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爱德华·霍尔用高语境与低语境来概括不同文化在相遇时刻显现的差异，然而矛盾的是，在跨文化交流中得以识别的语境高低差异同时因跨文化交流而消解。对语境高低的判断始终和个体感知有关，难以作为对文化的客观描述。后续研究者试图完善高/低语境作为文化理论的一面，但无论是建构量表还是参照该模型分析实际案例，得到的往往是概念-概念、概念-行为之间的去语境化关联，其作为文化形成理论的一面被忽略。语境化可以成为拆解并转化高/低语境矛盾性的视角，即从对高低二元的关注转向对语境化过程的关注。基于实际发生的跨文化交流活动，观察语境在交流中的混合以及重新被赋予意义的过程，用寻找可能性代替下定义，从而化解概念的矛盾性，面向传播（文化）的生成和创造。
关键词：高语境；低语境；语境化；爱德华·霍尔
语境可以被分出高/低吗？文化间的比较源于相遇，相遇使人看到差异。美国人类学家爱德华·霍尔（Edward T. Hall）在与异文化的交流中发现，不同文化在传达意义的方式上有所区别，尤其表现在对语境的利用上。他由此提出了高语境与低语境之分，并在《超越文化》（Beyond Culture，1976）一书中加以详细阐述。简单来说，利用语境传达的意义占比越多，越趋向高语境交流，许多信息无需通过详尽的语言符号来传达，交流双方仿佛心有灵犀。相反，在交流中，越依赖语言符号传达信息则越趋于低语境的交流方式。
语境的高/低显现在不同文化相遇的时刻。在感知到差异并做出高语境与低语境的区分之后，一方得以将自己归于高/低语境文化之中。矛盾的是，恰恰又是不同文化个体的相遇和交流，使得高/低语境这一说法不再成立。原因在于，交流的展开有赖于双方调整原有的交流习惯，在对话中探索彼此都能理解的交流方式，使意义能有效地被传达和接收。在这个过程中，无论是各自对语境的感知，还是交流方式，都已经偏离了原有的高/低语境特点。也就是说，在跨文化交流中得以识别的语境差异又因跨文化交流而消解。高/低语境这一概念的矛盾性从霍尔提出时便已存在，贯穿了后期被检验、应用的始终。甚至恰恰是这一矛盾性使后续研究者在意识到其局限性的同时，依然以此作为理论模型来分析实际交流案例。
霍尔作为美国人类学学者，又曾受雇于该国政府去培训外事人员，现实境遇使他意识到必须走出人类学家的殿堂。他因而希望建立一种整合一体的文化理论，既服务于现实问题，又满足方法上的严谨性和科学性。在他那里，文化被视作一种交流方式，他希望在勾勒一种文化理论的同时，又介绍一种文化形成的理论，全面论述文化。高/低语境便是这一设想下的产物，它具备同时成为文化理论和文化形成理论的潜力，但其内在矛盾却阻碍了这一野心的实现。
语境化（contextualizing）或许可以成为拆解并转化高/低语境矛盾性的视角，它伴随了高/低语境概念的提出，却因理论模型的确立而被抛诸脑后。语境化是指信息被编织进语境中的过程，它使我们仅用少数语言代码便可以传达意义。在交流行为中，代码（code）、语境（context）和意义（meaning）共同出现，作用于交流各方的理解与沟通，语境传达的意义及传达方式则和语境化过程有关。同时，语境化在人们的交往中发生，也因交往的持续而始终处于正在进行时。然而，高/低语境这一概念在区分语境高/低的同时也中止了对语境化过程的关注，使其成为了某一文化的形容词，忽视了文化在交流中的生成和转化过程。因此，语境化的视角既是理解高/低语境概念的关键，也有助于化解其矛盾性，避免将文化对立化和定型化，面向文化的生成和创造。
后文基于语境化视角，首先回到高/低语境概念产生的语境，结合时代背景和论述高/低语境的上下文分析其矛盾性。其次，检索并分析后续研究者对高/低语境概念的发展与应用，以“high context low context”为检索词，在Wed of Science数据库和谷歌学术（Google Scholar）中检索，尽可能检索出所有将“高/低语境”作为关键概念的文献，再采用滚雪球的方式，从已确定文献的参考文献中继续寻找。接着，对所有检索出的文献作进一步筛选，如果仅仅提到该概念，未将之作为关键的理论资源或作一步讨论或阐发，则不纳入分析。最终筛选出130篇文献，包括期刊论文、会议论文和书籍章节（截至2025年12月31日）， 结合语境化的视角分析这些研究案例，回答高/低语境概念的矛盾性是否以及如何被进一步凸显、延续。最后，结合现实生活中的跨文化交流问题，寻求对高/低语境概念的转化。
一、“高/低语境”的提出及其矛盾性
