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清季四大词人”这一并称由来已久，谭献开始将王、况二家并论，其后又有三家并举的说法，继而徐珂、龙榆生等人将四家并称，刘樊、蔡嵩云等人积极响应，使这一并称在词坛获得广泛认同；后来薛志泽汇刻《清季四家词》，为四家并称提供选本支撑，标志着并称的最终确立。基于四家在地缘、师承、文学身份和学术成就上的颇多共性，词学家们将其并称，这既是出于书写和建构清词史的需要，又有着自我经典化的意图。四家并称的生成与确立，一方面奠定了四家在清季词坛乃至清代词坛的文学史地位，堪称四家词乃至晚清词经典化的重要环节；另一方面弥补了晚清词在清词史书写和建构中的“缺席”，贯通了晚清词史与清初、清中期词史，使清词史的脉络趋于完整化和清晰化。
关键词：清季四大词人 并称 文学史 经典化
作为晚清词坛的代表人物，王鹏运、郑文焯、况周颐、朱祖谋并称“清季四大词人”，这已经成为当今学者对晚清词史的一般常识，成为人所共知的文学史知识。然而对这一并称生成和演变的过程，学界却往往论之不详［一］。“清季四大词人”并称生成和演变的历程究竟是怎样的？四家并称的原因是什么？四家并称有着怎样的文学史意义？本文即尝试梳理原始材料，对这些问题展开详细探究。
一、“清季四大词人”并称的早期生成过程
早在同光时期词学大家谭献那里，王鹏运、郑文焯、况周颐三家就已经受到了关注和重视。谭献《箧中词》“续集”选录今人词作，其中王鹏运入选三首，郑文焯入选六首，况周颐入选二首。谭献对王鹏运、况周颐评价颇高，且常常将二人并论，其《箧中词》曰：“桂林山水奇丽，唐画宋词之境……后起有王幼遐、况夔笙，宫商举应，伶翟争传已。”［二］又曰：“幼遐洁精、夔笙隐秀，将冶南、北宋而一之，正恐前贤畏后生也。”［三］谭献《秋梦庵词叙》亦将王、况并论，其曰：“岭表贤达，天涯素心，东有沉（伯眉）梁（星海），西有王、况（幼遐、夔笙二中书），昆玉交映，井水闻歌。”［四］谭献对郑文焯也评价甚高，其《复堂日记》曰：“汉军文焯叔问《瘦碧词》持论甚高，摛藻绮密，由梦窗以跂清真，近时作手颇难其匹。”［五］可以说，王、郑、况三家的创作成就，很早就引起了词学家的注意。
在谭献之后，词坛还出现过将王鹏运、郑文焯、朱祖谋三人并称为“晚清三大家”的说法［六］。大约在一九一一年，赵熙跋《大鹤山人词抄》曰：“山人词与半塘、彊村，屹为晚清三大家。”［七］一九一八年前后，李瑞清亦曰：“大鹤山人郑叔问先生与王半塘侍御、朱古微侍郎齐名，学者所称为海内三大词家者也。”［八］又曰：“王半唐侍御没后，世称海内大词家二人：朱古微侍郎、郑大鹤山人而已。”［九］后来，戴正诚还撰有《晚清三大词家之友谊及其治学》一文，并在文中强调：“临桂王鹏运半塘，高密郑文焯叔问，归安朱祖谋古微，同时齐名，世所称晚清三大词家也。”［一〇］总体来看，“晚清三大家”的说法虽然流传并不广泛，但是仍可视为四家并称生成的必要一环，为四家并称拉开了序幕。
