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星洁，湖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教授；何欣宇，湖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助理研究员
摘要:为了超越被视作"玩具"的他者化存在，虚拟数字人在与人的互动中，通过场域创设与数字孪生，场景交互与沉浸体验，叙事建构与自我投射等，实现感知可供性下的类化，关系可供性下的认同，以及想象可供性下的区分，以完成自我身份的建构，寻求身份认同。但虚拟数字人身份的拟真化也伴随着刻板呈现与"恐怖谷效应"带来的方法和愿景的悖论，"超真实"世界和算法陷阱带来的工具理性对价值理性的僭越，媒介依赖与技术倦怠带来的连接与断连交织等现实隐忧。需要在未来的发展中坚持基本原则，将虚拟数字人打造成兼具人格和智慧的"智人"，以人为中心的"能人"，以正确价值观为引领的"传者"，防范技术可供性带来的负面效应，收获理想的价值效益。
关键词:可供性；虚拟数字人；身份建构
在Web3.0时代，随着深度学习，NLP交互技术，实时云渲染技术等不断取得突破，虚拟数字人的智能化应用程度愈加成熟。它以虚拟身份活动于元宇宙空间中，通过对"我"的意义叠加，在人机交互的过程中进行自我身份的建构，以获得用户的认同与信任。然而，随着虚拟数字人的拟人化程度不断提升，用户的认知与行为亦随之改变，并复现到现实世界中，混淆了现实与虚拟的边界，加速了世界的分解。本文从可供性视角出发，结合虚拟数字人的现状，就其身份的建构实践与现实隐忧进行探讨，以期为虚拟数字人未来的优化发展提供参考。
一、研究缘起：作为"他者"的虚拟数字人与获得"人"的身份认同
"身份"指在文化语境中人们对于个人经历和社会地位的阐释，而身份建构是一系列自我定义和对自我建构不断修正的过程。1依托于虚幻引擎技术，计算机图形技术，人工神经网络，语义学习等技术，虚拟数字人在皮肤肌理，面容表情，性别特征，语言行为等层面还原了自然人的特征，并且能够代替自然人从事部分劳作，优化工作效率。但是，由于缺乏个性化，人格化的展现，虚拟数字人依旧难逃被视作"玩具"的窠臼。在大众看来，虚拟数字人作为虚拟世界的工具性化身，是与现实世界相割裂，相疏离的存在，是不归属于人类群体的"他者".
与"他者化"相伴而生的是疏远与排斥，目前对虚拟数字人的喜爱与接受大多止步于"二次元"等亚文化小群体，虚拟数字人难以实现大众化，流行化的"破圈"。根据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的"拟像三序列"，仿造是对自然的模仿，强调物品的使用价值；生产在于复制等价物，以赢得市场价值；而拟真则是超越对象物，以编码构造现实。虚拟数字人身份的建构亦是对自然人的"拟像"，即在虚拟人与自然人交互的"拟真"空间中，超越虚拟数字人的技术性本征，为虚拟数字人赋予"神魂"，重塑整个社会对"人"与"虚拟人"，乃至"现实世界"与"虚拟世界"的观念认知，以获得可以被称之为"人"的身份认同与群体归属，从而更大程度地发挥虚拟数字人作为中介的符号价值与担当社会角色的社会价值。
二、技术，环境与人的连接：可供性视角下虚拟数字人身份建构的实践
