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发于《东岳论丛》2026年第4期

作者：高红(1969—)，女，博士，青岛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研究方向：基层社会治理；乔湘然(1999—)，女，中国海洋大学国际事务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基层社会治理。

摘要：社区慈善合作生产通过社区内生资源动员与链接，有效回应社区内生需求，既是社区慈善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着力点，亦是实现共建共治共享社区治理现代化的应有之义。研究基于SEＲVICE框架，择定Q市W社区慈善典型案例，研究发现：W社区慈善从合作生产走向价值共创中呈现了主体合作系统构建、主体嵌入、关系建设、公共价值引领、服务创新、以居民参与为核心的合作生产、知识挖掘与应用的实践策略。本文运用公共价值战略三角模型“公共价值目标—合法性与支持—运作能力”探究其内在机制，得出以下结论：以居民参与为中心的多主体嵌入的公共价值创造，是社区慈善合作生产的价值旨归；互嵌主体系统和多元关系建设提供合法性和支持环境，构筑起社区慈善合作生产走向价值共创的网络体系；服务创新与知识挖掘应用等运作能力有利于形成社区慈善价值共创的长效运行机制。

关键词：社区慈善；合作生产；价值共创

一、问题提出

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我国社会救助向复合型帮扶模式转变以及国家社会治理重心向社区下移，党和国家对社区慈善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提出要“积极引导支持有意愿有能力的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积极参与公益慈善事业”，为社会力量参与社区慈善提供了主要遵循。社区慈善根植于社区日常生活场域，立足社区居民需求，充分尊重并赋予居民在慈善活动中的自主选择权利，切实彰显了居民在慈善事业发展中的主体地位，有助于实现慈善供给与社区需求的精准对接。作为慈善事业的核心环节，社区慈善通过整合社区内外资源、搭建多元主体参与平台，实现慈善模式从“单向给予”向“双向互动”的转变，在助推中国传统慈善向现代慈善转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同时，社区慈善生发于我国基层治理传统与民情基础，推动慈善精神与社区文化深度融合，将慈善文化融入社区治理实践，是厚植中国特色慈善事业的根柢。2023年12月，第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提出“国家鼓励有条件的地方设立社区慈善组织，加强社区志愿者队伍建设，发展社区慈善事业”。这一规定不仅确立了社区慈善的正式法律地位，而且从制度层面为社区慈善提供基本保障，意味着社区慈善实质上已成长为中国慈善事业发展的重要生长点。2025年10月，《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提出要“促进和规范公益慈善事业发展”，这一战略部署标志着公益慈善事业已成为国家治理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慈善事业进入制度化、体系化发展新阶段。慈善事业作为第三次分配的重要载体，其健康发展对于我国规范社会财富积累、优化分配机制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

社区慈善作为内嵌于基层社会、服务于社区居民的本土化慈善生态，是居民、政府、社会组织等多元行动主体在社区场域中形成的一种耦合型治理形态，是公益慈善与基层治理实践共生演化的产物。社区慈善以社区需求为导向，通过多元主体动员，实现社区内外资源整合，在赋能基层社会治理、增进民生福祉等方面发挥着独特的聚合效应。近年来，随着国家对慈善事业重视程度的不断提高以及政策法规的持续完善，社区慈善的实践探索与发展呈加速趋势。但从整体来看，我国社区慈善事业发展仍面临诸多结构性困境，诸如慈善参与主体仍显单一，政府主导色彩较浓，社会力量参与深度不足；慈善资源呈现碎片化分布特征，跨主体、跨领域的资源整合机制缺失，资源动员体系尚不健全，难以有效激活社区内生慈善活力；慈善服务供给仍存在供需错配、专业性不足、质效偏低等问题。这些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社区慈善功能的有效发挥。社区慈善的高质量发展不仅是时间维度上的形态演进，更是参与主体拓展、合作结构优化以及公共价值持续生成的过程。既有研究侧重在价值共创目标的前提下围绕社区慈善的合法性与有效性展开叙事，而对于多元主体在价值认知差异、目标冲突及其协调机制关注不足，特别是对合作生产内部不同要素如何影响价值共创的深层肌理等问题缺乏情境化的解析，对社区慈善合作生产中多元主体的联动、不同要素的互动机制，以及社区慈善合作生产向价值共创的跃升机制有待于深入阐释。为回应上述问题，本文以合作生产与价值共创为理论基点，通过典型性城市社区慈善案例的调查研究，阐释社区慈善从合作生产走向价值共创的实践策略，并从公共价值的战略目标、授权环境以及运作能力三个维度解析社区慈善合作生产走向价值共创的内在机制，以期为我国社区慈善事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学理性的参考。

