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银慧，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博士后，北京大学访问学者。
【摘要】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是无数先进分子在民族复兴探索中，通过选择性接受、创造性转化与实践性建构，开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序篇的群体性思想运动。本文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人物辞典》所载的497名本土籍传播者为无差别样本，引入知识谱系学研究方法，将传播主体划分为学生与学者、工人与社会活动家、编辑、其他群体四大谱系，系统揭示其空间集聚特征与区域联动格局，并从文本、网络、空间三重维度，建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思想图谱。本研究推动马克思主义传播史研究从史料整理向问题驱动转型，实现主体研究从精英聚焦到群体谱系、空间研究从单向传输到地理实践、话语研究从文本解读到实践建构的方法论跃迁，为深化马克思主义传播史研究、构建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传播史学科体系提供学理支撑与路径参考。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 知识谱系学； 人物群像； 思想图谱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以下简称“早期传播”）的历史，本质上是众多“举火炬的人”在特定历史场域中接力探索、共同书写的历史进程。既往关于“早期传播”的研究主要偏重两种叙事范式：其一为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的因果决定论；其二为知识分子选择的主体意志论。这两种范式均受制于一个共同的方法论局限，即把“早期传播”简化为从中心到边缘的单向传递过程。从知识谱系学视角审视，“早期传播”不是目的论主导下的必然递进，而是多元主体在救亡图存历史条件下，实现选择性接受、创造性转化与实践性建构的动态历史过程。知识谱系学并不在预设的必然性框架内探寻事物永恒不变的本质与源初形态，而是始终关注伴随每一历史开端的细枝末节与偶发事件，循着事物发展的偶然脉络展开谱系考察，进而揭示那些塑造我们既有认知的断裂、偏差与谬误，最终“将一切已经过去的事件保持它们特有的散布状态上”。将知识谱系学方法论引入“早期传播”史研究，意味着不再以目的论视角追问马克思主义何以正确传入中国，转而探析其在特定历史场域中逐步获得真理性话语地位的生成机制与运行逻辑。本文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人物辞典》（以下简称《辞典》）为依据，将书中所载的497名本土籍传播者作为无差别样本进行系统分析，提出融合人物群像及思想图谱的马克思主义传播史研究路径。这一研究旨在回应马克思主义传播史研究从史料整理向问题导向转型的方法论需求，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大历史观为根本遵循，明晰学科深化发展方向，为构建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传播史学科体系、扎实推进“两个结合”提供坚实的历史依据与学理支撑。
一、“早期传播”主体的谱系构成及群体画像
既往关于“早期传播”的人物研究，多聚焦于少数核心人物的思想演进历程。诸如李大钊“播火者”的崇高形象、陈独秀“总司令”的领袖定位、李达“理论家”的学者标签等，这类本质化的身份界定，虽有效凝聚革命记忆、降低认知门槛，却也将复杂的传播网络简化为少数核心人物的精神历程。事实上，中共早期知识分子党员虽常被赋予同质化的群体标签，但这一标签内部并非完全统一，而是呈现出精细的地域分层、多元的教育差异与“在革命运动中的身份分化”。知识谱系学则聚焦话语实践的内在运行规则，推动人物研究实现从思想主体到历史行动者、从精神演进历程到社会实践形态、从历史作用阐释到概念生成机制的三重转向，由此呈现“早期传播”思想再生产过程的复杂面貌。
（一）传播主体的谱系分类与实践分工
对《辞典》中497名本土籍传播者的定量统计与定性分析表明，“早期传播”是先进知识分子与各类进步群体在组织化进程中协同参与、共同推动的群众性理论运动。从传播谱系的实践分工逻辑出发，可将这一本土籍传播者样本群体划分为学生与学者，工人与社会活动家，编辑及其他群体四大类型。具体分布如表1所示：
从表1可知，学生与学者群体在“早期传播”中居于主体地位，占比最高；其中留日学生数量尤为突出，占留学生样本总数的63%，成为译介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力量。工人与社会活动家群体次之，占样本总数的32.4%，在“早期传播”中占据重要位置，主要承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动员功能。编辑群体占样本总数的13.1%，担负起建设传播渠道、促进思想流通的重要职责。其他群体虽占比不高，却也开展了适应性的传播活动。
