汉字系统这一“书写语言”的雏形比作“一种算式（une sorte d’algorithme）”。他借此强调汉字体系本质上并非文字系统，而是一种高度形式化的语言系统，后者作为一般意义上的文字系统记录汉语口语，反而是一种真正的挪用（un véritable détournement）。这一挪用在上古时期仅零星用于制造口语文体效果，直到后来受印度文化中的拼音文字传统影响，才臻于完备，进而促成白话文学的出现。综上，汪德迈阐发了汉字体系的“二象性”：它原本是一种“书写语言”，晚近才衍生出“表意文字/表词文字”的功用。

（三）世界语言文字的“第三种类型”：中国式表意

由于充分考虑到汉字体系的“语言—文字二象性”，汪德迈在《中国学论稿》（Études sinologiques, 1994）的第三编及其后的论著中，开始启用“中国式表意”（l’idéographie chinoise）这一权宜之名凸显汉字体系相较于世界范围内其他语言文字的独特性，甚至有意改换视点，从“中国式表意”出发，建构比较框架，阐发中西语言文字—文学—思维的根本歧异。在《中国思想的两种理性：占卜与表意》（Les deux raisons de la pensée chinoise: Divination et idéographie, 2013）的“引言”中，汪德迈以“口语与文字的关系”差异为中心构造了世界语言文字的三大类型：

表1  世界语言文字类型表

由表1可见，“中国式表意”突破了文字“表意/记音”的二分，也消解了“语言/文字”的分野。相应地，中国文明也凭借这一独异的语言文字工具，在文学和思想层面展现出与近东和西方文明的深层歧异。到了《中国教给我们什么：在语言、社会与存在方面》（Ce que la Chine nous apprend: Sur le langage, la société, l’existence, 2019）第一章“语言的两种功能”中，汪德迈从“中国式表意”出发，转而“向将这一‘书写语言’用作文字的、不同寻常的文化探询语言的普遍本质”。他认为，“中国式表意”之所以是“语言”，是因为它与口语共享同种“双层链接”原则：“它书写的基质是双层链接的：语义单元和笔画单元，如同口头言语由词和音素构成。”这一“书写语言”揭示了人类语言除交流功能（la fonction communicative）之外的第二功能——思辨功能（la fonction spéculative）：“思辨”意味着思维上升到探求事物原因的高度, 也即上升到对天然可感经验之外的一切作理性建构的高度。这一功能长久以来被所谓“印欧语眼光”下确立的语言/文字间的表征关系遮蔽，只有经由“中国式表意”才能窥见人类语言的“普遍真实”（un authentique universel）。最后，在遗著《中国文学，非凡的文学》（La littérature chinoise, littérature hors norme, 2022）中，汪德迈经由西方和中国文字“记录”和“重构”的功用之分，认为两者文艺思想传统的歧异最终也可归结为“摹仿”（imitation）和“创造”（création）之别：古希腊思想寻求一张非神学的透明纸，将技艺理论化为对自然本身的摹仿；犹太—基督教传统则通过艺术摹仿“神”的形象来突出“神—人同形论”（anthropothéisme）；而中国思想则经由“文”的中介，将人抬到与自然（天）的创造性等同的高度，形成“天人合一”的“人—宇宙同形论”（anthropocosmisme），文学就是与宇宙相融的人之创造性的最高体现。“中国式表意”重构世间万物含义的网格框架（la grille），赋予中国（文言）文学深入意义宇宙的占卜力量，使其成为刘勰《文心雕龙·原道》所言的“道之文”，即“对一切事物超越现象之‘理’的表意性呈现（l’expression idéographique de la Raison supraphénoménale de toute chose）”。

