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 端，上海交通大学校史研究室副研究馆员，主要从事近代中国教育史、江南史研究。
摘 要：被视为晚清国人自编新式教科书发轫之作的《澄衷蒙学堂字课图说》，向来以开教材近代化风气之先而受到学界的关注。然而，学界对此书的编纂者却关注不足。从编纂群体看，该书主要归功于深受传统文化滋养与近代新学熏陶的江南地区翰林名宿、教育新锐之合力，具体有刘树屏、蔡元培、章梫、白作霖、沈颐、严保诚、姚明辉、夏清贻等。从编纂者的地域分布来看，既有来自旧学底蕴深厚、西学新知发达的常州、绍兴、宁海等地，又有融合江南本土经验与日本域外视野的上海，从而在“存古开新”中拥有了“兼容并蓄”的气象。而他们之所以能互联聚合，配置教育资源，又依赖于以科举同年、地缘、血缘、学缘等为纽带的知识精英网络的编织与运作。引入知识精英网络视域，有助于更深刻地理解新式教育肇创之初新旧士人知识转型与文化传承，亦可从“互动”和“连通”的视角揭示出隐藏于晚清新式教科书生产与文化传承背后的内在逻辑。
一、《澄衷蒙学堂字课图说》既有研究检讨
晚清上海澄衷学堂的创办，最为后世所熟知并津津乐道的，莫过于它产出了收录3291字、配图近800幅，“在中国教育史上有着历史性的价值”[1]104的《澄衷蒙学堂字课图说》（以下简称《字课图说》）。这部帮助儿童识字启蒙的校本教材，在当时“清廷尚未设学部，并无学堂章程，坊贾所开设之商务印书馆尚在萌芽时代”[2]30的背景下，一度被视为国内新式教科书的发轫之作。连《清史稿》都对之有记述：“制《字课图说》、修身、舆地诸书，诸校用之，以为善本。”[3]10425自1901年夏初版以后，《字课图说》“不胫而走，销售一空”[2]31，至1905年夏，已增印至13版。[4]493至少在江浙一带，风行一时，广为流布。茅盾曾将之作为少年时在浙江桐乡老家的启蒙读物。他曾回忆：“我的父亲在当时是‘维新派’，所以我在家塾中读的书就是澄衷学堂的《字课图说》和《正蒙必读》里抄下来的《天文歌略》和《地理歌略》那一类‘新书’。当时人也就称为‘洋书’”[5]351。
学界既有研究多从文献学、教育学、知识史层面探讨《字课图说》文本本身，包括编排设计、教育理念、用字与释义、价值与启示[参见：屈亚文、贺继康：《〈澄衷蒙学堂字课图说〉的编排创新与当代启示》，载《陕西学前师范学院学报》2015年第3期；曾柱、张杰：《〈字课图说〉对留学生初级汉字教材编写的启示》，载《宁波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8年第1期；朱宏一：《〈澄衷蒙学堂字课图说〉的主要特点及历史地位》，载《语文建设》2017年第19期。]。但少有学者关注这部《字课图说》究竟成于何人之手[仅有胡志金：《中国教科书纂史上的一次风云际会—〈澄衷蒙学堂字课图说〉者初考》，载《课程教育研究》2017年第6期；张晖：《常见字入术语典的词类——从〈澄衷蒙学堂字课图说〉的“类字“谈起》，载《中国科技术语》2018年第2期；江兴祐：《蒙学读物的流变与〈澄衷蒙学堂字课图说〉的编写》，载《古典文学知识》2019年第4期。]，更少有引入“社会网络”[社会网络研究原是美国社会学家马克·格兰诺维特以来社会学最具影响力的领域之一。在社会学研究范式中，社会网络指的是节点（通常指个人或组织）以及节点之间构成一个连通性、动态性的网络结构（代表各种社会关系）。