在与异文化打交道的过程中，霍尔发现，在不同文化中，人们的交流方式如此不同，且和某一文化整体的特点存在关联。在他看来，“文化即是交流”。这一说法可以结合语境化过程加以理解，人们在一段时期的交流之后，会形成一些共识，如特定词汇的所指、某些表情或手势的含义、特定的仪式或习惯等等。当这些东西已经被共同体中的多数人所共享并内化时，人们在交流时便无需对这些表达作详细的解释，信息已然存在于交流语境当中，也就是经过了语境化。久而久之，某一共同体便表现出独特的文化风格，在未曾参与其语境化过程的人看来，这种文化或许是难以理解甚至怪异的。因此，理解该文化的条件之一便是了解其语境化过程，也就是某种传播方式的形成过程。
如果说高/低语境同时作为一种文化理论和文化形成的理论，语境化则是其文化形成的理论的一面。然而，霍尔关于高/低语境的论述多用于概括文化差异，凸显其作为文化理论的一面，且某一文化整体总是被等同于一个国家。在此种论述中，高/低语境成为了区分国家间文化差异的概念模型，文化类型和传播方式在这一概念模型中被定型化。某种文化/传播方式的形成过程，也就是语境化的一面被忽略，在持续语境化的过程中生成新文化的可能同样未被探讨，而这恰恰是“超越文化”的关键。
霍尔曾强调，高语境与低语境之间存在几乎所有可能的语境与代码组合，但并不存在两个极端状态，即仅依赖语境的“纯高语境”或仅依赖代码的“纯低语境”，只是有些文化偏向高语境，有些则偏向低语境。从这一说法中可以看出，语境的高/低并不存在客观的界定标准。从理念上看，比较也存在悖论，如果将两种语境并置，我们只能看到不同，但并不会有关于高/低的判断。也就是说，高/低无关乎比较，而是依赖于一种既有的关于高/低的理念，但并不存在一种普遍的客观理念，它总是受比较者主观视角的影响。从经验上来说，比较两种交流场景中语境信息的多少也极为困难，因为这和传达的意义总量、比较者对两种文化的熟悉程度有关，难以找到普适的比较维度。在这个意义上，区分出的两种或多种文化语境的高/低和对各自特征的概括总是不完备的。然而，在日常的跨文化交流中，我们又时常可以感知到语境的高低差异，因此有必要拆解高/低语境概念的矛盾性，探索面向现实交流问题的语境理论。
霍尔个人并不能为区分高/低语境提供标准，从他的论述中可以看出，虽然他希望建构一种整合一体的文化理论，但对语境的关注一方面缘于个人经历，另一方面又关联于宏观的时代背景和美国当时的社会环境，并未超越有限的个人经验。对高/低语境的建构和描述部分反映了霍尔对自身文化的反思性认同。在《超越文化》一书中，他提到：“西方人在谋求有序性时造成了混乱；其原因是，他们崇尚使经验割裂的局部事物，却否定起着整合作用的自我。”美国的四大制度，企业、政府（含防务机构）、科学和教育，每一个头面人物都认为，他在真理方面占有一隅。到哪里去寻求总览的视野？谁负责把事物联系起来？由此，他提出“延伸”“延伸迁移”这些概念。“延伸”是可以帮助人的工具或一套外化的方法、体系，它由人设计出来，人可以借此实现更高级的进化。口语是原生的延伸物、书面语是第二代延伸物。“延伸迁移”即是将延伸的产物与被延伸的过程混为一谈，或延伸的产物取代被延伸的过程。比如，书面文字经常被当成更真实、更重要的东西，口语则被认为不够正式；语法学成了单独的学问，甚至脱离了语言的交流功能。人变得无法掌控自己创造的东西，它们逐渐自成体系。延伸及其融入日常生活的过程实际上也就是某种语境化的过程，改变着人们的交流方式。
与异文化打交道的经验促使霍尔开始反思美国社会，高/低语境由此成为了描述并解释不同延伸系统的理论尝试。在讨论时，他常常将交流/传播（communication）与文化交替使用，有时写作“高/低语境交流”，有时则是“高/低语境文化”或“高/低语境系统”，具体用法常根据上下文决定。当讨论具体的交流场景时，如果大多数信息或存在于物质环境中，或内化于人的身上，需要经过编码的、显性的、传输出来的信息非常少，则属于高语境交流。如果大量信息编入了显性的代码之中，则属于低语境交流。在他看来，高语境交流是经济、迅速、高效、令人满意的。但是，它需要在程序编制上花时间。相比于描述微观的交流情境，高/低语境更多的被用于解释宏观的文化系统，高/低语境交流特点由此也直接对应于某些文化现象。比如，在高语境文化中，人们深刻介入彼此的活动、信息得到广泛共享，意蕴丰富的简单讯息自由流动；有权势的人要为下属负责；人们在自己的系统里可以发挥创造活力，对付新东西时则要降到语境阶梯底部；趋向于使用多元时间。低语境文化或低语境系统则均与之相反。然而，低语境系统的人与高语境系统的人打交道时，则需要用远远低于他们工作习惯的低语境方式。这不难看出，由于个人经验的局限性，美国的文化及交往方式成为了区分高/低语境的参照。交流方式、文化类型和国家被对应起来，美国是低语境文化的代表，日本则属于典型的高语境文化。在后来的研究中，霍尔进一步指出，世界上的文化可以按照“语境程度”从高到低排列成一个光谱。日本人、阿拉伯人及地中海地区的人属于高语境文化群体。低语境文化群体则包括美国人、德国人、瑞士人、斯堪的纳维亚人以及其他北欧人。也就是说，高/低语境更多地被用于比较并概括国家间的文化差异，不再强调它在高/低连续体上的流动性，而对国家文化语境的判断却源于对微观交流行为的总结。
