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传统的国家安全研究把国家安全看作国家生存免于危险与威胁的客观状态。心理学研究认为，安全是一种感受和意识，威胁是一种主观解读，离开被威胁的主体，威胁不可能存在。国家安全感是决策者对国家安全的主观感受，源于对国家安全威胁的感知。受主体差异的影响，国家安全政策的制定者对威胁的认知可能与现实的威胁不一致，从而产生错误的威胁知觉。决策者的信仰是影响国家安全知觉的根源，刻板印象和简单的归因、历史类比和隐喻等典型认知方式既是帮助决策者认知威胁和产生安全感受的主要途径，也是造成对于国家安全威胁产生错误知觉或无意偏见的内在机理。国内政治则是导致对国家安全威胁产生错误知觉或有意偏见的外部机理。对国家安全威胁的错误知觉可能致使决策者低估或夸大国家安全面临的威胁，影响国家的安全感受，导致不符合实际的安全政策，最终威胁国家安全。国家安全战略目标的实现不仅需要消除客观的国家安全威胁，也需要消除不符合实际的不安全感。为此决策者需要避免对国家安全威胁产生错误知觉，因而国家安全研究者也应将心理因素纳入国家安全研究。
关键词：国家安全感/ 错误知觉/ 威胁认知/ 启发式思维/ 国家安全战略/
作者简介：张清敏，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外交学系教授(北京 100871)。
原文出处：《世界经济与政治》(京)2024年第12期 第60-85页
一 引言
国家安全是国家生存的根基。在新形势下，国家安全的地位日渐突出，国家安全议题也受到更多学术关注。自2018年被教育部列为一级学科以来，国家安全学受到高度重视，学界关于国家安全的研究可谓汗牛充栋。截至2024年8月20日，以“国家安全”作为标题在中国的学术期刊网可以检索到61937项结果，囊括国家安全的多个方面。总体上看，国际关系学者对国家安全的研究绝大多数把国家安全视作一种客观状态，①从国际关系格局或国内外客观环境的角度来研究国家安全议题。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从政治心理学角度研究国家安全，拓宽了国家安全研究的视野。其中一个最为常见的概念是“国家安全认知”。本文引入“安全感(the sense of security)”概念并与“安全认知”进行区分，对这一核心概念进行更详细的探讨。在本文看来，“国家安全认知”这个概念并不严谨。一国是否安全源于是否存在对国家安全的威胁。而国家安全威胁是否存在既是一种客观状态，也取决于国家对威胁的主观判断和认知。理论上，如果国家没有面临现实威胁，即安全；如果存在威胁，即不安全。但在实践中，国家是否面临威胁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决策者对国家安全面临威胁的判断和认知。看不到威胁或过度自信就会产生一种不符合实际的安全感。夸大威胁存在或过度不自信会产生不符合实际的不安全感，两者都会影响国家安全战略的制定。在这一过程中，安全感而非安全认知是由国家安全政策制定者对威胁的认知和判断所决定的，他们对威胁的认知和判断是国家安全战略制定的基础，是塑造国家对外战略的“一项动力因素”。②
本文提出和探讨“国家安全感”这一概念，并认为这既是在国家安全实践中经常遭到忽视的概念，也是在国家安全研究中没有得到应有重视的要素。③以“安全感”为主题在学术期刊网搜索，只能查阅到25项成果，主要涉及安全感的内容或影响以及如何增加安全感等。④本文在既有研究基础上探讨安全感产生的根源和机制，认为安全感的产生是基于对威胁的认知而非对安全本身的认知，进而探讨作为自变量的对威胁的认知(正确或错误)同因变量国家安全感(是否符合实际)之间的关系，最终讨论安全感可能产生的政策影响。
二 安全研究的多元维度
“安全”是现代汉语中的一个基本术语，但主要的现代汉语辞书对其关注程度和做出的解释存在差异。《辞海》第3版与第4版中没有收录“安全”或“国家安全”词条。⑤《辞海》第5版则出现了“国家安全”一词，即“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和政治制度不受外部势力的侵害”。⑥《辞海》第6版对“安全”进行了解释，即“没有危险；不受威胁；不出事故”，⑦对于“国家安全”的解释则与《辞海》第5版一致。⑧《辞海》第7版不再收录这两个词条。⑨《现代汉语词典》第1版对“安全”的解释与《辞海》第6版一致，⑩但《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对“安全”的解释仅局限于“没有危险；平安”。(11)两部权威汉语辞书是否收录与解释“安全”和“国家安全”两个词条的情况不仅反映了语言学界在不同时期对两个概念重要性的认识，也从一个侧面呈现了理解这两个概念的多元视角和主观因素。本文厘清了个人安全/国家安全、客观安全/主观安全两组概念的发展演化，旨在为探讨对威胁的认知与国家安全感之间的关系提供相应的知识背景。
(一)安全主体：从个人到国家
安全主体一定程度上是安全研究的起点。当安全依附于人时，指涉人的安全：当安全依附于国家时，指涉国家安全；当安全依附于世界时，指涉世界安全。客观的安全是指安全主体“免于危险与威胁”的客观状态，主观的安全感则是安全主体根据对威胁或危险的认知和判断而产生的安全或不安全的感受。离开了安全主体，就谈不上安全，更谈不上安全感。
从个人层次来看，安全是人的一种基本需求。亚拉伯罕·马斯洛(Abraham Maslow)的需求层次理论把安全看作仅次于呼吸、食物和水等生理需求的第二层次需求。如果低层次的安全需求没有得到满足和实现，个体就不可能去追求以友情和爱情为代表的归属感、受尊重以及自我价值实现等其他需求，也很难在其他方面取得大的发展、成就或创新。(12)
从国家层面来看，安全也是国家的基本需求。古籍中“今国已定，而社稷已安矣”(13)与“国之大事，在祀与戎”(14)等提法都体现了国家安全的重要性。习近平指出，“我们党要巩固执政地位，要团结带领人民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保证国家安全是头等大事”，(15)“国家安全是国家生存发展的基本前提”，(16)这些表述都体现了国家安全是安邦定国的重要基石，是人民安居乐业的保证，维护国家安全是全国各族人民根本利益所在。没有安全和稳定，一切都无从谈起。如果安全这个基础不牢，发展的大厦就会地动山摇。(17)
所谓安全感，就是安全主体根据对安全环境或安全威胁的认知和判断而形成的感受。个人安全感是个人根据对安全环境和威胁的判断形成的安全或不安全的感受，国家安全感则是代表国家做出应对威胁政策的决策者根据自己对国家安全环境或威胁的认知和判断形成的安全或不安全的感受。这是一个主观见之于客观的复杂认知过程。在该过程中，客观的外部环境或威胁与安全主体主观认知的环境或威胁知觉不一定相同：哈罗德·斯普劳特(Harold Sprout)和玛格丽特·斯普劳特(Margaret Sprout)将前者称为“操作环境(operational milieu)”，把后者称为“心理环境(psychological milieu)”；前者是客观的存在，后者则是经过安全主体的心理过程过滤后对客观环境的认知或判断。决策者根据自己的心理环境而非客观环境做出决策。(18)安全感是一种心理环境，实现安全目标的威慑战略是由决策者根据他们对威胁的认知或判断做出的，但具体安全政策的成败或效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决策者对威胁的判断(心理环境)是否与客观威胁(操作环境)一致。
安全感既受客观环境的影响，也取决于安全主体的体验和解读。面对同样的客观环境，不同的人可能有不同的主观感受。例如，在一国范围内有的民众认为气候变化、贩毒、传染性疾病、贫穷甚至移民等问题对安全构成了威胁，有的民众则不存在这种认知。威胁可能是明确和显而易见的也可能是模糊和隐蔽的，但几乎总是可以进行主观解读。(19)国家安全感不仅受国家外部客观环境的影响，也受国家决策者主观心理环境影响。不同国家的自然条件、历史文化和社会制度等存在差异，面临的国家安全形势不同，维护国家安全道路的选择也必然会有所不同。在面临外敌入侵的背景下，一国的每个个体都会感到国家安全遭受的威胁。但在不同的时期和背景下，作为国家安全感知主体的国家领导人对威胁的认知和判断并不一样。随着国家安全环境的复杂化，国家安全的内涵和外延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丰富，时空领域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宽广，内外因素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复杂，对国家安全威胁或危险的认知和判断更加多样，影响安全感的主客观因素也会随之更加复杂。
(二)国家安全研究：从客观到主观
国际政治中的“安全”概念产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最初是作为“和平”和“没有战争”而提出的。(20)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国家安全”的概念应运而生，并随着冷战的爆发而成为战略研究乃至国际关系研究领域的重要议题。(21)战争与和平问题不仅是国际关系研究的永恒主题，也是国家安全研究的核心问题。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视野中的安全研究往往被称为国际安全，国家战略和对外政策视野中的安全研究则多被称为国家安全，两者在理论上并没有明确的区别。安全研究者把安全分为国际安全或全球安全、地区安全和国家安全。本文所谈的安全感强调的是安全主体的感受：国际安全的主体是整个国际社会，地区安全的主体是整个地区，国家安全的主体是国家，个人安全的主体是个人。但实际上国家安全的主体是代表国家或以国家名义制定政策的领导人或精英，因此在研究国家安全感时主要讨论国家领导人的国家安全感。