通常认为，节点(nodes)、边(lines，edges)、结构(structures)、动态(dynamics)，构成了社会网络研究的不同层级。本文研究的是社会网络中作为知识精英阶层的社会文化网络，许纪霖、瞿骏、佐藤仁史等学者曾著文论述过晚清上海城市绅商在主导地方实业与学务过程中，通过与国家权力的密切互动，构成汇聚、流动、渗透的文化权力网络。]的视域，借鉴在“互动”和“网络”中发现交互空间中的“移动的历史”[6]的思想来看待《字课图说》之编纂。揭开这部教科书的编纂者群体及背后隐藏的知识精英网络如何构建与运作，不仅有助于理解澄衷学堂的办学资源与逻辑，更能管窥晚清江南新式教育肇创之初新旧士人群体的知识转型与文化传承，同时对于教科书史研究的“内部史”和“外部史”的分析框架也不乏裨益。
二、江浙知识精英网络编织成的《字课图说》编纂者群体
（一）主编、主审、总纂：以科举“同年”为纽带的“宿学老儒”
《澄衷蒙学堂字课图说》缺乏现代意义上的版权页，编纂者因未直接注明而显得扑朔迷离。不过，曾任学堂教员并参与教科书编纂的姚明辉有过一段“现身说法”：
叶成忠晚年念幼年未曾识字，作业艰苦，年逮六旬，发愿输财立此学堂，欲以识字启蒙了其心愿，乞刘太史为纂教人识字之书。庚子之年，太史为延宿学老儒与新学少年纂成《澄衷蒙学堂字课图说》一书，体例撰自刘太史，总纂为海宁章一山太史梫，嘉定夏清贻与我分任地理部分。[2]30
从姚明辉的描述中可知，这部《字课图说》的编纂，绝非一人之功，“乃众为聚敛以成之”[7]，可分为“宿学老儒”与“新学少年”两类人群。先来看“宿学老儒”群体。首先就是“刘太史”，即主持策划、确定体例、撰写凡例的“主编”角色是澄衷学堂首任总理刘树屏。该书的“凡例”后亦署名“刘树屏”。刘树屏，字葆良，号雨溪，江苏武进人。光绪十六年（1890年）庚寅恩科进士。同年五月，改翰林院庶吉士。后任翰林院检讨、国史馆纂修等职。拥有进士出身与翰林院光环的刘树屏，在“存古”之外更具“开新”意识。早在1896年，他曾联合武进籍官绅恽毓嘉向署理两江总督的张之洞建议，在常州龙城书院开设致用、经古两精舍，延请著名数学家华蘅芳之弟华世芳任致用精舍山长，名儒缪荃孙领衔经古精舍山长，着力提倡实学，成为常州最早推行新式教育的学校。
得益于这种“存古开新”的文化背景，1901年正月，刘树屏受澄衷学堂首席校董樊时勋引荐的赵凤昌之邀，从常州来到上海，接掌澄衷。到任之后，建章立制，编纂教材成为首要校务。在《字课图说》的“凡例”中，刘树屏阐明了本书的编写宗旨、选字原则、词类划分、编排体式、教学方法，强调“是书专为小学堂训蒙而作，故词尚浅近，一切深文奥义不及焉”，对于难字难义，“不特艰于讲解，且恐阻窒其性灵也”[8]842。这和《澄衷学堂章程》中倡导的“训蒙以开发性灵为第一义”[8]836的主张高度契合。可以说，《字课图说》就是在刘树屏这种“涵养性灵”的思想主导下编纂而成的。
由于学堂新启，百端待举，急需用人，刘树屏便利用自身的士绅网络延聘志同道合者协助自己。“宿学老儒”的另外两位，便是与刘树屏有“同年”之谊的蔡元培与章梫。蔡元培与刘树屏的“同年”之谊，起于光绪十八年（1892）壬辰科。蔡元培得中二甲第三十四名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同科得中者，有张元济、屠寄、唐文治、叶德辉、赵熙、汤寿潜等。”[9]23而刘树屏则于光绪十八年应散馆试，授翰林院检讨，两人曾有一段共同供职于翰林院的经历。
