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随着国际政治空间中部分国家行为体极端利己性的多重空间意识回归，“刺猬困境”再次成为困扰国际社会发展的一个突出现象。“刺猬困境”的出现及难以摆脱源于国家行为体多重空间意识及其互动，当国家行为体多重空间意识呈现兼济性特征时，“刺猬困境”现象得到缓解，而当国家行为体多重空间意识普遍出现极端利己性的特征时，“刺猬困境”生成或者加剧，并引起国际政治空间关系的激烈动荡，甚至引发灾难性的战争与冲突。研究认为，国家行为体多重空间意识情绪向度极化、空间交互边界效度不断削弱与国家行为体对“他者”意象归类日趋负面，造成或加剧了行为体极端利己性多重空间意识的出现或回归。从历史与现实的情况来看，国家行为体多重空间意识不断在极端利己性与兼济性之间来回反复，造就了国际政治空间中的“刺猬困境”悖论。超越“刺猬困境”，促使国际政治空间向进步方向演化，需要人类社会的共同努力，重塑以合作竞争性为主导的国际政治空间、增进国际政治空间互动的文明边界效度、推动国际政治空间意象标签趋于正面化，使多重空间意识兼济性成为多数国家的选择，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关键词：国际政治空间；边界；意象；“刺猬困境”；多重空间意识

作者简介：杨思灵，男，云南文山人，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南亚研究所研究员、法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南亚地区安全、“一带一路”倡议、印度外交以及印度洋问题等。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国际政治空间进入冷战后前所未有的激荡期、冲突期，从地区到全球，国际政治空间正在加速演变。在全球层面，美国认为，中国及全球其他国家正成为美国霸权及其衍生权力的有力挑战者。在地区层面，从欧洲到中东，再至南亚、东南亚、拉美，国家之间的冲突甚至战争不断爆发或持续。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在绝大部分国家的对外叙事中，均强调稳定、和平，很少有人公开声称喜欢冲突和战争，但却往往未能避免国际政治空间中冲突乃至战争的发生。它们的共性原因是什么？为此，厘清如下问题就显得非常有必要。

第一，作为国际政治空间中最有力的行为体，国家究竟依据什么采取对外行为？传统的解释包括现实主义视角下的结构压力论、追求权力论，自由制度主义的利益合作并约束国家权力论等。但是，美国特朗普执政打破了这样的解释传统，他的行为既不符合现实主义者的预期，又不受自由制度主义的约束，比如大规模退出国际组织。有研究者指出，特朗普政府颠覆性地改变了拜登政府的对外战略，这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构成重大冲击，因为这些理论无法解释当下的客观事实。有研究将特朗普的外交赋予“交易型”的特征，但特朗普显然违背了商人该有的信誉，频繁违背交易结果。特朗普一方面声称不断调停战争，有资格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另一方面又主动全面挑起冲突，这并非依据灵活性和交易型就能够完全得以解释。而且，特朗普与其他国家行为体尤其是发起冲突方行为体的共同特征是什么呢？

第二，从国家间双边关系来看，既然绝大部分国家均声称自己是和平、稳定的捍卫者，为何很多时候国家在采取对外行为之后却加剧了国家间的冲突？如何从整体上把握和理解这种在缓和与冲突之间来回反复的国家关系，如何看待和归纳这样的现象？对此，已有理论均只能部分解释具体的原因，无法回答长时段的波动。

第三，从演化的角度看，如何用一般性和普遍性的观点来看待国际政治空间的缓和以及对抗性的上升？从更长的历史时空去观察，为何国际政治空间的演进总在缓和与剧烈冲突之间来回反复？推动国际政治空间演化来回波动的机制究竟是什么？人类有希望从这样的演进中摆脱吗？

本文拟依据国家行为体多重空间意识理论对上述这些问题尝试进行回答和解释。

一、国际政治空间中的“刺猬困境”现象

阿图尔·叔本华的《附录和补遗》（第二卷）中收录了一则寓言：在一个寒冷的冬日，为了避免冻僵，一群箭猪相拥在一起取暖。但很快，它们都感受到了对方的硬刺。这让它们被迫分开。但当取暖的需要让它们的身体再度靠在一起时，身上的硬刺又把它们扎痛了。这些箭猪被这两种苦处反复折腾，直到它们终于找到一段恰好最能容忍对方的距离为止。

这则寓言所展现出的寓意被称为“刺猬困境”。不得不说，“刺猬困境”是国际政治空间中的普遍现象。迄今为止，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如果把国家行为体视为一只只“刺猬”，那么在国际政治空间中，人类仍然没有寻找到摆脱“刺猬困境”的“一段恰好的距离”。正如有学者指出，当代世界的一个显著特征是，零和博弈乃至负和博弈行为不断增多，以至于出现了从以发展为导向的世界向“泛安全化”世界转变的迹象。

俄乌冲突已经持续多年，如果从2014年算起，时间更长。俄乌都有实现和平的愿望，但却难以达成和平协议。从理性角度来看，俄乌显然都不希望战争，尤其旷日持久的战争对双方均无益处。早在俄乌冲突之前，俄罗斯就对北约东扩表现出了极大的疑虑，并积极通过“向东看”向非西方世界靠拢，以替代西方主导的世界经济与政治秩序。但显然，不管是俄罗斯还是乌克兰，均没有寻找到融洽相处的“一段恰好最能容忍对方的距离”，在双方的认知中，彼此成了安全威胁的重要来源。亨利 ·基辛格、约瑟夫 ·奈和约翰·米尔斯海默等人指出，乌克兰危机爆发的原因在于北约和欧盟一味地向东扩张，使俄罗斯的战略空间被急剧压缩。而在乌克兰的认知中，在国际政治空间交互中，尤其受西方影响，乌克兰对历史身份的认同在发生变化，“去俄罗斯化”受到欢迎，大量拆除其境内的列宁雕像，重新命名与苏联时代相关的街道地点，认同苏联的人越来越少，支持与欧盟一体化的人则日益增多。 因此，结果就是尽管双方都可能不想要战争，但战争却无法避免。

南亚次大陆的印巴持续冲突同样是“刺猬困境”的典型案例。身为两个发展中国家，印巴不仅在分治后发生过多起战争，而且在经过多年的不断修复之后，又走向了长达10多年的对抗，并在2025年发生了一场改变地缘空间的空战。印巴两国领导人均在不同的场合表达和平相处的愿望，但均把冲突对峙现状归咎于对方。有研究指出，印巴和平确属消极和平范畴，因其低效的和平状态，导致印巴“长波段”的“和平建设”往往被“短波段”的“安全问题”湮没。在双方的核心问题上，尤其是克什米尔问题产生之后，印巴围绕克什米尔争端展开了外交博弈，从“零和博弈”一路曲折走到了“合作博弈”，2016—2019年逐渐走向非对称的（印度）“拒和”与（巴基斯坦）“求和”，负和博弈与正和博弈相交织，如今重回“零和”模式，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