二、文献述评与分析框架

中国社区慈善的发展内嵌于慈善事业与社区治理的双重脉络中。在此政策背景下，中国社区慈善经历了从慈善服务落地载体与“社区服务补充者”到“慈善资源整合者”“社区建设参与者”，再到慈善生态与基层治理融合枢纽、“社区治理协同者”的功能转化与身份跃迁。本研究引入合作生产与价值共创理论视角，透过社区慈善表层的社区资源属性，探究其深层的社区参与属性与文化属性，为慈善事业与社区治理互嵌的深度融合提供新的视角。

(一)文献述评

当前，学界主要从以下三种视角对社区慈善展开研究：一是从主体视角切入，强调居民以及组织化力量在社区慈善中的作用和价值。从社区慈善的个体化参与来看，居民可以通过直接向慈善组织捐赠、充当社区志愿者、组织或参与社区公益项目以及设立社区慈善信托或冠名基金等多种途径参与服务供给，把捐助者、中介组织与受益者一并纳入社区慈善网络，推动慈善方式转型升级，实现慈善事业高效发展。因此，鼓励和引导社区居民的慈善捐助行为，能够挖掘社区潜在的多样化慈善资源，以适合的方式或资源形态给予符合其真正需求的受益人。从社区慈善的组织化参与来看，以社区成员为主发起成立的社区基金会、社区慈善基金、社区社会组织等社区慈善组织，能够凭借其在地性优势精准捕捉社区慈善需求，扩大居民决策社区公共事务、使用社区公益基金的权利，并将慈善活动与社区治理相融合，增进社区成员间的协作。二是从技术视角切入，探讨数字技术对社区慈善的影响。互联网与社区慈善深度融合产生的网络慈善项目，推动了慈善参与方式的多样化、场景化。通过数字技术可实现慈善数据资源整合和相关关系的可视化，能够平衡“个性化”与“人性化”的慈善服务需求，实现精准化的社区慈善公共服务供给。另外，依托互联网打造的新型社区专属慈善平台，通过“阳光捐赠”、公众号推送、短视频等形式传播慈善理念，能够在促进居民信任资本累积的同时激活居民社区慈善的参与积极性。三是从制度视角切入，探讨社区慈善的制约因素与实现路径。营善环境作为一种制度性环境对慈善主体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主动融入党和政府的中心工作是我国社区慈善深度拓展的重要条件。由于管理制度不够健全，政府在社区慈善中存在不同程度的缺位、越位与错位，影响了社区慈善组织的发展及其服务水平。为更好促进社区慈善发展，一方面，政府要发挥社区慈善服务供给的“监管者”角色，使社区慈善服务供给主体在法律框架及公共政策范围内行事，接受政府的指导与监管；另一方面，政府通过嵌入信用制度汇聚慈善资源、设置行动规则、再造慈善治理主体等措施，为居民参与社区慈善提供制度性保障，实现有效激励。