光绪二十四年（1898）六月十七日，正当百日维新如火如荼之时，蔡元培曾与刘树屏、唐文治、王书衡等人在北京羊越胡同江宁试馆组织过一个东文学社，学习日语，相互切磋，过从甚密。不久，戊戌政变爆发，百日维新失败，由此引起连锁反应，这个日语学习班迅速结束，蔡元培回乡，担任绍兴中西学堂监督。和蔡元培同时南下赴沪的，还有因戊戌变法而遭“革职永不叙用”的张元济。刘树屏出任学堂总理后，蔡元培与在上海的张元济、刘树屏有了更多的联系。
光绪二十七年（1901）三月十八日，蔡元培应刘树屏之招，游上海，黄昏到沪后，夜宿舟中。第二天清晨就赶到张元济家，在“年伯母影堂前行礼”，并“同菊生访刘葆良前辈于澄衷学堂”[10]168。而在早前的一篇日记中，蔡元培曾提到“致菊生书”：“菊生函寄上海西华德路隆庆里772号。”[10]166西华德路隆庆里，就在虹口澄衷学堂附近，可知张元济的住址与学堂亦相距不远。值得注意的是，张元济此时正担任南洋公学译书院主事，而译书院院址最初就设于虹口邓脱路（今丹徒路）谦吉里。[11]72这条南北走向的邓脱路与澄衷学堂所在的塘山路正好成十字交叉。“从邓脱路向东拐进塘山路，向前走不过三四十米”[12]11，斜对面不远处就是澄衷学堂。7月，刘树屏因请事假，邀请蔡元培到学堂相助监督职务，代理一月。[13]7之后，又经刘树屏介绍给盛宣怀，蔡元培入南洋公学，担任特班总教习。
在短暂代理澄衷学堂第二任总理期间，蔡元培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帮助编写、审定《字课图说》。这可从蔡元培1901年3月至8月的日记中得到印证。在此期间，他先后六次提到《字课图说》。如1901年5月15日，《日记》中提到他给徐珂妹婿赵仲英寄送《字课图说》时说：“徐仲可同年之妹婿赵仲英住杭州兴忠小浒巷口财神堂斜对过，由培代定《字课图说》一部，前三本已寄去。” [10]174这里的“定”应为审定之意。8月19日，《日记》中又写道：“识别澄衷学堂所编《字课图说》竟”[10]182，第二天即“致章一山书，送《字课图说》，并还《文通》”[10]183。所谓“识别”二字，应是审读校对之意，说明《字课图说》最后由他校勘考订，斧削笔润，主审定稿。[14]此外，蔡元培还亲自参与了《字课图说》的编写。他在1901年7月25的日记中写道：“始往澄衷学堂，编字课目，晨去晚回。”[10]180这里的“编字课目”指的应是编写《字课图说》的目录，即该书第一册的“检字”与 “类字”。
另一位“宿学老儒”便是章梫。《蔡元培日记》中涉及《字课图说》时所提到的“致章一山书”，即是章梫。章梫，字立光，号一山，浙江三门县海游人。早年入杭州诂经精舍深造，受业于朴学名宿、翰林院编修俞樾十余年，研学经史，兼学数学、天文、地理。光绪三十年（1904）进士，由庶吉士授职翰林院检讨。1903年4月任学堂总理，1905年正月离任。章梫出掌澄衷与获中进士虽然较刘、蔡两人稍晚，但他来沪任职于澄衷学堂的时间却与刘、蔡两人几乎同时，始于1901年正月，出任总教一职，是协助刘树屏早期襄理校务的重要助手。对此，章梫本人曾有回忆：“辛丑仲春，总其事者，阳湖刘葆良观察同年也，盖自余之来，规模已粲然矣，而观察复日夜讨论一切事宜，心力所及，实验以身。”[15]