第一，学生与学者群体构成译介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力量。该群体主要承担马克思主义理论文本引介、基础理论研究与初步阐释等关键职能，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进入中国的重要桥梁。群体内部既包括引领译介方向与理论研究的核心人物，也涵盖广泛参与思想探索、理论传播的基层学者与青年学生，他们共同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早期引介与初步中国化进程。
核心人物构成群体的引领者，凭借突出的跨语际能力与学术研究素养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的中坚。其中，留日背景的传播者构成群体核心：李达系统转译日文社会主义文献，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译介的重要奠基人；施存统传播日本语境下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交织的思潮，是将日本社会主义引入国内的关键人物；陈望道更是凭借首个《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成为马克思主义经典译介的标志性学者。留欧、留美背景的袁振英、黄凌霜等人将欧美社会主义思潮引入国内，与日本社会主义形成多元思想碰撞的格局。恽代英、李季、萧楚女等本土学生及学者，则兼具马克思主义理论认知与阐释能力，成为连接外来译介与本土阐释的重要纽带。
基层传播者构成这一群体的重要力量，涵盖众多普通留洋学生与国内进步青年学生。这一群体以张孑余、杨闇公、黄介民、郑太朴、施仁荣等为代表。他们通过组织读书会、开展学术交流、创办刊物、撰写稿件等多种途径，深度参与马克思主义传播与理论探索。此外，杨昌济、俞颂华、朱谦之、彭璜等具有多国留学经历或扎根基层的青年学者，亦通过学术探讨、社会实践等方式推动马克思主义在青年群体中的传播。
第二，工人与社会活动家群体构成基层动员的核心主力。这一群体涵盖工人夜校教员、工会组织者、农民运动参与者、革命团体骨干等各类基层实践者，是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走出书斋、走向工农大众的关键力量。群体内部既包括引领基层动员的核心骨干，也包含扎根工农一线、日常开展思想传播的普通成员，他们协同配合，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工农实践深度融合的重要载体。
核心人物构成基层动员的引领力量，凭借丰富的实践经验与突出的群众组织能力，成为连接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工农实践的关键纽带。张太雷在莫斯科东方大学整理的革命训练班讲义，被广泛用于各地基层革命动员工作；邓中夏、李启汉深耕上海、安源等地工人运动，在工人夜校和工会中以通俗讲解、歌谣传唱等形式传播阶级斗争思想；郑凯卿依托青年团体、基层讲演等途径，推动马克思主义在青年与工农群体中的普及宣传；俞秀松、陈潭秋等人兼具扎实的理论素养与革命实践能力，将外来理论译介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有效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理论阐释与群众动员工作的衔接融合。
基层传播者构成这一群体的重要力量，涵盖各地工人夜校的普通教员、工会基层组织者、农民运动讲习所教员、基层农民运动参与者以及革命团体普通骨干。这一群体以吴雨铭、陈赞贤、邓培、余创之、叶子新等人为代表。他们紧密结合当地工农的生活实际，将抽象理论转化为通俗易懂的语言与实践形式，推动马克思主义在基层真正落地生根、广泛传播。
第三，编辑群体构成衔接传播主体与受众的渠道枢纽。该群体以商务印书馆、亚东图书馆、上海书店、泰东图书局等早期出版机构的专业编辑为主体，涉及编译、排版、校订、发行及革命书社运营等多个环节，是连接马克思主义传播者与社会大众的重要中介。其核心功能在于搭建理论文本流程化的传播路径，通过选题策划、版本甄选、文本的中国化阐释与规模化出版发行等方式实现思想传递。群体内部既包括主导核心选题、深耕文本打磨的核心编辑，也涵盖承担排版校对、渠道拓展与书社日常运营的基层从业者，他们协同配合，共同为“早期传播”筑牢物质载体，夯实传播渠道基础。
核心人物构成该群体的引领力量，在马克思主义著作的编译、出版与传播环节中发挥着关键主导作用。王云五主持编纂“公民丛书”，组织翻译《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经典文献；钱介磐、毛泽民等人着力推进渠道建设，在各地筹办书社、拓展发行网络，成为联结文本与基层受众的重要纽带；蓝公武、胡愈之、林可彝等学者型编辑，则对国外理论文本进行中国化阐释，使其更契合中国读者的阅读习惯与认知语境。泰东图书局的赵南公极力主张出版《工资劳动与资本》等马克思主义著作，黄国梁等出版骨干则在选题策划、版本甄选过程中，严格把控文本质量，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的准确性与专业性提供了坚实保障。