大约在一九一六年［一一］，徐珂开始将王鹏运、郑文焯、况周颐、朱祖谋四家并提，这应当是王、郑、况、朱四家首次被并提。徐珂《近词丛话》曰：“光宣间之倚声大家，则推临桂王鹏运、况周颐、归安朱祖谋、汉军郑文焯。”［一二］此后，徐珂亦常常将王、郑、况、朱四家并论，其《词讲义》曰：“若以近今之作者言，则若王鹏运氏之《半塘定稿》、郑文焯氏之《樵风乐府》、况周颐氏之《第一生修梅花馆词》、朱祖谋氏之《彊村词》，皆不可不读者也。至其词品，则王词坚苍，郑词工隽，况词沉郁，朱词和雅。”［一三］其《复堂词话跋》曰：“同光间，吾师仲修谭先生，以词名于世，与丹徒庄中白先生棫齐名，称谭庄。……时犹未尽知王佑遐、郑叔问、朱古微、况夔笙四先生也。”［一四］徐珂《清代词学概论》在论述常州词派的发展和演变时，亦论及王、郑、况、朱四家：
要之，同光以还，有谭、王、郑、朱、况之迭主词坛，而学者乃知宗尚北宋，以深美闳约为归，佻巧奋末之风，自此而杀。于是斯道得与于著作之林，与诗文同其正变矣。［一五］
综合以上材料来看，徐珂不但颇为推崇王、郑、况、朱四家，而且将其置于常州词派的词学谱系中，认为四家承续同光词坛领袖谭献，是光宣年间最重要的词坛大家，对晚近词坛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九二一年，张尔田在《词莂序》中，亦将王鹏运、郑文焯、况周颐、朱祖谋四家并提，其曰：
并世作者，半塘之大，大鹤之精，彊村之沉，与蕙风之穆，駸駸乎拊南宋而上矣。［一六］
在张尔田看来，王、郑、况、朱四家虽然各有其风格，但是皆成就卓著，不但堪称当时词坛的典范，而且甚至能够比肩宋人。在《彊村遗书序》中，张尔田在评价朱祖谋时，亦将其与王鹏运、郑文焯、况周颐相提并论，其曰：
而先生自所为词……深文而隐蔚，远旨而近言，三薰三沐，尤近觉翁。……即并世词流，半塘之于碧山，叔问之于白石，夔笙之于梅溪，敷芬散条，殆亦莫能相掩。［一七］
由此可以说，在张尔田的语境里，王、郑、况、朱四家已经被视为一个关系密切的整体。值得注意的是，张尔田还在《彊村遗书序》中探讨了清代词学兴衰流变的过程，并特别强调清季“可谓词学之极盛”，而推动清季词学走向极盛的核心人物，正是王、郑、况、朱四家。
二、“清季四大词人”并称的形成与确立
一九三〇年，龙榆生撰写《清季四大词人》一文，正式提出“清季四大词人”这一名号。然而与徐珂和张尔田不同，龙榆生转而以文廷式取代朱祖谋，将王鹏运、郑文焯、况周颐、文廷式并称为“清季四大词人”，认为四家皆承常州词派之遗绪，是近世词坛之典范：
五十年来，常派风流，未遽消歇。一时作者遍于东南，而造诣之深，断推王（鹏运）、文（廷式）、郑（文焯）、况（周颐）四子。此亦承张（惠言）、周（济）之遗绪，而益务恢宏；又其致力，或兼校勘，或主批评。意者天挺此才，为词坛作一最光荣之结局欤？［一八］
那么，龙榆生为什么舍去朱祖谋而增入文廷式？文廷式能否与王鹏运、郑文焯、况周颐一起纳入常州词派一脉？这些问题都需要得到合理的解释。
结合龙榆生的其他著述来看，他认为王鹏运、郑文焯、况周颐、朱祖谋皆属于常州词派一脉，其《论常州词派》曰：
常州派继浙派而兴，倡导于武进张皋文（惠言）、翰风（琦）兄弟，发扬于荆溪周止庵（济，字保绪）氏，而极其致于清季临桂王半塘（鹏运，字幼霞)、归安朱彊邨（孝臧，原名祖谋，字古微）诸先生，流风余沫，今尚未全衰歇。［一九］
龙榆生在《近三百年名家词选·后记》中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
