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针对中国蜀道研究的现状，提出提高蜀道研究水平的建议。一是构建成熟的中国历史交通地理学，使蜀道研究有基本的路线支撑；二是大力提倡“驴行式田野考察”，让蜀道研究建立在更全面的道路信息基础上；三是强化史源学在蜀道研究中的运用，使研究更科学规范；四是强化形式逻辑的意识，使蜀道研究更加有学理保障；五是努力构建中国古道考古学，使蜀道研究有科学的物证支撑；六是强化科学精神的培养，使蜀道研究更有独立的科学理性。

关键词：蜀道　历史交通地理  田野考察　古道考古学

近年来，随着中国蜀道申遗工作的全面展开，蜀道研究受到重视。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在2023年7月视察蜀道翠云廊后，四川、重庆等地对蜀道研究的重视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四川成立了“蜀道研究院”“蜀道研究会”，开始出版各类蜀道文献和研究丛书，各种有关蜀道的展览相继推出，各地社科联关于蜀道的项目越来越多，有关蜀道的各种群纷纷建立起来，许多“驴行群”开始以走古道为时尚。蜀道研究不再局限于历史学科，文学、地理学、旅游学、经济学、民族学等领域的学者也开始热衷于蜀道研究。从事蜀道研究的队伍从高校、科研院所，扩展至了各级地方党委、政府、政协、人大，乃至民间的蜀道爱好者。可以说，现在四川、重庆、陕西等地形成了一种文化人关注、研究蜀道的风潮。李勇先、金生扬、陈洪等做了大量蜀道文献收集整理工作，为蜀道研究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对此现象，学术界深感鼓舞与欣慰，蜀道研究进入了一个大有作为的时期。

目前蜀道研究多集中在历史地理与考古界。从历史地理角度研究蜀道的成果不少，如王开《陕西古代交通史》、蓝勇《四川古代交通路线史》、马强《汉水上游与蜀道历史地理研究》、苏海洋《陇蜀古道历史地理研究》、蔡东洲《蜀道十讲》、王蓬《中国蜀道》、雍思政《漫话剑门蜀道》、唐长寿《南方丝绸之路乐山图记》、谭嘉耘《中国金牛蜀道》、王子今主编的《川盐古道》丛书、赵逵《历史光影下的川盐古道》、赵晓东《中国西南陆海走廊》、芶在江《荔枝道探秘》等都对蜀道的开辟、演变与历史功能做出了贡献。总的来看，以往研究历史地理的学者往往只是关注文献记载，缺乏实地考察，仅有的实地考察也多是在地方文化学者的引导下对蜀道的定点考察，少有系统的蜀道田野考察和全路段驴行式的蜀道田野考察。考古学对蜀道的关注起步较晚，“线性（型）文化遗产”概念在20世纪末引入中国，“古道考古学”概念也是最近才被提出。考古学界推出的蜀道著作有《中国蜀道》《三峡古栈道》《险行米仓道》《觅证荔枝道》《寻觅五尺道》《踏查达州古道》《凉山交通考古》《古蜀道（青川段）考古调查》《蜀道南段调查报告》《蜀道南充段考古调查报告》等，对蜀道沿途的文物遗存做了大量的调查工作，很多都是开创性的调查和研究，但对其中的蜀道本体的交通站点及路线考证则不足，大多数蜀道考古报告没有提供一个经过考证的详明的交通站点路线地图，对蜀道本体道路基本走向的认知缺失。在“考古中国”的蜀道系统调查项目启动前，学术界对蜀道的调查不足，误读大量不明孔穴的功能，臆测道路本体遗存时代；对于石岩体遗迹类型、功能的调查和研究远远不够，甚至出现所谓碥路上马蹄孔穴认知的误区，古道考古在方法手段上仍处于尝试阶段。

特别是对形式逻辑学、史源学基础知识的漠视，当前的蜀道研究出现了一些令人担忧的问题，制约蜀道研究水平的提高。如现有研究将蜀道研究简单看成一个没有比较视阈的区域研究，无法突出蜀道区域的特殊性。对史源学的乡土历史重构背景认知不足，将作为文化的历史与作为科学的历史混杂在一起，将明清时期流行的所有民间汉唐史实的传说当作信史，缺乏对历史文献资料信度差异的认知。在学术研究中缺乏形式逻辑的认知，往往在立场观点确立后对逻辑学下的其他谓项毫不顾及，进行武断判定。对古道变迁规律没有充分的认知，往往以明清路线视作唐宋路线，或是不明白习惯性直达通道的特殊属性，简单将古道所经唐宋时期的州县治所连在一起认定为唐宋路线。对道路功能缺乏了解，一些团体不明白蜀道的普通功能与特殊功能界线，将蜀道的一些路线统统命名为茶马古道、丝绸之路、巴盐古道、盐油古道、盐茶古道。特别是在当下开发文旅资源的背景下，地方功利主义为争夺文化资源往往会影响学术研究的正常进行。所以，有必要在此进一步探索提高中国蜀道研究水平的路径。

