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代日本图谋吞并琉球之际，蔡大鼎作为救国请愿团核心成员，与向德宏、林世功等人从福州秘密奔赴北京，恳请清廷驰援救国。这一请愿历程，被其辑录于1884年在福州刊行的《北上杂记》之中。蔡氏以亲历者的独特视角，详实记录了请愿活动的关键细节、晚清社会的鲜活风貌、中外政事的发展脉络及个人深沉的家国之思，兼具重要史料价值与鲜明文学特质。《北上杂记》既生动展现了琉球志士“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不屈抗争精神，也深刻反映了中琉宗藩关系逐步瓦解的历史进程，为研究琉球亡国的来龙去脉、晚清社会的深层变迁及日本侵蚀东亚秩序的轨迹提供了重要文献，更为当今“琉球问题再议”奠定了坚实的历史基础。
关键词：蔡大鼎 北上杂记 救国请愿 东亚秩序
作者介绍：陈小法，湖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研究方向：明清东亚国际关系
引用格式：陈小法.近代东亚秩序转型中的琉球抗争——蔡大鼎救国请愿活动与《北上杂记》研究[J].日语学习与研究,2026,(2).
引 言
1879年，日本政府对琉球推行废藩置县政策，单方面宣告琉球王国的历史就此终结。琉球官民不甘国土沦丧，相继发起各类救国请愿活动，清政府成为其核心诉求对象。据《冲绳县史》记载，日本明治七年（1874年），琉球进贡使龟川盛乘（汉名毛精长）一行在北京完成朝贡使命后折返福州，于琉球馆等候归国期间，便与向德宏等琉球士人密谋复国之举。明治九年（1876年）三月，毛精长再度秘密抵达福州，以琉球馆为据点，先后向福建总督及清廷呈递救国请愿书。据冲绳警方事后对参与请愿归国者的调查，此类救国请愿活动持续至明治二十九年（1896年）（冲绳县史，1989b：370）。
据研究统计，目前传世的琉球人士救国请愿书有32封，在请愿书上署名的人物（包括当时的国王尚泰在内）共计28人，明确客死中国的6人，不明去世地的3人，其中就包括本文主人公蔡大鼎[1]。到中国请愿的总人数虽无法精准统计，但据明治十八年（1885年）七月十九日冲绳警察本署警部武石兵弥对请愿人神山庸忠的审讯，可见其规模之一斑。在当时的审讯记录《琉球人神山庸忠讯问调书》中有载：
浦添按司、津嘉山亲方、湖城亲云上、嵩岛亲云上、高良亲云上（二人）、小波藏亲云上、又吉亲云上、津嘉山次男、平田亲云上、湖城嫡子、同四子、幸地里之子、宫城亲云上、野崎子、宇久田筑登之、同人弟、高良秀方、幸地仆人比嘉某、同阿波连某、糸满某、姓不详仁王、玉城筑登之、宫平山、姓不详三良、宫平亲云上、具志坚筑登之、仲村渠筑登之，其余船头、水夫合计三十余人。
以上为福建琉球馆在留人员。
富川亲方、伊计亲云上、国场亲云上、祝岭亲云上、花城亲云上、伊计从者一人、祝岭从者一人、中国人翻译一人。
以上为北京在留人员。
富盛亲方、幸地亲方、嵩岭亲云上、上江州亲云上、吉里亲云上、与坐亲云上、丰里亲云上、渡久山亲云上、伊计亲云上。
以上为天津在留人员。（冲绳县史，1989a：382）
仅以上统计就将近50人，还不包括已经返回琉球的请愿人员，所以这应该是一支较为庞大的队伍。蔡大鼎就是救国请愿活动中具有代表性的一位琉球人，他不仅积极参加各种请愿活动，还将在北京的请愿过程辑录成《北上杂记》一书（见图1），让后人永远记得亡国人的凄凉遭遇与琉球人士英勇救国的悲壮故事。
1 琉球救国请愿活动的缘起
1609年萨摩藩入侵琉球后，通过压榨奴役、割占土地、钳制海外贸易等手段，在对琉殖民统治中攫取了巨大利益。但因其欲壑难填，彻底吞并琉球遂成为日本长期谋求的目标。1632 年，琉球在被萨摩藩侵占的岛屿上设立馆舍，琉、萨双方各派官员共同管理双边贸易与税收事宜。1654年，琉球正式成为清朝藩属国。除清朝实施海禁的1655至1684年外，在萨摩藩钳制下，琉球与中国的所谓“傀儡贸易”大体得以正常开展。尽管如此，日本因忌惮清朝的实力，在萨摩侵琉后的两个半世纪左右的时间里，日本一直没能找到“吞下”琉球的机会和理由。
1871年，爆发了琉球渔民在中国台湾遇害的“牡丹社事件”，日本受自称“台湾通”的美国驻厦门领事李仙得唆使，怀揣“侵台换琉”的阴谋，借机向中国发难。1872年，琉球被迫遣使东京为明治天皇亲政道贺，日方竟趁机单方面宣布废琉球国为琉球藩，封国王尚泰为藩王，否认中琉间的宗藩关系，同时禁止琉球向清廷遣使朝贡。翌年，日本政府又将琉球纳入内务省管辖，强令其租税上缴至日本大藏省。1874年10月底，中日签订《台事专条》（又称《北京专条》）。日方刻意曲解条约第一条中“日本国此次所办，原为保民义举，中国不指以为不是”的表述，单方面将其解读为清政府已认可琉球归属日本。此后，日本在吞并琉球的行动中愈发肆无忌惮，全然无视清政府的立场。1875年，应日本政府之命，琉球遣使赴日。彼时日本政府虽模糊“晋京”事由，然琉球“上下皆恐惧而不知所措。藩王乃派遣众官吏至国内各处寺院，向佛神岳森祈愿。又令国中人民，各自祈愿之”（喜舍场朝贤，2020：46）。琉球使者抵达东京后，日本政府突然强令其立即断绝与中国的交往，这一无理要求令琉球陷入空前恐慌。此后琉球多次与日本交涉，恳请保留与中国的传统关系，均遭断然拒绝，此即关涉中日琉三国的“阻贡事件”。