最近美印关系的变化一度打破了印度传统左右逢源的舒适局面。在特朗普的第二任期，印度的例外或者特殊待遇受到挑战。过去美国为拉拢印度成为其地区平衡战略的“棋子”，给予印度特殊待遇，包括在民用核能合作领域为印度开绿灯、在“印太经济框架”中给予印度不参加贸易支柱的便利等。在特朗普新任期内，这些“传统”做法发生了改变。不仅如此，为了迫使印度调整对俄罗斯的政策，美国不断使用关税武器威胁印度。过去美印所谓民主文化价值观的共同叙事似乎变得不那么重要，现实利益的较量摆到了桌面上，双方重叠的灰色地带不断收缩。有研究者判断，印度正从美国的“战略宠儿”变为“战略弃子”。当然，这一判断可能还需要时间检验，但显然即便印美不断走近，也同样受“刺猬困境”的干扰，双方并不必然信任彼此，同样会带来相互伤害。

中美关系互动也深受“刺猬困境”的困扰。中国多年来本着合作的立场与观点推动与美国的互动，中美双方均认为彼此很重要，对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很重要，但是双方关系的表现与演进总是与预期不符。自1972年中美关系正常化以来，两国关系虽历经诸多挑战，但当前的困境堪称空前严峻，从贸易、军事到人权民主等议题领域，争端已成为主导特征。至特朗普第二任期，美国继续将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对手”。出于对自身权力优势的内在霸权关切，华盛顿继续通过贸易、技术、投资和金融等一切可能的方式阻碍中国的增长。事实上，特朗普将中美关系引入了广泛领域的竞争与对抗之中。

从上述可以看出，不管是在地区互动之中，还是在大国互动之间，“刺猬困境”普遍存在。“刺猬困境”反映了国际政治空间演化中的一个持久的逻辑与悖论：绝大部分国家行为体并不想与“他者”爆发冲突或者战争，但往往互动的结果却带来冲突与战争；绝大部分国家行为体希望能够和平相处乃至促进合作，抱团取暖，现实却是难以找到“一段恰当的距离”。如何解释这样的“刺猬困境”现象？按照现实主义的路径，“刺猬困境”只会越来越严重，直到国际政治空间坍塌，但现实是在某些时候，“刺猬困境”现象可能会得以缓解。按照自由制度主义的观点，制度的建立能够约束权力，促进合作，但在某些时候（比如当前），“刺猬困境”呈现加剧的态势，引发国际政治空间关系的动荡。“刺猬困境”的存在提示我们在讨论秩序、结构之前可能应当集中考虑行为体尤其是国家行为体为什么采取这样或者那样的对外行为，采取的对外行为又将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发生变化。

二、“刺猬困境”生成逻辑——基于国家行为体多重空间意识论的解释框架

2.1 基本概念与理论内涵

从历史的角度看，国家会依据什么采取对外行动？有学者较为全面地梳理了一个政府自觉发起战争的部分原因，包括领土、安全、财富、王朝利益、权力、意识形态、民族荣誉、经济利益等（具体见表1）。在合作方面，国家行为体采取合作的动因也多种多样，比如安全、经济利益、权力、荣誉等。但实际上无论国家采取合作还是战争或冲突的行为，其行动的依据均可以简化或锁定为六重空间意识，即领地、人口、发展、文化、荣誉与权力。从战争的角度看，在表 1中，与领地相关的战争原因包括第1项、第2项、第5项、第6项、第7项、第12项、第17项、第18项，与人口相关的包括第4项、第10项、第19项，与文化相关的包括第4项、第5项、第11项、第13项，与发展相关的包括第3项、第7项、第16项，与荣誉相关的包括第4项、第5项、第9项、第10项、第11项、第14项，与权力相关的包括第3项、第6项、第7项、第8项、第13项、第15项、第18项。从这些分类可以看出几点：一是领地在国际政治空间冲突中占据较为突出的地位，其次是权力和荣誉。二是有一些冲突的原因可以同时被分类到多重空间意识的不同领域，这表明多重空间意识往往同时在起作用。

从合作视角来看，国家之间的合作不管有多少具体的原因，均可以被纳入六重空间意识中。比如国际政治空间中较为广泛的安全合作，从泛化的角度来看，与六重空间都有关。同盟与领地、文化、权力、荣誉有关，广泛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相关，援助与荣誉、权力、发展相关等。可以说，多重空间意识规定了国家的气质与国格，构成国家行为体对外战略选择最重要的多重空间变量。众所周知，任何行为体的行为都是在历史基础、现实条件与传统观念思维上进行决策，历史基础与现实条件包括领地、人口及发展，观念思维包括文化、荣誉与权力，这些内容共同构成一个国家行为体的多重空间意识。尽管很多时候行为体没有完全意识到这些多重知觉空间的作用，但行为体实际上是在多重知觉空间的约束下采取对外行为。

人类总是处于一定的时空运动中，存在于一定的空间内，并形成多种多样的空间关系，国家亦复如是。就单一空间关系而言，指的是具有确定位置、属性和形态的单目标之间或群目标之间的相互关系，根据关系的重要性和分析应用的需要，主要包括拓扑关系、方位关系和度量关系。博尔诺在《人与空间》中说：“生活归根结底是建立在与空间的互动中，即便在思考中你也无法与空间脱离。”除了能测量和定位的空间，在人类社会与国际政治空间中，还存在虚拟的空间，比如想象的权力空间关系，再如虚拟的网络空间，后者在社交媒体的加持下发挥着越来越突出的影响。不管是什么类型的空间，于国家而言，作为施动者，总是基于领地、人口、发展、文化、荣誉与权力进行互动，构成国际政治空间及其样态。相比“国际政治”“国际秩序”“国际社会”等概念，本文选择使用“国际政治空间”，因为国际政治空间概念更能体现国家行为体的重要性、能动性、互动空间属性及客观性，更能直观地反映国家因何而为，国际政治因何而变。

所谓空间意识，就是人们对客观存在空间的认识与反映。意大利帕尔马的两位神经学家费拉里和罗兹认为：尽管人类对空间的认知是单一和片面的，但我们的大脑还是会对空间的概念同时做出多维度的判断，将外部的空间同我们的身体联系起来。因此我们身体的维度其实是感知的起点，也是构建身体空间的起点。根据空间属性的划分，可以粗略地把空间意识分为物理空间意识、社会空间意识与心理空间意识，三种空间意识显然也并非泾渭分明，社会空间意识与心理空间意识以物理空间意识为认知基础和前提，三种空间意识统一于一体。国家行为体多重空间意识就是综合了三种空间意识的国家行为体对国际政治空间互动内容，即领地、人口、发展、文化、荣誉与权力的多维认知与反应。国家行为体在国际政治空间关系中认知、渴望、害怕、选择、行动，引发空间连锁反应与演化。

