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于海龙，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际战略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来源：《日本学刊》2026年第3期

于海龙认为，在日韩关系发展历程中，“慰安妇”问题、强征劳工问题、靖国神社问题、历史教科书问题等历史问题的影响范围最大，日本政府在这些历史问题上的认知、立场及政策不仅对两国关系产生了直接影响，对周边国家间关系与区域合作也有重要影响。鉴于2012年底自民党重新成为执政党后，日本国内政党格局基本维持着自民党“一党独大”的局面，安倍晋三的执政理念依然对日本政坛保持着较高的影响力，同时国际体系结构保持基本稳定，中美结构性矛盾与中日地区结构性矛盾未发生根本性改变，文章对比分析了日本政府在2012年底至2025年间在日韩历史问题上的政策，认为日本采取了具有差异性的“去历史化”政策，在“慰安妇”问题、强征劳工问题上，多以对抗政策“去历史化”，而在靖国神社问题、历史教科书问题上则以“妥协”策略“去历史化”。

（一）概念的界定

日本政府所采取的对抗政策是一种主动采取的相对于其他时期或其他议题更为主动、态度更为强硬的政策和措施；日本政府的“妥协”策略则是指一种相对于此前自民党执政时期或相对于其他议题而言的相对“妥协”策略，具有明显的相对性、平衡性以及不彻底性。至于日本的“去历史化”，主要指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日本经济实力的增强与“新国家主义”思潮的发展，日本对其发动对外侵略相关的历史议题进行淡化、美化、歪曲甚至直接否认。

（二）日本政府的差异性“去历史化”政策

在“慰安妇”问题上的对抗政策主要表现为试图推翻“河野谈话”、在推动签署《日韩“慰安妇”问题协议》上坚持强硬立场、借《日韩请求权协定》和《日韩“慰安妇”问题协议》持续向韩国施压、降低“慰安妇”问题造成的国际负面影响以及在“慰安妇”雕像等问题上向韩国施压等方面。

在强征劳工问题上的对抗政策主要表现为坚持强征劳工问题已解决并拒绝支付赔偿、支持在韩日本企业采取强硬立场、在强征劳工雕像问题上向韩国施压、在国际社会上向韩国施压等方面，最终迫使尹锡悦政府做出“妥协”。

在靖国神社问题上的“妥协”策略主要表现为，相较于日韩“慰安妇”问题和强征劳工问题，日本对韩政策的强硬程度与对抗激烈程度相对较低，与以往自民党执政时期甚至部分非自民党执政时期相比，“对抗性”相对降低、“妥协”程度相对较高。在2012—2025年间，2013年底安倍晋三以时任首相的身份直接参拜靖国神社，除此以外均以“间接参拜”的方式进行；直接参拜靖国神社的内阁大臣数量相对有限，个别时期实现了内阁大臣“零参拜”。

在历史教科书问题上，日本政府延续有计划、有步骤地篡改历史教科书的政策，但与日韩“慰安妇”问题和强征劳工问题相比，采取了具有平衡性的“妥协”策略，“去历史化”的强度与烈度相对较低。其“妥协”策略主要表现为保留“近邻条款”、 修改殖民统治相关记述、裁定部分右翼教科书“不合格”。

（三）日本采取差异性“去历史化”政策的国内根源

日本采取差异性“去历史化”政策的国内根源主要包括国内法律和历届日本政府关于历史问题谈话的牵制作用、政府首脑的个人作用、经济属性的强弱程度等方面。

在国内法律和历届日本政府关于历史问题谈话的牵制作用方面，对日本政府右倾化政策有重要制约的国内法律主要有《日本国宪法》和《教育基本法》，有重要影响的历史问题谈话则主要包括1982年时任官房长官宫泽喜一关于历史教科书问题的“宫泽谈话”、1986年时任官房长官后藤田正晴关于靖国神社的“后藤田谈话”、1993年时任官房长官河野洋平关于“慰安妇”问题的“河野谈话”以及1995年时任首相村山富市在终战50周年时的“村山谈话”等。

在政府首脑个人作用方面，在重视人脉和出身的日本政界，“世袭政治”是一种普遍现象，安倍的外祖父岸信介、外叔祖父佐藤荣作、父亲安倍晋太郎均是其重要的政治资产，使其能够长期执政，其外交理念对日本政府政策产生重要影响。安倍晋三等人的历史观有着明显的右翼倾向，但更具鲜明的务实主义特质，当其实施的政策受到日本国内外普遍反对和谴责时会进行及时调整。

