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像勒雷·韦勒克那样假装只盯着“文本内部”，把“新批评”在美国南方的兴起及其向中西部的迁移并最终在东部赢得胜利，只看成一个文学事件，而不是一个文化-政治事件，就很难理解“新批评”、中央情报局和洛克菲勒基金会之间的暗通款曲、相互往来。“新批评”最终在1950年代从一种“地方上的文学批评”（南方和中西部）迅速走向文化霸权，不是靠它的文学阐释力，而是靠它与麦卡锡主义的一拍即合。就文学的阐释力而言，由于“新批评”局限于“文本内部”，反倒减损了文学阐释的层面，这也是它在1970年代之后走向衰落的原因。
把在中西部一望无际的玉米地里满血复活并在韦勒克那里获得一种理论形态的南方“新批评”说成是同样崛起于中西部玉米地里的麦卡锡主义的文学军团，不是一个令人愉快的说法，尤其是在“新批评”至今拥有众多拥趸的中国。不过，“新批评”从中西部向东部发起的文化东征，以“文学的内部研究”之名试图从美国文学领域排除包括马克思主义及其他左翼的社会-历史批评在内的“文学的外部研究”，与同一时期麦卡锡主义从中西部向东部发起的政治东征，以“外部已渗透到我们内部”的恫吓试图从美国一切领域肃清“共产党及其同路人”，不只是时间上的巧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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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批评”崛起于1910到1920年代的美国南方，并非偶然，但其远因却隐藏在1860年代美国南北战争之后南方的“北方化”经历——对南方人而言，那是一种比战场上的失败还屈辱的北方文化殖民。
美国南北矛盾由来已久。1606年，英格兰国王詹姆斯一世给伦敦和普利茅斯两地的投资者授予特许状，在北美东部沿海地区的南方与北方分别组建弗吉尼亚殖民地和普利茅斯殖民地。随着主要是国教徒的伦敦投资者和主要是清教徒的普利茅斯投资者在1607年和1620年分别登陆弗吉尼亚和马萨诸塞，在当时英国国内不共戴天的国教徒与清教徒的矛盾就延烧到了“新大陆”，并叠加了“新大陆”南北不同的地理条件导致的不同经济形态的矛盾。北方土层薄，不利于农业，但它蜿蜒的海岸线多海湾良港，又有大西洋主流航线与欧洲相连，有利于发展工商业；南方虽偏离大西洋航线，但沃野千里，有利于发展大种植园经济。到1767年，南方与北方的分界线大致沿梅森-迪克森线固定下来，既是一条经济分界线，又是一条政治、文化、生活方式乃至口音的分界线。
18世纪中后期（1756-1763）发生了一场欧洲列强争霸全球的“七年战争”——波及欧洲、美洲、印度和东南亚，被丘吉尔称为“第一次世界大战”——英国虽然最终获得胜利，但消耗巨大，财政吃紧，强化了英国与北美殖民地的贸易法，并增加了多个税种（如印花税），提高了以前的糖税，为强征税款，镇压反抗，又通过了在北美殖民地驻扎军队的《驻兵条例》。
农业的南方比工商业的北方更经受不起英国的经济盘剥，因而，恰恰是南方种植园奴隶主起草了1776年《美国独立宣言》，领导了1775年到1783年的独立战争，还是美利坚合众国建国的领导者和美国民主制度的主要奠基者，前五位总统，除约翰·亚当斯来自北方的马萨诸塞，其他四位（乔治·华盛顿、托马斯·杰斐逊、詹姆斯·麦迪逊、詹姆斯·门罗）均来自南方的弗吉尼亚，连成“弗吉尼亚王朝”。
