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文学进入大学课堂以后，相关教育实践与批评活动形成互动机制。早期新文学教育推动了新文学批评生产，催生出第一代学院派批评家。伴随新文学学院化，文学批评具有了学科知识生产属性，获得大学学术生产体系的支持与保障。1930年代苏雪林的新文学批评在其新文学课程讲义的基础上生成，反过来又促进了讲义的扩散传播。在将讲义转化为批评文章公开发表前，苏雪林对其进行了审慎的修订，在此过程中形成了关于鲁迅、沈从文等作家的经典论述，这些论述在此后的课堂讲授及文学史著中被吸收纳用。一方面，新文学批评借助教育体制巩固其阐释权力；另一方面，新文学学科化在驱动批评产出的同时，批评活动也推动了讲义的完善深化，促进了讲义向经典文学史述的转型。新文学教育与批评的互动最终形成了一条新文学知识的“生产—传播—经典化”链条。

关键词：苏雪林；新文学教育；知识生产；国立武汉大学

新文学自发生之日便与现代大学存在紧密联结。1920年代新文学进入大学课堂，不仅为学院体制植入崭新的知识体系，也极大推动了自身的学科化、历史化进程。新文学教育的发生演进及对于新文学的历史影响，学界已有较为充分的探讨［1］。然而鲜有人关注的是，新文学教育实践与批评活动之间存在深层互动机制。1930年代，沈从文、苏雪林持续开展新文学批评活动，系统产出了作家论等大量批评成果。他们均有在大学开设新文学课程的从教经历，批评活动又恰与其新文学教育实践在时间上高度重合。现代大学教育体制不仅从受众端为新文学创作及批评的兴盛培育了广泛的读者主体，更通过影响具有大学教师身份的批评主体直接促动新文学批评生产。本文选择1931年起任教于国立武汉大学的苏雪林为核心考察对象，梳理其新文学讲义从内部课堂资料到公开批评文章的转化过程，探讨新文学教育实践如何通过讲义编纂等方式驱动批评生产，批评成果如何反哺新文学教学研究，以揭示现代学院体制与新文学批评的深度互联。

一、新文学讲义与批评的共生

1928年国立武汉大学成立，下设文学院。1931年夏，在袁昌英的推荐下，陈西滢聘请时任安徽大学教授苏雪林入武汉大学任教。秋季入校后，苏雪林负责讲授基本国文与中国文学史两门课程。1932年上半年，陈西滢又请苏雪林承担此前由沈从文讲授的新文学研究课程。为了满足教学需求，苏雪林自编讲义并由武汉大学内部印行。武汉大学图书馆现藏一份讲义原件，属本校民国二十三年讲义系列，封面标示“新文学研究 苏雪林述”，正文共280页。讲义共分总论及论新诗、论小品文、论小说、论戏剧四编，每编以单个或多个作家为单位分章论述。自承担新文学研究课程起，苏雪林便着手编纂讲义。据武汉大学图书馆藏苏雪林日记显示，至1934年初，新文学课程已开设两年之久，《新文学研究》讲义仅完成第一编论新诗与第二编论小品文的编纂，体量最为庞大的第三编论小说进度尚未过半。此后，苏雪林一边授课一边编纂讲义，有时前日编就，次日即需拿到课堂讲授。

1934年1月3日，苏雪林“看茅盾《幻灭》”，“写新文学讲义二页许”［2］（P7）。2月17日“写王统照与落华生一章，尚为顺利”［2］（P97）。2月19日“晚间将废名一章写完，约有五页半”［2］（P101）。2月27日为新学期第一次开课，前一天苏雪林依然在紧张地编写关于许钦文的讲义，“苦于无话可说，乃大抄其《赵先生的烦恼》及《鼻涕阿二》等”［2］（P115）。伴随课程进展，1934年上半学期苏雪林又相继编纂了关于丁玲、沈从文、老舍、巴金等人的讲义，日记均有详细记载。暑假中，苏雪林继续准备张天翼讲义，认为其“心理刻画颇为深刻”［3］（P134）。9月20日为苏雪林下半年新学期第一次开课日，她为此“将新文学研究旧稿略略看了一遍，文学史则没有”［3］（P157），可见其对新文学研究课程的审慎态度。此后讲义编纂继续进行，约在1934年11月底，苏雪林完成了《新文学研究》第三编的编纂。

1934年12月，苏雪林讲义第四编步入编写流程。月底左右，编纂完成。值得注意的是，在1934年12月5日的日记中，苏雪林提到“戏剧与文学批评人才最为寥落，恐此一学年可以讲完也”［3］（P309）。1983年苏雪林以《新文学研究》讲义为基础重订出版的《中国二三十年代作家》除了总论及前三编之外，也还有名为文评及文派的第五编。实际上，无论是苏雪林的整体构想还是完整版《新文学研究》讲义，均由论新诗、小品文、小说、戏剧及批评五编构成。《新文学研究》讲义付印时，第五编尚未编就。该部分内容同戏剧一样较为单薄，按照苏雪林“一学年可以讲完”的设想，第五编著成时间当在1935年上半年。至此，《新文学研究》正式成型。

在此后的教学实践中，苏雪林多次调整和丰富讲义内容，注意吸收新涌现的新文学研究成果。1935年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推出总结新文学第一个十年创作成就的《中国新文学大系》，苏雪林便及时购入。1936年12月3日，为筹备明日新诗课程，她读朱自清的《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并从中“钞李金发、冯乃超、穆木天等人批评”［5］（P313），汲取朱自清对新诗的评论观点。

1932年至1935年间，出于讲授新文学课程的需要，苏雪林断续完成一部将近30万字的《新文学研究》讲义。这一时期也是苏雪林从事新文学批评的活跃期，她陆续发表大量批评文章，相当一部分为作家论体裁。详细比对《新文学研究》讲义与刊登在报刊上的批评文章，可以发现，苏雪林的批评成果几乎全部在讲义基础上形成。她一边撰写讲义，一边将部分章节抽订发表。讲义成书时间跨度较大，在编纂过程中，苏雪林采取的方法是以作家个体为单位收集资料，然后在一段时间内集中阅读品评。讲义形式表现为由一位作家或数位存在创作关联的作家构成分章专论，章节之间相对独立，在体裁上为单篇批评文章改编提供了形式便利。相较原讲义，正式发表的文章均有修改增订，讲义与批评文章之间存在一种富有学术意味的版本差异。修改幅度较小者如《论李金发的诗》，仅有个别词句表述的变动。修改幅度较大者如《〈阿Q正传〉及鲁迅创作的艺术》，“较讲义延长一倍”［3］（P221）。无论如何，这些报刊批评与学术讲义存在紧密的同源共生关系，苏雪林的新文学教育实践同批评活动之间的关联由此得到确证。需要追问的是，学者身份与学院体制在苏雪林的批评生产中发挥了何种作用？