章梫之所以称刘树屏为“同年”，并不是指同榜登进士科，而是两人都同于光绪“酉年”拔贡[清制规定，每十二年，凡逢酉年，就有“拔贡”的考试，整个光绪年间只有两次，即光绪十一年乙酉科（1885）、光绪二十三年丁酉科（1897）。]，入京城国子监。刘树屏于光绪乙酉年（1885）“与从兄刘可毅同以拔萃贡入成均”[16]27。而章梫则于光绪丁酉年（1897）考选拔贡，赴京应试[17]868。虽然并非同年拔贡，但据商衍鎏对清代科举功名之研究，“拔贡之举以酉年，与前后酉年所举者及本科中式之举人，皆认同年。”[18]118更值得注意的是，相较于刘树屏的“同年”，章梫与蔡元培之间的关系则显得更为密切。两人不仅为浙籍同乡，而且章梫的受业之师俞樾，同样也是蔡元培早年众多的“问业师”之一[19]。
与蔡元培一样，章梫亦有主持新式学堂的经历。在就任澄衷学堂第三任总理的1903年，他也在家乡宁海以章氏宗祠为基发起创办海游高等小学堂，开当地新学风气之先。1906年，章梫任京师大学堂译学馆监督，致力于广罗人才，曾聘请蔡元培担任译学馆教授，讲授乙班国文兼西洋史，蔡元培欣然就职。1911年9月，译学馆并入京师大学堂，改为法律院，蔡元培称这次任教是第一次服务于北京大学。此是后话。可以说，深厚的旧学根底、开新的办学经历，加上熟稔的士绅网络，使刘树屏、蔡元培、章梫分别从江浙汇聚于上海，形成早年澄衷学堂掌校者谱系与《字课图说》编纂中的“翰林办新学”群体。
依照姚明辉的说法，章梫任学堂任职期间，担任的是《字课图说》总纂。澄衷学堂立校之初，依章程所设立编纂室，有总纂与分纂之分。“本室为编纂书籍而设，特延总纂一人，分纂数人。总纂有稽查分纂之职，所有分纂诸君，务宜依时随同总纂会集其间。”[20]37总纂一职的任务是，按照刘树屏已定的编写宗旨、体例，将分工编纂的各部分内容合成一书，删繁就简，精雕细琢，使之成为衔接自如、体式一致的有机整体。[14]此外，根据章程规定，“非编纂应用书籍，不可携至本室，非总理与总纂商定之书，亦不可在本室私行编纂。”[20]37-38可见，总理刘树屏与总纂章梫在编纂《字课图说》的过程中的权限最大。
（二）依托乡缘与学缘的分纂者：“宿学老儒”网络圈衍生的新学少年
相较于“宿学老儒”主编、总纂、主审的角色，“新学少年”主要担任具体的“分纂”之责。这批“新学少年”，据目前史料所知，主要有沈颐、严保诚、白作霖、夏清贻、姚明辉等，他们之所以汇聚于澄衷学堂，组成编纂队伍，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宿学老儒”网络圈的牵引与衍生。
首先是刘树屏的两位常州同乡沈颐、严保诚。沈颐，字朵山，近代著名语言学家、教育家、出版家。1901年赴上海，入澄衷学堂为教习，参纂《字课图说》，至1904年离开。时年20岁的沈颐能进入学堂任教，与刘树屏渊源深厚有关。他早年师从地学名家张相文，后入刘树屏主持新学改革的常州龙城书院肄业，学业优秀，曾与同乡蒋维乔、孟森、严保诚、谢观、蒋维乔之弟蒋维钟、沈颐堂兄沈保枢等人均列名于《龙城书院课艺》。[21]430而更为亲密的是，沈颐的岳父吕景端是盛宣怀颇为倚重的幕僚，而刘树屏又是盛宣怀的生意伙伴，沈颐出任澄衷教习当与这层关系的推荐有关。[22]3021904年沈颐离开学堂后，曾在盛宣怀和刘树屏联合创办的常州正则小学堂任总教习，他在致刘树屏的信中称其为姻世伯，自称“小侄”[23]，亲缘关系，可窥一斑。此外，沈颐与蔡元培亦有关系，沈颐是《苏报》馆主及主笔陈范的外甥，而陈范的兄长陈鼎是蔡元培乡试的副主考[24]44。基于这些交集，沈颐除了教习还被委以编纂《字课图说》的重任，实在情理之中。