可供性概念最初用以探讨环境与动物之间的互补性关系，在传播学领域，可供性更强调技术，环境与人的交互关系。伊恩。哈奇比(lan Hutchby)认为，可供性是技术物"功能的和关系的方面，架构(framing)而非决定(determining)与客体相关的能动行动的可能性"。媒介技术的迭变触发了人，信息，媒介与社会的"脱域"式融合，为可供性研究带来多主体，多层面，融合性的新视角，延伸出感知可供性，关系可供性，想象可供性等多维领域。
严格来说，虚拟数字人是尚不具备自由意志的"人造物"。虚拟数字人的身份建构是为了寻求以人为认同主体的社会认同，势必在与人的交互中进行。根据社会认同理论，类化，认同和区分是是身份建构与认同的三个基本历程。类化是将自己编入某一社会群体；认同是认为自己拥有该社群成员的普遍特征；区分则是评价自己认同的社群相对于其他社群的优劣，地位和声誉。作为数字技术，环境与人的连接，虚拟数字人的身份建构路径及其与人交往的实践，亦可借助可供性理论得到说明。
(一)场域创设与数字孪生：感知可供性下的类化
感知可供性，指能够被用户通过视觉，听觉等感知到的设计特征。虚拟数字人身份的浅层建构便是要弱化机械表征，实现对自然人的类化。具体而言，就是借助类人特征的叠加呈现，将自身编入人类群体的从属中，触发用户对虚拟数字人拟人化的感知。
感知的前提是存在。人类在地球上生产与交往，虚拟数字人同样需要一个得以活动的生存空间。交互技术，人工智能，云和边沿计算等的狂飙突进，催生了虚拟的元宇宙空间，与现实世界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元宇宙实际上是对现实世界的数字再造，融合了视，听，感等多种媒介技术手段，为虚拟数字人感知特征的呈现创造了理想的建构场或。随着媒介技术的深度参与，媒介逻辑正在潜移默化地嵌入现实生活的轨迹之中，培养着人们的媒介习惯，元宇宙将成为人们最主要的感知渠道之一。在福柯(MichelFoucault)看来，"可见"象征着权力，但在全覆盖，沉浸式，具身化的元宇宙中，"可见"被改写为"可感知"。能否被用户感知以及以何种方式被感知，都将决定着用户对虚拟数字人的身份评估和定义，这种可感知的权力关系亦会从虚拟世界渗透到现实世界之中。因此，虚拟数字人在身份建构中，只有主动投入元宇宙场域的创建，将元宇宙中的"人一物一场"紧密连接在-一起，在长期的运营中争取话语权，才能更大程度地传播和表达自我。
从外貌，表情，动作等生物属性，到语义学习，智能对话，情感识别等交往能力，再到情感，情绪，价值取向等内生特点，虚拟数字人从"形似"到"神似"的类人特征不断丰富和更新，在多个维度打造与自然人的"数字孪生"。在此基础上，对社会背景及交际网络的细化填充，赋予了虚拟数字人耦合现实和元宇宙双重场域的"社会化"属性，进一步刺激用户对其类人线索的捕捉。腾讯在乙女类游戏《光与夜之恋》中推出了五位AI虚拟男友，他们在虚拟空间"恋语市"从事"医生""设计师"等职业，拥有不同的性格，喜好，成长背景，社会关系，经济能力等，而他们的出生日期，发型服装，声线语气等细节亦围绕各自的身份特点而量身定制。他们还会模仿现实生活的社交方式，通过短信，视频电话等与玩家的虚拟化身"我"对话，并通过对自然人共情能力的延伸，在预设情境下对"我"的各种感知情绪予以回应，还原了人与人之间真实的交往场景与交往方式，在人机交互中进一步丰富虚拟人的类人呈现，实现感知真实。
(二)场景交互与沉浸体验：关系可供性下的认同
关系维度的可供性就是关系的连接，不仅仅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指内容之间，内容与人之间，人与资源及服务之间等其他关系。通过多模态的交互与运营，虚拟数字人拥有了虚拟的社群关系，在与用户的关系和情感联结中形成身份认同。
