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诰》作为周初重要文献，因其集中体现了“明德慎罚”政治思想而引起学界重视，已有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德刑关系、礼刑关系和“慎罚”内涵方面，形成了德主刑辅、以刑辅德、出礼入刑、以刑辅礼、礼法合一等重要论断；雷安军针对把“慎罚”解读为“慎用刑罚”的传统认识，提出“慎罚”意指轻罪轻罚、重罪重罚，没有“慎用刑罚”之意。需要注意的是，《康诰》还提及了两种刑罚准则：一是“罚蔽殷彝”；二是“文王作罚”。所谓“罚蔽殷彝”，是指采用殷人的旧法“典刑”；所谓“文王作罚”，是指采用周文王制定的“明刑”。周公为何要求两种刑罚并行？二者在适用上有何不同？要达成怎样的治理效果？本文拟作一初步探讨。
一、“殷彝”对殷遗民的治安管控
对卫地殷遗民的治理事关重大，也非常棘手。《尚书·康诰》载：“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余民封康叔。”周公平定三监之乱后，“以三监之民国康叔为卫侯”。“三监之民”有“殷民”“殷献民”与“殷顽民”之别。《左传·定公四年》记成王授给康叔“陶氏、施氏、繁氏、锜氏、樊氏、饥氏、终葵氏”等“殷民七族”，其中应包含有不少殷商普通民众；“殷献民”是指对周人较为友好、服从周人政治统治的殷商“贤民”群体；“殷顽民”则是指对周人怀有仇恨，支持或参与反叛，不服从周人政治统治的殷商顽固势力。
殷遗民规模大，成分复杂，各种矛盾交织，治安形势严峻。不少贵族作为亡国者，丧失了原有政治身份和优厚待遇，他们时不时“探天之威”，挑战一下周人；或聚居日久，利益冲突，内部产生诸多矛盾，相互疏离不睦。普通民众为保生存也罔顾底线，导致社会动荡。《尚书·微子》载：“小民方兴，相为敌仇……今殷民乃攘窃神祇之牺牷牲用以容，将食无灾。”社会戾气沸腾，民众相互仇杀，民众侵夺盗窃天地神庙牺牲，居然不获罪受刑，治安状况之混乱可想而知。加之武庚叛乱，殷遗民的统治主体变换，社会管控更难到位，治安状况势必加剧恶化。在这样的社会情势下，周公要康叔采用殷先哲王制定的旧法典刑，还治殷人其身。
周公的总体要求是敬明刑罚，非常注重犯罪动机。《尚书·康诰》载：“敬明乃罚。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终，自作不典，式尔，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杀。乃有大罪，非终，乃惟眚灾，适尔，既道极厥辜，时乃不可杀。”周公以成王名义告诫康叔，人有小罪，如非过失而是明知故犯，就不可不杀；相反，人有大罪，如是过误所致，就以罚宥论之而不可杀，以“原心定罪”作为“断狱之本”。这里需要特别关注“自作不典”四个字。孔颖达释为“终身自为不常之行”，似未达义。周公曾谈及殷商“有册有典”，典刑是指殷商具备完善的法律体系，则此处的“典”应为“殷先哲王之典刑”，亦即“殷彝”。因此，对于那些明知故犯，故意触犯“典刑”者，周公要求坚决刑杀，把“殷彝”作为治理殷遗民的工具。
周公要求康叔：“非汝封刑人杀人，无或刑人杀人。非汝封又曰劓刵人，无或劓刵人。”传统认识中，这是讲“国君故得专刑杀于国中，而不可滥其刑”。王安石释为：“非汝所刑杀，乃天讨有罪，汝无或妄刑杀人。”似更达原文意旨。结合下文的“汝陈时臬事，罚蔽殷彝，用其义刑义杀，勿庸以次汝封”，“正义”曰：“汝当陈是刑书之法以行事，其刑法断狱，用殷家所行常法故事，其陈法殷彝，皆用其合宜者以刑杀，勿用以就汝封意之所安而自行也，以用心不如依法故耳。”因此，是否要“刑人杀人”“劓刵人”，周公要求康叔不能取决于其个人意志，而应严格遵循“殷彝”，用殷商“典刑”“义刑义杀”，以避免引发、激化族群矛盾，防止殷遗民把矛盾集中在周人身上。
