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作为主流媒介史的替代性选择，媒介考古学为中国报刊史书写打开了新的思路。媒介考古学将历史中的报刊从文献转化为历史遗迹，确立了其物质性的研究基础，打破了传统报刊史主体性、内在性和透明性的神话与幻觉。它从操作层面展开报刊史书写，或可确立以事件为中心的研究单元，为报刊史带来新的书写体例；它反对报刊史的起源分析、总体化历史和连续性，将报刊史的时间序列转化为拓扑学空间，推动报刊史书写从原有的种种束缚中“解放”出来。本文最后发出开展“报刊考古学”的邀请，通过具体的实践和探索，形成更深入的对话乃至争鸣。

标题注释：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文明多样性视野下的中国媒介考古(多卷本)”(20&ZD329)。

关键词：媒介考古学/ 报刊史/ 物质性/ 事件/ 拓扑学/

作者简介：唐海江，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教授（湖北 武汉 430074）。

原文出处：《新闻界》(成都)2025年第12期 第5-14页

当下中国报刊史书写面临的局面，与20世纪60年代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撰写《谷登堡星汉璀璨：印刷文明的诞生》时颇为类似。彼时，广播、电视等电子媒介在北美日新月异，而印刷术日渐式微。为此，麦克卢汉特意说明，写作该书“远不是希望贬低谷登堡机械文化，在我看来我们现在必须奋力保持它实现的价值”[1]。这一说明对于当下报刊史书写而言不乏提醒含义。近年来，随着报纸逐步退出历史舞台，报刊史书写也面临着“奋力保持它实现的价值”的问题，同时，对报刊史书写的诸多反思乃至质疑(涉及诸如问题意识、框架、思路、历史分期和史观等方面)屡有兴起①，这一问题也就越显突出。在此情形之下，似乎有必要重新审视这样一个问题：什么是报刊史？

本文无法也无意对报刊史作出某种规范性的新界定，而是试图从媒介考古学的视角，初步勾勒报刊史之样貌。媒介考古学自其发轫，就以相对于主流媒介史而言的替代性选项出现。作为一种方法论，它的反总体化、反解释学及反线性史观的书写立场和策略，已在视听媒介、书写媒介、新媒介等领域展现出一定的解释力，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②。在此，将媒介考古学引入报刊史，并非要对其做一种“悠闲的回顾”，也非对其“黄金时代”展开“怀旧的邀请”[2]，而是站在新的历史节点，将报刊史作为考古学“应用的可能领域”[3]，做一场思想的“游牧”[4]，希冀激发中国报刊史书写的新想象。

一、报刊之“物”

问及“什么是报刊史”，首先要追问何谓“报刊”？

“报纸果为何物？此本书一先决问题也。”戈公振先生在《中国报学史》开篇便有此一问。但非常可惜，该书通篇并非问“物”。在其提供的报纸属性的诸多选项中，也将“报纸为机械的复制”这一条去掉[5]，主要还是从其功能上展开界定。这种书写方式一直主导着中国报刊史的基调，以致“物”在报刊史上几乎绝迹。我们的教材和研究满眼是机构、人物的名字，充斥着内容、意义和思想的词眼。好像没有“物”，这些内容以及背后的意义都能存在，这些人、这些机构就能成为其自身。可以说，在报刊史中，“物”就像物那样沉默着。

知识考古学和媒介考古学首先注意到的就是“物”，报刊之“物”。

在出发点上，考古学与传统历史学(如观念史、思想史、科学史、文学史等)的不同之处在于，后者关注说出了什么，即“在被已说出来的东西中可能意谓着什么”，而考古学关注话语“究竟是怎么出现的”[6]，也即探讨话语出现的“现实条件”[7]。立足不同，决定了二者对历史遗留下来的报刊之“物”——即历史遗迹(monument)的处理方式不同。就传统历史学而言，它们往往将历史遗迹(报刊)当作文献，试图透过文献了解过去发生的事件，“不仅问它们想要说的是什么，而且问它们是否清楚地说出真相”，通过解读文献，“重构那作为这些文献来源的、而今远远消失在它们背后的过去”[8]。相反，知识考古学确立的前提是“对文献提出的质疑”[9]。知识考古学认为，文献本身就是遗迹，成为具有物质性的历史事件，由此“将文献转化为遗迹”[10]。为此，福柯(Michel Foucault)提出了“档案”(archive)这一对考古学而言至关重要的概念。