基层传播者构成该群体的基础力量，涵盖出版机构的普通排版员、校订员、发行员，以及各地革命书社的普通运营者、流动书摊经营者等。这一群体以徐彦之、郑佩刚、郭绍虞等为代表。这些基层从业者直接决定了理论文本的流通效率与传播范围，是理论落地基层、触达基层群众的重要支撑。
第四，其他群体构成“早期传播”的重要补充力量。他们尽管整体规模有限，但其传播触角广泛，覆盖女性、少数民族等特定群体，并包含大量无名的中层实践者与基层传播者，成为马克思主义实现适应性传播的重要支撑。群体内部既包含特殊领域的核心引领者，也涵盖小众场域中的基层实践者，不仅使“早期传播”主体结构更为完整立体，也生动呈现出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的历史图景。
核心人物为马克思主义在特殊场域的传播开辟了新路径。在妇女运动领域，以向警予、缪伯英、刘清扬等为代表：向警予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妇女解放实践相结合，通过歌谣传唱、通俗讲演等方式，深入女工与基层女性群体开展宣传；缪伯英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位女党员，积极创办工人夜校，面向女工普及革命理论；刘清扬则依托觉悟社与各类妇女进步团体，向知识女性与进步妇女传播革命思想。在少数民族地区，以壮族的韦拔群、白族的张伯简为典型代表。韦拔群立足广西地方实际，运用方言宣讲、依托农民运动讲习所培养骨干等方式，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在边疆民族地区落地生根；张伯简在旅欧期间参与组建革命团体，回国后撰著《社会进化史》，成为马克思主义在民族地区传播的重要开拓者。
基层传播者构成特殊场域传播的基层力量，主要包括基层妇女运动参与者、少数民族地区进步青年等。这一群体以袁溥之、徐艿等人为代表。他们在小众场域中通过口口相传、简易传单、小型讲习等通俗化方式，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
（二）传播主体的区域分布及特点
“早期传播”主体的空间分布，与近代中国地域发展、社会资源分布特征深度契合。对《辞典》中497名本土籍传播者地理信息统合核算（周边城市数据归并至核心城市）显示，传播主体呈现出鲜明的空间集聚性与区域差异化特征。具体分布如图1所示：
其中，粤（以广州为核心）、湘（以长沙为核心）、浙（以绍兴为核心）、鄂（以武汉为核心）、川（以成都为核心）、沪、京，这七大核心集聚区域的人物合计占比超七成，构成“早期传播”的核心策源地与主要实践场域。
第一，传播主体的区域分布。传播主体的区域分布呈现出鲜明的不均衡特征，形成华东、中南地区高度集聚，华北地区单点支撑，西南、西北地区零散分布的空间格局。从四大传播群体的空间分布来看，各群体的集聚特征与区域资源特质高度契合。学生与学者群体高度集聚于上海、北京、绍兴等近代教育事业发达、对外文化交流频繁的区域；工人与社会活动家群体则以广州、长沙、武汉等工农运动活跃的地区为集聚中心；编辑群体高度集中于上海这一全国出版发行核心阵地，凭借当地发达的出版产业、成熟的传播渠道及丰富的行业资源，成为关键枢纽；其他群体则在核心集聚场域及部分区域枢纽形成特色集聚态势，其中女性传播者多活跃于上海、北京等社会开放程度较高的城市，少数民族传播者则主要活跃在西南边疆等特色区域，有效扩充了传播群体的覆盖范围。
第二，传播主体的区域分布特点。各核心传播场域依托自身独特的资源优势，形成了与传播功能高度契合的主体集聚特征。北京作为近代中国的学术中心，集聚了大批深耕理论研究的学者型传播主体，形成以马克思主义学理化传播为核心的主体构成；上海作为中西文化交汇的前沿与全国出版中心，汇聚了跨语际能力突出的学生群体与专业编辑群体，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译介传播的核心集聚地；广州作为国民革命的发源地，集聚了大量擅长群众动员的工人与社会活动家，形成以马克思主义实践化传播为核心的主体格局；长沙、武汉作为中部地区的交通枢纽与革命中心，集聚了兼具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与实践能力的复合型传播主体，成为连接核心场域与周边场域的重要桥梁，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不同场域间的流动与传播。
在省内场域层面，各核心省份均形成了核心城市引领、周边城市联动的主体分布与传播格局。核心城市集聚了该区域的核心传播者与骨干力量，主导着区域内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方向、形态与节奏，是区域传播的资源中心与指挥中心；周边城市则以基层传播者为主体，积极承接核心城市的传播资源、理论成果与实践模式，结合本地实际开展本土化传播实践，与核心城市形成上下贯通、协同发力的区域传播网络。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不同传播主体的分布区域存在密切的相互联动，形成了多层次区域联动格局。省内体现为核心城市与周边地区的纵向衔接，跨区域体现为核心场域间的横向联结，同时核心场域对偏远场域形成辐射带动。上海、北京、广州、武汉、长沙等核心城市依托人员往来、文本流通与组织联系实现横向联动，并以人才、文献与经验输出辐射西南、西北等偏远地区。