在独立战争中为共同抗敌而退居其次的南北矛盾，随着战争胜利，再次浮出地表，并最终激化为1861到1865年南方与北方长达四年的血腥内战。由于写史是胜利者的专利，北方史学家开始以北方为美国民主与自由的源头来重写美国史，而在“北方中心主义”的历史书写中，北方的正当性与南方的非正当性成正比，北方升起，南方沉降。
北方以铁血手段强行将南方重新纳入联邦，接着，北方人、北方资本和北方文化蜂拥而入，使南方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遭到摧毁，语言和文化也被北方侵入。南方战败后经历的“北方化”或者说“去南方化”，给南方人带来了没齿不忘的痛苦和屈辱。早在1864年，一位来自弗吉尼亚的少女就给《南方文学信使报》投书，说南方正经历“绝望的凄凉感”，“没人再关注南方成千上万的男人与女人”。大卫·海克尔在2010年发表的《内战对南方婚姻模式的影响》中考察了内战前喜欢写信和写日记的南方人为何突然普遍放弃了写作：“许多南方人不再在日记中倾诉自己，因为战败的羞辱和痛苦使他们不能也不愿通过文字表达自己。”南方陷入长久的沉默和失语，仿佛连南方口音都成了禁忌，至今犹然。据菲谢尔·杰克2025年的一项广泛调查，“传统的南方口音正在消失，年轻一代——无论黑人还是白人——开始采用一种较为中性的美国口音”，“对许多南方白人来说，南方口音一度象征着好客、传统和共同体，但大众文化常将它描述为一种落后的、未受教育者的语言。这一尴尬处境，使南方受过教育的年轻一代纷纷抛弃这种口音”。在南方人开办的“苦涩的南方人”网站上，一篇文章也愤愤不平地写道：“任何一个南方人，当他说话时带出一个拖长的南方音或鼻音，一定受到讥笑，尤其是当我们在别的地区冒这个险的时候。一听到这个口音，人们就快速聚过来，即便什么也不说，我们也知道他们的结论：我们是愚蠢的。我们是迟钝的。我们是落后的。”
南方白人殖民者的后裔深切地感受到的来自北方的“内部殖民”，使刚完成政治统一的美国更难形成统一的身份。1893年7月，在芝加哥召开的美国历史学会的一次专题会议上，当历史学同行们的想象力和话语方式依然缠绕在“南方/北方”的二元对立，并指望通过直面南方与北方的各种社会问题及其历史成因从而为情感分裂的南方与北方找到一条统一之路时，来自中西部威斯康辛州历史学会的年轻历史学家弗雷德里克·特纳却认为，这种叙事方式和话语方式本身就导向一个死结。他深信“历史写作取决于当代议程”，在他的演讲《边疆在美国历史中的意义》中，回避“南方/北方”的二元对立话语，无意介入南方与北方孰是孰非的争论，担心容易擦枪走火，进一步导致南方与北方的情感疏远。他只谈美国的历史地理，以期把美国社会问题转换成一个美国历史地理问题，把社会史转化成地理史，为此，他把“南方/北方”的分界线抹掉，一并打包为“东部”，同等地剥夺它们作为美国身份来源的资格，将其转让给了“西部”：“美国民主不是产生于理论家们的梦想；它既不是装载在前往弗吉尼亚的‘苏姗·康斯坦特’号船上，也不是装载在前往普利茅斯的‘五月花’号船上；它形成于美洲的森林，它每接近一处新的边疆，就多增加一份力量……这种不断的再生，这种美国生活的流动性，这种向西扩张带来的新机会及其与简单的原始社会的不断接触，提供了支配美国性格的力量。这个国家的历史的真正着眼点，不是它的大西洋沿岸，而是它的大西部。”