安全研究大多被界定为“对威胁、使用和控制军事力量的研究”。(22)古典现实主义认为国家目标在于争取权力，“以权力界定的利益”既是国家的利益又是实现利益的手段。(23)新现实主义则认为，权力只是一种手段，而不是一种目标；在无政府状态下，“安全才是最高目标”，国家通过寻求均势或力量平衡来实现安全目标。(24)在此基础上有学者提出“威胁制衡理论”，认为国家的行为取决于决策者所感受到的威胁，他国的实力只是国家考虑的因素之一。(25)
军事力量既是威胁他国安全的主要手段，也是维护本国安全的主要手段。军事力量和军事威胁是一种可预测的客观存在。如可以毁灭人类的核武器产生以后，国际关系中安全研究关注的重要问题是核战争爆发的可能性以及如何避免核战争的问题。(26)冷战期间有关国家安全或国际安全研究的主要理论(如威慑和胁迫战略、结盟与危机处理等)基本上都是用理性行为的思维模式分析和判断安全威胁并据此制定安全战略和政策，体现出国家安全研究的主要内容是探讨实现安全的战略和策略、手段和方法。如威慑战略认为，一国感受到另一国对自己或盟友的核心利益构成挑战时，就会通过增加军备和缔结同盟等手段向挑战者发出清晰可信的威慑信号，即其一旦采取威胁行动，就会付出超过其所能得到利益的代价。胁迫战略的逻辑与威慑战略类似，区别在于威慑战略仅仅是阻止对方采取行动，胁迫战略则是通过发出威胁来迫使对手做其不愿意做的事情。
威胁的客观性主要体现为情境性。理性行为的思维模式因其简约化的优势而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只要威胁者或挑战者是理性的，如果其接收到受挑战者发出的威胁信号，就能对威胁的后果进行理性计算并根据利益得失放弃挑战或威胁，以“不战而屈人之兵”来消除威胁，实现国家安全的目标。威胁或胁迫的失败特别是战争的爆发通常是理性计算失误的结果，包括“国家领导人可能高估敌方军事胜利的可能”以及“理性的国家可能缺乏关于对手意愿的信息”。(27)
冷战结束以后，随着国际安全形势日趋复杂，国家安全议题不断扩展。国家安全研究的内涵更加丰富，研究方法也不断创新。最具代表性的哥本哈根学派不仅关注复合安全以及对不同场域安全的研究，还提出了“安全化”与“非安全化”的概念。(28)他们认为，安全是基于对威胁的认知与判定而产生的一种政治选择与社会建构，威胁则是一种体现主体间性的社会认同建构。(29)遵循心理学路径的研究者则认为，威胁并非一种客观状态，离开被威胁的主体威胁便不可能存在，实际上这是一种主观解读。如戴维·坎贝尔(David Campbell)借用保险业的逻辑提出，很多被认为是危险或风险的事情完全是一种自我解读，这种解读不仅取决于事务本身，还取决于威胁感受者自身。(30)从这个意义上看，可以通过构建新的国家公共叙事来重新定义和解释国家安全，“大多数建立在不同身份基础上的威胁都可以通过新的知觉、新的话语和构建新的身份和差异而烟消云散”。(31)随着形势的发展，影响安全主体对威胁认知和对安全感受的心理因素越来越受到安全研究的重视。本文并不否认安全的客观性，但是聚焦被学界忽视的安全感受，探讨安全的主观内容，因为安全的泛化源于不安全感，而非威胁本身。至于安全的主体间性则需要另文专门探讨，本文在此不做分析。
(三)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安全感：从存在到重视
恐惧和不安全感等国家安全的心理因素并非近期才受到关注，但一直缺乏系统的研究。斯蒂芬·范·埃弗拉(Stephen Van Evera)在《战争的原因：权力与冲突的根源》中反复强调：“许多战争是由于担心而产生的——担心受到突然袭击，担心相对实力的衰落，担心被他国所征服。”(32)这个观点指出了安全与和平研究中一个亘古未变却始终没有受到足够重视的心理要素。修昔底德(Thucydides)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多次阐述这个观点，即战争的“直接原因”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真正原因”即恐惧。如雅典人在对拉栖代梦人谈到他们参加波斯战争的动机时说：“你们出兵是因为你们为自己担心，而不是为我们担心……我们(参战)的主要动机是害怕波斯人，尽管随后荣誉和利益接踵而至。”(33)在对波斯人的战争胜利后，“雅典势力的日益增长，由此而引起拉栖代梦人的恐惧，使战争成为不可避免”。(34)格林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把这一观点概括为：“雅典不断的崛起和斯巴达与日俱增的担忧，斯巴达担心雅典会威胁自己在希腊的主导地位。”(35)这让“修昔底德陷阱”成为当今中美关系研究界广泛关注的类比，但在造成中美关系当前困局的诸因素中，心理因素虽被用于分析美国领导人的人格及其对华政策影响，却鲜有对称的研究。
“9·11”事件后，恐怖主义受到国际安全研究领域的广泛关注，但恐怖主义本身是一个带有价值判断的概念，国际上对恐怖主义和恐怖分子的界定和判断存在争议。恐怖分子在实践中正是利用心理学原理，通过对“普通群众进行随意的暴力犯罪来达到威胁更广泛公众的目的”，(36)其“政治效果很大程度上是由暴力事件对观众心理的影响所决定的”。(37)既有研究发现，受到恐怖主义威胁的人会更加积极地支持国家的安全战略和对威胁采取行动，表明“国家安全的基础是威胁及其对威胁的应对”。(38)国家追求的不仅仅是一种客观的安全状态，更是一种对免于受到威胁的安全感受。理解安全感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对威胁的判断和认知，其中包含众多心理要素。在这一方面，政治心理学为国际安全研究提供了基点。(39)
三 国家安全感的基础是决策者对威胁的认知和判断
世界上存在着不同的安全观和安全主张，体现了不同政府对当今国家安全目标与安全内涵的判断以及追求和实现安全的总体思路。这些主张的基础既包括对国家安全的客观威胁的应对，也包括决策者对威胁的判断和认知，两者并不完全一致，本文只探讨后者形成的心理过程。
(一)国家安全感取决于决策者对威胁的认知和判断
在词源学意义上，威慑源自拉丁语的“恐吓(terror)”。(40)威慑政策制定分三步进行，首先是感知威胁，其次是根据威胁知觉产生安全或不安全感，最后是针对威胁确立安全战略和制定政策，消除威胁，达到安全状态或获得安全感。威慑和胁迫战略的成功以及避免安全困境的前提都是对威胁的准确判断，或者是自己发出的威慑信号明确可信并被对方准确理解。(41)当前国际关系研究特别是战略研究仍然主要关注如何制定战略、应对威胁与评估技巧等议题，对于安全主体对威胁的认知及其对安全感影响的研究还远远不足。威慑战略还有很多问题仍然没有得到回答，如谁是威胁和挑战者、威胁在多大程度上存在、何时需要对威胁进行威慑、为何选择这种而不是另一种威慑手段来发出信号、何时通过一个慎重的撤退就可减少威胁、挑战者如何解读接收到的信号以及冲突最终如何避免等。任何理论都需要确定一个逻辑起点，缓解国际危机、减少安全困境、避免战争等均需要把决策者对威胁的感知作为起点来推动有关理论的发展。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大楼前的石碑上用多种语言镌刻着这样一句话：“战争起源于人之思想，故务需于人之思想中筑起保卫和平之屏障。”(42)威慑或胁迫信号的发出者如果没有对威胁一方的能力和意图形成正确认知或判断。就不能准确把握对国家安全的威胁是否真实存在。对众多威慑失败案例的研究表明，大量的理性威慑模式所出现的偏差需要通过错误知觉和有意偏见去解释。(43)无论是作为重要原因还是作为次要原因，错误知觉与20世纪的大多数战争与对抗都存在着联系。(44)关于安全困境的研究也表明，无政府状态本身并不能产生安全困境，国家在无政府状态下不可避免地产生的恐惧心理以及国家相互之间产生的恐惧心理才是导致安全困境的主要原因。恐惧、危险和威胁等都是安全困境研究中经常出现的概念。(45)
国家对威胁的认知也就是决策者对威胁的认知，是一个包括感知、记忆、信息处理、问题表征、思想形成和政策选择等步骤的心理过程。这个过程受到决策者很多心理因素的影响。有研究表明，威胁导致焦虑，焦虑导致风险的增加。(46)威慑理论的批评者指出，“恐惧所产生的不是顺从或屈服，而是愤怒、冲突增加和误算”。(47)还有研究指出，“国家安全事务是非常感情化的”。(48)美国财政部部长珍妮特·耶伦(Janet L.Yellen)在2023年访华前夕的一次讲话中谈道：“近年来，很多人看到美中之间的冲突越来越不可避免。其中的动因是恐惧，在很多美国人中间都有这种恐惧，那就是美国在衰落，而中国很快就会跃居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49)这是对美国在衰落的背景下为维护霸权地位所产生的恐惧的真实写照，很好地解释了美国为什么“如果一提到‘中国’二字就紧张焦虑”，(50)完全没有一个大国自信的原因。从逻辑关系上看，认知是一个过程，而知觉是该过程的后果或表现。罗伯特·杰维斯(Robert Jervis)之所以使用“知觉”这个概念，因为他认为这个词包括对他者如何应对自己政策不准确的推论、对于后果严重的误算以及错误的判断等过程。(51)
(二)客观环境的复杂性增加决策者对威胁认知和判断的难度
