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应该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从我国改革发展的实践中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构建新理论”。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也进入了新时代。”跟随历史前进，是中国经济学学科和中国经济史学科的学术传统。当前，有关新时代经济发展的研究蓬勃兴起。总体上看，现有的研究从不同视角切入，已经在新时代经济发展的一些重要方面取得研究成果。一是从经济理论视角切入，研究和阐释习近平经济思想形成、理论体系及其对新时代经济发展的指导作用。二是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总体布局视角切入，研究新时代经济建设过程、成就与经验。三是从中国共产党经济工作视角切入，研究新时代党的经济工作和国家经济发展的内在关联。四是从经济发展方式视角切入，研究新时代经济发展方式与模式的转变过程、成就和经验。五是从经济发展道路视角切入，研究新时代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理论与实践。六是从经济发展战略视角切入，研究新时代经济发展的方略和战略。七是从全面深化改革视角切入，研究新时代经济体制改革的进展、成就和经验。八是从行业、部门和地方视角出发，总结和研究习近平经济思想的实践案例。九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视角出发，接续研究新时代经济发展历程。此外，现有研究深入新时代经济发展中的“新发展理念”“中国式现代化”等重大理论问题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新发展格局”“现代化产业体系”“科技自立自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高水平对外开放”“制度型开放”“五年规划”“宏观经济治理”等重大实践领域，这方面的成果可谓汗牛充栋，未遑一一列举。
概而言之，现有研究主要从三个视角切入。一是党史视角，即研究新时代党的经济思想、经济工作以及党对经济建设、经济发展的领导过程、成就和经验。二是国史视角，即研究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过程、成就与经验。三是经济史视角，即研究新时代经济发展过程、成就和经验。三个视角的研究最终都落脚到经济发展研究。新时代经济发展研究已经具有相当的广度和深度。
新时代经济发展研究学科建设还处在初创阶段，要跟随时代的脚步前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每个学科都要构建成体系的学科理论和概念”。与构建“成体系的学科理论和概念”要求相比，现有的新时代经济发展研究还存在明显差距。例如，对新时代经济发展的整体性研究不足，缺乏对新时代经济发展的“大历史观”关照和重大决策与重大实践的“来龙去脉”研究；研究新时代经济发展的学术范式和研究方法创新不够，主要还是运用原有的研究范式和方法进行接续延展研究；从新时代经济发展历程中提取理论元素不够，缺乏理论的构建和概念的提炼和升华等。弥补这些不足，需要在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以及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等方面拓展和深化。本文对照习近平总书记“构建成体系的学科理论和概念”的要求，立足深化新时代经济发展研究学科建设，围绕研究重点、学术方法和理论创新三个具体问题谈几点研究体会，供学界讨论。
二、研究和把握新时代经济发展的整体过程和特征
研究新时代经济发展，首先要研究和把握新时代经济发展的整体特征。党的十八大以来，经济发展呈现明显的阶段性，形成显著的整体特征，具有独特的历史内涵。这种整体特征和独特内涵，构成新时代经济发展的总体面貌，是新时代经济发展研究的重点内容。
第一，新时代经济发展已经形成一个相对完整的历史阶段，可以成为经济发展过程研究和经济史学研究对象。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时代，党的十八大是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的起点标志。到2025年，中国经济发展出现一系列标志性变化、形成一系列历史性成就，是新时代经济发展一个重要时间节点。这些标志性变化集中到一点，就是“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实现良好开局”。“十五五”时期，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即“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推动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全局的战略任务取得重大突破，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的“关键时期”。
第二，新时代经济发展经历了一个相对完整的主题展开过程，构成新时代经济发展研究的主题。到2025年，新时代经济发展经历三个“五年”规划时期，走上高质量发展道路。2011年开始的“十二五”规划，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经济发展开始聚焦质量和效率。这个主题的展开经历了一个从“转向”到“推动”再到“推进”的过程。党的十九大提出“转向”，即“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党的二十大提出“推动”，即“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到2025年，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从2026年开始，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从“转向”到“推进”，贯通三个“五年”规划时期的发展。“十二五”时期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十三五”时期推动高质量发展，“十四五”时期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到2025年，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已经走上高质量发展道路，也是新时代经济发展研究的主题。