终清之世，两派迭兴，而常州一脉，乃由江、浙而远被岭南，晚近词家如王、朱、况、郑之辈，固皆沿张、周之涂辙，而发挥光大，以自抒其身世之悲者也。［二〇］
值得注意的是，龙榆生《中国韵文史》亦论及王鹏运、郑文焯、况周颐、文廷式、朱祖谋五人：
庄、谭而后，主持风气者，有王鹏运（字佑霞，号半塘，又号骛翁，广西临桂人)、文廷式（字道希，号芸阁，江西萍乡人）、郑文焯(字小坡，一字叔问，号大鹤，奉天铁岭人)、朱孝臧（一名祖谋，字古微，号沤尹，又号彊村，浙江归安人)、况周颐（字夔笙，号蕙风，临桂人)等；王、朱兼精校勘，郑、况并善批评；且作词宗尚略同；惟文氏微为别派耳。［二一］
龙榆生认为，庄棫、谭献之后的词坛领袖，首推王、文、郑、况、朱。其中，王、郑、况、朱词学宗尚大体相同，可视为一派；文则属另一派。将这段话与前引《清季四大词人》对勘，可以发现龙榆生隐藏在文字背后的深意。这里的“王、朱兼精校勘，郑、况并善批评”，堪称《清季四大词人》中“或兼校勘，或主批评”的注脚。可以说，王、郑、况、朱才是龙榆生心中“清季四大词人”的真正人选，他们词学宗尚一致，皆为常州词派之遗绪，堪称近世词坛之典范。文廷式与王、郑、况、朱词学宗尚不同，不适合归入常州词派一脉。事实上，龙榆生在评价文廷式时，也特别注意凸显其异军特起、不受流派束缚的特点：“清词在浙、常二派势力范围之下，虽有聪明才智之士，往往为所束缚，未能尽量发挥其天才。文氏异军特起，其抑塞磊落不平之气，所谓‘泛驾之马，不受羁馽者’。”［二二］
也就是说，朱祖谋才是“清季四大词人”的合适人选，龙榆生之所以舍去朱祖谋而增入文廷式，主要是由于他撰写《清季四大词人》一文时，朱祖谋尚在人世，不便入选，而龙榆生也特别标明“生存硕彦，不具于编”［二三］。龙榆生《中国韵文史》、《论常州词派》、《近三百年名家词选·后记》皆撰写于朱祖谋逝世之后，因此可以对其词学成就盖棺论定，将其与王鹏运、郑文焯、况周颐一起视为晚近词坛的代表人物。
龙榆生提出“清季四大词人”这一说法后，在当时词坛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后来的词学家也颇能理解龙榆生的深意，依然将朱祖谋而非文廷式视为“清季四大词人”之一。陈匪石在《与圭璋书》中说：“暨大季刊读悉龙君诸作，实深纫佩，而四大词人之评骘，尤为实获我心。”［二四］赵尊岳在《蕙风词史》中也说：“叔问在苏，治词亦精，享盛名，时人与王半唐、朱彊村及先生合之称为清季四大词人。”［二五］刘樊更是专门撰写《清末四大词人》一文，评述王鹏运、郑文焯、况周颐、朱祖谋的生平经历和词学成就［二六］。蔡嵩云在《柯亭词论》中也说：“王半塘、郑叔问、况蕙风、朱彊村为清末四大词家。”［二七］此外，一些词学家虽然没有明确标举“清季四大词人”这一名号，但是亦往往将王鹏运、郑文焯、况周颐、朱祖谋四家并论。如王蕴章《梦坡词存序》说：“光宣之间，王半塘、郑叔问、况夔笙、朱沤尹喁于互唱，笙罄迭和，造诣所及，圭臬两宋，导源风骚，极体正变。后有作者，莫之或逾矣。”［二八］吴梅《井眉轩长短句跋》说：“近百年中，鹿潭、莲生、复堂、顺卿诸子不沾沾于南宋，幼霞、大鹤、彊村、蕙风辈亦奄有众长。”［二九］邵瑞彭《周词订律序》说：“洎王、朱、郑、况四家比肩崛起，词学益盛。”［三〇］邵瑞彭《柳溪长短句序》也说：“于斯时也，词学之盛，上轶天水。半唐振其绝响，郑、况阐其灵怀，吾师朱侍郎，岿然特兴，集声家之大成。起六百年之废疾，同声远应，捷如枹鼓，宗风所被，锵若球锽。”［三一］因此可以说，在龙榆生之后，王鹏运、郑文焯、况周颐、朱祖谋并称“清季四大词人”的说法，已经获得了词坛的普遍认同。
