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以媒介研究的实践范式为切入点，以行动者网络为分析工具，以中国古代驿站的信息传播网络为研究对象，将媒介实践研究中媒介的定义、媒介实践的构成要素、媒介仪式下的媒介实践行为、媒介实践活动的展开模式、媒介实践的社会影响五个方面，与行动者网络中网络建构的基础、要素、过程、机制与价值相对应；回顾驿站信息传播网络建构的基础，展现驿站信息传播网络建构的要素，追踪驿站信息传播网络建构的过程，探寻驿站信息传播网络的建构机制。本研究对凝聚共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有启发与借鉴意义。
在传播学研究物质性转向的思潮下，以往被忽视、被遮蔽的媒介物被显影、被看见，媒介以其内在特质建构社会关系、推动社会发展的一面被越发强调。在媒介化的视域中，媒介具有形塑社会的力量。媒介并非单纯的符号文本或者社会结构产品，而是一种实践。探寻媒介的形塑力，需要理解与媒介相联结的“行动者网络”。20世纪80年代，科学技术研究发轫并关注“科学技术如何被引入社会”这一命题，作为其分支，行动者网络理论以“跟随行动者”去追踪“过程中的实践”为基本方法，要求研究者采用动态的视角观察、记录、描述行动者之间的各种联系，重构实践过程的关系网络。行动者网络理论中对实践的追踪与媒介化视角下对媒介实践的强调不谋而合，在行动者网络理论中重构实践过程的关系网络的方法，为媒介化视域下对媒介形塑力的探寻提供了现实路径。中国的邮驿历史源远流长，每一次驿马的嘶鸣、驿卒的传呼都是历史的脉动，但人们往往只闻时代变迁、朝代更迭的脚步，而忽略了作为底色和生成条件的驿站的存在。作为根植于中国本土文化和传统传播实践的综合性媒介，驿站具有展开行动、制造关系网络的差异以及稳定化新的联结的能力，是影响我国古代封建王朝行政管理、经济运行、文化传播的重要力量。驿站信息传播的行动者网络，将形形色色的行动者串联起来，共同建构起我国古代复杂的信息传播网络，进而影响权力关系网络、经济交流网络、文化互动网络与社会关系网络，是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重要动力，也是当代人透视古代中国社会发展演变规律、汲取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经验的有效载体。
作为媒介的驿站：驿站信息传播网络建构的基础
要探究驿站信息传播网络的建构过程与价值，需要先了解作为媒介的驿站及其媒介特性。驿站是特定社会历史情境下集物质载体与精神内核于一体的物质性产物，是一个包括物理空间、机构组织、身体参与在内的“高度完备而又十分复杂的系统”，驿站的信息传播网络深刻影响了人们的生活状态与生活方式，进而对封建王朝行政管理、经济运行、文化传播和交通发展等方面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媒介包括一切制度化的、用于传播符号内容的结构、格式、形式和界面。媒介的变化总是技术、阶级、社会和政治力量交叉所产生的结果。人们对“媒介”的认知包含了物质与信息层面、技术构成层面以及和外部互动构成的关系层面，作为媒介的驿站具有以物为载体的信息交流体系、展示技术发展的社会机构、社会交往的互动平台的意涵，其创生过程可从微观层面的物质要素、中观层面的媒介技术生产和宏观层面的社会互动来进行理解。
（一）本源追溯：以物为载体进行信息交流的驿站
我国古代驿站是各民族为了应对不确定环境所创造的栖息地，也是不断地进行信息传递以消除未知风险的重要工具，是当时人们生存境况的生动体现。作为我国古代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互动的实践场所，驿站的出现占据了一定的时间和空间，驿站的设立与分布需要封建统治者耗费时间、精力与物质材料；驿站的存在跨越了一定的时间和空间，它使得信息传播的速度加快、时间缩短，整合了人与自然、不同地域与不同人群。开放、灵活、系统性的驿站布局为其中人员、物品与信息的流动性提供了便利。作为物质实体的驿站是我国古代人们日常实践与社会生活信息资料的流转处与存有处，是对当时社会的精神文化思想、语言文字习惯、政治法律制度、宗教习俗等信息的诠释与注解，推动了社会生活中信息传递方式的进步，为各民族间的互动交往、经济流通和文化融合提供必要前提。