二、新文学学科化与学院派批评的兴起

经历了第一个十年的迅速发展，新文学在第二个十年走向学科化历程。清华大学、燕京大学、武汉大学等高校纷纷开设新文学课程。1929年，朱自清在清华大学开设中国新文学研究选修课，“由此开拓了一全新的研究领域”［6］（P127）。他为这门课程所撰讲义《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也被追认为是“最早用历史总结的态度来系统研究新文学的成果”［7］（P127）。然而在此之前，朱自清仅发表过《读〈湖畔〉诗集》等零星简短的新文学书评。可以说，正是从事新文学教育促使朱自清对新文学发展状况作全面梳理，成就了其新文学学科奠基人的学术史地位。

在朱自清开设中国新文学研究课程的同一年，沈从文进入上海中国公学任教，不久转任武汉大学并在两校先后讲授新文学课程。1934年，沈从文出版了集中收录其新文学批评成果的《沫沫集》。有学者指出，“《沫沫集》中的论文多写于1930年11月至1931年4月，原是沈从文在武汉大学讲授现代文学课时的讲稿”［8］。实际上，早在中国公学讲授新文学课程时，沈从文就编订了讲义。在从事新文学教学之前，沈从文以小说家名世，未曾涉足新文学批评。1930年1月29日，沈从文在写给王际真的信上说，“新的功课是使我最头痛不过的，因为得耐耐烦烦去看中国的新兴文学的全部，作一总检察”［9］（P48）。可见，开设新文学课程同样是沈从文系统梳理新文学现状，从事批评活动的重要推力。

沈从文1930年9月入武汉大学，仅半年后即离开。1932年春天，苏雪林接手沈从文留下的新文学课程。据苏雪林回忆，她考虑到开设新文学课程的种种困难，本不情愿，课程开设后她的授课体验依然不佳。她抱怨自己“实在不愿意教这门课，上课时总是懒洋洋提不起精神”［10］（P87）。无论是否违逆己意，开设新文学课程促使苏雪林的学术重心由古典文学向新文学转移。具体来说，作为当时的著名女作家，苏雪林同新文学本就有着密切联系，从事新文学教育进一步开拓了她的关注视野。1934年1月20日，苏雪林日记载：“看《文学》等杂志，觉议论过于偏激，如吃辣椒，不甚好过。至阅《独立评论》，则醇然如饮中和之酒，此亦余已届中年之表现也。”［2］（P41）苏雪林旧学根柢深厚，又深信基督教义，审美偏向古典保守，对激进的左翼文论与创作向来不感兴趣。从日记来看，《文学》带给她的阅读感受并不愉悦。如果不是讲授新文学课程的现实要求，对使其感到“过于偏激”的《文学》杂志，苏雪林或许不会保持追踪阅读，也不会从事左翼作家评论。

新文学课程每学期稳定开设，促使苏雪林对新文学保持追踪，不断产出研究成果。1934年4月11日，苏雪林日记载：“范寿康、郭斌佳等请我吃晚饭，以功课未曾预备，谢绝不去。预备沈从文一章，抄《斯宾塞不读书》为陪衬。”［2］（P203）10月25日，日记又载“新文学讲义‘存粮’已完，下星期须编新者矣，余之幸福亦将完矣（此一月为余到武大以来最乐之岁月，盖不编讲义也）”［3］（P227）。新文学课程持续推进带来的压力，迫使她克制个人情绪喜好，抵御休闲诱惑，不断从事讲义生产。讲义中的很大一部分最终以作家批评的形式面世。在1934年11月6日的日记中，苏雪林写道：

连日忙甚，寄来书报均无暇涉猎，余之好光阴已过完矣。然如此忙碌亦有好处，即新文学批评每月非做一二篇不可也。若余去、前二年不忙，今日发表于报章杂志文字何来哉！［3］（P251）

苏雪林自己也认为，讲授新文学的课程压力推动了她相关批评的长期稳定产出。没有这种客观压力，她的评论活动将大大减少。

除了课程压力，进入武汉大学以后，苏雪林还面临院系的学术压力。1920年代以来，现代大学学科建设逐渐步入正轨，各大高校曾出现讲义热现象。教师自编讲义在武汉大学也成为一种普遍行为，“这一时期的教科书，文、法两学院多系教员自己编选。如1932年中文系全系开必修课25门，授课教员自己编写的讲义占90%以上”［11］（P117）。苏雪林在回忆中国文学史这门课的讲授经历时说，“文学史我从来没有教过，现在不但教，还须编讲义发给学生”［12］（P88）。可见即便不是硬性规定，为所授课程编制讲义也是当时武汉大学的一种通行做法。讲义不仅是课堂教学辅助文本，还被视为一种学术著作甚至成为教师学术水平的象征。1930年起，武汉大学与商务印书馆筹划合作，陆续出版国立武汉大学丛书，收录的不少学术著作便是在课堂讲义基础上增订而成的，如文学院刘赜教授的《声韵学表解》。作为文学院教师，苏雪林毫无疑问感受到了这种学术压力。她十分注重古典研究著述。1933年寒假，文学院召开教师会议，要求“教授著作先行报题”，苏雪林“报《中国文学史》及《辽金元文学概论》二书，聊以解嘲”［2］（P51）。实际上苏雪林对此极为重视，1933年12月她通过在商务印书馆任职的亲戚出版了由讲义修改而来的《唐诗概论》与《辽金元文学》两书。次年初，这两本书分别纳入国学小丛书与百科小丛书再版。据苏雪林回忆，中文系徐天闵教授“读后颇为讶异，对我的脸色便有些不同。似是想不到那个只能以引车卖浆者言写些乱七八糟的苏雪林，也能写出这样的一本著作”［10］（P88）。研究著作的出版显著提升了苏雪林在文学院的学术地位。