一九四八年［三二］，薛志泽将王、郑、况、朱四家自选词集汇刻为《清季四家词》，并请路朝銮作序。路朝銮在《清季四家词序》中说：
清代词学昌明，作者如林，远追两宋。洎乎末造，流风渐被，俊彦复兴。幼遐振采于燕都，叔问蜚声于江左。古微、夔笙，响应景从，如骖之靳，主盟坛坫垂三十年，海内翕然宗之，呜呼盛已！［三三］
在路朝銮看来，王、郑、况、朱四家皆堪称清季词坛领袖，在清季词坛占据核心地位。值得重视的是，薛志泽汇刻的《清季四家词》，是王、郑、况、朱四家自选词集首次汇为一编［三四］。众所周知，清代词学的发展流变与选本的编纂刊刻密切相关，各个词派常常通过编纂选本来阐发理论，宣扬主张，建构词史。此前徐珂、张尔田和龙榆生等人虽然已经将王、郑、况、朱四家并称，但是尚未以选本的形式推崇和宣扬四家在清季词坛的重要地位。薛志泽不但明确将王、郑、况、朱推举为“清季四家”，而且将其自选词集汇集刊刻，这一方面为四家并称进一步提供了选本支撑，另一方面也以选本的形式奠定了四家在清季词坛的重要地位，彰显了四家对清季词坛的历史贡献。可以说，薛志泽汇刻《清季四家词》，标志着“清季四大词人”并称的最终确立。
新中国成立后，一大批词学史乃至文学史著作皆沿用了龙榆生等人“清季四大词人”的说法。如任访秋《中国近代文学史》说：“稍晚于谭献、庄棫而循常州派途径致力词学的有王鹏运、况周颐、朱祖谋、郑文焯。四人声气相求，切磋唱和，称盛一时，后人誉之为‘清季四大词人’。”［三五］郭延礼《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设专章“近代四大词人及常州派词论的发展”，并说：“近代中期，许多词人虽并不以常州词派相标榜，但仍然受其影响。著名的有‘清末四大词人’之称的王鹏运、郑文焯、朱祖谋、况周颐。”［三六］严迪昌《清词史》辟专章“清末四家”［三七］，论述王鹏运、郑文焯、况周颐、朱祖谋的创作成就。谢桃坊《中国词学史》也说：“清末词坛上出现了四位著名的词人兼词学家，即郑文焯、王鹏运、朱祖谋、况周颐。他们在词籍的整理与校勘、词律研究和词学理论探讨等方面都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三八］这些词学史乃至文学史著作都是相关领域的典范之作，对学界具有深远的影响，有了它们的书写和推扬后，王、郑、况、朱并称“清季四大词人”这一说法，逐渐定型为人所共知的文学史知识。
三、“清季四大词人”并称的原因
上文梳理了“清季四大词人”并称生成和确立的过程，那么王鹏运、郑文焯、况周颐、朱祖谋为何会被并称为“清季四大词人”？这背后应当有着多方面的原因。
