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确立了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的宏伟目标，提出了“聚天下英才而用之”的新理念新战略新举措。“聚天下英才而用之”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人才工作的重要思想，也是新时代做好人才工作的基本要求。“聚天下英才而用之”理念的形成具有深厚的思想理论、文化传承、历史实践的渊源，以马克思主义“人的解放”思想为哲学根基，汲取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天下英才为我所用”的治国智慧，升华了中国共产党在长期治国理政实践中积累的宝贵经验。“聚天下英才而用之”是一种基于“人才解放”的制度优势和“全球集聚”的人才扩维的人才开放理念。就其内涵而言，“聚天下英才而用之”在价值目标、竞争态势、治理方式上体现为开放创新、开放竞争、开放治理等基本意蕴。就其实践发展而言，在人才发展治理上确立了“聚天下英才而用之”的战略格局，构建了以“更加积极、更加开放、更加有效”为特征的人才政策体系，致力于营造具有中国特色和国际竞争力的人才发展生态系统，为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建构国际人才竞争比较优势、加速推动中国建成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人才中心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指引。
关键词：“聚天下英才而用之”；人才工作；人才开放创新；人才开放竞争；人才开放治理
吴江，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原院长，西南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导师；冯定国，西南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 学院博士研究生。
文章来源：《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26年第3期，参考文献从略。
“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识”[1]。人才的对外开放是中国加快形成全球人才竞争比较优势的重要方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国家对外开放，必须首先推进人的对外开放，特别是人才的对外开放”[2]。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开放的世界眼光领导推动人才工作，提出了“聚天下英才而用之”的新理念新战略新举措。“聚天下英才而用之”旨在以更加开放包容的姿态吸引全球英才，实施更加积极、更加开放、更加有效的人才政策，让各类人才各得其所、各展其长，构建起兼具中国特色与国际竞争力的人才制度体系，为赢得国际人才竞争主动、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提供了根本遵循。
一、“聚天下英才而用之”理念形成的渊源
“聚天下英才而用之”理念的形成具有深厚的思想理论、文化传承、历史实践的渊源。马克思主义“人的解放”思想为其提供了根本理论指引，通过拓展人才维度，构建了“聚天下英才而用之”理念的价值内核；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天下英才为我所用”的观念，历经两千年积淀形成的广纳贤才基因，为“聚天下英才而用之”理念注入了深厚的文化滋养；中国共产党在长期治国理政实践中，通过不同时期组织路线指引下的识人用人实践，为“聚天下英才而用之”理念的形成提供了坚实的实践支撑。
（一）从马克思主义“人的解放”到“人才解放”的理论升华
“聚天下英才而用之”以马克思主义“人的解放”思想为哲学根基，立足建设人才强国需求，着眼对内解放人才、对外开放人才的双重价值维度，实现了人才发展理念的时代变革，彰显了人才高质量发展导向与赢得国际竞争主动的有机统一。“聚天下英才而用之”理念以“聚”的开放提升人才国际竞争力，以“用”的解放激活人才创造力，完成了从“人的解放”到“人才解放”的理论升华。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的解放”的思想是关于“现实的人”的全方位、多层次的解放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对于“人的解放”中的“人”在其本质属性上，是指“现实的个人”。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将“现实的个人”明确界定为“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生产活动的一定的个人”，“这些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3]，颠覆了将人视为精神、概念、意志附属物的传统认知，确立了人作为社会生活主体和社会活动灵魂的根本地位，将人的本质理解为由物质生产条件制约的感性实践活动，把对人的分析扎根于广阔真实的社会结构之中，从而为推动人在现实社会生产实践中的解放奠定了理论基础。
人才作为现实社会中具备科学素养、专业知识和创新能力的社会个体，正是“现实的个人”在特定领域的具体呈现，是作为“有生命的个人”在特定领域从事实际生产活动的存在，是特定领域社会关系的产物与实践主体。恩格斯在《致国际社会主义者大学生代表大会》的贺信中探讨过“工人的解放”和“人才解放”之间的联系，认为“工人的解放”需要专门人才，指出“而工人阶级的解放，除此之外还需要医生、工程师、化学家、农艺师及其他专门人才，因为问题在于不仅要掌管政治机器，而且要掌管全部社会生产，而在这里需要的决不是响亮的词句，而是扎实的知识”[4]。因此，“专门人才”的知识化、专业化、科学化发展以至解放生产力，是“工人阶级解放”的必由之路。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的解放”的思想，也内在地蕴含着“人才解放”的实践命题。
人或人才的发展并不是孤立封闭的过程，其创新活力与价值实现必然依赖开放的社会交往与全球范围的生产活动联结。马克思主义视域下的共产主义社会，是“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5]的自由人联合体，而开放是通往这一理想社会的必经之路。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明确指出，只有通过开放交往，单个人才能“摆脱种种民族局限和地域局限而同整个世界的生产（也同精神的生产）发生实际联系，才能获得利用全球的这种全面的生产（人们的创造）的能力”[6]。马克思还进一步区分了“政治解放”与真正的“人的解放”，将“人的解放”归结为人自身发展的必备条件，将人的自由发展归结为现实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深刻指出，“任何解放都是使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回归于人自身”[7]，从而揭示了所有解放的终极指向都是人的解放。马克思将“解放全人类”的历史使命诉诸主体关系中的人，强调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归还于人自身，认为只有消除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的分裂，把个人从对物的依赖中解放出来，才能实现真正的解放。马克思所说的“人的解放”是让个体在解放进程中现实地融入社会，成为“社会化的人类”，进而实现人道主义与自然主义的辩证统一。