国家行为体多重空间意识有几个鲜明的特征与内涵：一是多重空间意识具有普遍性。不管是超级大国、大国、地区大国，还是中等国家或者小国，均具有多重空间意识。二是多重空间意识具有异质性。任何国家之间的多重空间意识均会呈现出差异性的特点，针对同一件物体、同一个事物，不同行为体均可能会根据自己的多重空间意识做出不一样的认知和判断，即使是同盟之间同样如此。比如，基于自身的多重空间意识，在对华关系上，欧洲并不总是与美国保持一致。三是多重空间意识具有天然利己性。所有国家均是首先从“我者”的角度去审视自己与“他者”的互动与空间关系。四是多重空间意识具有恐惧、愤怒与渴望等普遍情绪。当政治精英与公众在对外议题上形成共鸣，代表该国家的民族主义情绪就会产生，因而会对安全丧失的恐惧、对荣誉与权力受损表现出高度敏感。

尽管参与国际政治空间互动的行为体多种多样，但鉴于国家行为体以及类国家组织在国际政治空间中发挥着最主要的作用，因此，在本项研究中，将行为体限定在国家以及类国家地区组织如欧盟等范围之内。就国家行为体多重空间意识的权重而言，领地空间、人口是重要前提，发展状况是对外空间行为选择的物质力量，文化是传统观念，荣誉与权力关乎行为体的集体自尊与地位。任何一个国家在采取对外行为时，领地、人口、发展是既定的历史和现实条件，是基础。荣誉是集体自尊，没有哪一个国家行为体敢于忽视。文化代表着传统思维与习惯。就发展、权力等空间意识而言，根据国家类型不同，权重会呈现出较大的不同，比如大国、中等国家、小国的划分，或者按照宗教信仰来划分。有的国家会考虑发展更多一些，比如崛起中的大国，而有的宗教国家并不会将发展置于优先考虑，还有的国家会考虑护持权力更重要，比如霸权国家。但有的国家比如小国很难也没有实力将获取权力放在优先位置，但却不得不考虑如何与权力周旋。

2.2 国家行为体多重空间意识的变化光谱

国家行为体多重空间意识存在变化光谱，光谱一端是极端利己性的多重空间意识，另外一端是强兼济性多重空间意识。从人类历史发展的进程来看，在野蛮时代，战争是最引人瞩目的交互方式。比如殖民帝国主义时代，一些国家行为体需要领土、人口、传播文化、资源、维护荣誉与权力，通常采取直接征服的做法。国家之间战争交互的方式是残酷的。从长历史来看，征服战争总是留下了一些东西，比如英国征服印度，给印度带来了所谓的文明。然而，英国人征服印度以及对印度的残酷统治，对印度人而言并不美妙。频繁的战争不仅使无数的普通人倒在血泊之中，还使无数人家破人亡。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世界大战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最为惨烈。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约造成超过3000万人伤亡。第二次世界大战更为惨烈，也是有史以来，人类最大规模的一场战争，有61个国家约20亿人口先后卷入战争，占当时世界总人口的 96%。据不完全统计，战争中死亡人数高达5500万。这样的野蛮时代体现的就是国家行为体多重空间意识的极端利己性。

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出现被视为国际政治文明的开端，因为《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不仅使领土性和国家选择各自宗教的权利合法化，而且还确定，国家可以决定他们各自的国内政治，不受外部压力的限制，在各自的地理区域内拥有全面管辖权。这一事件意味着国家行为体多重空间意识出现了兼济性的特征，尽管该体系并未能阻止后来大战的爆发。

那么在行为体多重空间意识光谱的变化中，兼济性的多重空间意识是如何产生的呢？第一个原因是合作的刚需。在人类的斗争中，不管是与自然界斗争还是在社会空间中与“他者”相斗，个体的能力均有限，合作并学会分享是人类生存的重要一课。所以在国家行为体内部的社会空间中总是能够形成较为完备与完善的文明边界。而在国际政治空间中，合作对于国家的生存同样重要，比如在二战期间，世界反法西斯力量团结一致击败了德国、日本和意大利等。

第二个原因则是“他者”的伤害能力。当征服相对容易时，征服者不太可能考虑被征服者的感受及其利益，所有东西均属于征服者。但当征服变得困难，越来越不可行，甚至被征服者有能力撼动征服者的利益时，征服者就不得不考虑国家行为体多重空间意识的兼济性，否则后果只能是两败俱伤而得不偿失。这其实是威斯特伐利亚体系能够出现的最主要的原因。再如早期欧洲人残酷掠夺印度，印度沿海人民把葡萄牙统治者称之为“白种恶魔”，不过也只能屈服于统治。但在英国殖民印度的后期，尤其是二战前后，英国人在独力难支的情况下不得不许诺给予印度独立、尊严等，大英帝国如果此时继续坚持极端利己性的多重空间意识，被殖民各国的民族解放运动将使其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最明智的做法是放弃极端利己性的多重空间意识，体面地撤退。在当前的国际政治空间中，在大国博弈的格局之中，为什么作为霸权国的美国也不得不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向其他大国做出让步，即使是极端的特朗普也不例外，因为其他大国逐渐具备了对抗甚至伤害美国的能力。

从历史的事实来看，国家行为体多重空间意识变化光谱并非线性发展，而是来回反复变化。极端利己性的多重空间意识促使国际政治空间频繁动荡，甚至出现颠覆性的坍塌，导致国际政治空间的无序与混乱。兼济性的多重空间意识有利于国际政治空间的稳定，形成文明边界。当前国际政治空间发展的现实是兼济性的多重空间意识仍然没有成为世界共识，总是遭到国家行为体极端利己性多重空间意识的反复挑战，使国际政治空间出现较大的波动，这显然是“刺猬困境”长期困扰人类社会发展的症结所在。