一、构建成熟的中国历史交通地理学，使蜀道研究有基本的路线支撑

历史地理学、考古学因自身特殊的方法体系，往往会影响对蜀道史料的整体把握和理解，拘限对历史遗址功能和年代的认知。历史交通地理主要是研究历史时期交通通道的路线走向变迁和路线与所经地区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关系的学科，涉及道路本体走向变迁、所经站点（包括山川、城镇、村寨、馆驿、铺塘、店铺、关隘、桥隧、码头、滩险等）的空间位置和发展沿革等内容。而中国交通史关注交通路线考证而较少关注道路遗产。因此历史交通地理应该是蜀道研究中最为基础的学科。然而当前历史交通地理在中国历史地理研究中并不像历史自然地理、历史政区地理、历史经济地理、历史人口地理、历史文化地理受到特别的关注。有关古代交通的著作中，除了《蜀道：四川盆地历史交通地理》一书外，少有题名为“历史交通地理”的著作。需要在交通史的基础上强化历史交通地理学对考古学的空间引路意识。可以说，历史交通地理学中高精度的古道复原必须以大量基础文献的梳理为基础，而科学的古道考古又必须以历史交通地理学的高精度复原为条件。反之，精准深入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又为历史交通地理提供了有力的物证支撑。严格地讲，古道路线走向研究是历史交通地理中的基本问题。所以，搞清古代交通通道的空间走向是古道研究中最为基础的问题。

第一，古道路线空间走向在历史上并非一成不变。在中国历史上，有一些古道路线走向有着明显的历史传承性。从汉唐直到明清，由于地理环境的制约形成的习惯性直达通道（习惯直达通道是指历史上民间约定俗成的跨越多个州县的直达通道，因直达的原因有时往往取直过县境而不一定经过县治，大多数驿铺官道和有统一名称的大道即是如此）有相对的稳定性，文献记载也有连续性。有的古道路线走向变化不大。但是大部分古道的汉唐路线与明清习惯性路线并不一样。在不能确定汉唐时期古道具体路线的情况下如何进行古道调查和发掘是需要谨慎思考的问题。

首先，据实地考察发现，习惯性直达通道在不同时期路线变化相当大，不能将明清时期的通道认定为唐宋时期的路线。如金牛道广元段的路线走向在汉晋、唐宋、明清时期变化巨大。所以，笔者在《蜀道：四川盆地历史交通地理》第1卷中只是通过唐宋仅有的文献记载认定唐宋荔枝道可能经过的个别站点，而不去复原具体的路线；只是将明清时期几条可能选择的习惯性直达通道罗列出来，实际上只是考证了明清时期四川地区的习惯性通道路线，并不能肯定唐代荔枝道具体走哪一条。特别要说明的是，因特殊事件彰显出来的通道在路线选择动机上可能与习惯性的直达官道并不一样，路线走向也可能并不一样。如米仓道主要是因宋元战争得以彰显，战争中对道路的诉求往往是出奇、快速；而荔枝道是因唐代传送荔枝得以彰显，荔枝传送对道路的诉求可能是尽量取直快速；而官道往往讲求近便平直，所以明清时期蜀道区域的道路选择诉求与唐宋时期并不一样。

其次，历史上的直达性习惯通道并不一定要经过州县治所。尽管唐宋通道是否经过州县治所目前还无法确定，但从明清时期的通道路线来看，许多习惯性直达通道并不一定要经过州县治所。如明清时期金牛道东线从阆中县到广元县虽然经过苍溪县境，但不经过苍溪县城。清代小川北路经过金堂、三台、射洪、蓬安、渠县境内，但不经过当时金堂县治所城厢镇、三台县城、射洪县城、蓬安县城、渠县县城。明清时期成渝东大路经过璧山县、大足县，但不经过璧山县城、大足县城。因此，认为唐代荔枝道一定要经过今天宣汉县、长寿县县治是比较武断的。况且今天长寿县城治地在唐代是否为县治还存在争议。有学者认为乐温县、温山县并不在今天长寿县治。明清时期从万源到达州的陆路也不经过今天宣汉县城，从梁平、垫江到涪陵的习惯性直达通道也不经过长寿县城。目前蜀道研究中对唐宋路线的推测往往将唐宋至明清沿途州县治所连接起来构成基本的路线。如研究唐宋荔枝道时往往将镇巴、万源、宣汉、达州、梁平、垫江、长寿到涪陵聚成一线。研究者推测这个路线的大前提是交通大通道一定要经过沿途州县治所。从笔者四十多年历史交通地理研究的实践来看，这个大前提本身并不一定成立。所以，将荔枝道所处区域今天的县城连接在一起复原唐代荔枝道是缺乏历史交通地理基本常识的。