“聚天下英才而用之”创造性地揭示了马克思关于“人的解放”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现代开放社会的基本运动规律。“聚天下英才而用之”的“聚”是立足建设世界人才强国、形成人才国际竞争比较优势的战略高度，将人才的创造活力从狭隘的领域和特定的关系中解放出来，使其融入国家现代化建设和促进人类文明进步的宏伟事业，成为推动历史前行的“现实的、活生生的人”、自由全面发展的人，最终推动社会成为“一切人自由发展的联合体”。“聚天下英才而用之”的“用”则是一种人才解放，是以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精神，克服人才发展中体制僵化、流动障碍、评价偏颇、培养滞后、激励不足等种种羁绊，把人才从狭隘的地域、身份与关系束缚中解放出来，营造“人人渴望成才、人人努力成才、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展其才的良好局面”[8]，实现“人的世界回归人自身”。“聚天下英才而用之”深化和推进了“人的解放”进程，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解放”思想在人才维度的理论扩展和延伸。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天下英才为我所用”的思想传承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人才思想，其中“天下英才为我所用”的开放用人理念，是“聚天下英才而用之”理念形成的文化基因。“聚天下英才而用之”汲取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为政之要，惟在得人”“举贤才”“有教无类”等治国理政智慧，是“天下英才为我所用”开放用人理念的时代升华和创新发展。
中华民族人才开放思想最早发轫于先秦时期。儒家最先提出“举贤才”的主张，孔子强调“有教无类”，打破了贵族对教育的垄断，推动了教育、培养人才的开放，为人才的广泛涌现创造了条件。孟子进一步发展了开放人才思想，提出“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孟子·公孙丑上》），明确主张尊重人才、任用贤能，并将“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孟子·尽心上》）列为君子治世“三乐”之一，使得人才选拔培养突破了血缘与地域的局限，彰显了对人才的高度重视与开放胸怀。在“礼崩乐坏”的社会变革中，各诸侯国为争霸图强，也纷纷打破世卿世禄制的血缘桎梏，开启开放人才的初步探索。齐桓公采纳管仲“选天下之豪杰，致天下之精材，来天下之良工，则有战胜之器矣”（《管子·小问》）的建议，设立“庭燎招士”制度，不问出身招揽天下贤才，成就“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霸业。秦国商鞅变法明确提出“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史记·商君列传》），以军功爵制打破贵族特权，同时颁布《求贤令》吸纳各国人才。齐国稷下学宫打破国别、学派限制，广纳天下学者，成为古代开放人才的典范。总之，先秦各诸侯国以实用为根本，奠定了“英雄不问出处”的求贤理念，初步形成了“天下英才为我所用”的开放意识。
汉唐时期，随着丝绸之路的开辟与盛世气象的形成，人才理念的开放性从地域开放、身份开放延伸至民族开放与国际开放，形成多层次、全方位的开放格局。汉高祖刘邦颁布《求贤诏》，明确提出“贤士大夫有肯从我游者，吾能尊显之”（《汉书·高帝纪》），打破秦代“以吏为师”的局限，吸纳儒生、谋士等各类人才。汉武帝刘彻进一步打破察举制的地域壁垒，推行“州郡察举”与“征召制”并行，形成“群士慕向，异人并出”的人才局面。同时，汉朝对边疆民族人才采取包容政策，成为民族人才开放的先河。隋朝时期，为打破门阀士族对官场的垄断，首创科举制，“分科举人”取代“九品中正制”，使人才选拔从家世门第转向学识才能，实现了人才选拔的社会性开放。据史料记载，唐代中国通使交好的国家达到70多个，当时的首都长安，来自各国的使臣、商人、留学生云集成群。唐代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促进了中华文化远播世界，也促进了各国文化物产传入中国。唐朝的科举制增设进士科、明经科等科目，扩大录取范围，唐太宗尝私幸端门，见新进士缀行而出，喜曰：“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唐摭言·卷一》）。此外，唐朝还设立“鸿胪寺”管理外国人才事务，形成“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和贾舍人早朝大明宫之作》）的人才盛况，将中国古代的人才开放推向最高潮。
宋元明清人才开放内核深化。北宋在科举中开创“锁院制”“糊名法”保障公平，元朝推行“多元融合”的用人观，忽必烈重用刘秉忠等汉臣，阿合马、扎马鲁丁等色目、回回人才分管财政与天文。明清时期，受“海禁”“闭关锁国”政策影响，对外人才交流虽有收缩，但“延揽人才”的开放内核始终未变，尤其在专业人才领域的开放态度更为鲜明。朱元璋对实用人才极为重视，颁布《求贤令》，设科取士，以网罗天下贤才。明代中后期，随着西方传教士来华，人才开放聚焦于科技文化领域，外国人才带来了数学、理工、化学、天文、地理、生物、医学等方面的先进知识和技术，也把中华文化传播到了外国。徐光启与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合作翻译《几何原本》，引入西方数学知识；德国传教士汤若望协助徐光启编撰《崇祯历书》，推动中西方天文学的交流发展。清朝顺治、康熙两位皇帝延续了对专业人才的开放态度，聘请西方传教士参与历法修订、皇宫建筑设计与科技研发，法国传教士白晋、张诚曾为康熙讲授西方数学、天文知识，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主持制造天文仪器与火炮，为巩固统治提供技术支撑。
“聚天下英才而用之”旨在形成不唯地域引进人才、不求所有开发人才、不拘一格用好人才的制度环境，正是传承了优秀传统文化“广开进贤之路、广纳天下英才”的开放胸怀，吸收了“邦之兴，由得人也；邦之亡，由失人也”（《策林·辨兴亡之由》）的历史经验，对“海纳百川，有容乃大”“选贤任能、唯才是举”理念的当代诠释。“聚天下英才而用之”是将传统文化中的求贤智慧与当代建设人才强国使命有机融合，为构建开放包容的人才发展新格局提供了深厚的文化底蕴，更为新时代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人才中心、助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筑牢了文化根基与精神支撑。
（三）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对外开放的实践延展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都有大量的海外专家到中国帮助和支持中国人民的解放和建设事业。中国共产党始终以开放视野谋划民族复兴和国家发展，在不同历史时期形成了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开放思想与实践。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突破封锁的初步探索，到改革开放后全方位融入世界，再到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开放发展道路，为国家富强、民族复兴注入了不竭动力。
新中国成立之初，党中央发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毛泽东、周恩来亲自推动海外人才报效祖国。1949年12月，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就成立了“办理留学生回国事务委员会”，统筹负责回国留学生的接待事宜，并在北京、广州、上海等地设立留学生回国招待所。周恩来通过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代表党和政府向海外人才发出“祖国需要你们”的热切“召唤书”，宣布政府对于留学生回国，不管先后我们都一律欢迎，一视同仁，诚挚邀请身居海外的知名学者和青年才俊回国参加新中国建设，而且允许来去自由，充分表达了对海外人才的高度期盼与渴望。从1949年8月到1956年10月，以钱学森、邓稼先、李四光、华罗庚、傅鹰、葛庭燧、叶笃正、黄昆、赵忠尧、程开甲、谢希德、梁思礼、师昌绪、吴冠中和吴良镛等为代表的约2290位海外留学生，怀着一颗拳拳报国之心，毅然回到祖国母亲的怀抱，为新中国的科技、教育、国防等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推动了中国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
