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全媒体时代，地方新闻业曾经稳定的“媒地关系”面临重大挑战，出现了“地方失去新闻”或“新闻放弃地方”的危机。为突破“组织研究视角”局限，融合“韧性”与“新闻生态系统”理论，提出“地方新闻生态系统韧性”这一新工具，将危机识别为事件、资源、结构三层环境扰动，强调以外部干预优化环境、持续培育“响应力、资源力、联通力、重组力”四种韧性能力，实现可预期的韧性建设目标。运用地方新闻生态系统韧性工具，结合我国地方新闻业的实际，针对破解媒地关系难题提出针对性建议：一是接受“适度风险”，科学维护地方新闻生态系统安全；二是重构以“公共服务”为主的地方主流新闻媒体的评价体系；三是建立“包容有序”的地方网络化新闻业新格局。
标题注释：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全媒体传播体系中网络化新闻业建设路径研究”(23BXW034)的阶段性成果。
关键词：地方新闻生态系统/ 韧性/ 媒地关系/
作者简介：刘天宇，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博士生；王辰瑶，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导（南京 210023）。
原文出处：《南京社会科学》2025年第11期 第144-155页
现代新闻业始于“地方”。①但在全媒体时代信息环境巨变的冲击下，“地方”与“新闻业”的关系让新闻学界和业界颇为焦虑：“地方”是否正在失去新闻业，或者，新闻业是否正在放弃其曾赖以生存的“地方”根基？近年来，全球新闻研究的一大核心议题就是：如何“拯救”处于颓势的地方新闻业。②在我国，地方新闻媒体亦肩负着在“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要求下加速探索创新发展道路的紧迫使命。
面对“地方”与“新闻业”之间日渐凸显的张力，本文尝试“换一种思路”来审视新闻业的“媒地关系”危机及其后果——将其从聚焦媒体机构和行业生存困境的“地方新闻业”问题，转换为更具关系性、整体性和公共性的“地方新闻生态系统”问题。转换思路的目的在于能更清晰地聚焦问题症结，并为解决问题寻找出路。借用在生态系统等多领域研究中的“韧性理论”(resilience theory)视角，本文探讨了建构地方新闻生态系统韧性的理论路径，并借此为当下地方新闻的“媒地关系”难题提供新的可能解法。
一、新闻业“媒地关系”危机及后果
在现代新闻业最终登上历史舞台的诸多客观条件中，地理空间因素不可或缺。一方面，新闻业的兴起离不开摆脱传统“地方”的现代性“脱域”(disembedding)过程。如果不是社会活动从“特定的地方性情景”中脱离出来，“空间”不再依附于人所在的“地点”，③新闻业就无法通过专业化工作提供关于新闻事件的“在场”证明，凭借身处事发之地和可信的目击者话语获得文化权威性。④另一方面，新闻业又高度依赖跨越时空重构社会关系后生成的现代性“地方”。当城市化的“陌生人社会”取代了传统“熟人社会”，⑤日常生活的“公共”属性变得不可或缺。新闻媒体铺设“新闻网”，⑥以制度化的方式捕捉信源，以“在地性阐释模式”赋予自身参与公共生活的讨论资格。⑦这种以覆盖掌控地方信源、服务地方公众，参与乃至塑造地方公共生活的“地方性”新闻业工作模式在现代新闻业成立后的400年里一直是主流。然而最近20年来，这一稳定的新闻业“媒地关系”正在发生深刻的危机，并由此造成严重的公共性后果。
“地方”不仅提供了维系新闻媒体自身可持续发展所需的“新闻市场”，维系新闻生产所需的“新闻原料”，更是新闻媒体进行持续性“关系实践”的空间。通过与本地信源和公众建立密切且长期的联系，地方新闻媒体得以凭借根植于地方性知识的新闻内容，持续嵌入城市生活。⑧因此，新闻媒体与地方的关系，本质上是一种关于地方公共生活的制度安排。这里需要警惕对互联网效应的夸大理解，的确，互联网等数字化技术在此前城市化趋势的基础上进一步打破了人—地关系的固化，但绝不是取消人—地关系。应把人作为“理论锚点”，从人的经验、情感和主体性出发来理解人—地共生关系。⑨地方性公共生活的必然性在于，人们的衣食住行、工作、教育、医疗、休闲、交往等仍离不开“本地”，这就使得新闻媒体与地方的制度关系无法也不应“解契”。然而，这一理应牢固的关系，现实中已经出现了两种方式不同但同样可能让地方公共生活前景蒙翳的危机。
第一类是地方失去新闻业的“地方新闻荒漠”危机。这一危机备受国际新闻学界关注，多国研究者对缺乏本地新闻定期供给的“新闻荒漠”之大小、荒漠化速度进行了“地图式”测算。如美国西北大学梅迪尔新闻学院研究团队撰写的《2024年地方新闻报告》显示：自2005年以来，美国已有超过3200家报纸消失，206个县没有本地新闻媒体，近5500万人面临本地新闻获取受限问题。⑩英国、澳大利亚、德国、西班牙等国的数据显示，地方新闻机构关停消失、大规模裁员等问题已经成为一个普遍症候。(11)南非、巴西、哥伦比亚等全球南方国家的报告亦对地方新闻荒漠化问题发出了严峻警告。(12)
第二类是新闻业放弃地方的“地方媒体去地方化”危机。在全球新闻业普遍因为技术冲击招致地方新闻市场萎缩、地方公众流失，地方新闻业大为衰减之际，中国对“地方”与“新闻媒体”进行强制度安排的体制优势，基本上能够克服第一类危机问题。例如有研究提出，虽然同样面临着传统市场性媒体萎缩的问题，但县级融媒体中心等由政府主导的信息渠道正通过扮演“补位者”的角色填补本地新闻场域。(13)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在生存压力下，一批地方新闻媒体自行放弃了守望地方公共生活的职责，产生了另一种形式的“媒地关系”危机。一些地方媒体开始采用“去地方化”的内容生产策略，(14)大量依赖远程报道，在流量竞赛中将有限的新闻资源投入于追逐网络热点、炒作情绪爆点，(15)或者在风险考量下回避有公共价值的本地议题，只进行表面化、形式化的正面宣传。
