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代中国的货币演进是一场交织着主权危机与利益博弈的复杂进程。既有研究多关注官方层面的理论借鉴和制度设计，作为非官方主体的商民的能动性常被忽视。日本在大连的“金建”活动，为了解中国商民如何通过民间外交与经济手段介入国家货币主权斗争提供了极佳的视角。日本在大连的“金建”计划，是其经济侵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商民通过话语构建、行动规范和协商交涉建构了系统化应变举措。他们将经济利益诉求嵌入到民族主义话语框架之内，并通过申诉、请愿、罢市、移市等多种方式进行有效抵制，同时加强中日之间的协商交流以寻求事件能够妥善解决，逐渐形成了一套可持续的抗争体系。在商民的联合抵制下，日本当局不得不取消该计划。中国商民对“金建”的抵制，阻滞了日本以金本位掌控中国货币计划的进程，一定程度上为中国本土货币的成长创造了机会。这一行动充分彰显了中国商民的国权意识和斗争智慧，深刻反映了弱国反抗强国侵略的艰难与不易。

关键词：“金建”；中国商民；货币斗争；金本位；银本位

20世纪初期，随着日本殖民势力在东北地区的渗透，中日之间的博弈逐渐从军事侵略延伸至金融货币领域。1921年日本关东厅不顾中国银本位货币运行情况，强制将大连特产交易所的结算货币由银券转换为朝鲜银行金券，推行“金建”政策。这一政策不仅是对中国货币主权的侵犯，更直接威胁中国商民的生存利益，呈现了“主权”与“利权”多重纠葛，成为中日货币斗争的标志性事件。此令一出，群情惶惑。中国各界积极筹措，通过请愿、舆论动员、经济抵制等多元方式参与斗争，使日本“金建”难以顺利运行，日本内部也争议不断，致使大连“金建”遂“以一地方问题延而为国际问题”。最终，在中国商民的联合抵制下，日本取消“金建”命令，实行金银并用政策。

既往研究近代货币本位问题，多侧重于思想与制度层面，例如张安昊、熊昌锟、燕红忠等学者对货币本位在中国的制度对接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邹进文、王五一等学者对晚清民国时期货币本位思想论争进行了详细阐述。然而，这些成果对于实践层面的关注不足，更缺乏社会民众的声音与表达。在商会史研究中，学者更多的是关注商民参与国内货币改革问题，例如吴景平、郑成林、刘杰探讨了上海银钱业、上海银行公会、商人团体等如何参与近代货币改革。但是，这些成果在对外货币关系上的讨论略有不足，对殖民地商民抵制外币的研究相对较为薄弱。已有研究日殖时代的东北货币，对大连“金建”问题有所涉及，例如燕红忠、许晨、叶磊等中国学者，以及波形昭一、柴田善雅、大竹愼一等日本学者，从政策制定、货币推行等日方视角直接或间接地关注到了该问题。然而，这些成果多聚焦于国家层面的货币政策或日方殖民策略，而商民作为非官方主体的能动性常被忽视。基于此，本文综合利用中日双方资料，从中国官民的视角梳理日本在大连“金建”的过程，既关注日本当局关于该政策的论争与背后的纠葛，也分析中国官民在货币斗争中策略运用情况，进而讨论中国近代货币本位变革中的实践困境。

一、日本“金建”政策的出台及向中国的渗透

日本与欧美国家通商后，货币体系愈加不适应经济的运行，日本开始通过设立国有造币厂、废两改元，组建中央银行、发行信用货币，改行金本位制、引入十进制算法等方式探索货币体制变革。1897年，日本正式建立金本位制。该制的实施是近代日本货币发展的分水岭，日元汇价渐趋步入稳定状态，为日本经济发展提供了坚实的货币基础。

日本欲实现进一步的扩张，就需要开辟大量的殖民地，中国是其主要窥觊的对象，介入并控制中国的交易市场，成为日本对华经济渗透的重要举措。此时，中国银本位制下货币多元发展状况，阻碍了日本对华资本的输出和在华资本的流动，与日本的金本位制矛盾日趋尖锐。因而，日本极力想让中国也实行金本位制，遂不断在中国设立金融机关，干涉中国的币政。值得注意的是，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下，在他国主持金本位制度变革具有“殖民政策”性，是对外宣示殖民地控制权的一种表征。

东北是中日贸易集中区，首当其冲。早在日俄战争后，日本便借口整理军用票，在东北设立横滨正金银行支行，发行兑换券。此时日本国内金本位制尚不稳固，日本内部亦吸取西南战争时期政府军滥发不兑换纸币造成严重通货膨胀的教训，坚持要设立货币壁垒，以减少货币反噬日本。该行遂根据所在地货币流通状况，发行了弗券、银券、小洋券及银两券等不同兑换券，其中大连主要流通以日本银元为基础“银券”。日本银元是近代中国常用外国银元之一，因币面印有飞龙图案，民间俗称为“日本龙洋”。该券吻合了中国人的使用白银习惯，流通范围不断扩大，甚至山东都有该票的身影。

朝鲜银行进入中国相对较晚，为满足关东都督府、铁道守备队等日本在华机关金本位需求，便以日本金元为基准发行“金券”。该券流通范围集中在安奉铁路沿线一带，势力稍逊一筹。因此，在日本控制区形成了金银二重货币体系，金银比价波动给市场交易带来不可避免的汇兑风险。日本并未完全控制东北，“金券”和“银券”在实际使用时都会被市场重新定价，难以实现货币的完全均质化流通，这使日本更加迫切统一中国东北币制。日本在向中国涌入纸币时，便有统一中国东北币制的图谋，认为这样“既可发展我国贸易，又可扩大帝国权益”，然因市场对金银需求不同始终未能如愿。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多国深陷战争漩涡，日本在华势力乘机崛起。至战争结束时，中国对外贸易中日本居第一位，占比30.5%，居第二位的美国仅为10.5%；中国境内7 000家外国商铺中日本占2 800多家，英美两国合计仅800余家。日本对满洲和关东的贸易额在各个年份占它对中国全部贸易的30%至50%，满洲进口货物的70%来源于日本。大连港因此成为中国外贸第二大港，输出入货物连年增加，1919年进出口总额达到了4  223  775吨，比1914年的2 104 590吨翻了一倍。大连交易所业务量也水涨船高，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同时，日本还极力推行“日元外交”政策，不断增加对华贷款以谋取政治收益。