整体而言，传播主体的区域分布，形成了核心集聚、偏远零散的分布特征，这种核心与核心、核心与周边、核心与偏远间的多维度联动，让各区域的传播实践不再孤立，共同构成一张多元立体、相互支撑的“早期传播”空间网络，推动马克思主义思想从核心城市向周边城市、从东部沿海向内陆腹地、从中心区域向边疆地区逐步渗透，实现了传播范围的不断拓展。
二、基于文本、网络与空间维度的“早期传播”思想图谱建构
如果说人物群像旨在回答谁在传播的问题，那么思想地图则聚焦于主体传播了什么、通过何种方式传播、传播至何处等问题。基于《辞典》编纂实践不难发现，成百上千位传播者并非孤立的思想个体，而是身处复杂的知识关联网络之中，其留下的近300部原始著述、1200余种译名，也并非零散的思想碎片，而是共同构成了一幅可辨识、可追踪、可还原的思想地形图。
（一）文本维度下“早期传播”内容的演进
“早期传播”是在救亡图存这一时代命题的驱动下形成的系统性文本汇聚，马克思主义传播者在回应时代课题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各自的思想主张与观点分殊。
第一，对中国向何处去根本问题的提出与多元回应。近代以降，面对西方文明危机与本土秩序崩塌的双重困境，中国向何处去成为近代知识分子亟待破解的根本时代命题。这一根本问题构成了“早期传播”的深层动因，而不同先驱者的理论阐释与实践指向则呈现出鲜明的路径分野。李大钊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试图将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剩余价值理论整合为完整的“世界改造原动力学说”，追求理论体系的完整性；陈独秀在《马克思学说》中，侧重阐发剩余价值与阶级斗争两大核心要义，强调理论指导革命的实效性；杨匏安在《马克斯主义（一称科学的社会主义）》一文中，则专注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根基的梳理与阐释，“力求学理性，讲求讲理”，凸显出严谨的学术品格。这三篇重要文献均发表于1919年5月至12月间，作者分别活动于北京、上海、广州三地，彼此事前并无直接的思想沟通与协商，却不约而同地围绕同一时代课题展开深入论述，共同形成了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史上的首次标志性文本汇聚。
但这种文本汇聚并非思想上的完全统一，而是呈现出和而不同的理论分野。李大钊在《阶级竞争与互助》中兼顾阶级竞争与互助理念，为“物心两面的改造”保留了调和空间；陈独秀则强调若不主张阶级斗争，便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杨匏安则力图以唯物史观统摄各派思想学说。他们观点的差异，恰恰反映出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者并非机械照搬理论，而是结合自身使命各有侧重、择要阐发。李大钊意在为问题与主义论战构筑理论支撑，陈独秀致力于为建党奠定思想根基，杨匏安则希望在广州学界树立理论权威。正是这种文本上的汇聚与思想上的分殊，共同绘就了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的丰富图景。
这种立足时代课题形成的多元回应，并未止步于观点分殊，而是在思想碰撞、实践检验与共识凝聚中实现了理论上的层层升华，既推动马克思主义从外来理论走向中国化阐释，又为其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奠定了重要思想根基，也促使早期先进分子由分散的理论探索，逐步走向思想共识的形成。
第二，对核心概念的译介与争鸣。“早期传播”的重要环节，是将核心概念转化为中文语境下能够准确理解与传播的话语表述。列宁及列宁主义的译名演变与内涵阐释，是这一跨语际转译过程的典型例证。多种译法与不同阐释的背后，折射出传播者各自的思想取向、政治立场与革命认知，也直接反映了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者在理论话语上的交锋与路径选择。
就列宁的译名来看，其中译名多达32种，从最早的“黎里尼氏”到“列宁氏”看似是外文音译的语音差异，实则暗含传播者不同的认知倾向与传播诉求。留日背景的李汉俊、施存统等人受日文译介体系影响，多使用“李宁”这一译法；李大钊、陈独秀则确立并使用“列宁”译名，将其与布尔什维主义、十月革命道路直接绑定，使之成为引领中国革命的鲜明旗帜。
在列宁主义的概念译介与阐释层面，1924年列宁逝世前，国内文献中存在“列氏主义”“列宁学说”“布尔什维主义”等多种表述。李达、李汉俊等早期留日学者，多采用“列氏主义”译法，在解读上侧重学理层面的系统阐释，凸显理论本身的体系性与逻辑性；李大钊等学理派则更青睐“列宁学说”译法，着重强调其作为科学理论的学术价值与思想引领意义；陈独秀、张太雷等实践派则偏好使用“布尔什维主义”译法，紧扣十月革命实践导向，突出其指导革命行动的实践内核。
