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夷夏之辨的核心不在于人种、血缘与地域，而在于坐姿礼仪、价值观念与社会制度的文化差异。夷人蹲踞随性，代表简约松散的族群文化；夏人跽坐守礼，代表秩序化、规范化的礼乐文明。5000年前，中原与海岱已然形成清晰的行为文化分野，夷夏东西格局正式形成；夏商时期，伴随王朝扩张与文化传播，华夏礼制逐步向外普及，用夏变夷成为历史主流，夷夏融合不断加深。夷夏融合的历史也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逐步形成、发展与稳固的历史，为后世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植入深厚的历史根脉与文化基因。

作者：方辉，山东大学科技考古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教授；赵永生，山东大学科技考古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教授

摘自：《文史哲》2026年第1期

本文载《社会科学文摘》2026年第5期

夷夏之辨几乎贯穿了我国历史研究的始终，近年来也成为考古学和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研究的热门话题。然而，学界长期以来对夷、夏二字的造字本义观点不一，无疑影响了对传说和历史文献中夷、夏族群的认知，也不利于考古学上对夷、夏文化的辨识及夷夏融合过程的认识。

本文从夷、夏二字的本义入手，采用人骨病理考古、古DNA等科技考古方法，试图厘清所谓夷、夏并非族群遗传学和体质上的差异，实为日常生活中坐姿行为所反映的礼仪、礼节方面的不同，其背后代表的是夷、夏族群社会复杂化或文明化进程中，在处理人地关系、社会关系、族群关系等方面存在的差异。与包括东方在内的四夷族群先后出现的文化断裂不同，重视集体主义，兼具连续性、创新性、包容性的华夏文明体保持了文化的持续发展，并最终在公元前2000年前后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国家，标志着我国由古国时代进入王国时代，开启了构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最为重要的一步。

从夷夏文字本义辨析两大族群礼仪差异

夷字最早出现于商代甲骨文与金文，字形为侧视人形，多写作屈膝俯身之态，与《说文解字》中小篆“从大从弓”的字形差异显著。许慎对夷字的释义依托小篆字形而形成，无法反映商代文字的原始本义。

殷墟甲骨文中夷字使用频繁，但早晚期的字形写法差异明显，致使夷方的释读长期存在争议，人方、尸方、夷方三种说法并行。于省吾综合梳理各家观点，明确甲骨文、金文中人与尸字义有别，尸通夷，字形本义为蹲踞人形，厘清三者用字关系。李学勤结合卜辞分期与文字演变，梳理自身研究认知的转变，最终认定商代晚期方国名号应为夷方。李发在此基础上论证了夷字字形演变的规律，指出殷墟早期宾组、历组卜辞中夷字屈膝蹲踞特征鲜明，晚期字形腿部逐渐拉直，趋近普通侧视人形，这一文字变化，对应着东夷族群坐姿习俗的缓慢转变。

商代甲骨文留存唯一明确记载东夷的卜辞，夷字字形完整保留屈膝蹲踞形态，直接佐证该字当释为夷，而非人。清代以来，诸多学者早已关注夷字的原始本义，吴大澂提出夷字像人曲躬蹲踞之形，古人以蹲踞无礼，区分东夷与中原华夏；李济结合考古实物，认可东方夷人日常蹲踞的生活习俗；王献唐进一步考证，蹲踞为东夷古老民俗，居字本从夷而生，是对夷人蹲踞坐姿的文字化记录。

殷墟出土大量玉石人像，成为夷人蹲踞习俗的直接实物证据。侯家庄、妇好墓、黑河路墓葬先后出土多件蹲踞造型玉石器（见图1），造型写实，屈膝耸膝、俯身蹲坐的姿态特征鲜明。这类蹲踞人像并非商代独有，其年代可上溯至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广泛分布于中原以外广大区域。大溪文化黑曜石人像、凌家滩文化成套蹲踞玉人、红山文化大型石雕人像、良渚文化人鸟兽玉饰、石家河文化传世玉人，遍布辽河、长江、江淮等广大地域。史前蹲踞人像从6000年前的大溪文化一直延续至商代，形成完整的文化传承链条，充分证明蹲踞是上古四夷族群长期延续的核心生活习俗，也是古人创造夷字的现实依据。

图1 蹲踞造型人像

相较于夷字，夏字的构字逻辑清晰反映华夏族群的礼仪和礼节。《说文解字》记载，夏为中国之人，字形由头、双手、双足组合而成，字形下部夊字特指脚趾朝下的足部形态。古人行走站立时脚趾朝上，唯有跽坐、跪坐之时，双腿折叠、臀部压于足跟，脚趾自然朝下，这一身体特征，正是夏字的造字本源。所谓夏，就是双手抚膝、端身跽坐、恪守礼仪的中原之人。夷夏文字的创造，直接以东西两大族群截然不同的日常坐姿为区分标准，坐姿差异背后，是礼仪制度与生活观念的本质分野。