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邓小平深刻把握时代主题变化，将对外开放提升至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推动新中国开放事业实现历史性跨越。1978年3月，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上明确指出：“独立自主不是闭关自守，自力更生不是盲目排外。科学技术是人类共同创造的财富。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都需要学习别的民族、别的国家的长处，学习人家的先进科学技术”[9]。邓小平这一讲话打破了思想禁锢，为对外开放奠定了理论基础。此后，邓小平反复强调开放的必要性与长期性，提出“中国要谋求发展，摆脱贫穷和落后，就必须开放”[10]，明确中国的对外开放“不是短期的政策，是个长期的政策，最少五十年到七十年不会变”[11]。针对当时社会对开放政策的疑虑，邓小平指出：“我们的开放政策不会导致资本主义。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会有一部分资本主义的东西进入。但是，社会主义的力量更大，而且会取得更大的发展。社会主义的比重将始终占优势。”[12]在邓小平的对外开放主张下，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1983年7月，邓小平发表“利用外国智力和扩大对外开放”的重要谈话，同年8月和9月中央相继发布《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引进国外智力以利四化建设的决定》《国务院关于引进国外人才工作的暂行规定》，标志着人才对外开放从实践探索上升为制度安排。随着开放实践的深入，党的十五大进一步提出“面对经济、科技全球化趋势，我们要以更加积极的姿态走向世界，完善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13]。江泽民指出，“要积极创造条件，热忱欢迎留居海外的科技人员回国工作，或以各种形式为祖国现代化建设服务”[14]，“积极引进国外智力，吸收和借鉴世界各国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以及其他一切文明成果，加快自己的发展，是我国对外开放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15]。党的十七大将“改革开放”明确概括为“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对外开放成为中国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支撑。胡锦涛指出，“要善于利用国际国内两种人才资源，做到自主培养开发人才和引进海外人才并重”[16]，要制定和完善政策措施，积极引进海外人才和智力，要坚持扩大人才工作对外开放，做好人才“引进来”和“走出去”工作，加强人才和人才开发国际交流合作。根据教育部公布的数据，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出国留学规模持续增长，1978年至2024年，我国各类出国留学人员累计达888万人，其中已完成学业的有743万人，644万人在完成学业后选择回国发展，并累计有数百万人次的外国专家来到中国工作[17]，在推动中外科技文化交流、高层次人才培养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聚天下英才而用之”是中国共产党对外开放实践在人才领域的集中体现。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中，始终将对外开放视为事业发展的关键要素，为“聚天下英才而用之”理念的形成提供了深厚的实践借鉴。“聚天下英才而用之”立足新的历史方位，总结中国共产党对外开放的历史经验，将人才开放置于国家对外开放总体布局的突出位置，坚持党对人才工作的全面领导，践行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主张实行更加积极、更加开放、更加有效的人才政策，推动人才开放从“引进来”为主向“引进来”与“走出去”并重转变，重视人才制度型开放与人才安全风险防控的系统治理体系建设，实现了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中开放实践的历史性跨越和理论认识的历史性飞跃，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与时俱进的执政智慧与海纳百川的开放格局。
二、“聚天下英才而用之”理念的本质属性
“聚天下英才而用之”着眼于对内解放人才和对外开放人才两个维度，升华了人才发展理念的时代价值，彰显了人才高质量发展导向与赢得国际竞争主动的中国特色。一方面，通过“解放人才”的制度“放权松绑”，打破传统体制机制对人才的束缚，重新确立人才在发展中的主体地位，激发人才的自主创新活力与主观能动性，实现人才价值的充分释放和人才的主体回归；另一方面，以“全球集聚”的开放胸怀突破地域、国界、身份等限制，全面提升我国全球配置人才资源的能力，构建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人才开放格局，形成国际人才竞争比较优势。
（一）人才的主体回归：“解放人才”的主体重塑
人才的主体回归是“解放人才”的本质，是“聚天下英才而用之”的人才主体重塑过程，即打破一切束缚人才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让人才资源成为国家发展与社会进步的主体力量，这是对马克思主义“人的解放”思想的具体践行。
在传统人才管理模式中，人才往往处于被动接受管理的地位，身份壁垒、编制限制、论资排辈等问题成为制约人才发展的“枷锁”，压抑了人才的创新活力与主观能动性，遮蔽了人才的主体价值。“聚天下英才而用之”着眼于更加宽广的人才发展内涵和空间，将“解放人才”作为解放生产力的前提条件，通过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推动人才从被动管理对象转变为发展主体力量，为“解放人才”的主体重塑注入了鲜活的时代意蕴。早在2009年，习近平同志在第四届全国杰出专业技术人才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中首次提出“解放人才”，指出，要“坚持解放思想、解放人才、解放科技生产力，以改革创新精神推进人才队伍建设，以人才发展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18]。2010年5月，他在第二次全国人才工作会上进一步强调指出，“要坚持和完善党管人才原则，切实改进党管人才方法，真正做到解放人才、发展人才、用好用活人才”[19]。“解放人才”是党管人才的重要任务，“解放人才”的要求为打破体制机制障碍、激发人才创新创造活力提供了根本遵循。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人才解放”置于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通过赋予人才技术路线决定权、经费使用权、资源调度权等一系列深层次的体制机制改革，让人才回归创新创造的主体地位，使人才的专业特长与创新意愿成为推动发展的内生动力，推动人才主体地位的实质性回归。