综上所述，学界对社区慈善的发展进行了诸多讨论，但是上述视角更多地是从社区慈善资源的筹集即社区慈善的社区资源属性展开研究，而对其背后深层的社区参与属性与社区文化属性的研究较为匮乏。实际上，社区慈善的深层价值在于激发以社区居民为核心的多元主体的参与，通过沟通对话、协同创新、资源互补等方式平衡各方慈善需求，打造良好社区慈善生态，实现社区慈善合作生产走向价值共创的价值进阶。为此，本研究引入合作生产与价值共创理论视角，提出通过激活并重塑社区互动与支持性网络，拓宽慈善资源渠道，倡导政府、社区居民及自组织、企业等多方主体共同参与，关注居民慈善诉求表达和各环节的互动，优化慈善资源配置与运用机制，实现社区慈善供给与需求的精准匹配，提升社区慈善公共服务供给价值；而社区慈善合作生产中居民社区公共精神的激发培育、社区凝聚力的增强，也进一步促进社区公共福祉的实现。基于此，本文以奥斯本的SEＲVICE框架为理论工具，以Q市W社区为案例，分析社区慈善合作生产走向价值共创的实践策略，并深入探究各个策略要素之间的内在关联，厘清社区慈善价值共创的内在逻辑机理。

(二)分析框架

合作生产概念最早由埃莉诺·奥斯特罗姆(E．Ostrom)提出，是公众自愿或非自愿地与公共部门等其他主体共同参与公共服务的全流程(包括设计、生产、管理、评估等环节)，以产出或结果为导向在公私领域创造价值的积极行为。在合作生产理论体系中，公众被视为公共产品生产和供给过程中关键的、不可或缺的合作方，不再单纯地充当公共服务的“消费者”，而是能够积极地与政府建立互动关系，与政府共同充当公共服务的“生产供给者”。对于合作生产环节的划分，学界主要划分为公共服务的合作设计、管理和评价等不同阶段。合作设计是指在公共服务的创建和规划中纳入个人及其社区经验、知识及技能。合作管理是公共机构联合非政府行动主体，一同投身到公共服务的供给与优化过程当中。合作评价是行动者共同监督和评价公共服务的质量、问题等。基于上述理解，合作生产主要关注的是公共产品供给中的合作生产过程及有形成果，但却忽略了价值共创的无形成果。理解价值共创的关键在于把握“价值”的本质内核。价值共创理论认为，价值不仅体现为客观的“效用价值”，还包含主观的“心理价值”，突破了“生产者是价值的创造者，消费者仅是价值的消耗者”的传统观点；强调多元主体在公共服务设计、生产、交换等环节会伴随资源投入、互动协同等行动建立关系。价值共创就是主体间通过关系互动来回应、重塑彼此利益并创造集体价值的过程。

奥斯本聚焦于多元供给主体间的角色定位、价值建构、合作生产，建构了合作生产走向价值共创的中观理论——SEＲVICE框架。该框架体系包含系统(System)、嵌入(Embed)、关系(Ｒelationships)、价值(Value)、创新(Innovation)、合作生产(Co－production)和知识(Experience)七个要素。在奥斯本看来这七个要素的核心要义分别是：(1)系统。公共服务系统内除了公共服务组织，还包括用户、当地社区、营利性和第三部门组织以及硬技术和软技术等关键要素；(2)嵌入。公共服务组织既要确保自身具备可持续发展能力，还需嵌入可持续的公共服务体系中；(3)关系。公共服务系统若要维系自身可持续性，需构建以信任为核心的关系；(4)价值。效率、有效性构成公共服务组织的追求，组织要致力于创造公共价值；(5)创新。创新是公共服务效率和有效性实现的重要手段；(6)合作生产。合作生产是公共服务得以可持续有效运行和创新的源头；(7)知识。公共服务组织必须关注如何捕捉专业人员的技术知识、服务用户的“粘性知识”以及关键利益相关者的背景知识，并将其转化为最终用户的服务成果。其中合作生产是公共服务价值共创的一个环节，价值共创的关键在于满足民众在互动关系中所表达的价值期望；公共服务供给交互过程中的公共价值由公共服务提供者与民众共同创造。在该语境下，社区慈善合作生产走向价值共创意味着为促使多方利益相关者在合作上达成共识与承诺，以居民为核心的多元主体需表达自身的慈善诉求、表明价值主张，初步明确合作生产的共同目标。而在社区慈善合作生产的实施阶段，政府、社区居民及自治组织、第三方机构基于共同目标，精准掌握并及时回应社区慈善需求，通过优化慈善资源配置与协调集体行动，实现以网络协同及服务效能为核心的合作价值，最终实现个人福利价值与社区公共价值(如图1)。