除了出版学术著作，武汉大学还鼓励教师在报刊上发表研究文章，并将之视为教师的学术成果。1930年，《国立武汉大学社会科学季刊》与《国立武汉大学文哲季刊》（以下简称“《文哲季刊》”）创刊，旨在发表文法领域“本校教员撰述”及“校外学者投稿”［13］（P168）。1931年苏雪林初入武汉大学，即在《文哲季刊》上连续发表《〈饮水词〉与〈红楼梦〉》《丁香花疑案再辨》两篇论文，彰显学术造诣。据1930年代《国立武汉大学一览》显示，在本大学教员著作摘要一览一栏内，文学院方重、王凤岗、朱世溱、刘赜、谭戒甫等教授均曾将发表在《文哲季刊》上的文章视为个人代表性学术著述，甚至郭斌佳教授还将自己发表在《东方杂志》《光华》半月刊乃至“沪汉各日报”上的“论文及书评”亦填报为个人学术著述［14］（P214-218）。尽管新文学课程在武汉大学不受重视，但日报上的书评都可归为学术著述，苏雪林在报刊发表新文学批评，自然也可视为其学术的呈现形式。1934年10月19日苏雪林日记载：“今日忽想将《鲁迅论》抄完，付《国闻周报》或《文哲季刊》。”［3］（P215）苏雪林欲将《鲁迅论》交付学术刊物《文哲季刊》发表，说明她将作家批评视为一种学术撰述。在《新文学研究》讲义编著过程中，她频繁抽出其中章节作为报刊文章单独发表，某种程度上是其身处学院体制，感受到学术压力而作出的应对方式。在1930年代武汉大学文学院保守的学术环境中，苏雪林的新文学批评叠合了多种诉求。一方面，她要力图证明新文学取得的历史成就，证实新文学课程的合法性；另一方面，由于其新文学作家的身份，也包含着她自我肯定的诉求。此外，作为学者，她还要以此为其个人学术水平作证。

1920年代后期开启的新文学学院化进程促进了新文学批评的长足发展。朱自清、苏雪林等新文学作家相继进入学院体制，不仅实现了由作家向学者身份的转型，也催生出第一代学院派批评家。早期新文学教育实践不仅生成了沈从文、苏雪林等的新文学课程讲义，也极大推动了他们的批评活动。新文学讲义以单篇批评形式在报刊大量公开发表，折射出新文学学科诞生初期，文学史研究与文学批评两种学科话语范式混沌不分的历史状态。一方面，文学史述滥觞于文学批评，早期新文学课程虽多以新文学研究命名，但无论研究方法还是表述风格，均偏于感性鉴赏与主观印象批评，史述性质有所不足，因而天然具有作为评论发表的便利。另一方面，教师在讲授新文学作家作品时，必然要对其进行择选、对比、排列，形成对新文学创作的整体把握，确立起一种初步的文学史秩序，这“已经使新文学批评不断接近于学术活动，成为新文学知识生产的重要组成部分”［15］。因此，我们可以将早期新文学讲义视为一种具有历史意识的、介于即时评论与文学史研究之间的中间物。在此基础上，文学批评与文学史研究逐渐分野，新文学走向历史化与学术化。由讲义演化而来的系列批评，不同于这一时期其他孤立的作家作品评论。它们既是单独的个体，又彼此联结，共同对新文学发展史上的作家作出系统考察评述，内蕴着关于新文学发展脉络、创作流派的历史认知，带有某种史的研究性质。

三、现代学术保障体系与作为知识生产的新文学批评

新文学进课堂对独具特色的学院派批评的成型具有显著推动作用。有学者指出，新文学学科萌生之初，苏雪林、沈从文等开设的新文学课程虽然“谈不上探索符合现代学术批评要求的理论方法。但他们将文学论述从文坛带入学院，赋予单纯的文学评论以知识生产的意味，促进了新文学的学术化和学科化”［15］。这种观点看到了文学评论进入学院体制对于大学新文学学科建立的深远意义。反过来值得思考的是，既然学院化使得文学评论不再是单纯的评论家的个人审美赏鉴，而具有学科知识生产属性，那么作为一种专业知识生产的文学评论，是如何被纳入现代大学学术生产体系的呢？换言之，在文学评论进入课堂促进新文学学科化的同时，现代大学体制又为新文学评论提供了何种便利与保障？

首先是大学图书馆丰足的文献资源为系统的新文学批评提供资料保障。近代以降，中国藏书机构经历了由藏书楼向现代图书馆的演变。图书馆是定位为收集、整理和保存文献资料并向读者提供服务的科学、教育、文化性质的机构。1899年，梁启超在其主编的《清议报》刊载了一篇译文《论图书馆为开进文化一大机关》，明确指出图书馆具有独特的研究功用，“图书馆有使阅览者。随意研究事物之利也”［16］。大学图书馆是现代图书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1920年代后期，伴随大学学术化进程，图书馆的学术研究利用价值越来越凸显。冯友兰回忆，“当时有一个中心的思想：大学的主要工作，是传授和研究学术。学术的工作应当是大学的工作。围绕这个中心工作，要有资料，有工具（仪器就是工具，图书就是资料）”［17］（P286）。各大学均十分重视图书馆建设，不断添购图书并完善规章管理制度，以更好发挥其学术服务功能，大学图书馆由此成为现代学术生产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武汉大学成立时，“继承武昌前各国立大学之财产，而各大学遗下之图书，仅百数十种，且大抵不适于用。故本馆开办伊始，可谓几空无一物。遂乃年定预算六万元，为购置图书之经费”［18］（P121）。至1931年，“查已到馆之书籍，约有中文的五万三千余册，西文的一万七千余册，日文的约二千册”，且“文学最占多数”，与此同时，图书馆计划“依照预算积极扩充以期对于研究上之需要有所供给而无遗憾”［18］（P121）。此后武汉大学图书馆藏书量增长迅速，至1936年馆藏图书已达14万册，八年间仅文学院就购置中外文图书约数万册，杂志100多种，为师生学术生产提供了重要文献参考［11］（P121）。