第三，新时代经济发展实现的重大成就和深刻变革，构成新时代经济发展研究学科建设的基本框架。在2016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经济经历了长期繁荣，创造了发展奇迹”。我国经济逐步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当前，中国经济的发展理念、发展动力、发展格局、发展空间、发展方式、发展道路都发生了重大变革。在发展理念上，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已经确立，成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思想，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局面已经形成。在发展动力上，科技创新实力显著提升，已经拥有占全球一半的全球价值链各行业上下游关键节点和百强创新集群，全面深化改革推动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形成科技创新、制度创新双轮驱动经济发展新动能，新旧动能转换成效显著。在发展格局上，伴随新发展格局的构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能的可靠性、质量和水平不断提升，未来发展主动权不断增强。在发展空间上，新时代以来自主开放、制度型开放、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推进，提升了中国经济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要素的能力；提出构建连接东中西、贯通南北方的多中心、网络化、开放式的区域开发格局和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思路，推动形成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三大地区以及重要城市群等带动全国高质量发展的新动力源。国内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实施的调整，深化拓展了国内发展空间布局。在发展方式上，实现量的合理增长和质的有效提升有机统一，新时代中国经济“迈上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之路。”这些成就和变革，是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的核心内涵，也是新时代经济发展研究的重点。
第四，新时代经济发展的上述主题展开、重大成就和深刻变革决定了新时代经济发展在中国经济发展史上的意义和地位，要深入研究和揭示新时代经济发展的历史方位。在新中国经济发展史上，新时代经济发展具有承先启后的历史地位。新时代经济发展是在党的十八大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基础上开启的，是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开启全面深化改革、“十四五”时期开启“新发展阶段”进程中推进的，是在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过程中深化的，因此，新时代经济发展具有全方位的历史地位。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发展史上，新时代经济发展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完善和发展奠定了制度基础。在国家发展史上，新时代经济发展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现“日益接近质的飞跃的量的积累和发展变化”奠定坚实物质基础。在世界贡献上，新时代经济发展推动中国消除绝对贫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世界平均水平、保持世界经济增长主要动力源和稳定器地位，中国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显著提升，为人类减贫、人类福祉提升、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作出显著贡献。
三、构建和运用适应新时代经济发展特征的研究框架
研究变革的时代，不能只沿袭原有的方法，需要变革研究范式与方法。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构建成体系的学科理论和概念”，包括新时代经济发展研究范式和方法。所谓“成体系”，就是学科理论中的各个组成部分要相互适应，形成内在统一的体系。在明确学科研究对象和特征以后，需要构建和运用适应新时代经济发展特征的研究范式。
如前所述，当前国内外学术界对新时代经济发展的研究，存在范式和研究方法创新不够的问题，主要是运用原有的研究范式和方法进行接续延展研究。一些学者强调中国崛起靠的是人口红利、房地产、外需拉动，没有看到新时代中国经济要素配置效率和增长函数的变化。一些学者看到了中国经济发展的系统性深刻变革，提出中国的崛起是基于一种结构性、系统性的力量，但是没有深刻揭示是什么原因造就这种力量，为什么是中国实现这样的崛起。
新时代经济发展的重大成就和深刻变革蕴含着经济发展逻辑和经济发展机理的深刻变化。例如，就经济增长而言，这些深刻变化带来了经济增长因素的增加、增长函数的变化和增长可能性边界的拓展。在新时代经济发展过程中，一方面通过制度创新赋能传统经济增长要素，如科技体制创新提升国家创新体系、区域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土地制度创新提升土地要素配置效率，人力资源高质量发展提升劳动力要素效能，资本治理提升各类资本质效，自主开放和高水平开放扩大资源要素配置空间。另一方面，通过制度创新激活潜在资源，推进资源要素化、要素市场化。农村土地从“两权分离”到“三权分置”，推动农村“三块地改革”，拓展土地产权市场。数据要素化和市场化配置，将数据内化为增长要素。通过统一大市场建设，推动各类要素系统集成、发生“化学反应”、形成综合效应。这些变化表明，新时代经济增长的内在逻辑和内在机理已经发生深刻变化，传统的经济增长分析模型的分析力、解释力已经捉襟见肘，不敷使用，需要创新经济增长分析范式，以体现经济增长要素的增加、增长函数的变化以及增长可能性边界的拓展。
研究新时代经济发展，需要一个既能体现新时代经济发展逻辑和机理变化，又能体现这种变化背后的深层次原因的研究范式。可以构建一个将中国共产党领导经济工作内嵌于经济发展过程的研究范式，即“党的经济工作—国家经济发展”分析框架。这个分析框架的要义在于，改变传统的将党的经济工作作为经济发展外部变量的分析范式，将党的经济工作内生化为经济发展的内部变量。
客观上看，党的经济工作是新时代经济发展的内部变量。一方面，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经济工作是党的中心工作。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和最大的政治优势，这个特征与优势必然体现在经济发展之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一切的执政党地位决定了党必然领导并深度参与经济发展过程。另一方面，从实践上看，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加强党对经济发展的全面领导，党的经济工作全面内嵌经济发展过程，成为经济工作的内部变量。这个内嵌过程包括下述几个方面：
第一，在顶层设计上将党的全面领导内嵌经济发展过程。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党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掌握经济发展的道路与方向，“把党的领导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全过程。”