福柯的档案概念，并非历史学意义上作为史料的档案，那无异于历史学的文献，而是关涉到“话语事件的存在模式”：

在所有这些研究的视野基础上应该托出一个范围更广的论题——那就是文化中话语事件的存在模式的论题。必将得出的东西是这样一套条件……我想起了档案这个词，这不是指某种文明或使这种文明免于湮灭无闻的遗迹所保存下来的文本的总体，而是一系列规则，它们在文化中决定某些陈述是出现还是消失，决定着它们的持存和它们的解体，决定着它们作为事件和事物的悖论性存在。在档案的一般要素中分析话语事实，就不能把话语事实看成是(某种隐蔽的意指过程或建构规则的)记录，而是要把它们视为遗迹。在档案的一般要素中分析话语事实——把所有地质学隐喻放一边，不要指派任何起源，不要对arché的开端做出丝毫暗示——就是要去做词源学规则允许我们称之为考古学的事情了[11]。

这段话表明了考古学的缘起。所谓“话语事件”或“话语事实”，不是话语说了什么事，不是“文本的总体”，那是解释学关心的事；而是指话语本身已经说了出来，这本身就是事件或事实(或话语实践)，这是考古学的范畴。这样一个话语事件或话语实践的形成需要依托“一套条件”，它们先于任何“意指”而存在，具有“历史的先天性”[12]。福柯无意对“档案”进行本质性的界定，但揭示了其历史形态或“存在模式”——作为事件和事物的悖论性存在。

对于“档案”，福柯在《知识考古学》中进一步将其明确为话语的“运作的系统”。它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是事件”，它“具有自己的条件和出现的领域”；“另一方面是物”，它“包含着自己的使用可能性和使用范围”[13]。由此，档案作为“物”，或者说档案的物质性，在考古学中占据着基础性位置。

通过对档案的分析，福柯的考古学才得以确立；而档案的物质性，则构成知识考古学和媒介考古学的内在关联。基特勒(Fredirch Kittler)作为媒介物质主义理论的开创者，同时也被当作媒介考古学的奠基者，原因或就在此。福柯对物或对话语实践的物质性之强调，被基特勒承接并进一步明确。在基特勒看来，福柯的档案实质是“图书馆的同义词”，局限在书写领域[14]。一方面，基特勒以媒介取代档案，并将其内涵扩展至留声机、电影、打字机等技术媒介；另一方面，他将福柯的“历史的先天性”转化为“媒介的先天性”，将档案的物质性延展为媒介的物质性问题，从而开辟了媒介考古学的物质性进路。目前，尽管媒介考古学已形成多种研究路径，但其物质性的根基一直被强调：“媒介考古学必须坚持其研究对象的物质性，即媒体始终是在某种物质结构中得以实现的。”[15]

媒介考古学以物质性为立足，为理解报刊史开启了一个新的方向。目前围绕物质性问题已有诸多理论(如行动者网络理论、思辨实在论等)展开了讨论[16]。我们在此不必大费周章，对其一一辨析，只需在媒介考古学的脉络下，将视野投向报刊史领域作一具体分析即可。大致而言，报刊的物质性可以从以下方面把握③。

一是材料的物质性。主要涉及报刊进行信息收集、加工、处理、分发中使用的材料。如纸张、油墨及装订材料等。材料的性质、有无及其变化，直接关系到报刊本身的性质、运作及其效应。

二是技术的物质性。主要是报刊在信息存储、处理和传输中运用到的技术装置，如印刷机器、电报技术、打字机、摄影术、交通工具等。

三是形式的物质性。主要涉及报刊呈现形式中的物质性因素。如版面、栏目、标题、图片、字号、字体、颜色，乃至标点符号等。这些呈现形式作为报刊的信息组织方式，乃是一种物质性的存在。

