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问“要用在国之重器上”——力学家郭永怀的治学之道
郭永怀（1909—1968年），山东荣成人，著名力学家、应用数学家，1957年被选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两弹一星”元勋中唯一以烈士身份被追授功勋奖章的科学家，也是唯一一位参与“两弹一星”三个领域的科学家。他193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1945年获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航空与数学博士学位。1956年回国，1957年到1968年12月任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常务副所长，曾任中国科技大学化学物理系主任、二机部第九研究院副院长，参与领导人造卫星设计院的工作，1968年12月5日，因飞机失事不幸牺牲，享年59岁。
郭永怀一生践行“科学救国、科技报国”的誓言。他的治学，始终把家国情怀、求实创新、严谨笃行融为一体，既有无畏探索的科学锐气，又有扎根一线的实干底色，更有甘当铺路石的育人情怀，为新时代科研工作者和青年一代树立了典范。
治学之本在于为国所用
郭永怀的治学起点，与民族命运紧紧相连。青年时代，山河破碎、列强横行，让他立下“为中华民族争气而学习”的志向。他原本专攻光学，但在国难当头毅然转向航空工程，坚信“国家要强盛，必先发展军事科技与航空事业”，把个人学术追求嵌入民族救亡图存的大业之中。
留学16年，他始终坚守中国心。面对入籍邀请，他坚定回绝：“家贫国穷，是做儿子的不争气，我永远不会放弃我的国家！”他早早向康奈尔大学表明：“我来此是暂时的，恰当之时必返回祖国。”他从不申请涉密项目，只为归国之路不受羁绊。1956年，钱学森一封“快回来”的信，让郭永怀毅然放弃终身教职，在回国的志愿书上，他坚定写下——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在欢送宴上，他将多年手稿付之一炬，“知识已在我脑中，谁也夺不走”，便以决绝姿态踏上归途，兑现了他“学成必归、报效祖国”的承诺。
归国之后，他和钱学森一起创建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治学方向彻底转向国家急需。他们牵头制定全国力学发展规划，筹建力学学科体系，参与12年科技远景规划，把学科发展与工业、国防建设紧密结合。面对“两弹一星”的艰巨使命，他服从安排，隐姓埋名投身绝密工程，把一系列力学等精深学问，全部用在关键攻关上。他常对团队说，“我们的学问，要写在祖国大地上，要用在国之重器上”，以“国家需要什么，我就研究什么”的赤诚，诠释了“治学为邦”的根本立场。
他治学不图虚名、不谋私利。他把国外带回的计算器、电风扇等全部交给力学所，供科研人员们在实验室一起使用。他的稿酬也多用于资助学生和支持科研。1965年，力学所收到一封郭永怀及其夫人李佩的特殊来信，表示遵照当时总理勤俭建国的指示，将海外积蓄与建设公债共计48460元悉数上交国家。在当时，普通人月工资只有几十元，他把自己所有的积蓄都捐赠出来了，可是一笔“巨款”。时任力学所党委书记的杨刚毅找到郭永怀问他是否全部捐赠，未来是否有困难，郭永怀态度非常坚决，执意全额捐赠。他在信中写道：“这本是人民的财产，再回到人民手中也是理所当然的。”在他心中，科研从不是个人成名谋利之途，而是强国富民之业。
做学问敢破敢立
郭永怀治学，既尊重经典又不盲从权威，既立足基础又勇闯前沿，以问题导向、源头创新、理论与实践贯通的方法，攻克一系列世界级难题。
他坚持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敢于向权威定论挑战。留学期间，郭永怀主攻当时最棘手的“跨声速流动不连续解”，直面“声障”这一世界性难题。在航天工程学家冯?卡门的指导下，他不仅解决了当时该领域理论同实验的矛盾，而且完成了高效气动外型设计的先驱性工作。钱学森对此评价：“郭做博士论文，找了一个谁也不想沾边的题目，但他孜孜不倦地干，得到的结果出人意料。”郭永怀在粘性流体力学、高超声速空气动力学研究领域深耕，创立奇异摄动方法（PLK方法），成为国际公认的原创性成果，广泛应用于力学、航空航天等领域。
他坚持从工程难题中提炼科学问题，用科学突破支撑工程突破。投身“两弹”研制后，郭永怀以他渊博的学识给大家讲授爆炸物理学。这是一门涉及气体动力学、高温物理学和反应动力学的边缘学科。他讲得深入浅出、引人入胜，不仅使中青年科技人员得到很大教益，连老科学家也都觉得获益良多。他还组织翻译经典著作，同时稳妥探索技术路径，带领团队精确计算，把理论模型转化为可验证、可工程化的方案。爆轰物理试验是突破原子弹技术的重要一环，当时的试验靶场设在京郊官厅水库附近。为了使核装置的设计更加实用可靠，他鼓励设计人员参加爆轰试验，与试验人员共同学习，分析试验数据，并结合日后武器化的需要开展设计。在两种可供试验用的设计方案中，他提出了“两路并进，最后择优”的办法，确定最佳方案。这一方案不仅为第一颗原子弹采用，在整个第一代武器研制过程中都一直沿用。
郭永怀坚持严谨求证、拒绝浮躁，要求团队数据必复核、试验必重复、结论必严谨，用无数次试验与计算筑牢信任根基，确保国之重器“稳妥可靠、万无一失”。
甘当铺路石
郭永怀不仅是学术大师，更是育人巨匠。他深知“科技兴在人才”，把培养后继者作为重要使命，甘当祖国力学事业的铺路石。
1956年我国恢复研究生制度后，郭永怀积极投身力学所研究生培养，在第一批招生中便亲自带教5名研究生，1962年后又带教四批。在他的严格要求与细致指导下，这些青年人才迅速成长为行业骨干。1957年，为破解当时青年力学人才短缺难题，他与钱伟长共同组织领导力学所与清华大学联合创办了力学研究班，后期任班主任，亲自授课、指导教学。该研究班共办三届，培养毕业生290余名，遍布各地各部门，多成为骨干力量，其学生中不乏两院院士，彰显了他的育人成效。他还在中国科学院大学创办化学物理系，推动“全院办校、所系结合”，亲自讲授边界层理论，备课一丝不苟、讲解深入浅出。他要求青年筑牢数理根基，强调“基础不牢，后劲不足”；鼓励交叉融合，配备多学科团队，培养复合型人才。他主张“科研从实验室起步”，安排年轻人先做实验、再攻理论，在动手实践中增长本领。
他育人倾囊相授、甘为人梯。他常说：“我们回国，就是为祖国科学事业打基础、做铺路石。”对学生提问，他无论多忙都立即放下工作耐心解答；学生论文，他逐字逐句修改、反复打磨，却从不署自己的名字。他放手让年轻人挑大梁、攻难关。在力学所，学生毕业前夕，他亲自指导毕业论文选题，每周与辅导教员、学员沟通进度、解决难题。在九院，他手把手指导技术骨干，把核心要领倾囊相授，打造出一支优秀的国防科技队伍。
在育人方面，郭永怀更注重铸品格、传精神。他以自身言行诠释科学家精神：归国时焚稿明志，彰显赤子丹心；飞机失事时用身体护住绝密资料，用生命践行诺言。他言传身教，引导青年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伟业，把科研初心落在实干担当。他一生勤俭朴素、淡泊名利，把全部精力献给科研与育人，为后辈树立“心有大我、至诚报国”的标杆。
来源：《学习时报》2026年6月19日第5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