日本在华货币投入的增加，对货币的流通效率和使用成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就需要稳健的货币体系作为支撑。然而，中国传统货币体制运行较为繁琐，不仅兑换成本颇重，也存在一定的汇率风险，阻碍了日本对华扩张的步伐。中日货币矛盾的尖锐，刺激了日本干涉中国币制的需求，意图将中国银本位制逐渐改造成与其国内一致的金本位制。中国东北成为日本实现这一意图的突破口。

日本一直强调“满鲜经济一体化”，从而形成一个能够互补的东亚经济圈，而其计划中首先要做的就是以朝鲜银行“金券”统一东北货币。1917年，日本政府以朝鲜银行取代横滨正金银行，办理其在东北“国库事务”。同时，赋予朝鲜银行“金券”在“关东州及南满铁道附属地”无限制通用特权，取消横滨正金银行“银券”的强制流通力，但考虑其在市场结算作用准其维持现状。这意味着朝鲜银行成为日本在东北地区的“中央银行”，“金券”也被指定为日本势力范围内的“法偿通货”。

然而事与愿违，中外商人对“金券”较为抵制。中国商人主要是因为其内地贸易以及资本往来多以银元为准，“金券”无法在内地结算中使用，即使可以折兑还需要承担汇兑风险。特别是一战爆发以后，金银比价不断下降，1915年为258.5，1917年下降至167，1919年已下滑到121.3。黄金购买力的下降，削弱了商民对“金券”未来预期。日本商人认为专用“金券”，中国商人会因交易不便转移交易地点，大连交易中心的垄断地位将不复存在，会对日商造成较大的损失。因此，虽然日本当局强制排斥“银券”，但该券的市场地位反而在加强。这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民间对“金券”的态度。

实际上，大连进出口贸易多依赖横滨正金银行的“银券”。在中国多元化的货币体制下，“银券”与上海规元通过牌价或市价，已经建立了较为稳定的汇兑关系，横滨正金银行对货币发行的控制以及贸易商人的套汇行为平抑着市场波动。东北的大洋票、小洋票等地方银质兑换券，借“银券”沟通了上海规元市场，上海规元又和中国腹地多种白银存在兑换关系，这就形成了一个覆盖相对较广的兑换体系。在大连从事进出口贸易的商人，以“银券”作为结算货币，可以安全方便地与上海进行物资交易与资金转移，东北腹地的商人亦可以通过“银券”与上海等金融市场相衔接。若改为“金券”定价，大连对上海等地金融联系由此被切断，影响整个东北的贸易关系。

此时，因金价下跌、银价上涨，中国进行变革货币本位的意愿愈加强烈。近代以来，中国传统货币体制危机不断，变革货币本位制成为中国应对危机的核心举措。至清末民初，中国基本形成了先实行银本位划一币制，再逐步向金本位制过渡的变革理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国际格局出现较大变动，白银价格显著提高。相同货币总量的情况下，中国的银本位币可以兑换回更多的黄金储备，这等于降低了中国从银本位向金本位过渡的成本，而且可以解决金银本位差异下中国外汇损耗严重的问题，实为中国向金本位制发展“千载一时的机会”。此时期，中国虽意欲向金本位制迈进，但缺乏足够的财政经费支持。聘请国外货币专家担当改革币制的顾问，从而获取列强的币制借款，成为北京政府解决该问题的重要办法。日本瞅准时机，意图挟制民国北京政府把控中国改革主导权。

日人阪谷芳郎趁机向中国提出了金本位改革方案，主张向日本借款2 000万元，以黄金形式存于日本，将中国新币单位设置与日元等同，并由中国政府赋予改革顾问行政权。阪谷芳郎此前便曾为北京政府筹设中央银行提出过参考意见，因而被中国人所熟知。日本也积极与列强协商，促成阪谷芳郎为北京政府财政顾问一事。阪谷芳郎的主张代表了日本政府对中国货币改革的期待，可谓是日本在大连“金建”的先声。实际上，该方案是将中国金本位与日本金本位相捆绑，使中国货币体系依附于日本币政之下，服务于日本对华经济利益的索取。这种制度也被称为 “虚金本位制”，即一国货币与另一个实行金本位制国家的货币保持固定的比价，并在后者存放外汇或黄金作为平准基金，从而间接实行金本位制。19世纪末20世纪初，许多殖民地国家通过该制跨入到了金本位制行列。

鉴于日本在华势力的膨胀，加之欧美各国陷于欧战无暇东顾，北京政府也意欲聘请日本人担任改革顾问。然而，阪谷芳郎提出的行政权力等要求是当权者难以接受的，但货币本位变革与币制借款成败密切相关，又是北京政府无法予以拒绝的。此时，币制借款不仅能缓解北京政府此时财政的窘境，还可以解决中交停兑风潮中银行兑换券跌价的问题。于是，处于这种境况下的北京政府，抢在阪谷芳郎到任前，于1918年8月10日公布《金券条例》及《币制局官制》。北京政府明言，发行金券是为统一货币服务，以“预备改作金本位也”。这其实和阪谷芳郎的改革方案相去甚远，“据阪谷男爵之意见，币制改革之第一步应整理现在之银货，使之统一，然后再改金本位”，但北京政府却反其道而行之，直接以金本位币清肃货币市场。而且，北京政府规定督办由财政总长兼任，总裁由政府特任，顾问一职由政府聘请中外经验卓著、学识擅长人士担任。这就等于将币制局管理权掌控在北京政府手中。当然，这也引起了日本反对，日本公使专门去函“提出正式抗议”。