（二）技术存在：见证生产演进的驿站
无论是有形的物质实体还是无形的信息载体，都是人们在实践中所创造出来的，会随着生产力与生产技术的发展进步产生新变化，驿站也在不同时期展现出不同的形态。作为重要的生产力，媒介器物的工艺是判定社会发展阶段的重要参考，媒介工具的工艺史中蕴藏着人类历史进化的轨迹。挣脱时空枷锁的束缚、对沟通的向往构成了驿站内媒介技术发展的内在动力，在没有发明文字和实用交通工具之前，人们借助呼喊、打手势、烟雾来传递简单的信息，后来发展到借助竹、木刻字通信，以及以丝绸、纸张作为印刷技术的载体传递信息，再辅以道路交通的开辟、保密技术的更迭和驿传工具的升级，驿站内媒介技术的进步与驿传效率的提高密切相关。驿站传播形态改变的同时也伴随着驿站内生产工具的更新与改进。完善驿站的构造形制、丰富驿站的配置功能需要相应的生产条件，人们对生产材料的挖掘使用、生产工具的改进和生产技艺的提高使得驿站的发展演进成为可能。
（三）推进互动：反映社会关系的驿站
媒介并不只是简单地传递信息，还深刻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模式和社会交往模式。正常运转的驿站对于国家和社会的发展来说就像通畅的血脉维持着身体的健康，在各民族流转、接触、共存、传播活动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一方面，驿站在某种程度上建构了人们共同生活实践的形态。作为人适应与改造自然环境的工具，驿站通过技术性手段延伸了人们的生存实践，驿站与人的共生显示着媒介与人的互动塑造了新的生活方式。作为封建王朝统治工具的驿站，使得信息的上传下达更为便捷，也为高度集权的封建统治增添了保障，也成为不同政权之间沟通的桥梁和纽带，促进不同政权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作为各民族物品交换与文化交流的前沿阵地，驿站是人与人互动、物与物互易、人与物接触的契机。另一方面，社会的文明和文化体系，形成了社会共同体。驿站中的互动实践指向了社会关系的建构，驿站的通达逐渐消弭了地理边界，缩小了各民族之间的差异性，促进了不同区域的文化交流，使具有更多共同性的民族共同体的形成成为可能。
多元行动者协同：驿站信息传播网络的建构要素
媒介研究的实践路径不始于媒介文本或媒介机构，而是始于与媒介相关的事件，包含一切松散和开放的关系，这一研究的重点涉及了广泛的参与群体，只有对这些群体进行综合性的考察，才能够更加准确地把握媒介实践的全貌，揭示其背后的社会、文化和心理机制。对此，行动者网络理论提供了更进一步的补充，该理论将不同的行为、物质和行为者如何集合起来构成稳定的、横跨大范围的形式纳入考察。驿站媒介实践的核心组成元素，在驿站信息传播实践中，表现为组成驿站信息传播行动者网络的各异质行动者，其也是驿站信息传播网络建构的核心要素。驿站虽然在不同时代有着名称和体系上的差别，但它们都是历代政府机构的组成部分；以传命为主旨，融通信、交通、馆舍三位于一体；以人力或人力与物力相结合的方式接力传送、逐程更替。作为由建筑的物理空间、穿梭其中的人群、庞大的组织机构等要素共同建构起的复合体，驿站本身就是多元行动者的实践场地。在驿站体系的共同特征中，随处可见人类行动者与非人类行动者的踪迹，具有广泛性与能动性的各异质行动者是建构驿站信息传播网络不可或缺的基本要素。
（一）非人类行动者： 物质范畴与意识范畴
1.驿站物质与空间：容纳与连接