用“西部/东部”的二元对立话语替换“南方/北方”的二元对立话语，看起来只是把美国内部矛盾在地理上偏转了一个方向，可当特纳进一步把“西部/东部”等同于“美国的边疆/欧洲的边疆”时，就等于把“东部”等同于某种“外来势力”或“文化殖民地”，似乎只有当美国把“外国”而不是自己的一部分当成一个敌对“他者”，并以排斥这个外部“他者”（“欧洲的边疆”）的名义来排斥内部“他者”（“东部”）时，统一的美国身份才能建构起来。排外主义就这样扎根在这种新的二元对立话语之中。
特纳的“西部/东部”二元对立话语及其叙事，在西部尚被东部忽视乃至贬低的时代，被认为是西部宗派主义的体现，但他的拥趸中有几个大人物，例如后来成了美国总统的西奥多·罗斯福和伍德罗·威尔逊（特纳在霍普金斯大学的老师），特纳自己也在1910年被选为美国历史学会会长，并从威斯康辛大学前往东部的哈佛大学执教，执教了12年，不过，这个中西部人在那里一直感到不适，格格不入，并发现那里的人对西部要么冷淡，要么鄙薄。
光是像罗斯福或威尔逊那样不时带着一帮御用摄影师跑到密西西比河畔拍摄自己“单枪匹马”猎熊的场面并印在报纸头版，还远远不够，身份最终有赖于文化的建构。即便特纳及其拥趸已赋予蛮荒的西部以丰盈的神话色彩，它在文化上依然只是一个空荡荡的辽阔空间，不足与著名高校和文化机构鳞次栉比的东部抗衡。此时，意想不到的场面出现了：在“南方/北方”二元对立叙事中被北方派史学家和文学家抹黑的“老南方”，带着重农主义和保守主义的怀旧气息以及对老冤家北方的旧仇新恨，加入了西部的文化建设，并以“西部”之名，拉开了对“老北方”的文化逆袭。其实，作为一个重农主义者，特纳描绘的那个足以形塑美国人统一身份的“西部”，本就是按照“杰斐逊时期的南方”来描绘的，如大卫·波特在《神话与南方史》中所说：“与农业社会民主雷同的美国民主本质上是一种边疆民主的观念，与弗雷德里克·特纳密切相关，而他赋予了它一种西部而不是南方的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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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南方”正经历着战后痛苦的“北方化”或者说“去南方化”，不可能再进行一场政治斗争，就转向了文学斗争，在南方的废墟上栽培出“南方文艺复兴”这朵昙花一现的怀旧之花。田纳西州的范德比尔大学收拢了一批“南方集团”的诗人和批评家——约翰·克娄·兰色姆及其弟子艾伦·泰特、罗伯特·潘·沃伦等等，不甘心就这么被北方工业主义和复杂的现代性打败。在“南方文艺复兴”走向式微的1930年，以“新批评派”为主体，“南方集团”出版了一部题为《我将采取我的立场：南方与重农传统》的宣言书，以一种南方凋零的惋惜调子写道：“南方在这个国家只占一小部分，南方人有权按照少数人的原则生活。南方并不想主宰其他地区的生活，只想在法律提供的最大尺度内决定自己的生活。但近来出现了一种令人焦虑的事实，即南方自身有点摇摆不定，并显示出希望汇入共同的或美国的工业理想的倾向。正是为了反对这种倾向，我们写了这本书。那些正在皈依工业福音的年轻一代南方人，必须返回来支持这一南方传统。”随即，这种惋惜调子一变，开始召唤精神盟友：“然而，还有许多其他少数人共同体也反对工业主义，要求过一种更为简单的经济生活。这些共同体和个人分享着在这个联邦内到处可见的重农主义趣味。适当的生活方式，事关智性与意志，并不依赖地理的地方气候，可以做出一个总体的而并非南方特有的定义。南方人必须履行他们对自己的那一部分的忠诚之责。不过，他们的事业是不稳固的，他们必须到处去寻找那些同声相应的共同体并与之结成同盟。我们这个团体的全部成员非常乐意名列一个遍布全国的重农主义运动的成员。”