2.3 促使国家行为体多重空间意识性质变化的三个维度

（1）国家行为体多重空间意识的情绪向度

国家行为体的多重空间意识隐藏着普遍的恐惧、愤怒与渴望情绪。正如汉斯 ·摩根索所指出：心理战或宣传加入外交和武力的行列成为外交政策力图实现自己目标的第三种工具。摩根索同样也注意到了心理战或宣传中的情绪作用，比如希腊和意大利城市国家、法国大革命利用同情争取外部支持。在摩根索提出的宣传的三项原则中，充分注意到了愿望情绪的共鸣作用。如果愿望情绪能够在时空条件内引起共鸣，则争取人心的斗争就会取得成效，而如果愿望情绪难以引起共鸣，那么争取人心的斗争就会受挫。当然，于国家而言，渴望情绪只是提供了群体希望的愿景，同时普遍起作用的还包括恐惧、愤怒等情绪，通过对这些情绪的调动，民族主义的洪流不仅塑造行为体内部的政治形态，同时影响着国际政治空间关系的演变。国家行为体的情绪促使国家行为体多重空间交互向着合作竞争性或对抗冲突性方向发展，合作竞争性促进行为体多重空间意识的兼济性，对抗冲突性推动极端利己性多重空间意识的回归，使国际政治空间深陷“刺猬困境”的漩涡。在合作竞争性的多重空间交互中，行为体之间在领地、人口、发展、文化、荣誉与权力领域都可能达成协议安排，实现空间的融合与重叠。在对抗冲突性的多重空间交互中，行为体之间在领地、人口、发展、文化、荣誉与权力领域形成对抗，甚至爆发战争。比如断绝人口与文化空间的交流，或者为了掠夺土地、人口发动战争，或者为了文化价值观挑衅“他者”行为体的尊严，抑或为了荣誉，当然历史上还不乏为所谓的帝国权力而发动的战争。在这样的状态下，行为体多重空间互动体现为排斥。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在社交媒体高度发达的时代，情绪向度越来越成为国际政治空间交互中不容忽视的重要变量。代表着国家的政治人物的情绪有可能是真实存在的，也有可能是战略性层次的，但不管是哪一个层次，都有可能推动民族主义情绪，形成情绪共鸣，引起国际政治空间积极或者负面反馈，极大地影响国家行为体多重空间意识的变化光谱，并改变国家行为体之间的空间交互性质。

（2）国家行为体多重空间意识交互的文明边界效度

从国际政治空间发展的历史来看，在国家行为体围绕领地、人口、发展、文化、荣誉与权力的多重空间意识互动中，大致产生了三类边界：物理边界、法理边界与伦理边界。边界的产生是文明的标志，意味着国家之间的互动逐渐摆脱了野蛮时代的单纯武力征服。当然，这种趋势的出现并不仅仅意味着人的道德水平在逐渐提升，更是因为国家间的征服成本越来越高，甚至已经不可行，共同推动国际政治空间互动边界的建立就成为不可避免的选择。大致可以判断，在文明边界效度较强，尤其多数大国都愿意遵守物理、法理与伦理边界时，国家行为体的多重空间意识会表现出较强的兼济性，国际政治空间趋于稳定，“刺猬困境”现象得以缓解，即使此时国家之间没有过于亲近，也不会加剧“刺猬困境”向彻底颠覆国际政治空间的方向转变，比如有物理边界争端的国家遵守制定的规则与协议。在边界效度减弱或者消失时，国家行为体的多重空间意识会表现出极端利己性的特征，生成新的“刺猬困境”或者推动旧有的“刺猬困境”向灾难性的方向发展，比如战争。

（3）国家行为体多重空间意识的意象归类

在国家行为体的多重空间意识交互中，意象随之产生。意象被定义为认知的构建，也就是形势在头脑中的反映，其中包括决策者对其他行为体的认识。赫尔曼和菲斯凯勒提出了一种基于五种不同战略认识的意象理论：敌人意象、退化意象、殖民意象、帝国主义意象以及盟友意象。科塔姆则根据美国的经验提出了敌对国家、霸权国、敌对国家的依附性盟友、中立国、盟友、美国的依附国以及傀儡等七类意象。意象判断可以简化为三个层次的心理认知：一是对自身的意象认知。二是对互动行为体的意象认知。三是对第三方行为体的意象认知，包括单个国家行为体、地区组织、国际组织等。意象具有刻板的特征。正如有人指出，一个国家行为体的决策团体通常对敌人有一种简单化、模式化的认识，对自己固有的伦理道德则抱有一种不容置疑的信仰。客观来看，国家行为体对“他者”意象的归类分为积极意象与负面意象。积极意象体现的是国家行为体的多重空间意识的兼济性，在领地、人口、发展、文化、荣誉与权力等空间交互中把意象定义为合作者、朋友、伙伴、尊重者、榜样等，促使“刺猬困境”得以缓解或消失。负面意象体现的是国家行为体多重空间意识的极端利己性，在领地、人口、发展、文化、荣誉与权力等空间交互中把“他者”意象定义为敌人、竞争者（恶性竞争）、冲突者、挑战者等，促使“刺猬困境”向着更加不利或不确定性的方向发展。

三、“刺猬困境”的成因：多维度视角下的极端利己性多重空间意识回归

3.1 国家行为体多重空间情绪向度的极化转向

客观来看，于国家行为体而言，不能简单地认为消极情绪是不好的，积极情绪是有益处的。事实上，一定程度的恐惧、愤怒与渴望情绪对国家的生存与发展均有益。恐惧使国家处于防备之中，以防生死存亡的危机出现。愤怒是民族主义情绪动员的主要来源，没有愤怒情绪，就难以形成情绪共鸣，没有情绪共鸣就不可能有民族主义情绪。渴望情绪则于国家发展有利，比如成为国际政治空间中的榜样国家。当然，上述只能是在一定范围内对国家有利，如果走向极端，则对国家乃至整个国际政治空间都会造成损害，尤其是推动国家多重空间意识向极端利己性回归，使国际政治空间逐渐由以合作竞争性为主导转向以对抗冲突性为主导。

冷战后至2011年期间，由于经济全球化时代深受国家行为体多重空间意识的兼济性驱动，在领地空间领域，除美国发动了几次战争之外，绝大多数的国家行为体都保持了克制。印巴冲突、俄乌冲突、印美摩擦、中美博弈等典型的“刺猬困境”现象都曾经有所缓解。比如印巴自卡吉尔冲突之后保持较长的正常化互动阶段，俄乌也在苏联解体之后保持了一段和平时期，印美则被外界形容发展起了“准盟友”的关系，中美则自尼克松至奥巴马政府时期维持了大体稳定的态势。在20世纪90年代，曾有研究认为，全球市场以区域市场的统一为先导正在出现统一的趋势。有人主张全球化是一个客观的历史过程。技术合作、资金全球流动、贸易规模的不断扩大使当时的人们在展望21世纪的全球化时充满了乐观情绪。在这一时期，美西方欢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承诺将给予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尽管不断有各种各样的所谓“中国威胁论”的声音，但在美国、欧盟官方话语中，中国仍然是一个竞争型的合作伙伴，美国逐渐成为中国最主要的经济合作对象。

国际政治空间中的情绪向度的极化转向可能早有苗头，但标志性的事件是奥巴马政府2011年正式提出“重返亚洲”，显然此时美国感知的是亚洲国家的不断崛起在挑战美国在该地区的地位，引发了其霸权的焦虑情绪。2011年11月，奥巴马总统在澳大利亚议会发表演讲，这场演讲被视为美国启动“重返亚洲”政策的官方标志。在演讲中，这位美国总统强调美国持续的战略利益要求其“在该地区保持持久存在”。国内多位学者注意到了美国霸权的这种焦虑情绪。自此后，由于美国的示范效应或者认为美国释放出了明确的信号，部分国家纷纷向极端利己性的多重空间意识回归，上演米尔斯海默所谓“大国政治的悲剧”剧本。从日本挑起中国领土钓鱼岛争端，俄乌冲突的爆发，印度孤立巴基斯坦，印度挑起与中国的边界冲突，再至特朗普、拜登与第二任期的特朗普的延续，国际政治空间中的情绪向极化转向，空间交互正日益向对抗性冲突转变。