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就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着力破除体制机制障碍，向用人主体放权，为人才松绑，让人才创新创造活力充分迸发，使各方面人才各得其所、尽展其长”[20]。习近平总书记还进一步明确“为人才松绑”的具体举措，即要建立以创新价值、能力、贡献为导向的人才评价体系，破除“四唯”（即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顽疾。2020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四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用好人才评价这个‘指挥棒’，完善科技人员绩效考核评价机制，把科研人员创造性活动从不合理的经费管理、人才评价等体制中解放出来，营造有利于激发科技人才创新的生态系统”[21]。2021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人才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指出，“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破’得不够、‘立’得也不够，既有中国特色又有国际竞争比较优势的人才发展体制机制还没真正建立”[22]。2025年10月，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对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作出重要部署。2025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进一步提出做好新形势下经济工作“必须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23]，“人的解放”与“人才解放”对于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聚天下英才而用之”直面人才发展中存在的各种错误思想观念和深层次的体制机制问题，破除体制机制障碍，把人才从各种不必要的限制和桎梏中解放出来，将人才的爱国奉献需求与成长规律置于优先位置，把坚持以用为本作为人才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使人才从被动接受管理的客体转变为引领驱动创新的主体，在职业选择、创新创造、价值实现等方面获得更大自主权，让人才能够自觉投身现代化建设主战场、大胆探索自主创新路径，使人才真正成为创新实践的主导者和受益者，这本质上是“人的解放”在人才维度的创造性转化，是人才的主体性回归。总之，人才的主体性回归强调持续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形成有利于人才成长的培养机制、有利于人尽其才的使用机制、有利于人才各展其能的激励机制、有利于人才脱颖而出的竞争机制，把人才从科研管理的各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束缚中解放出来”[24]，把“人才还给人才本身”，使人才能够真正成为推动科技自立自强的主力军，发挥人才作为第一资源的作用，为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人力支撑和智力保障。
（二）人才的属性扩维：“全球集聚”的开放胸怀
“聚天下英才而用之”体现了一种“全球集聚”的开放胸怀，是人才开放属性的全球扩维，即对外开放人才，表现为从“本土人才”到“全球人才”的认知提升，以开放的胸怀，打破地域、国籍、种族的限制，推动全球优秀人才聚集中国为我所用。
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与科技革命加速演进的今天，人才竞争已经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核心，任何国家都无法在封闭的环境中实现人才的高质量发展。“聚天下英才而用之”的理念深刻把握这一趋势，突破了传统人才观的地域局限，确立了“全球视野、国家情怀”的人才理念，既立足于自主培养本土优秀人才，又积极引进海外高端人才，形成了“本土培养与海外引进并重”的人才格局。国际竞争的制胜关键在于人才，更在于一流优秀人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发展需要世界人才的参与，中国发展也为世界人才提供机遇”[25]，“发展的中国需要更多海外人才，开放的中国欢迎来自世界各地的英才”[26]，中国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渴求人才，这种需要和渴求不仅局限于国内，更面向全球，旨在构建一个不求所有、但求所用，不求常在、但求常来的柔性引才机制，让全球范围内的人才都能为我所用。同时，习近平总书记也强调，“中国要永远做一个学习大国，不论发展到什么水平都虚心向世界各国人民学习，以更加开放包容的姿态，加强同世界各国的互容、互鉴、互通”[27]，在经济、科技、文化、教育、安全等各个领域同世界各国展开全方位的交流合作，分享和借鉴彼此有益经验，为人类应对共同挑战、成就各自梦想注入动力。
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四个面向”（即坚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的人才工作方向[28]，为人才属性扩维提供了方向指引。“四个面向”使全球人才的集聚、培养与使用始终服务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四个面向”强调以国家战略需求为导向的精准开放，既彰显了“海纳百川”的胸怀，又保持了“为我所用”的清醒，体现了开放与自主的辩证统一。总之，“聚天下英才而用之”是一种吸引全球智慧资源汇聚中国、使中国成为全球人才创新创业热土的人才开放理念，既体现在对海外人才的引进和使用上，更体现在对全球人才流动规律的尊重和运用上，通过积极参与全球人才发展治理，推动构建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全球人才协调发展新格局，从而为世界人才事业发展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三、“聚天下英才而用之”理念的基本意蕴
“聚天下英才而用之”体现了理念的科学性和制度的优越性，其内涵就是紧紧围绕强化现代化建设的人才支撑，将人才开放作为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重要抓手，作为形成国际人才竞争比较优势的制度选择，将开放理念贯穿人才发展治理全过程，增强人才开放与创新、竞争、治理的深度融合，以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教育中心、科学中心、人才中心为目标、以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为重心、以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为动力，构建起建成人才强国的多元逻辑体系和实践导引，形成广纳天下英才的发展格局，夯实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智力基石。
（一）开放创新逻辑：基于推动自主创新的人才开放
“聚天下英才而用之”是一种开放创新的人才观，旨在汇聚全球人才资源，通过人才开放推动人才自主培养与科技自主创新良性互动，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人才的国际化促进创新的国际化，最终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人才作为“第一资源”与创新作为“第一动力”存在内在的必然联系，服务于自主创新的人才开放体系，始于精准灵活有效的“聚”，成于深度融合的“用”，通过环环相扣、动态演进的系统工程，形成一个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开放创新生态，实现更高水平的自主创新。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自主创新是开放环境下的创新，绝不能关起门来搞，而是要聚四海之气、借八方之力”[29]，“推进自主创新，人才是关键”[30]。也就是说，“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是开放环境下的自立自强”[31]。开放是实现创新的必然选择和必经之途，而人才在其中发挥着极为关键的作用，是连接开放与创新之间不可或缺的关键纽带。