此外，还有部分传播者因对苏俄革命认知模糊，将列宁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混为一谈，这类碎片化、偏差化的译介，虽非主流，却也从侧面反映出早期核心术语转译的复杂性，即传播者的知识背景、接触渠道、政治立场，均直接影响着概念的译介与阐释，而这种多元解读的并存，正是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尚未形成统一思想的体现。
对译名的争鸣，本质是思想路线的竞争。1924年列宁逝世后，尤其是党的四大正式确立“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规范表述，相关概念逐步走向统一与标准化，列宁主义亦随之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指导思想。这一进程既是理论内涵不断澄清的必然结果，也是政治整合与实践推进的客观需要。统一规范的译名与阐释，为凝聚全党思想共识、统一革命策略方针提供了重要话语支撑，也深刻印证了“早期传播”的内在规律，即核心概念的译介与定型始终服务于中国革命实践需求，是理论与实际结合的产物，反映了先进分子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路径的不断探索与深化。
（二）网络维度下“早期传播”渠道的搭建
通过对《辞典》中本土籍传播者样本的知识考古式梳理可见，“早期传播”的人际网络是依托传统社会关系与近代社会结构，逐步形成以亲缘地缘为初级纽带、以学缘业缘构成次级圈层、以组织建制为框架的三重网络结构。这一结构在“早期传播”进程中层层叠加、彼此支撑，既承续了传统社会的交往逻辑，又适应了近代革命的组织需要，最终推动马克思主义传播实现了从个体思想交流到群体行动凝聚的历史转型。
第一，亲缘地缘的初级纽带。亲缘地缘作为传统社会最稳固的交往纽带，构成“早期传播”的初级载体。497个无差别样本的地域分布特征直接塑造了核心人物、家族成员、同乡后进的差序扩散格局，这种基于血缘与地缘的信任关系，降低了思想传播的接受门槛，成为马克思主义进入基层社会的第一通道。
从亲缘纽带来看，诸多传播者的思想传播活动发端于家族内部的代际传递与亲属联动。毛泽东在长沙开展革命活动时，其弟毛泽民、毛泽覃率先响应，依托家族亲缘深入湖南农村传播革命思想；蔡和森与妹妹蔡畅、妻子向警予形成革命家族传播集群，凭借亲属间的天然信任，在湘、粤等地开展工农动员；被誉为“革命三谭”的谭平山、谭天度、谭植棠在广州传播马克思主义，家族成员共同参与其中。
从地缘纽带来看，粤、湘、浙等省份的同乡集群特征尤为显著。广东72名传播者样本中，谭平山、陈公博等粤籍传播者，借助粤语与岭南地域文化认同，在岭南地区开展针对性传播；湖南70名传播者样本中，毛泽东、何叔衡、蔡和森等均为湘潭、湘乡籍同乡，新民学会核心成员多来自湖南各地同乡；浙江62名传播者样本以绍兴籍为核心，如陈望道、俞秀松等依托同乡情谊，将绍兴打造成马克思主义译介与传播的重要据点，并通过同乡网络向杭州、宁波等地辐射。
第二，学缘业缘的次级圈层。随着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深入，近代新式教育机构与职业场域催生的学缘业缘关系，构建了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次级圈层。这一圈层突破了地域限制，实现了跨区域的思想整合与人才集聚，成为马克思主义传播从个体接受到群体认同的关键环节。
学缘纽带以新式学堂教育与海外留学经历为核心。北京大学是北方学缘传播核心之一，李大钊依托北大图书馆与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集聚高君宇、邓中夏、罗章龙等青年学子；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是湘域学缘传播重镇，涌现出毛泽东、蔡和森、何叔衡等核心传播者。海外留学构成重要的跨国学缘纽带。留日群体规模最大，李达、李汉俊、施存统、陈望道等形成稳定的译介共同体；蔡和森、周恩来、赵世炎等留欧、留美学子在海外组建革命团体，形成跨地域的学缘网络。
业缘纽带以职业场域为依托，形成功能化传播圈层。出版界以《新青年》《共产党》月刊、《向导》周报为核心平台，编辑部汇聚陈独秀、李汉俊、陈望道、恽代英等骨干，通过稿件编审、选题策划与全国发行，构建跨地域编辑共同体；教育界逐步形成稳定的课堂传播链条，董必武、陈潭秋以武汉中学为重要阵地，面向师生系统传播革命理论；杨贤江参与上海中华职业学校青年星期演讲会，面向青年宣讲进步思想；夏丏尊在上海立达中学等校执教，于教学中传递进步理念与新思潮。工人运动场域催生实践型业缘圈层，邓中夏、苏兆征、林祥谦等以工会、工人夜校为依托，面向产业工人开展通俗化理论宣传。
第三，组织建制的三级架构。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推动马克思主义传播网络迈入组织化、体系化发展新阶段。这一进程并非替代亲缘、地缘、学缘、业缘等既有传播纽带，而是对其进行系统性整合、规范化重塑，使马克思主义传播从分散自发的民间思想交流，转向有组织、有纲领、全覆盖的政治传播与革命动员。