苏雪林从事新文学批评，颇得益于图书馆的丰富文献资源。当时，武汉大学图书馆虽建馆不久，但入藏了大量新文学作品。苏雪林1930年代日记中即存在大量赴图书馆借阅新文学作品的记录，如1934年5月9日苏雪林拟讲凌叔华，赴图书馆借《曼殊斐尔小说集》不得，“只好借巴金作品五本而归”［2］（P259）。又如11月5日“预备讲穆时英与张天翼，然张天翼非新感觉派作家，乃改以刘呐鸥。特刘一不甚知名之作家，其作品图书馆又无一部，恐预备困难耳”［3］（P249）。因图书馆未藏刘呐鸥作品，苏雪林即感到预备困难，可见其日常评论研究对图书馆之依赖程度。1936年4月10日阴雨竟日，苏雪林为准备《周作人论》，“到图书馆借书。金古良《无双谱》没有借到，而丁文江的《地理与人才分布的关系》却算弄到手了，又借到《癸巳类稿》一部，《痛史》一部，为《周作人论》，而要看这许多书未免不值得”［4］（P201）。苏雪林本人学识渊博，其论作家作品常于古今中外文艺成果及地方文献旁征博引。《无双谱》即周作人家乡绍兴画家金古良画集，从其还借阅了丁文江的《地理与人才分布的关系》来看，苏雪林拟在《周作人论》中讨论故乡地域与作家创作的关联。图书馆不仅为苏雪林直接提供新文学作品作为评论对象，还提供了门类丰富的参考书籍，这一点是个人藏书尤其难以满足的。

利用大学图书馆资源开展新文学批评研究，苏雪林并非孤例。1935年朱自清受邀承担《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编选及导言撰写任务，需广泛搜集新诗集，清华大学图书馆便助力颇多，他称赞“清华大学图书馆收的新诗集真不少，我全借了出来”［19］（P383）。与此同时，朱自清还向同在大学任教的周作人借阅诗集，他1935年7月22日的日记中便有“见周岂明，借新诗集甚多”的记载［20］（P372）。《中国新文学大系》主事者赵家璧在回忆编纂工作时说，“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现代文学史上已有定评的文艺作品，屈指计算，为数也不少，这些书都是纸面平装本，分散在各处出，极难觅齐”［21］（P121）。1934年阿英在为《中国新文学运动史资料》所作序言中也有类似感慨，“在不到二十年的现在，想搜集一些当时的文献，也真是大非易事”［22］（P2）。许多新文学作品印数本就有限，传播范围不广，加之当时中国社会动荡，图书保存确非易事。这种情况下，大学图书馆能够借助学校体制力量，持续性规模性购书藏书，成为保存整合以及传播新文学文献的重要空间，其于新文学批评研究的文献支撑意义尤为凸显。

由于新文学作品在校内极受欢迎，苏雪林时常碰到借阅不得的情形。1936年3月17日，苏雪林“觉得明日上新文学研究没有材料，大起恐慌。乃赴图书馆借林语堂《我的话》《剪拂集》《大荒集》等，仅得《大荒集》一本，余皆不知何处去，问了汤先生，则学生久假不归故也”［4］（P155）。林语堂的作品多数被学生借走，影响了苏雪林的课程准备。据武汉大学《图书馆借阅图书规则》，“借阅时期学生每次以两星期为限，教员以一月为限”；“借阅外国文书籍及中文新籍学生限两本，教员限十本，中文旧籍学生限五本，教员限四十本”［13］（P193），相关规定可称详细。对于到期不还者，依据逾期长短暂停其一段时间借阅权限，借书逾期一月不还便“次学期不准注册”［13］（P193），可谓严厉。然而，从苏雪林借阅林语堂作品的经过看，图书馆对这一规定的执行并不严格。1936年6月26日，武汉大学校务会议又制定了《修正本大学图书馆借阅图书规则》，新规将教师图书借阅数量直接减半，同时补充“教员指定参考，中文小说等只就馆内阅览概不借出”［14］（P289），管理更为严苛。之所以推出小说概不外借的新规定，显然与小说受师生追捧而久借不还有关。在此之前，苏雪林1934年1月22日日记有如下记载：“今日上午，将图书馆借来之书整理出三四百本，开清单还图书馆，计费半天功夫。”［2］（P45）苏雪林滞留图书馆书籍竟达数百本，远远超出了40本的借阅上限。图书馆书籍日常借阅管理的宽松，在偶尔给苏雪林从事研究造成干扰的同时，实则在更大程度上便利了她长时间批量借用相关书籍资料从事新文学批评与教学。

除了供给新文学相关图书，图书馆还设有专门的阅览室陈列包括新文学杂志在内的各种报刊。1932年10月14日，诗人朱湘来汉约见苏雪林，次日苏雪林陪其游览武汉大学：

我引他参观了文学院，又引他参观图书馆，走过阅览室时，我指着装新文学参考书的玻璃柜对他说：

——您的大作也在这里面，但只有《夏天》和《草莽集》两种。您还有新出版的著作么？告诉我，让我好叫图书馆去购置。［12］（P338-339）

此时，苏雪林的新文学研究课程开设仅一学期，图书馆阅览室就已经设立了单独的新文学参考书专柜。仅此一斑，可见图书馆为苏雪林新文学教学提供的文献帮助。除了校图书馆，包括文学院在内的各学院亦设有图书室提供专业书籍，其日常运营“按照图书馆规则办理”［14］（P289）。

值得注意的是，在与朱湘的会见中，身为讲师的苏雪林竟提出有权请图书馆采购朱湘著作，这与当时武汉大学的图书采购流程有关。1929年10月4日，武汉大学校务会议通过《本大学订购图书办法》，“各学院教员欲图书馆增买图书或杂志者，须开单交由各该学院院长转送图书委员会委员长审查其价值是否在预算范围内”，而后“盖章或签字送图书馆查核其中所列各图书有无为本校所已备”，若未备即可添购［14］（P289-290）。这一规定赋予教师图书采购建议权，有助于精准发挥图书馆的学术辅助功能，准确匹配教师的需求，极大便利了学术研究。苏雪林在从事新文学批评的过程中，就曾通过此种图书订购办法，请图书馆大量采购参考书目。1934年1月23日，苏雪林“抄写新文学书籍目录”［2］（P47）。次日继续“抄写新书目录，请学校订购，计抄四纸。若于寒假前购齐，则假中可以工作矣。但放假时期内，图书馆工作甚为紧张，恐无暇及此也”［2］（P49）。当月25日，学校正式放寒假，苏雪林担忧寒假期间图书馆无暇顾及此事。但让她没有想到的是，2月10日图书馆闭馆前最后一天，她竟拿到了自己此前请购的新文学研究参考书籍，“到图书馆借新购到的书，约有四十余册”［2］（P83）。随后图书馆闭馆，苏雪林依然能够“看王统照《春雨之夜》及《黄昏》”［2］（P93），“写王统照与落华生一章”［2］（P97），批评工作得以顺利进行。武汉大学图书馆便捷的图书采购办法以及迅捷的工作效率，为苏雪林评论生产提供了周密贴心的文献保障，保证了其研究进度。