日本提出“阻贡”，其核心正如首任驻日公使何如璋在致南洋大臣丁日昌的信函中所指：“阻贡之事，原不必固争。但日本志在灭琉，不过藉阻贡为缘起，则所争不在贡，而在球之存与亡。”（何如璋，1926：9）琉球官民洞悉日本吞并阴谋，“阻贡事件”由此直接触发了琉球的救国请愿活动。
2 琉球救国请愿的开展与蔡大鼎《北上杂记》的撰作
蔡大鼎（1823-？），字汝霖，别称伊计亲云上，琉球第二尚氏王朝末期政治运动家、诗人，琉球国久米村人，为闽人三十六姓蔡氏后裔。蔡大鼎早年接受汉化教育，家学渊源深厚。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他在琉球王城漏刻楼任职漏刻官，所作诗文辑集为《漏刻楼集》（该集不幸在冲绳岛战役中焚毁失传）。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与郑良佐、蔡呈祯赴清朝福州学习风水地理及修葺王陵之法。道光三十年（1850年），蔡大鼎因琉球庚戌科及第，被授予文章总师职，位晋都通事，负责汉文表奏文书编撰，此间著有《钦思堂诗文集》。
关于家人，蔡大鼎在《北上杂记》（福建省图书馆藏本）卷五《附记》的最后有如下详细记载：
我先考讳德懋，字能宽，先妣陈氏。兄弟七人，大鼎第伯氏，配杨氏。其仲氏大章，聘蔡氏，未娶早世。叔弟大业，配毛氏。先弟大观有子，大受无子而没。母弟大谟，配蔡氏。季弟大经，配梁氏，无嗣而卒。呜呼，小子菲材，微府君厚泽，曷克成立，以蒙光显。于是泣述一二耳。至先慈懿德，亦无不媲于此，可谓中兴者也。特志。（绀野达也，2015：192）
据上文，蔡大鼎的家族树可以下列表示：
蔡德懋（字能宽，父）──陈氏（母）
├─长子（伯）：蔡大鼎（作者）→配杨氏
├─次子（仲）：蔡大章→聘蔡氏，未娶早逝
├─三子（叔）：蔡大业→配毛氏
├─四子：蔡大观→子：蔡大受（无嗣而卒）
├─五子（母弟，同母弟）：蔡大谟→配蔡氏
├─六子：（原文未载，或早夭/无记录）
└─七子（季）：蔡大经→配梁氏，无嗣而卒
除上述的集中记载外，蔡大鼎还在《北上杂记》中多处提到其家人，包括其长子蔡锡书、胞弟毛大业、长孙蔡上台、表弟陈氏等，可见身在异乡的他对家人的那种无限思念之情。作为家族长子，可窥其在家族与琉球外交事务中的责任担当。从记录兄弟婚姻与子嗣情况，可反映十九世纪琉球士族的婚姻形态与家族传承观念。而上述引文中的情感表述与“中兴”叙事，为理解琉球亡国前夕士族的心态提供了微观视角。
蔡大鼎曾四次奉使中国，[2]留下丰富诗文。咸丰十一年（1860年），他以进贡存留通事身份随琉球使团来华，居福州三年，诗作辑为《闽山游草》。同治六年（1867年），任署长史的蔡大鼎与杨光裕等人来华迎接册封使赵新、于光甲，期间著《续闽山游草》，两集共收诗三百余首，于同治十二年（1873年）在福州刊行。同年，他以都通事身份随使团赴燕京朝贡，往返途中所作诗歌结为《北燕游草》。其汉诗多描绘闽地风光、中琉交往及个人情怀。
除上述诗集外，蔡大鼎还有《续钦思堂诗文集》《圣览诗文稿》《程公宠文传副》以及《北上杂记》等作品。其诗文不仅反映琉球晚期文人士子生活与中琉交往面貌，亦为研究东亚汉诗、琉球社会及文化传承提供重要史料。尤其是1884年刊行的《北上杂记》，作为琉球汉文行记（卷二以时间顺序记载）的代表，不仅记录了北上京师请愿救国期间的见闻，还以福州为参照描摹燕京风土，保存了众多一手史料，具有独特学术价值。
据同为救国请愿成员林世功所著的《由闽北上实录》可知，光绪元年（1875年），“公（蔡大鼎）竣回闽，时遭日本阻贡。丙子年（1876年），国主特遣陈情紫巾官向德宏、都通事蔡大鼎、通事林世功等赍捧咨文，诣闽告急”（蔡大鼎，2013：221）。于是，琉球救国请愿团（以下也简称“请救团”）一行19人于1877年4月抵福州，将密信交付闽浙总督何璟，告急的内容主要有“日本遣官派兵，废藩为县，夺据王城，甚者执去国主世子，囚官虐民，其情状不忍尽述”（蔡大鼎，2013：221-222）。请救团遂居福州柔远驿，静候清廷回应。然当时的清政府不仅未能批准出兵保护琉球，而且还不允许向德宏等人入京禀奏乞师。因此，请救团在福州滞留了三年。孰料“惟念在闽守候多年，竟致国灭主辱”，即在蔡大鼎一行等候消息的1879年，琉球被日本彻底吞并，改为冲绳县。此时请救团始觉“若不晋京请救，难期再造邦土。因欲禀请闽宪，又恐多需时日，缓不济急，而况未必允准”，于是蔡大鼎等人“薙发改装，密为北上”（蔡大鼎，2013：222）。据蔡大鼎自己的记载，一行改为了清人之装，以方便通关北上，但在光绪五年（1879年）五月十四日向德宏呈递给李鸿章的请愿书中，却另有隐情。他说：“宏（向德宏）等在上海，闻得日本之党密防敝国来华请救，欲必拿捉宏等。为此，薙发更服，延邀通事等同伴以作贸易赴京”（孙晓光、赵德旺、侯乃峰，2018：25）。可见，琉球请救团薙发改装是为了躲避日本间谍的追捕[3]。