与东夷蹲踞人像相对应，中原地区持续出土大量跽坐造型文物，完整还原华夏族群的礼仪坐姿。跽坐与跪坐姿态相近，跽坐为日常正式坐姿，带有约束性与礼仪性，跪坐侧重祭祀礼拜等特定场合，二者共同构成中原礼仪身体规范。《礼记》明确提出，礼义为人之根本，修身始于端正体态，规整言行举止，跽坐正是古人正容体、守礼节的核心方式，以身体的自我约束，彰显礼制秩序与道德规范。殷墟侯家庄、妇好墓和前掌大等遗址出土多件跽坐玉石人像（见图2），造型统一规范，人物衣冠规整、正身跽坐、脚趾下屈，完全契合夏字的字形本义。孔颖达在《左传》注疏中提出，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衣冠服饰的精致化、日常坐姿的礼仪化，共同构成华夏文明的身份标识，也是华夏名号的核心内涵。

图2 跽坐造型人像

坐姿不仅是简单的生活习惯，更是文明发展程度与社会治理模式的外在体现。在高坐具尚未出现的上古时代，蹲踞姿态松弛随意，无需身体约束，广泛流行于礼制薄弱的周边族群；跽坐姿态拘谨费力，需要长期习惯养成，是人为构建礼仪秩序的产物。早期先民劳作所需的强制跪坐，逐步演变为贵族乃至全民通行的日常礼仪，成为中原文明区别于周边族群的重要标志。先秦文献中，多有贵族大臣为恪守礼制，强忍足部麻痹、坚持端正跽坐的记载，足以印证跽坐礼制的严格性与普及性。

人骨考古和古DNA视角下的夷夏行为与族群融合

骨骼考古研究中，长期跪坐会在跖趾关节形成标志性跪踞面病变，长期蹲踞则会在股骨、胫骨、距骨等处留下蹲踞面磨损痕迹，两种骨骼特征辨识度极高，可精准还原古代人群日常主流坐姿。

本文依托山东大学人骨考古实验室，联合多家省级考古科研机构，整合22处遗址、331例史前至青铜时代早期人骨标本，覆盖中原仰韶文化、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与海岱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岳石文化等各大核心遗存，系统对比两大区域人群的骨骼行为痕迹，完整还原夷夏族群的坐姿演变轨迹。

考古观测数据显示，距今5000余年的仰韶文化中晚期，中原地区居民跪踞面病变占比超过八成，跽坐已经成为全民普及的生活习惯。龙山文化时期，跪踞面出现率略有回落，但仍维持在七成左右，至二里头文化与商代早期，中原人群全部出现跪踞面病变，礼制化跽坐完全固化。早期跽坐最初与粟黍农作物加工等集体劳作相关，女性出现率显著高于男性；进入夏商王朝阶段后，性别差异彻底消失，跽坐成为不分等级、不分性别的全民礼仪规范。

海岱地区考古人骨资料呈现出与中原完全相反的特征。大汶口文化至龙山文化阶段，本地人群跪踞面病变比例仅两成左右，且病变程度轻微，绝大多数个体留存清晰的蹲踞面痕迹，证明蹲踞是东夷族群延续数千年的主流坐姿。少数零星的跪坐遗存，仅出现于宗教祭祀、神灵崇拜等特殊场景，与良渚、三星堆等神权浓厚区域的礼仪坐姿功能相近，并未融入日常社会生活。

龙山时代晚期，夷夏东西分立的格局彻底固化，中原以跽坐礼制定格身份，东方以蹲踞习俗保持文化特色，两大区域在行为文化、社会观念上形成稳定分野。夏王朝建立后，礼制体系不断完善，进一步强化夷夏文化差异，以礼仪、服饰、体态为核心的文化边界，成为区分华夏与四夷的核心标准。

商汤灭夏之后，夷商联盟建立，商王朝全面继承夏代物质文明与礼乐制度，完整承袭中原跽坐礼仪传统。偃师商城人骨检测数据结果显示，商代早期中原人群普遍保留跪踞面变异，礼仪文化一脉相承。伴随商王朝势力扩张，华夏礼制开始向外传播，开启大规模用夏变夷的融合进程。

海岱地区岳石文化阶段，东夷人群跪踞面出现率明显提升，济南大辛庄、刘家庄和滕州前掌大等商代东方遗址，所有可观测人骨均存在跽坐骨骼痕迹。这种情况也同样存在于陕西清涧寨沟遗址，说明晚商时期，华夏礼仪进一步扩散至东方和北方地区，多地边缘族群人骨标本均发现标准化跪踞面病变。跽坐习俗的跨区域传播，应该并非依靠大规模族群迁徙与武力征服，而是依托王朝文化辐射与礼制认同逐步推进，完美印证典籍中以夏变夷、礼乐化民的历史记载。