其次，苏雪林还凭借丰厚薪资购入大量新文学书籍，为其学术批评提供了资料便利。苏雪林受聘武汉大学时，职称定为特约讲师。据武汉大学《本大学教职员待遇规则》规定，教授自九级至一级，月薪为三百至五百元；助教自九级至一级，月薪为一百至一百八十元；至于讲师薪酬“除聘书上有特别约定外，依钟点计算，本科每小时洋五元，通习课程及预科课程每小时四元”［18］（P160）。然而从日记中的收支情况看，苏雪林作为特约讲师并非依照普通讲师那样按上课时长计薪，其月薪至少当在一级助教之180元以上。优渥的待遇带给苏雪林宽裕富足的生活，至1934年2月21日，苏雪林存款已达4000余元［2］（P105）。大学体制带来的丰裕生活，使她能够以悠适的心境反顾新文学创作，从事相关批评。此外，武汉大学还为苏雪林提供了良好的起居环境。据1930年8月19日通过的武汉大学《教员寄宿舍简则》规定，“本校备有教员寄宿舍若干间，凡本校教授、特约讲师，眷属不在武汉，遇本寄宿舍有空房间时，得通知事务部指定房间居住”［18］（P176）。苏雪林入校以后住在二区、三区教工宿舍，环境虽不如校长、院长及名教授居住之十八栋别墅，条件亦十分可观。此外，学校还“另派校工三名侍候茶水、打扫、清洁及一切杂务”［18］（P176），以使教师能够摆脱俗务，心无旁骛地从事教学工作与学术研究。不久，由于住房宽敞，苏雪林还将姐姐接来同住，请其照料个人起居而得以专心学术。

稳定的工资与丰厚的积蓄使得苏雪林可以随心所欲地订购书籍，丰富个人藏书。据苏雪林回忆，“任教武大六年内，我也买了一大批的书。我的书斋中有六只书架，楼上寝室又是六只，一共十二只，都满满插着书”［12］（P123）。除了图书，时兴“文艺刊物，无一不备”［12］（P123），便于其追踪文坛最新动态。苏雪林日记中购买新文学书刊及相关参考书的记录比比皆是，如1934年5月12日，“购得新书数部，如张天翼《一年》、沈从文《月下小景》及张若英《中国新文学运动史资料》等等”［2］（P265）。新文学书刊在其个人藏书中占据重要份额，甚至在武汉大学师生中都颇有名气，吸引大家前来借阅。据苏雪林1934年、1936年日记所附借阅记录显示，仅这两年间他人从苏雪林处借阅的新文学书籍就涉及鲁迅、茅盾、沈从文、老舍、巴金、徐志摩等数十位新文学作家作品，以及赵家璧主编《中国新文学大系》等各类选本，还有厨川白村《苦闷的象征》等文艺理论书籍，《现代》《文学》等新文学杂志，等等［5］（P349-350、367-368）。

最后，现代大学宽松的休假制度为苏雪林的批评活动提供了时间保障。1934年2月17日，时值寒假，苏雪林从事新文学研究笔耕不辍：

今日写王统照与落华生一章，尚为顺利。但今年精神比之去年已大不如，去年寒假中曾写五万余字，平均每日可写五千字，今则才三万字而已。闻正式上课系在二月廿六日，则余尚有一星期闲光阴，拟以全力工作，补写二万余字，不知能办得到否？［2］（P97）

在苏雪林看来，假期是学术产出的重要时间节点，应当充分利用。她这一观点及利用寒假快速推进《新文学研究》讲义生产的做法，凸显了她对现代大学学术生产时间规律及节奏的把握与主动适应。

假期制度是现代学校教研体系的重要构成，1922年伴随新学制公布，现代学校假期制度形成寒暑假、传统节日假、纪念日假以及周末假期共同构成的完整假期结构。散落分布在一年之中不同时间的假期发挥着区隔、调整学校日常教研工作的功能。其中，长时段的寒暑假在现代学校假期结构中地位尤为重要，它是学期划分的标志，在自然时间中界定出属于学校师生的教学时间，还为师生提供了自我休整、查漏补缺的时间场域。在武汉大学工作的时期，苏雪林常常利用寒暑假时间休息、出游，调节个人状态。摆脱了日常教学及事务性工作的干扰，寒暑假的完整时段为苏雪林从事新文学批评提供了空暇。1934年1月18日，关于寒假安排苏雪林如此表示：“今年寒假，本想休息，而新文学研究讲义计欠一学期，则寒假休息云云，又成虚话矣。”［2］（P37）苏雪林决意利用寒假时间编纂讲义，至寒假结束，她已经完成了关于废名、王鲁彦、落华生等人的评论，并重新抄订了鲁迅、叶圣陶、郁达夫的讲义。