周公又为何把“自作不典”视为不可饶恕的罪行呢？《尚书·康诰》载：“凡民自得罪，寇攘奸宄，杀越人于货，暋不畏死，罔弗憝。”所谓“自得罪”，即对应不可不杀的“自作不典”，主要罪行是“寇攘奸宄，杀越人于货”。“寇”排在首位，说明危害最严重。《尚书·舜典》载：“寇贼奸宄。”郑注：“强取为寇”“群行攻劫曰寇”。可见，“寇”是指群体结伙攻杀劫掠的暴行。“攘”与“窃”同文，则“攘”是窃类。“自来而取曰攘……往盗曰窃”，故“攘”有侵夺别人财产，占为己有之意。奸宄也和劫夺相关。在外作乱谓之“奸”，在内作乱谓之“宄”，“奸宄”意指内外作乱杀人伤人者。可见，“寇攘奸宄”是指群体劫略、杀人伤人以获得不义之财的犯罪行为。对于犯如此罪行而不畏惧死亡的殷遗民，周公要求严惩不贷、坚决杀掉。
周人以“殷彝”刑杀，目的是尽快恢复社会秩序，维护社会稳定，避免民怨沸腾而不可收拾，这符合所有社会集团的利益。当然，“罚蔽殷彝”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在恢复稳定秩序的同时转移矛盾，有利于康叔赢得殷遗民支持，并为下一步的社会治理奠定基础。
二、“文王作罚”与社会伦理秩序重构
社会秩序的稳定只是康叔站稳脚跟的基础条件，周公的终极目标，还在于让康叔在卫国“作新民”，通过伦理秩序的重构，“和怿先后迷民，用怿先王受命……惟曰欲至于万年，惟王子子孙孙永保民”。即和谐教导执迷不悟的殷遗民，完成先王从天帝那里接受的天命，和王的子孙永远保有殷民，形成一个基于周人理想伦理的文化共同体。
卫国的伦理状况却不容乐观。任用宗族勋旧本是殷人久远的政治传统，殷商末年出现重大变化，表现为“亲亲之义”丧失，纣王失去了宗族屏卫。《诗经·大雅·荡》载：“而秉义类，强御多怼。”所谓“义类”，即“宗族之勋旧”。讥刺纣王本应任用宗族之勋旧，却反任强御众怼为恶者。《尚书》多次出现类似记载：“咈其耇长旧有位人”“剥丧元良，贼虐谏辅”“崇信奸回，放黜师保”“昏弃厥遗王父母弟不迪”。这些记载无一例外，均指责纣王不任用先王的后裔、同姓的长辈和兄弟。结合《史记》相关记载，纣王重用“善谀”的费中和“善毁谗”的恶来，导致宗族庶兄微子持其祭器投奔武王；箕子是纣王亲戚，不得不放浪形骸，装疯卖傻，寄人为奴以自保；比干也是纣王亲戚，因多次直言进谏，竟被纣王剖心杀害。殷民各族众之间亲情也趋于断裂，四方并起，相互敌视仇杀。这种状况在康叔就国之时不但不会好转，甚至会因为“三监之乱”而更加严重。
以什么刑罚强化卫国的社会治理？周人选择了“文王作罚”。《尚书·康诰》载：“元恶大憝，矧惟不孝不友。子弗祗服厥父事，大伤厥考心；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于弟弗念天显，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惟吊兹，不于我政人得罪，天惟与我民彝大泯乱。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罚，刑兹无赦。”周公分别讲了四种情形：在父子关系上，为人子者不能承继父辈的事业，反而把家业荒废掉，极大伤了父辈的心，是为“不孝”；为人父者不能慈爱自己的儿子，反而疾恨厌恶自己的儿子，是为“不慈”。在兄弟关系上，为人之弟不能以谦恭态度奉事兄长，是为“不恭”；为人兄长却不哀怜友爱弟弟，是为“不友”。如果遇到“不孝不友”这样的情况，那就马上采用文王所作之典刑，毫不犹豫，杀无赦。