四是实践(或操作)的物质性。主要涉及报纸运行中各种时空要素、相关制度和组织机构，它们构成报刊运行中的物质性力量，如出版周期、采写流程、分发渠道和网点、阅读场所乃至读报组和识字夜校等机构。

近年来，围绕以上列举的材料、技术及相关组织和机构已有不少研究，但媒介考古学并非局限于对这些对象本身的分析，而是以物质性为视野对报刊及其历史进行重新审视。换言之，从媒介考古学出发，也即从其物质性进路上，将为报刊史书写带来诸多重要变化。

首要的，也是最直接的变化是，报刊史书写由此可以跳脱以往从人物主体或组织机构出发的书写路径，转而从报刊自身特性——也即从报刊的物质性出发进行“重写”。在一般的报刊史书写中，报刊往往成为某人(如著名报人、编辑、记者)、某机构(某个党派、团体)的使用对象，是某人某机构为了某种目的而利用的工具，这种“功能主义的书写路径”长期主导着报刊史书写[17]。媒介考古学的视野下，如此书写方式将遭到质疑，例如，以人物和机构作为书写的中心，从政治重要程度上安排书写的结构，以政治史为标准确立书写的历史分期等。在此视野下，《甲寅》杂志或许不再被视为《新青年》的背景而默默无闻；小型报、小报或许不会被《申报》《新闻报》《大公报》等主角所遮蔽而黯淡无光。在这番此消彼长之中，媒介考古学可能会为报刊史带来新的布局和分布。

与此相关的另一个改变是，从对报刊的内在性解释，转为对报刊的外部性描述。媒介考古学对报刊物质性的关注，而非迷恋其文献的价值，无疑将消解报刊在解释学上的意义。报刊史研究不再执着于从那些零星的文字中去寻找意义及其联系，不再痴迷于揭示所说所言背后隐含的含义，不再执着于为某个著名人物(如名记者、名编辑、名主笔)的思想构建一个所谓的观念体系。媒介考古学要向此类“内在性神话”[16]告别。在考古学视野下，报刊被作为外部性条件来看待，它是意义得以形成的“现实条件”；报刊史的任务是描述这些物质性因素如何影响信息的处理、存储和传输，如何从外部性影响乃至决定着内在性。正如基特勒引用尼采(Nietzsche)之言，“我们的书写工具也参与了我们的思维过程”[19]，报刊物质性的任何变动，如版面、字体、字号、纸张的变化等等，都可能让信息本身的结构及形态发生变化；新技术的采用、交通方式、发行网络的改变都有可能引发社会文化和政治上的重大变革。这正是媒介考古学的心心所念。

并且，从物质性视野理解报刊，将破除报刊的“透明性”幻觉。通常的历史书写往往将报刊当作容纳意义和内容的载体，其结果是报刊变得“透明”，不仅消解了“报刊”，也消解了“报刊史”。历史学的任务是清除历史中的不透明性，“应该经常穿过这种要素令人讨厌的不透明性，以便最终在这种不透明性得以保留的地方重返主要部分的深处”[20]。正如考古学所认为的那样，历史“不是一种像我们呼吸的空气那样的无限的透明性”[21]，因而必须关注它的“厚度”“含混”和“不透明性”。媒介考古学并非要通过对报刊历史的梳理，从中“提纯”一个完美的报刊典范以供参照。正如福柯所言，考古学并不是“光荣经”，而是对诸话语样态进行的差异分析[22]，呈现出一个个充满“差异”“特异性”和“类型”的报刊样式。同样，媒介考古学发现和描述这种差异、独特性和类型不是为了消除其模糊、含混和不透明性以获得另一种透明性——报刊本质的透明性，而是要在各个报刊样式和类型之间明确区分、差异和界限，描述它们的交错地带及其转换。

二、事件的历史

在考古学中，与物质性视野相关的是事件性，二者构成话语事实或话语实践的“悖论性存在”：物要脱离静止的存在，需要事件而成为档案；事件则需以物为条件而成为事件，二者共同构成话语“运行的系统”，也就是话语实践的现时性形态。在此意义上，知识考古学本质上是对话语实践的描述。基特勒在此基础上将其与信息论及德里达(Jacques Derrida)的文字学等相结合，提出了“话语网络”(Aufschreibesystem，直译为“铭文系统”或“书写系统”[23])这一概念，它“指代允许特定文化选择、存储和处理相关数据的技术和机构的网络”[24]。在其看来，即便像文学也“始终在处理、存储和传输数据”，“与在计算机中进行的操作具有相同的技术实证性”[25]。