关于“琉球士人秘密北上”之事，明治十二年（1879年）七月七日，在由日本驻华特命全权公使宍户玑发往寺岛外务卿的《关于琉球处分相关清朝官员及驻京公使等人意向事宜》中，记有以下内容（见图2）（笔者译）：
据品川总领事呈报：有传闻称，琉球官员史成等数人已逃往福州，呈诉求救后拟北上。惟此后其动向未能持续探知，暂无后续呈报。另有消息，约一二十名琉球官民，因其国遭日本兼并，欲恳请清朝政府设法救援，或拟向其他各国请求保护。据称该批官民计划取道上海前往目的地，上海官场已对此颇为留意；陈司马（即同知福勋）亦预先与工务局商议，令做好饬捕与保护的准备工作。又有传言称，该批官民或将直接前往北京呈请救急，此事尚未证实。上海当地西文报纸亦有类似报道。本部已在琉球馆附近部署侦访，但截至目前，尚未明确确认有琉球人士抵达当地。以上各项情况，特此呈报钧鉴。（冲绳县史，1989a：96-97）
“品川总领事”即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首任总领事品川忠道，就是他给宍户玑提供了有关琉球官民赴京请愿救国活动的信息。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宍户玑给井上外务卿发函之际，蔡大鼎一行还没有从福建出发，但他们赴京救援的动向日方已有察觉；二是信函中提到的“琉球官员史成等数人”是否与蔡大鼎同行还不能确定。
琉球士人赴清救国请愿之事，一直牵动着日本的神经。八月四日，在由宍户玑发往寺岛外务卿的《致清政府照会及说略等文件附送总督》中，再次提供了相关情报（见图3）（笔者译）：
关于琉球人士进京一事，本部已竭力侦访探查，但至今仍未发现其踪迹。另据国子监内琉球馆附近路人传闻所称：琉球学生多年来并无留京者，此次是否有琉球人士进京尚无确证。不过听闻琉球馆内近有搭建凉棚的举动，姑且将此情况一并呈报。归根结底，即便琉球人士确有进京之意，因选择陆路出行，所以会比平时多费几日行程，目前来看尚未有任何人抵达并入住琉球馆，这一点是明确无疑的。至于上海方面流传的相关风闻，以及清政府是否为虚张声势而进行军舰操练等事，相关情况已另有呈报。除此之外，暂无其他需紧急禀明的信息，故特此一并呈报如上。
（冲绳县史，1989a：110-111）
换言之，蔡大鼎一行赴北京救国请愿的活动细节至此并没有完全暴露。据《北上杂记》记载，光绪五年（1879年）八月十四日，向德宏“率同蔡大鼎、林世功、大文李文达、茂才蔡以正、传译通事谢维垣、驱使笃实之人陈学诚、从人仲村渠等，三更时分，坐驾河船，万寿桥放棹，次日黎明到马尾，转搭海定轮船，即日开洋”（蔡大鼎，2013：222）。接下来的行程，据林世功的记载如下：
十七日至上海，寓义和店，次日晚登保大轮船。十九日昧爽动轮，二十一日至烟台（属山东省）停轮，未几动轮。翌日至大沽（即天津口外），水浅不能进口，即将货物移装小船，尚未能进。时值风波猛起，仍复将船开出，后经数次卸货。至二十六日，始进内港（即紫竹林马头。本日午刻大沽动轮，戌刻至马头）。即日上岸寓高陞店。二十七日移寓河北宏盛客店，即与紫巾官议事（紫巾官于本年五月至李中堂署请救，寓大王庙）。时闻有美国前总统已与日王相议，割给琉球三分之一。将次日王派官来津，与李中堂妥商。九月初二日，河北启程。四十里至浦口午饭。八十里至杨村歇宿。次日四十里至河西务午饭，九十里至马头歇宿。初四日，三十五里至张家湾午饭，四十里于家坪歇宿（每名所带皮箱因进城时多有不便，已经租寄于此。本月十八日，遣拨陈学诚领来）。初五日，四十里至都，由沙锅门进城（给把官酒资，并有把门官带至税关报明）。寓西河沿福来客栈。（蔡大鼎，2013：222-224）
救国请愿团一行从福州河口万寿桥到天津紫竹林码头走的是水路，从天津经由河北抵达北京走的是陆路。林世功的记述非常详细，每站之间的距离、打尖住店地、沿途周折以及见闻都有不同程度的记录。
救国请愿团曾向李鸿章、恭亲王奕䜣以及总理衙门、礼部多次上书，但都没有得到满意的答复。万般失意之下，团员林世功于光绪六年（1880年）十月十八日以自杀抗议，当日蔡大鼎就向总理衙门恭亲王奕䜣等提交了关于林世功自杀的申告书。清廷悯其孤忠，赠白银二百两以作葬殓之费。申告书很短，《琉球救国请愿书整理与研究（1876-1885）》一书将其作为第十五封救国请愿书收录在内，是否合适暂且不论，从简短的字里行间，蔡大鼎悲凉绝望的心情在《北上杂记》卷一的《林子叙讳世功在京辞世记 享年四十岁》《先子叙一周祀日记》等文中可见一斑（见图4）。
至于为何要撰写并出版《北上杂记》，首先，蔡大鼎在《自序》中写道：
