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正经历深刻的结构性震荡与重组。在世界政治思潮与地缘战略矛盾的双重冲击下，经济全球化逐渐显露出脆弱性。国际经济博弈呈现出既不同于冷战时期军事对峙也有别于全球化鼎盛时代自由贸易的新图景。在这个历史的十字路口，重新审视经济制裁与经济战的本质逻辑，不仅关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而且关乎人类和平发展道路的现实选择。
第一，特朗普再度入主白宫，全球地缘政治进入高风险震荡周期，为世界经济带来了更大的不确定性。特朗普政府开启的“美国优先”政策快速发酵，关税战的不确定性持续扰动国际市场。科技封锁、金融制裁等工具以“美国优先”或“公平竞争”为旗号，本质上是美国利用经济霸权施行的单边制裁。这些举动暴露了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中的深层次矛盾——权力关系的不对称性。当经济相互依赖从互利纽带异化为权力杠杆时，制裁便成为强者压制追赶者的趁手武器。现代经济制裁的破坏力在于其制造系统性风险的能力：一次对关键技术的出口管制可能使整条产业链瘫痪，一项金融禁令可能引发货币市场的恐慌式崩塌。美国不仅是世界第一经济大国，也是实施经济制裁与经济战的第一大国，所引发的连锁反应和预期效应正在造成世界市场的分裂。
第二，科技的突飞猛进正在重塑国家间博弈的工具箱与规则书，为这场博弈增添了新的维度。例如，人工智能正在改变制裁的实施方式：从自动识别逃避制裁的金融交易，到预测目标国的经济脆弱点；从实时监控全球物流网络的异常，到生成定制化的反制策略。技术赋能使制裁从粗放的“地毯式轰炸”转向精准的“外科手术”和“定点清除”，但同时也带来了新的伦理困境与战略风险。当算法的“黑箱”决策取代传统的外交程序，国际规则的模糊地带将急剧扩大。加密货币、量子计算、生物、航天各个关键领域的突破性进展，都在改写国家竞争力的构成要素。与此对应，控制关键原材料、限制软硬件供应、阻止人才交流与知识传播、建立标准壁垒等“科技战”手段成为当今经济制裁与经济战的常见方式。
第三，世界经济秩序面临重大挑战。二战后世界经济秩序的基础是布雷顿森林体系。从广义上讲，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是世界经济秩序的三大支柱。在制裁与反制裁的激烈博弈中，这三大支柱的功能和影响力正在受到沉重打击。这套体系的制度韧性正遭遇严峻考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权重调整滞后，世界银行贷款附加条款与发展中国家实际需求错位，世界贸易组织改革谈判陷入无止境的僵局。这背后既有西方国家长期以来“公器私用”造成的恶果，也反映了新兴市场国家快速发展、要求更多话语权的诉求。而特朗普在任期内不断推翻国际协议、退出国际组织，朝令夕改，进一步恶化了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赤字。
国际货币体系正处于颠覆性变革的边缘。美元既是主权货币，又是全球公共产品，绝大多数跨境交易依赖由美国控制的清算系统，美元也是全球最主要的储备货币。然而近年来，以美元为锚的国际货币体系正遭到双重解构。
一方面，美国对金融霸权的滥用已形成系统性风险，“去美元化”正在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重视。甚至美国国内也开始反思美元霸权的代价，有美国学者和官员认为被高估的美元是美国制造业日益衰落的元凶之一。另一方面，加密货币在消解央行对货币发行的垄断权。比特币市值突破1.3万亿美元，超过30个国家承认加密货币的法定地位。
我们需要加强研究和应对加密货币的发展：既要看到加密货币对现行金融监管体系的挑战，又要分析加密货币对未来全球金融体系的深层次影响；既要认识到加密货币的投资品属性，又要看到加密货币对全球金融体系底层逻辑和底层基础设施的改变，即由公共区块链推动的加密货币、加密支付（第三方支付）、智能合约（发行）这三者的结合或将构成未来全球金融体系的基础设施。这是事关未来全球金融体系的重大战略问题。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贸易量的增加，人民币作为结算货币和储备货币使用的比重在增加，需要协商制定相应国际规则，使人民币在维护公平互利的世界经济上发挥更大作用。
面对上述挑战，当代中国研究者需要构建适应当下形势的国际经济博弈分析框架。在数字化时代，经济制裁与经济战和认知战、舆论战紧密结合，因此决策不能局限于对经济损益的核算，也需深入探究经济背后政治权力的运作逻辑。成功的制裁和反制裁，都需要对“政治生存理性”与“经济社会韧性”进行精密权衡。
经济战既是科学也是艺术，不同的民族性格和历史文化使得每个国家看待经济权力的视角天然存在差异。在中华文明五千年历史中，“不战而屈人之兵”的谋略与“以和为贵”的伦理始终交织，形成独特的战略文化基因。从中国视角重新解读世界现当代的制裁案例，有助于破除西方主流学界的某些思维惯性，发展更契合中国经济外交路线的理论。
研究经济制裁与经济战的主要目的是管控分歧，稳固合作，发展健康稳定和可持续的全球经济。经济制裁的短期威慑效应往往伴随着长期的结构性损伤——发起国在削弱对手的同时，也在瓦解自身赖以生存的规则体系；目标国在承受阵痛之际，反而获得重构价值链的战略机遇。这种演化路径屡见不鲜，在美欧对俄制裁、中美科技脱钩等案例中都得到了印证：美欧能源制裁推动俄罗斯开辟东方市场，芯片禁令促进中国实施自主创新，制裁发起者最终收获的不过是竞争力的流失。
经济制裁与经济战研究的现当代价值，不仅在于解构对抗的逻辑，更在于重构合作的愿景。它既是对历史经验的总结，也是对未来挑战的回应；在这个规则加速重构的时代，真正的战略主动权不在于对制裁工具的滥用，而在于主动塑造、长期维护伙伴间的互惠合作。
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面对世界政治和经济变局，中国是最大稳定器。我们要坚定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方针，保持中国经济健康发展。中国的稳定、中国的发展就是全球的稳定力量、全球的和平力量。发展好中国经济，就是在为世界的和平发展做出贡献。
中美作为前两大经济体应加强政策沟通，拓展合作，管控分歧，发展健康稳定和可持续的中美关系。同时，我们要与世界各国密切沟通，特别是既要加强与发展中国家、“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合作和协调，也要重视同欧盟和日本等发达经济体的政策协调，维护和完善现行的世界经济秩序，增强发展中经济体和新兴市场经济体的话语权和代表性。当旧时代的光芒逐渐暗淡，或许正是新思维破土而出的契机。
朱光耀，财政部原副部长、国务院参事
文章选自翟东升、嵇先白、魏子龙著《制裁与经济战》一书推荐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