考古学从事件性视角看待历史，突出了话语网络中操作、使用等实践层面，其意义在于将物转变为媒介。换言之，物只有在操作或使用中才能成为媒介。正如西格特(Bernhart Siegert)在考察维斯曼(Cornelia Vismann)对纸张的研究[26]、沃尔格(Joseph Vogl)对伽利略望远镜的研究[27]及其本人对邮政系统的研究[28]时所言：

每一部纸张的历史都是媒介史吗？望远镜的历史都是媒介史吗？抑或邮政系统的每一段历史皆然？显然并非如此。只有当纸张作为分析官僚或科学数据处理参照体系时，其历史才成为媒介史——当霍亨斯陶芬王朝皇帝腓特烈二世的大法官用纸张取代羊皮纸时，这一举动根本性地改变了“权力”的内涵。望远镜的历史亦然，唯有当它成为视觉分析参照体系时，才成为一部媒介史。而邮政系统的历史，只有当其作为通信史参照体系时，方可称为媒介史，也就是说，媒介并非独立地、在特定的历史实践之外而存在[29]。

沃尔格将此过程当作“生成-媒介”(becoming media)的问题[30]。从媒介考古学看来，“生成-媒介”离不开媒介考古学所言的操作、“使用”或“实践”。但是，考古学所言的“使用”，并非人对于物的工具性使用，也非使用满足理论中的“使用”，考古学的“使用”是“它自己的使用可能性和使用范围”；考古学理解的“实践”，也非主体为了某种目的使用工具以改造客体的对象性实践，而是一种前概念的、匿名的、社会认可的规则实体，它主宰了人们认知、判断、想象、行为的方式[31]。福柯为此提醒，不要将话语实践“与个体赖以表达观念、欲望、形象所使用的操作混淆起来，也不要将它与能够干扰系统中起作用的理性活动混淆起来，还不要将它与言说主体在构造语法规则的句子时使用的‘能力’混淆起来”[32]。也就是说，这种实践和操作乃是一个超越于主体表达、理性和能力的话语实践，关涉着话语网络自身的运作。

对于话语网络的“操作”或“运作”，我们可放在报刊史领域进一步加以解析。如下两个案例：

一个案例是王奇生教授的文章《新文化是如何“运动”起来的》。文章认为，《新青年》从一个“普通刊物”发展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一块“金字招牌”，其间经历了一个相当的“运动”过程。文章详细梳理陈独秀炒作“王敬轩”事件、激发“新旧之争”、以“非常手段”对付《东方杂志》、与《每周评论》《新潮》的协同，以及五四运动后国内报刊纷起呼应等情节，力图“还原”新文化运动“由涓涓细流汇成洪波巨浪”的具体过程[33]。尽管该文主要从“运动家”陈独秀的“文化传播策略”与社会环境的“关联互动”入手，解析其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作为，但从操作的层面看，这种“文化传播策略”或“关联互动”，究竟仅仅是主体意图还是主体遵循报刊运作规则的结果，其中的张力如何，则值得进一步追问。但在“还原”这一历史的过程中，“运动”的形成显然已远非“运动家”当初所能预料的那样。

另一案例是黄旦教授最近有关报纸“雅集”的研究。该研究以初创时期的《申报》为对象，分析了报纸“雅集”这一传统文人从诗社雅集走向现代社会的一个独特的、过渡性的交往现象。整个研究最大的特点在于突破对报刊诗词的文本分析，而是以“报纸特性为基础”，将近代早期文人和文学的转型放在“报纸运转的轨道”加以审视，包括报纸“营生”的定位、诗词版面的设置、报纸对诗人读报投稿习惯的培育等方面，揭示出报纸与文人“相互利用”“相互成就”的关系[34]。