第二，在能确定汉唐路线走向和明清具体路线的背景下，选择通道本体两边多大范围空间和路线起止点也需要考量。对于荔枝道研究，目前并不能完全确定唐代荔枝道的具体路线走向，而且明清时期这一带习惯性直达通道走向杂乱。然而现在达州、万源县一带的所谓荔枝道研究变成了对达县、万源、宣汉、平昌境内所有明清以来城乡大道、乡村小路的大调查了。米仓道的研究同样有此趋向。学术界也将南方丝绸之路研究变成了长安通往南方所有通道的研究，甚至一度将重庆一带的通道都纳入南方丝绸之路的研究范围。从蜀道申遗角度而言，可以将线性空间遗产变通为带状空间遗产，但作为蜀道的科学研究应该将研究的空间严格界定在通道的本体上来，即使要以带状空间遗产为研究对象，也要有一个空间限制。可根据古道和路段的不同将研究空间限制在主线道路本体两边一定范围之内。在历史上不仅存在习惯性直达大通道，而且县与县之间、乡镇之间都有通道，都存在大量碥路遗迹。中国古代对于官道的宽度没有统一的明确规定，有的乡镇通道保留下来的碥路遗址规制还较宏大，所以很难以道路宽度、碥石型制或体量来界定道路的级别。作为严谨的历史交通地理研究，应该界别哪些是主干道，哪些是次干道，哪些是捷径，哪些是通往乡镇的旁道，不能将县境内所有古道遗址不分轻重的混杂在一起来研究，将线型遗产变成网状遗产。古道的起止点界定在古道研究中也很重要。一般来说，重要州县间官道的起止点较易界定，如唐代的两京驿道、成渝东大路、明清金牛道、松茂驿道、小川北路、渝万大道等等，因为它们的起止点较为明确。但米仓道、荔枝道、川鄂大道、川湘大道的起止点争议较大。有的学者提出米仓道南可至阆中、南充，甚至到重庆。有的学者将荔枝道起始点定在泸州、宜宾。一般来说，除由特殊事件促成和长期习惯性直达的古道外，最好将跨省区的古道起始点定在各自的一个府州治之间，不宜再向其他三面延伸。

第三，不宜将蜀道研究简单做成一个区域历史地理、区域史的研究。从理论上讲，不论从历史交通地理还是中国交通史的角度，都应该将蜀道研究放在道路本体上，即放在与道路本体直接相关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狭义的蜀道之所以特殊，主要在于秦岭、大巴山相当险要，且关中平原与成都平原均是经济发达地区，故在历史上形成“地域叠加道”的“蜀道”话语。从蜀道区域的研究来看，最需要研究的是这个区域与其他地区的交通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上独特之处。但是目前学术界将蜀道简单看成由陕南、川北组成的一般区域，只是单独研究这个区域内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中的各要素，做了一个简单的区域历史地理、区域历史研究。我们不是不需要从事蜀道区域的历史地理和区域历史的研究，关键是要研究出蜀道这个区域在诸多领域的特殊性所在，不能简单将区域内所有事物的文献记载简单地分类罗列而无特征性总结。

第四，需要加强历史交通地理基本知识素养，使蜀道研究建立在科学性的大前提下。例如，对于驿距《唐六典》中记载“凡三十里一驿”。但30里设一驿并非通则，故《唐六典》中仍有“若地势险阻及须依水草，不必三十里”的记载，故有些地区并没有按三十里来设立驿站。《蛮书》记载唐代川滇间的石门道、清溪道驿距就时有相隔五、六十里。如简单以三十里设一驿来复原各地驿站显然是对历史交通地理学基本知识的一知半解。在历史地理研究中存在地名的两种漂移，即空间漂移（地名指代的地理实体在空间位置上发生移动、错位或重构）和地名漂移（地名被借用到其他地理位置）。例如历史上在嘉陵江边的五盘关，明清时期地名与空间均漂移到今天黄坝南的七盘关处。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68载：“七盘岭，在县北百七十里，与陕西宁羌州接界。一名五盘岭，自昔为秦蜀分界处。有七盘关。”《大明一统志》卷68也记载：“七盘岭，在广元县北一百七十里，一名五盘岭。”雍正《四川通志》卷23记载：“五盘岭，在县北一百七十里……一名七盘岭，旧与陕西宁羌州接界，自昔为秦蜀分界处。”早在元代汉中至广元的官道已经经过罗村站、镇宁站，说明金牛道已经经过宁羌州、黄坝驿一带到朝天了。上述文献记载的五盘岭（同时称七盘岭、七盘关）就在今天关沟处了，显现了地名和空间均发生了漂移。在这种情况下，用明代薛瑄《五盘山》一诗中“前驿望黄坝”之句来证明唐代五盘关一直到今天明清关沟处，显然是不知道地名漂移在逻辑上犯了自证式错误，也可称误入循环论证的谬误。现在古道研究中往往热衷于对古道进行功能性命名，如丝绸之路、陶瓷之路、茶马古道、川盐、巴盐古道、盐茶古道、盐油古道、玉石之路，特别是在一些区县，发现一段古道往往就命名为某某茶马古道、某某盐道、某某丝绸之路。而功能性通道是德国人李希霍芬在1877年提出的丝绸之路，它主要是指中西文明交流的通道。茶马贸易在历史上兴起较早，但出现茶马古道的名词却较晚。因为在中国历史上几乎所有通道都有运输人类基本生活所需的盐、茶的功能，民间运输盐、茶在所有交通通道中都是常态。所以，只能将特定的国家管控的大规模盐运工程通行的道路称为盐道，如可将清代济楚、济黔、济滇的引岸运道称为盐道；可将官办茶马通道认定为茶马大道，如宋代在西北地区的茶马贸易通道称为茶马大道、明代中原与藏区的茶马贸易通道称为茶马大道。不然，就会出现条条古道都是丝路、盐道、茶马道、盐油道的泛化。