虽如此，北京政府的金券计划依旧引起了社会激烈的反对。外国势力因日本主导中国货币本位变革而愤愤不平，中国民众则对北京政府卖国求荣的币制借款行为大为鞭挞。在内外双重压力下，北京政府的金券计划随之取消。现代经济学理论有“三元悖论”一说，也被称为“不可能三角”，指的是一国货币政策独立性、汇率稳定性、资本完全流动性三个基本目标构成了一个三角形，任意选择三角形的一边，只能达成追求目标的两个，另外一个顶点上的目标只能放弃。近代中国内忧外患，独立进行货币改革几乎是不可能的，中国的金券计划实际上是一种金汇兑本位制，能达到稳定汇率、促进资本流通两个基本目标，但代价是中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会有所丧失。从这次计划可见，政府与民众在货币本位制度实践上出现了一定的偏离。

金本位制度取向虽已基本成为社会各界共识，但在实践过程中新的问题也随之产生：何时向金本位制过渡？又采取怎样形式过渡？北京政府的金券计划可谓是晚清以来中国货币本位变革的延续，正是对上述问题的回应。近代以来，时人多将币制与财政相捆绑，认为“币制为财政之根本，币制不良财政无由改革”。而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关系国家的命运和发展走势。政府在财政捉襟见肘的情况下，意欲推动本位变革来改善状况，但改革货币本位就需要财政支持。这就陷入了一个“发展陷阱”，政府想要改善财政就欲进行货币改革，改革所需经费只能通过借款筹得，借款就需要维持列强的利益，维持列强利益又必然会丧失货币主权，民众对丧失币权又不可避免地反对，民众抵制改革又难以进行，改革难以进行政府财政就愈加紧张。中国欲行金本位必须跳出此种瓶颈，而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前这一问题均未能妥善解决。正是在这种内外因素交织下，近代中国货币本位问题呈现了“主权”与“利权”多重纠葛，困难重重。

二、日本公布“金建”政策后中外商民的联合抵制

由日本主导中国金本位建设，以确立其在中国经济上的垄断地位，是日本既定的侵华策略之一。在阪谷芳郎改革方案受挫后，日本转而强调自行在中国进行金本位建设，进而实现中国东北与日本本土币制的一致。而通过物产交易所结算单位的改制，从而扩大“金券”的流通额，是日本以金本位统一中国货币制度的首要一步。这也是阪谷芳郎改革方案的翻版，只是执行者由中国换成了日本。日本上下满怀希望地认为，这一目的必将“早晚实现”。

1920年3月，日本因国内股价和棉纱价格剧跌，爆发了“反动恐慌”，短时间内便有67家银行遭到挤兑，其中21家银行因之倒闭，危机蔓延全国。为转嫁危机，日本内阁拓殖长官古贺廉造提议在东北改行金本位。5月，日本军政界巨头山县有朋的长子山县伊三郎出任关东厅长官，他对通过“金建”使中国东北与日本本土货币制度统一极为热衷。力挺山县伊三郎上任的拓殖长官古贺廉造及朝鲜银行理事太田三郎等人也极力主张“金建”。1921年，持续下跌6年的金价开始反弹，山县等人认为此时为“金建”的好时期。他们开始在辽阳等影响稍弱的交易所尝试“金建”，进展颇为乐观。

在这些综合因素作用下，1921年4月14日，山县伊三郎在未咨询商务议员，也未与当业者会谈的情况下，向关东厅发布实行“金建”的命令，要求自10月14日起大连交易所一切结算均以朝鲜银行“金券”为准。次日，关东厅便传达“金建”命令。命令发出后，山县伊三郎才汇报给内阁藏相高桥是清。就流程而言，这显然是不合规的。高桥是清也认为此事应该慎重，但一方面碍于山县有朋的权势，一方面深感为时已晚成命难收，日本政府也就默认此事。这也看出“金建”运动发动较为仓促，为此后风潮的涌动埋下了隐患。

“金建”表面看来是日本在大连交易所以“金券”定价，实际上是其借此驱逐势力范围内其他货币，实现只流通“金券”计划的一个重要举措，有着在中国构建金本位制的意图。然而，“金建”在形式上是金本位制运行模式，但实践中却背离金本位制运行原则。“金券”以日本金元为锚定物，由朝鲜银行统一发行，在日本控制区内价值相对稳定，是符合金本位制的基本条件。但是，日本是通过行政命令强制进行“金建”，意图将大连作为其本土金本位制的海外延伸，服务于日本国内的资本需求和贸易需求，缺乏自主货币政策空间。日本虽标榜“金券”以日本金元为本位，可与之等价兑换，实际兑换时往往又以本土货币稳定为准，存在种种条件限制，因此经常出现无法完全承兑的现象。而且，日本通过控制“金券”的兑换比例，人为地为日本制造汇率优势，与金本位制下市场自发调节汇率的机制背道而驰。因此，“金建”本质上是其殖民经济战略的一部分，旨在通过强制推行金本位货币体系加强对中国东北地区的金融控制。可见，这一政策与经典金本位制的核心特征存在显著差异，更多体现为殖民权力主导的货币霸权实践。

需要说明的是，因大连“金建”影响较大，学界多将其视为第一次尝试。实际上，在此前日本已经在营口、辽阳两处实行。因两地交易规模有限，参与的商人亦不多，改革引起关注较小。大连却与之不同，是东北商务枢纽，“日本经营东三省商务，以南满铁路为枢纽，以大连为归宿”。大连为东三省之咽喉，东三省为全国之保障。日本奉行“大连中心主义”政策，用意是以此为突破口，将大连纳入日本本土货币体系之中，进而渐次推行到东北三省，以达到从货币上控制中国的目的。因而，大连迅速被日本打造为东北的工商金融中心，是日本对东北货币施加影响的前沿阵地。日本意图以“金建”统一和垄断大连货币市场，进而控制东北金融。而大连交易所，为大连乃至东北地区一家规模甚大的物券交易所，且一直处于日本殖民当局直接控制之下，对东北商业贸易发展的影响甚巨。凭借雄厚的实力，大连交易所成为了“满洲之中央市场”。因而，选择大连交易所进行“金建”，不仅可以影响大连，亦可以左右东北货币局势。