中国古代驿站是形塑社会互动的物质配置。驿站中的物质分为两类，一类是驿道、驿传用畜、驿传用车、驿传用船等驿站中社会互动发生所借助或面对的对象。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地形复杂的实际情况，给我国古代国家运作造成了极大困难，标准化、统一化是维持国家意识和利益统一不得不采取的方式。以畜力为运输动力带来的移动，对保证邮驿效率来说十分重要，除了驿马，牛、狗、骆驼、驴等也作为驿传通信的重要工具。唐代诗人岑参在诗中用“驿骑如星流”再现了当时驿递传输的频繁和速度的惊人。我国古代曾长期使用驿车作为交通工具，《汉书·京房传》中记载，西汉名将周亚夫平定战乱时曾乘坐当时驿传系统中较高等级的“六乘传”前往前线。以车辆用于邮驿，可以帮助驿行者减少劳顿、遮风避雨，提高驿传效率。水驿作为陆驿的补充，自魏晋南北朝以来得到显著发展，使当时人们的活动范围进一步扩大，高效能驿传系统推动了社会生活中信息传递方式的进步。
驿站中的另一类物质是提供互动发生的场所或地点，即驿站的物理空间构成，这一空间从人类为对抗不确定环境而打造的栖息地，逐渐变为各民族互动交流的场所，成为撬动各民族关系发展的重要支点。驿站的选址与交通工具的传递能力和各朝代的经济实力有着直接联系。历朝历代地方官员热衷于驿馆建设，并把驿馆建设的好坏作为反映地方行政兴衰和主政官员作为的一项重要指标。驿站的空间秩序也是透视当时社会文化的重要窗口，驿站的形制结构受所处时代各民族经济文化、生活方式、风俗习惯等方面影响。鸡鸣驿城内街道呈“三横两纵”格局，驿丞署、军驿舍及驿馆等位于城中最核心的两个区域形成了以信息传输功能为主、各种服务性配套设施为辅的防御设施周全的综合性驿城。驿站物理空间的建设一方面以整洁的环境、宽敞的屋宇、配套的设备，为过往人员提供舒适的食宿环境；一方面以驿亭道路的整齐划一、驿馆设施的完备高效，彰显地方官员的治理成效。
2.驿站制度与文化：稳定与传承
驿站制度，包括驿站管理条例、驿站工作人员职责、驿站设备等内容，在政权更迭、朝代交替的历史进程中，驿站体系能够保持相对稳定性，与系统而严密的驿站制度不无关系。驿递系统与军国大事紧密联系，历来受到统治者的高度重视。秦汉时期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已经拥有了较为正规的驿站管理机构和管理人员，隋唐时期管理体系已经成熟，并沿用到清朝末年。与驿站管理机构配套的是严密的管理条例，这些条例对驿站传达政令、递送使客、飞报军情、转运军需等职能，对驿站工作人员的职责、驿人行囊装束、驿传失职的责罚等方面都做了具体规定，以此来保证驿站体系的顺利运行。在开创统一的邮驿制度方面，秦王朝规定了一系列严厉的法律，秦朝《行书律》规定，急行文书必须立即传达，普通文书当日送出，不许积压。宋朝《金玉新书》中的法规涉及邮驿刑律、邮驿递铺组织管理。《元典章》中汇集了大量有关“站赤”（驿站）的法规，对驿站养马、供马、违例用马、传递误时等制定了处分办法。驿站的工作人员分别负有明确的责任，元朝时各驿站设有驿官、驿使和站户，驿官负责如数供应良马、检验使者凭证、清点驿站设备等；站户负责供应来往官员的饮食、使臣的交通工具和饲料、马具、车辆配件等；驿使负责宣告各种法令，传递朝廷各项任命、军事情报以及各地民生等不同的信息。驿站设备包括马、牛、驴等乘骑或拉车拉货牲畜以及车辆和船，供使臣休息、住宿的驿馆、驿舍，吃喝所用物资等。
系统而严密的驿站制度将人、物、信息等要素纳入驿站系统中，为各要素的互动交流提供保障，各要素之间通过不断强化与重复，积聚与传承，催生了丰富而多元的以驿站为媒介的驿站文化。驿站文化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表现为驿站作为桥梁和纽带，渗透到我国古代文化发展的各个领域和各个方面，还表现为在驿站自身的实践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具有浓厚驿站风格的文化现象，具体体现为驿站的命名、驿馆诗、驿站节庆习俗等。地名反映了人们对特殊自然地理与人文环境的认知，对于驿站的命名反映了各朝代对国家开发和管理的情况，是我国古代国家版图逐渐形成的标志。交通便利、水源充足、水草丰美之地往往是驿站的选址处，所以驿站的命名也与山、水、城市等相关联，如鸡鸣山驿、盂城驿、清河西驿等，一个个驿站在地理空间上将我国古代版图串联为更为紧密联系的共同体。驿站交通不断发展使得文人雅士与驿站接触频繁，诗人们在赶考、旅行、官职调动、送别友人等情况下都会在驿站写诗抒发情感，并以此为题材创作了数量可观的诗歌作品。王维在《送元二使安西》中写道：“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描写了渭城驿馆的风景。驿站在各民族交往交流、各种文明的互鉴中扮演着重要的介质作用，清朝时黑龙江驿站中站人聚族而居，勤俭持家，来客人吃饭有四碟压桌等，“站话”呈现南腔北调的多样性……独特的民俗文化至今仍影响东北的生活习俗。