二、大力提倡驴行式田野考察，让蜀道研究建立在更全面的道路信息基础上

不论是从历史交通地理研究，还是从古道考古的角度来看，对古道的田野考察必不可少。长期以来，对于蜀道研究不论是历史地理学界还是考古学界都习惯于点上的调查和发掘，甚至多习惯于在地方文化部门和文化人的引导下直接到极个别的点上考察，或者只走一些经旅游开发后的成熟路线。古道本身是一个线性遗产。除传统的金牛道、褒斜道、连云栈等高知名度古道，或有文旅开发介入的古道，它们往往有较好的通过性条件。但很多古道遗迹都是在荒无人烟的高山密林中，田野考察更需要像户外驴友一样通过不断的古道穿越来发现更多的历史遗迹，感受古道的整体环境，认知更全面的通道信息。在这一点上，大多数历史地理学者和考古工作者是缺乏穿越古道的考察体验。笔者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在四川盆地周边进行了一些古道徒步考察，近十五年来又率领团队在四川盆地进行了一百多次驴行式的古道考察，为《蜀道：四川盆地历史交通地理》提供了坚实的研究基础。笔者正是通过穿越古道考察弄清了文献中记载的许多古道路线走向，将大量前人不能定位的铺递、塘汛位置确定下来，发现了以前没有发现的蜀道本体遗迹，收集到大量藏于当地老人脑中的乡村地名。在这个基础之上，笔者首次系统地绘制出了许多百米尺度站点的大比例蜀道地图，同时也发现了在道路选择上的沿河筑路、回曲走脊、取直越岭、横岭越垭、陡险盘旋、绝险设栈的规律。通过大量驴行考察才发现栈孔、天然壶穴、各种桥柱孔、各种门栅、神龛柱孔、杵子窝、杵子槽之间的差异。目前“考古中国”的蜀道调查将蜀道道路遗址分成三级，这确实是很大的进步。但据笔者大量考察发现，古道遗址的复杂性远超我们的想象，蜀道道路遗址的类别还可以细分，这更有利于掌握蜀道资源的具体保存状况。笔者在考察中观察了大量古道上的各种碥路碥石，对中国古代的碥石首次做出类型分类。但这方面研究还有很大的空间，只有考察了大量古道后才可能发现目前对碥路上的拦马墙、门槛石、饮马槽、防滑槽、车轮槽、石鼻子、石墩子、杵子窝、楔子槽、指路碑、排水沟槽、低洼面的专门研究还相当缺乏。例如学界对于北京京西古道上的马蹄印存在较大的争议，类似的所谓马蹄印在川滇石门道的老母城处也存在，当地人也误认为是马蹄印。实际上，将这类孔穴认为是马蹄印，是缺乏对马帮运输认知所致。20世纪80年代笔者就跟随马帮考察过西南古道，对骡马与碥路的关系有所知晓。近四十年的古道考察进一步证明，古道上这类穴孔绝不可能是马蹄穴孔。从常识来看，人畜在古道上行进，整体上是一种均匀行进，骡马绝不可能只在某一小段路上踏出如此密集深陡的穴孔，或者说古道路段中千分之一、几百分之一路段的深孔穴主要成因，理论上只可能是人工开凿或因环境差异自然形成的壶穴。在历史上有的古道是建立在基岩上的基岩路，这类基岩路段往往会因水流成漩冲刷形成壶穴，北京西山古道、大关老母城的所谓马蹄穴均是在这种基岩上的。笔者发现这类穴孔往往较深，穴壁较陡，骡马行走时蹄底面前倾，尤其是在起步时蹄底面更是向上前倾，如遇深穴孔特别容易摔绊，骡马对此类穴孔唯恐躲避不及。碥路古道在碥石材料、铺垫方式的差异下，在水流较多的路段自然会在碥路碥石中间冲刷形成一道（个）或并行两道（个）的低浅面，积水会不断侵蚀低洼面，人畜的行进一般也会居中行进，确实会加大一定的磨损，但绝不会形成陡直的穴孔，只会形成相对低浅的洼面。所以，不要以为骡马行进时会踏入低浅洼面而以为穴孔主要是骡马踏损所致。历史文献中确实有一些马蹄印的记载，但这些都是描述在雪地和泥土中马蹄印的印记。多年的驴行考察发现，在古道碥路上会存在像壶穴、浅洼面、拦杆柱孔、杵子窝、楔子槽、车轮槽、饮水槽等多类孔穴，这是需要依靠大量历史文献、乡土调查与景观观察来辨别的，也是需要大量田野考察才能实现鉴别的。

通过大量的驴行考察，笔者发现大量的关卡寨堡和碑刻摩崖遗迹，为系统研究古道上的关卡寨堡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也更为全面地了解了古人筑路的艰辛。只有通过大量的户外驴行式考察，真正沉浸在野外和民间，才能体悟到民间交通运输智慧；才能感悟到文献中没有记载的古道上马帮、背夫、店主的工作、生活场景，才能发现大量乡土历史重构的内容，为考古调查和发掘提供科学的历史基础。

“考古中国”的蜀道调查对金牛道主线的文物资源有较为全面的掌握，但由于对阴平道、荔枝道、米仓道的路线本身了解不够，对许多道路本体遗址的掌握并不全面，特别是对保存并不完好的遗址多有遗漏。第四次文物普查后，各区县的文物管理部门对所属区域内的古道沿线的文物已有较为全面的了解，这为研究蜀道提供了很好的条件。但四川地区除金牛道、东大路、小川北路外的一些古道旧址很多都地处荒无人烟的高山谷地中，甚至是自然保护区核心区域内，多为野牛、狗熊、大熊猫、野猪的出没之地，道路路基多有塌陷，树木、荆棘、杂草密布而难以通行，区县文物部门对其了解仍存有遗漏，学术界更是知之甚少。如果要深入推进蜀道研究，蜀道研究者开展驴行式田野考察就相当必要。