当在比较中存在时，某一文化的特点便被置于高/低语境阶梯中的某一确定位置，不再考虑因交流而出现的动态变化。由于现实交流情境的复杂性，这种简化的概括也面临自相矛盾的状况。例如，繁复、多机构的文化（技术上先进的文化）必然是低语境的文化。然而，中国却处在这个阶梯上高语境的极端。可见，单一维度远不足以描述一个文化整体的复杂性。此外，从经验上讲，在一个相对封闭的文化空间中，随着交流的持续、彼此的熟识、文化的延续，许多信息都会被编码进语境中。某一文化空间内的成员共享交流语境，整体呈现出高语境文化的特点。如果人的流动性增加，需要更多依赖外在机制维系彼此的关系，则会表现出低语境文化的特点。然而，如果承认个体受文化环境影响，也等于承认个体会因文化环境的变化而调整自身行为，原本对其高/低语境的划分将失去对其接下来行为的解释力。比如，有的人开始交往时用的是希腊文化模式，后来又因为环境的需要而滑向日耳曼-瑞士的文化模式。执着于判断文化语境的高/低就必然会面临概念的矛盾性，而在处理现实的交流问题时，也总是会遭遇概括力和解释力的难题。
二、矛盾性的延续：理论探讨与应用中的去语境化
在后续研究中，高/低语境受到的关注与争议几乎同步存在。在筛选过后的130篇文献中，仅3篇对高/低语境概念及后续应用做了系统性回顾与反思；7篇着眼于理论模型的建构与量表开发；2篇旨在阐述高/低语境与其他相关概念的关联，但以概括为主，缺乏细致的梳理和严谨的辨析。剩下的百余篇文章均着眼于实际的交流问题，将关于高/低语境文化的论述关联于特定人群的交流行为。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文章中，高/低语境并不仅仅被用于区分国家间的文化差异，也被用于考察性别、医患、组织内部成员之间的沟通。
一篇回顾性研究发现，在关注商务与技术跨文化传播的文献中，语境化是被引用最多的理论框架。然而，大量关于语境化的命题只有少数经过了实证检验。近年来，霍尔的高/低语境概念受到的关注度似乎有所下降。原因并非源于概念本身，而是附加于该概念之上的存疑国家分类。几乎所有运用高/低语境国家分类的研究，其依据的证据均不充分，且源于过时、未经证实的观点——这些观点甚至可追溯至霍尔本人基于轶事证据的分类。此外，高/低二分法、两极化表述、基于过时经验的抽象概括、不能反映动态变化、基于国家分类的不严谨等缺陷也被众多研究者指了出来。为了应对这些问题，部分研究者对高/低语境的相关论述加以检验，不断完善理论模型和量表。然而，基于有限情境和样本建构的理论模型被普遍化，情境和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反而被选择性地忽略，以至于没有任何一个模型和量表可以普遍适用于对各类文化行为的分析。在众多案例研究中，研究者往往一边指出其局限性，一边接受此类思维模式，继续修补该模型并重新加以应用，或者在不加反思的情况下直接将之应用于对某类行为的分析与解释。
（一）理论模型的建构与量表开发
为了使这一概念模型应用于对具体问题的研究，有学者将高/低语境沟通风格编制成具体题项，构建高/低语境量表。古迪昆斯特（William B. Gudykunst）等人为了探讨文化个人-集体主义及其中介变量（即自我构念与个体价值观）对低语境与高语境沟通的影响，借鉴已有对高/低语境沟通风格的描述，编制了62个新题项。通过问卷测量跨文化情境下的低语境/高语境沟通风格、自我构念与价值观，量化地展示彼此关系。这些题项从既有的描述中概括而来，被参考的描述也多受个人经验影响。一篇2000年的博士论文专门对“高/低语境传播”作了概念界定与量表开发，最终生成的93个题项同样主要源于对以往研究的概括。与古迪昆斯特等人不同的是，该研究对量表作了内部一致性检验与平行性检验，证明了其结构效度；同时也证明高/低语境可以作为独立构念；美国与日本参与者的量表得分差异也表明该量表具有内容效度。然而，这些量表鲜少被直接应用于后续的实证研究，研究者需要根据具体问题调整或重新设计量表。例如，若要探讨高/低语境文化对中美大学生选择与教授沟通媒介的影响，则需要对部分问题加以改编，并融合其他量表重新编制题项 可见，在构建量表时，题项主要是对既有研究发现的整合，而既有研究又来自于对有限样本的观察。即使量表被证明具有结构效度，但题项本身并不能涵括所有经验，也难以作为普遍性量表加以应用。在展开具体研究时，研究者不得不结合研究问题和对象重新调整量表。