以上立足汪德迈的著述整体，勾勒了其中国语言文字观近六十年的历时构建过程。其中“书写语言”这一概念，充分体现了汪德迈“思想试验”的双重颠覆/建构性：他一方面化用现代语言学的“双层链接”概念，在汉字体系中发现类语言机制；另一方面又消解了现代语言学赋予听觉符号的语义优先性，将由汉字书写的“文言”视作由视觉符号主导语义的“人工语言”，并结合上古中国的神圣语境，阐发汉字体系与卜人占卜理性思维的强关联。经由上述二重建构，汪德迈赋予了“中国式表意”“语言—文字二象性”，使其独异于世界语言文字的普遍范畴。

自西徂东：汪德迈中国语言文字观的跨文化渊源

汪德迈在晚年述学讲演中曾谈及自己研究中国语言文字时反思性的语言学眼光：“我经常会用语言学的方法来解释中国文化，但这种语言学的方法不是语言学家通常讲的语言学方法……语言学家认为，所有文字都要经过口语阶段才能产生和发展，文字是表述口语词汇的文字。不过他们使用这个概念应该是20世纪的事。”他认为许多研究东方语言的学者往往因其本身对语言的预设而无法认识中国文字的真正特征，而自己“仅仅把语言学看做研究中文特性的一个工具”，这反而使他将20世纪以来的现代语言学视作某种“语音中心主义”偏见。汪德迈的中国语言文字观在某种意义上与德里达的“书写学（la grammatologie）”解构批判有异曲同工之妙，但他凭借自身的汉学知识，对照西文系统进一步阐发了中国语言文字的“相异性”（l’altérité）特征。汪德迈自述观照中国语言文字的“相异性”视点既受法国哲学家福柯的“异托邦”（l’hétérotopie）思想影响，又受大学时期借阅的、由德国语言学家甲柏连孜（Georg Von der Gabelentz, 1840—1893）撰写的中文语法书《汉文经纬》（Chinesische Grammatik. Mit Ausschluss des niederen Stiles und der heutigen Umgangssprache, 1881）启发，后者使其切身感知到中国“文言”的独特性。综上可知，汪德迈的中国语言文字观是他自觉秉持上述研究立场，自西徂东融汇自身阅历后缓慢定型的思辨结晶。

（一）欧洲汉语认知中的“表意神话”

20世纪现代语言学范式的奠基人索绪尔也曾注意到中国语言文字相对于印欧语传统的特殊性，他将汉字视作“表意体系”的典范，且认为由于使用表意文字的人们观念中更倾向于用书写的词代替口说的词，因而“对汉人来说，表意字和口说的词都是观念的符号；在他们看来，文字就是第二语言”。此处的“第二语言”是一种譬喻，意味着对中国人而言汉字在指代观念方面足以作为口语词的替代品，并未打破现代语言学的口语第一性原则，更没有口语和书面语“双轨”发展的意味。汪德迈的“书写语言”论显然是对索绪尔上述观点的激进化发展乃至原则性颠覆。但两者均认为汉字体系或许可以绕过语音直达观念，这种思考方式背后蕴含着欧洲汉语认知的一个深远传统。

首先，汪德迈赋予“文言”的人为性和图式优先性，带有17世纪“普遍语言”构想的底色，尤其与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Leibnitz, 1646—1716）的思想关系密切。从培根到莱布尼茨，17世纪欧洲智识群体中流传着一种观念：一切语言都有一种共同的、不属于任何语言专有的结构，因而有可能设计一种人工的语言作为概念计算的手段。汪德迈曾于1948年开始准备巴黎大学高等学位论文（相当于现在的硕士论文）《莱布尼茨和中国思想》（Leibniz et la pensée chinoise）。他或许系统研读过莱布尼茨有关中国语言文字的论述，以及同西欧各国遣华传教士来往的书信。莱布尼茨声称在汉字、卦象和自己发明的二进制数中发现了同一种数理基础，随即认为汉字能够证明，世界上确实存在一种“不必参照”口语、其性质接近于数学式的语言，据此能够构想一种人造的“普遍语言”。但不久后他又意识到“普遍语言”的化约思维与汉字的衍生机制背道而驰：中国人意在根据不同的事物创造无限多的汉字，而自己旨在设计一种能够直接复现思想准确活动的普遍图式，便放弃了这一构想。即便如此，莱布尼茨的探索已化入了“idéogramme（表意字）”的构词法，后人望文生义便认为汉字字形本身是观念的图示、概念的再现。