三、强化史源学在蜀道研究中的运用，使研究更科学规范

史源学在历史研究实践中相当重要。但当前历史学界对于史源学重视不够，许多高校未能将史源学纳入历史学教学课程之中。从史源学角度加强古道历史文献来源、价值的探讨，可为蜀道历史交通地理、蜀道考古提供更有科学信度的史料。尽管学术界在蜀道的文献收集汇总整理方面做了不少工作，但对古道历史文献史源研究重视不够，有的学人对有关古道的历史文本的科学信度差异认知不足。

史源学主要涉及历史文本的载入、历史文本的流传两大板块。历史事实进入文本的过程相当复杂。中国传统史官的起居注和明清以来的一些史实进入文本相对直接，故历史文本形成后的科学信度相对较高。其他史实进入文本的过程相对复杂多元，有通过事实经历者的记载进入文本者，但更多的是后来的观察者、听闻者的口述进入文本而固化的，所以文本本身的科学信度是相对的。从历史文本的流传来看，历史文献的科学信度有三条基本原则：源头性原则、连续性原则、近时性原则。一般来说，源头记载清晰、记载文献具有连续性、记载与史事时段相近，此类记载信度高；反之，信度较低。例如唐宋时期的文献突然出现对秦汉事物的详细记载、明清时期突然出现对唐宋事物的详细记载，其文献记载的科学信度就相对不高。

在中国历史上一直有作为文化的历史和作为科学发展的历史。作为文化的历史更多是通过乡土历史重构制造出来的。在中国“乡土历史重构”中遵循“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原则。重构的历史往往都有一个宏大的真实历史背景作为支撑，然后在细节上随主观需求而重构。重构路径可以分为口述传说制造、口述传说文本化、口述传说和文本传说的景观化三个层次。蜀道研究中大量唐宋时期的秦汉明细记忆、明清时期的唐宋明细记忆，分别呈现为口述传说、文本记述、景观制造的形式，很多都是乡土历史重构的结果，是作为一种文化的历史存在的。但有的文化人对此往往以有“白纸黑字”“景观对应”而深信不疑。如在唐宋时期筹笔驿是作为建置驿站或是由诸葛亮故事滋生出的历史胜迹，本身就是一个存疑的问题，但许多治史者对此并不怀疑。就中国的地名传承规律来看，地名名称传承相对容易，但地名空间指示传承却较为困难，这是因为中国地名空间传承中口述传承的脆弱性与文本传承的虚拟性所致。具体来讲，中国古代地名传承有其独特规律，即经验性传承的脆弱、文本性传承的模糊使历史地名的空间位置传承多有中断，即地名空间传承往往处于一个不断中断而又不断重构的过程中。比如米仓山中的孤云、两角山，早在汉代就出现了关于孤云、两角山的文献记载，但没有明确的方位指示，以致在明清时期大巴山中遍地都是孤云、两角山，实际上不过是地名空间指示失传后后人对地名位置重构的结果。而且地名空间还具有整体漂移现象。如在中国政治中心东移、经济中心南迁的大背景下，金牛道的主线不断东移，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将前代主线上的山脉、关隘、驿站大量附会在新主线上。三峡夔门一带的“地名整体漂移”更是典型，原因是唐宋时期夔州、奉节城的治地不断发生变化，使相关山川的参照物也发生了变化。这种地名漂移实际上是在地名空间信息中断而失传后，后人对地名空间重构的结果。明清时期对筹笔驿空间位置认知的乱状，显现了中国传统地理认知的地名承传容易而地名空间位置传承较难的普遍规律。实际上到了明清时期，人们对于唐代筹笔驿的具体位置并不清楚了，主要依靠空间重构位置，所以才出现筹笔驿在朝天驿、神宣驿、勉县、九井驿、军师庙的五种说法，根本不存在在一个地理方位上一脉相传的现象。从史源学近时性原则来看，同时代的文本、碑刻、口述在信度上并无本质的差异。有人感觉同时代的碑刻比同时代其他文献信度要高得多，用所谓明代具体内容不明的碑刻来证明筹笔驿在军师庙。其实，对于明清时代的碑刻与文本记载唐代事物来说，两种载体在科学信度上是一样的，这就如同将某人的观点同时写在文本中和刻在石头上一样，在信度上并无任何区别。其实，在清代神宣驿也立有一块明确认为神宣驿就是旧筹笔驿的石刻。当然，它与同时期记载筹笔驿在神宣驿的文本在信度上相差不大，也自然与军师庙的所谓明代碑刻信度相差无几。何况神宣驿的碑是直接称筹笔驿在神宣驿，而军师庙的碑与筹笔驿是否有关还并不清楚。同样，清人对于汉唐蜀道路线的认知在科学信度上可能并不比我们对汉唐路线认知的信度高，故不能将清人对汉唐路线的认知作为研究的主证。