认识到心理学关于研究决策者对环境尤其是威胁或危险的判断的重要性是一回事，如何在安全问题上做到让“心理环境”与客观的“操作环境”保持一致则是另外一回事。相对而言后者更难实现。导致错误知觉不可避免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国家面对的外部世界极其复杂。从国际关系的角度来看，各国之间是一个相互联系的网络，每个国家都需要同时应对多个互相观察和持续互动的国家。每个国家所面临的安全威胁来自不同方向，多数国家面临的威胁往往是相互的。一国要对这些威胁的来源和轻重缓急做出判断，不仅需要了解敌对国家的实力和目标，还要知道它们如何看待自己和解读自己的行为。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互动过程。
其次，决策者的认知能力是有限的，难以应对有关国家安全的大量情报信息。鉴于国家安全的重要性，每个国家都会高度重视这一问题，并投入大量的精力搜集相关信息。随着现代技术手段的演进，相关部门每天搜集到的信息都是海量的。以美国为例，美国一个情报机构每18个月就产生一个拍字节(petabyte)(52)的秘密数据，看完一个拍字节的内容需要200万职业人员花费一年的时间，看完美国政府部门一年产生的数十个拍字节的保密信息则需要2000万职业人员花费一年的时间。(53)决策者需要在短时期内辨别信息、认知威胁并做出快速反应，然而他们不可能像高速计算机一样处理信息，只能借助特定的简单化方法进行有选择地关注，这可能会遗漏重要信息。既有研究显示，无论是1941年珍珠港遭到偷袭还是2001年的“9·11”事件，都不是因为美国情报部门没有搜集到足够的情报，而是由于情报信息太多，分析人员难以区分有用情报与无用信息。正如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曾指出的那样：“政府最讨厌的是什么都知道，因为这让决策的过程更加复杂和困难。”(54)美国总统也表达了同样的感受：“甚至是最好的情报人员，他们总是带来令人困惑的信息，增加了决策难度。”(55)
最后，对国家安全的威胁是否存在及在多大程度上存在不仅取决于威胁者的实力，更取决于威胁者的意图。理性行为者往往更加关注军事、经济和人口等有形因素，还有很多无形但也很重要的因素却是难以判断和把握的，如敌对国家领导人的领导力、国民的支持程度、军队的士气、军事情报的准确程度以及军事战略和理念等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威胁或挑战者能力和意图的因素。同样重要的是，对手如何界定其利益、认识其利益所面临的威胁以及对另一方意图和能力的判断也会直接导致错误知觉。正如习近平与拜登通电话时提出，战略认知问题始终是中美关系必须扣好的“第一粒纽扣”，(56)一旦第一粒纽扣扣错了，美国对华政策就会完全脱离理性健康的正轨，这充分说明了认知的重要性。理解国家安全感，需要研究决策者对威胁的认知过程。
四 错误威胁知觉形成的心理学机制
决策心理学对认知过程中错误知觉产生的原因及其影响的研究比较丰富，但鉴于认知过程的复杂性，这些研究使用的概念、方法和应用过程也是复杂的，尚未形成一套公认的心理学原则和关于心理学过程的完整表述，而是按照不同的因果关系来解释决策过程的非理性。(57)本文选择认知心理学研究比较成熟的概念和思路，探讨决策者对国家安全威胁认知为何出现错误及其对国家安全可能产生的影响。
(一)错误威胁知觉的主观根源
根据认知心理学理论，错误知觉产生的根源是安全主体的基本信仰。(58)在不同的研究中信仰也被称为世界观、“哲学信仰”和认知图式等。它是一个人关于外部世界和人的本质的一个总体概念，也是对于社会和政治如何运作的主观理论，由人的经历、知识、兴趣、教育等塑造，是简化了的知识结构或认知框架，具有指导人们吸收、储存和处理信息的功能。(59)如果没有基本信仰，决策者就无法理解复杂的外部环境，因此信仰在心理学上被称为人的精神支柱而具有锚定(anchoring)分析问题的基本功能，(60)即把头脑中已经存在的知识和新的环境联系起来，用以解读、储存和筛选来自外部的信息据此来理解外部世界。
基本信仰起到了信息过滤装置的作用，框定决策者认识世界的方式，也决定了决策者如何界定利益、分清敌友、认知威胁以及在特定情况下产生不切实际的愿望思维。在对国家安全威胁的认知过程中，作为国家安全感受主体的决策者也会同所有人一样总是保持基本信仰的稳定或认知一致，有选择地关注外部信息，重视和相信与他们基本信仰一致或支持其信仰的信息，同时忽视与其信仰不一致的信息、有意曲解含混不清的信息以及武断地解读与自己信仰不同的信息。更重要的是，因为威胁是互动产生的，拥有不同信仰和世界观的决策者往往会“以己之心，度他国之腹”，在比较认知环境的时候缺乏同理心，从而增加了误算和误解的可能性。(61)由于决策者总是坚信自己的信仰，所以当具有不同信仰的对方发出潜在友好信息时也可能被恶意解读。(62)正如有学者在重新探索美苏冷战根源时指出的，“就冷战起源而言，美苏意识形态的对立无疑是最根源性的”，(63)与实际不一致的“安全感”或“不安全感”不过是意识形态偏见带来的幻觉而非现实。
冷战时期。拥有不同社会制度和价值观念的美苏双方都坚信另一方是自己国家安全的最大威胁，把对方放在一个对立位置上并按黑白分明的方式看待彼此。(64)20世纪50年代美国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就是这种思维方式的典型代表，他对苏联持有根深蒂固的敌人意象(image of enemy)，这使他看到的苏联永远是一个虚弱、充满敌意与最终要失败的国家。来自苏联的任何信息都只会巩固他对苏联的敌人意向，加强他对于苏联“坏”和“邪恶”的印象，扩大了苏联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的威胁，强调美国需要采取强硬的措施予以防范。(65)当然，杜勒斯的所有反苏言行也巩固了苏联对美国的敌人意向，增加了苏联的不安全感，导致苏联不得不采取更多的防御举措，最终加剧了美苏对抗。美苏都视对方为主要威胁，既由双方的地缘政治利益决定，也受到完全不同的意识形态和基本信仰的框定作用。
冷战结束后，国家间的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对立一度减弱，“文明冲突”应运而生。一些决策者开始从这一视角观察和分析国家面临的威胁。如2019年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办公室主任凯伦·斯金纳(Kiron Skinner)将中美关系定义为美国从未经历过的“两个文明和两个人种之间的斗争”，她所主持的国务院制定了一项类似冷战期间美国对付苏联的“遏制”战略，以应对中国这样一个“非高加索人种的强大竞争对手”。(66)这种趋向反映出美国开始透过具有强烈种族色彩的“文明”棱镜来审视世界大国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体现了美国决策者认识和判断国家安全威胁的新意识形态。基本信仰则通过特定的心理机制影响决策者对威胁的认知和安全感的产生。
(二)错误威胁知觉的心理机制
尽管作为国家安全认知主体的决策者会尽力保持认知一致，但信息量的不断增加尤其是与自己基本信仰不同信息的涌现会挑战决策者的基本信仰，导致他们出现认知失调。该过程受到决策者个体差异的影响，包括决策者在对待客观环境的态度上是挑战环境还是遵守环境的约束、在信息开放程度上是接受还是拒绝与自己信仰不同的信息、在决策模式上是按照自上而下的方式让下属忠实地执行自己的指令还是先听取下属的意见再做出决策等。(67)随着决策者认知复杂性的增加，他们应对复杂局势的决策能力也越强，但由于他们总是根据基本信仰来处理新信息，难免会不断对国家安全产生错误知觉。
这种信息处理并不总是一个有意识的理性过程，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一个潜意识的心理过程。心理学研究表明，人脑每分钟能够吸收1100万比特信息，但只能对其中的40％进行有意识的处理，其余大部分都是在无意识的过程中处理的。(68)在这个过程中，头脑会借助启发式思维无意识地处理信息。“启发(heuristic)”是一种信息检索过程的捷径，决策者借助其来获取储存在他们有组织的认知模式和信仰系统中的信息。决策者对信息的处理可能受情绪影响。(69)相关心理学研究揭示了决策者错误认知和判断产生的规律，包括对复杂问题的简单化分类、对不同类型国家行为的简单归因、通过同一领域的历史类比和跨领域的隐喻等启发思维来理解外部信息以及认知和判断对国家安全的威胁等。下文结合既有研究，具体探讨国家安全威胁的错误知觉产生的具体机制。
一是刻板印象与简单化的归类。为理解复杂的外部世界，归类分析已经成为人类的惯常模式。正如乔治·拉科夫(George P.Lakoff)所说，“对我们的思想、知觉、行动和言语来说，没有什么比分类更普遍了”。(70)刻板印象主要是指人们对某个事物形成的一种固化看法并推而广之，认为这个事物或整体都具有该特征，从而忽视了个体差异。具有不同信仰或世界观的人在交往过程中容易产生对对方的刻板印象，即面对国际政治中众多的行为体，决策者往往借助既存的认知陈规或定式对问题删繁就简，对不同的国家或行为体进行归纳与分类，掌握其总体特点，加速对复杂问题的理解。在认知和判断威胁来源时，决策者首先要明确谁是朋友、谁是威胁，通过划定内与外、我与他、国内与国外等边界对不同国家进行归类。(71)不同身份或认同的存在或者能够表明不同身份或认同可能存在的事实就足以被理解成一种威胁，这种归类将特定的国家与威胁联系了起来。(72)正如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 Wendt)举出的经典案例，对美国而言，朝鲜掌握5件核武器的威胁要远远大于英国掌握500件核武器。(73)美国不仅不担心英法拥有核武器对自己构成威胁，还希望它们扩大投入承担更大的军事“责任”。而对于伊朗和朝鲜等国发展核武器的意图，美国坚决不能容忍，认为这些国家对自身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决心通过非核化或推动政权更迭来保障自己的安全。