其次，汪德迈着力阐发“文言”的独特性，是对他的中文语法启蒙书——甲柏连孜《汉文经纬》核心精神的继承，但也不应忽略19世纪初兴的法国职业汉学汉语研究的前期贡献。19世纪，欧洲语言学主要关注印欧语传统下基于书面文献的比较语文学研究，以拉丁语法为框架，汉语的书面语——“文言”显得格格不入。而法国职业汉学凭借扎实的文献研究路径，对“文言”的掌握处于领先，在汉语研究方面亦延续了由耶稣会士马若瑟（Joseph Henri-Marie de Prémare，1666—1736）《汉语札记》（Notitia Linguae sinicae）开启的、从大量原文材料中解说汉语自身语法现象的传统。据法国首位职业汉学家雷慕沙（Jean-Pierre Abel-Rémusat, 1788—1832）所言，马若瑟在《汉语札记》中首次区分了汉语的两种风格：通俗汉语与书面语。雷慕沙在《汉文启蒙》（Élemens de la grammaire chinoise, 1822）中沿用了这一“二分法”，但调换了先后次序，将汉语分为“古文”和“官话”。这一分立模式确立了“文言”的独立性，对法国后来的汉语研究模式影响深远。甲柏连孜或许也受此启发，在《汉文经纬》中只以“古典和后古典语”（classische und nachclassische Sprache）为对象。他参考了马若瑟的《汉语札记》和儒莲（Stanislas Julien, 1797—1873）的《汉文指南》（Syntaxe nouvelle de la langue chinoise fondée sur la position des mots, 1869），但完全摆脱了拉丁语的语法范畴，自创体系，突出了“一种印度支那语言的特性”。青年汪德迈在阅读《汉文经纬》时，应关注到甲柏连孜对汉藏语言特殊性的关切和阐释，后来他将阐发中国语言文字的独特性作为自身汉学研究的终生主题。

最后，20世纪法国汉学家葛兰言（Marcel Granet, 1884—1940）的中国语言文字观，既是汪德迈不时回顾的思想资源，又是他意欲反拨的对象。汪德迈从大学时代便开始阅读葛兰言的著作，自述在口试时还提及后者对中国哲学的看法，却不被当时的现象学教授让·瓦尔（Jean Wahl, 1888—1974）认可。葛兰言在《中国语言和思维的几个特征》（“Quelques particularités de la langue et de la pensée chinoises”, 1920）及《中国思维》（La pensée chinoise, 1934）第一编“思维的表达”第一章“语言和文字”中，就注意到了汉语口语与书面语的不一致性（la disparité de la langue parlée et de la langue écrite），但他将其归因为中国语言文字的“原始性”：单音节的语言和描绘性的文字结合，注定了区别性音位的贫乏，致使再现现实只能诉诸图形的发明，“文字在思维表达中的优先地位决定了书面语和口语的深度分离”。他还认为，中国语言文字没有形态变化、没有将事物范畴化的抽象能力，只用具体、综合且个别的声音及视觉图像再现现实，不利于思维的精确表达。1999年，汪德迈为葛兰言《中国思维》一书再版作序，在序中凭借自己东亚问学所获的新知反驳葛兰言“消极”的中国语言文字观：首先，表达抽象不是“印欧语”的特权，未必只能通过词尾变形实现，从《墨经》和汉传佛教唯识宗经典可见，汉语可以发展出自身表达抽象的方式；其次，中国式表意“当然不是观念的代数式，而是词的代数式”，它在重构口语词汇方面展现出明显的合理化过程。综上，葛兰言和汪德迈的中国语言文字观，均试图阐释汉语口语和书面语的分立现象，前者用人类学观照原始社会的眼光构拟两者从同源到分离的演化过程，并对照欧洲的“文明”传统，赋予了中国语言文字“落后”的价值判断；后者提出了两者异源分立的“双轨”构想，赋予“中国式表意”丰富人类文明史的独特价值。这一价值颠覆，是汪德迈投身真实的远东世界，精研上古中国文化后的成果。