与地方新闻荒漠危机比起来，地方新闻媒体“去地方化”危机似乎程度要轻一些，因为前者是地方新闻媒体“死亡”，后者是地方新闻媒体“失能”。但实际上，后者导致的地方与新闻业“解契”后果更加隐蔽和危险，它使地方新闻媒体机构在场却失能的情况合理化，甚至将媒体从地方公共生活中的“败退”演绎为流量狂欢下的“胜利”。已有国内研究发现，信息“筛选”与“搬运”逐渐成为地方媒体新闻编辑的日常主要职责，(16)地方新闻媒体大半的内容源自平台热点关键词抓取而非在地信源网络，(17)这都说明地方媒体去地方化问题已有一定的普遍性，并且还可能进一步蔓延，应该引起高度警觉。
新闻媒体为何不能与地方“解契”？这样的制度化关系一旦瓦解，会有何后果？大量研究已经从公共信息缺失、对公共机构的监督失灵等角度阐述和验证了新闻业“媒地关系”危机的公共性后果。如当地方出现新闻荒漠时，本地公众更容易遭受虚假信息侵扰；(18)非本地新闻使用者对地方社区的归属感与公共生活参与意愿要明显弱于本地新闻使用者。(19)但这类论证目前主要受限于西方民主政治理论框架，对“媒地关系”危机后果的阐述深度仍显不足。本文认为，地方新闻媒体一旦脱离了地方，不论是外因还是内因引起的，产生的将是“地方新闻业公共服务能力下降——地方公共生活健康度下降——地方社会治理难度上升”的关联循环式后果。
首先，地方新闻业公共服务能力下降，体现为地方新闻媒体的结构性式微，包括地方媒体可使用的资源减少、从地方获得的支持减少、无力维持地方信源网络和与地方公众的密切关系，导致或者“退出”地方(新闻荒漠)，或者“放弃”地方(采用“去地方化”策略)，无法守望地方公共生活。紧接着，因为重要公共事务和议题在地方公共生活中变得不可见、虚假信息和情绪化热点的泛滥，理性讨论空间缩小等，地方公共生活的健康程度就会大打折扣。本地公众对地方的不知情、不参与、缺乏认同感，使得他们只能以无根的方式生活在“此处”，被迫成为更容易被流量算法捕捉和绑架的数字化情绪流民。最后，当地方生活越来越缺少在地属性和关系实践应有的具体、灵活、过程和对话等特性后，维系地方社会运转的治理成本也会急剧增加。经济管理学者甚至发现，地方报刊关停后，当地企业银行贷款成本将显著上升。因为缺少本地媒体的守望监督，银行等贷款机构对地方企业难以“放心”，只能提高企业融资成本。(20)国内有观察者提到AI时代的信息悖论：我们能一秒钟内追踪到千里之外的国际纠纷，然而对所处的城市、街道、小区，对那些足以影响我们切身生活体验的本地新闻资讯，却可能一无所知。(21)再如，我国近年来频繁发生的“小事件—大舆情”现象也是“媒地关系”危机后果的一类表现。发生于某地，且本可以用常规社会治理方式解决的“小事件”，因为缺乏地方性的危机缓冲机制，迅速被无根的数字民众和流量导向的数字平台放大为全国性舆论焦点和危机事件，压力之下地方社会更加“噤若寒蝉”。这类系统负反馈现象已经给我国社会治理，特别是给地方基层工作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和挑战。(22)
二、从地方新闻媒体到地方新闻生态系统
新闻业“媒地关系”危机及其对公共性的负面影响，产生的不是一次性、单线程后果，而是相互关联、形成循环的结构性困境。因此一旦地方与新闻媒体“解契”，后果绝不仅仅是地方新闻业从曾经的稳定强健衰退为“一项越来越不稳固的事业”。(23)由此造成的对地方公共生活的“慢性窒息”以及对社会治理的巨大压力，又可能进一步“孤立”地方新闻媒体，使其在地方公共生活和社会治理中的角色愈发边缘化。地方新闻媒体越是被认为在影响和引导舆论上“没用”，就越不可能得到发展所需的资源。因此，面对新闻业的“媒地关系”危机，单因素的解决方案很难奏效。近年来国际新闻学研究中“重振地方新闻业”的呼声很高，实际上却收效甚微，原因正是靠“头痛医头”的方法解决不了循环反馈的系统性结构问题。
在传统思路下，解决地方新闻业的“媒地关系”危机几乎等同于“拯救地方新闻业”。拯救之道大致可概括为靠地方新闻媒体“自救”和靠外部力量“他救”这两种方式。地方新闻媒体最早采用的是“自救”途径，也即通过在媒体组织内部进行技术、生产模式和商业模式的创新，试图重新赢回地方新闻市场和公众，重新稳固与地方的关系。主要的做法包括在传播渠道上追随受众向新媒体阵地转移，在内容生产上降本增效并通过内部融合和外部协作大幅度改造媒体组织结构，在商业上开拓通过内容和服务获益的新模式，甚至在从选题、素材到结构、风格的新闻操作性规范层面都倾向于追求“网感”，等等。地方新闻媒体普遍采用这些举措当然有意义，因为若非积极创新，可能已遭淘汰。但这些措施远不足以让地方新闻媒体重返地方公共生活之中心和枢纽位置。地方新闻媒体所生产内容的传播量和互动量不足大型互联网平台传播量的零头，与平台巨头乃至后起的人工智能互联网企业对公共话语秩序的影响实力早已不在一个层级。这些结构性事实颇为无情地证明：地方新闻媒体在组织层面的创新只有相对有限的效果。
研究者们很快意识到，对于解决系统性危机来说，单靠地方新闻媒体“自救”的力度明显不够，还必须从外部引入资源、秩序等力量解决问题。如2009年两位美国研究者曾提出过一个颇为激进的预计耗资约600亿美元的“三年刺激计划”，目标是短期内激活地方新闻业的公共性，并为长远的结构改革争取时间。2022年《哥伦比亚新闻评论》首次公布了维系美国地方新闻系统所需的资源缺口——按其测算，需要增加5万名地方新闻记者，总支出人力成本约30亿美元。(24)2023年，托尔中心就政府如何帮助地方新闻业提出了8种方式，包括对地方媒体减税、定向资助“新闻荒漠”地区、增加政府在地方新闻媒体上的政务广告投入等。(25)虽然这些方案大多没有落实，但因为它们来自相信“市场驱动”、反感“政府干预”的西方社会，比起“自救”方案，可能更接近解决地方新闻业“媒地关系”危机的实质——“他救”方案承认新闻业无法“独自”度过公共性危机，解决系统性结构问题须有外部力量干预。
然而，无论是“自救”还是“他救”方案，对于解决地方新闻业“媒地关系”危机来说，还是过于局限了。在新闻学研究强调“组织”的传统思路影响下，“媒地关系”危机这个本来应与每个生活在某地的人、与现代社会治理过程高度相关的问题，仅仅被看作地方新闻媒体“自己”的问题，而不是地方社会应共同面对的问题。以“编辑部中心主义”为隐含前提的研究，事实上已经越来越不能准确回应日趋复杂的媒体系统了。(26)在这一背景下，“新闻生态”(news ecology)概念开始受到研究者关注。