自主创新是在人才开放合作中实现的创新突破。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人是文明交流互鉴最好的载体。”[32]文明交流互鉴，首先是人的交流互鉴，加强国际人才交流合作，有利于我们积极借鉴世界各国优秀文明成果，推动中华文明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党和国家明确提出要坚定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以更加开放的思维和举措扩大基础研究等国际交流合作，营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开放创新生态。”[33]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加速推进，科技创新的复杂性、交叉性和系统性日益增强，任何一个国家都难以在所有科技领域独立领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对外开放要着眼于人、着力于人，推动人们在眼界上、思想上、知识上、技术上走向开放，通过学习和应用世界先进知识和技术，进而不断把整个对外开放提高到新的水平。”[34]推动自主创新，不能仅仅依靠本土人才的“单打独斗”，必须通过人才开放合作，以开放的姿态积极吸纳来自全球各地的高端人才、顶尖人才，充分挖掘并利用全球范围内的人才资源，与全球顶尖人才的交流合作，快速掌握前沿科技动态，攻克关键核心技术，以此不断提升我国科技创新能力和科技发展水平，确保我国在激烈的国际科技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并持续向前发展。“聚天下英才而用之”正是基于这一深刻认知，将开放人才视为推动自主创新的核心引擎，一方面，强调通过构建开放包容的人才发展生态，吸引全球创新要素向中国集聚，为自主创新提供源源不断的智力支撑；另一方面，通过开放创新与国际合作集智攻关，凝聚全球人才发展共识，创新全球人才发展理念，分享全球人才发展经验，开展全球人才发展合作，携手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与挑战，为增进人类共同福祉作出“中国贡献”。
“聚天下英才而用之”强调在开放合作中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摒弃依赖市场换技术的传统模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现在，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需要广开进贤之路、广纳天下英才”[35]，“要实施更加开放的人才政策，引进培养一批具有国际水平的战略科技人才、科技领军人才、青年科技人才和高水平创新团队，聚天下英才而用之”[36]。新时代以来，党和国家全面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进一步打破地域和体制的壁垒，让自主培养的优秀人才与全球顶尖人才在创新实践中深度交融，促进知识和技术的传递以及创新思维和研究方法的共享，使得自主培养的优秀人才站在更高的起点上开展研究，避免在低水平重复上浪费资源。一方面，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全球顶尖科学家和创新团队的引进，通过推动更加积极、更加开放、更加有效的人才政策，形成以引进促创新、以创新育人才的良性循环，推进人才自主培养与人才自主创新良性互动，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和核心技术攻关能力。另一方面，党和国家积极推进以科技领军企业为创新主体的有组织科研体制机制改革，有效赋能政产学研用的深度链接，通过人工智能时代开放创新的主流趋势，让创新要素自由流动，突破制约发展的科学技术瓶颈。2025年5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发布了《关于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的意见》，提出完善开放型的企业人才制度，健全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科研人员双向流动机制，推动人才、技术、资本等创新要素的优化配置，为增强中国式自主创新能力提供坚实支撑。
总之，通过人才的对外开放流动和对外开放合作，既有利于开展国际合作攻关，更好地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展现科技“向上”“向善”的“中国实践”，也有利于汇集全球人才，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掌握创新主动权、发展主动权，在开放中提升自主创新的质量和效率，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助力建设科技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二）开放竞争逻辑：基于面向全球竞争的人才开放
“聚天下英才而用之”是一种开放竞争的人才观，表现为以开放姿态深度参与全球人才竞争，在竞争中提升人才质量、优化人才结构，形成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人才比较优势，以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开放竞争，“开放”是汇聚人才的前提，“竞争”是激发活力的保障，旨在通过公平、高效的市场机制激发人才活力，强调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向用人主体授权，积极为人才松绑，从而为全球顶尖人才集聚中国奠定良好的开放创新生态。2021年中央人才工作会议要求，锚定2035年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建成人才强国的远景目标，走好人才自主培养之路，加大人才对外开放力度，用好用活各类人才，下大气力全方位培养、引进、用好人才。营造开放发展、开放竞争的人才生态环境是对我国人才事业发展尊重市场竞争规律、人才成长规律、国际人才流动规律和科学活动规律的认识深化和丰富发展。
人才作为国家发展的重要支撑，已经成为国际竞争中不可或缺的战略资源。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才是实现民族振兴、赢得国际竞争主动的战略资源。”[37]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前沿技术不断涌现，引领和支撑未来产业快速崛起，人才资源的战略价值愈发凸显，世界各国对高端人才的争夺愈发激烈，全球人才竞争已从“选择性争夺”升级为“全方位博弈”，以“对抗性竞争”替代“合作性竞争”的保守主义上升，从传统的个体吸引升级为对战略型人才群体、创新型人才梯队的博弈性争夺，发达国家凭借自身雄厚的经济实力和优越的科研环境，纷纷制定并实施了一系列极具吸引力的人才政策和限制本国人才流动的措施，旨在吸引全球顶尖人才为其所用，形成对全球高端人才的强大虹吸效应。与此同时，新兴国家也纷纷加入人才竞争阵列，通过强化政策创新与环境优化，试图在全球人才流动格局中抢占一席之地，使得原本由少数国家主导的人才竞争格局，演变为全球范围内激烈的“抢才大战”，呈现出多极博弈、动态平衡的复杂态势。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审时度势，确立“开放竞争”的全新战略导向，构建具有中国特色和国际竞争力的人才发展环境。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加快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制度优势，完善人才评价机制，增强人才政策开放度，广泛吸引境外优秀人才回国或来华创业发展。”[38]新时代以来，党和国家不断全面深化改革，通过采取“揭榜挂帅”“赛马制”等模式，构建更加开放包容、灵活高效的人才制度体系，充分吸纳全球优秀人才为我所用，激发创新活力，力求在全球人才竞争格局中占据先机。