近年来大量文学学者不断用诗文行记来证明历史地理的空间问题，即唐诗之路研究、宋诗之路研究，这对历史交通地理研究而言是一个值得肯定的切入路径。但单纯用诗文来研究历史交通地理存在一定的缺陷，对诗文的运用一定要慎重。一般来说游记在时间、方位、路径上较为清楚，其科学信度较高。但是文人的诗文集所含括的空间信息信度较为复杂。首先，前人的诗文集分为作者本人编纂审校文集和后人编纂审校文集，前者在科学信度上较高，而后者在科学信度上要弱一些。总的来看，由于诗文编纂受诗文类别分割和后人编纂的影响，诗文的排序并不完全是按行记实际的空间顺序和行走顺序编排的，一般来说呈现大空间正确、小空间随意的格局。所以，完全用诗文集中诗文的排序来证明地名的空间是有局限性的。如《吴省钦集》中汉源县段诗文排序是：大渡河、宿白马寺、自大树堡至河南堡、晒经石、圣泉、发平夷至深沟，实际上白马寺位于晒经石与圣泉之间，诗文排序并不完全体现真实的空间顺序。笔者以诗歌来证史时发现《剑南诗稿》确实是将巴蜀行旅诗歌集中在一起，在诗文的结集上确实考量了行旅的先后次序。但诗稿并不是严格按照行旅空间顺序排序，其中多穿插一些地域不明的对行旅整体感叹的诗歌和咏叹同类事物的诗歌，有一些地方完全显现出跳跃式的排序。笔者还发现杨升庵的《升庵集》、范成大的《范石湖集》均是将同一地域的诗文放在一卷，并没有完全按空间的先后顺序来结集诗文。另外，诗人在行旅中会出现绕道至侧面而来回的行旅记载，如范成大《吴船录》中记载作者到嘉州后有绕行到峨眉山的来回，因为我们知道峨眉山的确切位置，才判断出作者绕行了，才不会将峨眉山定在嘉州到叙州的水道上。如果诗文涉及一个研究者不知道的地方，且只有诗文的排序记载，仅以诗文顺序来考证行程恐怕就要误判方位了。所以，研究者一定要清楚从史源学的角度来看古代诗文集并不是严格的地理学著作，使用诗文证明地理方位时应当结合相关地理文献、游记文献来使用。

四、强化形式逻辑的意识，使蜀道研究更加有学理保障

形式逻辑是学术研究中推论科学的基本保障。在当下蜀道研究的热潮中，许多研究缺乏最基本的逻辑思维，在大前提与判断周延上存在武断现象。

大前提错误：大前提是逻辑推理中最基本的一般性原则，它提供普遍认可的道理。学术研究必须以大前提正确为前提，很多蜀道研究者并不关注大前提的正确与否，完全按自己的知识储备主观设置大前提。如有的蜀道地图将当时的州县连在一起就绘出蜀道路线图，其设置的大前提是古道都要经过沿途的州县治所，这个大前提显然是错误的。又如在《唐六典》中确实记载按30里设置一驿站，但是唐代许多地区并没有按此标准来设立驿站，不同地区的驿距并不一样。《蛮书》中记载西南地区的石门道、清溪道多是相隔五、六十里设置驿站。如果在西南山区以三十里一驿来复原唐代驿站距离，显然是对历史交通地理知识一知半解而造成的大前提错误。又比如对地名的漂移，有的学者只知道空间漂移，不知道地名漂移，将五盘岭地名从嘉陵江边地漂移到黄坝南的关沟后的五盘关黄坝印迹作为核心证据来证明唐代五盘关在关沟处，显然也是大前提有误。

判断不周延：周延性是进行命题推理的基础原则，即在一个逻辑判断中，一个概念在一个命题中出现时，如果该命题能够对这一概念的全部外延有所发映，则这个概念在该命题中是周延的。有人以孙樵《出蜀赋》咏叹的先后次序来考证地理方位。姑且不说“赋”这种文体记载的空间信度极差，即使认定其记载有可信度，其论证也存在逻辑判断上的不周延。《出蜀赋》中称作“双峙”的朝天显然指朝天峡而不是朝天驿。如果是指朝天峡，则后面分述的“得筹笔于途说”的筹笔驿位置存在位于今天朝天镇和军师庙的两种可能，逻辑学上出现多种谓项。作者在不排除其他谓项的情况下就作判断，显然是逻辑上的不周延。同样，《创设汉寿亭侯百秋祭祀》中“诸葛武侯有筹笔之祭，曹公忠侯有朝天之祭”之句，诗文本身并没有明确的地理指示，也就存在多种地理指示的谓项，至少存在指不同时代在同一点祭祀的可能，作者不作任何辨析就做出了判断，也是逻辑上的不周延。至于用元代记载潭毒关与朝天的关系来说明朝天与筹笔驿的关系在逻辑上混乱而让人不知所云。

口径不统一：按照逻辑学原理，任何统计、分析都需要的统一口径。以前社会上对于蜀道本体遗存评价的标准并不统一。历史古迹保留状况可以按历史风貌的保存原始度、历史风貌的原始等级两种口径统计和分析。实际上原生状况下的古道并不是所有路段都铺有碥石，还有大量土基路面、土基与碎石混交的路段，所以，我们不能将两种口径混杂在一起。近代以来，许多古道碥石被水泥覆盖，但存在全覆盖、裸露横切面、裸露路表二分之一、裸露路表三分之一、裸露路表四分之一的多种情形，而水泥覆盖的原始碥路客观保存相当完好，这类遗迹的分类按照上面两个口径标准来界别，逻辑上往往又是相当矛盾。