南方寻找精神同盟的呼唤，在重农主义的中西部传来了回响，双方一拍即合，试图在中西部一望无际的玉米地里建立一个“反抗”的文化中心。这个中心最终被选定为爱荷华州立大学。“新批评派”像农民耕耘土地一样耕耘文本，把文学当成一种可以通过师徒传授渐渐掌握的技艺，创立了“创意写作”课程，以“文学民主”或“美学民主”的名义，反对文学精英主义。谈到“新批评”，东海岸批评家欧文·豪虽然说它“超越了印象主义的闲聊”，但也一眼看出它的政治底色——“南方的怀旧”的“保守主义的重农主义”，“鼓励给予一种静态的、怀疑创新的态度以优先地位，以抵制在欧美现代主义堪称主潮的激进主义”。南方的“创意写作”非常投合中西部大众民主的呼声，爱荷华州立大学于1920年代初仿南方的方式开办“创意写作”课程，到1936年，经由文学院主任诺曼·福厄斯特及其弟子韦布尔·施拉姆，爱荷华州立大学更进一步，把“创意写作”课程升格为硕士学位。
从田纳西到爱荷华，“新批评派”络绎于途。这还只是自发的“民间行为”。到1930年代末，中西部与“老南方”的精神结盟，进入美国政府的文化政治议程。此时正值“大萧条”岁月末期，也是东海岸知识分子左翼运动的第一个重要时期，而且，他们在东部获得了大量“群众”，这让美国政府感到焦虑。阿特·伯曼在《从新批评到解构主义》中写道：“全国人口中如此重要的一部分与左派发生瓜葛，而他们又身处大学（众多大学教师，尤其是人文和社会学科的教师，站在左派立场），为理论和理论家们带来了一个他们所需的‘左派正当化’的条件。‘右派’被斥为‘反智的’，反动的，是法西斯与战争贩子的结合……新批评站在‘右派’一边（‘总的说来，’弗莱就新批评断言道，‘这场运动，至少在美国，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它的一些参与者来自南方，是‘重农主义者’，带着一种似乎不问政治的批评方法，或者更糟，将这种方法浸润在那种维护现状的正统意识形态之中。”
东海岸精英大学主要是私立大学，政府无法插足干预。这一点，福厄斯特心知肚明。他在1937年出版《美国州立大学及其与民主的关系》，说私立大学是象牙塔，各自为政，流行“自由主义”，不听令于政府，但政府必须干预，对师生进行政治教育。福厄斯特关心的是美国的教育权掌握在谁的手里、为谁服务的问题，他进而为政府出谋划策道：尽管政府目前难以介入私立大学，但介入“州立大学”不存在障碍，因为州立大学为政府赠地，政府有权介入。
这让美国政府茅塞顿开，而爱荷华州立大学就成了被肥水浇灌的试验田。1939年，动荡不安的“大萧条”岁月结束，该是重振美国人的爱国主义的时候了。这年6月，《生活》杂志特辟专号“美国的未来”，把各行各业的未来做了一次图文展示。就美国未来的文学艺术，该专号用了十几页篇幅，只谈爱荷华州立大学，仿佛这所远在中西部并被一望无际的玉米地包围的州立大学才是美国大学的楷模。打头的文章出自爱荷华州立大学研究生院主任乔治·斯都达德，题为《河谷之花：爱荷华培养创意艺术家》，自我吹嘘道：“美国正在开始一次大繁荣，一次文学艺术的大繁荣，它的摇篮在密西西比河谷……这个河谷处在东部与西部、南方与北方之间，是真正的美国文化的家园。”这个处在“东部与西部、南方与北方之间”的河谷地带，正是特纳在《边疆在美国历史中的意义》中定义的“典型的美国地区”：“中部地区既介于东部和西部之间，又介于北方与南方之间，因此，中部地区成为典型的美国地区。”