（二）人类行动者：个人与组织
1.驿站中的身体参与：流动与聚集
中国古代驿递机构的成员，按其身份可分为官、吏、夫（役）三种，我国古代驿递系统畅通的联络网是用无数驿人的血汗编织而成的，驿吏驿卒的辛苦劳作是实现驿递系统工作效能的重要保障。朝廷对驿卒的年龄和身体条件有明确要求，为了适应“步递”与“急递”的双重需要，不仅要年轻还要身强力壮。驿卒在传递信息时要腰系革袋，悬铃，持枪，挟雨衣，携带文书以行，夜间执行任务还要手举炬火；使用包袱和夹板，是为了保护所递送的文书不破碎……在这一过程中，身体被作为媒介，信息依托身体被传递被表达，驿站的工作人员着装打扮需要符合职业要求，着装要轻便，通过各种仪式来改造身体，突出身体的某些部分或某些特征，以凸显驿站工作人员的身份以及强调所传递信息的严肃性、急迫性。这反映了驿站工作人员为我国古代驿递事业承担风险和付出辛劳的生活状态，另一方面也体现了驿递系统对速度与效率的追求，封建王朝对集权统治的强化。
除了驿站的工作人员，穿行往返于驿站的商人、使者、僧侣等人也通过商品转运、贸易交易、文化交流等行为参与到驿站的日常运转中。这些行动者更加自由与活跃，他们的互动行为激发了驿站除信息传递之外的特质与潜能。商人携带商品进行地理空间上的流动，有效促进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之间的物质交换与经济发展，呈现出“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的繁荣景象。道路的便利也使得佛教的传入与传播更为广泛，明帝通西域之后，汉威复振于西域，西土高僧相继来华。高安世、安玄从安息，康孟祥从康居，先后东游，从事译经。我国古代从多民族国家走向统一离不开使者这一重要纽带，如古代西域各国为表示与中原封建王朝交好，常派遣使者朝献，中原封建王朝为招抚西域各国也派使者前往，而他们在驿站中的活动增强了驿站的连接属性与沟通功能。
2.驿站的组织机构：分散与集权
驿站组织机构对信息传播安全与效率的不断追求，是封建王朝强化集权和治理边疆的重要前提。驿站体系是一个高度集中而又极为分散的统一体，被称为“一架难以驾驭的机器”，驿务的兴废在于管理，因此历代政府都按照驿站体系的特点，形成了专业的、自成体系的垂直管理体制，即从中央到地方再到基层组织，并带有监察巡视体系的，自上而下的管理组织机构。从中央层面来看，在我国历史上主要是由兵部主管邮驿体系，大致经历了三个变化过程，先秦时期诸侯割据，管理不统一；汉魏以来，有“法曹主邮驿科程事”；隋唐以后，由兵部主管邮驿并逐步完善，形成定制以至清末。从地方层面来看，驿站的管理是由中央制定条例和地方组织机构贯彻执行的互动来推动的，驿站的行政大权，如驿站设置、掌权分工、路程时限、夫马及经费定额、官员任免、典章制度等均集中在中央，地方组织机构负责执行贯彻。明代驿递，各省受布政司与按察使司双重领导，以按察使司为主，下设驿传道分管各地邮驿。从基层组织来看，历代多设置专职官吏（如驿长、驿令、驿吏、驿丞）管理，保持垂直体系。此外，根据邮驿分散流动的特点，历代政府还设立监察巡视系统，进行巡回检查。汉代州郡设“督邮”、唐代中央设专门的馆驿使、元代设脱脱禾孙（蒙语，意为检查者）行使监督驿政的责任。
互动、转译与整合：驿站信息传播网络的建构过程
媒介研究的实践路径不是把媒介当作物件、文本、感知工具或生产过程，而是在行为语境里参照人正在用媒介做什么。驿站的信息传播实践，通过互动、转译与整合等行为完成独特的媒介仪式，建构驿站的信息传播网络，在特定的时间、空间实践情境中影响着参与者的行为和价值观念。转译是将各行动者的利益结合起来，联结成一个行动者网络联盟的重要步骤，包括问题呈现、利益赋予、征召和动员四个阶段。驿站信息传播网络的建构本质上是一个以驿站工作人员为中心，以中央、地方和基层组织机构、道路、建筑形制、制度法令等为主体的转译实践过程，旨在调动各异质行动者的积极性，搭建信息传输渠道，推动多元主体行动整合，达到多元协同参与、构建信息网络从而传递信息的目的。驿站信息传播过程中，存在着阻碍传播过程与影响传播效果的因素，找准各类行动者在驿站传播网络中的定位，分析信息传播网络中的异质行动者的利益诉求和遇到的阻碍，通过协商，找出阻碍信息传播的因素，确定克服这些障碍的策略，才能形成稳定的驿站信息传播行动者网络联盟。