据相关史料显示，沈颐可能是《字课图说》最得力的编者，甚至有说法认为他就是该书的主编。如项雄霄回忆，“这部《字课图说》在编纂之初，其编辑凡例是刘葆良先生所手订，主编者为杭人沈颐（应是常州人之误——笔者注）”[4]493。这种观点当然还需更坚实的史料支撑，但沈颐编纂教科书的经历始于澄衷学堂的《字课图说》，为他后来进入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长期服务，成为清末民初新式教科书编纂出版名家打下坚实的基础，自是不易之论。
与沈颐早期经历十分相似的另一位常州新锐是严保诚。严保诚，字练如，清末民初出版家、教育家。少时即好天文历算之学，擅长理化。曾入常州龙城书院、江阴南菁书院肄习新学，曾在《龙城书院课艺》中列名于算学，又在1898年3月的南菁书院古学考试中，与蒋维乔之弟蒋维钟名列算学“一等二十四名”。当时，列入算学考试“超等四名”的有沈颐堂兄沈保枢，“特等十二名”的有刘树屏，列入经学考试“特等十四名”的有蒋维乔、蒋元庆。[25]可见其与沈颐一样属于常州同乡士绅圈。1901年入澄衷学堂任教习半年，相关史料虽未明见其参与《字课图说》的编纂，但根据其特长，极有可能担任《字课图说》理化知识的分纂。这也可以从他离开学堂后的经历得到佐证，1904年经蒋维乔介绍，他进入商务印书馆，长期负责理化教科书的编辑。1905年2月，又曾在蔡元培主持下的爱国女学担任数理教员。比较明显的是，在具备了编纂《字课图说》的经历后，严保诚与他身边的沈颐、蒋维乔、谢观等人一样，几乎都与张元济、蔡元培领衔下的商务印书馆、爱国学社发生一系列的联系。
白作霖是姚明辉明面上未曾提及的“分纂”者。白作霖，字振民，以字行，江苏南通人。1897年，他经南洋公学总理何嗣焜“罗而致之南洋公学”[26]549，成为首批师范生，因“通日本语言文字”[27]受到器重。他虽然不是常州人，但基于刘树屏与何嗣焜同为盛宣怀的同乡兼重要的教育幕僚，且刘树屏五弟刘垣正是何嗣焜的女婿，刘树屏与白作霖早就相熟应该不是问题。1901年9月澄衷学堂草创之初，白作霖就被刘树屏聘为副总教，更因善仿日本教科书自编教材而被委以“主编纂事”。这一点在姚明辉的《上海早期的新式学堂》一文中也得到印证。据他介绍，壬寅之年（1902年）冬，刘树屏于澄衷学堂内设立“师范研究室”，主要职能是自行编撰课本，其中就包括《字课图说》之编纂。“延前南洋公学师范院生、南通白作霖振民为主任，吴县张一鹏云搏副之。”[2]31而论及白作霖与蔡元培的关系，亦颇有交情。在1901—1902年《蔡元培日记》中所记与澄衷学堂人员宴饮的名单里，都有“振民”的身影。两人在南洋公学还有“同宿”的特殊缘分。1901年8月7日，蔡元培在日记中记道：“雨，看韩静庵，往中院三层楼六十号，与南通州白振民同住。”[10]181
除了具体分纂内容的沈颐、严保诚是常州文化精英外，《字课图说》的书写者唐驼，因其来自江苏武进，很有可能也是应同乡刘树屏之邀。唐驼，字孜权，武进人。自幼苦学楷书，其书法娟秀遒劲，含蓄稳健，“深得王欧笔意”。因习字过勤，导致右背高隆，遂弃原名，自号曰驼。因家贫游幕于外，1900年庚子事变后从天津盐运使幕南归乡里，后至上海，为澄衷学堂缮写《字课图说》，书中大小文字，均由唐驼正楷书写。“既出版，而驼之书名噪一时。文明书局、商务印书馆，先后聘驼写教科书。驼之卖字生涯，于是始矣。”[16]67辛亥革命后，入中华书局主持印刷所，成为近代印刷业的重要开拓者。