《尚书·康诰》亦载：“不率大戛，矧惟外庶子训人，惟厥正人，越小臣诸节，乃别播敷，造民大誉，弗念弗庸，瘝厥君时，乃引恶惟朕憝。已！汝乃其速由兹义率杀。亦惟君惟长，不能厥家人，越厥小臣外正，惟威惟虐，大放王命，乃非德用乂。”这是周公列举的另外两种情况：如果官员群体不遵守大法、另外发布政令称誉坏人以哗众取宠、危害国君，就要根据文王制定的刑罚予以捕杀；如果诸侯君长不能管束好家人和内外官员，泯乱父子兄弟关系，专横暴虐，违背王命，也将受到同样的惩罚。这两种情况实际上是针对周人自身的，周人作为统治群体，要给殷遗民做榜样、做表率。一旦诸侯君长家族近臣出现伦理问题，影响会更加恶劣，危害会更加严重，自当予以严惩。
周公重视从父子兄弟关系入手重构社会伦理，可能有以下原因：
第一，父子兄弟关系是事关社会稳定的最重要的关系。卫国是殷商故地，也是强宗大族聚居的核心区。纣王与微子、箕子和比干关系的疏离，无疑会影响到各分支族众。各强宗大族内部父子兄弟之间可能会因政见不同、利益不同、对周人的态度不同而产生矛盾，父子相残、兄弟相杀恐怕也不鲜见。周公要求康叔理顺父子兄弟关系，使各宗族能够去逆、效顺，形成父子有亲，兄弟友爱的理想状况。在周公看来，殷鉴不远，殷末殷人宗族内部父子兄弟亲情丧失，是导致殷商政治上分崩离析、牧野一战而亡的根本原因。如果继续放任不管，势必加剧社会动乱，不利于康叔在卫国的统治，更不利于周王朝的长治久安。
第二，良好的父子关系是恢复社会生产的前提。一方面，大量因战乱而流离失所的基层民众需要重新回到田地上，专心种植黍稷，开展农业生产，勤勉侍奉父辈和长辈；另一方面，手工业商人要牵牛赶车到外地开展商业贸易，获取财富以孝敬赡养父母。实际上，授予康叔的殷民七族，原来的职业多与制陶、制旗缨、制刀釜、造篱笆、酿酒、制椎类工具等手工业相关。七族后来虽发展壮大，成为举足轻重的强宗大族，但世代相传的职业需要继续传承。在战乱初定，农业生产和商业秩序迫切需要恢复的情势下，父子相亲，传授技艺；子承父业，孝养父母，不再劫夺盗窃、杀人越货，这对于稳定社会生产生活秩序特别重要。
第三，兄弟关系是周公视野中最重要的关系。且不论纣王的前车之鉴，武王作为周公兄长，也曾对周公心存疑忌。《逸周书·度邑》记武王病危之时，对周公讲“兄弟相后”“用建庶建”。与其说是让周公这个弟弟做天子，不必传位给成王，还不如说是对周公政治忠诚的生死考验。周公摄政后，兄弟关系不睦，其兄长管叔与群弟中伤周公将取成王而代之，导致成王对周公的不信任、召公对周公的怀疑，形成周初“大艰”的政治困境。这不仅给周公自身带来极大伤害，也差点让新生的周王朝倾覆，严厉惩罚兄“不友”，弟“不恭”行为，是周公基于自身切肤之痛做出的决策。
第四，强调父子兄弟关系，也有警示康叔的意思。康叔是周公的同母弟，周公友爱康叔，康叔也要恭敬周公，不然，管叔、蔡叔就是前车之鉴。康叔是成王的叔父，从亲情上需要慈爱成王，需要体谅成王幼弱即位的艰难；成王又是周天子，康叔受封诸侯之君，要时刻牢记天子之尊，维护天子的政治权威。所以，周公告诫康叔谨记天命无常，努力履职，把成王的训诰当作根本的施政典常，才能保有卫国，以殷民世享。
周公要求康叔采用文王所作之典刑，重点惩治那些破坏父子兄弟关系者，是汲取了周初政治教训的理性选择，旨在恢复社会治安秩序的同时，重构卫国社会伦理秩序。
三、确立尊尊亲亲之义：两种刑罚的共同旨归