冷战结束以来，部分西方国家把一些转型不成功的国家称为“不负责任的国家”乃至“流氓国家”。“9·11”事件后，美国领导人提出了所谓“邪恶轴心”。(74)2022年乌克兰危机爆发后，部分西方人士更是炮制出“动荡轴心”“反西方俱乐部”等标签，(75)制造对立并拉拢所谓“志同道合(like-minded)”国家，构筑“小多边主义”同盟。美国甚至大肆渲染“民主”对抗“专制”叙事，召开所谓“民主峰会”，这些拉帮结派、对小圈子以外的国家进行围追堵截的行为都是刻板印象和简单归类的表现。
刻板印象和简单归类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对同一类事物的归类可以帮助决策者迅速把握某一类事物或国家的特点和规律，加快信息处理速度；另一方面，这种简单的归类很容易以偏概全，只见森林、不见树木。根据这种思维，一旦将一个国家归属于某一种类，决策者往往会更加关注这一类国家的普遍特点，而放弃对特殊性的关注，把复杂问题简单化，采取笼统和简单的应对之策。这种归类方法通过抓住共同点加速了对相同安全威胁的认知，但忽视了国家之间的差异，容易产生误解、歧见和偏见等，这是一种典型的错误认知。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 M.Walt)提出：“自由主义会将世界分为‘好国家’(体现自由主义价值观的国家)和‘坏国家’(几乎所有其他国家)，并认为冲突主要源于专制者、独裁者或者其他非自由主义领导人的‘侵略冲动’。对自由主义者来说，相关问题的解决方案是传播民主、市场和制度，背后的学理基础则是西方民主不会相互争斗，尤其是当它们被贸易、投资和一整套确定的规则捆绑在一起的时候。”(76)这种简单的二元对立思维正是当今世界动荡不安的根源之一。
刻板印象与简单归类还会产生一种心理机制，即心理学的归因理论。这种理论把影响个人行为的因素分为内在特征的属性因素和外在环境等情境因素。通过属性归因和环境归因解释行为动机和威胁形成机制。(77)在形成了敌我或内群体/外群体的区分后，国家安全政策的决策者总是以自己为中心来看待对手，高估自己的影响力和信心，低估自身行为可能对对方产生的影响，具体表现在四方面：(1)在分析威胁时，用外部归因解释自身行为，用内部归因解释对方国家行为；(2)在解释积极现象时，从内部归因解释自己，从外部归因分析对方；(3)在分析威胁互动的时候，把自身行为视作因变量，把对方行为视作自变量；(4)在谈到未来或积极方面时，夸大自己的影响，忽视其他国家可能的作用。在归因形成机制中的敌意归因偏差、敌意期望偏差和敌意感知偏差都可能导致对对方动机与行为原因产生错误理解，夸大国家面临的威胁。如美国在国内打击毒品、贸易不平衡乃至高校出现支持巴勒斯坦抗议活动等问题上都把矛头转向其他国家，通过抹黑诋毁和“甩锅”推责来诉诸外部原因。
简单化的归因同刻板印象和简单归类一般是相辅相成的，一旦形成了简单化的归类以后，就容易产生“外团体的成员总是比团体内成员更具侵略性和故意性”的判断。(78)考虑动机过程中采取的这种双重标准在心理学上被称为“对称归因(attribution asymmetry)”。(79)如美国将历史经纬非常复杂的俄罗斯与乌克兰的矛盾简单看作俄罗斯对一个邻国进行的“没有挑衅”的“赤裸裸的侵略”，却忽视了北约东扩对俄罗斯所造成的安全和心理压力以及威胁认知的增加，把责任完全归咎于对方。
二是历史类比。历史类比是一种特殊形式的刻板印象或简单归类。安全研究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对历史上安全案例的研究。(80)在面临新的不确定安全威胁时，决策者往往会把含混不清的新现象纳入事前已经确立的认知框架中，借助启发理解威胁，方式之一就是从自己经历或自己熟悉的历史知识中寻求类似先例，以期借助经验理解新形势。这种类比的方法可以帮助决策者判断和认识所面临的环境以及评估与预防政策选择所带来的风险等。(81)杰维斯将这种思维模式概括为两阶段三步骤的假说模式：历史事件—历史经验教训—未来行为。(82)
作为一种比较常见的启发式思维模式，类比具有多种功能，如帮助决策者判断和认识所面临的环境、帮助决策者评估风险、向决策者提供“政策处方”、预测政策成功的机会与可能、对决策结果的道德正当性进行评估以及预防与警告政策选择所带来的风险。(83)但历史类比也可能导致错误知觉：历史不会重复，不同时间发生的事件可能具有相似性，却往往存在更多差异而不可能完全相同，因此运用类比来提供政策指导也就面临一些天然风险。例如，杰维斯在研究错误威胁认知与战争爆发的关系时提出，英法两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采取20世纪30年代那样的绥靖政策是合适的吸，因为它们当时面临的威胁并不严重；英法领导人在20世纪30年代面临扩张的真实威胁时，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经验中错误地汲取教训，为避免战争的爆发而对德国采取绥靖政策，最终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不加思考地甚至错误地使用类比，依据历史上的类似事件认识新形势、判断新威胁和制定政策导致失败的案例屡见不鲜。(84)这也是为什么有的历史学者认为并非“忘记历史就将遭到历史的惩罚”，而是“只有那些对历史念念不忘的人才注定会遭到历史的惩罚”。(85)
将中美关系比作斯巴达与雅典的关系，用历史上权力转移多以战争方式结束的历史先例就断然推定中美之间必然爆发战争，这显然是一种历史宿命论，不仅贬低了人类的主观能动性，也对中美关系带来了负面影响。习近平向世界明确宣布，中国“永远不会把自身曾经经历过的悲惨遭遇强加给其他民族”。(86)面对“修昔底德陷阱”的说法，习近平多次表示，“修昔底德陷阱”绝非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世界上本无‘修昔底德陷阱’，但大国之间一再发生战略误判，就可能自己给自己造成‘修昔底德陷阱’……强国只能追求霸权的主张不适用于中国，中国没有实施这种行动的基因”。(87)一些将中美关系简单地比作美苏冷战的观点也忽视了中美关系与冷战期间苏美关系的巨大差异，如中美并不像美苏一样在全球范围内展开意识形态斗争，中美之间的经济相互依存度也与冷战期间的美苏之间不可同日而语的。更重要的是，今天的中国执行的是与冷战期间的苏联完全不同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政策。有的国家习惯用冷战结盟的滤镜看待中俄关系，看到的不过是自己的倒影，展现的是一种根深蒂固的冷战思维。
三是隐喻。与历史类比在同一领域内的先例中找出捷径有所不同，隐喻则是通过跨领域的比较寻求启发，认识新形势、判断新威胁。因为国际关系本质上的宏观、抽象以及国家威胁含混不清、难以捉摸等，国际关系和国家安全研究中充斥着各式各样的隐喻。如将国际社会看作“无政府状态”，把国际关系中弱肉强食的规律称为“丛林法则”，将国家之间的争斗界定为“博弈”，将国家之间在军事领域的竞争比作“竞赛”等。这些都是国际政治中运用隐喻启发认识国际安全形势和判断威胁的常见做法。
在当今的中美关系中也有不少类似隐喻，如把中美经贸关系比作中美关系的“压舱石”、把台湾问题比作中美关系的“试金石”，这都形象地说明了经济关系和台湾问题在中美关系中的重要地位。又如美国在对华政策中一方面要为中美关系“设立防护栏”，另一方面在对华贸易上试图“脱钩断链”，在发现做不到以后提出旨在维护西方国家在全球科技主导地位的“去风险”，在此基础上美国与欧盟成立了以民主价值观为基础的美国—欧盟贸易和技术理事会。由“去风险”引发的中美关系发展态势被形容为“坐过山车”一样跌宕起伏。(88)面对这种形势，习近平2023年11月与拜登会晤时指出，两位领导者“是中美关系的掌舵者”，阐述了“如何让中美关系这艘巨轮避开暗礁浅滩、穿越狂风巨浪，不偏航、不失速、不碰撞”。(89)
隐喻有利于帮助人们理解形势和政策，判断和认知国家安全所面临的威胁，从而影响国家的安全感。不过，隐喻也可能对国家安全威胁产生错误知觉，尤其是夸大不同比较对象之间的相似性。如20世纪50年代，美国政府把东南亚地区出现的民族解放运动比作“多米诺骨牌”，认为如果不能阻止一个国家的共产党革命就会有更多的国家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倒向社会主义，最终“威胁”美国自身的安全。这一隐喻虽然揭示了国家之间关系的紧密联系和相互依存性同“多米诺骨牌”具有相似之处，但不同国家之间的差异远远大于每块本质上一样的骨牌。“多米诺骨牌”只有在外力作用下才会倒下，而革命并不完全由外因所致。这种隐喻类比忽视了民族解放运动的内部社会因素，导致美国在东南亚国家采取“反革命输出”政策。(90)