随着全球人才竞争日趋激烈，党和国家积极推动开放竞争以构筑国家战略人才优势。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年中央人才工作会议上指出，中国是一个大国，对人才数量、质量、结构的需求是全方位的。他还提出“到2035年，形成我国在诸多领域人才竞争比较优势，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和高水平人才队伍位居世界前列”[39]的远景目标。在全球人才竞争中，建立以发挥市场配置资源决定性作用为基础的新型举国体制至关重要。一方面，通过积极参与国际市场的开放竞争，提升市场竞争能力，获取全球优质人才资源。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大人才对外开放力度，“用好全球创新资源，精准引进急需紧缺人才，形成具有吸引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人才制度体系，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40]。通过打破地域壁垒、优化引才机制，能够精准集聚我国“卡脖子”领域急需的顶尖人才，快速弥补战略人才结构短板。另一方面，通过开放竞争激发本土人才创新活力。特别是在人工智能时代全球人才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推动开放竞争，有利于重新定义人才创新能力和创新生态，把握全球人工智能人才涌现过程和流动规律，促使人才在开源社区、开放平台中重塑自己，不断学习新知识、掌握新技能、开拓新视野，在与全球优秀人才的同台竞技中锤炼本领、成长成才。同时，国际人才的流入也带来了多元文化的碰撞与融合，有利于打破传统思维定式，激发创新灵感，形成“鲶鱼效应”，推动国家战略人才力量的整体水平提升。总之，通过构建开放竞争的人才发展环境，让本土人才与引进人才在同一平台上竞争合作、各展所长，既能够让本土人才在竞争中看到差距、明确方向，也能够促进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知识交流与技术合作，形成“引进一个、带动一批、辐射一片”的人才发展良性循环，从而为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人才中心营造开放政策优势。
（三）开放治理逻辑：基于推动创新生态的人才开放
“聚天下英才而用之”是一种开放治理的人才观，旨在通过构建开放包容的人才治理体系，营造“近者悦、远者来”的人才发展生态，实现人才发展治理体系现代化，持续保障人才开放取得长效。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具有多方面的显著优势，其中第10条是“坚持德才兼备、选贤任能，聚天下英才而用之，培养造就更多更优秀人才的显著优势”[41]。这一优势也得益于人才开放治理的全景式战略，人才开放治理旨在从单纯的“招才引智”转向深刻的系统性制度型开放，打破人才流动的地理边界、所有权和资格壁垒，打造充满韧性和活力的人才创新生态系统，实现人才发展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从而持续保障人才开放取得长效。202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将“拥有强大的科技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形成世界一流的创新生态和科研环境”[42]列为科技强国必须具备的5个基本要素之一。以开放治理逻辑推动科技创新生态建设，其核心在于通过系统的制度型开放，主动打破壁垒，吸引、整合全球人才与创新要素，通过多元协同的人才发展治理格局，打造适宜全球人才汇聚创新的高地。
开放治理的关键是推动人才制度型开放。人才制度型开放是国家制度型开放与人才开放的有效结合，其目的在于构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人才制度体系，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将人才作为开放的核心，以人才发展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开放为基础的制度开放，实现国内法律规章与国际通行惯例和规则体系有效衔接，从而使我国人才开放制度体系更加市场化、法治化、规范化、国际化，更具前瞻性和引领性。
“聚天下英才而用之”强调通过多元参与推进人才发展治理改革，将开放治理贯穿于人才发展的全过程、各方面，通过制度创新打破部门壁垒、区域分割和行业垄断，形成“政府是制度创新主体；大学和科研机构是原始创新主体和人才培养主体；企业是价值创新主体；中介机构是服务创新主体；金融机构是创新投入主体；用户是创新应用主体”[43]的创新生态系统，构建政府引导、市场主导、社会参与的多元协同治理格局，形成人才发展治理的强大合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各级党委（党组）要完善党委统一领导，组织部门牵头抓总，职能部门各司其职、密切配合，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人才工作格局。”[44]然而，传统人才发展治理模式的封闭性制约了人才创造价值的实现，阻碍了创新活力释放，难以适应人才开放发展的需要。在长期的治理实践中，一些部门单位的人才工作被简单等同于人事管理事务，人才管理权高度集中于行政主管部门，形成了管理强服务弱、“大包大揽”式的单一治理格局，在治理方式上采用“自上而下”的科层化命令控制，既不能“放权松绑”，又疏于“监管服务”。一些高校、企业、科研院所用人主体自主权匮乏，科研人员研发自主权受到诸多限制，市场与社会力量边缘化，市场主体、社会组织、专业机构等多元力量被排除在治理体系之外，难以发挥实质性作用，形成“政府热、市场冷、社会弱”的人才发展治理断层，严重抑制基层创新活力，政策响应迟滞，既无法精准匹配市场对人才的差异化需求，又因缺乏多元监督制约机制滋生行政化、“官本位”倾向，使人才发展治理陷入效率低下的困境。
“聚天下英才而用之”的开放治理目标在于营造良好的人才发展生态，打造一个具有全球吸引力和竞争力的人才发展生态系统，让人才引得进、留得住、用得好、流得动。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人才发展生态，多次强调“环境好，则人才聚、事业兴；环境不好，则人才散、事业衰”[45]。建构人才发展生态系统必须坚持开放治理的理念，推动政府角色更多地转向宏观指导、政策供给和环境营造，将不该管的事项坚决放权给用人主体和市场，充分发挥市场在人才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同时，积极鼓励社会力量参与人才事业发展，支持各类人才服务机构、行业协会、产业联盟等发挥桥梁纽带作用，提供专业化、市场化的人才服务，形成多元化投入、多渠道引才、多层次用才的生动局面。
四、“聚天下英才而用之”理念的实践指向
“聚天下英才而用之”的实践指向在于坚持五湖四海、开放聚才，实施更加积极、开放、有效的人才政策，构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开放生态系统，完善环向流动的国际人才流动机制，构建涵盖思想引领、政策支撑、生态营造、机制保障的全方位实践体系，为建设人才强国提供强大动力。
（一）人才治理的开放智慧：形成“聚天下英才而用之”的引才制度