不论是从人和报刊的“互动”来分析新文化运动的兴起，还是着力于从报刊“运转”的层面处理报纸与文人乃至文学之关系，皆离不开报刊实践或者话语网络的操作。在此操作中，话语网络依照其运作规则，将人、物、机构和组织等关联要素纳入其中，形成一个有形的运作系统。如果从这一视野对报刊史展开考察，既有的报刊文体史、业务史、阅读史乃至经营管理史都可能另开生面。

关于报刊文体的研究，不妨以“时务文体”为例。以往研究往往将其作为梁启超自身表达的风格和特征加以分析，但从话语网络的视野看，又是另一景况。细致考察当时梁启超的写作情况：其进《时务报》时“自思所学未足，大有入山数年之志”[35]。主该报笔政，“一切事更忙于去年数倍，实无一刻暇”[36]；以致梁启超出走《时务报》，该报“文劣事懈，书丑纸粗，大不餍海内之望”[37]。期间协助办理《知新报》，该报撰述乏人，要康广仁等“诸公亦拟数篇，各出其议论，不然超独作十篇，恐才尽也”[38]。又时时面对汪康年上海催文，“日日无暇晷，日日没字碑”[39]。

报刊连续出版带来的写作压力，使身处系统中的梁启超，屡有“才尽”之叹。1897年春，严复为此致信梁启超，批评其言论散漫。梁启超回信辩解，可见其处于系统运转中的写作状态：“当《时务报》初出之第一二次也，心犹矜持而笔不欲妄下。数月以后，誉者渐多，而渐忘其本来……每为一文，则必匆迫草率，稿尚未脱，已付钞胥，非直无悉心审定之时，并且无再三经目之事。非不自知其不可，而潦草塞责，亦几不免。”随后，他又以“不过报章信口之谈，并非著述，虽复有失，靡关本原”加以开脱[40]。这与严复所设想的文人著书立说、藏之名山的设想相去甚远。如此，从话语网络层面，又为理解“时务文体”之形成提供了完全不同的解析。

再看业务史。

如，关于上海《立报》的精编主义，以往的研究往往从编辑技术上看待精编主义，提出了一系列的编辑策略[41]。但从整个报纸的运作而言，精编牵涉到报纸的整体变革。如采用“四开报纸”，页数压缩至一页；装备“小型报轮转机”；“一元钱看三个月”的报纸定价和限制广告的经营策略[42]；发行上“本外埠精密布置发行网”[43]；注重专电和本报特讯的采访[44]；校对、译稿、编辑短稿等整套工作流程的规范；改造旧式排字体系，“用字棹代替排字架”[45]，铅字排列“依电报号码的次序”，由此省去翻译环节[46]；乃至编辑室的半圆桌布置，实现“编校合一”[47]，如此等等。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环环相扣，并非一个业务史所能明了。

并且，如此运作势必也将阅读这一环节纳入其中。与《申报》等大报相较，《立报》因是小型报，其“新闻简明而扼要，适合忙的人阅读。花几分钟的时间，国内外大事，短小精悍的文章，都可一目了然”[48]。又因其小，“定价低廉”“携读便利”[49]，成了一个“移动媒体”。拉黄包车的，休憩片刻即可看完整个报纸；候电车的，“买一张立着看”；坐电车的，“一手拉着皮带圈，一手拿着《立报》看”；开电梯的，“忙里偷闲地拿出来看看”，因此《立报》被认为是“立着看的”[50]。如此一来，阅读史就会有不同的写法。

由此观之，从操作意义上，不论是《立报》的“精编主义”，“时务文体”的出现，或是报纸“雅集”的形成，乃至陈独秀的“关联互动”，无一不具有“事件”的意义，其本身就构成了考古学意义上的事件性或报刊事件。也就是说，“媒介不仅是事件发生的可能性条件……其本身也是事件”[51]。或许，在此基础上可以为报刊史确立新的研究单元，即以事件为中心的研究单元。

顺着这一思路，不仅可以将报刊史相关业务方面进行贯通，而且可以改变当下报刊史书写的体例。目前报刊史教材的书写体例主要以人物或组织机构为中心，分成办报活动、办报内容、报刊功能、报刊业务和办报观念五大板块，将报刊史做了静态的、纵向的分割。从操作层面展开报刊史书写，不仅将改变以人或机构为出发点的书写路径，而且可将这人为分割的板块加以连接，形成动态的运作空间，整个报刊史或许会更为活络。