更重要的是，建构理论模型并设计量表的目的是量化地呈现某一文化语境的高/低程度，进而衡量与其他变量的关系，这进一步固化了文化语境的位置。对后续的应用型研究来说，研究者的现实出发点往往是希望考察交流各方在具体交流情境或某些议题下的交流特点，如果不面对情境本身的复杂性，只借助固定的问卷和数据得出答案，则容易遗漏问卷之外的独特要素，哪怕这些要素在交流中起到关键作用。最终，即便结果本身以确定的数据呈现，也难以实现研究目的。这样一来，设计量表的努力虽然减少了一些高/低语境概念的局限性，但对普遍性的追求却不得不以牺牲特殊的交流情境为代价。对于现实中的跨文化交流案例来说，影响双方交流方式选择的或许恰恰是一些难以被化约的情境要素，而使生成新文化得以可能的更是有别于既定模式的、意料之外的东西，是不同文化元素的碰撞与重组。
（二）概念-概念的去语境化关联
不同于霍夫斯泰德（Geert Hofstede）等人的文化价值观调查，霍尔对高/低语境文化的相关描述来源于经验概括，缺乏严格的概念化工作。虽然这两个概念产生的方式截然不同，却常常同时出现在后续研究中。如果一种文化属于低语境文化，那么它通常也被认为是霍夫斯泰德所定义的个人主义文化，高语境文化同时也具备集体主义文化的特点。但是，在相互独立的概念之间寻求联系，往往又脱离了概念产生的语境，仅仅是发现了概念与概念之间的关联，并非以直接回应现实问题为目的。
古迪昆斯特等人的研究便是此类研究的典型。为了考察文化个人主义-集体主义、自我构念与价值观对个体使用高/低语境沟通风格的影响，研究者招募了美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等国中型大学的学生作为被试，采取问卷调查的方式，将高/低语境、自我构念、价值观题项共同纳入问卷中。结果表明，独立型自我构念与个人主义价值观介导了文化个人-集体主义对低语境沟通的影响，依存型自我构念与集体主义价值观介导了文化个人-集体主义对高语境沟通的影响。自我构念与价值观比文化个人-集体主义更能预测低语境/高语境沟通风格，且对沟通风格方差的解释率更高。该研究经过了严谨的设计，融合了不同量表，调查对象也来源于多个国家。然而，实际交流行为中语境意义的动态变化被呈现为确定的数值，测量和计算结果虽表明了不同变量之间的影响关系，却无法解释这些关系是如何产生的。而研究结果所依据的变量由于经过了抽象化和平均化，在应对某一具体的交流案例时，也便难以捕捉特殊的情境要素和交流者的个人特征，使得概念总是难以触摸现实。还有研究将亚洲高语境集体主义文化的沟通行为与修辞敏感性理论相关联，直接假设高语境文化个体的修辞敏感性高于低语境文化中的个体。虽然这一假设并未通过验证，但采用简短问卷对有限样本展开调查，本身也难以对概念之间的关联性作出有说服力的回答。
值得注意的是，有研究发现了霍尔的语境概念与伯恩斯坦（Basil Bernstein）的“限制型/精细型语码”存在的相似性。霍尔明确将“认识自身文化运作”置于“理解他人”之上，专注于阐述“高/低语境沟通的普遍特征”；伯恩斯坦则是探究“特定沟通模式的社会生成及其在社会中的分布”。研究者虽然发现了这两个概念的相似性，但仅作了表面概念的比较，未挖掘出二者的潜在关联，也难以使人看到此种比较有助于解决何种现实问题。类似地，“低-高语境信息系统”也被认为可以和几个类似构念整合使用，包括“关联型”（associative）与“抽象型”（abstractive）构念、“西方-亚里士多德式”（Western-Aristotelian）与“亚洲-柏拉图式”（Asiatic-Platonist）维度，以及“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与“集体主义”（collectivism）维度。结合特定案例，不同类型的文化维度共同暗示了文化差异的复杂性，也表明单一文化维度在解释现实方面存在局限。同时，这也意味着高/低语境的交流方式与更广泛的文化背景相关联。遗憾的是，在面对真实交流情境时，各类概念的使用未必可以提升对现实的解释力，反而容易使特定案例变成对概念的佐证。因此，在发现概念之间关联性的基础上，更重要的是面向生成该概念的语境，明晰某一概念的解释限度，回应概念背后的现实问题，而非执着于寻找概念之间的关联。
（三）概念-行为的去语境化关联
在使用高/低语境概念分析具体案例时，研究者往往会事先说明该概念存在局限，如“没有任何一种文化完全处于某一极端”。“语境实则呈连续体分布——无论文化背景如何，个体在这一连续体上的位置均可不同。”“任何文化内部，个体的信念与行为都存在差异，不能简单认为某一文化完全是高语境或低语境文化。” “维度反映的是群体差异，无法用于预测个体行为。”“尽管高/低语境文化概念可从某一维度对社会进行分类，但并非捕捉文化复杂性的唯一方式。”这些问题如此显而易见，可以轻易地捕捉到，但依然没有阻止多数研究者按照事先警惕的方式展开研究。在应用高/低语境概念考察某类文化群体的行为时，常见的有三种研究取向。一是通过研究新的对象补充或验证既有关于高/低语境文化的描述；二是用高/低语境文化归属解释某类群体的行为；三是利用既有对高/低语境文化特点的描述，预测研究对象在某一方面的行为特点，设计与其打交道的策略。