“在国际人才竞争国内化、国内人才竞争国际化背景下，放眼全球去集聚国际人才意义不同寻常”[46]。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47]在全球人才竞争日益激烈的当今世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全球视野出发，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积极推动世界各国的优秀人才在中国集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也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渴求人才”[48]。要“向天下优秀的人才开放，能把天下优秀的人才吸引和集聚过来”[49]，提出面向世界80亿人口选拔、培养、集聚全球高端人才，由此形成了“聚天下英才而用之”理念。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以识才的慧眼、爱才的诚意、用才的胆识、容才的雅量、聚才的良方，把党内和党外、国内和国外各方面优秀人才集聚到党和人民的伟大奋斗中来。”[50]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着力造就拔尖创新人才，聚天下英才而用之。”[51]“聚天下英才而用之”的制度优势在于打破封闭桎梏、构建开放包容的人才发展治理体系，彰显“五湖四海、任人唯贤”的治理智慧。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遵循国际人才流动规律，更好发挥企业、高校、科研机构等用人单位的主体作用，使外国人才的专长和中国发展的需要紧密契合，为外国专家施展才能、实现事业梦想提供更加广阔的舞台。”[52]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要求，“探索建立高技术人才移民制度”“完善海外引进人才支持保障机制，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制度体系”[53]。高技术人才移民制度是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中的基本制度，是集聚全球高端人才和智力资源的制度创新。“十四五”期间，我国引进国际人才在华永久居留的数量大幅增长，一批国际高层次科技人才在我国长期发展。针对海外人才来华工作和创新创业热情高涨，国家移民管理局积极推动构建入境签证、停留居留、融入服务全流程响应的移民引才制度体系，为深入实施人才强国战略提供移民出入境政策支持。“十五五”时期，需要紧密围绕国家重大战略需求所需要的高精尖缺人才，着力引进战略科学家，从事科技前沿和交叉研究、进行重大原始创新、带来技术飞跃、引领国际科学发展趋势；引进能突破关键核心技术、推动重大技术创新、抢占国际科技制高点、确保国家安全和利益的科技领军人才，实现精准选择、精准评价、精准管理。因此，建议探索制定高技术人才移民相关法律法规，如《高技术人才移民条例》或《高技术人才永久居留管理条例》等，相应制定高技术人才移民在来华工作、出入境、居留、永久居留、社会融入等方面的法律法规政策，相关部门各司其职，确保高技术人才相关制度切实得到施行，以保障高技术人才移民的居留权、劳动报酬权、科研自主权、知识产权等合法权益。同时要以开放创新思维推进多学科开展高技术人才移民相关问题研究。从宏观、中观、微观等不同层面研究高技术移民的关键要素、时代特征、战略要点、竞争态势、需求重点、实现路径等，研究高技术人才的分布状况，绘制全球高技术人才图谱，研究高技术人才的技能认定标准和诚信机制，关注高技术移民的起点、终点或中转站的全链条，研究高技术人才的家族、亲属关系网络和回流规律，挖掘高技术人才国际流动的驱动力、吸引力、留住力、激活力。
在建立高技术人才移民制度的同时，要加快建设人才安全治理体系。“聚天下英才而用之”的底线在于安全，在于安全开放，是以人才安全为前提的理性开放，也是保障人才发展与国家发展同频共振的关键。开放是手段，安全是底线，安全可控的人才开放才能让人才开放真正服务于国家发展大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提高人才供给自主可控能力”，“使人才培养渠道多元化，储备更多人才”[54]。2016年2月，中共中央印发的《关于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也明确要求“研究制定维护国家人才安全的政策措施”“研究制定促进人才开发及人力资源市场、人才评价、人才安全等方面的法律法规”[55]。立足国内，着眼国际，实现人才自主开放的安全可控，是确保国家人才安全的根本之策。因此，组织人事部门要切实履行抓战略、抓政策、抓项目、抓协调、抓保障、抓服务、抓安全的职责。特别是对海外人才的引进和留学人才的归国，坚持引进与保护人才并重，采用“点对点”方式稳慎部署申报工作，安全稳妥与海外人才对接联系，落实全职到岗核查、安全风险检视、合法合规签订工作合同和保密协议等工作，防范美国等对我国引进人才的打压风险，开展常态化风险排查和经常性安全教育。总之，坚持人才安全开放，要将安全理念贯穿于人才引进、管理、使用、保护全过程，构建起全方位、多层次的人才安全保障体系，为人才开放筑牢制度屏障。
（二）人才政策的开放导向：实施更加积极、更加开放、更加有效的人才政策
“人才的凝聚和开发是通过一定的人才政策实行的”[56]。人才政策的开放程度直接决定人才集聚的质量与效能，更是衡量人才发展治理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标尺。“聚天下英才而用之”在人才政策上提出实施更加积极、更加开放、更加有效的人才政策的开放导向，为新时代人才政策体系构建指明了方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不唯地域引进人才，不求所有开发人才，不拘一格用好人才”[57]，“实行更加积极、更加开放、更加有效的人才政策，以识才的慧眼、爱才的诚意、用才的胆识、容才的雅量、聚才的良方，把党内和党外、国内和国外各方面优秀人才集聚到党和人民的伟大奋斗中来”[58]。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深入实施人才强国战略……坚持党管人才原则，坚持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实施更加积极、更加开放、更加有效的人才政策，引导广大人才爱党报国、敬业奉献、服务人民”[59]。更加积极、更加开放、更加有效的人才政策要求突破体制机制桎梏、彰显开放活力，为破除政策壁垒、释放人才活力提供了根本遵循。
一方面，以积极政策“引才”，主动出击抢占全球人才竞争先机。人才政策要及时主动出击、抢占先机，以战略主动赢得国际人才竞争比较优势。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不拒众流，方为江海。要实行更加积极、更加开放、更加有效的人才引进政策，集四海之气，借八方之力，聚天下英才而用之”[60]。将“积极”置于政策导向的首要位置，凸显了人才工作的战略主动性，而这种“积极”绝非被动应对的政策调整，而是立足国家战略需求的前瞻性布局，蕴含着在全球人才博弈中主动亮剑的战略考量。因此，积极的人才政策体现在打破“坐等上门”的传统思维，转向“事业招才、智能识才、市场用才”的积极作为，既要聚焦国家重大战略需求，针对性培育战略科学家、一流科技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等国家战略人才力量，又要主动对接全球人才市场，建立海外人才联络站、搭建国际人才交流合作平台，以积极姿态吸纳全球高端智力资源。同时，积极的人才政策还体现在对人才成长的全周期主动赋能上，从青年科技人才的早期发现储备，到骨干人才的培养锻炼，再到领军人才的选拔使用，构建全链条支持机制，让各类人才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实践中各展其才、各尽其能。