1935年，英国生态学家亚瑟·坦斯利(Arthur Tansley)将“生态系统”正式阐述为“不能把生物体与其特殊环境分开的物理系统。”(27)从此，“生态系统”就以对象与环境的“不可分关系”为视角，开始从生态学向其他领域包括新闻学研究领域的概念旅行。2010年之后，在网络和社交媒体带来的多元行动者的冲击下，新闻活动逐渐溢出传统新闻编辑部，这让新闻研究者也尝试用“新闻生态”概念来研究越来越复杂的新闻领域。不同于媒介生态学把媒介本身作为其他行动者生存的“环境”，新闻生态关注在环境压力下新闻行动者及其活动的复杂状况，致力于解释在传统新闻研究的“组织—生产”角度下无法阐释的问题。如安德森(C.W.Andserson)在研究美国费城的地方新闻业时从“事件—流动”角度进行实证分析，发现“事件”是被地方新闻生态系统中的多元行动者如传统新闻机构、博客主、社群网站等共同“推拉”出来的。(28)我国学者对“新闻生态”的定义同样也强调传统新闻媒体与其他行动者的“关系”，如认为数字时代的新闻生态系统由职业新闻生产者与其他个体、组织乃至机器的多元行动者共同构成，“表现为有序与无序的混杂、专业与业余的并存”。(29)
不过就本文关心的解决地方新闻业“媒地关系”危机而言，启用“地方新闻生态系统”概念的意义主要不是为了引入传统新闻媒体之外的新研究对象，而是为了换一种解题思路。有时候解决问题的关键是“重新审题”。例如雅各布斯(Jane Jacobs)在讨论城市贫民窟问题时，看到的不仅是贫民窟，更是街区公共生活。因此她提出要把城市当作活生生的有机体，反对城市规划专家自上而下的简单清除计划。因为规划若是破坏了城市社区各种错综复杂的关系网，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城市生活“死亡”。(30)同样，在讨论“媒地关系”危机时，如果不仅将其视为地方新闻媒体组织自身能否存活与发展的问题，而是把它视为一个关乎地方公共生活是否健康、社会治理能否有效运行的系统性问题，那么，问题的诊断和解法可能就大为不同。
在这个意义上，本文着重借鉴“新闻生态系统”概念的生态学渊源，即强调生物体与环境的“不可分关系”以及生态系统的健康、繁荣与活力。在生态引喻下，地方新闻生态概念得以“将繁荣的媒体系统与健康且丰饶的自然栖息地的概念联系起来”，(31)不仅暗指多元的本地媒体与其所在的地方环境之间需要有顺畅的能量交换来维系其不可分关系，也表达了对两者共同构建的生态系统自身健康和活力的期待。不过遗憾的是，目前这一角度下的地方新闻生态研究主要是提出一些静态的地区信息“健康”测量指标。如皮尤研究中心提出的主导性地方新闻行动者、新闻渠道和新闻使用情况指标；(32)纳波利(Philip Napoli)等人提出的新闻来源可用性、新闻来源产出量、新闻内容的原创性、与地方社会的相关性和能否满足本地社会的关键信息需求指标等。(33)虽然这些测量指标对快速判断一个地区的公共信息健康情况很有价值，但它们只能报告结果，无法讨论如何才能让地方新闻生态系统更健康和有活力的问题。
本文认为，对“地方新闻生态系统”的理解不能满足于隐喻层面的术语借用，应从系统与环境互动的理论视角，深入了解系统在环境变化压力下如何维系自身稳定、不断调适自我，保持强健活力的机制，将媒体组织思维真正转换为生态系统思维。
三、地方新闻生态系统韧性：一个新理论工具
近年来，在采用生态系统思维进行的跨领域研究中，“韧性理论”(resilience theory)受到了广泛关注。本文认为，借用“韧性“视角对突破新闻生态系统研究目前的理论瓶颈大有裨益，可使其从隐喻层面的描述深入到对现实问题的理论回应。
“韧性”作为学术概念最早起源于19世纪的材料科学，本指材料在压力下的“回弹能力”。(34)1973年，加拿大生态学家霍林(C.S.Holling)在《生态系统的韧性与稳定性》(Resilience and Stability of Ecological Systems)这篇重要论文中，将“韧性”视角引入“生态系统”研究，并作出了开创性的学术贡献。与传统生态学强调健康的生态系统有能力在环境扰动下保持“稳定性”不同，霍林指出，如果生态系统具备高韧性，即便遭遇重大干扰也能作出系统调整，一样可以维持关键生态过程和功能。(35)此后，心理学、经济学、社会学等领域深受“韧性”概念启发，纷纷发展出诸如“心理韧性”(Psychological Resilience)、“组织韧性”(Organizational Resilience)、“产业韧性”(Industrial Resilience)、“韧性城市”(Urban Resilience)、“社会韧性”(Social Resilience)等术语。(36)可以说，“韧性”本身就是一个具有高度弹性和适应性的概念，它在与不同层次系统(如把个人作为系统还是把城市作为系统)结合的过程中，体现了不同领域的研究者对自己所关注的“系统”的看法。
近十年来，新闻传播学研究及其交叉领域也越发重视“韧性”概念，就应用方向来说，可分为向外的韧性研究和向内的韧性研究两大类。向外的韧性研究主要关注如何通过新闻媒体提升社会在遭遇不利事件后的韧性水平。如休斯顿(J.Brian Houston)等从媒体与传播的角度出发，提出社区韧性模型四要素：传播系统与资源、社区内部关系、战略传播过程以及社区自身的特性；(37)赫格伦德(Jacob Heglund)等把社交媒体作为监测社会基础设施(如电力系统)之韧性的关键媒介；(38)雷萨(Maria Ressa)认为，互联网和新媒体是对抗极端主义、建立社区韧性的重要工具；(39)聚焦虚假信息危害的研究者们，认为通过媒介和信息素养教育，可以提升社会抵抗虚假信息风险的韧性。(40)向内的韧性研究主要关注新闻记者、各类媒体组织、制度化新闻业等不同层次的新闻系统自身在应对环境压力时的韧性。比如媒体韧性(the resilience of media)被认为是媒体组织应对各种环境和社会威胁的能力；(41)而国家媒体系统(媒介体制)韧性(the resilience of national media system)的抽象层次更高，指媒体系统在面临资源流失、观众关注度下降以及信任度降低的情况下仍能够持续运行的能力，以及为民主制度的正常运转提供可靠、透明且多元化信息支持的能力。(42)这类研究主要着眼于全球化、数字化、平台化趋势给媒体和媒体系统带来的宏观环境挑战。还有一些研究着眼于具体问题，对媒体韧性作出了更有针对性的界定，如研究者认为，在应对虚假信息问题时，媒体韧性强调媒体是否有能力在与虚假信息的竞争中胜出，使人们更少地通过算法或社会网络接触到虚假信自。(43)