在领地空间领域，战争与冲突不仅频繁，而且有的进行的时间已经非常长；在人口空间领域，减少人员往来，维护主体民族地位成为很多政治家的优先议题；在发展空间领域，强调竞争而非合作，部分国家甚至继续推动“脱钩、断链”；在文化空间领域，防止渗透和影响传播而非促进交流正成为部分国家的选择；在荣誉空间领域，相互尊重渐渐被遗忘，外交侮辱成为常态；在权力领域，霸权国家试图重组权力结构，中小国家面临选边站的压力在加大。在这样的背景下，所有国家均陷入“刺猬困境”而无法摆脱。在国家行为体的多重空间意识领域中，情绪向度不断极化，其中社交媒体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比如特朗普通过社交媒体发布各种充满极端情绪的推文，对国际政治空间动荡产生越来越广泛的影响。

众多典型的“刺猬困境”现象表明，当前国际政治空间的对抗冲突性在不断上升。有学者指出，俄乌冲突既是俄罗斯与西方关系危机的总爆发，也是俄罗斯与美国、欧洲之间地缘政治矛盾和利益冲突的总爆发。俄乌冲突加快了大国关系的调整，各大国将竞相增强军备或加强联盟，世界多极化趋势将加速。然而形势变化很快，俄乌冲突尚未尘埃落定，特朗普治下的美国再次成为“好斗分子”，同时还是情绪政治“表演家”，先是对委内瑞拉动武，又试图用战争颠覆伊朗政权，同时对欧洲同样采用关税手段进行打击。

3.2 国家行为体多重空间交互的边界效度不断削弱

在人类悲剧不断上演的进程中，国际政治空间已经发展起逐渐完善的物理边界、法理边界和伦理边界。但在当前的国际政治空间中，侵略战争并未完全终止。在双边和多边的互动中，尽管签署了各种各样的法理边界协议，比如军事互动协议、经济合作协议、文化交流协议等等，但违背法理边界的事情依旧不断发生。尽管伦理边界逐渐得到国际社会高度重视，但它的工具化却成为部分国家大肆干涉别国内政的武器，比如部分国家以人权为工具，干涉别国发展议程、政治制度、领土安全等。

就物理边界而言，在当前的国际政治空间中，除了少数有争端的地方，国家间的物理边界多数是确定的，均被国际社会所承认。国家边界是分隔国家间领陆的界线，也是确定国家领海与公海、国家领空和外层空间的想象的界限。部分学者往往把国家物理边界的确定归功于《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因为该和约来自欧洲频繁战争的教训：征服成本越来越高，欧洲国家开始思考确定物理边界的合法性问题。有学者认为，《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体现了主权国家逐渐成为国际国家体系的主体和划分世界空间的基本单元，主权国家及其主权、领土、边界和时空表现是框定国家边疆内涵、形态和特征的根本依据。

就法理边界来看，自二战后，国家行为体之间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领域均拥有了较为广泛的互动，法理边界的内容也越来越多。从行为体参与构建法理边界的多寡来区分，有多边、地区、小多边与双边等类型的法理边界。

同样，伦理边界是文明的标志，是人类社会的希望所在，人类之所以逐渐进入文明社会，不仅在于物理边界的逐渐确定、法理边界的不断完善，更在于伦理边界的约束。在国际政治空间的发展进程中，人类自身不断在制造悲剧，同时在悲剧中创造伦理边界，又在破坏边界尤其是伦理边界中肆意妄为。基于行为体多重空间意识理论，每个国家行为体均有自身的多重空间意识，因此所有国家都承认的伦理边界并不一定会存在，尤其针对同一个伦理边界，国家之间会有不同的解释。但以人为中心的一些伦理边界还是逐渐得到国际政治空间行为体的认可。比如优待俘虏、定义正义战争与非正义战争、界定反人类罪等。

国际政治发展现实表明，在当前的国际政治空间中，边界效度在不断削弱。自冷战结束以来，国际政治空间交互的边界效度史无前例地遭到削弱。美国不仅继续在发动战争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在领地空间边界领域完全不遵守物理边界，而且在更广泛的层面，违背法理边界。2026年1月，特朗普表示要退出66个国际组织，其中近一半隶属于联合国，意味着美国不再愿意遵守国际法的法理边界。不仅如此，在伦理边界方面，美国已经完全失去了对其他行为体的尊重，言辞侮辱其他国家领导人，直接抓捕主权国家领导人。特朗普治下的美国显然只相信实力，将国际政治空间的文明边界视为无物。边界效度的减弱显然不仅仅是美国的作用，只是美国更具代表性。

在过去的10多年时间里，印度挑起与中国的边界争端，不仅在物理边界上违反了两国的协定，而且也违反了20世纪90年代至2013年之间形成的一系列法理边界，同时在伦理边界领域，莫迪政府推进中印边界战争新叙事，从历史观上系统呈现了隐瞒和掩盖历史事实、篡改和歪曲历史、美化历史，莫迪政府推出的对华边界叙事也体现了虚无主义和修正主义历史观，并具体服务于所谓的国族再造议程。俄乌冲突同样使文明边界不复存在，只剩下血腥杀戮，在双方认知战中出现的“操纵性”叙事无关法理，更无关伦理，有时候也无关真相。印巴之间的对抗同样如此，自2014年以来，印度已经不止一次越境空袭巴基斯坦。在2025年短暂的印巴空战中，印度失败，但是荣誉与权力不允许印度承认失败，结果出现了完全违反伦理的叙事，声称印度获得了巨大的胜利。当部分国家不再愿意遵守文明边界的传统，“刺猬困境”就必然成为国际政治空间中的常见现象，尤其是霸权国家在违反文明边界时，很少有力量能够对其进行惩罚，其他国家要么选择屈服，要么选择对抗，还有的国家选择模仿。