当更多研究者以新的对象展开研究时，所得结果也便被补充进关于高/低语境特点的描述中。丁允珠（Ting - Toomey）将高/低语境文化和冲突行为关联起来，发现低语境文化中的个体倾向于对冲突采取对抗性、直接的态度，更多采用“事实归纳式”或“公理演绎式”（即线性逻辑式）风格来管理冲突；高语境文化中的个体则更倾向于采用“情感直觉式”（即点状逻辑式）风格来管理冲突。此外，针对时间使用模式，有研究将来自西欧的个体视为低语境文化成员，来自亚洲、日本、中东及南美的个体则为高语境文化成员，发现高语境文化中的个体更在意工作时间，每日工作时间更长；低语境文化中的个体更在意社交/休闲的时间。埃及也被视为高语境文化的代表，在埃美外交关系中，历史材料显示双方的交流特点呈现出显著差异：直接性与间接性、夸张与克制、低与高“社会期望价值”、个人化与非个人化、正式性与非正式性。 此类研究虽然丰富了对高/低语境文化特征的描述，但基本延续了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在讨论某类人群的具体行为之前，已经按照国家将其划分于高语境或低语境文化之中。此外，当更多基于有限样本的调查被普遍化为高/低语境文化的特点时，又加剧了这一概念及其描述的不严谨性。更重要的是，诸多特点均指向了概括并突出差异，而非面向跨文化交流开启的新可能。
基于国家边界区分高/低语境文化的这一做法，其合理性也在被不断验证。遗憾的是，一些带有验证性质的研究首先接受了这种划分方法，如选择代表高语境文化的中国、韩国和代表低语境文化的美国作为研究对象，发现高语境文化中的人们更具社会导向、更少对抗、对现有生活方式更满足，且掌权者承担更多责任。此类研究看似验证了霍尔的结论，但并没有脱离其思维逻辑，只是用看似严谨的研究方法确认了相关表述。也有研究得出了和霍尔不一致的发现，比如选择参与MBA项目的韩美学员作业为分析文本，发现二者的文本并无显著差异，韩国学员的文本并没出现更多概括性信息、礼貌策略、间接的结构以及循环式推理等高语境文化的特点。然而，相比于口语，文字这一媒介本身就更偏向于低语境的特点。还需要注意的是，对于在美国接受商务培训的韩国人来说，其作业便是跨文化交流和培训的产物，不再是典型的韩国写作方式。此类验证或者进一步证明了某一国家属于高/低语境文化，或举出范例说明其不合理。实际上，在接受高与低这种二元划分方式的前提下，举出任何正例或反例都不困难。也就是说，诸多验证性研究依然难以否定或证明该概念的普遍性，反而进一步凸显了高/低边界的模糊以及高/低因情境而变的特点。
在霍尔那里，将文化分为高语境与低语境并非为了寻求对文化的确定分类，更重要的是在比较中认识自我。后续研究常常直接接受某一国家属于高/低语境文化这一判断，以此解释内部成员为何表现出某种行为习惯。例如，研究高/低语境文化对四类美国族群（欧裔、非裔、亚裔、拉美裔）感知“直接与间接种族言论伤害程度”的影响。在商务沟通中，调查高/低语境价值观是否会影响员工及管理者对电子沟通的态度；采用霍尔对高/低语境文化的阐述，探讨东方和西方企业知识管理模式差异的根源；还有研究着眼于考察高/低语境文化与个体行为的相关性，比如，比利时（高语境文化）参与者对广告的感知复杂性低于荷兰（低语境文化）参与者，且参与者的个人语境文化得分完全解释了这一差异。即使在面对互联网、人工智能这些被广泛应用于各类文化环境的技术时，个体原有的文化语境也被认为会影响个体对技术的使用。可见，原本在语境化过程中形成的高/低语境交流特点被固化为一个国家整体的文化特点，个体则被认为受到此种文化的浸润，其行为也便由此得到了解释。然而，按照国家区分文化语境的高/低本身就遭到了普遍质疑，而个体的某一行为又发生在特定的情境中，远非国家整体的文化特征可以解释。
综上可见，对霍尔或其他交流者而言，语境的高/低多和个人感知有关，无法作为客观普遍的参照。当后续研究者希望从客位视角分析跨文化交流案例时，关于高/低语境的说法便逐渐被抽象为固化的理论模型，被不断地修补和完善。种种尝试虽然细化了该概念，为分析具体案例提供了相对一致且透明的思路和参照，但始终未消解该概念固有的矛盾性，因为高/低之分本身便带有主观性。研究者依赖量表或既定描述来对照具体案例，而非直面语境化过程的复杂性，在意识到该概念存在局限性的同时，也只在原有模型的基础上加以完善或修补。这样一来，一面是不断精细的量表和概念描述，以量化结果呈现语境的高/低与其他概念或具体行为的关系；另一面却是对语境化过程的日渐远离，将量表之外的文化要素排除在讨论之外，无法捕捉到使某一文化得以形成的特殊因素。此外，在比较不同文化中个体的行为时，研究者常常设想了清晰的文化边界，美国和西欧的国家一般被视为低语境文化，亚洲、非洲和拉美的多数国家则被视为高语境文化，在此基础上探讨彼此的行为差异。因此，即便已经有诸多研究强调应侧重于高-低连续体，而非强化高和低的二元对立，但简化的区分依然得到了更多应用。其结果便是，在有限情境中提炼出的高/低语境特点被当成重要且普遍的东西，语境化过程本身及语境高/低的偶然性被忽略不顾。