回顾“韧性”的学术定义发展史及其在新闻传播领域中的应用可以看出，其作为理论工具的共性在于：(1)总是要面对环境扰动问题；(2)强调系统阻止、抵御、吸收、适应外来干扰而保持自身结构与功能的能力；(44)(3)系统韧性的水平不仅决定了系统的结果是走向持久性还是系统灭绝，(45)而且决定了系统与环境的关系及趋势。但由于研究者关心的环境扰动问题不一，对系统的所指不同，采用韧性理论工具的研究存在过于灵活发散，难以聚焦深入的问题。因此有学者建议，任何对“韧性”的概念化和理论化都应当区分：何物的韧性、应对何物的韧性、为谁提供的韧性、由谁提供的韧性、韧性要素等系统维度。(46)在此，本文试图充分吸收“韧性”和“新闻生态系统”的概念价值，提出一个新理论工具——“地方新闻生态系统韧性”。
我们将“地方新闻生态系统韧性”定义为：同一地方的多元新闻行动者及其构成的行动者网络在多种环境压力下仍能维持其核心功能，即为当地社会提供及时、可靠、多元的高质量公共事务报道和理性公共对话空间的能力。在与新闻传播学相关的“韧性”谱系中，属于偏“向内”(同时强调环境与系统的不可分)和“中层”(介于个人、组织和国家之间的“地方”新闻生态系统)的概念。我们认为，“韧性”家族谱系下的不同概念应针对明确的“环境扰动”问题，否则就容易泛化和空洞。
本文认为，“地方新闻生态系统韧性”可为应对地方新闻业的“媒地关系”危机提供新的路径。首先，它重新阐释了地方新闻业“媒地关系”危机，将地方新闻荒漠化或地方媒体去地方化产生的不良后果理解为对地方新闻生态系统和地方公共生活的压力；其次，它拓展了解决地方新闻业“媒地关系”危机的相关方，并将关注焦点从个别地方新闻组织的存续状态，转向地方新闻生态系统中多元关系网络的强韧程度；最后，它明确了地方新闻媒体变革的价值旨归和可预期效果，即通过提升“韧性”能力维持核心功能，促进地方公共生活的健康和繁荣。因此，该理论工具有明确的针对性和现实操作性。接下来，本文将从如何识别判断环境扰动、如何通过外部干预优化环境、如何细化和培养系统韧性能力、可能实现的预期效果等方面逐一阐述“地方新闻生态系统韧性”理论的具体应用。
(一)环境扰动
在“地方新闻生态系统韧性”理论视角下，“媒地关系”危机及其后果可被视为不同层次的环境扰动。短期环境扰动，主要指在“事件”层面上因虚假信息、舆情激化以及回避本地重要公共事务等产生的压力，如处理不好，地方新闻系统就会面临公信力风险。近年来一些舆情事件就暴露出一些地方新闻媒体难以在地方社会建立起稳固的“共识结构”，导致地方生态的脆弱。(47)中期环境扰动，主要指在“资源和秩序”层面上因本地公众、广告客户等资源流失以及信息传播失序造成的压力，如处理不好，地方新闻生态系统就会陷入无法可持续发展的困境。例如已有研究发现，上级媒体集聚所产生的“虹吸效应”，显著挤压了区级媒体的市场空间，使其在新闻生产与传播中处于边缘地位。(48)长期环境扰动，主要指在“结构”层面因数字化、平台化、智能化的冲击，严重破坏了地方新闻生产和传播的结构，这可使地方新闻生态系统萎缩甚至死亡。例如“流量优先”的平台推送逻辑就是驱动地方媒体采用“去地方化”生产策略的重要因素，虽然这被视为是一种更加高效率的生产机制，但长期来看可能造成地方新闻的“空心化”。(49)
(二)干预措施
对抗、消化和适应环境扰动的系统能力不是凭空而来的，这是从国际“重振地方新闻业”运动中得出的一大经验。正如贫瘠的土壤无法直接耕种，得先恢复田力一样，提升地方新闻生态系统韧性的前提也得有一个相对理想的环境，而这需要从外部进行干预。与过去“重振地方新闻业方案”主要是从外部给媒体输入资源不同，“地方新闻生态系统韧性”的干预措施旨在持续优化媒体的生存空间。前者重在“耕种”，后者重在“肥田”。从已有经验看，如果地方新闻环境持续恶化，给地方新闻媒体输入再多资源也难以挽回局面。因此，这一环节是不可或缺的。
相较于为地方新闻媒体直接提供资金，提供技术、鼓励教育和制定地方性政策从长期来看是更重要的优化地方新闻环境的外部干预措施。比如，可通过开发一些低价格、低门槛的技术辅助工具，鼓励居民积极参与如社区媒体这样的“超本地媒体”实践。低门槛技术工具更容易鼓励公民参与生产出大量不易被算法捕捉、也不容易被“数据化”的超本地内容。人们不看本地内容，很多时候是因为无东西可看，只有接地气的、生动的“超本地内容”多了，人们才有可能让注意力重回“附近”。教育干预也是很重要的优化环境的手段。好的地方新闻生态系统离不开关注地方的公众，而不仅仅是“住在这里”与“住在那里”并无区别的网民。可以通过多层次和多形式的媒介与信息素养项目提升本地公众的信息获取、生产、验证、传播和进行公共讨论的能力。如地方新闻媒体可以与教育系统合作开设面向青少年的课程或工作坊，举行面向在职人群的慕课、直播与在线研讨会，还可尝试与社区服务中心、食堂及志愿团队合作开展更适合老年人的媒介与信息素养项目。地方政策调节则是更具有整体性的战略，除了要明确倡导和打击的目标、明确资助和扶持的对象外，还应致力于促成利益相关方的合作。如通过地方性法规政策和本地化经验，形成地方主流新闻媒体、活跃地方自媒体、积极公众、学校、文化机构、社区、平台、相关企事业单位等“全社会应对”(whole-of society approach)的解决方案。(50)政策调节的主要功能不是直接给地方新闻媒体“输血”，而是要促成地区内的包容合作并积累资源。从长期来看，这样的环境才是有利于地方新闻媒体生存和发展的。
(三)韧性要素