“小邦周”灭亡“大邑商”，立国之初，小心翼翼，非常注重吸取殷商亡国的教训。《诗经·大雅·荡》云：“殷不用旧，虽无老成人，尚有典刑。曾是莫听，大命以倾。”这里总结了殷亡的两大教训：一是“殷不用旧”，亲亲之义不存，失去了宗族的屏卫，政治纽带崩解；二是放弃了成汤制定的“典刑”，威刑不立，民众相为乱仇，天下大乱，尊尊之义沦丧，社会秩序崩溃。两大问题共同导致了“枝叶未有害，本实先拔”的政治局面并最终亡国。
殷鉴不远，周公要想稳定卫地这个殷商强宗大族聚居的核心区域，首先考虑要恢复治安，严厉惩治杀人、伤人、劫夺财货，甚至父子兄弟骨肉相残的行为，以“殷彝”“殷罚”开展刑杀，尽快恢复原有的稳定秩序。殷人有重刑的传统。《韩非子·内储说上·七术》载：“殷之法弃灰于公道者断其手。”专家指出，《汤刑》的修订与补充贯穿了有商一代，其法律制度经过历世商王的调整、修订、补充，更加趋于繁多、严苛。殷商之法倾向于轻罪重罚，历代商王为维护贵族统治的利益，制定了详细、繁多的法律条文。以殷先哲王制定的“典刑”还治殷人其身，容易让殷遗民心服口服接受惩罚，不至于产生敌对情绪。加之殷人尊神，先王制定的典刑被认为是来自上帝的威命明罚，而执行刑罚的却是周天子派来的康叔，这样既让触犯刑律的殷人心甘情愿地接受惩罚，又能通过康叔执法确立周天子的尊尊之义。
武王灭商后，封纣王之子武庚于殷，利用他统治殷民，并派遣其兄弟管叔、蔡叔、霍叔监视武庚，史称“三监”。之后又封弟周公旦于曲阜，封召公奭于燕，封弟叔鲜于管、弟步度于蔡。王室受封之人是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关系不可谓不亲近，但如果缺乏制度性约束，这些分散四方手握重权兄弟们的亲情也难免会疏远，继而形成裂痕、相互敌对，亲亲之义也有沦丧风险；甚者还会藐视天子权威，发动叛乱，尊尊之义不彰，管叔、蔡叔就是现实的教训。
如何走出这种内外矛盾交织的困境？周公选择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将目光盯在了“不孝不友”上，从政治伦理上建构尊尊亲亲之义。王国维指出，周人制度大异于商者，一曰立子立嫡之制，由是而生宗法及丧服之制，并由是而有封建子弟之制、君天子臣诸侯之制；二曰庙数之制；三曰同姓不婚之制。此数者，皆周之所以纲纪天下。而这一切维新之周制，王国维又认为它们皆出自尊尊、亲亲之义：“以上诸制，皆由尊尊、亲亲二义出……周人以尊尊、亲亲二义，上治祖祢，下治子孙，旁治昆弟。”严厉惩治“不孝不友”者，是要官员及民众维系亲亲之义。周公特别强调，对那些不尊君王，以下犯上的臣子，要“速由兹义率杀”，借康叔之手确立尊尊之义。尊尊亲亲之义，是周初社会治理的重要宗法政治准则。侯外庐指出，宗法政治的亲亲与尊尊合一，表现为政治的宗教化。由于周人的政治宗教化，在思想意识上便产生了所谓的“礼”。“文王作罚”，也是周公制礼重要的政治实践之一。直到春秋时期，卫国大夫石碏劝谏卫庄公去逆、效顺，把“君义，臣行，父慈，子孝，兄爱，弟敬”视为“六顺”，父子兄弟关系在卫国仍然举足轻重。
殷不用旧，亲亲之义不存，导致王朝覆亡，是为“殷鉴”；周初三监之乱，尊尊之义不彰，是为“周鉴”。康叔封卫，绝不能再出现这样的问题。故周公并行两种刑罚，表面上是稳定治安与重构伦理，本质上是要树立“尊尊亲亲之义”，为“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理想王权的建构开展制度实践，提供卫国范例。
原文载《史学月刊》2026年第5期，注释从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