五、构建中国古道考古学，使蜀道研究有科学的物证支撑

在考古学领域，关注更多的是对墓葬、建筑、城墙遗址等地下文物的发掘，对地面文物的关注重点并不在道路遗址上。在相关文物的鉴别中，石质工具、陶瓷器、金属器、书画等的类型学较为成熟，而古道本体的类型学几乎是一个空白。所以，在考古学界对古道考古的工作程序、技术手段还需构建出自身的体系。

目前中国的古道分为祼土类古道和碥石类古道。一般来说祼土类古道容易形成文化层覆盖；但碥石类古道的保留较为复杂，在中国南方的许多碥石类古道一直裸露在外，并延续使用至今，路基下没有形成完整的叠压文化层。有的碥石类古道因人为因素覆盖，如城市废弃重建也会形成叠压的文化层，如广州市北京路古道遗址叠压了11层路面。有的古道因为人类快速覆盖碥路，古道上面没有形成明显的文化层，如广元千佛岩因20世纪30年代修建川陕公路快速叠压碥路，蹁路上无文化层形成。对于一直祼露在外并使用至今的碥路，考古工作者曾在邛崃县平乐镇卵石类碥路旁进行发掘，发现了一些文化层，但这种文化层对于碥路的本体只有相对的参考价值，不能对碥路本体有直接判定的价值。

由于学术界缺乏对中国古道系统全面的驴行式考察和深入研究，对于石岩体遗迹类型、功能的调查和研究远远不够，未能构建起一门古道“石岩体考古学”分支。总的来看，对于中国古道中的碥路类型、栈道类型、桥梁类型、辅助设施类型全面系统的了解还在路上，而对于碥路上的拦马墙、门槛（坎）石、饮马槽、防滑槽、车轮槽、石鼻子、石墩子、杵子窝、楔子槽、指路碑、排水沟槽、低洼面等更是缺乏专门研究。所以，学术界出现大量将自然形成的壶穴认定为栈孔、马蹄印的错误认知，也有将所有石头上凿孔认定为栈孔的趋向，甚至将一些天然凹槽、天然砾石认定为人工碥路的现象。目前，考古学界在古代器物的器型学、年代学方面已经较为成熟，但石质的栈孔、桥孔、路基、碥石方面的年代学并没有建立起来，同位素测年也无法直接解决古道上石质材料的年代测定问题。所以，有人对于古道上的栈孔、桥孔、路基、碥石的年代推测仅是一种经验性臆测。由于考察古道遗址并不系统全面，对碥石材料、周边环境（地形地貌、气候、水文）、使用频度、维修状况对古道影响了解不够，用于推断的信息资料不多，故推断的科学信度较低，也存在推断年代越早越好的趋势。有时往往在并无任何直接史料和相关文物佐证的背景下一看到栈孔就认为是两汉三国遗留的，看到一条古道在秦汉时期有记载，就简单认定现存的碥路为秦汉古道。殊不知历史上古道的路线多次改道，路基可能远非秦汉之路基。即使是秦汉路基，覆在路基上面的碥石可能在明清时期就多次易换，远非秦汉之物。因为古道考古学的缺失，也为个别人在古道研究领域学术造假提供了空间。

所以，学术界急需在现代科学技术加持下建立中国古道考古类型学。考古学下的类型学（器型学）是历史文物年代判断、文物外型特征提炼、地域特色总结的重要学科，但是现在对古道类型学的构建基本上是一个空白，这主要是考古学界对古道的关注不够，即使有关注也只是将关注点放置于古道个别点上的遗址，缺乏对中国乃至世界古道路基、路面、辅助设施的整体把握，对古道类型的认知完全是在缺乏逻辑、缺乏参照的语境下进行的。如为何有的古道覆有碥石，有碥石的古道为何碥石的材质、外形又不一样；有碥石的类型分类标准怎样定，碥石的年代如何鉴定，这些都值得研究。如在没有历史文献具体记载和相关文物年代支撑的背景下，怎样通过对碥石的材质差异、外形特征、磨损程度来测定出古道路基、碥石年代，是我们目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正是如此，在古道考古中存在大量误判和造假现象。如有的将路边的石柱孔不分环境条件简单认定为拴马柱孔和饮马槽，甚至为了证明这个功能有意造假。正是考古类型学的缺失和技术介入的不足，在蜀道研究上就存在一看到现在的古道遗址就认定为秦汉五尺道、唐代荔枝道、宋代米仓道的路基和碥石的现象。殊不知在历史长河中任何一条古道的具体路线、路基选择、路面铺设都变化巨大。明清时期的习惯性道路走向可能与汉晋唐宋相去甚远，遗址可能与汉晋、唐宋相关道路更是相去较远。如朝天三滩凹槽式碥路本是民国时期的纤道，却一度被考古学界误认为是唐代的碥路。同样，对于一些古道边的护路树的年代鉴定在科学性上一直存在争议。现在对于活体古树年代鉴定有生长堆法、针测仪法、CT扫描等方法，对于以前大规模的古树年代测定结论还需要借助现代科学手段重新加以鉴定。近年来考古工作者对于东大路老关口、垫江县峰门铺、金牛道朝天关的发掘为蜀道考古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例，这为蜀道申遗提供了扎实的工作基础，故相当重要。十分欣喜的是，近年来在考古中国中的“蜀道”考古工作中将古道遗址分成一、二、三级，首次在遗址调查中对古道遗址开展量化评估，这是一个值得肯定的创新路径。不过，这个三级评价体系还有进一步细化完善的空间。