三、 Q市W社区慈善合作生产走向价值共创的实践策略

本文选取Q市W社区作为个案研究，案例选取遵循以下原则：(1)案例的典型性和适配性，与个案研究中要求的“理论相关度”相契合。W社区自2005年起，由民政主任牵头开展小规模慈善活动，2021年转型为团队化、项目化运作之后，极大激发了居民参与热情，扩充慈善服务供给，形成多元主体参与社区慈善合作生产格局，且荣获多项国家级、市级、区级荣誉。(2)案例的丰富性和完整性，使个案研究的经验饱和度得到充分满足。W社区慈善合作生产可回溯至2005年，时间跨度长有助于获取丰富的经验材料。由于较多非正式行为蕴含于服务实践中，需展开长期、系统的观察与访谈以获取资料，研究团队所开展的为期一年的追踪调查与这一资料收集要求高度契合。以下依托SEＲVICE框架七要素为研究视角，探察Q市W社区慈善从合作生产走向价值共创的实践策略。

(一)主体系统——促进多元主体有效合作

主体系统关系到合作生产由谁来统筹的问题。在中国本土情境下，社区慈善普遍面临服务资源供给不足、居民慈善参与意识薄弱、社会力量参与动力不足等现实因素局限。社区居委会干部在场对于有效激发多元主体的合作意识，汇聚社区内外的治理资源，促进社区慈善制度供给发挥着关键作用。案例中，Z副书记自二十年前负责社区计生工作伊始，就关注到社区残疾儿童、孤儿、留守儿童、春蕾女童等困境儿童以及困难家庭、独居老人等弱势人群，并开展常态化持续帮扶，凭借长期服务形成的人格魅力被居民尊称为“家长代表”，其示范效应也不断感染着身边的社区工作人员与居民主动投身社区慈善事业；同时，社区居委会依托基层组织公信力联动高校、社会组织、企业及区公益平台，落地爱心课堂、社区慈善公益大集等多元化社区慈善项目，并联合区民政部门、街道及专业社会组织将慈善服务向周边社区辐射，构建了以居委会为核心，社会力量与市场多方在场、有效合作的社区慈善主体系统，为合作生产向价值共创转型奠定了组织基础。

(二)主体嵌入——依托慈善组织化实现“双重嵌入”

社区慈善合作生产作为一种集体行动，其组织化程度是集体行动成败的关键。2021年5月，W社区在Z副书记的倡导下，由70余户家庭、200余名居民共同发起成立了“汇和聚圆慈善爱心团队”。该团队以“益同行”“微心愿”“爱心小屋”等社会慈善公益项目为实践抓手，引导居民投入知识、时间、技能等多种资源参与走访慰问、志愿宣讲、助贫扶贫等专业化慈善服务活动，推动社区慈善参与从自发零散走向规范有序。“汇和聚圆慈善爱心团队”的成立，使W社区实现了社区慈善主体的“双重嵌入”：一方面，形成了自下而上的社会嵌入，通过组织化载体将原子化的居民整合为规模化、协同化的行动力量，夯实了社区慈善的群众基础，其社会合法性持续提升；同时借助慈善文化宣传、荣誉表彰激励等机制，激发居民参与社区慈善的意愿，凝聚社区慈善的价值共识。另一方面，实现了自上而下的制度嵌入，以项目化运作对接政府资源，不仅为社区提供了可配置性资源，而且通过治理规则的重塑与治理主体的再造，进一步提升社区居民慈善参与积极性与社区慈善组织化程度，有力推动了社区慈善价值共生。