但是，金本位的实行对东北商业贸易影响颇大。中国商民对本位变革的认知受到中国货币市场行用习惯和经济利权的影响，在所难免地产生抵触情绪。商人多以银为资本，“金券”储备有限，改制后难以经营。其中，雇工工资、原料购置均以银为单位，改建后汇兑关系涨落无常，支付常受损失。而且，“满洲特产取引，以国人最占大多数”，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已经习惯了使用白银作为交易媒介和储备手段，变革后需要对金本位币交易方式进行重新认识与适应，“若改金建，则北地特产生产之买卖上，颇为困难”。实际上，此时中国经济体尚未对银本位制表现出强烈排斥的迹象，这也是商民能够拒绝“金建”的重要理由。

而且，金银本位之间的调整，对于依赖白银交易和储备的商人和民众，会因此遭受汇兑风险。中国商人在与产地交易时多用小洋票，大连交易所以正金银行票为标准计量，本身存在同一本位制下的汇兑问题。一旦改用“金券”，又增加了金银比价风险。据相关统计显示，1919年金银比价指数为121.3，1920年金银比价略涨到127.9，1921年暴涨到214.1。这种情况下，商民换取同一数量黄金，需要支付更多的白银。而且，此后金银汇兑风险依旧存在很大的未知数。

1917年日本政府因第一次世界大战导致的黄金外流，暂停金本位制，严禁黄金出口。至大战结束也未解除禁令。朝鲜银行发行的纸币，名义上有日元在背书，但在日本黄金管制下无法兑取黄金。只要日本继续禁止黄金出口，朝鲜银行券就是一种不兑现的纸币。实际上，迟至1930年，日本政府方宣布恢复黄金、美元和日元之间的汇兑平价，正式解除黄金禁令。因此，朝鲜银行券虽标榜和日本银元均为金本位，但因其无法兑现，货币本质大相径庭。这影响了中国商民对其信任程度。

日本商人此时也并不看好“金建”。他们认为在银本位尚根深蒂固的情况下进行“金建”，会产生“驱逐”效应。汇兑的风险会沉重打击在华中外商人，使他们选择绕开交易所进行不合规的贸易，不仅会对在华日商造成利益损害，还会对日本对外经济政策造成不利影响。因此，中日商人均不赞成关东厅的“金建”计划，形成了初期短暂的“合作”。

日本“金建”命令发出的次日上午8时始，大连商界各团体便召开紧急会议，选出中日商人代表向当局请愿。4月21日，代表们面见山县伊三郎，提交“大连华商公议会请愿书”，从“银建”旧有习惯及实践效能、“金建”当前的阻碍与未来可能的损失、“金建”对日本对华经济政策造成的影响等方面阐述“金建”不可行。虽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但山县不予同意。4月23日，大连商界为进一步抗争，组成“大连取引所银建存续期成同盟会”，选取中方大连华商公议会长郭精义和日方重要物产交易人组合滨田正稻为委员长，并组织请愿团赴东京向日本政府申辩。请愿团通过举行记者招待会、向日本官署投递请愿书、与日本财界人士会谈等活动，引起了日本社会较广泛的关注。

在大连商人组织向日本申诉外，其他地方商会也纷纷响应，特别是东北地方商会反应最为激烈。他们“相互联络，一致进行”，一面电请关东厅取消“金建”命令，同时向日本领事交涉抗议；另一方面吁请奉天省政府、北京政府出面予以制止，并制定“应对办法十三条”呈请鉴核。该办法主要内容：由政府出面与日本进行交涉，联合全国各商会一致抵制，归还各商户所借款项，大力宣传“金建”危害并联络日商协助，赶办交易所取代日本取引所，建筑营埠口岸和葫芦岛商埠与之抗衡，中日双方贸易往来一概以奉票为本位等。如前所言，大连交易所“银券”结算体系，不仅是沟通大连与上海金融的重要工具，也是东北腹地商人与大连、上海金融市场衔接的桥梁。大连“金建”后，不仅切断的事大连与上海金融联系，也堵塞了东北腹地与大连、上海的金融网络，自然而然地也引起了他们的反对。

中国商民的反对，引发国内外广泛关注。4月29日，奉天省长张作霖在奉天总商会吁请下，向日本驻奉天总领事赤冢发出照会称，“华商向以银为本位，若一旦改为金本位，金融上必生绝大之恐慌”，要求该总领事转达照会，撤回改制命令。5月26日，张作霖再次致电赤冢，要求取消“金建”命令，以顺舆论而敦睦谊。在民情慷概激昂、势不可遏的情况下，6月17日，外交总长颜惠庆照会日本驻华代理公使吉田称，“大连地方改用金本位钱币，此事损害中国商民权利”，“希转请贵国政府顾全两国友谊，速饬关东都督取消大连改用金本位币制令”。然而，日本以大连“金建”长期执行对中国有利进行狡辩，并未取消。中国政府的交涉，虽没有取得实质性结果，但大大鼓舞了商民的斗志。

商民的申诉、请愿以及政府的交涉还是立足于经济方面进行阐述，对货币主权、金融欺诈等问题涉及较少。当然，这是因为直面日本当局，难以兼及这些较为敏感的问题，这属于抵制“金建”的策略性调整。但社会舆论宣传便可不顾及太多，从更深层次揭露了日本“金建”的危害。民众也已意识到，其一致反抗之效力，“或有过于法令”。这一定程度上彰显了中国商民的国权意识和斗争智慧，也反映了弱国反抗强国侵略的艰难与不易。