党组织对亲缘地缘网络的整合，主要以核心人物引领、组织化吸纳为路径，将民间自发网络转化为党的基层动员体系。多数湘籍传播者被纳入中共湘区委员会，毛泽东、何叔衡的同乡网络转化为党的基层动员网络；广东依托国共合作平台，谭平山、杨匏安等核心人物将原有的岭南同乡、学界业缘网络，重组为党领导下的工农运动组织网络，汕尾、佛山等地的基层传播者通过党组织的联络，形成了全省范围的革命动员体系。
党组织对学缘业缘网络的整合，则体现为人才集聚、功能分工的组织化运作。各地党组织通过创办党校、讲习所，将学缘圈层中的进步青年吸纳为党员或骨干分子；出版、教育等业缘网络则被纳入党的宣传体系，《新青年》成为党中央机关刊物，上海、北京、广州等地的进步学校成为党的秘密活动据点，编辑、教师等职业身份成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掩护与依托。借助中央、地方、基层的三级垂直架构，党组织构建起纵向贯通、横向联动的传播体系，推动马克思主义传播实现规模化、系统化发展。
（三）空间维度下“早期传播”地理格局的重构
“早期传播”通过各地先进分子的差异化实践，构建起中心辐射、偏远响应、全域联动的立体化传播地理网络。这一过程打破了地域阻隔与阶层界限，既依托沿海口岸的信息优势，又深入内陆腹地的基层社会肌理，更延伸至边疆地区的社群网络，推动马克思主义从外来思想转化为中国革命的内在精神动力，实现了由点及面、从城市到乡村的全域性渗透与落地。
第一，沿海地区以沪、穗、津为中西文化交汇前沿，成为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中转枢纽与辐射核心。上海以文本译介与传播渠道建设为核心，构筑起“早期传播”的物质载体与思想枢纽。徐白民创办的上海书店，集中印刷《共产党宣言》《唯物史观》等经典著作，搭建起连接译著者与受众的重要通道，成为大革命时期红色书籍发行与传播的核心阵地；俞颂华作为首批赴苏俄实地采访的中国记者之一，基于亲历考察撰写《苏俄之感想与见闻》，为国内知识界与工农群众提供了了解俄国革命的第一手鲜活资料。
广州以理论阐释与实践落地为特色，构建起多元立体的传播网络。杨匏安在《广东中华新报》发表的《马克斯主义(一称科学的社会主义)》，系统阐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形成南北呼应、相得益彰的传播格局；杨嗣震深耕粤东教育，主编榕江中学校刊《榕声》，将革命思想有机融入校园教育，推动理论在青年群体中扎根。
天津作为交通枢纽，以通俗传播为定位，成为连接华北、东北与南方传播网络的关键节点。张若名以“一峯”为笔名撰写的《剩余价值》等文章被编入《马克思主义浅说》，该书一年内再版九次，成为北方青年和工人群体接受革命思想的入门读物。依托北方交通枢纽区位优势，天津成为马克思主义在北方地区传播的核心中转与辐射中心。
第二，内陆腹地立足地域特色，走出理论传播与实践动员一体化的中国化传播路径。湖北以教学育骨干、媒体传理论、工农强实践的三级联动，形成覆盖城乡的传播体系。张国恩与董必武创办的武汉中学，将马克思主义教育与革命人才培养紧密结合，为大别山区及周边地区输送了大批建党骨干；黄冈浚新学校作为鄂东重要马克思主义传播据点，亦是共存社诞生地，有力推动马克思主义在乡村落地生根，为大别山地区二十八年红旗不倒筑牢思想根基。
湖南、江西依托扎实的农民运动基础与紧密的社群网络，形成理论扎根乡土、实践凝聚民心的传播特色。袁玉冰组织江西改造社，主编《红灯》周刊；赵醒侬创办南昌文化书社与黎明中学，推动抽象理论与赣湘农村现实紧密结合。这种理论呼应民生诉求、实践强化理论认同的路径，使马克思主义成为农民群体追求解放的精神旗帜，为后来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奠定了坚实思想与群众基础。
西南地区以学术通俗化、边疆本土化的创新实践，打通马克思主义向边疆民族地区传播的通道。王右木组织马克思主义读书会、创办《人声》报，以本土化语言通俗阐释唯物史观与阶级斗争理论；张伯简结合边疆群众的认知习惯，撰写《社会进化简史》等通俗著作，既助力边疆民众理解革命潮流，又建立起边疆与全国革命网络的思想联结。
第三，北方地区以北京为核心，辐射冀、鲁等区域，形成高校引领、工人动员、乡村辐射的多层次传播格局。北京作为北方马克思主义传播的理论策源地，以高校为支点搭建起学理化传播平台。北大红楼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以读书会、译介小组等形式凝聚进步青年与学者，形成理论生产与阐释的核心圈层，其编译的理论文献借助铁路交通网络向华北、东北扩散，为北方各地的传播提供了源头活水。
山东、河北等工业集中区域承接北京理论资源，以工人动员为重心推动理论向实践转化。王乐平创办的齐鲁书社，经销《马格斯资本论入门》《社会科学大纲》等进步书刊，成为中共济南早期组织的重要活动阵地，并培育出王尽美等一批革命骨干；王俊等工人党员以长辛店、唐山等工业重镇为依托，通过工人夜校、工会联络站等载体，推动马克思主义从理论话语转化为工人阶级的行动自觉。