日韩历史问题中具有经济属性的主要为“慰安妇”问题和强征劳工问题，当日韩历史问题可能对日本经济发展造成沉重负担，或是需要多次不确定的经济补偿才能缓解或解决历史问题时，日本政府倾向于以对抗政策“去历史化”；当日韩历史问题不会对日本经济发展带来挑战，或是一次性经济补偿便能解决相关历史问题时，日本政府倾向于以相对妥协的政策“去历史化”，即经济属性的强弱与对抗程度的强弱具有正相关关系。

（四）日本采取差异性“去历史化”政策的国际根源

日本采取差异性“去历史化”政策的国际根源主要包括可利用国际法程度、韩国国内认知的一致性程度、第三方影响因素等方面。

在可利用国际法程度方面，在日韩历史问题上，韩国因处于受害者地位而占据道义优势，但日本政府以国际法为外衣进行“去历史化”，将国际法作为两国历史问题交涉的依据，尽可能减少来自第三方的政治和外交压力。其利用的国际法主要为《日韩请求权协定》、《日韩“慰安妇”问题协议》以及《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

在韩国国内认知的一致性程度方面，韩国国内围绕“慰安妇”问题、强征劳工问题的认知存在明显分歧，严重弱化了韩国国内历史问题认知的一致性，为日本政府以“楔子战略”开展对韩外交、降低对抗政策的损害提供了重要环境。在“慰安妇”问题上，韩国各党派之间、政府与国民之间、行政与司法之间均存在明显的张力。在强征劳工问题上，韩国内部的分歧则主要体现在政府与司法的分歧、司法内部的分歧、政府与国民的分歧等方面。反观靖国神社问题及历史教科书问题，韩国国内历史认知的一致性则相对较强。

在第三方影响因素方面，在慰安妇问题上，在《日韩“慰安妇”问题协议》签署前，“慰安妇”问题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中国、美国等国作为第三方，对日韩“慰安妇”问题的影响相对较大。2015年后，日韩“慰安妇”问题的双边属性更强，第三方国家或地区对日韩“慰安妇”问题的影响相对较小。在强征劳工问题上，强征劳工受害者遍布东北亚、东南亚等广大地区，其关注主体主要集中在民间层面。中国始终坚持正确的立场，敦促日本以诚实和负责任的态度妥善处理历史问题。但美国向韩国施压，默许日本在强征劳工问题上不道歉、不赔偿、不参与筹集赔偿金的行为。在靖国神社问题上，2013年12月底安倍晋三直接参拜靖国神社后，中国政府、媒体、学界进行了强烈的批判；美国国务院、驻日大使馆发表谴责性声明，朝鲜、菲律宾、印尼、澳大利亚、俄罗斯、欧盟等国家或地区也进行了批评，联合国对日本首相的参拜行为亦进行了抗议，以此向日本政府施加外交压力。在历史教科书问题上，中国始终认为，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是“中日历史认识问题中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中国政府、学界、民众一致反对日本右翼篡改历史教科书及否定侵略历史事实等错误行径，而美国对日韩历史教科书问题的关注点主要体现为涉美因素的记述。

（五）结语

无论对抗还是“妥协”策略，都是日本政府试图摆脱“战后体制”束缚的策略选择，是日本右倾化加剧语境下的一种相对性政策，而非普遍的绝对性政策。日本政府在日韩历史问题上的“去历史化”政策是窥探日本政府外交政策基本特征的重要线索，通过分析可知，这种“去历史化”政策具有明显的务实性、历史修正主义特征。

一方面，日本政府积极利用国际法外衣推进其“去历史化”进程，一改以往被动地位，积极利用《日韩请求权协定》《日韩“慰安妇”问题协议》《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开展国际宣传，使日韩历史问题之争逐渐转化为法治理念之争，将日本打造成“维护国际法治的国家”，进而向韩国施加外交与舆论压力。另一方面，循序渐进地摆脱“战后体制”束缚。在靖国神社问题和历史教科书问题上，日本政府采取“妥协”式“去历史化”策略，通过间接参拜靖国神社、加强对历史教科书的审查等方式缓解日本历史修正主义面临的压力。日本政府在日韩历史问题上将延续差异性的“去历史化”政策，至于日韩两国能否实现历史问题的和解，将继续考验两国政治家的智慧与决心以及历史责任感与使命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