（二）从白川静到饶宗颐：中日之间的甲骨学和占卜学

在发表第一篇涉及中国语言文字观的书评论文《中国诗学与马克思主义批评》（1967）之前，汪德迈曾受戴密微引荐，往返中日之间，游学八年。他于1958年至1961年及1964年至1965年两度赴日，任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自主研究之余旁听众多日本学者的中国思想文化研究课程，同时系统研读白川静的甲骨文金文研究成果。汪德迈明言自己的“学术理念和研究方式受到日本汉学影响很深，甚至感到自己待人接物的态度都有日本文化的影子”。1962年至1964年，他又赴中国香港问学于饶宗颐，二人从此结下了亦师亦友的终生情谊。汪德迈认为自己一生最幸运的就是能拜饶公为师，他在饶公身上看到了中国人文思想中最珍贵的东西：“文学方面，用表意文字书写的有丰富内涵的文献；道德方面，君子人格的修为，即‘内圣’（sainteté intérieure）高于‘外王’（royauté extérieure）的修养”；饶宗颐则赞誉汪德迈的法国国家博士论文：“马伯乐以后，欧洲言（我国）古史者，未能或之先也。”上述游学经历使汪德迈摆脱了法国汉学19世纪以来以研读汉文典籍为主的研究模式，获得了与深谙中国学问的中日硕学直接对话的良机，后者极大地拓宽了他的汉学视野。在中国语言文字观的生成方面，汪德迈经由白川静的著述及饶宗颐的言传身教，及时对接了当时在欧洲还鲜为人知的中日甲骨学和占卜学研究成果，并在此基础上新颖地构拟了“文言”在占卜术中的理性主义思维源头，完成了“双轨”构想的点睛之笔。

汪德迈回忆赴日访学经历时谈到自己“受日本著名的甲骨文、金文专家白川静影响最大……他的书启蒙了我的表意文字研究”。他当时系统研读了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图书室所藏白川静的《甲骨金文学论丛》（1955年起至1962年出齐）和当时已出的《金文通释》讲义（1955年至1980年出齐），生前家中一直藏有全套52辑《白鹤美术馆志》（1964年起至1984年出齐），此为《金文通释》讲义的重印本。汪德迈坦言白川静娴熟运用的考古类型学、历史学、民俗学和比较学研究方法，为自己日后的研究打下了重要基础。笔者清点汪德迈著作中引证白川静的具体论点，进一步认为虽然汪德迈对后者的古文字释读多有商榷，但总体上继承了后者观照汉字和上古中国占卜文化的“巫术的”视点。白川静认为，“汉字是将那些巫术仪礼用文字形象化后的事物。汉字的背后，有着那般巫术的世界（呪的な世界）”，“胛骨占”是史前欧亚大草原猎人和牧人基于萨满信仰从事牲祭活动的必然流程：燔祭结束后，萨满巫师要研究祭牲骨骼残骸中的记号，以弄清祭品是否被自己试图沟通的超自然实体所接受；而到了龟卜阶段，选用龟甲这一行为说明萨满信仰的超自然实体观已经演变为抽象的天地象征观念。汪德迈基于白川静的研究，推断占卜形式的演进背后意味着巫术思维的理性化进程。另外，白川静的著述整体从巫术和祭祀角度解读甲骨文金文的核心字件，由共同字件建立“系列字”序列，仅凭字形贯通它们之间的意义关联，从而解释殷周社会的方方面面。在他建构的上古语境中，中国文字被视作一种由图形表意的“神圣文字”：“文字以神话为背景，传承神话，并将其定着于历史世界中，因此原始文字是神的言语，其诞生的目的就是要将与神同在的言语形态化、当下化。若要续写《圣经》的表述，我会这样写：‘（太初有言——笔者注），其后有字，文字与神同在，文字即神。’”由此可见，汪德迈中国语言文字观起初赋予汉语书面语的神圣性，以及后续反对现代语言学“语音中心主义”的“书写语言”论或与白川静的汉字学思想发展一脉相承，但后者自有其现实针对性。白川静反对二战后日本学者的“汉字限制论”和“汉字废止论”，虽意识到上述立场受索绪尔以来的现代语言学范式影响，但并未如汪德迈般借汉字重构现代语言学的“语言”概念。白川静认为“与其说文字具有语言的形式，不如说它是旨在将自身和语言及对象的关联富有意味地形象化的事物”，他在《汉字百话》（1978）中阐发的“汉字映像论”，也只试图越过汉语语音的历史变迁，从相对稳固的汉字构型中还原上古社会的历史景观。由此可见，汪德迈是基于自身观念选择性地吸收了白川静汉字学的精华。