夫古之使者，必纪土风、志物宜，所以重其俗也。己卯秋，余为乞救国难事，改为清朝之装，由闽入京。叠次号恳，以兴灭国。怎及两载之久，旦夕焦思，尚未蒙救难，正在守候之秋也。窃闻命与数，虽为圣人不能避，况我国之受抗强邻。虽仗天朝多方劝释，而我辈等敢不沥胆披肝，以冀成功于万一乎？予在京师日久，不可空过日子。由是一切之事物，或记所见，或述所闻，聊为一集，因名曰北上杂记。附北京话，唯所希冀者，犹为观者之一助云尔。（蔡大鼎，2013：225-226）
俗话说“听话听声，锣鼓听音”。上述文字最值得留意的，是其中“予在京师日久，不可空过日子。由是一切之事物，或记所见，或述所闻，聊为一集，因名曰北上杂记”一段自述。细究整部《北上杂记》可见，蔡大鼎实际参与外交事务的机会极为有限；即便在琉球面临亡国危局、赴京求援之际，他也不得不隐匿身份活动。其信息来源亦多局限于《京报》《申报》等报刊及旅行指南类读物，难以触及反映北京政局核心的一手信息。由此观之，《北上杂记》的撰述动机，除履行使节“观风纪俗”的使命之外，更以“不可空过日子”自勉，意在以底层使者的慕华视角描摹繁华图景，其间暗含将琉球复国希望寄托于想象之中华盛世的深层心态。
其次，福建省图书馆藏本的卷五《癸未十一二月中记》中，记载有如下内容：
光绪甲申十年正月以下所有事宜，不论巨纤，均是略而不纪。前已集记者，凡七百二十九页，订成四册。是自庚辰孟春以逮癸未腊月，共成四年分也。适有客见之曰：“是集也，记得妥稳，宜早付之于梓人，以行世上。”予曰：“均已就正，聊无粗卤之弊。然于贵国人，不足有益。而于我乡之子弟，聊有可观。拟在福州，镌之带囘矣。”（绀野达也，2015：190）
文本明确交代，《北上杂记》起自光绪六年（1880）初春，止于光绪十年（1884）正月，历时四载，全书凡七百二十九页、订成四册。值得注意的是，作者自光绪十年正月起停止续记，这一细节或与琉球亡国危机加剧及使者在京活动处境相关。在编纂动因上，蔡大鼎虽将书稿定稿，却视其对清人价值不大，转而决意将书稿在福州刊刻后带归琉球，专供“我乡之子弟”阅读。此自述不仅精准界定了该书的成书规模与断限，更透露出琉球使节在国破家亡之际，试图以著述留存历史记忆、寄寓复国希望的深层文化心态与身份认同。
因救国请愿团的行动最终以失败而告终，所以蔡大鼎拒绝与儿子蔡锡书一起回国，欲继续为琉球复国奔走，最终去向不明，可能客死在了中国。
总的来说，清廷对琉球救国的请求并不积极，原因有多重，但“琉球无用论”也许是最底层的逻辑。深谙洋务的丁日昌就是其中代表，他就认为，琉球乃是“海外一弹丸耳”，其对中国无足轻重，“贡献不足以益我之府库也，人民不足以供我之役使也，版宇不足以卫我之藩篱也，徒以前代以来相沿朝贡，是以仍听其载在职方，羁縻勿绝，并非该岛于我国家有翊戴之劳，我国家于该岛有拱卫之助也”。中国为琉球出面与日本交涉，实为“天朝字小之恩有加靡”（丁日昌，2010：208）。可见，从一开始就注定了琉球救国请愿活动失败的命运。
3 《北上杂记》的内容特色与蔡大鼎救国请愿之关联
对于《北上杂记》的内容特色，绀野达也、张明明、王振忠等人已有相关研究[4]。从目录上看，正文前有《北上杂记序三道》《赠诗六首》《祝寿二首》《祝寿长联》《由闽北上实录》《自序》，其次是正文五卷，最后为附录《北京话目录》。
结合《琉球王国汉文文献集成》与绀野达也的研究可知，卷一没有明显的年代顺序，内容较杂，记录了中国的风土、人文、景观、气候、科举、宗教、丧葬、天文、潮汐、中琉历史及中琉关系史等内容，篇目依次为《元旦吉记》《开封印日期记》《换衣日期记》《褂毛不内向记》《物产地理记》《京中两县记》《贡举记》《殿试记》《钦定中额记》《各省额中举人名数记》《会试覆考记》《殿试传胪记》《即事》《乡会各试时中解元会元殿试亦中状元并中会元状元各人数记左 即三元及第并两元及第也》《又取中一甲状元榜眼探花各人数记左》《国家忌辰记》《皇太后丧服记》《大学士病故记》《京官行慎记》《孔子后裔记》《前明后裔记》《明朝代记》《清朝代记》《琉球朝贡记》《先王尚御讳圆代记》《祷告记》《北京琉球北极高下异记》《潮之进退异记》《感记》《风俗记》《京中八景记》《十八省省城风俗记附盛京俗》《五岳所在记》《小砚三面记》《林子叙讳世功在京辞世记 享年四十岁》《金士雄在越捐馆记 享年五十四岁》《先子叙一周祀日记》《狗猫记》《蚁子记京人谓之为䗫蚁》《长孙上台十三岁诞生记》《吾年六十一记》《拟长孙元服记》《得雪记》《中心戚记》《情节记》《所思记》《苦寒记》《咏杂记实录》《阅古帖记》《来信记》《癸未会试杂记》《续会试杂记》《杂记问答记》《祈雨记》《祈晴记》《卖春联记》《画家周棠记》《佣王氏记 名叙直隶保定府涞水县人也》《姚氏请佣记》《褒奖林大人记》《林大人篆寿图不能应召记》《忠孝难兼全记》《节孝记》《善行记》《贡道不可辄改记》（蔡大鼎，2013）。
卷二题为“庚辰记事凡七十一通”，不载具体篇目，为其在光绪六年（1880年）所写的杂记，但福建省图书馆藏本（以下简称“福图本”）实际有《庚辰记事》《辛子正月中记》《辛二月中记》，收录了光绪六年（1880年）至七年二月的记事。
卷三题为“辛巳记事凡二百三十八通”，原文已失传，据标题推断应为其在光绪七年（1881年）所写的杂记。