乡村地区依托既有社群网络实现理论下沉与辐射，形成城市带动、乡村呼应的联动格局。北方进步青年与基层工作者，将北京的理论文献、工业城市的实践经验，通过乡村夜校、庙会宣讲、同乡会馆等渠道传入乡村；山东农运骨干依托齐鲁书社资源，在乡村组建小型读书会、培育农民骨干；东北进步力量借助铁路工人与乡村的联结，将革命思想输送至偏远村落。这种跨地域、跨阶层的传播实践，不仅塑造了北方“一盘棋”的革命地理格局，更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与北方产业特征、乡村社会生态深度融合，为后续北方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与革命道路的探索，奠定了广泛而坚实的社会基础与思想根基。
三、知识谱系学视域下“早期传播”研究的范式转换与方法论创新
恩格斯曾指出：“无论历史的结局如何，人们总是通过每一个人追求他自己的、自觉预期的目的来创造他们的历史，而这许多按不同方向活动的愿望及其对外部世界的各种各样作用的合力，就是历史。”知识谱系学视域为“早期传播”研究提供了方法论革新的重要路径。其根本旨趣在于推动研究视角从单一维度向多元谱系、从个体聚焦向群体网络的方法论拓展，以去中心、重实践、跨维度的逻辑，构建主体、空间、话语三位一体的全新分析框架，实现马克思主义传播史研究从史料还原到机制阐释、从成果追溯到过程推演的认知升级，为中共党史党建学学科发展注入中国化与科学化的学术活力。
（一）主体研究从精英聚焦到群体谱系的方法论扩展
无疑，历史“需要有自己的大人物”，但历史创造的最终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传统研究多聚焦于李大钊、陈独秀等历史关键人物，却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马克思主义传播史群体性接力传承的本质特征。知识谱系学以无差别样本为基础，构建起核心、骨干、基层的主体谱系分析方法，推动实现研究对象拓展与评价标准重塑的双重革新。
从研究对象来看，这一视角突破以政党身份、知名度为核心的单一筛选标准，拓展为不同社会分工的群体谱系。这种分类并非简单的职业划分，而是立足于传播链条功能定位的系统性方法论建构。具体来讲，学生与学者谱系承担理论译介与学理阐释的核心职能；工人与社会活动家谱系承担实践转化及基层动员的双重功能，将抽象理论转化为工农可感知、可践行的实践话语；编辑谱系承担着渠道搭建与文本优化的双重功能，直接决定理论传播的实操性、覆盖面与传播效能；其他群体谱系则聚焦特殊场域的精准传播，有效弥补核心群体的传播覆盖空白。四大谱系相互渗透、协同发力，共同绘就“千百个举火炬的人”的鲜活历史群像。
从评价标准来看，研究转向以实践贡献为核心而非以历史结果为导向的分析维度。传统研究中常被遮蔽的基层传播者，其历史价值不再以是否成为知名革命者为评判依据，而是以是否推动理论落地特定空间、是否构建中国化传播载体作为核心标尺。这一评价标准的转型，实质是正视马克思主义传播史的多元性与复杂性，通过发掘不同谱系的历史实践，还原马克思主义从精英思想走向群众共识的扩散机制，最终实现研究从个体精神史向群体实践史的范式跨越。
（二）空间研究从单向传输到地理实践的方法论升级
马克思指出，“空间是一切生产和一切人类活动的要素”。传统研究往往将“早期传播”视为由中心向边缘的单向流动，这一视角在很大程度上弱化了空间本身的独立价值与实践意义。知识谱系学以空间生产理论为支撑，构建集聚、分化、联动的空间分析方法论体系，深刻揭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进程中的地理实践逻辑。
第一，以空间集聚度为核心，建立量化与质性相结合的分析工具，重点完成核心传播集聚区的识别与整体特征提炼。依据图1数据，粤、湘、浙、鄂等核心省份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占比超七成，可精准锁定上海、北京、广州、长沙、武汉五大核心集聚区，突破传统研究地域描述模糊化的局限，明确“早期传播”的核心地理载体。从质性层面来看，五大核心集聚区各有优势支撑，即或依托学术资源、或凭借出版优势、或结合实践场景，共同构成“早期传播”的核心引擎，承担着理论生产、文本输出与方向引领的基础职能，为后续空间分化与联动提供关键支撑。这种量化识别与质性提炼相统一的路径，超越了空间仅为地理背景的认知，凸显出集聚空间在马克思主义传播中的重要地位。
第二，以空间分化性为路径，聚焦不同区域的功能差异与分工协同，构建功能分野体系。空间分化是在空间集聚基础上，依据各区域资源优势、社会基础、历史语境等特点，自然形成的功能差异化、形态多元化的传播格局，其目的在于因地制宜推进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本土化对接，形成先定位、后分化的递进逻辑。
从横向来看，五大核心集聚区实现功能错位、互补协同的差异化布局。北京依托北大等学术重镇，深耕学理化阐释与知识合法化，突出理论深度；上海凭借出版业与租界优势，专注跨语际译介与文本中国化，强化文本转化；广州立足国民革命实践场域，推动理论与实践的融合落地，彰显实践导向；武汉、长沙依托交通枢纽与群众基础，着力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向周边辐射扩散，承担区域延伸功能。