汪德迈赴中国香港访学期间，在饶宗颐的指点下研读了代表中国文化重“文”精神的三部典籍：《说文解字》《文心雕龙》《文选》。他强调自己“首先要明白字义，依靠的便是饶公古文字学的研究成果。在他的基础上研究占卜学，注重甲骨文对中国思想的形成所产生的影响”。饶宗颐当时的甲骨学和占卜学成果集中体现于《殷代贞卜人物通考》（1959年），此书吸收了他自1954年暑假起对京都所藏3000片甲骨的系统研究，汪德迈于1962年发表了书评，从中可见他对此前中国甲骨学分期重要命题（董作宾的“五期”说、祖甲改革等）的理解。汪德迈坦言“我研究、考察中国学者对甲骨文的研究，而不研究甲骨文本身”，但他的中国语言文字观第一次系统纳入中日之间正蓬勃发展的甲骨学和占卜学成果，初步实现了戴密微为更新法国汉学视域，培养一位研究甲骨文的欧洲学者的期许。

综上，汪德迈的中国语言文字观自有其欧洲认知之源，经由中日硕学的知识中介，自觉反思20世纪以来现代语言学带有“语音中心主义”色彩的共识框架，并迂回地致意中国传统“小学”精神。

说“文”新义：回向中国传统“小学”精神

“小学”，又称中国古典语文学，原指周代贵族接受教育的“小学校”，许慎《说文解字·叙》有云：“周礼：八岁入小学，保氏教国子，先以六书。”到了汉代，“小学”指识字的专门之学，学者需兼通字义、字形及字音，后泛指文字、音韵、训诂之学，至清代戴段二王集其大成。曾师从法国语言学家梅耶（Antoine Meillet, 1866—1936）的中国现代语言学奠基人之一王力如此概括“小学”的特质：“小学是有关文字的学问；古人治小学不是以语言为对象，而是以文字为对象的。”可见，现代语言学与中国传统“小学”的研究视角存在根本分歧，前者明确区分了书写的“文字”和口说的“语词”，进而在书面文献中寻找失落的书面语或口语；后者聚焦于文献呈现的文字形态本身，综合研究字音、字形、字义三方面。20世纪以来，以王力为代表的中国现代学人试图突破“着重文献资料的考证和故训的寻求”的古典语文学，开创“科学的、系统的、细致的、全面的语言理论”；法国汉学家汪德迈的中国语言文字观却反其道而行，运用现代语言学术语“回向”中国古代以文字为对象的“小学”传统，尤其致力于对《说文》“六书”的语言学阐发。这一学术旨趣的“交错”引人深思汉学家“他者”在重新激活中国传统文化精神方面的独特价值。