XR(extended-range)打破了虚拟和现实的界限，也打通了自然人和虚拟人之间的连接。一方面，自然人可以通过数据上传的方式化身"比特人"进入虚拟世界，与虚拟数字人进行面对面的交流。在可穿戴设备的帮助下，自然人的感知和意识都得以同步上传和模拟，还原了人与人之间真实的交互体验。另一方面，虚拟数字人可以借由可视化呈现现身于现实世界中。并且，技术革新带动可视化制作成本和难度下降，随着媒介融合与跨界合作日趋深入，虚拟数字人的交互场景更加多元化，涵盖了抖音，淘宝等电商平台中的虚拟带货主播，企业里的数字员工以及舞台上的虚拟偶像等。在智媒时代万物互联的趋势下，"去中介化"正在成为现实，虚拟数字人不再局限于虚拟世界中的虚拟身份，而是全方位地嵌入现实世界的方方面面，在真实社会中担当不同的社会角色和社会功能，在与用户的多场景，沉浸式交互中建立并维系关系纽带。
兰德尔•柯林斯(Randall Collins)将日常生活中随机发生的人际交流视作互动仪式，认为个体形象都是在人与人的互动中逐渐形成的。在此框架下，互动仪式主要由四种要素构成：群体集合，边界设置，相互关注，情感连带。当旁观为沉浸所替代，用户不再置身事外，转而在共同筑造的虚拟社交空间中，与虚拟数字人展开"在场"般的互动，从而建立起想象的亲密关系，形成互动仪式。例如，在虚拟时尚主播星瞳的直播中，她不仅会进行才艺展示，与粉丝闲聊，"吐槽"，还会适时地"抛梗""接梗"，甚至为粉丝的支持而感动落泪，在B站收获了数十万的粉丝。这种带有鲜明情感的类人信号，更容易在冗杂的信息中被人类捕捉，并在与用户的共鸣中，使用户发生情感的扩散与卷入。在"情感真实主义"下，虚拟数字人亦可通过超出"人造物"本征的情感流露，而获得被指认为存在的确信。换句话说，虚拟数字人通过情感的共振和共享，释放情感能量，完成作为"人"的情感内核搭建。用户亦在想象的交往中受到情绪感染，产生愉悦感和远程陪伴感，获得情感满足和关系代偿。二者在你来我往的互动仪式中，完成对彼此身份的确指和认同。
(三)叙事建构与自我投射：想象可供性下的区分
想象的可供性强调用户对媒介技术的特定期待，可能会塑造他们与媒介的互动行为与方式。在虚拟数字人身份的自我建构和用户"自我投射"的共同作用下，虚拟数字人身份的能指被赋予新的所指，成为用户理想自我的化身，在与用户共同塑造的虚拟圈层中，形成个性化，差异化的身份解读，并产生积极的身份区分。
身份的建构离不开叙事。作为故事主角，虚拟数字人的一言一行都构成叙事文本，通过第一人称限知视角的自述或第三人称全知视角的他述，有的放矢地突出不同的身份侧面，能够使虚拟数字人的形象更加立体，鲜活。而在情节层层推进中，虚拟数字人的身份被进一步修正，缩小了与预期的差距，也有助于维持用户黏性。例如，在SM娱乐打造的名为KWANGYA的赛博空间中，作为数字化身的虚拟偶像ae不仅与真人偶像同台表演，还被赋予了"黑客""异语者"等角色，表演的歌曲都是以自述的口吻展开的新情节，串联起对抗反派，重整秩序的叙事主线，从中体现出虚拟偶像的热血无畏及其对自由，正义的信念。投射，是从别人身上发现自己的情感，想法或愿望的心理保护机制。基于对成长母题，爱情母题，对抗母题等的拆解和重组，虚拟数字人的叙事文本形成对现实的照映，用户将自己在现实生活中的幻想，期待，遗憾等投射到虚拟数字人身上，在交互体验中进行心理"演练"，并透过这种虚拟的自我移情实现自我欲望的满足。