三、再语境化：交流中语境的混合与整合
跨文化传播关注不同文化主体的交流行为，但文化间的边界并不总是清晰明了。边界往往是建构的产物，通过建构边界寻找差异最终得到的是自我认同。按照朱利安（François Jullien）的说法，认同至少用三种方式围绕着差异：（1）认同在差异的上游，并且暗示差异；（2）在差异制造期间，认同与差异构成对峙的一组；（3）在差异的下游，认同是差异要达到的目的。此种思维将我们放在同化的逻辑里，同时分类和下定义，消弭了其他文化的“他者”可能具有的“外在的”与“意料之外的”事物。在现实的交流中，交流双方的文化边界是模糊不定的，“跨”这一动作并不仅仅发生在交流中的某一时刻，而是存在于整个交流过程之中，交流主体往往在有意或无意之间就跨越了自身文化，并非存在某一确定的边界。因此，用以区分语境高/低的边界也是比较者建构出的产物。
如果回到真实的交流过程就会发现，主体通过不断整合交流经验内化交流语境，在熟人圈里表现出高语境的交流风格，遇到陌生人时便发生了语境的混合，需要转换交流方式。在英文中，混合（mix）强调两种或多种物质混合在一起之后就会结合，且不能轻易分离。 由于混合现象的存在，当带着对某一文化属于高/低语境文化的既定认知，并用相关量表展开研究时，常常会出现难以归类的情况。在对群体间、组织内部交流差异的研究中，有研究者将高/低语境挪用到对组织文化的研究中，认为组织文化受男性价值观主导。有意味的是，霍尔描述的低语境文化特点看似与男性价值观一致，但女性在组织中体验到的是“高语境”——这种文化已预先植入男性价值观，女性并不共享那些“使沟通可理解的语境”。女性在男性的高语境空间中采用低语境方式沟通，当男性进入女性的空间时，这种动态可能反转。分类与概括是人类面对异文化时减少不确定感的常见思维方式，但分类却总是受分类者经验和既有认知的影响，也只适用于有限经验范围内的事物。因此，在实际的跨文化交流行为中，我们常会感到分类不起作用，或者需要不时地为分类寻找新的依据，因为跨文化交流本身便是对原有经验的超越。
在交流中，人们能够重新将混合语境整合起来，使代码、语境和意义以新的组合形式出现，这也是再语境化的过程。整合（integration）一词最初意为“将整体的各个部分聚集在一起的行为”，源自法语intégration。该词又直接来自晚期的拉丁语integrationem（主格integratio），有“更新、恢复、重新开始”之意。体现在交流行为中，则意味着来自同一文化的个体会因后期境遇的不同而表现出不同的交流方式，比如，居住在荷兰的希腊人比居住在希腊的希腊人表现出更高水平的非语言沟通能力和更间接的表达方式，以及更多的隐喻使用。这表明人们并非总是固守原有文化，而是会在交流中不断加以调整。在跨文化商务合作中，高语境文化会为低语境文化调整，接受更长的合同，且这种适应与合同履行地无关。针对全球虚拟团队的研究发现，两种文化导向的参与者均表现出高度协作行为，同时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自身的沟通风格与文化价值观。除高/低语境行为外，还存在一种新兴行为模式——“切换行为”，个体行为会根据目的、情境与沟通对象调整，从而发生变化。 影响代码转换的因素包括沟通平台、沟通对象的风格及沟通目的。可见，交流的达成有赖于交流各方的试探和互相调整。除了整合交流对象的习惯外，历史背景、交流目的、媒介条件等环境因素均影响交流者对语境的利用方式。在这种情况下，仅仅通过了解研究对象所处文化的特点并不足以解释或预测其具体行为。语境并非总是外生的决定因素，还是沟通者可以主动利用的东西。它不只以交流背景的形式存在，还是在交流中不断生成的，也是交流者可以有意识去构建的。
人的整合能力早已被科学研究所证实，霍尔当时就参考了颜色心理学家费伯·比伦（Faber Birren）与兰德相机的发明者埃德温·兰德（Edwin Land）的实验结果，表明眼睛和大脑视觉中枢可以通过内部语境化补充缺失信息。当下又有新的证据表示，一条包含海马体、杏仁核与内侧前额叶皮层的神经环路，参与了使情境依赖行为成为可能的学习与记忆过程。大脑的这一特点使人们可以捕捉语境信息，在交流中调整对语言代码的使用。人脑的中前额叶区域可以将社会、躯体、脑干、边缘和皮层全部连接在一起，将他们在身体内部进行整合。我们的同理心、为其他人的心灵绘制地图均与此有关。这意味着我们可以在关系中感知他人，不断调整自我在交往中的表现。交流者对文化语境的整合与利用也是语境化得以可能的前提，且部分解释了高/低语境存在的矛盾性，即语境的高低和交流主体的感知有关，主体又因交流的持续而发生感知上的变化，从而促使行为的调整。一方面，不同的情境因素使人们对语境的感知与利用存在偏向，在语境化的过程中生成不同特点的文化类型；另一方面，语境化过程是持续的，当与不同文化的个体发生交流时，人们也将在新的跨文化关系中协商代码和语境的意义，调整对语境的利用方式。