首先，王鹏运和况周颐在地缘上存在密切联系。从地缘来看，王鹏运、况周颐皆为临桂人，因而常常被并论。基于此，一些词学家提出了“桂派”的概念，不但包括王、况二家，而且将郑文焯、朱祖谋也纳入进来，四家因此被视为一个关系密切的词学流派。如叶恭绰《广箧中词》评王鹏运曰：“幼遐先生于词学独探本源，兼穷蕴奥，转移风会，领袖时流。吾常戏称为桂派先河，非过论也。”［三九］又评况周颐曰：“夔笙翁与幼遐翁崛起天南，各树旗鼓。半塘气势宏阔，笼罩一切，蔚为词宗。蕙风则寄兴渊微，沉思独往，足称巨匠。各有真价，固无庸为之轩轾也，兹所采足见一斑。”［四〇］叶恭绰将王鹏运称为“桂派先河”，又将况周颐与之并论，便是基于地缘这一因素。刘樊《清末四大词人》沿袭“桂派”这一概念，认为“此派成立于王鹏运，而刘福姚、况周颐皆大有贡献”［四一］，对“桂派”作了进一步的梳理。蔡嵩云亦积极响应叶恭绰“桂派”的提法，其《柯亭词论》曰：“清词派别，可分三期。……第三期词派，创自王半塘，叶遐庵戏呼为桂派，予亦姑以桂派名之。和之者有郑叔问、况蕙风、朱彊村等。”［四二］蔡嵩云不但将王鹏运、郑文焯、况周颐、朱祖谋皆囊括进“桂派”，而且将其视为清词第三期词派，进一步丰富了“桂派”的内涵。
其次，四家在师承上存在密切联系，有着共同的词学渊源，其词学宗尚也大体相同。这是四家并称的根本原因。从师承来看，王鹏运、况周颐、朱祖谋、郑文焯四家，皆直接或间接地受教于端木埰。唐圭璋说：“子畴先生为王鹏运、况周颐之前辈，亦为王、况学词之导师。”［四三］夏仁虎也说：“半塘、彊村并问业于丈。彊村晚年尝语余曰：‘仆亦金陵词弟子也。’”［四四］四家不但有着共同的词学渊源，而且其词学宗尚也大体相同，一些词学家将四家并称，便是基于这一点。如龙榆生说：“王、朱兼精校勘，郑、况并善批评；且作词宗尚略同。”［四五］蔡嵩云说：“王、朱、郑、况诸家，词之家数虽不同，而词派则同。”［四六］路朝銮也说：“今观清季四家之作，证诸皋文氏所称述，隐若符契。”［四七］虽然不同词学家对王、郑、况、朱四家的词学宗尚可能有着不同的认识和理解，但是他们在四家的词学宗尚大体相似这一点上常常能够达成共识。
再次，四家在文学身份和学术成就上亦存在诸多共性。从文学身份来看，王、郑、况、朱皆为专门之词人，不以诗文见长，而专力为词，以词学为毕生志业，这在清季词坛是非常特殊的。王易《词曲史》论述清末词人，便相当关注王、郑、况、朱专门的词人身份，凸显其与一般词人的不同：“王，郑，况，朱四子，则卓然专门之业也。”［四八］龙榆生也说：“近代词人，致力之专且久，而以词为终身事业，盖无有能出周颐右者。”［四九］虽然是就况周颐而言，但是将其用于评价王、郑、朱大体也是合适的。刘樊《清末四大词人》也特别指明这一点：“近代诸大词人出，而词学始成专业。此四大词人中，无人不穷毕生之心力以从事于此道。”［五〇］从学术成就来看，王、郑、况、朱四家虽然皆为清季重要学者，但是主要致力于词学研究，在词学领域成就突出，而很少涉及其他学术领域。王鹏运、朱祖谋长于词籍校勘，郑文焯精于词律，况周颐擅长词学理论，四家合力为清季词坛开拓新局面，皆为当之无愧的词学大家。