隐喻在当今国际关系研究和媒体报道中仍然得到广泛应用，在对威胁的认知和安全的扩大化方面尤为如此。(91)如在高度相互依存的全球化时代“脱钩断链”难以实现，而“去风险”看似一个经济学概念，实际上美国却认为只有遏制中国才能摆脱自己面临的“风险”，这本身就是巨大的风险。西方国家在诋毁和抹黑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时使用的“债务陷阱”叙事也是一个不符合实际的隐喻。根据世界银行国际债务数据库，截至2020年年底，在82个低收入和中等偏下收入国家的公共外债结构中，商业和多边债权人分别占到40％和34％，双边官方债权人仅占26％，中国占比不足10％。(92)2023年，斯里兰卡爆发金融危机后，西方国家对中国“债务陷阱”的渲染一度甚嚣尘上。在这样的背景下，斯里兰卡驻华大使帕利塔·科霍纳(Palitha Khona)对媒体表示，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与西方机构投资者目前是斯里兰卡的最大债权人，中国持有的债务约占斯里兰卡总外债的10％左右。(93)西方对中国“债务陷阱”的炒作是没有事实根据的，但这一隐喻既反映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把中国当作“安全威胁”的思维逻辑，又影响了西方乃至部分周边国家对“中国威胁”的感知，对中国的国家安全构成了威胁，因此隐喻的误导作用被称作“危险的陷阱”。(94)
(三)错误威胁知觉的政治逻辑和制度机理
除心理方面的原因外，国家安全政策制定者的政治需求或制度运作也会影响哪些国家被视作威胁以及如何应对这些威胁的判断。(95)让·博丹(Jean Bodin)曾对安全与国内政治关系进行了阐释：“维持一个国家和确保一个国家免于暴动、叛乱和内战的最好的方式……是找到一个敌人，并让反对这个敌人成为一项公共事业。”(96)美国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登后上权力顶峰以来，为了维护国内统一，一直在寻求一个外部的敌人：冷战期间是苏联，冷战结束后是与美国不同的文明，21世纪初是恐怖主义，近年来则宣称“中国是具有越来越强大的经济、外交、军事和技术能力来改变国际秩序的国家”。(97)对于当今一些国家领导人不断在国际上制造国家安全威胁、引发国内紧张，有研究者提出，制造恐惧氛围的领导人可能确实看到了民众或政府其他部门没有看到的恐惧，夸大威胁程度的最终目的一定程度上是为了塑造对特定政策的支持、增加国防预算和发动对敌国的战争等。(98)可见，自古以来几乎所有国家在不同的时期都或多或少受到恐惧或威胁政治的影响。
最高决策者的利益需求可能影响其他部门对威胁的认知，国家安全面临的威胁主要通过情报部门进行确定。情报机构在搜集威胁信息、识别与评估威胁者的能力和意图时，本身应保持开放心态，接纳不同的观点，实事求是做出判断。但在一些国家最高领导人已经确定政策的情况下，情报部门会有选择性地关注外部信息，尽力搜寻或提供支持决策者政策偏好的信息，对与现有政策不一致的信息进行扭曲解读，(99)最终加固了决策者的政策偏见，导致对国家威胁产生错误知觉。这种机理类似于信仰对决策者信息处理方式的影响，如当特朗普2018年谈及中国在美学者时提出“几乎每个到这个国家(美国)的中国学生都是间谍”后，(100)美国司法部就发起了“中国行动计划”，把目标指向在美国任教的中国教师和研究人员，仅在2020年一年就有数千名中国学生的护照被取消。(101)
国内政治过程也可能加剧对国家安全的错误知觉。对国家安全威胁的判断事关国家的安全战略方向，影响众多部门的利益。具有不同利益和政策倾向的政府机构或党派对国家安全的威胁具有不同的看法和期待，从而产生不同的安全感。军事部门通常倾向于夸大国家安全所面临的威胁，以寻求增加军费，在政治上往往被称为鹰派，民事部门特别是被称为鸽派的外交部门则往往对国家安全问题持不同看法。国内政治中的所谓“位置决定立场”的说法在对国家安全威胁的认知方面也有显著的体现，原因在于不同部门的功能存在差异。党派利益和政治倾向也是影响国家安全威胁错误认知的原因。如在古巴导弹危机前夕，美国共和党从国内选举的角度考虑，不断渲染苏联在古巴部署导弹的危险性，以此来批评民主党对古巴问题无所作为；而民主党极力反对共和党的强硬立场，认为共和党是“自我任命的将军，总想将别人的孩子送上战场”。(102)当前，美国军方为增加军费并说服美国国会通过庞大的国防开支，不断鼓吹中国军事实力的增长，(103)目的是为美国拼凑军事同盟创造条件。(104)
五 错误威胁知觉导致错误安全感
国家安全感受取决于国家安全政策制定者对安全环境尤其是国家安全面临主要威胁的认知和判断。消除国家安全所面临的客观威胁既需要制定符合实际的国家安全战略，也需要决策者的主观感受和客观状态保持一致，即实现国家安全威胁的知觉与现实的国家安全威胁一致。
(一)错误威胁知觉产生不合实际的安全感
由于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国家安全政策制定者对本国国家安全威胁的知觉可能是错误的或与国家安全所面临的实际威胁不一致的，即产生不合实际的错误安全感或不安全感，具体表现在两方面：一是没有看到国家安全面临的客观威胁或低估威胁，产生不符合实际的安全感；二是夸大国家安全面临的威胁，产生不符合实际的不安全感。
低估对国家安全的威胁主要体现为低估对方能力和意图、高估自己军事力量或对自身能力过度自信，即“对获取战争胜利的错误希望”。(105)对自身能力的盲目自信和低估国家安全面临威胁的结果是形成不符合实际的安全感，在国家安全受到威胁时或视而不见或无动于衷，难以应对敌方突然采取的行动。如“珍珠港事件”前夕，美国就错误地认为日本的军事与经济能力有限，不具备向美国发动袭击的决心。
过度自信突出体现为不切实际地追求所谓“绝对安全”，忽视政策结果可能对国家安全的威胁而贸然采取行动。然而，在高度相互依存的国际环境中难以实现追求绝对安全，而是会产生一种不切实际的优越感和安全感：在安全上追求不切实际的安全目标，制定不符合实际的安全战略：在军事上奉行干涉主义、扩大武装同盟，甚至发动所谓“先发制人”的军事入侵；在经济上实行“长臂管辖”，动辄对他国进行制裁，破坏正常贸易；在外交上搞“内病外治”，对外转嫁危机的风险；在舆论上煽动分裂、鼓吹对抗的风险。这些做法最终都将南辕北辙，在客观上威胁和损害国家安全。
低估自己的能力和高估国家安全面临的客观威胁也会导致一种不符合实际的不安全感，同样会对客观的国家安全造成危害。高估国家安全面临的威胁就是夸大对手的能力和对手威胁本国国家安全的意图，这将导致国家做出过度反应，对内错误地配置资源、影响经济发展，对外则贸然对“威胁本国安全”的国家进行威慑，让对方感到威胁，导致安全困境加剧甚至酿成冲突。
过高估计国家面临的威胁所表现出的不安全感还可能催生“泛安全化”或“安全扩大化”，同样会导致错误的决策。前文提及的“中国行动计划”即是一例，这个由“恐华症”驱动的行动在进行了一系列莫须有的调查和控告后，美国司法部于2022年2月宣布结束。在类似的氛围下，2023年2月，中国一艘用于气象等科研目的的民用无人飞艇因受西风带影响偏离了预定航线误入美国领空，在美国产生了极大的焦虑和不安。美国舆论引用冷战期间苏联卫星上天后美国所产生的“原子弹鸿沟”为参照，做出一系列过激表态。美国政府则用导弹摧毁中国气球，计划访华的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Antony Blinken)因此取消了行程，使得美国政府要给中美关系加装“护栏”的表态一度沦为空谈。这种行为反映了美国国内一种极度不自信的恐惧症。(106)
美国泛化国家安全概念以及对华近乎歇斯底里的心态和行动已经对中美关系构成严重损害。这种心态所产生的消极政策俯首皆是，如2023年得克萨斯州和佛罗里达州陆续以“国家安全考虑”为由制定法律禁止中国公民在美购置土地、住房或任何房地产。(107)此后有多州跟进推出类似法案，美国国会也已提出四部涉及禁止中国公民购买美国农地的法案。美国国会诬称中国“正利用一切可能的手段和工具监视美国”，试图通过议案禁止TikTok在美国的使用，甚至荒唐地称中国生产的起重机中有“可能对美国的港口构成威胁的零件”。国会为此进行听证调查，引发媒体广泛的操作和鼓噪。(108)美国这种泛化国家安全的行为对其他国家构成了消极影响，在对待中国高新技术企业的产品方面尤为显著。
在相互威胁的关系中，低估或高估威胁(或能力和意图)、对自身应对威胁的能力的高度自信或高度不自信都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低估自己的能力或夸大威胁可能是由错误知觉造成的，也可能是由决策者的政治需求造成的。如美国在2003年入侵伊拉克之前，坚称伊拉克“拥有并可能向恐怖主义者提供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109)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J.Mearsheimer)将这种夸大威胁的说法称为“制造恐怖(fearmongering)”，即旨在发动一场“心理上恐吓运动”，调动美国民众支持政府对伊拉克使用武力，最终沦为世界情报工作史上的笑谈。(110)
高估或低估国家安全威胁两者都属于对威胁的错误认知，均可能导致不符合实际的安全感或不安全感，要使安全感受与客观的安全状态相一致，必须避免对国家安全威胁产生错误认知，探讨错误威胁知觉的形成根源和机理。认知心理学的既有研究把国家安全威胁错误知觉分为无意偏见(unmotivated bias)和有意偏见(motivated bias)。前者也被称为纯粹的认知(purely cognitive)偏见，由认知因素造就；后者则被称为情感驱动(affect-driven)的偏见，由决策者政治和战略利益所产生的情感压力造就。(111)两者均是按照与标准的理性思维方式相背离的方式处理信息得出与实际不一致的错误知觉，从而产生了表现形式不同但都不符合实际的安全感或不安全感。(112)
无意偏见或对国家安全威胁无意识的错误知觉是复杂外部环境和认知能力局限性的混合产物。杰维斯认为：“只要时间和认知能力允许，只要被指出，人们会尽力避免犯这种错误。”(113)这种错误知觉说到底是由大脑能力局限造成的，政治心理学视角更加关注其对威慑战略的影响。(114)有意偏见则来自个人需求和外在困境之间冲突所引发的情绪。即使有人指出这种错误，也只会增加决策者在心理上的不适而往往不会改变其做出的决策，(115)决策者最终可能为此付出巨大代价并承受政策失败的结果。但在政策失败之前，决策者倾向于回避不能容忍的心理压力和冲突。当有意偏见发挥主要作用、一方决策者故意夸大或低估国家安全的威胁时，往往伴随着某种扩张倾向，在这种情况下另一方通常只能选择充实防御并做好应对威胁的准备。