(三)关系建设——重建社区个体与集体社会资本

关系建设是主体系统通过对话、沟通等进行互动，逐步建立与积累信任以形塑多元主体间合作生产关系的动态过程。社区场域内居民、组织等主体间的横向合作关系的建构与联结，是社区社会资本的重要来源。社会资本本质上是嵌入社会网络之中的结构性社会资源，包括个体社会资本与集体社会资本两种类型。前者聚焦行动者个体所拥有的社会网络资源，评判个体社会资本的高低、结构及其效用的三个重要指标是达高性、广泛性、异质性。后者体现为社区内部居民之间的关系网络以及由此产生的互惠规范与普遍信任。个体社会资本与集体社会资本互构共生、相互支持，二者通过整合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共同推动社区集体行动的达成与实现。社会资本作为社区慈善发展的重要基础性条件已成为学术界的共识。W社区作为典型的村改居社区，在城镇化推进中逐渐由熟人社区向陌生人社区转型，社区内部社会联结弱化、居民关系疏离化问题日益凸显。社区Z副书记多年来投身于社区慈善，建立了广泛的社会关系，凭借其较高水平的个体社会资本为社区链接政策支持与外部资源。在其示范带动下，社区居民间的互助文化与信任水平不断提升，集体社会资本不断积累与增强。

(四)公共价值引领——及时汇集与回应居民集体需求偏好

“公共价值”界定是价值共创理论的内核。价值本质上是主体所感知与获得的效用，而公共价值则是指政府或公共组织在公共行动中创造的、能够满足公众共同需求与集体偏好的效用集合。公共价值的创造并非单一指向个体个性化需求的满足，更强调集体共同偏好的识别与实现。面对居民需求的异质性偏好，集体偏好无法通过个体需求的简单叠加自然生成，而需要依托公共议题下的理性协商，实现专业人员与普通公众之间达成的共识。从公共服务逻辑来看，公共价值创造的关键在于跳出组织内部视角的局限而向外关注公共价值，重视公众多元化需求表达与精准回应，实现公共服务供给与居民真实需求间的匹配与均衡。为提升社区慈善服务的针对性，W社区构建了常态化需求识别机制，社区工作人员定期入户走访了解弱势群体现实需求，广泛汇集社情民意；社区慈善骨干与爱心团队主动承担起需求传导、沟通联结的“桥梁纽带”角色，利用慈善联席会、座谈会等制度化平台，共商共议社区慈善事务，优化慈善服务形式与流程。如面向困境儿童、独居老人等重点群体提供“爱心课堂”“小家电维修”等精细化、专业化慈善服务；同时结合端午节、中秋节、重阳节等传统节日习俗组织开展“粽情端午”、“重阳敬老”、公益“拼布”等特色社区慈善活动，精准回应居民多元化需求。

(五)服务创新——有效提升社区慈善服务效能

社区慈善是居民自愿为社区其他居民提供公益性、无偿性公共服务的行动。作为一种公共服务行为，社区慈善服务效能取决于服务供给主体与需求主体互动的有效性、需求匹配的精准度与资源配置的合理性。W社区多年来持续推动社区慈善公共服务创新优化。在供给模式上，从传统的个体化、分散化的单向物质救助向组织化、项目化及专业化的“物质+服务”多维救助方式转变。在社区慈善实践中，W社区依托区“五为”文明实践志愿服务，在整合优化社区内外资源、强化资源统筹与协同供给的同时，积极引入数字技术实现慈善服务赋能增效。如借助区级“红哨子”小程序平台，及时线上发布困难群众救助诉求，搭建需求方与供给方对接渠道，引导社会爱心力量及时回应、主动认领；通过官方微信公众号、视频号等新媒体渠道传播社区慈善活动实事，强化居民对社区慈善事业的公共认知与价值认同。上述创新实践不仅显著提升社区慈善服务效能，也培育了居民现代慈善理念与公共精神。在此过程中，W社区慈善服务的覆盖范围从本社区扩展到周边社区，受助群体从社区独居老人延伸至困难妇女、新市民儿童、社区工作者等多样化群体，推动社区慈善从传统封闭的“熟人慈善”向更为兼容开放的现代“公民慈善”转变。