此外，四家并称还离不开晚清民国诸多词学家的大力推扬。这是四家并称的直接原因。晚清民国词学家之所以将四家并称，其中一个原因是出于书写和建构清词史的需要。如徐珂《近词丛话》“词学名家之类聚”条，按照时间顺序对清代词学名家进行了梳理和评价，并指出王、郑、况、朱四家是光宣年间最重要的词坛大家，这实际上是对有清一代的词史脉络进行了书写和建构。蔡嵩云《柯亭词论》将清词派别分为三期，认为王、郑、况、朱四家属于第三期的“桂派”，也是在对清词史进行书写和建构，对清词派别的发展流变进行梳理和描述。晚清民国词学家之所以将四家并称，还有着另外一个原因，即自我经典化的意图［五一］，从这些词学家的师承上便可见一斑。将王、郑、况、朱并称的词学家，大多为四家的弟子，如张尔田师事郑文焯和朱祖谋，龙榆生为朱祖谋授砚弟子，赵尊岳为况周颐词学传人，蔡嵩云亦多次求教于况周颐和朱祖谋［五二］。朱祖谋编选《词莂》，本不打算选录己作，但张尔田“力主录翁所自为词”［五三］，并在《词莂序》中明确标举王、郑、况、朱四家。赵尊岳撰写《蕙风词史》，意在阐发况词幽微意旨，也特别指出王、郑、况、朱合称“清季四大词人”。需要说明的是，这些词学家虽然有着自我经典化的意图，但是大多是在梳理清代词史脉络的过程中，对王、郑、况、朱四家进行定位，因而是以文学史家的眼光较为客观地评价四家，而非一味自我标榜。
要之，王鹏运、郑文焯、况周颐、朱祖谋四家，在地缘、师承、文学身份和学术成就等方面关系紧密，存在颇多共性，再加上晚清民国诸多词学家的大力推扬，因此被并称为“清季四大词人”。至于曾被龙榆生列入“清季四大词人”的文廷式，则与王、郑、况、朱四家存在颇多差异。一方面，文廷式的词学宗尚与王、郑、况、朱四家分歧较大，其词体创作也在清季词坛异军特起，独树一帜，个性鲜明，因此不适合与别人并称。朱祖谋便评文廷式曰：“拔戟异军成特起，非关词派有西江。兀傲故难双。”［五四］另一方面，文廷式兼擅诗词，学问渊博，著述宏富，具有多重文学身份和多样化的学术成就，并非专门的词人和词学家，亦与王、郑、况、朱四家不同。因此，不宜以文廷式取代朱祖谋，将其与王、郑、况并称为“清季四大词人”。
四、“清季四大词人”并称的文学史意义
考察“清季四大词人”并称生成与确立的过程，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即伴随着晚清民国词学家对“清季四大词人”的书写和建构，四家的文学史地位也在逐渐上升，经典化程度不断提高。陈锐《袌碧斋词话》只是对王、郑、况、朱等十五位词人作了简要评价，并未表现出对四家特别的推崇。徐珂《近词丛话》则将王、郑、况、朱四家推举为“光宣间之倚声大家”；张尔田《词莂序》亦紧随其后，明确标举王、郑、况、朱四家，将四家视为清季词坛的核心人物。经过徐珂和张尔田的推扬之后，四家的文学史地位获得了显著的提高。后来，龙榆生虽然推尊王、郑、况、朱四家，但是认为四家承常州词派之遗绪，属于常州词派一脉，尚未将其视为独立的词派；刘樊和蔡嵩云则明确将四家归为“桂派”，建构出独立于常州词派之外的另一词派。刘樊《清末四大词人》说：“鹏运取诸家之长，独辟溪径，此桂派成立张本，而今而后，显然与常州派宣告独立矣。”［五五］蔡嵩云《柯亭词论》将清词派别分为三期，其中第二期为常州派，第三期为桂派，显然也赋予了“桂派”独立的地位。可以说，刘樊和蔡嵩云对王、郑、况、朱四家的书写和建构，意在凸显其独特地位和重要意义，而这也进一步提升了四家的文学史地位和经典化程度。