中国商民利用大众媒体阐述“金建”问题。其一，阐明“金建”政策出台的非法性。中华经济维持会指出，“此次金建，并未经商议员之附议，突然发表，是为违法”。其二，指出“金建”对中国主权的侵夺。《益世报》报道，“本位为一国金融之命脉”，日本推行“金建”的用意，“无非施其经济亡国之政策”，侵夺中国货币主权。其三，报道对中国社会治安的影响。大连“金建”后，经济一蹶不振，工人失业严重，他们铤而走险，相聚为匪抢夺民财，“各屯村民皆深警戒，忧虑不安”。其四，分析朝鲜银行以及“金券”的欺骗性。（1）朝鲜银行仅是日本国一株式会社，等同于中国的有限股份公司，“与日本大藏省并无国库之关系”，其发行的“金券”与日本银行金本位纸币不可同视；（2）朝鲜银行实际准备金不足1亿元，而发行“金券”已达到2亿元之数，准备金极为缺乏，且朝鲜银行“金券”仅能兑换日本银行金元，而日本金元又被日本政府明令不得出境，因而所谓“金券”是为“不能兑换宝货之纸币也”；（3）朝鲜银行在日本仅4处支店，而日本民众将其视为“异国腐滥纸币，概行禁绝”，在朝鲜该行也仅设有11处支店，而在中国则有22处，其中东北18处，其对东北控制之心昭然若揭。特别是对朝鲜银行和“金券”的评论，各报纸纷纷转载，使时人对日本“金建”性质认知更加深刻。

在此影响下，大众逐渐形成了反对“金建”的社会舆论，从而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中国商民的言行，使更多的人参与其中。1921年7月，留日学生总会致电国内各省议会、学生联合会、农工商会、教育会以及各报馆，呼吁各公私团体，“共起反对，一面提出抗议，一面励行排货，以保主权而维国脉”。商民纷纷罢市和移市，大连经济因此一蹶不振。“金建”成为大连交易所商业交易的分水岭，在此之前交易一直颇为兴盛，此后各类交易不断下滑。“金建”命令公布后次日，大连的特产、钱钞两大市场因华商抵制，而陷入事实上无法立足的境地。4月17日，经营特产的华商罢市，转去实行银本位的安东等地交易，钱钞业也极力收回资金以应对时局，转而去青岛钱钞交易所交易，大连资本短缺金融吃紧。大连交易所依赖的特产、钱钞交易业务量严重下滑，大连交易所陷于停顿状态。

中国商民通过策略性的话语构建与行动实践，有意将经济诉求升华为民族主义叙事，形成了一套兼具抗争合法性与社会动员效能的表达体系。商民借助社会舆论，将日本的“金建”政策描述为对国家货币主权的侵犯，而不仅仅是承受经济损失问题。他们通过组织化行动与跨阶层联动，将经济抵制嵌入民族主义框架，形成广泛的统一战线，使申诉、请愿、罢市、移市等行动不再仅仅是经济策略，更被赋予了维护货币主权的政治意涵。这一策略成功利用了当时的民族主义情绪，激发了公众的支持，形成社会舆论压力，推动这一反抗运动持续、深入地坚持下去。

三、日本强行“金建”后中国商民应对实践

日本内阁首相原敬也深知“金建”难行，但碍于山县伊三郎态度，亦无取消的决心。山县伊三郎表示，命令既已发出，若内阁执意取消，便是予以他难堪，他必然会辞去关东厅长官职务。因其父山县有朋影响颇巨，内阁担忧若强行取消会引发意外风潮，“内阁因之瓦解亦未可知”。如此，原敬虽有疑虑，但“亦无任听山县辞职之勇气”。从中可见，山县伊三郎所代表的军国主义势力的蛮横。而且，日本当局认为世界各国几乎都以金为本位，中国的银本位与世界大势背道而驰，最终也将会跨入到金本位行列，对“金建”未来走势有所期待。因而，此时日本多倾向于采取果断措施执行，并紧急制定善后对策应付反对活动。

目前研究所忽视的是，东北“金券”普及情况亦是日本坚持“金建”的重要因素。根据日本大连商业会议所调查显示，至1920年底“关东州”内金本位币流通量便已经达到3 500余万日元，各种银本位币折合日元仅为2 700万，官帖等大致为1 300万日元。总体而言，“满洲”金银货币使用占比为19：6。就大连而言，银本位币存款折成日元为366.7万，贷款为392.8万，金本位币存款为6 014.2万日元，贷款为10 505.7万日元，金本位币从价值体系而言占据一定的优势。

这一数据是日本坚持大连“金建”的经济支撑，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中国商民接受“金券”，但反抗“金建”所包含的复杂因素。但是，也不能过分苛责当时的商民。时局每变动一次，国币便发生一次恐慌，时人为图资金免受无畏的损失，无奈之下只得寻找维持之法，遂也多用外币作为保值之策。也就是说，作为保值工具的“金券”是商人可以接受的，一旦“金券”被纳入到制度体系，那么便涉及币权问题，“金券”性质也就截然不同了。在政府对币权无可奈何的境况下，商人能够有此种意识并发起反抗亦难得可贵。当然，中国商民抵制大连交易所“金建”，也并不是将“金券”完全排斥出去，而是试图在进出口枢纽的大连，保留一种银本位结算货币，用以衔接东北地方货币与上海规元的金融网络。这也是此后中国商民提出并接受金银两建的经济动因。

在商人反对、商业萧条的境况下，日本政府不能再保持缄默。于8月中旬派拓殖局长官川村来东北巡视“金建”情况。但是，关东厅依旧坚持“金建”，遂采取各种极端手段，逼迫中外商人就范，粉饰“金建”成果。首先，对相关商人进行恫吓。风潮伊始，日本关东厅便软禁或驱离了部分商人代表，派警察、便衣等对反对者进行恫吓，强制要求改用金本位交易，中外商人“行动辄受牵制，能得脱离虎口者百无一人”。其次，强制交易所使用金本位交易。关东厅命令交易所，对拒不执行者取消交易人资格，对于故意煽动破坏者给予严厉处分，而对于支持者则给予保护政策及放款便利。最后，舆论造势以鼓动“金建”。朝鲜银行网罗投机分子臼井龙造，组成“金建拥护会”，积极宣传“金建”活动。而且，他们还收买部分刊物发表支持文章，逼令发表反对意见者停刊修整。