(六)以居民参与为核心的合作生产——打造公共服务价值链全过程

公共价值是政府部门、企业、社区社会组织和公众等多元主体，通过资源整合、互动协商与协同行动进行合作生产所共同创造的集体成果。多元主体在合作生产过程中，能够形成目标一致、资源共享、互利互惠的“合作伙伴关系”，构筑起稳定可持续的公共服务供给网络。W社区通过区、街道、社区三级慈善联席会及常态化入户走访民情机制，推动社区、居民与联建共建单位持续互动、信息交换，形成了高密度的社区互动场域。在斯托克(Stoker)看来，政府官员与关键利益相关者之间建立的协商网络将更广泛的参与者视为决策过程的合法成员，更有利于公共价值的递送。另外，居民不再是被动的服务接受者而是价值共创的核心主体，其参与范围不仅包括服务供给环节，还扩展到包括议程设置、方案决策、过程执行和效果评估等在内的全过程价值链。为保障居民全过程参与，W社区一是通过颁发放荣誉证书、感谢信等精神激励机制，营造良好的社区慈善合作生产生态；二是以“一对一”“结对子”等组织化形式，稳定骨干队伍、吸纳潜在参与者，提升社区慈善的持续性与组织化；三是设立“好差评”考核评价机制，充分倾听居民意见，将居民的满意度与意见反馈纳入服务质量评估体系。

(七)知识挖掘与应用——重视本土知识与专业知识的融合

知识作为一种关键性无形资源，在提升社区慈善服务专业化及效能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一方面，居民在日常互动中形成的本土化知识，不仅有利于公共服务合作生产的顺利开展，也会积极影响居民对于公共服务承载的价值判断。本土知识根植于社区日常生活与居民的长期互动实践，包含在地文化、民情习俗等地方性经验，对其进行有效挖掘运用有助于强化居民对公共服务价值的认同，降低合作生产中的沟通与协调成本。专业知识则源于社会组织的技术增能、理念创新与专业化实践，体现在需求评估、项目设计、资源整合、专业干预等环节，社会组织提供专业服务“产品”的过程本质上也是知识生产与转化的过程，背后蕴含着复杂的知识生产机制，包括对服务对象的理解，各种社会资源的链接与整合，以及组织成员之间的沟通与协调等。W社区慈善合作生产过程中对于本土知识的挖掘不仅依靠社区干部等关键行动者的示范引领，激活社区内生社会资本；还通过制度化规则与非正式文化网络嵌合形成了对居民的选择性激励与身份认同建构，参与“汇和聚圆慈善爱心团队”等组织逐渐成为居民的重要身份标识，其带来的社区认同感与自豪感强化了居民的参与积极性。此外，W社区还培育了多支自组织队伍，如聚焦社区妇女儿童关爱服务的巾帼志愿服务队伍、关注社区残疾军人的青年突击队等，并通过购买专业社会组织服务，聘请专家对困境儿童展开心理疏导等，在服务供给中实现本土化知识与专业化知识的融合。

四、社区慈善合作生产走向价值共创的内在机制结语

社区慈善合作生产走向价值共创的这七个要素内含着何种逻辑机理?马克·穆尔(Mark H．Moore)提出了“公共价值战略三角”模型，认为公共组织战略的成功需要同时契合三个关键维度：公共价值的战略目标、授权环境即可持续的政治合法性以及运作能力。穆尔将公共部门的战略目标确定为“公共价值创造”，并在这一动态进程中融合了外在的授权环境与内在的运作能力。W社区慈善合作生产走向价值共创实践策略的七个要素与该模型具有高度的契合性。

(一)公共价值目标是社区慈善合作生产的价值旨归

公共价值目标构成公共价值战略三角模型的起点，居民主体性参与及社区慈善组织的制度化嵌入是公共价值创造的关键驱动因素。社区慈善合作生产走向价值共创本质上是一个包含价值共识建构、价值共生演化和价值确认的连续性动态过程，它不仅提升慈善服务与公益活动的直接效用价值，而且推动慈善价值在社区场域的扩散、传导与增值，实现了从服务效用到多元主体治理能力提升的跨越。