三、“在地化”分纂者背后的上海本地教育家网络
尽管《字课图说》的编纂群体绝大部分是来自与刘树屏有着密切乡缘、学缘关系的苏、常一带“新学少年”，但由于澄衷学堂地处上海，从上海本邑的新式学堂中“就地取材”，吸收术有专攻的“新学少年”参与编纂，也是学堂“在地化”办学策略的重要考量。分任《字课图说》地理部分编纂的姚明辉与夏清贻，就属于这一类上海本地教育新锐。
姚明辉，字孟埙，嘉定南翔人，教育家，清末民初上海县耆绅姚文楠之子。姚氏家族由浙江绍兴迁入上海，为沪上书香官宦门第。其父姚文楠为早年在龙门书院精研子史政法、经济天算之学，为上海地方自治运动主要领袖之一，曾任县劝学所总董、工程局总董、清丈局总董、上海市经董、江苏省咨议局议员等职，[28]著有《上海县志》《上海县续志》等书。在书香家族的熏陶下，姚明辉先后入上海求志书院、龙门书院、广方言馆、澄衷学堂师范科，“皆读英文，研究新科学，阅览教育书”[29]4。1901—1904年就任澄衷学堂教员，任教期间被吸纳进编撰教科书的“师范研究室”，负责《字课图说》的地理分纂。
姚明辉之所以与澄衷学堂发生联系，除了他自身的校友身份之外，更与他作为上海本地教育家师出多校，人脉广泛，善于居中联络的优势有关。姚明辉“与龙门、梅溪、南洋等几个兄弟学校有联系，他们常为几个兄弟作中介，使各学校的学生相互接近，沟通感情。”[25]495而从学识素养来说，他能胜任《字课图说》的地理分纂，还在于他具备地理学科教材编写和课堂教学方面的杰出才能。据项雄霄回忆：“地理由上海姚明辉主讲，用他自编的本国地理作教材。每次上课，姚先生在黑板上画一概图，对图讲解，着重说明山脉、河流的关系、城市位置、交通要道、物产分布和历史事物的变迁等。也教学生自己作图，画出其所习得的一课。因此，学生的记忆就巩固了。”[25]494
夏清贻，字颂莱、颂来，号公奴，嘉定南翔人，清廪膳生。早年肄业于上海格致书院，后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科。1902年以后，参与创办上海开明书店、速成乐歌讲习会、沪学会，并担任张謇主持的通州师范学堂教习。民国后，历任北洋政府国务院秘书、印铸局参事等职。1901年1月至6月在澄衷学堂工作。通过对相关史料的考释，夏清贻之所以会出任《字课图说》地理分纂，一方面可能是基于与姚明辉的同乡私谊，另一方面，很有可能是他在留日期间就加入专门翻译和出版日本书籍的“译书汇编社”。1900年，留日学生戢翼翚、陆世芬等人在东京创办《译书汇编》杂志，1902年成立分社——“教科书译辑社”，前者以翻译大学教材为主，后者专译中学教科书，译本多选取日本中小学及大学通用教材[30]222，以供国内新式学堂译用。
据相关学者考证，夏清贻留日期间就与当时执掌上海育材学堂（后改名为南洋中学）的王培孙共同参与了“教科书译辑社”的工作，根据《译书汇编》第二年第三期（1902年6月刊）所载的会员名录，“王植善 培荪 上海育材学堂总理”名列第二[31]116，而夏清贻曾为王培孙编译《普通地理读本》，此书由王氏育材学堂编译所1901年出版。[32]121在1903年《江苏》第1期所载的有关“教科书译辑社”刊行书目中，还包括夏清贻译辑的《中学地理教科书》[31]122。1902年，夏清贻又与王培孙、龚子英等人在上海四马路东首老巡捕房东辰字15号创办开明书店，该书店就是“教科书译辑社”在国内的总代理经售处，该书店在1906年还出版过夏清贻编著的《中学本国史教科书》《历史教授法》（龙门师范学校讲义）等。可见，夏清贻能出任《字课图说》的地理分纂在经验上也是其来有自。