拓殖局本就对“金建”抱有期待，加上朝鲜银行和关东厅的粉饰，川村遂向日本政府做出了“金建”可行的报告。在关东厅强压以及内阁表态下，中日商人态度发生分流。日商虽有不满，但对“金建”的反对表现的不再那么积极，要求若不能改回之前的银本位，至少应在当前“金建”的前提下准许银本位。与之相反，关东厅的逼迫却进一步刺激了中国商民的神经，反抗更加剧烈。事后，日本方面在回顾“金建”时也表示，若不是关东厅的各种极端措施，也不至于造成中国那么大的排日情绪，引发如此的骚乱和回响。至此，抵制的任务主要落在了中国商民的身上。

但再多的粉饰也无法代替客观的事实。在日本的强制逼迫下，大连特产交易所虽恢复了部分交易，但交易量却锐减。在9月6日试行交易之日，前往交易者仅有13人，其中日人10名、华人3名，均为朝鲜银行指派的支持“金建”人员。而当日交易量，仅有豆142车、豆饼14.3万枚、豆油6 000箱，“较诸半年以前，大为减色”。各华商同盟罢市，多谋迁往营口、哈尔滨、长春各埠经营，其中以哈尔滨为多。大连重要物产交易的大豆三品期货，1921年9月至1922年1月的交易量，比1920年同期减少了8%，比1919年同期减少了68%；钱钞交易额，1920年交易量为240 812.3万元，1921年下降至106 853.9万元，下降了56%。

此时，日本在华盛顿会议的图谋受挫，助长了国人的自信，反日风潮活跃，并随着收回旅大运动的开展，中日矛盾渐趋尖锐化。中国抗议“金建”的活动逐渐扩张到东北各省，举措也愈加条理有序。1921年10月，奉天、吉林、黑龙江各银行号召开会议，制定“变革交易保证所买卖货币办法”联合抵制“金建”。该办法大要言之：一是停止奉票对日金买卖期市，制止日金在东三省流行；二是添开正金银票对日金买卖行市，以便利中日贸易往来；三是添开奉票远近期津汇，防止奉票流通滞塞。同时奉天总商会也抄寄各处分会，通告凡须从大连等进口货物商户，一律改从上海运购，以现洋为本位。

同月，奉天总商会发布“禁用日本金票通告十一条”，内容大致分为三个层面：一是以往批定期货需用金票者，须将货物种类、期限、总额详报商会审核，到期后能停即停；二是各处货币周转一律以钞票、炉银、津汇结算，特产出售现期货一律使用奉票，大宗货币买卖须言明用途，报商会审查；三是各行公举代表按月挨户调查情况，违反决议者报商会予以议处。该令一出，商民广泛响应。此外，奉天商务总会还积极联络吉林、黑龙江两省并各埠县商会，召开三省五十四县商会联合会，进一步制定系统应对办法。

在中日关于大连金建问题激烈交锋之时，北京政府币制局派遣赴外调查币制的人员回国。他们于11月8日向币制局上呈“我国币制改革条议”，其中分析了中国不能实行金单本位、银单本位、金汇兑本位的原因，提出中国币制“惟有用比价伸缩之金银并行本位制”。该方案，实际就是规定结算货币是金是银由商人自己协商、自由选用。这种制度构想和此前日本在东北金银并用有着许多共通之处，只是将货币铸造及发行权笼归政府掌控，并对各种金银币及兑换券进行了规范。与之呼应，奉天方面在与日本交涉中，“有意布告商业买卖可以自由使用金银”。这一主张，原则上也得到了大连日本商会认可，他们认为解决“金建”风潮的根本方法之一便是发行金银券以统一货币，其内在含义便是金银本位并用。12月，由日本三井物产、三菱商事、铃木商店等大型日商组成的“大连特产物出口商组合”向日本大藏省提交了金银两建的请愿书，其他实业团体也纷纷加入了请愿行列。

在“强市场”与“弱政府”的竞合背景下，中国货币本位理论认同和制度实践之间出现了巨大差异。究其原因，正如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强调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各种超脱中国现实情况的货币本位主张，难以在先天不足而后天失调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找到适合生长的土壤。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原始积累不足，未曾经历一个产业革命补足发展动力，加之外国商品侵略、本国市场狭小、官僚资本压榨等其他因素影响，导致发展缓慢且不均衡，难以为货币本位重构提供生产关系方面的支撑。正因如此，中国在筹划金本位制时不可避免地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

由于中国商民“联合一致极力反对”，致使日本在华商业大受影响，“一时商号倒闭者踵相接，日本商民，因受此种影响，营业困顿，无力支持”，转移他处或停业回国者络绎不绝。中日的激烈交锋，商业萧条遂由大连开始向奉天、辽阳、铁岭等地区扩散，日本驻东北各地领事纷纷致函外务大臣称，长此以往其他外国商人会利用这个机会活跃市场，日本商品有被从市场上驱逐的危险。

在此背景下，奉天总商会积极与奉天日本商业会议所协商解决办法。1921年12月26日，双方签署协定，大致内容：“金建”命令由日官厅定期撤销，此后不得在中国境内重提；制定办法限制朝鲜银行金票流通额，日本银行发放贷款应兼用奉票；日本当局所有打击银建者的举措一律撤销，以后均公平对待；中日双方所有贸易结算均以奉票为本位，而交易币种的选用则按东三省旧有习惯办理。