3.3 国家行为体对“他者”的意象归类日趋负面

每个国家都是从自身意象来定义与归类“他者”意象，而自身意象的形成直接来源于行为体自身的多重空间意识。当一个国家在形成自我意象时，领土空间是第一位的。比如，在多极化时代，想要追求成为其中一极的国家大部分都是领地空间较为广阔的国家，他们的自我大国意象与领土空间有着密切的关系。国家行为体人口的多寡与空间分布显然也是自我意象形成的来源。人口多未必是大国的标志，正如有人指出，一国人口越多则该国权力越大的说法当然是不正确的，但人口数量绝对的少却难以成为持久性的大国，在一定的规模基础上，人口质量才有意义。正是基于领地与人口空间意象，国家行为体有关自我发展空间的意象也同时形成。相对而言，领地与人口空间除了是较为稳定的地理空间和社会空间之外，还是国家行为体的经济发展空间，领土广袤以及庞大人口意味着发展空间较为广阔。文化传承通常被视为一个国家的传承，也是国家自我意象的内在基因。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凝聚力总是因共同的文化而聚集，国民的归属感和认同感亦在文化记忆的再现与共享中生成。有关国家在荣誉方面的自我意象体现着国家的集体尊严。集体自尊是一个国家存在的重要条件，反映的是民族主义情绪。就权力空间来看，世界主要国家都希望能够在国际政治空间中起引领作用，甚至有的霸权国家希望垄断权力。权力在国际政治空间的互动中产生，受行为体自身实力与行为实际效果的约束。需要指出的是，国家行为体多重空间意识每一个方面都有可能触发极端利己性多重空间意识的出现，比如在领地空间领域拓展领土，在人口空间领域极端重视主体民族的变化，在发展上成功或者失败，在文化上的激进传播，在荣誉方面的极端敏感，在权力领域的极度渴望与追求。不过，更多时候，极端利己性的多重空间意识更容易在自我意象与“他者”意象的张力之间产生。

在自我意象与“他者”意象的互构中，国家行为体对“他者”意象的归类可能日趋负面，极端利己性的多重空间意识也随之显现，又反馈回意象标签，加剧负面意象叙事。以中印关系为例。自冷战结束后，印度对中国的意象标签经历了从负面到积极，再从积极到渐趋负面的转变过程。在2003年至2013年期间，在印度国防报告中，中国是“侵略者”的意象标签逐渐转变为“威胁者”“挑战者”这样的标签，但至莫迪政府之后，印度国防报告连续在边境问题上又给中国打上“侵略者”的知觉标签，并连续表示将采取相应的措施。此后中印之间发生的一系列变化都与此或多或少有关。中印之间的边界问题一再难以解决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印度极端利己性的多重空间意识，比如在领地空间领域奉行“我的是我的，你的还是我的”的逻辑，是造成中印关系深陷“刺猬困境”的一个重要诱因。近年来，尽管中印关系出现缓和的势头，“刺猬困境”有望得以缓解，但如果印度不调整极端利己性的多重空间意识，对中国趋于负面的意象归类就难以做出改变，两国在“刺猬困境”中相互伤害就难以避免。

从更广泛的角度来看，对“他者”意象归类渐趋负面的情况普遍存在于国际政治空间互动中，比如俄罗斯对乌克兰发起“特别军事行动”的一个重要源头是自我意象与“他者”意象之间的张力。俄罗斯继承了苏联的遗产，将乌克兰视作自己的势力范围，然而乌克兰基于自身的多重空间意识作出了与俄罗斯不一样的判断。有研究指出，俄罗斯的国际定位变化与其在乌克兰发动特别军事行动存在着一定的直接关联，俄罗斯在“自我认知”中始终强调大国定位，不愿意服从美西方在乌克兰的地缘政治安排，追求重建基于历史记忆的“俄罗斯世界”，无法容忍乌克兰的西方化。

实际上，几乎在所有典型的“刺猬困境”的案例中，都可以找到这种自我意象与“他者”意象张力导致“他者”意象归类趋于负面的证据。比如在美印之间，为了利用印度，美国较长时间内对其采取拉拢的策略，但印度左右逢源的策略最终使美国失去耐心，意象标签也出现负面化的趋势，印度成为美国眼中的“白眼狼”。再如中美之间，美国自我意象是超级大国乃至超级霸权，对于其他行为体的意象标签当然希望呈现合作者、服从者标签特征，然而中国也拥有自己的多重空间意识，不管是在领地、人口、发展、文化、荣誉与权力的任何一方面都不可能完全做一个屈服者、顺从者，自然地美国对中国的意象标签渐趋负面也是其极端利己性多重空间意识回归的重要表现。

辩证地看，国家行为体的“他者”意象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时空条件发生变化。敌人有可能成为合作者，比如欧盟容纳了历史上曾经你死我活的多个国家。合作者也同样可能成为敌人或竞争者，比如二战后反法西斯阵营的分道扬镳。竞争者与冲突者同样可能变为合作者，反之亦然。国家行为体的“他者”意象可能存在同性质的不同定位，比如就敌人意象而言，可以分为重要敌人、次要敌人或敌人，合作者同样可能划分为不同方阵的合作者，比如优先合作者、次优先合作者与其他合作者等。比如在南亚地区，印度提出并实施了“邻国优先”政策。尽管事实上大国合作可能对印度更重要，但在姿态上印度将邻国放在了优先的位置上。竞争者与冲突者同样，国家一般会区分哪些行为体的竞争与冲突较为有威胁性，哪些可以放置在后。

相应地，在自我意象与“他者”意象的互动互构中，国家行为体采取的对外行为就有迹可循，以至于形成对外行为的路径依赖。对敌人意象的“他者”，采取强硬、对抗的策略就可能会形成一种长期战略偏好，比如进行战争、制裁、封锁等，即使是有缓和的阶段，但在国家行为体多重空间意识没有改变之前，对抗策略是核心行为选择，限制了国家行为体正向互动的空间。对竞争者及冲突者意象的“他者”，行为体的策略偏好则倾向于博弈型。行为体发生的竞争与冲突没有达到战争的程度，但也并非真正的朋友，更多地呈现的是既有竞争但也有合作，在多领域展开博弈。对合作者意象的“他者”，行为体的对外行为策略偏向于合作选择，比如同盟。即使同盟内部也会出现一定的竞争与冲突，但一般很快会回归积极互动的轨道，要让同盟分崩离析，除非国家行为体多重空间的意象认知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四、超越“刺猬困境”：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在当前的国际政治空间中，中国表现出了极强的多重空间意识兼济性的韧性，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遵循中国方案，重塑以合作竞争性为主导的交互空间、增进边界文明的效度以及推动意象标签正面化才有可能使国际政治空间摆脱“刺猬困境”的困扰，实现和平与安宁的世界。

4.1 合作共赢：重塑以合作竞争性为主导的国际政治空间

从古代到现代，从西方到东方，人类历史都明确无误地表明了一点：对抗冲突性的国际政治空间带来的不仅仅是“刺猬困境”，更有空间坍塌所带来的毁灭，乃至国家的消亡。在唐世平论证世界从进攻性现实主义世界转化到防御性现实主义世界时，发现一个不争的事实，那就是国家行为体在不断减少。在公元前1000年，世界上有60万个独立的政治实体，现在只有200个。唐世平认为古代中国经历了五个主要的国家消亡时期。后神圣罗马帝国时代的欧洲同样有大量的政治实体被消灭，其中不乏曾经在世界历史进程中发出光芒万丈的帝国，不仅领地空间遭遇覆灭，甚至种族都已经消失于历史的长河之中，像中国这样有着上下5000年悠悠文明的历史传承的国家如凤毛麟角。