卷四题为“壬午记事凡二百零四通”，即光绪八年（1882年）的内容，但福图本实际从《壬午三月中记》开始，每月都有一记，直到《癸十月中记》为止，共收录了光绪八年三月至翌年十月的记事。
卷五为“癸未记事凡一百四十九通，附纪共六十通”，亦即光绪九年（1883年）的内容，但福图本实际上从《癸未十一二月中记》与甲申元日记事的《附纪》开始，收录了光绪九年（1883年）十一月至翌年的记事。
全书最后的附录《北京话目录》，从福图本可知，其篇目实际上包括《附北京话叙》《北京话》（收录717个单词及解释）、《百家姓》《百家姓同音》《千字文》《千字文同音》《三字经》《五言古诗》（39首）、《跋》，目录与实际内容存在较大差异。光绪十年（1884年）秋冬左右，书稿在清人修改的基础上，蔡大鼎将其定为五卷四册交付出版（绀野达也，2015：190-192）。
在讨论《北上杂记》的内容特色时，自始至终不能忘却的是该行记的成书背景以及作者当时所处的心理状态。换言之，“救国请愿”四字是蔡大鼎不曾一刻忘记的使命，他将这种使命镌刻在了一首首的活动杂记之中。正如有研究者指出的那样，置身动荡世变中的蔡大鼎，试图运用杂记文体表述无法直明的政治书写意图。其书中特意记载北京的“盛世”图景，虽看似与观光游记无异，但对比同时期各使节对于北京的描写，便能知晓其中实具有想象与真实间的差异。同时，在秩序解体、濒临亡国之时，琉球知识人告诉世人他们并非无有作为，实有其独特的回应之道，那就是化用所学，以文学“盛世”作为召唤记忆的载体，抵抗并超越现实成败的书写意图。《北上杂记》一书作为时代最好见证，就更值得我们注目（王矞慈，2021）。
3.1 请愿历程与心境写照
杂记详细记载自1877年从琉球秘密出发，经福州、上海、天津抵达北京的行程，以及在柔远驿、京师等地的活动。作为救国请愿团核心成员，蔡大鼎参与起草14封请愿书，多次面见李鸿章、恭亲王奕䜣、左宗棠等政府要员，主张“以情理感动天朝”，推动清廷关注琉球问题。其活动轨迹涉及覆盖福建会馆、总理衙门、礼部等关键场所。从留存的请愿书可知，蔡大鼎一行向李鸿章呈送请愿书5次，向总理衙门恭亲王奕䜣递交请愿书14次，向左宗棠递交请愿书5次，向礼部尚书徐桐递交请愿书3次，向福建等处承宣布政使、曾被任命为驻日公使（未到任）的许景澄、闽浙总督杨昌濬、总理衙门庆亲王奕劻等各呈送请愿书1次。请愿活动的过程充满艰辛、凄楚和憋屈，蔡大鼎的这种心情在《中心戚记》有过明确表露。
夫为国家之事，上自同寅，下至从人，一概薙发易服，不惮数千里之远，晋抵京师。其流离颠沛情形，何人闻之，殊不悯恻。而况日月两轮，是天地眼，岂有坐视不援者哉。诸君请勿疑惑，故缀片言云尔。（蔡大鼎，2013：276-277）
上自同僚下至从人，全员一律薙发易服，以便上京请愿。一行人尽管因“数千里流离颠沛”而饱受肉体摧残，但坚信“人有恻隐，天地有眼”“岂有坐视不援”之人？蔡大鼎以士大夫的隐忍笔触与道义信念，记录下弱小邦国在近代殖民狂潮中的抗争悲歌。这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执着，恰是东亚藩属体系崩溃时代，无数“小人物”用生命书写的大历史。
光绪五年（1879年）九月，李鸿章以及总理衙门恭亲王奕䜣下谕，告诉琉球请救团所递禀词已经上奏，让他们返回福建，不必在京守候。并赐白银三百两作为盘缠。但是蔡大鼎、毛精长、林世功上书，陈述了不能回福建的理由：第一，虽在闽守候多年，但清政府并没有出手相救，如今甚至国王被俘，所以与其旷日持久在闽偷生，不如在京沥情面诉；第二，如果现在回去，担心日人错认清廷已将琉球事件从缓办理，如此一来日人将更加肆无忌惮（孙晓光、赵德旺、侯乃峰，2018：178）。因此，救国请愿团执意继续留在北京伺机行事。
在北上请愿过程中，琉球一行人除了向礼部、总理衙门以及朝廷名臣上呈请愿书外，还通过占卜、拜神等手段，来预测请愿效果，从而坚定请愿信心。如在《祷告记》中有以下记载：
正阳门内有关帝庙。我辈祈祷国事，每月朔或望日，上庙行之。其布施不过一吊钱，合香烛求签各价算之。吊字解见下。每日祷告人等，往来不绝，况于其朔望，殆及数万人之多也。琉璃厂大街北有吕祖庙，其祈祷之事，亦同前由。所有匾额，极其过多。或有妇女献之者，殊可怪之。（蔡大鼎，2013：255）
琉球一行人到关帝庙或吕祖庙祈祷国事的频率较高，几乎每月1-2次。两庙的香火都很旺，祷告人往来不绝。到了每月的朔望，更是可达数万人。再者，光绪七年（1881年）二月初七在上关帝庙祈祷时有如下记载：
灵签有云：“只好从新莫依旧，自然百事称心神。莫愁中路无成就，常遇舟航涉利津。”谨按：中朝另设良策，以兴灭国之象也。（蔡大鼎，2013：350）
签书内容令蔡大鼎倍感慰藉与鼓舞，也让他不禁联想到清廷近日的所谓“良策”——即清廷暂缓与日本缔结琉球分割相关条约。在当时的蔡大鼎看来，这一清廷“良策”对琉球民众而言本是幸事，然从最终结果观之，实则并非如此。彼时中日两国若依议缔约，琉球至少尚能存祀，虽国土不免大幅割让，却远胜日后彻底亡国的结局。