中国商民通过话语构建、行动规范和协商交涉建构了系统化应变举措，逐渐形成了一套可持续的抗争体系。首先，他们通过体系化的话语生产，将经济利益的维护嵌入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框架，将反对“金建”的社会情绪、零散诉求转化为社会群体意识，引导事态的发展。其次，他们通过建立层级化的组织网络和条理化的决策方案，将个体分散的力量统合，形成群体间的凝聚力，进而指导“金建”斗争持续进行。再者，中国商民虽以激烈抗争抵制日本的金融殖民政策，但始终未放弃对话协商的渠道。这种“抗争—对话”并行的策略，既是对殖民权力结构的现实妥协，也是以最小化代价争取权益的理性选择。正是这些策略应用，使中国商民反抗“金建”实现了从应激反应到持久抗争的转型。

四、“金建”计划的取消与中国本位制度走向

中日商民协议内容，还需要上升到两国政府层面。对于中国而言，张作霖恐再不让步，会惹出其他事端，遂特令总商会允许日人要求。但日本取消这一计划却又出现了一段波折。华盛顿会议限制了日本在太平洋地区的扩张，使山县伊三郎认为当下取消“金建”有损日本威信，他刻意向日本政府瞒报“金建”实际情况。而且，日本当局内部斗争与利益纠葛繁琐，这成为日本大连“金建”政策的续命汤。正金银行极力主张银本位，认为在东北经济未从中国独立出来之际，进行金本位化建设是难以成功的。朝鲜银行针锋相对，指出可以通过强力手段打破商民对金票定价的迟疑，从而打开金本位币流通的大门。此外，继“反动恐慌”之后，1922年日本又爆发了金融恐慌，当局遂一时无暇顾及该问题。日本虽在大力推广“金券”，但在市场排斥下，反而动摇了原本稍显稳固的“金券”市场地位。1922年朝鲜银行发行“金券”总量相较于1921年大为降低。

在日本国内金融问题变得愈加复杂的情况下，中国商民在进一步完善抵制措施的基础上，转而从日本内部揭露“金建”带有的政治和经济风险。一方面，揭露“金建”涉及的朝鲜银行“金券”与正金银行“银券”权力之争。朝鲜银行动员农商务省支持，意图维持“金建”以兜揽发行权，正金银行则依托外务省，以敦促邦交为辞恢复“银建”。两方的争斗“甚有以血肉相搏之势”，而且为了争取支持，“运动费实用去数百万美圆”。双方拉拢官商，相互拆台，一度将经济利益之争演变成日本政友会、元老派等党派斗争。中国商民纷纷对此予以报道，“以见日人在我国争权夺利之真相”。另一方面，阐述日本推行“金建”过程中积累的各种货币危机。朝鲜银行初期为推行“金建”，对主张者不问职业和人品，几乎都是盲目地答应贷款。此后为维持“繁荣”面相，朝鲜银行“对于主张金建交易之主脑者”给予莫大金额，“以为交易之后援，努力谋举金建之成绩”。但这些款项，“大部分有不能收回之望”。若取消“金建”，借出之款更难收回，朝鲜银行信用风险积累过巨。中国各大报刊相互转载，加深了民众对这一问题的认识。

中国的抵制使朝鲜银行货币风险不断积聚，难以支撑金本位制的长期建设和稳定发展。首先，朝鲜银行为推广“金券”，通过低利息和低担保等优惠政策向商人投放货币，这就造成朝鲜银行不良债权积累。同时，朝鲜银行发行“金券”需要75%以上的日元做准备金，从银行的角度，在大连收入“金券”就必须在日本付给日元，这样就会导致其准备金的减少。此外，“金券”流通范围不断缩小，导致朝鲜银行无法维持“金券”与日本金元的等价兑换关系，出现一定程度上的贬值现象。日本方面越加认识到，“金建”没有给中日两国提供新的便利，反而打破了应该遵循的传统商业习惯，造成了经济混乱局面。时任横滨正金银行总裁的梶原仲治感叹道：改革金本位制，加重了日商承受的危险，不仅违背了大连中心主义，动摇了多年来构筑的货币基础，而且还破坏了地方经济的发展，使商业倒退了十年。这些因素综合作用下，大连对日本的出口继续疲软。

1922年2月山县有朋病逝，6月海军大臣加藤友三郎上台组阁，9月山县伊三郎解职，关东厅长官由伊集院彦吉接任。伊集院外交官出身，认为银本位更适合大连经济发展和日本贸易扩张。然而，首相加藤友三郎对“金建”极为看重，表示“以政治上经济上权力共属于我之关东州，而容二种币制并行，自一国之体面上，与夫经济发展上观察，实无可长久容忍之理”。陆军大臣山梨半造也表示，“金建政策，实为日本致满洲死命之要著”，“若此时为中国人所反对，即取消金建，是无异宣告日本大陆政策之破产”。因此，伊集院彦吉考虑内阁态度、军部意见等因素，未敢贸然取消“金建”，认为要缓步图之。此时，日本内部对于大连“金建”问题，关东厅与内阁的态度发生了位置转换，由此前的关东厅强推、内阁态度和缓，转为内阁强推、关东厅态度和缓，可见日本内部政策的不稳定性。

但是无法回避的是，在中国商民抵制下，大连交易情况依旧不容乐观。该年12月，关东厅取消辽阳交易所“金建”，改为小洋票交易，一方面想尝试能否打破交易所的沉寂，另一方面也想借此试探各方态度。然而，中国商民并未因此而放松抵制，辽阳交易所的改建并未取得良效。日本对“金建”处置一时颇有骑虎难下之感。根据日本大连商业会议所调查资料显示，在中国商民的抵制下，“大连市场甚形疲弊，而日商之根底全行动摇”，“海外第一线之日本同胞陷于穷地，没却辽东租借之意义”。

此时，越来越多的日本人意识到“今日欲令大连经济界复活，而谋中日商人之融合，惟有废止金建而复活银建也”。但是，日本当局碍于自己的面子，也不能无条件地终止，尚需一个恰当的时机。1923年9月1日，日本京东大地震，山本权兵卫上台组阁，伊集院被任命为外务大臣。9月13日，即伊集院返回日本的前一天，他发布告示：自本年11月1日起实行金银两建并行制。变更令发布当日，“大连市场顿见活泼”，此后“大连交易所交易仍续呈殷盛之象”。