古DNA检测研究，进一步从遗传层面印证夷夏之辨的文化属性，排除种族差异的可能。海岱地区大汶口文化人群基因测序显示，其遗传基因为黄河中游仰韶文化农业人群与当地土著的融合，早在史前阶段，中原与海岱人群便已发生深度基因交融。

跨区域古DNA对比研究表明，中原地区史前人群遗传结构长期稳定，仰韶文化、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人群基因谱系连续传承，未发生大规模族群替换。海岱龙山文化人群基因呈现混合特征，部分个体贴近中原仰韶人群，部分保留本地特色，至龙山时代晚期，中原与海岱人群基因高度趋同，血缘界限基本消解。

综合人骨考古与分子生物学成果可以明确，上古夷夏绝非不同人种，不存在体质与基因的本质隔阂。所谓夷夏之别，完全是文化选择与制度差异的结果。杞国为夏人后裔，迁居东方后因沿用夷礼遭到中原诸侯鄙视；孔子强调居处恭、执事敬，即便身处夷狄之地，也不可舍弃华夏礼仪，充分说明上古时代族群判定的核心标准是礼乐文化，而非血缘地域。夷夏融合的本质，就是周边族群逐步认同华夏礼制、融入中华文明体系的漫长过程。

华夏文明连续发展与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深层动因

距今5800年以来，中华大地全域开启文明起源进程，多地同步进入古国时代，黄河、长江流域各大区域纷纷出现社会分化、阶层分化，玉器、礼器、棺椁制度逐步成熟，多元文明同步繁荣。龙山时代，各大区域礼乐制度进一步发展，礼器组合、丧葬规制、祭祀模式形成诸多共性，东方地区的礼制发展水平长期领先中原，对后世三代礼制影响深远。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研究成果明确，古国时代至王朝时代的演进过程中，各大区域文明发展走势截然不同。距今4000年前左右是中国史前文明发展的关键转折时期，辽河上游、长江下游、海岱东方等曾经高度发达的文明体系相继衰落，出现明显的文化断裂与社会倒退，唯独中原地区文明绵延不绝，平稳过渡至青铜时代，诞生早期王朝国家。

气候环境变化是周边文明衰落的重要诱因，公元前2000年前后全球气候干冷波动，洪水灾害频发，对依赖单一经济模式、神权主导的区域文明造成致命冲击。东方人口大规模向西、向南迁徙，族群流动加剧区域冲突，原有社会体系瓦解，文化发展被迫中断。与之相反，中原凭借独特的地缘优势、社会结构与文明特质，成功抵御环境危机，完成从古国到王国的跨越。

首先，中原能率先建立夏王朝、维系文明连续发展，其优势在于拥有得天独厚的地缘与农业基础。黄河中游豫、晋南部地区土壤肥沃，气候适中，适合农耕发展。史前中原逐步构建起以粟黍为主、水稻为辅，后期引入小麦的复合型农业经济，多元作物体系能有效抵御自然灾害与粮食危机，为人口增长、城市兴起、国家建立提供稳固的物质支撑。

其次，差异化的社会治理模式，是华夏文明长久延续的核心关键。中原地区水患频发，生存环境的压力倒逼史前先民形成集体协作、共治共享的社会传统。华夏族群重民事、轻神权，弱化过度的宗教祭祀与奢侈品消耗，聚焦公共工程建设、社会秩序维护与民生发展。大型城址、水利设施等公共工程的修建，不断强化集体主义观念，淡化阶层对立与个体欲望。中原社会并未依托稀有资源垄断或宗教信仰凝聚族群，而是通过制定统一的行为规范、礼仪制度等整合社会。跽坐礼制、服饰规制、日常仪节，简单通俗且全民可行，构建起稳定的世俗化社会秩序。反观良渚、红山、海岱等区域文明，过度推崇神权信仰，耗费大量人力物力修建祭坛、高等级墓葬，雕琢海量礼器玉器，社会资源严重失衡，面对环境灾难、信仰危机与社会动荡时，缺乏调整空间，最终走向崩溃。

再次，强大的包容性与开放性，是华夏文明生生不息的重要特质。中原文明并非封闭独立发展，而是长期吸收整合周边先进文化成果，兼容并蓄、博采众长。东方地区史前文化的礼器形制，完整被二里头文化继承吸收，东方成熟的礼乐制度、器用制度成为夏代礼制的重要源头。在玉器制作、镶嵌工艺、乐器体系等诸多领域，中原长期吸纳长江流域、海岱地区的文化成就，不断丰富自身文明内涵，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筑牢根基。

最后，持续提升的文化创新能力，助力中原完成文明升级。公元前2000年前后，西亚青铜冶炼技术逐步进入中原腹地。中原先民结合自身礼制需求改造创新，独创块范法铸造工艺，打造青铜礼器，建立独具中国特色的青铜文明体系。对外来技术的本土化改造、对传统文化的革新发展，体现出华夏文明强大的创新活力，使其在多元文明竞争中占据优势，顺利开启王朝文明新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