（一）问题化阶段：确立核心行动者，聚焦信息传播
问题化是进行转译的首要步骤，驿站工作人员作为驿站信息传播体系的核心要素，必须具备洞察问题、沟通协调的能力。驿站信息通过横向与纵向两个维度进行传播，在进行纵向传播时需要确保信息的上下通达，这就需要关注驿站组织机构是否合理、制度是否完善；在进行横向传播时需要确保信息的时效性与跨越性问题，这就需要关注道路是否通达、驿站的分布与空间构成是否合理、驿站的行驶工具是否先进等问题。作为核心行动者，驿站工作人员必须平衡各方需求，维持动态关系。因此，驿站工作人员实际上处于驿站信息传播纵向与横向互动的交汇点上，需要在深入驿站信息传播实践的基础上，聚焦信息传播流程，并以此作为转译过程的出发点。
（二）利益相关化阶段：明确主体需求，维系良性运行
利益相关化旨在洞悉问题发生原因，厘清相关利益主体，在各异质行动者之间建立起一种利益协调机制、维系整个网络的良性运行。首先是人类行动者的利益赋予。个人层面来说，驿站工作人员以传递信息为职业，受到驿站制度与法令的规范，驿站系统的完备程度充分调动了驿站工作人员的工作效率，驿站工作人员的利益在于通过专业化的分工获得相应的职位、专业技能和经济收入。 除了驿站工作人员，驿站系统也为穿行往返于其中的商人、使者、僧侣等提供了便利性。从中央层面的组织机构来说，信息传播是影响国家统治的重要因素，国家政权为确保信息的通达，投入了大量时间、资金、人力与物力，打造了强大的驿站体系，中央驿站组织的利益在于希望通过完善的驿站体系达到政权巩固的目的，从而保证统治阶级的威严与权力；从地方层面的组织机构来说，驿站体系的建设程度往往反映了当地的发展状况，历朝历代官员都热衷于投入人力、物力修建驿站驿馆，地方驿站组织的利益在于通过驿站基础设施的完备和效率的提高来标榜当地的吏政清明；从基层驿站组织来说，驿站系统的完备使得来自中央的信息通达到政权的基层组织，基层驿站组织的利益在于有效串联起封建统治的上下互动，使封建王朝基层组织有效行使权力，成为管理的有力抓手。
其次是非人类行动者的利益赋予。从物质范畴来看，驿道、驿传用畜、驿传用车、驿传用船等驿站运行所需要的自然资源或人造资源，要考虑其在转译过程中是否满足信息传播的跨越时间空间的需求，其形式是否满足当时信息传播的特点，其利益在于是否能在实践中挖掘其特色，展现其不可替代的作用。驿站选址的利益在于是否合理利用了地理条件的优势，规避了水源匮乏、地势复杂、位置偏远等方面的劣势，赋予驿站更强的可及性和便利性。驿站形制的利益在于是否具有统一的规划使其具有系统性的开放性的特点，从而作为维持空间秩序的重要体现。从意识范畴来看，在驿站制度法令方面，政府根据当时信息传递的特点发布了驿站制度与法令，但也需要随着信息传播实际需要不断调整和更新，其利益在于通过合理调整与更新维护制度的总体稳定性，从而保证政策的更快更好落地。在驿站文化方面，驿站的命名、驿馆诗、驿站节庆习俗等典型的驿站文化勾勒了我国古代关于信息传播的特殊的文化现象，成为影响人们信息传递方式、思考方式、社会经验和价值观的重要因素，并促成各民族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三）招募阶段：吸纳行动者，联结参与网络