日本对取消“金建”一拖再拖，却又在仓促之间叫停，是因为日本大地震后，金融恐慌不断向外蔓延，日本货币在东北金融市场趋于混乱，大连市场尤甚。然而，严重的地震灾害需要大量物资补给，恢复金银两用可以缓和中国商民的抵触情绪，刺激大连的经济活力，一定程度上可解日本的燃眉之急。当日本本土经济受到威胁时，“面子”显然不再那么重要，获取实际的经济收益方为当务之急。

日本此次的危机仅是其取消“金建”的诱导因素，中国商民的长期抵制在其中发挥了主导作用。有意思的是，伊集院在取消“金建”时强调：不要让人以为改建是中方运动的结果，要相信修订制度是根据己方看法决定的。显然，这难以让人信服。甚至连日本人也解读为，是为了维护关东厅当局权威，也为了削减中国商民的反抗意识。日方事后在回顾“金建”问题时也指出，该运动的一个最显著的现象便是华商方面的抵制。这便是承认中国商民抵制“金建”的重要作用。

不仅如此，中国商民抵制“金建”中形成的社会舆论和群体意识，影响了东北币制的走向。按照规定，大连交易所恢复金银并用后，交易者可以自由选择结算方式。但是，日本“金建”背后的侵略性、矛盾性与风险性已被时人所共知，各地对“金券”的排斥十分严重。一旦金本位处于强势时，商人就会联合起来反抗。比如，1923年11月底，因“金券”活跃，商人便组织起来，迫使“金券”仅在积存交易中的近期品种上使用，其他绝大部分交易类型以及远期交易以银本位计价。实际上，“金银双建”仅在政策上存在，运行中以银本位制为主，“金建绝迹”。此后数年，大连交易所基本维持该状。至1926年7月，关东厅在发行债券时，依旧不得不强调，为适应东北形式需发行金银两种类型。

当然，日本虽表面上承认金银双本位在东北的地位，其以金本位分裂东北的意图却并未消失，但因此前中国商民对“金建”的反对以及产生的不良影响，日本不敢再贸然进行，不得不暂时维持现状。在伪满洲中央银行成立时，日本也一度希望实行金本位制，然而经过激烈讨论，最终决定伪满币采用银本位。这也是中国商民反抗“金建”带来的影响。直至法币改革，伪满洲国与日本才以“日满两政府”协商同意形式，正式宣布日元与伪满币等价流通。这意味着伪满币沦为“日圆集团”的附庸，日本达成了从货币体系上分裂东北的图谋。显然，这一计划的施行时间受大连“金建”的影响，被大大延后了。这为中国本土货币体系的完善与竞争力培育，提供了宝贵的缓冲期与演进余地。

不仅如此，大连“金建”导致对政治、经济、社会等带来的一系列冲击，让中国政府和民众深刻认识到货币稳定和自主的重要性。这一方面促使中国各界深入思考金银本位制的优缺点，以及国际货币体制的演变趋势，引发了新一轮的货币本位大讨论，银本位在竞争中取得比较优势，扎根市场；另一方面为避免突然的政策变动对经济造成的冲击，中国币制改革向着更加稳定和适应的方向迈进，直至法币改革前中国未再对货币本位制作出大的调整，最终中国也未跨足金本位制行列。

五、结语

20世纪20年代初大连“金建”事件的中日货币博弈，不仅是一场经济利益的争夺，更折射出殖民统治下中国社会力量的觉醒与抗争智慧。中国商民群体，通过民间外交与经济手段的巧妙结合，在夹缝中开辟了一条非官方的主权守卫战线，其行动逻辑与历史意义为理解近代中国抵御殖民侵略提供了新的视角。货币斗争不仅是国家间的制度博弈，更是渗透到市井街巷的日常实践。

面对日本强制推行的“金建”政策，中国商民采取了经济理性与主权意识交织抗争的复合策略。首先，舆论与外交联动。中国商民将经济诉求转化为民族主义话语，通过媒体构建货币主权的公共叙事；同时向中日政府递交请愿书，将地方经济纠纷上升至国家外交层面，不断向日本当局施压。其次，经济技术上突围。中国商民通过罢市、移市等多种方式削弱大连“金建”的政策效力。这种以资本对抗资本的手段，既是对殖民经济掠夺的直接反击，也暴露出日本金融统制体系的脆弱性。最后，跨国网络的动员。中国商民依托大连在全国贸易网络中的重要地位，串联国内外华商形成抵制同盟，不仅远赴日本请愿和宣讲，还争取了部分日商的同情，展现了民间外交超越国界的穿透力。

中国商民的抗争也反映了殖民体系下非官方主体参与主权斗争的特殊机制。一方面，在政府交涉无果时，商民通过经济抵制与舆论施压，既填补了国家外交上的不足，又以民间力量推动政府加强介入。参与群体不断扩大，已不再局限于政府与列强的争斗，而是官商学各界人士主动参与其中，货币话语权不再由上层精英所掌控，逐渐出现下移的趋势，出现了大众化发展趋向。这种自下而上的主权维护路径，打破了传统国家中心主义的抗争范式。另一方面，商民行动以维护经济利益为起点，在抗争过程中通过反侵略的话语转化，将个体生存诉求升华为集体民族意识。他们利用近代报刊、图书等各种传播媒介表达自己的观点，不仅以请愿、辩论、交涉等传统方式进行斗争，而且还通过制定经济政策、运用法律武器等加以反制，形成社会压力，从而对事情发展走向施加自身的影响。

当然，中国商民的斗争成效仍受中日国家实力的结构性制约，他们虽然能改变日本殖民统治者的部分政策，却难以颠覆他们权力根基。这揭示了非国家主体在主权斗争中的有限能动性。但因中国商民对日本“金建”的反抗，迟滞了日本以金本位掌控中国货币计划的执行，一定程度上为中国本土货币的成长提供了时间和空间。

[原文载于《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6年第3期，作者：钟钦武，中国海洋大学历史文化系、海洋发展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