虽然有意偏见和无意偏见产生的机理不同，在现实中两者产生的结果难以准确区分，都可能导致高估或低估威胁。(116)加之影响认知的各种因素并非独立存在而是相互制约形成合力，这些因素都会增加决策者正确理解和认知国家安全威胁的难度，从而加大对国家安全威胁错误知觉出现的可能性。厘清到底是哪一种机制造成了对国家安全威胁的错误知觉并不容易，总体来看，减少国家安全威胁错误知觉的正确做法是把被扭曲的威胁知觉放在一个更大的政治环境下做针对性和具体的分析，进而找出偏见形成的原因。
(二)实现国家安全需要减少错误威胁知觉
探讨国家安全感或不安全感的根源，可以揭示出安全不仅是一种客观的状态，也是一种主观感受。客观国家安全目标的实现需要是消除客观存在的威胁，而消除不安全感或增加安全感很大程度上是由对于威胁的认知所决定。追求国家安全既要消除对国家安全的客观威胁，也需要避免和减少危害国家安全威胁的错误知觉，避免高估或低估国家安全面临的威胁，产生不符合实际的安全感或不安全感。如果对威胁的感知符合实际，针对威胁采取的威慑战略即可消除安全的威胁，从而实现国家安全的目标并可消除不安全感。一旦对国家安全威胁的知觉与现实的威胁不一致，不管是低估还是高估安全风险，都会影响自身的安全感，最终恶化客观安全环境并制约安全目标的实现。
安全感的形成过程表明国家安全是相对而非绝对的。在无政府状态但又相互依赖的国际关系中，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实现每个领域的绝对安全，只能追求相对的国家安全。冷战期间，美苏双方都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具备“相互保证毁灭(MAD)”的能力，通过威胁平衡实现国家安全的目标，维系国际格局的基本稳定。而在冷战后“一超多强”的国际环境下，国家安全或国家威胁基本上都是不对称的。绝对安全在理论上是不可能的，在实践中也是危险的。对一些国家的“绝对安全”往往会造成对其他国家的绝对不安全，使其采取不对称的手段来维护国家安全，以致威胁国际安全格局的平衡。有鉴于此，习近平在2022年博鳌亚洲论坛年会开幕式上提出了全球安全倡议，(117)中国明确表示：“各国安全利益都是彼此平等的。任何国家的正当合理安全关切都应得到重视和妥善解决，不应被长期忽视和系统性侵犯。任何国家在谋求自身安全时都应兼顾其他国家合理安全关切。”(118)这是对个别国家企图追求绝对安全而不考虑或威胁其他国家安全做法的明确反对。
安全是相互而非孤立的。对被对方视为主要威胁的国家来说，为实现自身的安全目标，一方在明确表达自己安全需求的同时，也需要理解对方的安全需求、安全感及其国家对安全威胁的认知，了解对方如何看待自己的行为。当出现不符合实际的知觉偏见时，要进一步厘清其是心理原因造成的无意偏见还是国内政治造成的有意偏见。对待无意偏见，应尽量加强沟通、消除误解，避免发出错误的信号以致陷入安全困境。如果是有意偏见，需要提高警惕，必要时充实国防建设，制定针对性的安全战略。(119)需要指出的是，随着安全领域的不断扩大，实现安全的手段也日益多样化。军事手段仍然是维护传统国家安全的重要手段，但对待非传统安全尤其是消除这一领域的不安全感方面，需要各方消弭和减少彼此对威胁的错误认知，并辅以更多的军控和危机处理措施，特别是强化谈判和沟通等外交手段的应用。
六 结论
本文把安全的理解从客观状态拓展到主观感受，运用心理学理论讨论国家安全观念区分了“安全认知”和“安全感”的概念，在此基础上把简单的国家安全认知分为对危害国家安全威胁的认知以及对国家安全的感受两个阶段，把研究重点从安全感的内容和影响转向对安全感形成的机制和后果，旨在增加安全研究的维度、拓宽安全研究的视野。
国际关系本质上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而在国家安全研究中也应该找回“人”的因素，不仅要关注客观存在的国家安全威胁，还应注重决策者自我心理状态的影响，思考其对威胁的判断是否符合实际。只有以理性的心态对危害国家安全的威胁做出冷静、理性和符合实际的认知和判断，既不夸大也不忽视和遗漏威胁，才能形成符合实际的安全感受，从而制定正确的安全政策，同时消除客观的威胁以及不符合实际的不安全感或错误的安全感，实现主客观双重安全。就此而言，本文的主要启示在于，在国家安全乃至整个国际关系研究中，不仅“要把当今世界的风云变幻看准、看清、看透，从林林总总的表象中发现本质”，(120)而且要养成积极健康的心理状态，真正做到以人为本，既研究世界，也研究人；既了解对手，也了解自己，做到知己知彼。
感谢《世界经济与政治》匿名审稿专家提出的宝贵意见与建议，文中疏漏由笔者负责。
截稿：2024年9月
注释：
①《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对“安全”做出如下界定：“国家安全是指国家政权、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人民福祉、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国家其他重大利益相对处于没有危险和不受内外威胁的状态，以及保障持续安全状态的能力。”余潇枫认为，国家安全是指“国家生存免于危险与威胁，或者说国家没有受到外部的侵害与威胁，没有产生内部的混乱与动荡”。参见余潇枫主编：《非传统安全概论》(第三版上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21页。
②朱晨歌、尹继武：《美国拜登总统的国家安全战略思维》，载《国际安全研究》，2022年第6期，第5页。
③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出：“我们要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所需所急所盼，让人民共享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方面发展成果，有更多、更直接、更实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把客观“收益”与主观“感受”放到同样的位置，提出了国家安全研究中的“安全感”的问题。参见《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183页。
④方晓：《大国引导、信任生成与东盟国家对华安全感》，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22年第6期，第132-155页；谢川豫：《最具安全感国家是怎样炼成的》，载《人民论坛》，2018年第8期，第14页。
⑤辞海编辑委员会：《辞海》(第3版)，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年版；辞海编辑委员会：《辞海》(第4版)，上海辞书出版社1989年版。
⑥辞海编辑委员会：《辞海》(第5版)，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年版，第1301页。
⑦辞海编辑委员会：《辞海》(第6版普及本)，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年版，第53页。
⑧辞海编辑委员会：《辞海》(第6版普及本)，第1393页。
⑨辞海编辑委员会：《辞海》(第7版)，上海辞书出版社2020年版。
⑩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第1版)，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6页。
(11)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7页。
(12)A.H.马斯洛著，许金声、程朝翔译：《动机与人格》，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48-51页。
(13)《战国策·第十三卷·齐策六》。
(14)《左传·成公十三年》。
(15)《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234页。
(16)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办公室：《总体国家安全观学习纲要》，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12页。
(17)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办公室：《总体国家安全观学习纲要》，第12页。
(18)Harold Sprout and Margaret Sprout,The Ecological Perspective on Human Affairs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International Politics,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5,pp.28-30,p.224.