招募行为表现为，将各类行动者吸引到网络中，清除它们面临的阻碍，赋予它们相应的任务，为网络的建构提供前提。在驿站信息传播中，有三种常见的招募形式，一是资源招募，即通过对自然资源的利用和对人造资源的开发的形式，将资源纳入驿站传播行动者网络中，如对土壤、气候的把握，对驿站设备的开发和改进，对于丰富我国古代劳动人民智慧的全景式认知具有重要作用；二是行政招募，即通过政策与法令，赋予驿站系统作为国家信息传输“血脉”的合理性与合法性，赋予驿站工作人员准确快速传递信息的职责使命，赋予驿站组织机构保证信息上传下达的政治、军事职能，使驿站成为我国古代统治阶级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统治阶级威严与权力的重要体现方式；三是社会招募，中国古代驿站作为一个高度完备而又复杂的系统，不仅保持系统内的互动与活力，还不断与社会其他系统产生物质、能量与信息的交换，如从社会政治系统汲取管理经验与运转策略，嵌入我国古代国家机器，与其他机构共同形成政权统治的有力抓手；与社会经济系统中的活跃分子共享资源，开发驿站的经济属性功能，使其成为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新生动力；与社会文化系统相随相依，打造推动各民族文明实践发展的文化走廊，成为促进文明碰撞、文化交流交融的通道。驿站信息传播中的招募行为，实现了驿站信息传播系统内部的信息、人员、设施共享及与其他系统之间的互动、借鉴，联结了协同高效的参与网络。
（四）动员阶段：鼓励共同参与，形成利益联盟
动员阶段主要在于建立保障机制，调动各行动者释放内在价值和效能，推动问题解决和行动方案实施。驿站信息传播网络中，根据各行动者不同的利益诉求，采取差异化的分工和协作行动方案形式的动员，形成能够实现异质行动者的利益最大化、平衡的、可持续发展的驿站信息传播体系联盟。在驿站的参与者中，驿站工作人员充分发挥能动性，确保驿站信息传播网络的动态化发展。商人、使者、僧侣等参与者，作为信息传播的重要连接节点，充分进行民间社会动员，彼此影响、协调，不断扩展驿站信息传播网络的外延。在驿站的组织机构中，中央层面的驿站组织机构，不断探索行之有效的运行体制、强化信息管理的现实路径；地方层面的驿站组织机构不断强化承接中央信息，向基层组织联络沟通的职责使命；基层驿站组织作为铺设的“毛细血管”，覆盖范围不断扩展，技术工具的使用不断进化，将源源不断的信息传输至中央，确保驿站信息传播网络的顺畅运行。驿站道路、用车、用马、用船，驿站形制等发挥自身属性特点，提供物质能量，确保驿站信息传播网络的基础稳固。驿站制度形成强大约束力并在实践中转化为执行力，确保驿站信息传播网络的行动力，驿站文化形成独特的文化氛围与文化习惯，丰富驿站信息传播网络的内涵，扩大驿站信息传播网络的外在影响力。各行动者相互影响，共同建构了我国古代驿站信息传播生态。
点线面动态演进：驿站信息传播网络的建构机制
媒介本身指向互相联系、互相交叠的过程，当研究具体的媒介实践时，需要把握媒介实践各元素之间的互嵌、共构以及交织，通过对实践元素及其彼此互动的分析反观实践活动的展开以及背后的主体能动性、结构性因素所扮演的角色和作用，从微观层面各行动者的媒介实践到中观层面的媒介生产与传播实践再到宏观层面的媒介发展与影响，考察媒介实践的模式是否在广阔的社会生活中扎了根。在驿站信息传播实践的推进中，行动者之间消解对立关系，被赋予相同的行动能力，它们构成一个个网络节点，并建立交往关系；异质行动者之间增进联系，扩张交往边界；行动者之间利益置换，协同聚合，形成一个动态的网络，共同推动着驿站信息传播实践的机制演进。
（一）连点成线：消解对立关系，整合异质行动者
在驿站信息传播场域中，整合分散要素，将异质行动者连点成线的关键，在于对行动者间对立关系的有效消解。驿站信息传播网络中的人类行动者与非人类行动者都是行动的主体，以往被遮蔽的非人类行动者被看见、被纳入行动者网络中，其结构形态由彼此散落的“点”状分布向“线”性结构迈进。驿站信息传播网络不仅强调了人类行动者，还赋予非人类行动者与场域匹配的资格权，以激励其参与意愿，消解了社会学视角下“人类中心主义”的论调，强调了非人类行动者的存在，将人类行动者和非类人行动者放置在同一网络同台互动。
（二）聚线成面：调动参与热情，增进价值共识
行动者吸纳与认同是驿站信息传播机制演进的核心环节。驿站中的信息传播，作为核心议题逐渐呈现在各行动者面前，而厘清驿站信息传播网络建构中各行动者的目标取向与所面临的障碍，则是网络结构中所有行动者的价值共识。只有强化行动者之间的价值共识，调动各行动者的参与热情，沿着共同的目标展开行动，才能步调一致地推动网络的发展。在驿站信息传播机制演进过程中，各行动者都被吸纳并嵌入驿站信息传播的网络系统中，促使具有不同形态的物质和具有不同社会特征的人群相互连接，因而扩张了社会交往的边界。核心行动者与一般行动者根据其在网络中所处的位置进行信息的扩散，各异质行动者之间的联系越紧密，信息往往扩散越快，传播效果也就越好。