在仔细比较了不同学科背景下研究者们提出的稳健性(robustness，亦有音译为鲁棒性)、冗余度(redundancy)、资源性(resourcefulness)和快速性(rapidity)等数十种系统“韧性”属性后，(51)本文结合地方新闻生态系统的现实情况和面对的环境压力，认为可将地方新闻生态系统“韧性”细化为四种能力，分别是：响应力、资源力、联通力和重组力。
响应力指新闻生态系统面对事件层面的短期环境扰动时，能快速识别风险并正确反应的能力。如捕捉到风险是在本地流传的虚假信息，那就应该快速进行事实核查；如捕捉到风险是正在酝酿争议的社会事件，那就要迅速进行采访、深度调查和评论；如捕捉到风险是某些尚未被数据化但已存在于街道社区和乡村的社会矛盾，那就要进行民生报道、解困报道；等等。响应力的关键是快速且反应正确。因为如果系统不能快速且正确地处理环境扰动，哪怕短期扰动过去后看上去“一切稳定”，系统也会受影响，并会逐渐下行直至越过韧性破坏因素——“临界点”。研究者对社会应对危机的长期韧性曲线进行的研究，确认了“临界点”的存在：系统一旦跨越临界点，韧性就会消失。此时，一次很小的触发事件，就可能让暗中怨气弥漫的社会走向解体。(52)因此，系统的每次危机响应都应该快速而正确，这样才能始终远离临界点。例如，针对舆情危机，如果反应模式是“拖”“等待其他热点对冲”，而不是快速识别并化解舆情中暴露出的症结，虽然表面上舆情事件最后总会淡化，但潜在的代价是新闻生态系统和地方社会将滑落到离韧性丧失的临界点更近的位置。
资源力指新闻生态系统面对资源层面的中期环境扰动时，具备合理使用、调动和配置资源的能力。资源可被理解为系统所在环境中客观存在着的能量，它们可以被系统使用或具有被系统使用的潜力。对于地方新闻生态系统来说，能否开发和利用好本地资源，阻止资源流失、配置和调动多种资源的能力是至关重要的。一方面，对资源的理解不能狭隘。媒体广告是资源，公众的注意力、信任和认同感，本地故事，有形和无形的地方交流网络等也都是资源。另一方面，对流量的价值也不能夸大。媒体内容产生的流量在今天当然是一种可变现的资源，但在追求流量时，要算好长久的资源账——以“去地方化”策略追求流量的代价如果是在生产上放弃对本地信源网络的持续建设、放弃对本地“事件—故事”资源的长期积累，在传播上无力调动和配置本地公众注意力资源，最终导致在地方公共生活中的位置不断边缘化，这样追求流量本质上是因小失大，在资源账上是“亏空”的。一个正面例子是今年江苏媒体对江苏城市足球联赛(“苏超”)的报道，媒体报道不仅有流量，而且能通过“苏超”话题把江苏人文经济资源带入公共话语空间。如新华日报交汇点的《“苏超”出圈记》专辑，借“苏超”话题，用100个符号梳理江苏的历史、人文、经济。媒体的资源能力体现在：把静态的文化历史经济资源变成了可以流动、可以讲述、被人记住的内容，创造了很多故事资源，产生了更强的公众地方认同感等情感资源，甚至因此促进文旅活动，创造出新的经济资源。
联通力同样是新闻生态系统面对中期环境扰动应具备的韧性能力，是新闻生态系统通过联通形成并维护秩序的能力。平台化看似给地方新闻媒体制造了许多“对手”，威胁到了地方新闻媒体的“主流”地位，但从生态系统韧性的角度看，行动者多元化甚至保持一定的冗余度，是可以提高系统韧性的。开放、多样和复杂不是韧性之敌，无序则会影响到系统的运行。地方政务媒体、企事业单位的组织媒体、校园媒体、土生土长的自媒体，以及拥有生产传播能力的地方公众涌入地方新闻生态系统并不可怕，这本身是系统日渐壮大和富有活力的证明。但现在的症结是，地方新闻生态往往因缺乏有效的秩序而无法充分发挥其功能。比如，一些与地方公共生活相关的“传闻”，始终以真假难辨的“小道消息”形式流传，或者地方新闻媒体精心制作的与地方社会发展息息相关的主题报道，难以触达本地公众。长此下去，本来因为技术已经融合和壮大的新型地方新闻生态又将分化为彼此隔绝的信息孤岛，最终使社会系统弥漫着难以对话的不信任甚至极端情绪。直面这一挑战的关键是培育新闻生态系统自身抵御分裂的联通力，包括确立连接地方新闻生态系统的价值秩序，并以价值秩序为标准接纳和排除行动者，建立在日常和突发状态下多元行动者之间的有效沟通模式等。
重组力是地方新闻生态系统在面对环境施加的长期结构压力时，应具有的结构重组、创新演化的能力。在社会—生态系统领域中，一些学者坚持认为系统一直处在不断变化与调适中，不可能“恢复原状”(bounce back)，而是要“向前反弹”(bounce forward)，在系统形态的不断变化重组中追求系统功能的持存。(53)在这个意义上，一个系统具有“韧性”，就意味着其具有不断打破结构、重组自身的能力。如我国从2013年开始施行的“媒体融合”战略就不断要求新闻媒体具有结构层面的“重组力”，因为它的核心目标不是技术升级和渠道拓展(这两者均为手段)，而是要建构全新的全媒体传播体系。当前，对地方新闻媒体重组力的期待已经从组织内变革与同类组织融合，加快转到构建集合新闻传播、政务服务、社区连接和文化认同于一体的在地化生态建设，也即对跨组织协作的结构重组能力有更高的要求。如有地方新闻媒体提出要通过构建“政媒科商”融合服务机制，搭建“根系式”在地服务网络。(54)
(四)效果预期
响应力、资源力、联通力和重组力作为新闻生态系统的“韧性四力”虽然在应对环境扰动时各有侧重，但实践中它们往往互相关联，综合起效。作为理论工具，“地方新闻生态系统韧性”还必须包括对效果的预期和检测，否则就难以避免形式主义问题。一个有韧性的地方新闻生态系统对于环境扰动的反应效果包括：抵御、免疫、恢复和适应。明显有毒有害、对公共生活会产生即刻危险性的信息，应能被抵御在地方新闻生态系统之外，而绝不会任其蔓延。当然，要达到抵御级别，系统不仅要快速响应，还要调动大量资源，因此这类情况不会也不能是常态。一个有韧性的系统可以适度暴露于危机和风险中。一种方式是通过教育、媒体宣传，达到对有害信息的免疫效果，其原理是通过“接种”(inoculation)，提前让用户暴露在弱化版本的有害信息下，培养心理抗体。(55)如加强事实核查、在媒介素养项目中把假新闻作为案例使用等。另一种方式是通过快速厘清事实、组织公共讨论，让遭受冲击的系统生态迅速恢复正常。良性的新闻生态系统绝不可能没有虚假、偏激的信息，但如能实现免疫和恢复效果，是可以自如应对的。过于强调风险管理，过度看重防御效果，反而对系统韧性及其应对环境扰动的长期效果不利。更长期的效果判定，则要看地方新闻生态系统的综合适应情况，比如能否灵活应变，在自身可持续发展的同时促进地方社会发展的信息和公共交往，提高地方公共生活的品质和社会治理水平。