值得注意的是，不仅夏清贻与王培孙有着学务上的密切合作，姚明辉同样与王培孙交情匪浅。姚明辉曾在1932年《南洋中学三十五周纪念册》的序文中这样写道：
培孙之母，予母之妹也。培孙之父、予父僚壻而挚友也，培孙长予十岁。 予自孩童而从嬉游焉。予十年日幼，父远使欧德，母携予赁居培孙之屋。而日感培之化，舞勺成童。已离去培孙家，则日必走从培孙纵言谈，而慨然有天下之志。而培孙入湖北自强学堂，入上海南洋公学师范学堂。予入龙门书 院、入广方言馆，入澄衷师范科，皆读英文，研求新科学，阅览教育书。及癸卯秋，予方在澄衷学堂为教员、编辑员。一日，将晚，忽培孙走访，招予往其校授课。[29]4
可见，姚明辉与王培孙之间有着血缘、业缘、地缘、儿时伙伴等多重私谊网络，凭借着这种深厚的私谊网络，姚明辉与夏清贻在担任澄衷学堂教习的同时，又兼任南洋中学的教习。这也就可以解释项雄霄所说的姚明辉为何能将他所肄业、任教过的龙门书院、广方言馆、澄衷学堂与王培孙就读的南洋公学，执掌的南洋中学全部串联起来，起到教育资源互为援引与配置的中介角色。从姚、夏、王三人的交际网络来看，上海本地早期教育家群体其实已经结成一个互通资源的“知识共同体”，这也是《字课图说》的编纂所吸纳的区别于常州、绍兴、宁海知识精英圈的另一重代表上海新式学堂的文脉滋养。
四、《字课图说》编纂背后知识精英网络的知识脉络与地域因素
作为晚清国人自编新式教科书发轫之作，《澄衷蒙学堂字课图说》向来以开教材近代化风气之先而受到学界瞩目。主持编纂该书的刘树屏的总体思路是“集校内诸教习，并招校外有志于教育者为研究员，而借径于日文教育学之书以助钻研”[2]31，即以本土士人为主，并吸收日本教育的有益经验。所以，在编纂队伍的组织方式上，刘树屏通过编织与运作传统中国社会的同年、同乡、亲戚、同伴关系网络招揽到了“宿学老儒”与“新学少年”，具有较强的“私谊性”与“排他性”。但从这个网络的知识结构来看，又是新旧中西兼容，视野开阔的。如具有翰林身份却以主持早期新式学堂而扬名的蔡元培在编写《字课图说》目录时，充分显现出了深厚的旧学功底，他将所录3000余字按字的笔划数进行编排，还按照字的词性进行分类。其实，蔡元培在来沪之前主持绍兴中西学堂时，就编印过切音课本，“以切音简表教蒙学斋诸生”[24]151。有学者据此推断《字课图说》每字均以反切法标注读音，再详解字义，有可能是受此启发。[14]
又如同样是翰林的章梫，在担任《字课图说》总纂前后，曾翻译过日本学者田口义治的《教授学管理法纲要》，显示出兼采中西的视野。其师俞樾曾在该书的序言中称：“喜其言之平易，为养蒙者所不能外，又喜其大旨，与己不谋而合也，因译其书，以行于世”[15]。章梫自己也说：“田口义治君所著教授学纲要管理法，纲要平近切实，与余偕葆良观察议行于澄衷学堂者，强半暗合，足以补吾儒先学记所未备。”[15]很显然，为训蒙而作的《字课图说》字词浅近，不露深奥，便于讲解的编纂风格，很有可能就是来自于章梫翻译日本教科书的经验。