而且，伴随着晚清民国词学家对王、郑、况、朱四家的推崇和宣扬，民国时期的文学史家也逐渐将四家纳入文学史书写中，并给予四家重要的文学史地位。如陈炳堃《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将王鹏运、朱祖谋、况周颐、郑文焯等人视为晚近词坛的代表人物，并高度评价王、朱、况三家的词学成就［五六］。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评述近世词坛，亦论及王鹏运、况周颐、郑文焯、朱祖谋四家，并大力褒扬其对当时词坛的历史贡献：“自王鹏运之殁，朱祖谋、况周颐更主词坛，导扬宗风；而后学者乃趋响北宋，以深美闳约为归；佻巧奋末之风，自此而杀。”［五七］容肇祖《中国文学史大纲》也述及清末词坛，其曰：“至清末则王鹏运、况周颐、朱祖谋辈，词宗梦窗。他们入民国尚存，遂使梦窗一派词，于开国后称盛。”［五八］由此可见，王、郑、况、朱四家逐渐受到文学史家的关注和重视，四家的文学史地位也越来越得到认可。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龙榆生撰写《清季四大词人》一文，有着特殊的时代背景。在文章开篇处，龙榆生对此作了说明：
去年，彊村先生以日本人今关天彭君所著《清代及现代の诗馀骈文界》一册见示。受读既竟，因念词至今日，渐就衰微；偶以现代词人，询诸学子，甚或不能举其姓氏。彼东邦学者，犹能注意吾国词坛，而吾乃茫无所知，言之不滋愧欤？且人恒贵远而贱近。晚近号称研究词学者流，又往往专注于两宋词人轶事之考索；苟叩以最近词人之性行，亦膛目不知所对。……以此因缘，吾乃有《清季四大词人》之作。……非敢妄诩知音，聊欲藉此以引起海内学者之注意而已。［五九］
由此可见，词学发展到当时已经趋向衰微，晚近词人不再受到社会关注；而词学研究者也往往专注于两宋词人，忽视对晚近词人的研究。正是基于晚近词研究在词学研究界的“缺席”这一背景，龙榆生乃撰写《清季四大词人》一文，对“清季四大词人”展开深入研究和细致探讨，意在引起研究者对晚近词的关注和重视。
在《清季四大词人》“小引”部分，龙榆生还梳理了有清一代词派的源流：
清代二百余年中，词人辈出。论者以为赵宋而后，此为词学中兴之时。综厥源流，约有三派。清初诸老沿明季旧习，以《花间》《草堂》为宗，不失之纤巧，即失之粗犷，此一派也。竹垞（朱彝尊）宗南宋，尚清疏，嗣是浙西作者，家白石而户玉田，《词综》一编影响至大，此又一派也。樊榭（厉鹗）恢之，以窈曲幽深之笔，振末流枯槁之病。武进张氏（惠言）崛起于浙派就衰之际，手定《词选》，芟削雕琢靡曼之辞，于姜、张之外，标举张先、苏轼、秦观、周邦彦、辛弃疾、王沂孙六家，悬为正鹄，斥浮艳而崇比兴，而词体遂尊，此又一派也。［六〇］
在龙榆生看来，清代词坛可分为三个词派，即沿袭明季旧习的清初词人、宗尚南宋的浙西词派、推崇比兴的常州词派。至于以“清季四大词人”为代表的晚近词坛，龙榆生则将其纳入常州词派之遗绪，所谓“晚近词坛，悉为常州所笼罩”［六一］。在龙榆生之前，张德瀛亦曾论述清代词坛发展演变的历程：
愚谓本朝词亦有三变，国初朱、陈角立，有曹实庵、成容若、顾梁汾、梁棠村、李秋锦诸人以羽翼之，尽袪有明积弊，此一变也。樊榭崛起，约情敛体，世称大宗，此二变也。茗柯开山采铜，创常州一派，又得恽子居、李申耆诸人以衍其绪，此三变也。［六二］