专号还介绍了文学院。随文刊出的一张在校园草坪上拍摄的照片显示一长排席地而坐正在学习“创意写作”的男女学生，施拉姆背对镜头坐在他们对面，说明文字如下：“写作课：非正式地在老州府前巨大的草坪上上课。当爱荷华州州政府搬去德梅因，这栋漂亮的古典建筑就成了爱荷华大学的中心。年轻的韦布尔·施拉姆教授正在指导写作课学生。他估计爱荷华市内和市外有25部小说正在酝酿中。”与纽约和波士顿这些东海岸大都市相比，这点文学业绩不值一提。但把爱荷华州立大学从中西部广袤的玉米地里像文学灯塔一样高高竖起，绝非《生活》的某个编辑酒醉后的灵机一动，而是幕后的一场文化政治操作。
专号出版两个月后，福厄斯特为文学院聘来两位新人，一是自称“老南方派”的奥斯汀·沃伦，一是捷克人韦勒克（他是由一位在美国情报部门兼职的普林斯顿大学英文系教授介绍给福厄斯特的，当时还在英国，接到聘书后，他立即跑到大英博物馆地图部，查找爱荷华位处何处。他抵达爱荷华市后，观感颇不佳，说那里被一大片玉米地包围，猪在街上乱蹿）。起初，韦勒克职位很低，只是讲师，到1941年才评为副教授，因为他主要服务于美国陆军和情报部门设在爱荷华州立大学的“陆军特种培训项目”，为美国可能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提前培养熟悉欧洲语言的军事间谍和翻译。他那时还是捷克籍，却主持这个涉密项目，足见其反苏-反共立场业经美国情报部门核验无误。据1943年被他聘来担任外语教员的斯洛伐克物理学家夏佩克的回忆，“韦勒克负责爱荷华大学的美国陆军特种培训项（ASTP），为应召入伍的新兵提供四种外语培训，分别是德语、意大利语、俄语和捷克语，他邀我来教那些斯洛伐克裔新兵。这些培训在爱荷华大学校园进行”。
韦勒克与施拉姆、奥斯汀·沃伦和约翰·迈克卡利亚德常聚在福厄斯特家，研讨文学研究方法。施拉姆还有一重身份，即政府情报部门人员。1941年12月，他秘密加入“事实与数据办公室”，担任教育处主任，主管高校意识形态。当这一情报机构改组为美国战时情报局时，他又领导着美国战时新闻、舆论与宣传。1943年，他回到爱荷华州立大学，以战时情报局的经验为蓝本，创立传播系。也就是在他领导“事实与数据办公室”教育处的1942年，他对高校管理人员发表了题为《校园军团》的内部讲话，将“政府介入高校”进一步明确化：“大学和学院是国家的一部分，无论战时还是和平时期，都是国家的一部分，是国家肌体的一部分，也是国家的心灵的一部分……这些教育管理机构应当成为这个国家的一切教育者、学校系统和学生的检查官，以确保战时信息安全。作为这样的检查官，我们的第一关切是检查你们是否及时从政府那里获得你们进行战时和平时的工作所需的信息……这个国家的任何一所学院、任何一个学校、任何一个图书馆都有战时义务，成为一个战争情报中心……校园军团的每一个成员是作为国家的代表站在美国的每一个教室里，他们不仅代表华盛顿的人员和办公室，也代表这些人员和办公室背后的国家以及国家后面的宪政传统。”
韦勒克也是“校园军团”一员，而且，在为一批批进入“陆军特种培训项目”的军人提供外语培训时，找到了一种简便的文学研究方法。1941年，常聚在福厄斯特家彻夜长谈的那五个人合著了《文学研究：目标与方法》，提出“文学的内部研究”，并以“文学的外部研究”的名义排斥包括马克思主义及其他左派的文学的历史-社会批评。
移民美国前，韦勒克在伦敦大学斯拉夫研究院从事“区域研究”。该学院由捷克共和国第一任总统托马斯·马萨里克创办，旨在加强东欧和中欧与英国的政治联系，共同防御苏联。韦勒克梦想着德国与英国的精神结盟，发表《托马斯·卡莱尔与浪漫主义》和《伊曼纽尔·康德与英国》，但出乎其意料，恰恰是德国在1939年7月侵占了捷克斯洛伐克。