除拜神外，蔡大鼎亦以占卜预测救国请愿之成效，其于光绪七年（1881年）二月十六日的《北上杂记》中，记有相关国事占卜之事：
再者，客岁七月间，因未知国事何日结局与其吉凶，乃为之卜卦。其占曰：“三元复转运，日月更大明。云雾都荡扫，万国尽维新。”嗣后亦占曰：“三阳开泰喜相逢，物在春台日在东。所欲从心能自至，天和人合万缘通。”今天溯其所占之旨意，皆无不相似。则国事一节，乃于本二三月间决成议归局，不必挨延四月。庶乎占者之验矣。（蔡大鼎，2013：357）
据两次卜卦之辞，蔡大鼎认定琉球救国请愿事宜当在光绪七年（1881年）二三月间便有定局，卦辞中“云雾都荡扫，万国尽维新”的谶语，亦是其对请愿得偿所愿的深切期许。蔡大鼎对此深信不疑，其于同月十八日又在书中记道：“至谓云事办理，未有头绪，实深焦灼。谅居本春，定必有转圜之机矣”（蔡大鼎，2013：358）。可见其虽因请愿事宜迟迟未有头绪而心怀焦灼，却仍满怀期待与信心，坚信本年春天国事必现转圜之机，卦辞中“天和人合万缘通”的愿景终将实现。
光绪七年（1881年）二月二十一日，蔡大鼎得知清政府向日本递交照会的消息后，愈发坚信此前的占卜谶语与梦境所指，他在杂记中记载道：
节逾惊蛰，而届春分。和风方送，寒气渐消。日昨知悉总署因本国一节，乃于本十二日（即惊蛰，二月节也）特奉圣旨，将其照会移行日本国王。其略云：“前议未妥，一概除去。宜迅新行会商。”此岂非兴灭国之良策哉。因溯上年七月初六日，时已五鼓，适梦事竣回国，友朋来贺。醒后即占曰：“蛰虫伏穴，龙潜于渊。六阳加动，飞龙在天。”先是复有如此之梦。按此：蛰虫伏穴，是指惊蛰，所移之照会也。飞龙在天，言龙属三月，则所有国事，妥为结局，势必在其月令也。将见君臣上下均得再生，深戴皇恩宪德于无既焉。
（蔡大鼎，2013：358-359）
蔡大鼎以清政府致日本的照会为契机，将自身梦境、卦辞与复国期望紧密联结，更以此自我暗示，坚信琉球复国之事终将在卦辞所言“飞龙在天”的三月成真。然事与愿违，梦境与占卜终究只是自我心理慰藉，对于琉球复国的实际进程毫无助益，蔡大鼎的复国期许最终尽数落空。
人在陷入极度无助的境遇时，所采取的拜神、占卜、寄望于梦境等行为，本质上是应对现实不确定性的心理策略。蔡大鼎此类行为的核心，并非为求得超自然力量的相助，而是借助心理暗示、文化认同、社会支持等机制，助自身在失控的现实境遇中重建价值意义、平复情绪并维持心态稳定。这类行为是人类在漫长进化过程中形成的“心理免疫系统”的构成部分，即便在科学昌明的当下，仍因能够满足人类深层的心理需求而延续。
3.2 晚清社会的详实观察与异域视角
《北上杂记》分别对晚清佣工行业（《傭王氏记》《姚氏请傭记》）、医药行业（卷二《庚辰记事》中对同仁堂、育甯堂的记载）、手工业（如大栅栏之珠宝市，西河沿、琉璃厂之银楼、缎号，以及茶叶铺、靴铺）等日常生活史以及科举制度给予了关注，甚至事无巨细，靡不入册。其以“异域之眼”观察晚清镜像，不仅是对“同光时期”（1862-1908）社会生活史的实录，也为管窥“球案”爆发期间，中日琉三国的国际关系、政治张力提供了文献依据（张明明，2019）。
首先，对科举制度的详尽载录，是《北上杂记》的显著特色。如卷一《贡举记》《钦定中额记》《殿试记》《会试覆考记》《殿试传胪记》《中解元会元状元中会元状元》等篇，详细记录了癸未科（光绪九年）殿试、会试的登科名单，更逐一罗列了自清代首位状元傅以渐至光绪六年状元黄思永的103位状元名录（蔡大鼎，2013：236-245）。书中对科场落第者的境况亦有细致记述：
下第者（即未中之谓也）即于揭晓后二三日或五六日后出京回籍。彼时观之，大半人皆有失色。何也？盖人功名之念动于心，自不觉辄形于色焉。予自庚辰在京，迄今癸未二科会试，莫不目击之矣。（蔡大鼎，2013：284）
世人多关注科场及第者的春风得意，蔡大鼎却独对落第者的失意境遇予以留意。这一视角或与其在京救国请愿的失意心境相契合，也为今人研究清代科举史提供了独特的切入角度。综上，科举相关记载在《北上杂记》中占比甚重，堪称文集里篇幅最丰的内容类别，为后世留存了清代科举的诸多一手史料。
其次，文集对京师日常市井生活的载录亦颇为详实。《卖春联记》记春节前街市售联的热闹盛况，《庚辰记事》则辑录七十一则北京见闻，二者均生动勾勒出十九世纪一位琉球士人眼中的北京市井生活图景。第三，文集对当时北京物价的记载，也有较大的史料价值。第四，蔡大鼎对当时清朝社会的节孝、善行也很关注。
我们不禁生疑，蔡大鼎北上本为琉球救国请愿，何以对彼时的中国社会作此详尽的观察与载录？笔者认为缘由不外二端：其一，与熟稔的福州相较，他在北京举目无亲、求助无门，怀乡念旧之余，笔墨自然多有铺陈；其二，救国请愿之事收效寥寥，且其在京期间可实际为请愿奔走的时间与机会本就有限，故有余力投注于社会观察。这份身处异乡的无奈与救国无门的焦灼心境，在其光绪七年（1881年）二月二十五日的记载中有着真切流露：
曙色方开，时有狗产仔，是系客岁六月间。所畜之奶狗，不觉驻京年月已历多少，且有莺花蹄或笑。殆所谓“鸟声非故国，草色是他乡。”（蔡大鼎，2013：359）