(19)Donald M.Snow,National Security,New York:Routledge,2019,p.6.
(20)如《国联盟约》中确定了国际联盟的主要职能是“促进国际合作，实现国际和平与安全”。参见"The Covenant of the League of Nations," https://gffgg733bf68fa776456esnbxfofp6wxqn6vq5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ld.php? content_id=32971179，访问时间：2024年5月22日。
(21)于铁军：《霸权的护持：冷战时期美国的国家安全研究》，载《国际政治研究》，2022年第5期，第10-12页。
(22)Stephen M.Walt,"The Renaissance of Security Studie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Vol.35,No.2,1991,p.212.
(23)汉斯·摩根索著，徐昕等译：《国家间政治：权力斗争与和平》(第七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9页。
(24)Kenneth N.Waltz,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Reading:Addison-Wesley Publishing Company,1979,p.126.
(25)斯蒂芬·沃尔特著，周丕启译：《联盟的起源》，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页。
(26)Daniel Stevenson and Nick Vaughan-Williams,Everyday Security Threats:Perceptions,Experiences,and Consequences,Manchester: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2017,pp.17-18.
(27)James D.Fearon,"Rationalist Explanations for Wa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49,No.3,1995,p.391; James M.Goldgeier,"Psychology and Security," Security Studies,Vol.6,No.4,1997,p.149；约翰·米尔斯海默著，阙天舒译：《常规威慑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15、46-47页。
(28)巴瑞·布赞等编著，朱宁译：《新安全论》，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3-14、22-23页。
(29)巴瑞·布赞等编著：《新安全论》，第43页。
(30)David Campbell,Writing Security:United States Foreign Policy and the Politics of Identity,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92,pp.1-3.
(31)Chengxin Pan,"Why Is China America's Favorite Threat," in Maria Adele Carrai,Jennifer Rudolph and Michael Szonyi,eds.,The China Question 2:Critical Insights into US-China Relation,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22,p.44.
(32)斯蒂芬·范·埃弗拉著，何曜译：《战争的原因：权力与冲突的根源》，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7页。
(33)修昔底德著，徐松岩译：《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上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73页。
(34)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上卷)，第73页。
(35)格雷厄姆·艾利森著，陈定定、傅强译：《注定一战：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54页。
(36)Leonie Huddy,Stanley Feldman and Christopher Weber,"The Political Consequences of Perceived Threat and Felt Insecurity,"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Vol.614,2007,p.132; David Patrick Houghton,Political Psychology:Situations,Individuals,and Cases,New York and Abingdon:Routledge,2009,p.202.
(37)Martha Crenshaw,"The Psychology of Political Terrorism," in Margaret G.Hermann,ed.,Political Psychology:Cotemporay Problems and Issues,New York:Jossey-Bass,1986,p.400.
(38)Danald M.Snow,National Security,p.6.
(39)James M.Goldgeier,"Psychology and Security," p.165.
(40)Robert Jervis,"Introduction:Approach and Assumptions," in Robert Jervis,Richard Ned Lebow and Janice Gross Stein,eds.,Psychology and Deterrence,Baltimore:Th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85,p.4.
(41)Robert Jervis,"Deterrence and Perception,"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7,No.3,1982/1983,p.3.
(42)这也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组织法中的开篇句，参见《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组织法》(2022年版)，https://gffgg182a6167832a4d69snbxfofp6wxqn6vq5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ark:/48223/pf0000382500_chi，访问时间：2024年8月10日。
(43)James M.Goldgeier,"Psychology and Security," p.148.
(44)Arthur A.Stein,"When Misperception Matters," World Politics,Vol.34,No.4,1982,p.505.
(45)Robert Jervis,"Cooperation Under the Security Dilemma," World Politics,Vol.30,No.2,1978,pp.167-214.
(46)Leonie Huddy,Stanley Feldman and Christopher Weber,"The Political Consequence of Perceived Threat and Felt Insecurity," p.136.
(47)Robert Jervis,"Introduction:Approach and Assumptions," p.6.
(48)Danald M.Snow,National Security,p.7.
(49)"Remarks by Secretary of the Treasury Janet L.Yellen on the U.S.-China Economic Relationship at Johns Hopkins School of Advanced International Studies," https://gffgg29b723eea9d14c65snbxfofp6wxqn6vq5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news/press-releases/jy1425，访问时间：2024年5月2日。
(50)《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就中国外交政策和对外关系回答中外记者提问》，载《人民日报》，2024年3月8日。
(51)Robert Jervis,"War and Misperception War," The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Vol.18,No.4,1988,p.675.
(52)较高级的储存单位，相当于千万亿字节。
(53)Pauline Kerr and Geoffrey Wiseman,eds.,Diplomacy in a Globalizing World:Theories and Practices,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3,p.259.
(54)转引自Robert Jervis,Why Intelligence Fails:Lessons from the Iranian Revolution and the Iraq War,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10,p.156。
(55)转引自Robert Jervis,Why Intelligence Fails:Lessons from the Iranian Revolution and the Iraq War,p.156。
(56)《习近平同美国总统拜登通电话》，载《人民日报》，2024年4月3日。
(57)理查德·内德·勒博著，赵景芳译：《和平与战争之间：国际危机的性质》，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21-122页。
(58)Robert Jervis,"War and Misperception War," p.680.
(59)Deborah Welch Larson,Origins of Containment:A Psychological Explanation,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5,p.51; Yuen Foong Khong,Analogies at War:Korea,Munich,Dien Bien Phu,and the Vietnam Decisions of 1965,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2,pp.25-26.
(60)Janice Gross Stein,"Threat Perception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Leonio Huddy,David O.Sears and Jack S.Levy,eds.,The Oxford Handbook of Political Psychology(2nd edition),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3,pp.364-394.
(61)Janice Gross Stein,"Building Politics into Psychology:The Misperception of Threat," Political Psychology,Vol.9,No.2,1988,pp.249-250.
(62)Robert Jervis,"Introduction:Approach and Assumptions," p.3.
(63)沈志华：《观察“冷战发生”的新视角——写在〈经济漩涡：观察冷战发生的新视角〉出版之前》，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1期，第54-55页。
(64)David Campbell,Writing Security:United States Foreign Policy and the Politics of Identity,p.159,p.163.
(65)Ole R.Holsti,"The Belief System and National Images:A Case Study," in James Rosenau,ed.,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Foreign Policy,New York:Free Press,1967,pp.543-550.
(66)"Because China Isn't 'Caucasian,' The US.Is Planning for a 'Clash of Civilizations,' That Could Be Dangerous," https://gffggd01a3beff73c412esnbxfofp6wxqn6vq5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politics/2019/05/04/because-china-isnt-caucasian-us-is-planning-clash-civilizations-that-could-be-dangerous/，访问时间：2024年9月5日；于滨：《美国对华政策中的“文明”问题》，载王缉思主编：《中国国际战略评论2019》(下)，世界知识出版社2019年版，第57页。
(67)Margaret G.Hermann,"Explaining Foreign Policy Behavior Using the Personal Characteristics of Political Leader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Vol.24,No.1,1980,pp.7-46; Margaret G.Hermann and Charles F.Hermann,"Who Make Foreign Policy and How:An Empirical Inquiry,"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Vol.33,No.4,1989,pp.361-387.
(68)Janice Gross Stein,"Threat Perception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378.
(69)Janice Gross Stein,"Building Politics into Psychology:The Misperception of Threat," p.252.