皮尔斯(Charles Sanders Peirce)的三元符号学理论强调，解释者在传播过程中充当着重要角色。元宇宙场域下时空的分化交叠，使虚拟数字人的叙事建构并非依照常规的线性逻辑，为叙事文本和叙事体系保留了较大的想象空间。通过想象的赋权和确权，用户(解释者)从被算法预设到主动参与，可以在特定的叙事框架和开放的超文本表达下，将自身的理解，情感和经历等融入其中，进行叙事文本的个人化二次编码，为虚拟数字人补充多维身份属性。SM娱乐擅长在虚拟偶像的叙事铺陈中埋下悬念伏笔，吸引粉丝自助参与到情节"解谜"和"猜谜"中，在叙事补足中加深对虚拟偶像身份角色的理解和心理剖析，赋予虚拟偶像的价值符号以新的内涵，并与虚拟偶像组合为想象的共同体。在与用户的深入交互中，虚拟数字人深化了与用户的身份共意，成为用户的某种自我呈现，产生身份的个性化解读和积极区分。而虚拟与现实，线上和线下的联动不仅再造了叙事空间，亦延长了虚拟数字人IP的产业价值链。
三、一种自我攻击：可供性视角下虚拟数字人身份建构的隐忧
在可供性视角下，技术会对人们的认知，态度，行为等产生特殊效应，并且这些效应往往是主导性的。虚拟数字人的身份建构在拟人化的同时，为人类创建了一个乌托邦式的情境想象和空间体验。但理想与现实之间的鸿沟终究无法抹去，对虚拟形象和关系的沉湎将会转化为一种自我攻击，带来现实隐忧。
(一)方法和愿景的悖论：刻板呈现与"恐怖谷效应"
虚拟数字人身份建构的直接目的是超越技术驱动下的底层逻辑，实现从模仿人到"成为人"的进化。但是，人是一种极其复杂的生物，尤其是其精神层面的思维方式和行为逻辑，远高于当前人工智能的算法和算力所能达到的精密程度。人亦是矛盾的综合体，其性格特征具有多面性，皆考验着虚拟数字人身份建构的颗粒度。一旦处理不当，虚拟数字人便极有可能沦为拼贴标签式的刻板呈现，导致事实与愿景相悖。
许多虚拟数字人的开发团队都致力于打造能够最大限度满足用户普遍期待的"完美"人设。然而，完美只能是，而不可能是人。"完美"意味着距离感，受制于技术的藩篱，可复制，可量化的完美亦是无趣。在"逆向心理"的作用下，虚拟数字人只有偶尔地"露怯"和"反叛"，才能产生出人意料的效果，而被证明是作为"人"而存在。并且，对虚拟数字人的某些特征的刻板呈现会复现到现实中，反复加深对某类群体的"刻板印象"。例如，对虚拟数字人中"美丽女性"的设定大部分都以少女的形象呈现，中老年群体的形象则鲜少出现，把美丽与年轻混为一谈，容易导致审美的偏离。当然，虚拟数字人的类人化程度亦存在着一个无形的边界，一旦超出临界点反而会出现"恐怖谷效应"。具体而言，"恐怖谷效应"认为，人们对机器的喜爱程度与其拟人程度成正比，但若机器的拟人程度达到某个临界点，人们的好感度会迅速跌入谷底，转变为恐惧和厌恶。而"恐怖谷效应"所反映的是在技术的延伸下，人类主体性的压制与迷失，以及对技术失控的恐惧。因此，虚拟数字人的身份建构必然一个是动态的，无限接近但不能完全成为人类的过程。
(二)工具理性对价值理性的僭越："超真实"世界和算法陷阱
智媒时代的到来加速了虚拟数字人的"泛在化"，虚拟数字人的身份建构不仅是对自然人的模拟与再现，其背后更是在与元宇宙场域的共建中对现实世界进行拟真再造。随着虚拟的交互不断深入，虚拟数字人与自然人的情感关系链接越发稳固，虚拟数字人表现出的喜好，认知，观点等更容易在潜移默化中对自然人的思想行为进行"涵化"，形成"互操作"。也就是说，虚拟人在元宇宙世界空间中输出的信息会转化为对自然人的"动机指令"，促使自然人从事相应的行为，这些行为作用到现实生活中又会导致现实世界越来越呈现出虚拟世界的特点。在这种类似"拟态环境环境化"过程中，现实世界与虚拟世界的边界逐渐模糊，二者互化为由符码所拟造的"超真实"世界。