三、报刊史的拓扑学问题

媒介考古学以报刊物质性为立足，以报刊事件为研究单元，目的在于打散传统历史书写那种线性的、总体化的和目的论的结构。它质疑传统历史书写的起源分析，反对对历史进行总体化分析，拒斥历史的连续性演绎，以此将报刊史从种种束缚中“解放”出来[52]。

目前流行的对媒介考古学的最大误解，在于这样一种观点：媒介考古学就是探本求源，从而将媒介考古学与好古主义等同起来。其实，福柯采用档案(archive)这一概念，已将考古学与起源(arché)分析彻底区分开来。相反，媒介考古学对起源分析充满质疑：

在每一种表面的开端之外，总是存在着一种隐秘的起源——它是如此隐秘，如此地具有始源性，因而它不可能完全按其自身得到把握。结果是，我们注定通过编年学的天真而被引向无限远点，永远不可能在任何历史中得到呈现的无限远点。这个点本身只能是自身的空无[53]。

媒介考古学对于报刊起源的分析重新问题化。它既不会关心报刊起源于何朝何代，也不关心何人为首创者或奠基者，更不关心“中体西用”或“西体中用”的性质鉴定，而是关心报刊在中国起步的偶然性以及其他可能性。与其诉诸起源那“遥不可及的在场”，不如将其置于“层级的运作”中进行探讨[54]。它要问：传教士报刊出现时，同一时间层级的京报或邸报情况如何？什么导致其出现在此时此地？它具有什么样的历史形态和空间布局？这里并非历史进化至此时此地的必由阶段，也非迈向某个目的地的必然萌发，而是一种历史的累积在此层面的随机展开。

媒介考古学也不热衷于“总体的历史的分期”[55]。总体化的历史“使所有现象都围绕着唯一的中心——原则、精神、世界观、整体形式”，如自由、理性、人性、阶级意识等既不可证实也不可证伪的观念展开。在福柯看来，这样的报刊史毋宁是一种“超历史”。它把历史的多样性最终化约为时间，从而组合成一个完全自我封闭的总体；对于历史中的矛盾和动荡总是以“和谐的形式”来看待；并带着“末世论眼光”来看待报刊史的过往乃至未来[56]。媒介考古学关注报刊史中出现的“同质性层次”，如某个时间段某类报刊的涌现，它们具有自己的时间分割。考古学在这一层次中“确立布局、等级、整个荆棘丛生的状态”[57]。也就是说，媒介考古学将从报刊史的总体化书写转向报刊史的“弥散的空间”[58]。

同时，媒介考古学拒斥历史的连续性分析，转而对非连续性的“断裂”加以深究。历史连续性的链条只是意识本身的“串联”，主体的“抽象”，这样的历史只能是“意识的绝佳避难所”[59]。在连续性的链条中，非连续性往往作为书写的障碍、问题和消极因素而被规避、化约和清除。考古学则将这种消极因素化为“积极因素”，作为展开历史分析的“操作性概念”[60]。在媒介考古学看来，报刊史中的非连续性或断裂“正是某个过程的范围、曲线的拐点、常规运动的奇变、震荡过程的界标、某功能的开端、某机制的出现，以及某种循环因果性得以反转的那个契机”[61]。媒介考古学要通过具体的描述，将这种断裂或非连续性揭示出来。断裂是媒介考古学的操作领地，非连续性是考古学描述的结果。

从起源分析转向“累积”的分析，从总体化分析转向“弥散”的分析，从连续性的分析转向非连续的“断裂”，媒介考古学由此将时间序列的建构转向空间建构的问题。在此意义上，德勒兹(Gilles Deleuze)将福柯的考古学当作一系列的拓扑学问题。这种拓扑学在三个方向得以施展：侧面空间、相关空间和补充空间[62]。在此不妨将其与报刊史书写结合起来稍作解析。