(70)George P.Lakoff,Women,Fire,and Dangerous Things:What Categories Reveal About the Mind,Chicago and London: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7,p.5.
(71)David Campbell,Writing Security:United States Foreign Policy and the Politics of Identity,p.8.
(72)David Campbell,Writing Security:United States Foreign Policy and the Polities of Identity,p.3.
(73)Alexander Wendt,"Constructing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20,No.1,1995,p.73.
(74)K.P.O'Reilly,"Perceiving Rogue States:The Use of the 'Rouge State' Concept by U.S.Foreign Policy Elites'," Foreign Policy Analysis,Vol.3,No.4,2007,pp.295-315; Mary Caprioli and Peter F.Trumbore,"Rhetoric Versus Reality:Rouge States in Inter-State Conflict," Th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Vol.49,No.4,2005,pp.770-791.
(75)Andrea Kendall-Taylor and Richard Fontaine,"The Axis of Upheaval:How America's Adversaries Are Uniting to Overturn the Global Order," Foreign Affairs,Vol.103,No.3,2024,pp.50-63.
(76)Stephan M.Walt,"Liberal Illusions Caused the Ukraine Crisis," https://gffgg7d48fc043c504182snbxfofp6wxqn6vq5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2022/01/19/ukraine-russia-nato-crisis-liberal-illusions，访问时间：2024年7月2日。
(77)参见西仁塔娜：《国际关系归因理论的发展与评析》，载《理论界》，2014年第7期，第168-169页；唐世平、张旻：《一个新的国际关系归因理论——不确性的维度及其认知挑战》，载《国际安全研究》，2014年第2期，第3-41页。
(78)Karl Gustafsson,"International Reconciliation on the Internet? Ontological Security,Attribution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War Memory Narratives in Wikipedia," International Relations,Vol.34,No.1,2020,pp.3-24.
(79)Joshua D.Kertzer,Ryan Brutger and Kai Quek,"Perspective-Taking and Security Dilemma Thinking:Experimental Evidence from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World Politics,Vol.76,No.2,2024,pp.334-378.
(80)Stephen M.Walt,"The Renaissance of Security Studies," p.218.
(81)Yuen Foong Khong,Analogies at War:Korean,Munich,Dien Bien Phu,and the Vietnam Decision of 1965,p.22.
(82)Robert Jervis,Perception and Mispercep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6,p.226.
(83)Yuen Foong Khong,Analogies at War:Korean,Munich,Dien Bien Phu,and the Vietnam Decision of 1965,p.22.
(84)Yuen Foong Khong,Analogies at War:Korean,Munich,Dien Bien Phu,and the Vietnam Decision of 1965,pp.254-263; Earnest R.May,"Lessons" of the Past:The Use and Misuse of History i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3,pp.143-190.
(85)Earnest R.May,"Lessons" of the Past:The Use and Misuse of History i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p.179.
(86)《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446页。
(87)《丰收之旅引领中美关系未来》，载《人民日报》，2015年10月3日；《不可或缺的中国作用》，载《人民日报》，2016年1月15日。
(88)《关于中美关系的几点思考——前驻美大使崔天凯在2021年国际形势与中国外交研讨会上讲话》，https://gffgg7d1e294228ef4459snbxfofp6wxqn6vq5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xwdt/202112/t20211224_8341.html，访问时间：2024年5月15日。
(89)《“在历史关头，我们共同作出了正确的选择”——习近平主席出席中美元首旧金山会晤纪实》，载《人民日报》，2023年11月19日。
(90)Keith L.Shimko,"Foreign Policy Metaphor:Falling 'Dominoes' and Drug 'Wars'," in Laura Neack,et al.,eds.,Foreign Policy Analysis: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Its Second Generation,Englewood Cliffs:Prentice Hall,1995,p.78.
(91)Erin Steuter and Deborah Wills,At War with Metaphor Media,Propaganda,and Racism in the War on Terror,Lanham and Plymouth:Lexingdon Books,2008.
(92)参见李嘉宝：《所谓“中国债务陷阱”纯属“话语陷阱”》，载《人民日报》(海外版)，2022年8月22日。
(93)《斯里兰卡“因中国项目陷债务危机”？》，载《环球时报》，2022年7月17日。
(94)Keith L.Shimko,"Metaphors and Foreign Policy Decision Making," Political Psychology,p.666.
(95)Robert Jervis,"Perceiving and Coping with Throat," p.25
(96)Jean Bodin,Six Books of the Commowealth,New York:Barnes & Noble,1955,p.168.
(97)Anthony J.Blinken,"The Administration's Approach to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https://gffgg2635104f27b14872snbxfofp6wxqn6vq5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the-administrations-approach-to-the-peoples-republic-of-china/，访问时间：2024年5月22日。
(98)Donald M.Snow,National Security,pp.6-8.
(99)Robert Jervis,Why Intelligence Fails:Lessons from the Iranian Revolution and the Iraq War,p.169; Graham Allison,"Conceptual Models and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63,No.3,1969,pp.712-713.
(100)Annie Karni,"Trump Rants Behind Closed Doors with CEOs," https://gffggdfca497fd3cd4bf0snbxfofp6wxqn6vq5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story/2018/08/08/trump-executive-dinner-bedminster-china-766609，访问时间：2024年6月2日。
(101)Gideon Lewis-Kraus,"Have Chinese Spies Infiltrated American Campuses?" https://gffggea997b2c03ef4a07snbxfofp6wxqn6vq5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magazine/2022/03/21/have-chinese-spies-infiltrated-american-campuses，访问时间：2024年4月25日。
(102)Graham T.Allison,"Conceptual Models and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 p.712.
(103)Fareed Zakaria,"The Pentagon Is Using China as an Excuse for Huge New Budgets," The Washington Post,March 18,2021;"Washington Is Exaggerating China's Military Budgets,Pentagon and Congressional Hawks Arc Overestimating Their Rival," https://gffgg7d48fc043c504182snbxfofp6wxqn6vq5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2024/01/17/united-states-military-budget-china-hawks-congress/，访问时间：2024年6月7日。
(104)"Who Benefits from Confrontation with China?" https://gffgg55bf80143b324dffsnbxfofp6wxqn6vq5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2023/03/11/opinion/china-us-relationship.html，访问时间：2024年6月9日。
(105)斯蒂芬·范·埃弗拉：《战争的原因：权力与冲突的根源》，第17-18页。
(106)徐宇深：《美国何以得了中国恐惧症？》，https://gffgg54e5c79463154846snbxfofp6wxqn6vq5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2023/03/19/xys-62774/，访问时间：2024年6月11日。
(107)Howard W.French,"The U.S.Overreacted to the Chinese Spy Balloon.That Scares Me," https://gffgg7d48fc043c504182snbxfofp6wxqn6vq5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2023/02/13/china-spy-balloon-us-response-biden-cold-war/? utm_source=PostUp&utm_medium=email&utm_campaign=FP%％20This％20Week&utm_term=69568&tpcc=FP％20This％20，访问时间：2024年6月12日。
(108)在美国国会对中国上海生产的起重机进行调查和听证后，美国媒体进行了广泛系统的跟进，其中以《华尔街日报》的系列报告最为典型。参见Aruna Viswanatha,et al.,"Pentagon Sees Giant Cargo Cranes as Possible Chinese Spying Tools," The Wall Street Journal,March 5,2023; Dustin Volz,et el.,"U.S.to Invest Billions to Replace China-Made Cranes at Nation's Ports," The Wall Strait Journal,February 21,2024; Dustin Volz,"Espionage Probe Finds Communications Device on Chinese Cranes at U.S.Ports," The Wall Street Journal,March 7,2024; Gordon Lubold and Aruna Viswanatha,"Congress Seeks Details on Spying Risks from Chinese Cargo Cranes," The Wall Strait Journal,April 3,2023。
(109)Robert Jervis,Why Intelligence Fails:Lessons from the Iranian Revolution and the Iraq War,p.161.
(110)John J.Mearsheimer,Why Leaders Lie: The Truth About Lying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1,p.35.
(111)Janice Gross Stein,"Building Politics into Psychology:The Misperception of Threat," p.248; Richard Ned Lebow,Between Peace and War:The Nature of International Crisis,Baltimore: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81,pp.111-112; Robert Jervis,"Perceiving and Coping with Threat," p.18.
(112)Robert Jervis,"Introduction:Approach and Assumptions," p.4.
(113)Robert Jervis,"Introduction:Approach and Assumptions," p.4.
(114)Robert Jervis,"Introduction:Approach and Assumptions," p.4.
(115)Robert Jervis,"introduction:Approach and Assumptions," p.4.
(116)Janice Gross Stein,"Building Politics into Psychology:The Misperception of Threat," p.257.
(117)《习近平在博鳌亚洲论坛2022年年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 提出全球安全倡议 强调人类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 各国要坚定信心 同心合力 和衷共济 合作开创未来》，载《人民日报》，2022年4月22日。
(118)《全球安全倡议概念文件》，载《人民日报》，2023年2月22日。
(119)Robert Jervis,"Perceiving and Coping with Threat," p.33.
(120)《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第44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