现象学家还指出，时间可以分为客观时间和感知时间，客观时间即“世界的时间、实在的时间、自然科学（包括作为关于精神的自然科学的心理学）意义上的自然的时间”［23］（P6），感知时间则是一种时间体验，是“意识流的内在时间”［23］（P7）。客观时间始终保持匀速前进，从客观角度来说，假期时间与学期中的时间并无区别。然而人的意识对客观时间的感知具有主观性，形成假期时间与学期中时间的不同体验。有学者指出，“在节假日中，师生通常会用一种‘非常态’的心理及情感看待自己的生活，及其身处其中的社会环境以及自然环境”［24］。假期带给师生的不仅是余暇，更是心灵的闲适，一种从日常事务中跳脱出来的超然。对苏雪林来说，假中翻阅新文学作品带有消闲性质，与平时为讲授新文学课程而不得不作阅读准备心境不同，见解亦因此而生差异。1934年7月24日，苏雪林乘船赴青岛度假，旅途寂寞，看沈从文《月下小景》《扇陀》《寻觅》等作品，感觉到其“文笔艳异，富有一种特别情调”［3］（P41）。到青岛后，苏雪林宿山东大学友人周承佑处，利用山东大学图书馆特色藏书资源，搜集与沈从文相关资料，完成《沈从文论》。如7月28日，苏雪林“赴山东大学图书馆借得《法苑珠林》一部”［3］（P49）。值得注意的是，此前苏雪林已经完成了关于沈从文的讲义，面对《文学》编辑傅东华1934年8月4日来信索要《沈从文论》，她并未照抄，而是修改多处，大幅增加关于沈从文哲学思想的论述，将自己假期阅读沈从文作品、查阅《法苑珠林》等资料形成的新感受与思考补充进去。增订后的《沈从文论》通过考证，详细分析了沈从文《月下小景》对《法苑珠林》原作的改造形式［25］。

除了完成《沈从文论》，1934年暑假苏雪林还在讲义的基础上大幅增删，完成《郁达夫论》并寄出发表［3］（P73）。一年前的1933年暑假，苏雪林赴上海度假，同样致力于作家作品批评，“期间除准备‘新文学研究’讲义的写作，还从讲义内容中抽出若干位新文学作家的作品专论，充实内容，提炼为单篇论文”［26］（P43）。可见，寒暑假向来被苏雪林视为整理既有讲义，使之宜于单篇发表的好时机。假期成为苏雪林批评生产的关键时间场。在青岛期间她阅读了田汉译作《莎乐美》［3］（P77），返校途中则翻阅张天翼、刘大杰小说［3］（P135，137）。巧合的是，这三位作家俱为下学期之批评对象。因发现山东大学图书馆“收罗甚富”［3］（P49），藏有《拍案惊奇》等旧小说，苏雪林便趁机借阅，而以古代小说为鉴评析现代小说恰是其文学批评一大特色。假期不仅推动了苏雪林新文学批评的即时生产，亦为其将来的批评活动做了准备，假期的所读所思还影响了苏雪林新文学批评的整体特色与风貌。

总而言之，新文学进入大学课堂拓展了文学批评的学院路径。一方面，教师对新文学作家作品的择选与赏析开启了新文学学科化的第一步；另一方面，经由学院路径生成的新文学评论被视为一种新兴的学科知识，受到了学院学术生产体系的扶持。大学图书馆丰富的文献资源、引导教师专心治学的优厚待遇以及节假制度的充足时间保证等因素，共同为以苏雪林为代表的学院批评的兴起创造了条件。相较大学体制外的文学批评，学院派批评具有明显的论述系统与产出持续特征，这正是现代学术生产体系保障的结果。

四、批评刊行与讲义的改造、传播

据统计，现代时期的大学中文学科讲义仅有一半左右在当时公开出版，其余则是到了1949年以后尤其是新时期，才有机会公开问世［27］（P134）。具体到新文学课程讲义，朱自清的《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有手写、铅印及油印三种版本留存，1949年筹备《朱自清全集》时曾计划将其收录，但由于全集出版改为推出《朱自清文集》，《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也就失去了面世机会。直到1982年经赵园整理，讲义才终于在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文艺论丛》第14辑上发表。类似情况还有沈从文的《新文学研究》讲义，1930年代初由武汉大学内部印行，此后长时间未出版，直到2002年才收入北岳文艺出版社推出的《沈从文全集》公开问世。苏雪林的《新文学研究》讲义同样由武汉大学内部印刷，1979年才更名为《二三十年代作家与作品》由台湾省广东出版社增订出版，1983年又修订为《中国二三十年代作家》由台湾纯文学出版社出版，时至今日仍未在大陆公开出版。更不必说由于种种原因，还有一些新文学课程讲义已经湮没。

现代时期讲义正式发行并不普遍，尤其是在当时保守的学术环境下，新文学课程大多处于边缘位置，不受重视，新文学课程讲义公开面世的阻力就更大。在这种情况下，讲义能够独立为单篇评论在报刊发表就成为其自身保存的一种重要途径。苏雪林的《新文学研究》讲义至今未在大陆公开出版，赴台后推出的《二三十年代作家与作品》与《中国二三十年代作家》又由于其政治立场的变化产生大量破坏原讲义历史语境的改动。因此，当年公开发表的评论依然是触摸苏雪林新文学教育思想及实践的最为关键的文本。新文学讲义转化为报刊批评形态公开发表不仅是保存讲义的重要手段，也在某种程度上成为重返早期新文学教育现场的重要路径。

此外，由讲义嬗变而来的批评一旦公开发表，不仅拓展了原讲义的保存途径，更开辟出一条崭新的传播渠道，极大提高了讲义及其所承载的新文学研究成果的影响力。一般来说，讲义由学校出版部或注册部自行承印，内部发行，印数很少，印刷、校对质量也受到限制，苏雪林的《新文学研究》讲义即存在大量讹误。修改后在报刊发表时，讹误基本得到纠正。更重要的是，讲义在传播范围上天然具有封闭性，传播渠道主要为大学课堂，传播对象主要为选课学生，是一种服务于小范围教学共同体的特殊内部著述。一旦公开发表，借助现代报刊传媒的扩散力，受众将辐射整个报刊读者群体。

由于批评文章的频繁发表，苏雪林在武汉大学讲授新文学课程并著有讲义的知名度也越来越高，由此引发不少刊物向其邀约评论。如主编《青年界》的赵景深得知苏雪林《新文学研究》讲义有周作人相关内容，即向其索要。1934年10月9日，苏雪林“将新文学讲义中《周作人先生思想及其影响》抽出，改易若干文句，拟寄《青年界》发表，从前在上海曾允许赵景深也”［3］（P195）。1935年新年临近，赵景深筹划《青年界》新年专号，知苏雪林手头备有讲义便于成稿，又向其索稿。12月3日，苏雪林“将俞平伯、丰子恺一章散文寄给北新书局”［3］（P305）。评论文章的接续发表引起出版界对苏雪林新文学教育与批评实践的关注，由此催生多起约稿行为，进一步推动了苏雪林《新文学研究》讲义面向报刊的整理传播，具体如表1所示。