另一方面，以开放政策“纳才”，构建全球人工智能选才新机制。更加开放的人才政策，关键在于打破封闭壁垒、拓宽配置视野，构建内外联动、技术赋能的人才发展格局。开放是人才开放政策的鲜明底色，更是汇聚全球智慧的必然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大力培养国内创新人才的同时，更加积极主动地引进国外人才特别是高层次人才，热忱欢迎外国专家和优秀人才以各种方式参与中国现代化建设”[61]。因此，开放的人才政策要立足全球人才配置格局的系统性重构和智能化重塑，以包容姿态全面对接全球人才市场，为全球高端人才制定差异化、精准化、智能化的引才、用才、留才政策，破解人才流动中的制度性障碍，建构全球选才为我所用的开放格局，真正实现人才政策的市场化、国际化，为国家发展持久汇聚智慧和力量。
（三）人才生态的开放营造：构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发展生态系统
人才生态的开放程度决定国际人才集聚的“引力场”强度和“虹吸”效应。“聚天下英才而用之”旨在“积极打造吸引集聚全球高端人才的开放创新生态”[62]，构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发展生态系统。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综合国力竞争说到底是人才竞争……人才竞争已经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核心”[63]。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扩大国际科技交流合作，加强国际化科研环境建设，形成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开放创新生态”[64]。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议指出，要“完善海外引进人才支持保障机制，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制度体系”[65]。《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教育中心、科学中心、人才中心。人才生态的开放营造，要在开放人才背景下继续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积极参与全球人才竞争，打破封闭的国内发展环境，构建要素完备、机制顺畅、服务优质、氛围包容的国际化人才发展生态体系，将人才优势转化为创新优势、发展优势，提升人才发展治理效能，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大战略支撑。
一方面，形成一套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人才发展制度体系。开放的人才生态是规则与秩序清晰透明的生态。因此，针对海外人才引进工作，须对标国际最高标准、最好水平，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构建多层次开放型引才体系，打通制约海外人才引进的“堵点”。一是建立与国际接轨的人才评价体系和职业资格互认体系，在科研、技术、工程等领域探索推行代表作评价、同行评议制度，破除“五唯”倾向，让人才价值得到科学公正的认可；二是完善成果转化与权益分配机制，赋予科学家和研发团队更大的技术路线决定权和成果收益权，畅通“知产”变“资产”的渠道，充分释放人才的创新动能；三是探索与国际接轨的医疗保险、子女教育等配套服务，解决海外人才来华发展的后顾之忧，让各类人才在中国其才华能得到尊重、其创造能得到回报、其梦想能有实现的舞台。
另一方面，打造高能级、开放式、协同化的人才创新平台载体。顶尖人才追逐顶尖事业，卓越的生态系统必须提供施展抱负的广阔天地。因此，必须将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与全球人才创新网络紧密对接。一是要全力建设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发挥国家实验室、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的“强磁场”效应，主动设计和发起国际大科学计划与工程，以最具挑战性的前沿课题吸引和集聚全球顶尖智力资源协同攻关。二是要积极融入全球科技创新网络，掌握全球科技治理的话语权和主动权，鼓励国内机构设立海外研发中心，支持发起和参与国际科技组织与产业联盟，构建以我为主、内外联动的人才开放创新格局。通过平台间的开放合作与良性竞争，催生出一流的学术共同体和创新群落，使生态系统具备自我更新、持续进化的内生动力。
（四）人才高地的开放建设：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人才中心
随着全球人才竞争日趋激烈，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人才中心越来越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和坐标，展现着中国在全球人才发展治理中的开放胸怀和制度优势，更是践行“聚天下英才而用之”理念的行动方案。因此，要以全球视野、国家战略需求为导向，通过集聚一流人才、一流创新资源，形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创新策源地和人才集聚极，让中国真正成为“渊深鱼聚、林茂鸟栖”的世界人才集聚高地。
一方面，以科学布局“筑巢”，精准定位人才高地建设和集聚平台的空间布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促进人才区域合理布局和协调发展，着力形成人才国际竞争的比较优势。”[66]要立足国家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巩固提升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动力源作用”[67]，结合各地产业基础、创新资源禀赋和人才集聚现状，支持北京、上海、粤港澳大湾区等具有雄厚科技实力和人才基础的地区作为更加开放人才的“先行示范区”，率先建设高水平人才高地，发挥其在原始创新、高端人才集聚、国际化环境、市场机制活力等方面的引领辐射作用，打造一批特色鲜明、优势互补的人才集聚高地，并鼓励有条件的省会城市、区域中心城市根据自身特点，建设专业化、特色化人才集聚平台，形成中心带动、多点支撑、整体协同的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空间布局。
另一方面，以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人才中心为坐标，构建双向互促的全球人才流动格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才对外开放是双向的，不仅要引进来，还要走出去”[68]。要秉持“开放包容”的国际人才流动理念，拆除阻碍人才自由流动的“隐形围墙”，主动搭建全球范围“智力环流”的枢纽平台，构建“引进来”与“走出去”并重的双向流动机制，使中国成为全球优秀人才的向往之地和面向世界交流合作的开放之地，建设“引进来赋能发展、走出去提升竞争力”的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一是在“引进来”方面，以更高标准、更优服务完善海外人才引进机制，特别是完善高技术人才移民制度。因此，“引进急需紧缺高技术人才，进行技术移民子制度或评估要素豁免，全球选才，发挥跨国公司、专业机构和人才中介的作用”[69]，通过“以点带面”推动海外人才引进机制升级，使全球高技术人才集聚中国，让全球英才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各展其长，为推动我国高质量发展提供持久动能。二是在“走出去”方面，主动搭建国内人才参与全球竞争与合作的平台载体，进一步完善国内人才海外交流、学习、工作的支持机制。推动国内人才“走出去”，通过设立专项基金、深化国际科技合作、拓展国际组织人才输送渠道等方式，进一步完善从选拔推荐、海外保障到归国发展的全链条支持机制，鼓励并支持科学家、工程师、专业技术人员及青年英才深度参与全球前沿科研项目、国际标准制定与高端产业合作，推动国内优秀人才走向世界舞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