汪德迈对中国传统“小学”精神的体悟师承饶宗颐。饶宗颐家学深厚，自幼熟读儒家经注，又具备丰富的甲骨文、简帛及敦煌变文考释经验。汪德迈在中国香港访学期间，接受了饶宗颐的古文字学训练，首先从熟悉《说文解字》入手。他回忆道：“饶公教我《说文解字》，总是允许我到他家里去，每周两三个小时。他先给我看书中的几段文字，然后再解释，并就每一个字词详细地讲解。我也由此开始对词源学产生兴趣。”后来在论著《中国思想的两种理性：占卜与表意》（2013）的第四章“文言词汇的构造”中，汪德迈将《说文》“六书”阐发为“书写词的自生机制”（l’autogenèse du lexique graphique），作为“文言”独立于口语自主发展的关键论据：“（《说文》所收字——笔者注）不是一连串口语词的独特符号，而是由强大逻辑建构起来的“文言新词”（des néo-logismes graphiques），新词之间形成网络，这张网络的拓展依托于这一理性化建构（指“六书”造字原则——笔者注），这一建构也为掌握文言新词提供方便。”汪德迈还运用福柯“知识考古学”的方法，将卜辞固定格式中的“卜”“贞”“占”字视作最早的“文言新词”，以确认这一自生机制与占卜理性思维的关联。只是当时掌握书写技术的“卜—史”日用而不知，直到战国时期文化下移、“文言”普及，“文言新词”才经由“作者文学”（la littérature d’auteur）获得极大拓展，最后由汉代经师总结为完备的“六书”理论。

汪德迈对许慎“六书”的理解，总体遵从前人的“四体二用”说。他将“六书”分为三组：（1）象形（les pictogrammes）、指事（les déictogrammes）；（2）会意（les syllogigrammes）、形声（les morphophonogrammes）；（3）假借（les emprunts d’homophones）、转注（les emprunts de synonymes）。第一组为“文”，即独体字；第二组为“字”，即合体字。前两组为造字法，第三组为用字法。但在阐释用字法“假借”和“转注”时，汪德迈融入了口语词—文言词分立发展、文言词借图形表意的新颖构想：“假借”是指当口语词中的一个义项很难用图形构造文言新词时，便借用与该口语词同音的某个文言词的图形来构造新词。“转注字”来源于本用一个文言词记录的两个相近义项发生了分化，这一分化使得该文言词也渐渐分化为两个字形，且使得每个字形都同时含有上述两个相近义项。综上可见，汪德迈的“六书”阐释突出文言词的自生逻辑，以彰显文言相对于口语的独立性。这是他基于自身的中国语言文字观，对中国传统“小学”重“文”精神的创造性阐发。上述研究立场也使他不认同中国现代学人的下述两种论断。其一，“六书”造字法由会意向形声的过渡以及形声字数量的后来居上，并不意味着汉字的发展符合表意到记音的普遍规律。汪德迈认为，“形声字的大量出现只为缓解会意造字的语义局限……诉诸语音标示并非转向记音文字的开端，反而是更好地维持‘中国式表意’的合适方式”。其二，不应在文言词中寻找失落的上古汉语口语踪迹，更不宜如王力的《同源字典》那般依据文言词的读音建立汉语口语词的同源亲属关系，而应如《说文》的部首分类法那般，从字形的衍生关系出发，建立文言词自身的词汇家族。