通过考古发掘发现何地有人类活动遗址来证明何地有人类活动和聚居点是成立的，但如果简单通过何地有人类遗迹来证明何地一定为古代大道所经就不妥当了。如以前有学者认为某某河边发现了许多人类遗址，古道就应该沿某某河而行。实际情况是前人生产和生活的历史遗留并不可能完全埋在地下，考古发掘也不可能是地毯式的发掘，多是抢救性发掘，所以已经发掘出来的地下文物点并不能完全说明人类活动的空间分布格局，特别是难以说明交通路线走向。再者，从明清时期古道路线走向来看，由于习惯性直达通道有取直近便的需要，大的习惯性直达古道所经的站点往往并不一定经过人口最密集、城镇规模最大的地区。比如明清时期四川盆地丘陵地区的许多古道多走人烟并不密集的山脊，而不走人烟密集、城镇规模更大的坝区。所以，单纯以抢救性的发掘点来证明古道通道路线是相当危险的。

六、强化科学精神的培养，使蜀道研究有独立的科学理性

对史源学有了更深入的认知且经过大量的驴行式古道考察后，会发现地理认知中有太多的缺陷，地名的空间传承远比地名的名称传承脆弱，故历史交通地理中有太多的不可知变数。具体而言，高精度的历史交通地理研究是相当困难的。如精准复原汉唐时期交通路线就相当困难，因为文献对许多汉唐古道所经过的站点记载不多，站点缺乏精准的空间定位信息，相关遗址保留更是不多，即使保留下来的站点对于位置的考证争议也较大；有许多古道到明清时期路线往往多有变化，很难以明清时期的路线去揣测汉唐时期的路线。所以，对于汉唐两宋大量地名的空间指向，在明清时代就多有迷惑而在不断地重构中，故大量汉唐两宋时期的地名在空间上早就多种说法并存而难以定论。不仅汉唐时期的地名空间位置难以考证定位，即使是明代四川盆地的铺递也有多达10%的空间难以定位，而且清代四川盆地的个别站点精准位置也有争议。所以，仅仅依靠热情来研究历史交通地理是不可取的。如非要将唐代荔枝道路线搞得清清楚楚“成为定论”在现有条件下显然是不可能的。至于在学术研究中喊出筹笔驿位置为“蜀道文化研究中必须解开的难题”的口号，这个“必须”是缺乏基本的科学精神。在历史学研究领域，由于史料的缺乏，许多问题可能永远是一个谜，决不是通过喊口号能得以解决的。实际上《山海经》《水经注》《华阳国志》等文献中部分山川的记载现在是很难定位的。如在蜀道研究中，汉唐以来筹笔驿、孤云、两角山和截贤岭位置、荔枝道路线、白卫岭位置，由于中国地名空间传承规律中地理位置记载的虚拟化的天然缺陷，明清时期对于这些地名的空间位置认定大多数为重构的结果，出现多说并存的现象，许多历史的真相可能永远不可知。在这种背景下允许多说并存、承认不可认知、承认说不清楚反而是一种更为科学的态度。所以，目前认定唐代筹笔驿在朝天区治一带只能是史源学上最有可能的一种判定。

在中国历史上，传统乡土历史重构中出现的大量作为文化的历史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在中国古代，人们重构一些作为文化的历史的主观动机更多是出于迎合古代国家政治诉求、寻求乡土社会华夏认同的存在感。客观上也可能是中国乡土历史传承过程中，口述传承脆弱化、文本传承虚拟出现的地名空间断痕的背景下，乡土历史重构中因知识和认知的局限出现的多元重构结果，主要原因是重构者客观上由于知识背景和技术条件的限制，主观上不知道自己的认知产生偏差或错误。在当下的蜀道研究热潮下，出于促成地方旅游开发的利益考量，一些地方文化部门和乡土历史爱好者为了争夺地方文化资源，往往将历史文化重构演变成了主观上的造假，变成了出于乡土社会功利政绩等需求的有意为之。近几十年来，在蜀道研究中的学术造假令人担心。如以前在广元市朝天区伪造出北宋刘福通《北栈图记》，明洪武年间《重修七盘关碑》等假书、假碑，当地甚至有筹笔驿埋地雷的传说流传。近来在荔枝道的万源县鹰背乡突然冒出了大量有关唐代荔枝道运送荔枝的历史细节。特别是万源县鹰背乡荔枝古道上发现的所谓明代记载唐代荔枝转运碑更是相当可疑。笔者多次考察鹰背乡荔枝古道，当地百姓均称不曾见到过此碑。

蜀道难，蜀道的研究同样困难。上述路径是笔者40年来蜀道研究的体会，也是笔者今后继续努力的方向。现在国家越来越重视蜀道研究，考古中国的“蜀道考古”工程启动，国家层面的考古工作者大量进入蜀道研究，最近在朝天关遗址、老关口遗址的发掘成绩突出，而历史地理学界也开始重视历史交通地理的研究，地方政府越来越重视蜀道研究的文化价值，笔者相信这都为打通以上六条蜀道研究路径来提高蜀道研究水平提供了可能。

文章原载：《人文杂志》2026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