用高和低区别不同的文化语境，除了会遭遇概念上的矛盾外，也将着眼点收缩在了过去，而非指向交流开启的未来。《超越文化》开篇指出了当代世界两个相互联系的危机，一是人口与环境的危机；二是人与其延伸、制度、思想的关系中存在的危机，以及地球上许多个体之间和群体之间存在的危机。霍尔认为，应对危机需要人们同心协力、了解彼此的思维方式，要寻找新的选择、新的可能、新的范围、新的取舍和新的途径，去发挥人的创造潜能。遗憾的是，就对高/低语境这一概念的建构来说，他却以定型化思维取代了开创性思维，用高与低这样凸显差异的形容词掩盖了文化互化过程。无论是文化间、群体间抑或主体间，交流的发生都意味着语境的混合，而主体拥有感知语境的能力，可以在混合语境中吸纳新经验，在反思自我的同时整合语境信息，经由新的共同语境打开交流空间。也就是说，交流的持续虽然使高/低语境概念面临矛盾性，但同时也使该概念的转化成为可能，从对高/低二元的关注，转向对语境化过程的关注，不再执着于区分差异，而是观察主体对混合语境的重新整合，寻找在文化互化过程中生成新文化的可能。
四、结语：从高/低语境文化到文化的语境化生成
不同文化的相遇虽然使文化差异得以显现，但同时也开启了消解差异的过程，使文化语境的高低之分充满了矛盾。一方面，高/低语境概念停留在了区分差异的时刻，但交流伴随着建构共同语境的过程，原有的高低区分不再成立；另一方面，高/低无关比较，而是依据既有的高/低观念得以判断，但一种完全客观的高/低观念并不存在。霍尔将语境、代码和意义视为同一问题的不同方面，意义由语境和代码共同传达。将语境分出高/低的前提在于，意义是确定的量，语境传达的意义占比多，则是高语境，反之则为低语境。然而，意义本身和主体的感知有关，也因对话而不断发生变化，难以量化或计算，也无法将某一交流情境中的意义普遍化为其所属文化整体的意义。也就是说，语境的高/低更多的是就交流者的感知而言，这也是为什么即使高/低语境在逻辑上并不严谨，我们也常常在日常生活中感知到语境高/低的存在。
霍尔对高/低语境概念的建构和描述深受个人经验的影响，其目的是自我认同。基于对美国文化的反思，他区分了高语境文化和低语境文化，美国是低语境文化的代表，并且很大程度上成为了区分高/低语境文化的参照。此外，概念描述多源于个人经验，其普遍有效性并未得到证明。最终，按照某种维度区分文化最终又远离了反思自身文化的目的，用同化逻辑排除了其他文化中无法被化约的要素，而往往是这些东西使文化走上了不同的轨迹，只有还原这些才能使反思有效。
高/低语境概念突出语境在交流中的角色，为理解文化的生成提供了有益视角，但其对语境的划分却逐步向固定的文化理论收敛，使高/低语境成为某一文化的形容词。然而，在后续的诸多应用中，恰恰是高与低这种简化表述被后续研究者捕捉，延续了其矛盾性。研究者鲜少直面真实的语境化过程，回避了其不确定性和复杂性，直接将高/低语境模型作为对文化背景的概括，虽然可以给出较为明确的研究结果，但该结果往往显示的是概念-概念、概念-行为之间的关联。由于这种关联是去语境化的，因而难以真正回应实际案例中的交流难题。也就是说，无论是建构模型、完善概念，还是基于概念解释或预测群体或个体行为，其结果往往是延续甚至深化了高/低语境概念的矛盾性。由于现实中人的流动、交流的持续，在跨文化交流发生时，不同文化语境也便发生了混合，进而被交流者重新整合。虽然有研究结果提示了这一现象，却并未在此基础上对高/低语境概念作进一步讨论。
在主体间的交流中，意义经由表达而流动，经由流动而在主体间分享，在各主体对之加以内化整合之后又重新进入交往关系，产生主体间的意义协商。在这一过程中，主体感知到的语境总是高低相倾的，受到交流对象、话题类型、交流时长、意义协商进程等的共同影响。主体对语境的感知和再利用则是重新参与语境化的过程，也是在混合语境的基础上构建共同语境的过程。构建共同语境并赋予其意义是生成新文化的前提。以往的应用型研究多带着实用目的解释或预测某一文化群体的行为、提供跨文化交流建议，虽然丰富了对高/低语境概念的描述，但缺乏反思和深化，也逐渐远离了这一概念最初具备的反思现实的可能性。文化的语境化生成视角着眼于高/低语境作为文化生成的理论的一面，不再执着于为文化作归类工作，或是借用某种模型预测个体行为以便提供实用策略，而是关注更广泛的跨文化交流现象，以语境化的视角观察主体的流动以及发生在此过程中的跨文化交流，以动词或过程思维取代名词思维或定型化思维，从真实而具体的交流案例中发现生成新文化的可能。