图1 地方新闻生态系统韧性
四、破解“媒地关系”危机的新思路
在“地方新闻生态系统韧性”视角下，困扰全球新闻界的地方新闻业“媒地关系”危机及其危害可视为不同层次的环境扰动，而传统的“拯救地方新闻业”命题也随之转化为对抗环境扰动、维持核心功能，提升“地方新闻生态系统韧性”问题。地方新闻生态系统韧性的主要内容是要针对环境压力提升韧性四力，但韧性能力不是无源之水，只有通过长期外部干预，持续优化环境，才能增强地方新闻生态系统韧性。
“媒地关系”危机是地方新闻业独有的危机，不同于全国性、全球性新闻媒体在数字时代遭遇的冲击。因为地方新闻业不是偶尔对“地方”投下关注视线的远方的报道者、监督者，而是长久扎根“地方”又反哺“地方”的“局内人”。“媒地关系”危机本质上是地方与新闻“解契”的危机，“地方新闻生态系统韧性”提供的正是一种更具关系性的解题思路：更强调从生态系统而非组织角度作出评价；更强调功能而非效率；更强调适应风险而非规避风险。也就是说，一个有韧性的地方新闻生态系统看重的是系统整体的健康与活力，看重的是多元新闻行动者能否长期履行本地公共服务职责，看重的是新闻媒体及其关系网络在面对风险时的弹性和灵活性。我国地方新闻业的“媒地关系”难题，不同于国际新闻研究关注的“地方新闻荒漠”。运用“地方新闻生态系统韧性”理论工具，本文认为，还可提出一些更有针对性的建议：
第一，接受“适度风险”，科学维护地方新闻生态系统安全。如何应对舆情事件的“外溢”已成为摆在当前地方政府面前的重要课题。面对地方“小事”演变为区域甚至全国性“大舆情”的挑战，传统的危机公关和舆情风险治理方案都强调“短期抵御”，侧重于即刻消除影响。但韧性思维则认为，应允许系统保有一定的风险暴露度，以逐渐培养起自身的免疫、恢复和适应能力。地方管理部门倾向于布设舆情预警系统，或者乐于采用“政风”类闭环式媒政监督(56)。但这样高度强调“可控”的做法虽然在短期内可提升管理部门舆情应对的掌控力，长期看却暗藏韧性流失的风险：过于强调防御和可控，将导致大量资源被占用，影响系统的整体功能。如研究指出，闭环的“行政化”的解决方案可能削弱媒体外部监督的灵活性。(57)树立科学的地方新闻生态系统安全观念，应该考虑到丧失外部性后的风险，换句话说，要看到表面稳定背后可能蕴藏的系统下行风险。避免地方新闻生态系统跌入韧性丧失临界点的方法很多，如上文韧性工具模式提到的通过媒介素养教育进行“接种”、对短期扰动快速识别并正确反应等。但关键是管理部门要在灵活性和可控性之间掌握尺度，避免用僵化的“控负”逐步侵蚀掉地方新闻生态系统的反弹能力。
第二，重构以“公共服务”为主的地方主流新闻媒体的评价体系。当前针对地方新闻媒体的评价标准主要遵循两种逻辑：一是平台驱动下的流量评价，二是行业评奖体系下的质量评价。然而，这一评价标准在实际运作中面临着诸多问题。首先，“冲奖”和“冲流量”对应不同的生产逻辑，使得“叫好”与“叫座”很难兼顾，导致流量评价和质量评价在实践中相互脱节；其次，流量评价在实践中易诱发数据投机行为，进而损害地方媒体的公信力；最后，不论是流量评价还是质量评价，都侧重于短期效果，缺乏对媒体长期影响力的有效测量。因此，如果仅依赖于这些指标对地方新闻媒体的实践效能作出评估，难以全面衡量其对本地公共生活的实质贡献。我们认为，需要从新闻生态系统的韧性视角出发重构地方主流新闻媒体的评价体系。这一理论工具强调系统应具备“持续提供高质量公共事务报道”和“塑造理性公共对话空间”的核心功能，应将“公共服务能力”作为评估地方主流新闻媒体的核心评价维度。具体可包括：地方新闻媒体对本地公共议题的议程设置与持续追踪能力、对基层治理难题的曝光与推动解决成效，以及促进公众参与基层治理的深度等。在冲量和冲奖的压力下，地方新闻媒体难以摆脱内容同质化与公共服务空心化的困境。而在“地方新闻生态系统韧性”视角下，引入相关政策与制度作为外部支持力量，才有可能引导地方新闻媒体主动服务于“好的公共生活”。
第三，建立“包容有序”的地方网络化新闻业新格局。地方新闻生态系统的生产主体早已不局限于主流媒体，而是扩展至地方自媒体、政务新媒体、校园媒体及具备生产能力的积极公众等多元行动者。多元行动者通过信息发布、民生服务、事实核查与社群互动等多样化实践，共同参与着数字时代地方公共生活的塑造。地方新闻行动者的“网络化”或许给地方新闻生态系统的运作带来了某种“纷杂感”，但从韧性的角度看，行动者的多样性，乃至数量上呈现出一定冗余度，才能让系统健康、有活力。因此，包容和鼓励不同种类、层级新闻行动者共存，是让地方新闻生态系统充满生机的前提。但采用包容性发展，不等于放任和无序，如可从生态系统得到的启示是：秩序确保了系统功能的实现。依赖于内源性生物钟，动物体内的数百个生理过程才能“被同步在一首精心制作的交响曲中”。(58)包容促成多元，强化地方主流新闻媒体的位置则是为了建构有序的话语秩序。在地方新闻生态系统建设中，需要建立起显性政策与隐性规范相结合的准入机制，使地方网络化新闻业的内在结构和谐有序；地方新闻媒体应通过行动“成为主流”，并充分展开与多元行动者间的融合、协调、合作，在这一过程中建构起包容有序的地方话语秩序。(59)
“全球化的推进与文明的碎片化同时导致了地方的复兴与全球范围内的传播”。(60)关注世界与关注地方应是并行不悖的。地方新闻生态系统韧性借鉴了新闻生态系统和韧性理论的思想，试图为承受巨大环境压力的地方新闻业提供一种强调关系性、整体性、长期性和灵活性的新解法。本文仅进行了初步探索，未来可结合更多关于地方公众信息获取和使用，地方新闻行动者类型、数量、网络化关系及地方话语事件的构型、流动和话语秩序的经验研究，继续完善这一理论工具。
注释：
①彭增军：《此间再无萧萧竹：新闻荒漠化及其后果》，《新闻记者》2021年第3期。
②新闻创新实验室研究团队：《2023年全球新闻创新报告》，《新闻记者》2024年第1期。