韦勒克拿来培训军事间谍和翻译的文学研究方法，被“校园军团”认为特别适合培训战后将从世界各个战场归来的美国退伍军人。爱荷华州立大学艺术学院院长哈里·纽布恩战争期间常被国家教育委员会唤去，与军队部门共同研究大学为国家服务的方式。1941年9月美国《国家计划委员会公共政策文摘》刊有“美国高教行政官员第二十六次讲习会”会讯：“1941年7月8-9日在芝加哥大学举办的讲习会，主要研讨军事需要带给大学教育的变化以及战后这些变化对于教育的意义。发言者是两部分人，一是教育行政官员，一是军队的代表……其中一些发言者考虑的是如何为日后大批回国的陆军和海军人员提供教育设施以及将大学和学院的项目调整为陆军和海军的培训项目的问题。来自爱荷华大学艺术学院的哈利·纽布恩呼吁大家重视将陆军和海军在大学的培训项目的一些特点永久扎根于这个国家的教育体系的可能性。”
这些退伍士兵在战场上耽误了四年，文化水平较低，当他们进入大学，发现那种“将历史、传记和文化语境穿插一起”的文学教学方法太难，要求一种就文学论文学的简捷方法，而美国政府也担心这些退役士兵受了欧洲及其他地方的左翼思想影响，急切地想给他们提供一种不触动政治和历史的“文学内部研究方法”。“新批评派”心领神会，如伊安·怀特所说，“新批评派认定各种外部研究不具备正当性，执意使用‘歪门邪道’来称呼它们”。尼可拉斯·范德维夫在2019年出版的《爱德华·赛义德与文学批评权威》一书中写道：“战后岁月有一个特征，那就是美国高等教育机构突然人满为患。1944年通过的《美国军人复员法案》使从战场归来的大量退伍士兵获得资助，进入大学或学院……新批评派的教学法并不要求多少背景知识训练或文学专业知识，而是对于文本自身的关注。他们的方法比那些从语境探究文学的方法更适应这种大学扩招潮，也更迎合这些退伍新生的需求，因为他们缺乏未入行伍的同龄人所享有的那种正规教育。”
1945年，洛克菲勒基金会为韦勒克和沃伦提供8000美元资助，让他们合写一部《文学理论》，来满足这些需要。洛克菲勒基金会《年度报告》说明了资助理由：“对文学研究的方式如今存在广泛不满——对其课堂培训的目标与方法的不满，对那些对有望成为教师的研究生提供的培训方式的不满，对这种职业活动在与教职升迁息息相关的学术和出版方面的活动的不满。目前的研究方法体现了一种历史兴趣，而不是文学兴趣。许多年轻教师的学生寻找着某种有关文学的功能的连贯而系统的说明以及它与其他艺术、物理学、社会科学、语文学和哲学匹敌的地位，也寻找着把文学作为一种创造性表达进行研究的合理性。爱荷华大学的奥斯汀·沃伦教授和勒雷·韦勒克教授已接受一笔8000美元资助，来撰写一本有关文学批评方法的书。他们的目标是通过描述文学研究在大学教学和研究中所处位置并把文学研究与当今世界联系起来，来满足以上一些需要。”这部断断续续写了四年的著作，是与中西部和南方的“新批评家”的集体合著，在此期间，韦勒克开始在南方“新批评”核心刊物之一的《塞瓦尼评论》发表文章，尽管罗伯特·沃伦对韦勒克的英文表达不太满意，但还是写信给艾伦·退特：“你也许该稍稍修饰一下他的文体，但那也不费什么劲。他来自布拉格，外国味挺重。”1946年11月15日，罗伯特·沃伦又写信给兰伯特·戴维斯：“我与吉米讨论了一下勒雷·韦勒克和奥斯汀·沃伦正在为洛克菲勒基金会写的一本书。你看一下我交给吉米的那份该书概要。我不由得相信这本书一定非常重要，它应该交给一家既经营商业又出版课本的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