在分析具体案例时，首先需避免将真实的交流语境按照固定的高/低语境模型加以简化、抽象，而应侧重于分析主体如何在交流中赋予语境以意义。语境在此过程中不仅仅是上下文（context），还包括情境（situation）、环境（environment）、情形（circumstance）以及心境（state of mind）。其中，上下文与文本是同一过程的不同方面，是一直伴随文本的东西。情境常用于强调对个体言行有较大影响的境况、职位等。环境则是指环绕或包围个体的更大背景，既包括自然物理环境，也包括社会文化环境。情形侧重于影响个体行为的客观状况或不可抗拒的因素。一般来说，研究者们倾向于统一用“情境”表示研究对象所处的宏观或微观境况。交流主体的心境则和人格特征、文化背景和特定处境有关，有着千人千面的特点。在跨文化交流中，这些维度交织在一起，既作为交流背景存在，也是交流者可以利用并重新赋予意义的东西。
为语境赋予意义发生在主体间的交流中，也就是再语境化的过程。如果搁置既定的文化划分，从主体的交流出发考察文化的语境化生成，那么当主体与不同对象、在不同情景中发生跨文化关系时，实际上也就开启了语境化过程并参与了各类新文化的创造。例如，就跨越地理空间的交流而言，由于贸易或其他原因，不同语言的人为了保持彼此的交流，会形成“接触语”，开始是不同语言的混杂语，在逐渐有人以其为母语后，便被称作克里奥尔语，语言学由此提出了“接触”（contact）概念。普拉特（Mary Louise Pratt）在讨论殖民地的交往时借用了这一概念，引申出“接触区”（contact zone），用以指示不同文化群体相遇和互动的社会空间，强调主体是在彼此之间以及通过彼此之间的关系构成的。也就是说，文化的交界处也许是一片模糊、混杂的文化空间，并逐渐生出不同于两边任一文化的独特文化类型。一种语言表达形式的出现、接触区等均可以成为观察文化的语境化生成的案例。主体在流动中与其他主体相遇，在表达与交流中进行意义的分享，如果语言不通，则需更多的借助语境传达意义，在逐渐熟悉彼此的语言之后，用代码传达意义的比例便可能提高。由于交流的持续、共同生活的需要，各自的语言、习俗、文化符号等可能发生交融，需要为混合语境重新赋予意义并加以内化，由此也便生成了新的文化类型。
如果从主体的流动与交流出发考察文化，那么对文化类型的划分就不再仅仅受地理空间的影响。如“附近”的消失与重建。我们在日常生活里越来越通过一些抽象的概念和原则建立自己对世界的感知，而不是通过对自己周边的感知来理解。即使在自己的生活半径里，许多人也不再共享语境，生活越来越依赖外在的系统加以安排，原有的语境发生着瓦解。但同时，不同于原有的社区或社群，附近是相对于主体而言的，在远离因地理空间形成的语境时，主体也得以在流动中定义新的附近，与之共建新的语境。这一现象也意味着需要重新理解文化，地理边界不足以区分文化类型，人的流动、各种技术或系统的发展使各种各样的文化圈得以形成。如跨文化粉丝圈等被冠以“跨文化”的圈子，这里的跨文化延续的是原有的文化划分方式。如果搁置此种划分，只面向当下或未来的语境，那么因某一议题或兴趣等形成的圈子本身便是区别于其他圈子的文化圈，与其他圈子的交流才算是跨文化的交流。这些均可以视为文化的语境化生成现象，但使这些文化得以生成的情境因素则有别于面对面的交流。
再比如，如果来自某一情境的人物、信息与行为规范渗透并突破另一情境边界，会被认为发生了语境坍塌（context collapse），而社交媒体使这一现象更加普遍。然而，如果不从群体想象出发推导行动与属性，而从行动出发，看从中生成何种群体，就会发现人们处于高度具体的互动中，他们的语境化能力相当成熟。在这个过程中，语境没有坍塌，相反，语境在不断增殖、扩张。也就是说，社交媒体为人们跨越地理空间发生交往关系提供了可能，它使人们不断围绕某一议题生成新的圈子，圈子内成员因此可以共享一种语境，同时也参与其他圈子的语境化过程。这时，主体参与语境化的过程也有别于面对面的交往，媒介技术、互联网符号、共同议题等起到了更多作用，这些均是既定的高/低语境维度难以涵盖的。
当面向实际发生的跨文化交流活动，就会发现文化语境的高/低之分常常失效，但语境却始终伴随着交流，与代码一起表达意义。如果搁置高/低之分，不再用本身存在矛盾的理论框架彰显客观性，而是从主体的交流出发观察意义的流动，则有可能使该概念重新具备对现实的反思力和创造力。高/低语境的矛盾性并不独特，而是广泛存在于跨文化传播的各类理论建构之中。实际上，跨文化的概念本身便意味着“随之而来的新文化现象的创造”。相比于开发高度抽象概括的概念或理论模型，观察并分析实际交流中的语境化过程，着眼于传播（文化）的生成和创造也许更有意义。
作者：王宵静，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湖北武汉430072
原文刊载于《新闻界》杂志2026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