公共价值共识是社区慈善合作生产向价值共创转变的逻辑起点。公共价值不是决策者想当然认为对公民或对自己最好的东西，而是针对公民主观满足感而言的，即公共价值并非决策主体的单项价值预设，而是以居民真实需求、主观福祉与获得感为基准的集体偏好。社区慈善不能仅仅将居民视为服务对象，还要将其定位为价值共创的核心主体，通过常态化互动与过程参与增进服务对象的价值获得感，强化居民对社区慈善活动及服务的效能感知与价值认同，进而转化为居民自愿性、持续性的共同行动，而良性的参与效果又会激励居民、社会组织、政府等多元主体持续合作，进入价值共生环节，形成人人有责、人人尽责的社区慈善合作生产格局。这一过程的有序运转必须通过组织化、制度化的方式实现，以社区慈善组织为核心的主体嵌入是社区慈善走向价值共创的必然路径与组织保障。社区慈善组织承担着居民慈善需求表达、信息传递、资源整合与行动协调等功能，打通了居民慈善需求“自下而上表达”与公共资源“自上而下回应”的双向通道，通过国家与社会的“双向嵌入”和良性互动，社区慈善组织推动多元主体合作互信，实现公共价值达成。

(二)合法性与支持体系是社区慈善合作生产走向价值共创的基础性保障

合法性与支持体系意味着公共价值的实现要注重营造赋能型“授权环境”，强调政治、法律层面的支持以及主体系统中多元利益相关者的认同和互动形成的关系网络。“互动式治理”为理解合作生产和价值共创之间的复杂互动提供了关键理论视角，它强调以公民为中心的合作生产框架中利益相关者之间的相互依存。在此意义上，社区慈善价值共创可以理解为整合慈善资源和合作者间的互动，提升居民生活质量与社区公共福祉的价值创造过程。而研究证实，利益相关者互动式治理的关系建立受制度激励与关系激励的双重影响。

当特定的制度激励嵌入、驱动并形塑社区慈善合作生产的主体结构与互动模式时，连续性的价值共创过程才得以随之显现。其中，有利的政策导向与领导力驱动的机会吸收是制度激励中的关键部分。一方面，中央、地方政府有关推进城市社区慈善事业的一系列相关政策文件，塑造了有利于社区慈善发展的稳定可预期的政策环境，街道、社区在政策框架下开展的以居民为中心的慈善服务与公益活动，为社区慈善合作生产提供了行政合法性支持；另一方面，社区正式领导者与非正式领导者在营造有利于社区慈善的环境过程中发挥了正向效能。基层政府官员或社区书记等正式领导者充当政策倡导者、资源链接者和项目推动者角色，通过政策宣讲、方案设计和组织动员，鼓励和引导居民有序有效参与。社区慈善组织负责人、骨干志愿者等非正式领导者则通过以身示范、人际动员与社会网络拓展，为跨界合作创造机会。此外，在关系激励维度层面，居民与社区“两委”、社会组织之间在长期慈善服务与公益行动中积累的信任、认同与情感联结形成的软性激励也至关重要。这些关系激励依赖于多元主体之间的互动质量，并在反复博弈与正向反馈中不断强化，并转化为稳定的合作预期与行动意愿。质言之，在以居民为中心的社区慈善合作生产过程中，制度激励和关系激励二者协同促进多元行动者之间的互惠互动与协作治理，推动了社区慈善合作生产向价值共创的转变。

(三)运作能力是社区慈善合作生产走向价值共创的重要支撑

运作能力是公共组织整合各类知识、技术、资源等治理要素以达成公共价值目标的能力。在社区慈善合作生产领域，运作能力主要体现为以专业知识与慈善工作方法为支撑，统筹社区内外部慈善资源创新慈善服务、提升服务质量，凝聚社区慈善共同意志与共同行动，为慈善合作生产提供良好载体与运行机制。