表1　1933至1937年间苏雪林的报刊评论与讲义关系表

值得注意的是《新文学研究》由内部讲义到公开刊行评论的内容改造问题。1930年代的苏雪林以新文学批评家著称，她的许多评论观点获得广泛接受，被此后的文学史述吸收，至今依然影响着人们对新文学作家的历史评价。以鲁迅为例，彼时苏雪林尚未从事反鲁事业，她对鲁迅的评价也较为公允并颇多妥帖之言。许道明在《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新编》中对苏雪林的鲁迅论做出了高度评价，他认为苏雪林指出鲁迅借助阿Q形象揭露卑怯等国民劣根性，“实际上提供了一个‘分析形象’的模范，在她之后的多数批评没有深度上的明显进步，仅止于铺排规模的扩大”［28］（P234）。在手法分析上，苏雪林指出鲁迅“小说艺术的特色虽富，最显明的仅有三点：第一是用笔的深刻冷隽，第二是句法的简洁峭拔，第三是体裁的新颖独创”，“详尽地梳理鲁迅创作小说艺术上的一般特色”［28］（P234）。值得注意的是，上面提到的苏雪林对鲁迅的典范分析，有些在《新文学研究》讲义中其实并未出现，而仅仅存在于报刊发表版本。换言之，苏雪林的文学思考由内部印行讲义转化为单篇发表的评论，不仅是形式的变换，还包含着内容的变更与完善。苏雪林利用发表前的修订机会，铸入了自己的新思索。

《新文学研究》讲义分析阿Q形象时指出，“阿Q所代表中国人气质种类甚多，而其荦荦大端者则有下列数种”［29］（P152）。《〈阿Q正传〉及鲁迅创作的艺术》一文则修改为“《阿Q正传》所影射中国民族的劣根性，种类虽多，荦荦大端，则有下列数种”［30］，随后详细分析阿Q身上所体现的卑怯、精神胜利法、善于投机、夸大狂与自尊癖四大劣根性。讲义认为阿Q代表中国人气质，实际是化用茅盾关于阿Q“是中国人品性的结晶”的说法［31］，公开发表版本则更为明确地指出阿Q影射民族劣根性。劣根性是近代兴起的一个思想概念，今天这一概念几乎与鲁迅的启蒙主旨深度绑定，但其面世却在新文化运动之前，与鲁迅无关。“劣根性”一词在鲁迅评论中最早出现是在孙伏园1924年发表的《关于鲁迅先生》中。文章提到“鲁迅先生所以对于《呐喊》再版迟迟不予准许的原因”之一在于“他说《呐喊》的畅销，是中国人素来拒绝外来思想，不爱读译作的恶劣根性的表现”［32］。这里孙伏园引述的是鲁迅之言，恶劣根性指向国人不爱读译作，这仅代表一种阅读偏好或对外来文艺的接受习惯，与民族性无关。1928年，刘大杰在《〈呐喊〉〈彷徨〉与〈野草〉》中指出，《阿Q正传》等六篇“把胆怯的，退缩的，敷衍的，病的，不彻底的，精神文明的中国民族的劣根性，全部展开在读者的眼前”［33］，正式提出了鲁迅小说表现民族劣根性的命题，但仅仅是一笔带过。同年，钱杏邨在《“朦胧”以后——三论鲁迅》中也提到了“劣根性”一词，却将之视为一种阶级而非思想概念，批评鲁迅本人存在小资产阶级“不可救药的劣根性”［34］。次年蒋光慈发表在《海蜃》第1期的《鲁迅先生》中也有与钱杏邨文章类似的表述。直到1934年苏雪林发表《〈阿Q正传〉及鲁迅创作的艺术》，鲁迅作品反映民族劣根性这一观点才时隔多年被再次提及。文章首次详细阐释了民族劣根性的具体内涵，阿Q的精神胜利法、卑怯等特质被正式归入民族劣根性范畴。此后，许钦文在1936年4月出版《文学概论》中沿用苏雪林的说法指出“主角阿Q，是现今中国人所有劣根性的‘代表’”［35］（P123）。而后，这一观点逐渐深入人心。

在修改过程中，《〈阿Q正传〉及鲁迅创作的艺术》一文增加了关于“投机似乎成为中国民族劣根性之一”之历史原因的分析，强调异族统治“影响中华民族品性之低降，尤其异常之大”［30］。苏雪林还深刻地指出，看似截然相反的夸大狂与自轻自贱两种病态的同一与转化关系：

具有夸大与自尊癖性的人，也最容易变成过分的谦逊、与自轻自贱。阿Q被未庄闲人揪住辫子在墙上碰头而且要他自认为“人打畜生”时，他就说“打虫豸，好不好？我是虫豸——还不放么！”中国人固自以为文化高于一切，鄙视别国为夷狄之邦。但当那些夷狄之邦打进来时，平日傲慢的态度，便会立刻完全改变。［30］

在表现手法分析上，苏雪林将鲁迅用笔的“辛辣与深刻”改为“深刻冷隽”，更加精准地揭示了鲁迅解剖国民思想病灶的冷峻创作姿态。发表前的修改还通过对鲁迅小说《肥皂》《风波》的分析，得出“他的文字也不完全辛辣，有时写得很含蓄”，“他文字的富于幽默，好像谏果似的愈咀嚼愈有回味，都非寻常作家所能及”的结论；又借助对《药》《祝福》的叙述笔法的分析，指出鲁迅文字具有新颖独创的特点［30］。总之，鲁迅论从讲义到单篇文章的修改具有深远的学术意义，在鲁迅接受史上首次详细归纳了民族劣根性的具体内涵，详尽地发掘了鲁迅创作手法超越同时代作家的独特价值。如果说反鲁之前，苏雪林关于鲁迅的评价被人们视为公允精深之论，那么从讲义到批评的转型与修改则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推动了苏雪林对鲁迅历史评价的经典化。