一是侧面空间。它由各个报刊组合、毗邻而得以形成。它们处在同一个时间层次，各自占据一定的位置和场所，具有类似的运行规则。在中国报刊史上，此类侧面空间的建构可谓非常丰富，既有的研究多有关注。如上述《新青年》《新潮》《每周评论》在新文化运动中构成的空间，以及《时务报》《知新报》《国闻报》《湘报》等在维新运动中构成的空间。此外，早期传教士报刊群体、清末官报群等均可以此视角来观察。媒介考古学考察此类空间，不是突出以办报者或主办党派和机构之意图和作为，也不是要在其中建立一种均质化的同一性或加以统合，而是确立其间各自的空间分布、运行规则和界限。它们各自占据着什么样的位置，依据何种规则而运转，它们如何交错或纷争？这一空间或网络又是何以解体，其运作的时间阶段又如何？其旨在通过一种横向空间的联结和交错，打破垂直的、纵向的时间序列的编织。

二是相关空间。主要指报刊自身运作而形成的独特空间，关涉的是报刊内部的要素、关系、规则、秩序和边界等问题。简而言之，它聚焦报刊的特殊性。媒介考古学对于特殊性的分析不是为了达成普遍性，也不是建立一个标准的、理想的报刊样式以作历史书写的参照，而是要在各个报刊之间建立差异的分析。考古学关注的是各个报刊的“层级”“划分”“空虚”，而不是“完美自足”和“无限丰富”，不是“正在发展的总体性”，也不是要揭示隐藏的某种“压抑”，因为压抑总是意味着会形成[63]。报刊史要描述其运作的场所，其所占据的位置，以及弥散的状态，正是由各个特殊性的空间形成报刊史上的多样性空间。因此，以往报刊史书写中未被忽视的、被遗漏的报刊可以在此展现，而这种展现不仅仅是为了自身，而且揭示报刊的空间分布和分割。

三是补充空间。主要指报刊实践与非报刊实践(包括制度、政治事件、经济实践和过程)相互连接而构成的空间。媒介考古学将报刊实践与这些因素相联结，不是从宏观层面揭示历史的连续性，也不是要在二者之间建立因果关系，或作为语境或背景展开分析，而是通过报刊运作，在其之间建立一种“特殊的连接形式”[64]。

例如，关于《时务报》的研究，或许不再停留于从办报者角度在报刊实践与时务学堂和学会等之间确立“三位一体”的笼统表述，而是具体分析如何通过报刊的运作，在三者之间建立作者-读者-编者的独特联系，而不再是党派使用报刊和相关机构的论述线路④。对于“苏报案”的分析，或许也不再将爱国学社、中国教育学会等作为背景交待，展开某种时代背景的“结构”分析，而是将其纳入《苏报》革命化、激进化的运行空间之中，“作为一种历史的动态呈现，落实到其时的场景”加以实证描述[65]。再如，对于《新青年》的分析，也不仅仅是将蔡元培主持下的北京大学作为某种原因来看待，而是将北京大学这一机构作为参与到《新青年》报刊实践的重要元素，揭示二者相互促发的具体过程⑤。也就是说，这些学会、学堂以及新式大学等机构构成报刊运作的要素，从而参与着报刊世界的构成。

因此，在媒介考古学视野下，报刊史将呈现出形态多样、规则迥异、厚薄不一、方向各殊的不规则空间。但这种空间构成不是静止而是运动的[66]，不是在连续性中将它们分割成诸多的切片[67]，而是不断变更的过程。为了揭示这种变更乃至断裂，报刊史的书写方法也将随之调整。

考古学不是对历史进行意义阐释，而是将历史作为一个个弥散的、平滑的空间加以描述，它“以描述作为自己的任务”，通过描述来“界定一些变化”，“它们使得从一种状态到另一种状态成为可能”[68]。它将报刊史的总体化、连续性的序列分析，转化为各个空间的差异分析。媒介考古学的计划“不是克服差异，而是分析差异，说出差异到底由什么构成并区分差异”[69]。考古学要弄清它们的来龙去脉，确定它们如何分布，各个报刊之间属于什么空间关系，重叠的、交错的，并立的？由此确立空间的转化和变更。考古学因此也将悬置因果分析，这种分析注定在对原因的无尽追寻中达至一个形而上学的终点。考古学毋宁是一种比较分析，这种分析不是为了整合和统一，而是为了通过揭示其多样性，进而分析其复杂的状况，揭示其中复杂的转换。因此，拓扑学分析不再满足于纵向的时序或齐一的横向分割，而是要描绘报刊史的多变的、曲线的拓扑运动，正是在此运动之中，各种事件交杂介入其中，断裂、非连续性等报刊领地才得以“显豁”[70]。