黎明时分，同居的奶狗诞下幼崽，这一幕骤然唤醒了蔡大鼎对驻京岁月的感怀。此狗自上年六月蓄养至今，他恍然惊觉客居北京的时日已然悠长，耳畔莺啼、眼前繁花，反倒更添愁绪。其以“鸟声非故国，草色是他乡”的诗句抒怀，离乡之苦与浓烈的思乡之情，皆跃然纸上。
3.3 晚清内外政事的载录与请愿诉求
杂记对晚清内外政事亦多有亲历记述与相关评述。蔡大鼎以琉球使臣之身，藉由载录清廷诸项政事，映照出琉球彼时的政治境遇，以及琉球对清廷的依附心态，其核心冀望仍在维系与清廷的宗藩关系，以谋求清廷的援助。
杂记载录的政事主要包括：越南的贡道改易论、慈安太后猝逝始末、许景澄由出使日本变为出使法国、光绪帝祈雨祈晴、琉球册封使林鸿年相关纪事、李鸿章丁忧与守制、刑部郎中张赓飏撤职查办、沈葆桢的善后事宜、琉球朝贡记等。然最值得关注的是关于左宗棠边疆治理的记载。
蔡大鼎《北上杂记》中关于左宗棠的记述，均集中于光绪七年（1881年），核心围绕三方面展开：一是左宗棠的地位与威望。蔡大鼎首次提及左宗棠时，便称其“声名远闻四夷”，赞其凭借过人政治魄力，推动伊犁问题得以平治。彼时左宗棠刚获任军机大臣、管理兵部事务，且在总理衙门行走，琉球救国请愿团见其获朝廷重用，便将其视为琉球复兴的一线契机，甚至直言“本国之复兴，不察可知，洵欢天喜地者也”。二是蔡大鼎的行动与处境。同年二月初二，蔡大鼎为琉球复国事宜，专程前往左宗棠公署拜会。文中未提及此次会面的具体情况，也未说明是否见到左宗棠，仅描摹了公署周边街巷“万美毕集”的繁盛景象——这与他自身流亡异乡、孤苦无依的境遇形成鲜明对照，字里行间暗含着遭冷遇的落寞与无奈。三是对左宗棠影响的期待。后来蔡大鼎见清廷下令查阅闽、浙、粤、桂四省营伍，竟不由自主地将此事与左宗棠的影响关联起来，执意认为此举“专出于保护敝国（琉球）之至意”，还将其归因于林世功死谏的推动，足见他对左宗棠能推动清廷关注琉球事务、出手相助的深切期盼。
总之，上述所记诸事，皆围绕蔡大鼎对清朝政局变动的密切关注，以及这些变动对琉球复国希望的潜在影响展开。他所记录的事件，多与清朝的政策调整、官员变动、宫廷诸事相关，核心目的便是维系琉球与清朝的封贡关系，进而争取清廷援助，以抵御日本的吞并。
3.4 个人情感与家国之思的抒怀
《北上杂记》中多篇诗文，皆承载着蔡大鼎对救国请愿的万般感触，也记录着他对周边环境、人事变迁、季节流转的细腻感知，字字句句皆是其当时心境的真实流露。
如《吾年六十一记》中，他这般记述自己的生辰心绪：
癸未之年，三元之日，乃吾龄六旬加一之生辰也。竟享高年，不堪欣之。惟是出使天朝以来，八载于茲，故思归念切。已历岁时，矧遭忘著犊鼻裩、涤器之时，许多茅塞，不宜缕陈。今所疚心者，或有误失，而辱祖宗。是以晨昏，勤劳之余，仰天默祷。生平寡过，而终天年，则不啻遗恨毫无而已。何幸如之。特此搦管而志焉。（蔡大鼎，2013：274）
细读这段文字，蔡大鼎彼时的复杂心境跃然纸上。其一，是生辰之际的悲欣交织——既有高寿的些许欣慰，更有使命未竟的深切痛楚。开篇点出“六旬加一之生辰”，却以“竟享高年，不堪欣之”破题，身处救国请愿的绝境之中，个人的长寿非但不是幸事，反而成了沉重的精神负担。这份反常的感慨，藏着国破家亡的锥心之痛：若无法完成复国大业，即便苟活于世，亦是对家国、对自身的愧疚。其二，是八年流亡的思乡之苦与忍辱之艰。“出使天朝以来，八载于兹，故思归念切”一句，直白道出对故土的刻骨眷恋；而“忘著犊鼻裩、涤器之时”的表述，化用司马相如落魄卖酒、不拘小节的典故，隐喻自己为救国奔走期间，不得不忍受的困顿与屈辱。“许多茅塞，不宜缕陈”寥寥数字，将万千辛酸隐于笔端，更显这位琉球志士忍辱负重的悲壮。其三，是对祖宗的愧疚与严苛的自我约束。“今所疚心者，或有误失，而辱祖宗”，尽显传统士大夫的家国情怀——他将个人荣辱与家族、国家紧密相连，生怕因自身能力不足或决策失误，导致救国大计功亏一篑，愧对列祖列宗。这份愧疚，化作他“晨昏勤劳”“仰天默祷”的动力，以近乎苦行的方式自我鞭策，力求“生平寡过”。其四，是绝境之中的卑微期许。“生平寡过，而终天年，则不啻遗恨毫无而已”，看似平淡的话语里，藏着深沉的悲怆。在琉球存亡未卜的大背景下，他对人生的期许已从“成功复国”悄然降为“少犯过错、保全晚节”，若能如此，便算此生无憾。这份退而求其次的心愿，更反衬出琉球救国之路的绝望与艰难。其五，是困顿之中的风骨坚守。全文无一句豪言壮语，却以“搦管而志”的平静笔触，将个人命运与琉球存亡牢牢绑定。即便身处“茅塞”“疚心” 的绝境，仍未放弃自我勉励，尽显传统知识分子“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殉道精神。这篇文字跳出了传统寿诗的喜庆框架，以生辰为切口，将个人衰老、思乡之苦、救国屈辱、愧疚祖宗等多重情绪熔铸其中，字字皆含悲意。蔡大鼎以“不敢欣高年”的清醒、“恐辱没祖宗”的自省，以及“生平寡过”的卑微期许，鲜活勾勒出一位在时代洪流中苦苦挣扎、坚守初心的琉球志士形象，其情感深处，是“个人生命为国家而存在”的崇高与悲凉。