与《〈阿Q正传〉及鲁迅创作的艺术》类似，《沈从文论》在发表前同样经历了大量实质性增订。《沈从文论》是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上第一篇系统评述沈从文创作的文章，具有开拓性价值。在《沈从文论》中，苏雪林将沈从文的创作分为“一、军队生活，二、湘西民族和苗族的生活，三、普通社会事件，四、童话及旧传说的改作”四大类［25］。这一分类影响了此后相当长时间现代文学史著对沈从文创作类型的划分。譬如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便将沈从文作品按照军队生活、湘西原始味民间生活和苗族生活、童话及旧传说、小市民四类题材划分。关于沈从文创作的文字风格，苏雪林称赞其“永远不肯落他人窠臼，永远新鲜活泼，永远表现自己”［25］，肯定其不断出新的精神；王瑶受此影响，评价其文字“有新鲜活泼之致”［36］（P273）。凡此种种，均说明苏雪林《沈从文论》在沈从文接受史上影响深远的开拓性与引领性地位。不过，《沈从文论》对沈从文文学史地位的建构主要还是体现在其对沈从文创作理想的解读上，这部分内容，原本在讲义中并不存在。1934年8月4日，苏雪林收到傅东华索要《沈从文论》的信件，一方面速抄讲义，另一方面花费两天时间“绞脑汁”增论“沈从文哲学思想”［3］（P69）。新增的这一部分篇幅甚长，约有1500字，核心内容如下：

沈氏虽号为“文体作家”，他的作品却不是毫无理想的。不过他这理想好像还没有成为系统，又没有明目张胆替自己鼓吹，所以有许多读者不大觉得，我现在不妨冒昧地替他拈了出来。这理想是什么？我看就是想借文字的力量，把野蛮人的血液注射到老态龙钟颓废腐败的中华民族身体里去使他兴奋起来，年青起来，好在廿世纪舞台上与别个民族争生存权利。［25］

苏雪林认为“中国民族的年龄虽不算老，文化的年龄却太老了”［25］，沈从文之所以描写湘西自然野蛮的风土人性，就是为了救治中华民族的衰老病。她对沈从文创作理想的这一解读被日后的主流文学史述普遍接受，如钱理群《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丁帆《中国乡土小说史论》等均详引了苏雪林关于沈从文的创作初衷“是想借文字的力量，把野蛮人的血液注射到老迈龙钟颓废腐败的中华民族身体里去使他兴奋起来，年青起来”这一说法。可以说，正是迫于应编辑之约发表《沈从文论》的压力，苏雪林才对讲义相关内容进行改造，更加深入探析沈从文创作思想，从而生成了这一沈从文评价史上的经典论述。《沈从文论》的修改在推动沈从文文学史形象建构的同时，也促进了苏雪林文学批评本身的深化。

修改后的《沈从文论》成为阐释沈从文独特创作价值并建构其文学史地位的关键文本，沈从文本人却对其中评价极为不满。1934年9月14日，苏雪林“接沈从文来信，对于余在《文学》所发表之《沈从文》大表不满”。苏雪林自觉评价出于公心，问心无愧，“余对彼容有不客气之批评，然亦未常故作毁谤”［3］（P145）。沈从文则始终耿耿于怀，直到1980年依然在写给他人的信上对苏雪林大加批驳：“而这个苏教授，却是个不好招架的典型神经质女人，一切但凭感情出发，作论文更不在例外。”［37］（P7）

苏雪林在修订《沈从文论》时，确实提高了指摘其创作缺陷的措辞严厉程度。如讲义指出沈从文表现少数民族恋爱场景脱离现实时，语气相对和缓：“美化得教人疑心是读希腊神话，疑心是读古代传说，疑心是看澳洲斐洲艳情电影，减少故事的真实性，我觉得很可惜。”［29］（P192）《沈从文论》则修改为“而他究竟没有到苗族中间去生活过，所有叙述十分之九是靠想像来完成的。许多地方似乎从希腊神话，古代英雄传说，以及澳洲菲洲艳情电影抄袭而来”［25］。她认为沈从文缺乏苗族生活真实体验，创作甚至有抄袭嫌疑。这令出身苗乡并且自诩十分熟悉湘西边民生活的沈从文极为芥蒂，40多年以后依然对此印象深刻并且不忘再次强调“我本身也算得是个苗人”［37］（P7）。

沈从文完全不认同苏雪林对自己创作理想的分析。在他看来，所谓“借文字的力量，把野蛮人的血液注射到老态龙钟颓废腐败的中华民族身体里去”的创作初衷“只是苏雪林一厢情愿的认定”［38］（P233）。在沈从文眼中，苏雪林对他的生平既不熟悉，评论又曲解了他的创作理念。《沈从文论》的广泛传播，尤其是读者对其内容的普遍接受，进一步加剧了沈从文的不满。他气愤地说：“凡是武大中文系的学生，谈及我的作品时，却无不用她的胡说作为‘心传秘宝’！而上海香港凡是一折八扣印的沈某某选集，也无不沿用她的胡说作为样本。香港新印的选集，还直接用她那文章作为序言。”［37］（P8）甚至到了新时期沈从文重新受到关注，一些率先研究他的人依然把苏雪林的《沈从文论》奉为圭臬，这令其难以接受，“现在上海一位邵同学，还同样把她那个讲义中一段引为五四以来时人对我主要正面评论文字”［37］（P8）。毫无疑问，没有《沈从文论》的公开刊行，苏雪林对沈从文的评价将仅限于武汉大学师生群体内部流传，既不可能为上海、香港的选本择用，更不可能对此后的现代文学史述产生如此大的影响。这恰恰证明，以单篇评论形式在报刊发表是新文学讲义保存、传播的重要方式。

在公开面世前，苏雪林的评论经历了审慎修订，涉及内容的大幅结构性调整，无异于一次批评的二次生产。这些评论不仅实现了对内部文学研究成果的保存扩散，其由讲义修改提炼、完善这一过程本身就是一种文学批评的经典化历程。没有由讲义向批评文章的转化修改，也就无缘形成苏雪林关于鲁迅、沈从文等作家的经典评价，这些在修改过程中形成的经典评价在此后的课堂讲授及文学史著中被吸收纳用。这是新文学教育实践与批评共生互促、双向建构关系的生动体现，新文学学科化在驱动批评生产的同时，相关批评反过来推动了新文学讲义的完善与传播，促进了讲义向经典文学史述的转型。新文学教育与批评的互动由此生成一条新文学知识的“生产—传播—经典化”链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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