在"超真实"世界里，0和1的计算机代码编制了"景观"现实，算法成为实际的操纵者。在算法黑箱的掩护下，任何组织和个人都可以通过控制算法，来掌握对现实世界的话语权和支配权。正如鲍德里亚论断"海湾战争从未发生"，虚拟数字人不过是被操纵的工具。人们所看到，体验到的现实，不过是代表着某些特殊利益的算法所精心挑选，扭曲后的现实，信息和意义"内爆"为毫无意义的"噪音"。在利益，资本，技术的合谋下，人们容易在虚拟数字人所营造的"理想世界"中丧失自我认知和行动能力，而落入"算法陷阱"，处处受到算法的支配，面临着人类价值理性为算法工具理性所取代的威胁，导致真实的瓦解和价值观的异化。
(三)连接和断连的交织：媒介依赖与技术倦怠
根据社会行动者网络理论，随着虚拟数字人在身份建构的过程中呈现出越来越多的类人特征，自然人会逐渐自主地将虚拟数字人归入人类群体的从属之中，与虚拟数字人进行宛若真人一般的交往，建立起类似现实社会人际关系一般的关系。相比于真人，虚拟数字人不会存在"人设崩塌"的现象，并且在大数据算法的精准分析下更能够窥见用户的喜好和需求，从而有针对性地满足受众的心理需求，是一个付出成本低且安全高效的交往对象。尤其是在结构性矛盾凸显的"风险社会"下，人们更倾向于通过与虚拟数字人的连接和交往，来获得情感和关系的代偿，在现实空间的"离场"和虚拟世界的"在场"中，逃避与释放现实压力。
但是，与虚拟数字人的过度连接会加剧媒介依赖，"信息茧房"和"回音壁效应"促使用户逐渐沦为智媒时代的"容器人"，回避现实世界的种种刺激，却在缺少真实对话与反抗的虚拟空间中自我沉溺，最终导致与现实世界及其人际关系的断连，形成"群体性孤独"，整个人类社会也容易如尼尔。波兹曼(Neil Postman)所警醒的那般陷入"娱乐至死"的旋涡。当然，人类并没有那么容易被技术主宰，绝大多数的沉迷不过是人与技术放任自流下的共谋。一旦积极性加剧为过度活跃，它将转变为一种过度消极。随着对虚拟数字人的依赖加剧，人们会逐渐发现这种交往带来的是注意力的溃散和精神的空虚，于是心理倦怠取代对技术的积极期待并诱发技术抵抗，人们开始在与虚拟数字人的过度连接中寻求主动的"断连"，这将有碍于虚拟数字人的长足发展。
四、超越技术性本征：可供性视角下虚拟数字人身份建构的规训
可供性，简而言之就是技术带来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是无限的，虚拟数字人只有在与人的相互作用中，才能发挥其应有的潜力。在智能技术的支持下，虚拟数字人的应用热潮方兴未艾，虚拟数字人所建构出的"超真实"景观逐渐成为一种时代特征，并越发掩盖了其作为机器的本征和技术逻辑，因此需对其加以规训。人们通过超越虚拟数字人的技术性本征，将其打造成兼具人格和智慧的"智人"，以人为中心的"能人"，以正确价值观为引领的"传者"，防范技术可供性带来的负面效应，方可弱化风险，收获理想的价值效益。
(一)兼具人格和智慧的"智人"
目前，虚拟数字人与人的交互主要以对话的形式展开，通过对话来塑造虚拟数字人的身份特征。但是，囿于早期的人工设定模板，这种对话仍停留在较为浅层的对类人化表征的模仿上，无法还原更深层次的感官呈现。即使到了数智时代，随着深度学习引人后的机器自我学习和模板优化，虚拟数字人的内容生产虽然实现了从"依据指令创作"向"拟人""超人"的升级，但由于Gen-Al尚处于早期探索阶段，以ChatGPT为代表的大型语言模型都存在缺乏常识性推理能力的缺陷，1难以与人形成情感和精神上的深度交流和共振。因此，虚拟数字人的身份建构需要借助底层技术的更新迭代，赋予虚拟数字人以"人格"和"智慧"，打造能够进行自主"思考"和智能对话的"智人"。这需要针对虚拟数字人的身份设定不断更新，扩充专门的语料数据，并且在与人的交互中建立和拓展专属的认知谱系，形成虚拟数字人的"世界观"，以人格化，个性化的情感，情绪，观点的输出，展现虚拟数字人独到的"思维逻辑"和差异化，细节化的身份属性，摆脱对身份标签的生硬拼凑。