而那些“新学少年”群体的教育背景同样出入新旧中西之间。他们早年基本都求学于南菁书院、龙城书院、龙门师范学堂等江南传统学术重镇，专课经学文史，但同时也求学或任教于上海南洋公学、格致书院、南洋中学、广方言馆等新式学堂，更擅长西学。甚至有通晓日文或早期留日从事新式教科书译编者，如白作霖、夏清贻。不过，相较而言，他们的西学背景更被刘树屏看中，因为“刘太史意，此书用为课本，即是新法教授，与纂同人都韪之”[2]30-31。
再者，这个知识精英网络的编织还有地域因素的考量。江南人占据绝对主导。其中，江苏士人多于浙江士人，而代表上海“在地化”士人的姚明辉、夏清贻相对只起到辅助作用。而若再细分江浙士人群体，又编织成了以刘树屏、沈颐、严保诚、白作霖为首的苏南知识精英圈，以及以蔡元培、章梫为代表的绍兴府、台州府士人圈。这些地域都是江南望族渊薮，诗书传家，崇文重教，且开晚清新式教育风气之先。自上海开埠以来，“士之负异才，挟奇术，欲凭胜地以自显者，猥集凫不绝”[33]，使得《字课图说》编纂在地域特点上有机融合了传统江南的深厚文脉与开埠后上海的开放视野，在“存古开新”中拥有了“兼容并蓄”的格局，[34]最终结出了《字课图说》的文化硕果。
五、余论
《字课图说》之所以能成为晚清启蒙教科书开风气之先的善本与热门读物，主要归功于当时深受传统文化滋养与近代新学熏陶的江南知识精英之合力。这种合力的形成，在早期学堂教科书编写尚未采用国家统一规范、聘任教习也未“制度化”之际，主要依赖于掌校者、总教习个人的作用。如1902年的《澄衷学堂章程》有云：“所有访请教习、置备图书、编译书本、订立课程、督查学生功过，均系总理之职。如总理他出，一切由总教习代办。”[8]833而掌校者、总教习高度的自主权，就给晚清以科举同年、地缘、血缘、学缘等为纽带的社会网络赋予了编织、聚合与运作的空间。“中国的社会本是由于亲族乡党，举主故吏、座主门生、同年同学，乃至部曲宾僚种种关系错综而成。”[35]诚如有学者所言，必须探究种种事实及遗留线索，始能重建社会精英的人际网络，方能了解他们对时代问题的因应之道。[36]具体到《字课图说》的编纂来说，引入知识精英网络研究视域，对于深刻理解新式教育肇创之初新旧士人知识转型与文化传承的机理不乏启示。
再就教科史研究意义上来说，《字课图说》作为从中国古代启蒙读物到现代儿童教材转变的典型代表，承载着新旧知识生产和文化传承的重要功能。既往的教科书史学者多运用“内部史”和“外部史”双重研究框架[37]对其分析，其中也涉及教科书编纂者的生平经历、学术背景、思想取向，以及与时代政治、经济、思潮、风俗习惯之间的互动关联。但往往是静态、孤立地看待编纂者的教育认知与知识传递，难以清晰地解释这种知识生产和文化传承究竟通过何种路径，依赖何种资源来实现，而引入知识精英网络，或可从“互动”和“连通”的视角揭示出隐藏于晚清新式教科书生产与文化传承背后的内在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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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格式：胡端.知识精英网络视域下《澄衷蒙学堂字课图说》编纂研究[J].教育学报，2026，22（3）：198-2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