张德瀛认为，清词有三变：第一变为以朱彝尊和陈维崧为代表的清初词人扫除明词之弊；第二变为以厉鹗为代表的中期浙西词派的崛起；第三变为以张惠言为代表的常州词派的兴起。张德瀛提出“清词三变”，描述清词发展演变的三个阶段，实际上是对清词史进行了书写和建构，其说法虽然不无可取之处，但是也存在明显的不足，即缺乏对晚清词的关注和重视。与张德瀛不同，龙榆生不但对以“清季四大词人”为代表的晚近词坛进行梳理和总结，而且将其置于清词发展演变史中进行考察和定位，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晚清词在清词史书写和建构中的“缺席”。
蔡嵩云《柯亭词论》也评述了清词派别的分期：
清词派别，可分三期。浙西派与阳羡派同时。浙西派倡自朱竹垞，曹升六、徐电发等继之，崇尚姜、张，以雅正为归。阳羡派倡自陈迦陵，吴园次、万红友等继之，效法苏、辛，惟才气是尚，此第一期也。常州派倡自张皋文，董晋卿、周介存等继之，振北宋名家之绪，以立意为本，以叶律为末，此第二期也。第三期词派，创自王半塘，叶遐庵戏呼为桂派，予亦姑以桂派名之。和之者有郑叔问、况蕙风、朱彊村等，本张皋文意内言外之旨，参以凌次仲、戈顺卿审音持律之说，而益发挥光大之。此派最晚出，以立意为体，故词格颇高。以守律为用，故词法颇严。今世词学正宗，惟有此派。余皆少所树立，不能成派。［六三］
在蔡嵩云看来，清词派别可分为三期：第一期包括浙西派和阳羡派，前者以朱彝尊、曹贞吉、徐釚为主要成员，后者以陈维崧、吴绮、万树为主要成员；第二期为常州派，代表人物为张惠言、董士锡、周济；第三期为桂派，代表人物为王鹏运、郑文焯、况周颐、朱祖谋，亦即“清季四大词人”。在这里，蔡嵩云将王、郑、况、朱四家纳入清词流派发展演变的过程中，将四家所代表的清季词坛与清初的浙西派和阳羡派、清中期的常州派联结起来，从而建构出较为系统和清晰的清词发展演变史。可以说，蔡嵩云对桂派的梳理和定位，贯通了晚清词史与清初、清中期词史，勾勒出了更加完整和清晰的清词史脉络。
综上所述，“清季四大词人”并称的生成与确立，具有重要的文学史意义，它一方面奠定了王、郑、况、朱四家在清季词坛乃至清代词坛的文学史地位，堪称四家词乃至晚清词经典化的重要环节；另一方面弥补了晚清词在清词史书写和建构中的“缺席”，贯通了晚清词史与清初、清中期词史，使清词史的脉络趋于完整化和清晰化。
五、结语
王鹏运、郑文焯、况周颐、朱祖谋并称“清季四大词人”，这是当今学者对晚清词史的一般常识，是人所共知的文学史知识。自晚清民国词学家提出“清季四大词人”的说法之后，后来的学者便更倾向于沿用这一概念，而非追溯其生成和演变的过程，考察其背后的原因。这些文学史概念或者说文学史知识，往往是历来的批评家基于自身特定的立场、目的和意图，不断书写、塑造和建构出来的。在面对这些概念或知识时，我们不能一味接受和袭用，而要对其展开深入细致的辨析和反思，注重追溯其生成和演变的过程，探究其背后的种种复杂面向。如此一来，我们对文学史的认识和理解或许就能更加准确和深刻。
原文载《词学》第五十四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