社区慈善运作能力依托社会工作、心理学等专业知识及社区动员、关系培育等实践技能，精准回应居民异质性慈善需求。这些知识与技能既可以由专业社会组织提供，也可以由本社区居民贡献。对于专业社会组织而言，自身具备的专业知识能够精准适配社区慈善服务的供需结构，其在慈善服务供给过程中的社区动员，能够激发社区的内生力量。对于社区居民而言，运用自身各类技能特长参与社区慈善合作生产的过程，本身就是创造公共价值、培育社区公共精神的过程，因为其在参与过程中会表现出更强烈的亲社会行为，更能深入了解邻里的困境或需求，提升社区慈善服务供给质量。此外，数字技术赋能成为提升运作能力的重要手段，多元行动主体的互动成本由于数字技术的运用而降低，提升了慈善组织及个体行动灵活性，拓展主体间新的沟通渠道，强化社区慈善合作生产的“社会化”水平。在资源运用层面，社区慈善合作生产目标的实现有赖于挖掘、利用各类有形和无形资源，既依托政府政策、财政支持及社会慈善资源等外部输入，也包括对社区内生资源的激活，如社区共有资产、热心居民以及社区慈善惯习、慈善文化等。这些不同形态资源的互换与补充为实现社区慈善合作生产提供了现实基础，合作生产的持续运行又拓宽了慈善资源整合渠道，二者互相影响，实现社区慈善服务的多元化、高效化供给，最终提升整个合作生产系统的组织韧性与生产能力，实现社区慈善价值共创。

五、结论与讨论

社区慈善是新时代中国慈善事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方向，也是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抓手，在激发居民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畅通社会力量参与社区治理，润滑社会关系，促进社会团结等方面都具有不可替代的社会价值。基于对Q市W社区的田野调查，研究发现W社区依托主体嵌入、主体系统构建、关系建设、公共价值引领、服务创新、居民参与激活、知识挖掘与应用的实践策略，实现了从合作生产向价值共创的迭代升级。社区慈善合作生产中的诸要素之间呈现有机联动的内在逻辑：以公共价值为目标导向，以居民为中心凝聚多元主体参与，以社区慈善组织为关键枢纽，以主体间有机互嵌为系统基础，以多元关系建设为协同纽带，以服务创新与知识赋能为实践路径，这些要素共同推动社区慈善合作生产走向价值共创转型。

为进一步推动促进社区慈善从合作生产走向价值共创，在实践层面应积极作如下探索：一是激活社区内生参与动力。社区慈善合作生产的核心要义在于居民参与，通过提升居民参与的积极性与主动性，使社区居民成为“积极公民”，这既是社区依靠内生力量与本地资源探索解决社区问题的有益尝试，也是实现以公共价值为内核的价值共创的关键条件。二是强化多元关系建设和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互动协同。社区慈善合作生产具有系统性、耦合性特征，价值共创的本质是利益相关者在公共价值创造使命与目标的指引下，通过相互学习、交流与协商对话，在异质行动者之间建立与积累桥梁性社会资本，提升社区凝聚力，从而构建多元参与的社区慈善合作生产体系。为此应在基层政府的指导下建立利益协调机制，拓展主体对话和协商渠道，及时回应居民慈善诉求、共享慈善资源与信息，从而形成更协调、更具有实际效用的社区慈善方案，持续夯实社区社会资本。三是提升社区慈善公共价值创造运作能力。现代社区慈善已超越传统慈善单向施授模式，其核心是为参与社区慈善事业的各方主体提供便捷化、友好型的社区慈善合作生产的实践场域。数智社会的到来为社区慈善发展带来了极大的发展机遇，数字技术作为重要驱动力，在精准匹配社区需求与慈善资源、解决传统慈善模式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提升慈善公信力等方面都发挥着重要不可取代的作用。为此应重视与挖掘各类知识、技术、资源的运用特别是数字化技术在达成价值目标过程中的效能，依托数字化手段联动社区内外多元主体，优化慈善资源配置与有效整合，构建互惠互信的社区慈善生态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