(二)以人为中心的"能人"
正如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所说，只有在一个严格人类中心主义的世界里，使用者，即人自身变成了终极目的，才能终止手段和目的的无情链条，效用本身才能获得意义所具有的尊严。无论技术如何发展，人始终是技术的主人。虚拟数字人能够在拟人化身份的建构中成为"人"，但其始终是算法，数据驱动的"行为人"，不能代替人。虚拟人身份属性的确立始终要以人为中心，成为人的多维度延伸的"能人"。一方面，虚拟数字人自身要重视主体间性，积极进行算法跟进，提升智能化感知识别能力和联想共情能力。在与用户的交互中，完善专属于用户个人的知识系统，补充契合用户需求特点且更具贴近性的身份属性，提供一对一沉浸式的感知体验。另一方面，根据"熵增定律"，虚拟数字人越趋近于人，便越需要从外界对虚拟数字人的身份建构加以合理化的干预，才能促进虚拟数字人的有序发展。这需要从行业内外双向发力，加强对虚拟数字人行为框架，伦理边界和法律规则等的讨论，才能减少与虚拟数字人身份建构并发的现实危害，充分发挥虚拟数字人作用于人的积极效用。
(三)以正确价值观为引领的"传者"
施拉姆认为，媒介就是用以扩大并延伸信息传送的工具，将其插入传播过程之中，发挥承载，传递信息给受众的作用。作为连通虚拟与现实的媒介，虚拟数字人通过生产信息，控制信息来获取力量，而虚拟数字人的身份建构可视为一种来自资本，技术与用户等多方势力的信息角力。无论最后是哪一方获得了决定性的支配权，在长期的单一价值标准下，虚拟数字人的身份建构将带来地位，财富，知识等社会等级的调整与深化，以及算法共谋下的恶性竞争。因此，虚拟数字人的身份建构必须以多元利益，多元价值观为支撑，将其塑造成正确价值观的"传者"甚至"引领者"，在与用户的"互操作"下超越当下现实的困窘，再造更加美好的新世界，努力践行从"玩具"到"镜子"再到"艺术"的完美飞跃。除了正确价值观的确立和输出，虚拟数字人背后的算法机制也需要遵循价值理性，坚持人的尊严和价值优先原则，杜绝单一化评价标准下的算法偏见，展现技术层面的人文关怀，帮助虚拟数字人扮演好现实世界中的社会角色，履行其应有的社会功能和社会价值。
结语
可供性理论有助于我们理解虚拟数字人如何在与人的交互中，通过虚拟身份的类人化建构，再造身份认同下的拟像符号与意义空间，实现对其技术性本征的超越，成为深度数字化下的"新"。作为虚拟世界的重要行为主体，虚拟数字人与人的交互重新定义了人类的交往模式，在主观精神与现实行动的交融中共同谱写着一种面向未来的全新的数字文明。对虚拟数字人身份建构的研究，不仅是为了考察虚拟数字人何以"成为人"，更重要的是从技术与人类共同建构的超真实世界中抽离出来，反观自身，思考人何以为人。虚拟数字人无论以何种身份存在，其归根结底是由人赋予的。人与技术，社会，环境之间是相互影响，共同演化的，面对虚拟数字人带来的多重可能性与不确定性，在保持期待的同时，我们也要严守人的主体性价值，进行认知和行为的更新，在对技术的驾驭和善用中获得新的飞跃。
原文转载自《媒介批评》第二十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