回顾欧洲历史，拿破仑所向披靡的东征西讨，驰骋法国、意大利，进攻非洲、远征俄罗斯，所杀之人不计其数，令很多国家深陷恐惧情绪之中。正如托尔斯泰所描述：“在这二十年当中，很多田地荒芜房屋被烧毁，商业改变了发展方向，千百万人暴富，千百万人大迁移，千百万人妻离子散，千百万宣传爱他人的基督徒相互残杀。 ”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更是令人触目惊心。无数的历史事实已经表明，没有哪一个国家可以在对抗冲突性的国际政治空间中全身而退，即使是霸权强国。二战后，国家行为体多重空间意识兼济性回归，曾经敌对的国家成为发展伙伴，促进了合作竞争性国际政治空间的出现。然而，近年来的极端利己性多重空间意识回归促使国际政治空间向着对抗冲突性的方向发展，“刺猬困境”有不断加剧的风险。有研究指出，世界持续呈现分裂态势：贸易壁垒不断升级，互信水平长期低迷，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始终如影随形。多个地区冲突加剧，被迫流离失所的人数创下历史新高。面对这样的情形该怎么办？中国提出的方案是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它的核心要义是以合作取代对抗，以共赢取代独占，不再搞零和博弈和赢者通吃那一套。合作共赢是实现和平与发展的现实途径。

如何做到国际政治空间中的合作共赢？要做到这一点其实并不容易，因为国际政治空间中行为体的多重空间变化，比如领地、人口与发展实力的变化都会刺激国家行为体的多重空间意识发生变化，尤其向极端利己性方向改变。面对这样的情况，国际社会首先要做的就是孤立这样的极端利己性霸权，包括地区霸权。客观上，尽管“刺猬困境”充斥着国际政治空间，但也在发生一些值得注意的积极变化。在特朗普极端利己性的多重空间意识作用下，一边不断出现新的“刺猬困境”现象，一边是一些旧的“刺猬困境”现象正在缓解。比如中国与欧洲的关系，中国与印度的关系。自2024年以来，欧洲大国法国、德国、英国等领导人以及印度领导人纷纷访问中国，均表达了要与中国加强合作的愿望，与此前追随美国遏制中国的企图出现了一些差别，同时也缓解了中国与这些国家之间的“刺猬困境”。在会见欧洲国家的领导人时，习近平主席强调中欧双方应坚持伙伴关系定位。

或许在特朗普治下的美国极端利己性霸权的作用下，希望重塑以合作竞争性为主导的国际政治空间的国家迎来新的契机：在减缓局部“刺猬困境”的同时，较为彻底地孤立极端自私自利的霸权，以使其重回兼济性。有人已经在反思欧洲依赖美国的风险，即使在特朗普时期维持与美国的苟且偷生，以待来日，但苟且偷生的风险在上升。西方领导人对于中国的多重空间意识兼济性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中国“稳定且可预测”。

在这样一个时期，中国与欧洲加强合作共赢具有极强的示范意义，大概率能够凝聚力量为重塑以合作竞争性为主导的国际政治空间做出贡献。欧洲领导人不断访问中国的态势已经表明务实的欧洲人不仅已经“受够”特朗普，它们也不太可能完全放弃中国市场。可以说，中欧是推动多极化的两大力量、支持全球化的两大市场、倡导多样性的两大文明。中欧合作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对未来全球发展具有深远影响。近期，尤其在特朗普提供的“机会窗口期”内，中国、印度、欧盟作为合作的引领性力量，应当在全球层面发起三边有关多边主义合作的倡议与协议安排，为重塑以合作竞争性国际政治空间做出应有的姿态。

4.2 公平正义：增进国际政治空间互动的文明边界效度

在会见英国首相斯塔默时，习近平主席深刻指出：“一段时间以来，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强权政治甚嚣尘上，国际秩序受到严重冲击。国际法只有在各国都遵守时才真正有效，大国尤其要带头，否则就会退回丛林世界。 ” 国际社会空间与国家内部空间的一个根本不同在于缺乏一个所有国家均认可的权威。因此，文明边界虽然不断演化，但在多数情况下，即使国家行为体跨越了边界，也不一定能够得到惩罚，让其遵守边界。比如即使在战后已经建立起联合国，但单边主义的行为依然屡见不鲜。正如有人指出，当前世界各地的区域冲突、国家内乱、大国之间的紧张关系及全球经济困境，不少都与美国“单边主义”所产生的破坏性因素相关。不过奉行单边主义的可不只美国，比如印度为维护南亚地区的霸权地位，同样会选择单边主义的策略。

单边主义的本质在于部分国家行为体遵循自己的极端利己性多重空间意识，违背国际政治空间中已经形成的确定的物理边界、法理边界和伦理边界。例如，美国频繁发动的战争既违反了联合国关于物理边界的规定，也违反了法理边界和伦理边界。就物理和法理边界而言，美国没有经联合国的授权就侵入别国的领土，在伦理边界方面，美国发动的多场战争不仅没有解决任何问题，反而使被侵略国家的人民生命财产遭受重大损失。在更广泛的层面，美国的“退群”更是违背了基本的契约精神，将国际组织的制度边界弃若敝屣。逆全球化的产生对边界效度是一个严重的冲击，意味着受极端利己性多重空间意识的驱使，有的国家已经不愿意遵守国际组织比如世界贸易组织所制定的制度边界。

在部分大国的多重空间意识中，缺乏对其他国家行为体的基本尊重，从极端利己的视角来看待和处置国家间关系，这是文明边界效度不断降低的原因。要摆脱这样的境况，首先要实现国家之间的平等及公平正义才有可能增进国际政治空间互动的文明边界效度。中国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最核心的内涵之一就是重塑国际社会文明边界，只有文明边界得到遵守，国际政治空间中的“刺猬困境”才能得以缓解，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才可能实现。全球发展倡议提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强调的是人与自然的伦理边界。全球安全倡议提出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坚持尊重各国主权、领土完整，坚持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坚持重视各国合理安全关切，坚持通过对话协商以和平方式解决国家间的分歧和争端，坚持统筹维护传统领域和非传统领域安全，较为全面地倡议国家之间应当遵守物理边界、法理边界和伦理边界。全球文明倡议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实际上是强调国家之间应当相互尊重。全球治理倡议强调了主权平等与遵守国际法，只有在国家愿意遵守文明边界的前提下，全球治理才有可能取得实效。各国主权范围内的事情只能由本国政府和人民去管，世界上的事情只能由本国政府和人民共同商量来办。这是处理国际事务的民主原则，国际社会应当共同遵守。