从纵向来看，全域空间形成核心、枢纽、偏远的层级分工体系。核心区域侧重理论生产与标准化输出；枢纽区域侧重本土转化与跨区域衔接；偏远区域侧重落地传播与覆盖延伸。这种全域性的空间结构，既有效避免了马克思主义传播资源的同质化内耗，又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传播与不同空间需求的精准适配，成为连接空间集聚与空间联动的关键一环。
第三，以空间联动性为纽带，构建核心、枢纽、偏远的层级分析模型。层级分析模型有利于突破传统地域研究相互割裂的局限，依托样本中的人际网络、文本流动、组织关联等数据，还原跨区域传播的运行机制。核心区域通过编辑谱系生产标准化文本，枢纽区域通过工人及社会活动家谱系实现文本的中国化转化；偏远区域通过学生及学者谱系完成适应性传播。这种实践过程不仅清晰呈现了马克思主义从沿海到内陆、从城市到乡村的全域渗透路径，更深刻揭示了空间差异是催生本土化实践的重要动力。
（三）话语研究从文本解读到实践建构的方法论深化
英国社会学家约翰·B.汤普森在《意识形态与现代文化》中指出，“意识形态的形成与扩散是现代的一个特有的特点”。马克思主义作为上层建筑，传统研究对其文本的解读多停留于理论内容的静态阐释，忽视了概念如何转译、话语如何建构、思想如何实践等关乎传播与扩散的重要问题。知识谱系学以话语实践为核心，构建概念转译、载体创新、实践落地的系统方法论体系，有助于深度揭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从外来理论转化为实践真理的落地机制。
其一，话语生产层面，聚焦传播主体的谱系属性与空间特质对话语建构的塑造作用。编辑谱系主导的话语生产，侧重文本标准化与传播规范化，服务于空间联动的全域传播需求；学生与学者谱系主导的话语生产，侧重学理化阐释与理论深化，契合核心集聚区的学术传播场景；工人与社会活动家谱系主导的话语生产，侧重通俗化转化与实践引导，贴合枢纽、偏远区域的基层传播需求。不同谱系的话语生产，形成了差异化的实践调适逻辑。
其二，话语传播层面，将话语传播与空间分化、空间联动格局深度绑定，剖析不同空间场景下的话语调适策略。核心区域的话语传播以标准化、体系化为主，依托学术资源与出版优势，树立理论话语的传播标杆；枢纽区域的话语传播以中国化、通俗化为核心，实现标准化话语向基层实践话语的转化，搭建核心与偏远的话语桥梁；偏远区域的话语传播以适应性、落地性为导向，结合本地语言环境，将抽象话语转化为可感知、可践行的实践表达，实现传播覆盖的有效延伸。这种空间差异化的话语传播策略，本质是话语实践与空间需求的精准契合，也是话语从文本形态走向实践场域的关键环节。
其三，话语实践建构层面，聚焦话语对革命实践的引领与塑造作用，揭示话语落地的实践路径与价值意涵。“早期传播”的话语实践凝聚话语共识，推动理论转化为具体的革命行动。革命型话语引领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方向；学理型话语夯实理论传播的学术基础；通俗型话语激发基层群众的参与热情。不同类型话语互补协同、同向发力，共同完成从理论话语到实践行动的有效转化。
综之，这种从文本解读到实践建构的方法论深化，不仅可丰富“早期传播”的研究维度，更有助于实现话语研究与空间分析、谱系研究的深度融合，印证话语作为理论落地、实践推进的核心载体，其价值不仅在于文本本身，更在于其引领实践、塑造共识、契合空间的实践功能。
结 语
当前，“早期传播”研究正经历从史料整理向问题驱动的范式转换。本文对《辞典》497名本土籍传播者的实证样本进行分析，目的在于打通、整合思想史与实践史的研究视角，在知识谱系学视域下重构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史的立体图景，为深化对“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的历史逻辑的认识，提供坚实学理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正确党史观“不能用今天的时代条件、发展水平、认识水平去衡量和要求前人，不能苛求前人干出只有后人才能干出的业绩来”的重要论断，为构建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传播史学科体系筑牢了方法论根基。
面向未来，马克思主义传播史研究可在三个方向上进一步深化：一是深化基层组织研究，还原马克思主义在基层的真实接受与实践转化过程；二是深化跨区域互动研究，重建马克思主义传播空间场域，揭示区域间传播的互动机制；三是深化概念史研究，系统梳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话语生成与演进轨迹。这些方向共同指向同一目标：推动马克思主义传播史研究走向科学化、规范化、体系化。马克思主义传播史研究在深挖历史细节中的思想规律的同时，应注重提炼具有当代价值的马克思主义传播经验，充分彰显党史研究资政育人的重要功能，为新时代持续推进“两个结合”、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注入不竭的历史智慧与精神动力。
[原文刊于《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6年第3期，注释从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