（三）嵌面融网：贯通协同机制，丰富传播实践
古代驿站的信息传播活动造就了我国古代信息流通网络密度、广度图景的基础图层，驿站信息传播网络中参与行动者的多元性、行动的丰富性、对共同利益的洞察性、联盟的稳固性、关系网络的广泛性，调动了我国古代各类行动者的广泛参与、形塑了严密的驿站信息传播组织结构、培养了职业化的驿站工作人员、搭建了清晰的驿站信息传播体系和框架。驿站中的信息传播活动丰富了我国古代的传播实践，信息的传播涵盖了人际传播、组织传播以及大众传播等多种类型；信息的传播者不仅涵盖了以传递邮驿信息为职业的驿站工作人员，与驿站有交集的商贾、使者、僧侣也纷纷卷入信息传播的互动网络之中；所传播的内容仍以军事信息和政府文书为主，但也为商业信息、家书、习俗文化的流转提供了便利。激发各行动者的能动性、重视以往被忽视的非人类行动者的价值发挥以及创造使各行动者协同发力的传播环境既是驿站信息传播网络点线面动态演进机制的突出特点，也是维持驿站信息传播网络持续性和稳定性的重要因素。
搭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关系网络：驿站信息传播网络的建构价值
社会生活是习惯和资源编制的一张大网，它的每一个层次都充满了媒介的内容。媒介实践的影响应该在媒介与社会的关系中去考察。古代驿站信息传播网络是多个网络相互交融、相互嵌套的流动过程，从时间、空间、权力、资源、关系等维度，型构出不同的网状交叠层级体系，是促进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共同体形成与发展的重要历史基础。
（一）统一的政治认同：驿站信息传播网络与“政治共同体”相互融合
道路开辟与行政管理，相互支持，相伴相生。我国古代驿站的分布与历代中央政权通过行政管理维护国家统治的举措呈现出高度的对应性，驿传制度提高了封建王朝的行政效率、增强了封建王朝统治力量。媒介被一直用来记录、传输和加工文化，用来服务君王、通知臣民和管理数据，还用来组织时间、空间和权力。驿站的信息传播与政治、权力相交织，渗透着权力与意识形态的影子。驿站信息传播的权力关系网络由驿站网络、网络中的资源及其资助的政治实践共同构成。驿站的设立与发展反映了不同话语权力与利益诉求，它是封建君主进行信息采集、指令发布与反馈，以实现封建统治控制目标的重要手段；是封建统治者不断扩展其统治范围，拥有更多的空间控制范围的“先行棋”；是连接不同节点的通道与据点，通过这些通道，行使权力所需要的信息、货物、符号等资源得以移动，封建统治者、官吏、驿站工作人员等得以行使权力。驿站的信息传播活动指向集中的、多层级的权力网络形态，这一网络由封建统治者、中央地方官员、基层驿站工作人员等组成，以皇帝为决策核心，由中央级官员向地方官员以及基层驿站工作人员层层延伸网络，权力也由核心向下层层传达，以封建王朝的法规、典章和对皇帝的忠诚作为其基础规范，是当时政权的权力网络中的重要枝干，为巩固中央集权制提供了保障，对中华民族内聚型的政治发展格局和中华民族的内聚性和向心性特征的形成具有促进作用。
（二）各民族共同繁荣：驿站信息传播网络与“经济共同体”相互协调
驿站信息传播网络具有经济连通性的功能，以经济建设推动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驿站信息传播的经济互动网络，由驿站网络、网络中的资源，以及这些资源所资助的经济实践共同构成。地理环境的复杂性、差异性导致了自然产品和生产方式的多样性，造成了不同地区和民族之间生产生活方式的差异，形成了多元的经济类型，驿站的信息传播活动将各生产要素纳入行动者网络之中，并促进各民族充分进行社会交换，带动社会生产的加速，激发了各民族经济交往的强大动能，打破了农牧地区不平衡发展形成的生产种类多样而各区域相对单一的局面，各民族互通有无进行贸易往来，交易不断兴盛，商业不断繁荣，形成了农牧经济共生互促的局面，也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奠定了经济基础。各民族经济生活的互嵌，在经济上逐渐形成了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的共生关系，使得民族共同体的强化成为可能。