中国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强调以行动为导向。面对“刺猬困境”，增进国际政治空间互动的文明边界效度同样要落实到行动上。当极端利己性多重空间意识国家采取进攻性的或破坏性的对外行为时，依靠多边主义的力量通常是一条重要路径。因为多边主义处于单边主义的反面，因此遏制单边主义最好的方法就是多边主义。当多边主义力量足够强时，践踏文明边界的国家行为体就不得不考虑“众叛亲离”的后果，从而改变极端的政策，使“刺猬困境”得以缓解。在这一方面，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合作机制等正在展现潜力，尤其是金砖国家合作已经成为改写世界经济格局的一个重要力量。金砖国家合作机制扩容标志着全球南方力量的不断汇集，既深刻反映国际力量对比变化的现实，又折射出广大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和改革全球治理体系的强烈意愿，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增长和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关键力量。

然而，多边主义的缺陷也众所周知，行为体较多，而且每个国家行为体都有自身的多重空间意识。因此，往往在一些非共识性的问题上难以达成一致行动。比如，上海合作组织为多边主义组织该如何相处提供了经验，但也有学者指出，上海合作组织的制度认同构建仍然处于初步阶段，不足以弥合扩员后新老成员国之间的分歧、应对世界政治极化与地缘政治冲突加剧的严峻挑战以及支撑上海合作组织的长期良性发展，因此需要对治理效率提升、利益对接、价值规范等进行培育，提升制度认同水平。

文明边界的形成历史已经充分表明，文明边界的形成并非依靠强权的善良，更多来自对伤害的记忆与教训。就这点而言，伤害能力高低才是决定侵犯边界者是否会退让的底牌。有鉴于此，在部分大国，尤其是所谓霸权国极端利己性多重空间意识对国际政治空间的冲击中，中国应当谨记一个历史教训，即霸权国或者奉行权力政治学说的大国通常很难主动给予“他者”多重空间意识的兼济性，反而提升自身的“伤害韧性”可以促使这样的国家认真对待中国的诉求与利益。正如有学者指出，三十余年来随着中国军力的跃升和综合国力的提升，美国战略界关于“中美战争”的认知发生了根本性和系统性变化，中国对美国战略威慑的加强迫使美国不断调整对华军事战略，美国战略界逐渐认为中美战争并非不可避免。

4.3 交流互鉴：推动国际政治空间意象标签趋于正面化

国际政治空间的稳定与发展只有打破意象标签的刻板意象才有未来，国家才有可能走出“刺猬困境”，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方向前进。2023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发表主旨讲话时提出了全球文明倡议，主张共同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重视文明传承和创新、加强国际人文交流合作。全球文明倡议的提出摒弃了零和博弈、文明冲突等思维陷阱，顺应了时代发展的潮流。文明交流互鉴，是中国处理不同文明间关系的基本立场，是中国提出的关于构建新型文明关系的原创性理论。落实全球文明倡议的精神，对于推动国际政治空间意象标签趋于正面化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奉行极端利己性多重空间意识的国家在对“他者”意象的建构方面往往是战略性的，即无关事实真相、伦理与道德，只与利益和目标有关。因此，可以看到，过去美西方对中国新疆与西藏的发展成就一概不理，而是创造虚假叙事抹黑中国，给中国打上各种各样的意象标签。但是，有时候，加强交流互鉴也能够有效改变负面意象标签，使之趋于正面化，尤其是民间交流。国家行为体内部公众情绪形成的民族主义情绪对于国家行为体形成极端利己性的多重空间意识具有重要的影响，尤其当国家行为体政治精英与公众形成情绪共鸣时。因此，推动国家行为体之间民众的广泛交流对于消除行为体的负面意象具有重要作用。

随着国际社会进入自媒体时代，信息传递的速度更快、范围更广，在交流互鉴中应当充分考虑社交媒体的角色与作用，使之在促使意象标签趋于正面化中扮演重要角色。2025年初，美国网民大量涌入中国社交媒体平台“小红书”，实现了中美民众直接交流，促进了情绪共鸣，有的美国民众最终选择成为小红书常驻民，或许有利益的考量，但也有人表示：“但最终我选择留下，是因为喜爱这里积极的创作氛围以及与中国网友的文化交流。”这样的交流显然是真诚与真实的，润物细无声地改变“他者”的意象。

从国家行为体的角度，国家更应该为促进相互之间的相互交流提供平台和健全的机制，使文明交流扩大到更多的人，充分挖掘历史上的文化交流材料，扩大友好的声音。当然，着眼于前景，应更加重视青年的交流。“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基础在民间；未来在青年，活力在地方。”习近平主席的这句话不仅适用于中美之间，也同样适用于任何国家行为体之间的交流。换言之，交流互鉴是推进国际政治空间意象标签趋于正面化的重要手段。

五、结 论

国家行为体多重空间意识论具备三层理论解释功能：一则溯源国家行为体对外行为的战略考虑；二则勾勒比较国家行为体多重空间意识异同性，为国家间关系的变动寻找参照；三则解释国际政治空间的演化。“刺猬困境”属于存在于后两者的典型现象。从历史事实可以发现，当国家行为体多重空间意识呈现兼济性时，“刺猬困境”的现象就会出现缓和，比如当印度愿意与中国在和平框架内讨论边界问题时，双方关系就趋于稳定。当国家行为体多重空间意识呈现极端利己性时，“刺猬困境”就会加剧，引起关系的激烈变动，比如当印度不愿意与中国在和平框架内讨论边界问题而选择使用武力时，双边关系就出现问题。从多边的视角来看，霸权对国际政治空间国家行为体出现极端利己性多重空间意识负有主要的责任，在这点上，论文就特朗普的案例已经讲述得比较多。需要指出的是，美国极端利己性多重空间意识的回归始于冷战后奥巴马时期但不会止步于特朗普，只不过特朗普表现得比较另类和极端。从研究也可以看出，特朗普治下的美国与其他国家行为体表现出的共同特征，即都基于国家多重空间意识行事，区别在于特朗普在极端利己性多重空间意识方面走得更远。作为实力相对较强的霸权国，美国向极端利己性多重空间意识的回归鼓励或刺激了其他国家向极端利己性的多重空间意识回归，客观上造成或刺激了国际政治空间中‘刺猬困境’的连锁反应。从研究来看，推动一个国家行为体多重空间意识向极端利己性方向转化的原始动力来自多重空间本身的变化，同时在对抗性冲突的空间交互、文明边界效度减弱与意象趋于负面化中得以加强。人类要在国际政治空间中摆脱‘刺猬困境’，达成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应当在重塑以合作竞争主导性国际政治空间、增进行为体空间交互时的边界效度以及推动国际政治空间意象标签趋于正面化等方面进行努力。

原载于《太平洋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