③[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18—19页。
④B.Zelizer,On Having Been There:On "Eyewitnessing" as a Journalistic Key Word,Critical Studies in Media Communication,Vol.24,No.5,2007,pp.408-428.
⑤[德]乔治·齐美尔：《社会是如何可能的》，林荣远编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41页。
⑥[美]盖伊·塔克曼：《做新闻：现实的社会建构》，李红涛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2年版，第28页。
⑦[美]芭比·泽利泽：《想象未来的新闻业》，赵如涵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2年版，第186页。
⑧王辰瑶：《双重挑战下的都市新闻业：“媒介化风险”与“消逝的地方”》，《南京社会科学》2022年第6期。
⑨蔡竺言、朱丽丽：《“人-媒介-地方”：媒介地方感概念的理论旅行与范式转变》，《新闻记者》2025年第8期。
⑩Z.Metzger,The State of Local News 2024,https://gffggfab1a331159848d8snqkcwwnpok0p6vuo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projects/state-of-local-news/2024/.
(11)王雅妮、白红义、金璐瑶：《作为隐喻的“新闻荒漠”：数字时代地方新闻业的重新想象》，《当代传播》2024年第6期。
(12)新闻创新实验室研究团队：《2021年全球新闻创新报告》，《新闻记者》2022年第1期。
(13)Z.Tai,B.He,J.Liu,Local News Deserts in China:The Role of Social Media and Personal Communication Networks,Media and Communication,Vol.11,No.3,2023,pp.426-436.
(14)(49)王敏：《“去地方化”：一项新闻生产的合法性策略建构及反思——基于对移动新闻客户端“S新闻”的田野研究》，《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23年第12期。
(15)江浩、彭剑：《制造“目击”：新闻权威争夺与消解的地方性认识》，《新闻界》2024年第9期。
(16)张靖妍、李宁：《“端口”争夺时代地方主流媒体的新闻生产——以“荔枝新闻”为个案》，《新闻界》2018年第4期。
(17)张寅：《饮“量”止渴：传统新闻机构对点击量的在地化“改造”》，《新闻记者》2023年第3期。
(18)P.Aufderheide,US Public Broadcasting:A Bulwark Against Disinformation? in W.L.Bennett,S.Livingston,(eds.),The Disinformation Age:Politics,Technology,and Disruptive Communic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20,pp.213-237.
(19)S.Park,J.Y.Lee,S.Curll,C.Fisher,K.McCallum,P.Tyrrell,L.Levesque,A.Mihalovich:Local News and Audiences' Wellbeing:The Roles of Motivation,Satisfaction,and Trust,Communication Research and Practice,Vol.10,No.1,2024,pp.7-22.
(20)Z.Ma,D.Stice,H.Stice,Y.Zhang,Local Newspaper Closures and Bank Loan Contracts,Contemporary Accounting Research,Vol.42,No.3,2025,pp.1620-1651.
(21)邓培山、王焕超：《本地化新闻，AI无法抵达的“最后一公里”》，https://gffgga96433a290764f21snqkcwwnpok0p6vuo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 s/FDw_ZuS9KQojWw6sPpMhqw，2025年10月14日。
(22)李舒：《谨防“小事件”演化成“大舆情”》，https://gffgga96433a290764f21snqkcwwnpok0p6vuo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s/drTOJjVjYk5x9cy8PuHGXQ，2024年9月19日。
(23)[美]C.W.安德森：《重建新闻：数字时代的都市新闻业》，王辰瑶译，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22年版，第16页。
(24)S.Waldman,Let's Strengthen Local Reporting by 50000 New Journalists,https://gffgg2b201ad2b764444asnqkcwwnpok0p6vuo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local_news/lets-strengthen-local-reporting-by-50000-new-journalists.php,2022.2.28.