第二，在领导制度上将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内嵌经济工作和经济发展过程。党的十八大以来，逐步建立和健全了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经济工作制度体系，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中央政治局定期研究分析经济形势、决定重大经济事项，中央财经委员会（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及时研究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及时研究经济社会领域重大改革。这一套制度成为落实党对经济工作和经济发展全面领导的具体载体。“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做好经济工作的根本保证”，这已经成为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党上下“形成的最大共识。”
第三，在经济理论上将党的理论主张内嵌经济发展理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对经济社会发展提出一系列重大理论，其中新发展理念是最重要、最主要的。“新发展理念是一个系统的理论体系，回答了关于发展的目的、动力、方式、路径等一系列理论和实践问题，阐明了我们党关于发展的政治立场、价值导向、发展模式、发展道路等重大政治问题。”这个理论体系是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的理论指引和遵循，是其中重要组成部分。
第四，在机构职能体系上，将党的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内嵌经济运行过程。机构职能体系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经济工作和经济发展的制度基础。通过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和党的二十届二中全会部署的党和国家机构职能改革，围绕加强党中央对经济、金融、科技、“三农”等领域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这一“政治主题”，体系性构建了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经济工作和经济发展的机构体系和职能体系。
第五，在经济治理上将党的领导政治优势内嵌宏观经济治理和宏观经济运行。在实施“十二五”，谋划“十三五”“十四五”“十五五”规划，决战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等重要节点，党中央及时研判形势、作出决策部署，确保经济决策目标一贯性、经济政策指向一致性和经济工作行动统一性，将党的领导政治优势有效转化为发展效能、治理效能和安全效能。
研究新时代经济发展，需要构建和运用“党的经济工作—国家经济发展”分析框架，将两者有机统一起来。具体来说，基于党的经济工作内嵌国家经济发展的实践，通过理论上的“内生化”，将党的经济工作确立为国家经济发展的内部变量。一是要把“党的经济工作—国家经济发展”确立为经济发展的深层逻辑。在研究新时代经济发展过程中，把握两者的一体性和统一性。二是要把握两者的关系，两者是互为因果、互为源流的互动关系。党的经济工作成效决定国家经济发展成就。反过来，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为党的经济工作推进提供实践基础。运用这个分析框架，才能对新时代经济发展的重大成就和深刻变革及其背后的原因作出科学解释。
四、提炼中国特色经济发展理论自主知识元素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开展新时代经济发展研究，总结新时代经济发展规律，对于推进中国经济学、中国经济史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构建中国经济学、中国经济史自主知识体系具有重要支撑和推动作用。如前所述，新时代经济发展研究从新时代经济发展历程中提取理论元素不够，缺乏理论构建和概念提炼。因此，提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理论自主知识元素，是当代中国经济学界面临的理论挑战和历史使命。实现这一使命，需要从新时代经济发展历程中提取理论元素。
第一，探索构建中国特色经济增长分析模型。如前所述，新时代经济发展中的制度创新、技术创新、组织创新系统性提升要素配置效率，同时，伴随人力资源、技术、产权、数据要素市场化的推进，资源配置范围和经济增长要素范围扩大，推动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不断提升，经济增长函数关系发生深刻变革。这种变革体现新时代经济发展的规律性。有必要在此基础上，构建中国特色经济增长分析模型，将要素配置效率凸显出来，将新的增长要素凸显出来，以新的增长因素分析框架替代传统的“索洛增长模型”“丹尼森经济增长因素分析模型”以及“哈罗德—多马增长模型”等分析框架，形成和提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增长理论的元素。
第二，探索构建中国特色宏观经济治理分析框架。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中出现了“通过创新供给激活需求的重要性显著上升”“低成本比较优势发生转化”“环境承载能力已经达到或接近上限”“要素规模驱动力减弱”等一系列新变化新趋势。面对这些新变化新趋势，从宏观治理层面看，难以通过实行“凯恩斯主义”的方法刺激经济发展，也难以运用“雁阵理论”塑造产业优势。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供给和需求、供给侧管理和需求侧管理、投资和消费、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等重大理论问题进行探索，围绕统筹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扩大内需、一体推进结构性改革和体制性改革、正确处理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关系、系统集成存量政策和增量政策效应、协同加大逆周期调节和跨周期调节力度，构建和完善中国特色宏观经济治理体系，有效提升宏观经济治理效能。有必要深入总结新时代宏观经济治理理论与实践创新，构建宏观经济治理分析框架，形成和提炼中国特色宏观经济理论元素。
第三，探索构建新时代经济发展的研究分析框架。传统经济史研究注重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党的经济工作—国家经济发展”研究范式表明，研究新时代经济发展，需要注重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对经济发展的领导地位和主导作用；注重生产关系、上层建筑领域的制度建设对生产力和经济基础发展的引领作用；注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宏观经济治理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注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制度优势、政治优势在经济发展中的支撑保障作用。在创新性运用社会基本矛盾原理分析新时代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为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作出原创性贡献，形成和提炼中国特色经济发展理论和中国经济发展历史理论元素。
（全文可见经济学动态网站“最新目录”栏目，脚注和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