由此可见，汪德迈的中国语言文字研究原则独树一帜。中国学者几乎认同现代语言学“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这一预设。如裘锡圭认为文字学研究要注意区分“文字作为记录语言的符号”和“文字本身所使用的符号”这两个层面，不可混淆。而汪德迈只从汉字构型内部阐发类语言学机制，建构名为“中国式表意”的“书写语言”，其借《说文》“六书”反思现代语言学共识的意图不容忽视。汪德迈连通上古与当下中国、重“文”轻“语”的中国语言文字观对法国当下的汉语教学仍有影响。法国国民教育部荣誉总督学白乐桑（Joël Bellassen）在访谈中提及，自己的中文教学理念受汪德迈的一篇文章启发。他发现当时中国的对外汉语教材“否认‘字’作为最小的语言教学单位的存在，也没有意识到‘语’（口头语）和‘文’（文字）有相对的独立性”，便自编教材《汉语语言文字启蒙》（Méthode d’initiation à la langue et à l’écriture chinoises, 1989）提倡“字本位教学法”，汪德迈回信表示支持，认为这一教材的问世，是“法国汉语教学里的里程碑”。这一教材后来在中国引起了对外汉语教学应遵循“字本位”还是“词本位”的争论。汪德迈自己也与金丝燕合作编写了“文言”教材《古文言读本》（Manuel de chinois classique, 2017）。此书从经、史、子、集四部摘取片段，每课后附词汇表均以“字”为单位（即汪德迈所言的“文言词”），遵循《说文》的观点，讲解其古文字构型、“六书”类型及词源。可见，理解汪德迈的中国语言文字观，也有助于把握当下法国汉语教学的核心精神。

言文分立：一种中国语言文字研究的汪德迈范式？

根据现代语言学共识，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语言以语音为物质外壳，因而只有能够系统反映语音符号系统的视觉符号系统才可被称作真正的文字，否则只能是图画、速记或象征符号。研究世界文字系统的学者曾总结作为成熟文字体系本质特征的“画谜原则”（the rebus principle）：文字的发展需经历图画符号、表词符号、表意符号、表音符号四个阶段，只有当文字符号的语音价值变得独立于符号的指涉物（且最终独立于符号的外形）并能在一个约定的交流系统中高效地结合起来，才成为成熟的文字体系。专事汉语言文字学研究的中国现代学人（王力、赵元任、丁邦新、裘锡圭等）也均认同“文字记录语言（包括口语和书面语）”的公设。在这一研究范式下，文字对语言的从属性天然蕴含于文字定义中，“文字表音”则是颠扑不破的公理。汉字是语素—音节符号，特殊性只在于其颇具形象性的符号体系使表音功能既不直接，还往往落后于汉语语音演变的实际。有学者已注意到现代语言学范式在研究中国语言文字问题上的尴尬处境：“中国现代语言学是以西方历史比较语言学及当代语言学理论为基石发展起来的，但它所面临的很多问题特别是汉字问题，又并非西方语言学的主要关注对象。由此，关于文字的根本性质、汉字的特性等，本土研究一直缺乏明确的和系统的发明……”

汪德迈熟悉但自觉疏离现代语言学范式，主张立足上古中国的社会语境建立讨论中国语言文字特殊性的新范式，提出汉语口语—书面语异源分立且互动发展的“双轨”假说：汉字从源头便不是对当时汉语口语而是对占卜科学的记录，后者直接生成书面语，进而在与口语系统的互动（是互动而非附庸）中自成一种“书写语言”。这一范式颇具自足性和革新意义，尤其在于汪德迈不仅设想受佛教影响以前的汉字系统相对于汉语口语的独立性，更将汉字体系构造为与现代语言学共识呈镜像倒转的新“语言”：这一语言以图形为物质外壳，发音只是标注图形的符号。在所谓“语音中心论”的对照下，汉字被构想为“书写中心论”的语言。上述构想颇具德里达解构批判的意味，展现了汪德迈深厚的哲学素养：他经由上古中国这一“异托邦”，发现或许作为音义结合体的口语语词并不具备文化普遍性，而将“汉字”设想为一种形义结合的书写语词。这一构想也有效规避了现代语言学“文字表音”的公理：因为在汪德迈的范式中，汉字本非文字，而是全新的“图形语言”，语音只是出于朗读需要从各方（主要是从汉语口语系统中）借用的标注符号，反而相当于现代语言学范式中“文字”的从属地位。汪德迈提出的中国语言文字研究新范式自有其学术养成背景：他一方面受欧人汉语认知中“汉字表意”神话的影响，认为汉字可以绕过语音直接记录概念的意义。另一方面又受中国传统“小学”重“文”精神的启发，化用马蒂内“双层链接”模型阐发汉字体系“自生机制”的类语言性。两者共同促成了他对现代语言学共识框架的疏离态度，但这一疏离并非完全摆脱影响，他仍然诉诸“语言/文字”“听觉/视觉”“口语/书写”三对范畴进行哲学思辨，经由概念的倒转和重组，在时空遥远的上古中国设想世界语言文字的另一种存在形态，践行自身发掘中国文化“相异性”的汉学研究立场。