(25)D.Radcliffe,N.Mathews,Building a Stronger Local Media Ecosystem:The Role of Media Policy,https://gffgg2b201ad2b764444asnqkcwwnpok0p6vuo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tow_center_reports/building-a-stronger-local-media-ecosystem-the-role-of-media-policy.php,2023.4.20.
(26)S.Stonbely,"the Social and Intellectual Contexts of the U.S."Newsroom Studies",and the Media Sociology of Today,Journalism Studies,Vol.16,No.2,2015,pp.259-274.
(27)A.G.Tansley,The Use and Abuse of Vegetational Concepts and Terms,Ecology,Vol.16,No.3,1935,pp.284-307.
(28)C.W.Anderson,Journalistic Networks and the Diffusion of Local News:The Brief,HappyNews Life of the "Francisville Four",Political Communication,Vol.27,No.3,2010,pp.289-309.
(29)彭兰：《数字时代新闻生态的“破壁”与重构》，《现代出版》2021年第3期。
(30)[加]简·雅各布斯：《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金衡山译，译林出版社2020年版。
(31)A.Nadler,Nature's Economy and News Ecology,Journalism Studies,Vol.20,No.6,2019,pp.823-839.
(32)Pew Research Center,Local News in aDigitalage,https://gffgg5e61450b65d54763snqkcwwnpok0p6vuo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additional-files/Pew_Research_Center_-_Local_News_in_a_Digital_Age.pdf,2015.3.5.
(33)P.M.Napoli,S.Stonbely,K.McCollough,B.Renninger,Local Journalism and the Information needs of Local Communities,Journalism Practice,Vol.11,No.4,2016,pp.373-395.
(34)(44)汪辉、徐蕴雪、卢思琪等：《恢复力、弹性或韧性？——社会—生态系统及其相关研究领域中“Resilience”一词翻译之辨析》，《国际城市规划》2017年第4期。
(35)(45)C.S.Hailing,Resilience and Stability of Ecological Systems,Annual Review of Ecology and Systematics,Vol.4,1973,pp.1-23.
(36)徐耀阳、李刚、崔胜辉等：《韧性科学的回顾与展望：从生态理论到城市实践》，《生态学报》2018年第15期。
(37)J.B.Houston,M.L.Spialek,J.Cox,M.M.Greenwood,J.First,The Centrality of Communication and Media in Fostering Community Resilience:A Framework for Assessment and Intervention,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Vol.59,No.2,2015,pp.270-283.
(38)J.Heglund,K.M.Hopkinson,H.T.Tran,Social Sensing:Towards Social Media as a Sensor for Resilience in Power Systems and other Critical Infrastructures,Sustainable and Resilient Infrastructure,Vol.6,No.1-2,2021,pp.94-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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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50)(55)D.Frau-Meigs,N.Corbu,(eds.),Disinformation Debunked:Building Resilience through Media and Information Literacy,Abingdon Oxon:Routledge,2024.
(41)C.Bjola,K.Papadakis,Digital Propaganda,Counterpublics and the Disrup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The Finnish Approach to Building Digital Resilience,Cambridg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Vol.33,No.5,2022,pp.638-666; E.Humprecht,F.Esser,P.V.Aelst,Resilience to Online Disinformation:A Framework for CrossNational Comparative Research,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ess/Politics,Vol.25,No.3,2020,pp.493-516.
(42)R.Kõuts-Klemm,A.Rožukalne,D.Jastramskis,Resilience of National Media Systems:Baltic Media in the Global Network Environment,Journal of Baltic Studies,Vol.53,No.4,2022,pp.543-564.
(43)刘于思、闫文捷、周睿鸣：《作为媒介体制韧性要素的事实核查：中国实践与全球经验》，《青年记者》2023年第23期。
(46)J.Holloway,R.Manwaring,How Well Does "Resilience" Apply to Democracy? A Systematic Review,Contemporary Politics,Vol.29,No.1,2023,pp.68-92.
(47)杨奇光、王诗涵：《数字时代新闻公共性的困境：“新闻荒漠”及其危机重思》，《全球传媒学刊》2022年第5期。
(48)郑雯、万旭琪、施畅：《“螺蛳壳里做道场”：城市中心城区融媒体中心深度融合的双重路径》，《新闻与写作》2022年第8期。
(51)M.Bruneau,S.Chang,R.T.Eguchi,G.C.Lee,T.D.O' Rourke,A.M.Reinhorn,M.Shinozuka,K.Tierney,W.A.Wallace,D.V.Winterfeldt,A Framework to Quantitatively Assessand Enhance the Seismic Resilience of Communities,Earthquake,Spectra,Vol.19,No.4,2003,pp.733-752.
(52)[德]马库斯·布伦纳梅尔：《韧性社会》，余江译，中信出版社2022年版，第27—28页。
(53)J.B.Houston,Bouncing Forward:Assessing Advances in Community Resilience Assessment,Intervention,and Theory to Guide Future Work,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Vol.59,No.2,2015,pp.175-180.
(54)《珠海传媒，变革!》，https://gffgga96433a290764f21snqkcwwnpok0p6vuo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s/1v9HrtGR9Q6Ivo2d7oP-7g，2025年8月25日。
(56)张雨龙、王辰瑶：《舆论监督报道的治理效能研究——扎根理论和mvQCA的混合分析》，《新闻记者》2025年第9期。
(57)王辰瑶、张雨龙：《全媒体传播体系下的舆论监督报道：规范、功能与“解围”》，《青年记者》2024年第4期。
(58)[美]杰里米·里夫金：《韧性时代：重新思考人类的发展和进化》，郑挺颖、阮南捷译，中信出版社2022年版，第149页。
(59)王辰瑶、张启锐：《网络化新闻业：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的核心》，《新闻界》2023年第8期。
(60)J.Martín-Barbero,Identities:Traditions and New Communities,Media,Culture & Society,Vol.24,No.5,2002,pp.621-64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