四、结语

回到文章开头的提问“什么是报刊史”，这注定是一个无法确切界定的问题。不同的视角，其研究对象、研究思路、范畴和边界都可能变化，呈现的风景也就不一样，因而就有各各不一的报刊史。在此意义上，本文以媒介考古学为视野对于报刊史做的这番打量，远非给报刊史一个固定的、本质的定义，而毋宁说，旨在为书写另一种报刊史提供新的可能性。

未来会出现一门“报刊考古学”吗？这并不确定，或者说，并不那么重要。也许我们的研究中已经出现了类似考古学取向的研究，只是并未以此冠名而已。但相对于考古学在书籍、电影、视听媒介等领域的实施，报刊史仍显得“岿然不动”。鉴于此，不妨将本文当作一种考古学的邀请，以此产生考古学的相关成果，形成更深入的对话乃至争鸣，以激活相对沉寂的研究局面。退而言之，至少在研究中引起一种“考古学的警觉”[71]：我们习以为常的思维是否只是习惯罢了？对那些被轻易打发的东西，我们是否过于草率？我们标榜为创新的东西，是否只是在某个封闭的圈子里打转？那些看似固若金汤的东西是否早已不再牢靠如昔？对于一直“待在同一风景、被束缚在一片古老的、被消耗殆尽的土地上”[72]的研究者而言，要领略别样的风景，这可能是需要迈出的第一步。

注释：

①注：2007年，《新闻大学》组织多期稿件分析报刊史书写中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关建议。诸多前辈和同道如丁淦林、方汉奇、宁树藩、吴廷俊、黄旦、李彬、程曼丽等学者对此贡献了宝贵意见。随后《国际新闻界》也组织了李金铨等海外学者进行讨论。近年来黄旦对此展开了系列探讨。后者主要有，黄旦：《“报纸”的迷思：功能主义路径中的中国报刊史书写之反思》，《新闻大学》，2012年第2期；黄旦：《新报刊(媒介)史书写：范式的变更》，《新闻与传播研究》，2015年第12期；黄旦：《媒介再思：报刊史研究的新路向》，《新闻记者》，2018第2期；等。

②相关研究参阅西格弗里德·齐林斯基：《媒体考古学》，荣震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乔纳森·克拉里：《观察者的技术：论十九世纪的视觉与现代性》，蔡佩君，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列夫·马诺维奇：《新媒体的语言》，车琳，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20年。

③尤西·帕里卡关于媒介物质性分析主要从技术、材料和实践三个方面展开。本文根据报刊本身的特征，增加了形式的物质性一类。参考尤西·帕里卡：《什么是媒介考古学》，李佳，等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25年，第241页。

④拙作从同门、省界和政治认同层面对包括《时务报》在内的政治性刊物的组织离合有过具体分析。黄旦教授则从党派需求与同人报刊运作机制的矛盾方面对《时务报》问题进行了聚焦。分别参阅唐海江：《同门、省界与现代政治认同：清末政论报人组织离合的政治文化分析》，《新闻与传播研究》，2006年第3期；黄旦：《同人、帮派与中国同人报：〈时务报〉纷争的报刊史意义》，《学术月刊》，2009年第4期。

⑤关于北京大学与《新青年》的关系，王奇生教授引用学衡派的观点指出，《新青年》“借重”了北京大学的教育权威和文化资源。罗志田注意到五四运动后陈独秀不再担任北大文科学长，《新青年》的重要转向，与北京大学校内体制建构和人事之争的关联。分别参见王奇生：《新文化是如何“运动”起来的》，见前引，第7-38页；罗志田：《陈独秀与“五四”后〈新青年〉的转向》，《天津社会科学》，2013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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