（三）交流与认同：驿站信息传播网络与“文化共同体”相互促进
驿站传播的载体，有着强大的精神凝聚力，是文化变迁的重要力量，是社会文化交流的助推器，驿站的信息传播活动对推动“文化共同体”关系网络建构具有重要作用，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构中发挥着重要的凝聚作用。驿站信息传播网络不仅串联起了资源运输的交通路线，还衍生出一条条习俗文化互动的通道，建构起各民族共同文明形成之路。在长期的交流中，熔铸出具有新特色的文化内容，增强各民族的文化认同，构成促进各民族交融的文化基础，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提供坚实的文化支撑。驿站信息传播网络将各民族文化交汇在一起，在历史长河中不断碰撞、交流、融合，形成了互嵌的民族生态，形成了重叠共识的价值观，形塑了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并且不断铸牢、延续这个文化共同体。
（四）多元互联互通：驿站信息传播网络与“社会共同体”互为一体
就媒介实践与民族关系而言，驿站信息传播中各行动者的实践开辟了新的社会空间、产生了新的社会交往关系，形塑了新的社会结构，对我国民族关系的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助推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驿站中的信息传播活动不仅仅是信息的生产与传播实践，也是信息内容、行动者与社会规则相互交织的复杂社会过程。驿站信息传播网络中的各行动者构成了复杂的传播网络体系，这一网络也与社会关系网络紧密贴合，行动者的移动、累加、聚合行为等实践，开辟了新的社会空间；推动着人、技术、物品、符号等多种力量进行交互，产生了新的社会交往关系；将这种交互所产生的能量进行应用与管理，塑造了特定的社会关系结构。这些由驿站信息传播串联起社会空间与日常生活的时空坐标彼此贯穿，成为聚合与锚定各类社会活动与交往实践的布景。通过驿站的传播活动，个体能够与来自不同背景的人交往，提高了个体社会关系网络的同质性；各民族之间也产生了更加频繁的交往互动，交往范围不断扩大，在利益诉求、发展目标、价值信念、情感态度等方面的共同性得到了进一步强化。
结语
驿站中的信息传播实践体现着信息关系，也体现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脉络，对驿站信息传播网络研究的实质是探寻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逻辑。中华民族共同体关系网络的建构并非一蹴而就，在长期的时间序列上各个阶段内不同行动者的转译策略、网络结构都有其变化规律和渐进性，在动态变化中洞悉驿站信息传播的行动逻辑，分析驿站信息传播网络与社会、经济、文化的关联，有助于厘清中华民族形成发展的历史脉络，分析中华民族共同体生成发展的历史逻辑。
作者简介：张允，新疆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乌鲁木齐830046）；王慧霞，新疆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22级硕士研究生（乌鲁木齐830046）。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冷门绝学研究专项学术团队项目“古代西域驿站历史文化资源开发与利用研究”（项目号23VJXT017）的阶段性成果。
原文刊载于《新闻春秋》2025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