不过，虽然汪德迈主张抛开先验范式，回到中国的历史事实本身，但在具体论证方式上仍以思维演绎为主，其有效性亟待更多的汉语史材料佐证，尤其当他论断汉字这一新“语言”直到受印度佛教语言文字观的影响才系统履行记录口语的文字职能时，借“外来影响论”调和自身立场与现代语言学共识的意图已大于材料所反映的事实，即便这一观点在其自身的研究范式内能够自圆其说，至少客观上否认了前人学者基于书面文献重构上古汉语样貌和方言地理的努力。正如有学者所言：“我们研究上古汉语的语音无疑需要书面文献材料。假如没有上古汉语的书面文献材料，要想真正复原上古汉语的语言原貌，我们可以肯定地说这是不可能的。”若采用汪德迈的“双轨”范式假说，上古汉语的书面语从源头便不能系统反映口语的面貌，则对上古汉语音系的一切构拟就都陷入了不可知论。

综上，为更有成效地解决问题，不妨借用现代语言学框架暂对汪德迈的中国语言文字观作更稳妥的价值认定：它的贡献或许并不在于“汉字是‘书写语言’”这一创发，汪德迈在研究汉字自身字符系统的基础上，发掘了占卜理性促进汉字“自生机制”（也即“六书”造字法）成熟的历时过程，由此揭示了中国传统“小学”重“文”精神的占卜思维渊源。

结  语

本文研究法国汉学家汪德迈的中国语言文字观，不光揭示其内在架构，更还原这一观念在其著述内部和外部跨文化语境中的塑形过程，以期更立体且准确地把握其建构意图和后续影响。汪德迈的中国语言文字观有意疏离现代语言学“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这一共识，化用法国语言学家安德烈·马蒂内的“双层链接”概念构造新“语言”，将汉语书面语的原初形态界定为与口语异源分立且双轨发展的“书写语言”。后者由殷商时期的卜人运用占卜理性思维重构日常口语而成，由卜纹衍生的图形承载语义，发音只是图形的附名。这一“书写语言”直到受印度佛教语言文字观的影响才系统履行记录口语的文字职能。汪德迈通过阐发汉字体系的“语言—文字二象性”将“中国式表意”建构为世界语言文字范畴内的独特类型，并尝试据此提出研究中国语言文字的新范式。他的建构既带有欧洲汉语认知传统的“回响”，又融汇了20世纪60年代中日甲骨学和占卜学新知，以自身的方式致意中国传统“小学”的重“文”精神。他的研究范式虽仍因疏于汉语史材料佐证而显出仅凭借概念重构对抗现代语言学共识的色彩，但至少展现了一位法国学者从空间和智识层面接近中国文化内核的不懈努力。他基于自身发掘中国文化“相异性”的汉学研究立场，用远道而来的目光将中国文化传统赋魅为独异于世界的“文”的传统，反而激励我们重视自身传统语言文字之学的现代转化问题。这或许就是重要汉学家的“镜鉴”之用。

本文原载《江海学刊》2026年第2期，参考文献及注释参见本刊原文，欢迎转发与授权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