再如卷二《庚辰记事》中，他直言：“吁！本国君臣有累卵之急，百姓有倒悬之危。阖国昕宵，仰望中朝之兴灭国，如大旱之望云霓。神祇尚鉴”（蔡大鼎，2013：338）。这份对清廷出兵援救琉球的迫切期盼，兼具纪实性与情感张力，字里行间的焦灼与恳切，读来令人动容。
另有光绪七年（1881年）二月二十六日的记载，更见其借物抒怀的巧思：
黎明无聊徘徊中庭，时有鹊鸠而相为闹，未知为何如之？乃留步见之，即知渠夺鹊巢之事也。宜哉。拙者莫如鸠，不能为巢，且《诗经》所谓“维鹊有巢，维鸠居之。”亦于此时，见而知之。（蔡大鼎，2013：360）
看似是记录自然界鹊鸠争巢的寻常景象，实则暗藏深意——以“鸠占鹊巢”隐喻日本吞并琉球的国难。他特意选取“黎明”这一时刻，似在比兴：琉球复国已至最黑暗的关头，唯有坚守，方能静待光明降临。这般“指桑骂槐”式的含蓄表达，在《北上杂记》中并不少见。这种隐喻笔法，尽显东亚知识分子的细腻与通透，而其背后，实则是蔡大鼎复杂难言的心境：对清廷政策的疑虑、对日本狡诈的忌惮、对琉球危局的无奈，诸多情绪交织，让他不得不选择含蓄表达。沦为亡国奴的悲凉，于旁人已是难堪，而于有骨气、有思想的蔡大鼎而言，更是痛彻心扉，这份心境，尤为值得后人共情。
4 结 语
蔡大鼎的《北上杂记》作为琉球亡国前后士族救国请愿活动的核心一手史料，兼具实证价值与文本特质：既详实考订1879-1885年琉球救国请愿团从“闽台密递陈情”到“京师联名上书”的策略演进，系统呈现其“救国独立”的核心诉求与对中琉宗藩关系的法理认同，其“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抗争实践更成为琉球遗民集体记忆的精神标识，为中琉宗藩关系史、晚清对外交涉史及琉球汉学研究提供了重要佐证；又以“史笔纪事+诗笔抒情”的文体融合，留存了晚清北京社会的鲜活图景，成为东亚传统华夷秩序在近代崩解的典型文本注脚。
其核心价值与现实启示集中体现在三方面：一是为“琉球问题”的历史重审提供核心史料与法理支撑。结合张海鹏先生提出的历史主权、国际法遗留、法律程序、民族自决等四点“琉球问题再议”理由（孙晓光、赵德旺、侯乃峰，2018），《北上杂记》与琉球士族递呈清廷的三十余封请愿书形成互证，既厘清琉球在1872年日本设“琉球藩”、1879年“废藩置县”前作为独立主权实体的地位，及中琉自1372年（明洪武五年）起五百余年的宗藩渊源，又揭露1871年《日清修好条规》未涉及琉球主权、1874年日本对《北京专约》中“保民义举”一词的恶用，以及美日1872年私相商议琉球事务的非法性，为国际社会重审琉球地位奠定历史基础。二是实证日本近代殖民扩张的早期范式。文献以亡国亲历者的微观视角，记录日本通过“外交逼降—内务省接管—士族改籍”三步吞并琉球的全过程，揭示其“非军事胁迫下的行政吞并”扩张逻辑——这一逻辑与1895年吞并朝鲜、割占中国台湾，1931年侵占中国东北的殖民路径形成历史脉络，既驳斥日本历史修正主义者对所谓“琉球处分”的“合法化”叙事，也夯实战后“殖民侵略原罪清算”的国际秩序根基。三是揭示日本对琉文化殖民的本质。书中记载了1879年后日本在琉球强制废止汉文教育、推行日语与“皇民化”改造的文化清洗政策，留存了琉球士大夫以汉诗创作、宗藩礼制实践开展制度内抗争的具体路径，为当代东亚民族和解提供镜鉴：真正的和解始于对殖民侵略历史真相的正视，而非对殖民原罪的淡化或回避。
从深层脉络来看，蔡大鼎的诗文与行记，本质是一位琉球士族对“天朝礼治体系”的文化执念。作为闽人三十六姓后裔，他以汉诗为文化载体：亡国前以“圣代恩深”的颂辞强化对清廷的文化归附，亡国后以“孤臣血泪”的哀歌寄托复国期许；从琉球那霸经福州至北京的传统贡道，对他而言不仅是地理交通路线，更是“东亚秩序”的空间符号——其对北京礼制、风俗的细致描摹，实为对文化上国的“秩序朝圣”。然而，这份前近代的秩序想象终究抵不过1870年代东亚国际体系的根本性重构：清廷在“海防与塞防之争”中的外交推诿、日本明治政府“大陆政策”的扩张欲壑，加之西方国际法体系对传统宗藩秩序的冲击，让“诗性天朝”与“礼治远方”的想象彻底崩塌。蔡大鼎既是文化上认同中华的“远人”，又是政治上无国可归的“孤臣”，最终沦为东亚秩序重构中的“身份迷失者”；其文字中的悲愤与迷茫，亦展现了十九世纪末周边弱小国家知识分子在殖民扩张与秩序崩塌双重变局中的集体困境。
归根结底，《北上杂记》不仅是对东亚传统华夷秩序的最后致敬，更是琉球作为传统宗藩体系成员在近代殖民浪潮中消亡的悲情挽歌。它以个体抗争与理想幻灭的微观叙事，照见“弱国无外交”的近代国际关系残酷现实，见证了以中国为核心的东亚朝贡体系退出历史舞台的关键节点，更为当代审视日本殖民遗毒、捍卫历史正义提供了不可替代的文本依据。
原文刊载于《日语学习与研究》2026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