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随着生成式AI和代理型AI技术的突飞猛进，人类社会正在加速迈入计算政治时代，外交领域也正经历一场从“数字化转型”向“AI赋能”的深刻变革，人工智能已不再仅仅是人类智力的延伸和效率辅助工具，其作为一种“元权力”正深度嵌入并重塑国际关系的运行规则。在此背景下，“AI外交”范式呼之欲出。根据技术形态的不同，外交数智化转型经历了从数字外交、数据外交、计算外交到AI外交的四阶段演进。简单来说，AI外交就是将人工智能的认知、预测与执行能力深度整合进外交政策制定、国际谈判、公共外交、危机管理与安全治理全链条之中，以技术赋能业务，从而实现外交全流程智能化。本文系统阐释了AI作为外交“元权力”与“智能行为体”的学说内涵，揭示了AI智能体从“外交工具”向“外交主体”转变的未来趋势，强调了AI应用于外交场域在战略预见、精准施策、人机协同与认知塑造方面的革命性潜力；同时，也警示性地分析了AI外交在发展过程中可能面临的多重内生风险与外部挑战，进而从能力建设、协同治理与生态构建三个层面提出了推动AI外交健康发展的治理路径，强调了以伦理与安全为底线、确保AI技术服务和平目的之发展原则。
【关键词】AI外交；智慧外交；算法武器化；生成式AI；代理型AI
【作者简介】董青岭，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本文刊载于《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6年第2期《国际问题研究》栏目。
一、引 言
当前，伴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进步，国际政治的通用人工智能（artificial general intelligence）时刻已见端倪。生成式AI的认知突破与代理型AI的自主任务执行正以颠覆性力量开启全球外交实践的新纪元，外交“数智化转型”即将进入落地新阶段。在计算政治语境下，AI将不再仅仅是辅助信息处理的效率工具，而是更加趋向成为能够理解复杂语境、生成战略选项，甚至在一定范围内自主执行任务的“准人类行为体”（quasi-human actor）或“超人类行为体”（parahuman agent），这一深刻变革正在引发国际权力格局与外交实践诸多层面的重构。作为智能社会的“元权力”，算法与AI系统不仅正在重新定义权力的物质基础（新质生产力）、运行规则（算法规则）与作用主体（人机混合智能），还将催生一种融合数据、算法、算力与战略智慧的新型外交形态——AI外交（AI diplomacy）。简单来说，AI外交是继数字外交（外交的数字化转型）、数据外交（外交与大数据的结合）、计算外交（外交的算法对决）之后的智慧化外交前沿形态，其核心含义在于将人工智能的认知、预测与执行能力深度整合进外交政策制定、国际谈判、公共外交、危机管理与安全治理的全链条之中，旨在以技术赋能实现更快的响应速度、更深的战略洞察、更广的接触范围与更高的执行效率。
二、从数字赋能到智能革命：AI外交的演进脉络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外交形态的每一次演进均与技术革命紧密相连。AI外交的崛起也并非一蹴而就，而是技术迭代与外交实践深度融合的必然结果。根据所依托数字技术形态的不同，外交的数智化转型可简单划分为数字外交、数据外交、计算外交与AI外交四个阶段，各阶段的核心特征与演进逻辑如下：
（一）数字外交：外交领域的传播革命
该阶段是外交数字化转型的初始阶段，外交形态演变主要体现为以互联网和社交媒体为基石、外交事务呈现“新媒体化”和“自媒体化”趋势。数字赋能外交的核心在于实现跨国、跨界“无障碍连接”与信息“去中心化传播”，数字外交兴起的技术基础则主要以web2.0和社交网络为核心。该阶段，外交数字化的转型目标在于打破传统外交的时空限制与层级壁垒，摒弃以往“精英主导、垂直宣教”的单一模式。信息生产的自组织模式与信息传递的双向互动沟通模式可以使外交部门直接、即时地与全球公众进行对话，因而这一阶段的数字外交又被称为“新媒体外交”与“自媒体外交”。借助社交网络，外交“新媒体化”与“自媒体化”拓展了外交的接触面与公众参与度，实现了外交沟通模式的扁平化转型，其核心价值在于依托新的通信技术建立起全球数字连接，搭建起无边界、无壁垒的跨国政治沟通平台，推动公共外交与领事服务的便捷化，典型操作如“推特革命”、社交媒体上的外交账号运营、虚拟领事咨询服务等。此阶段技术赋能的核心定位是“信息传递”而非“价值生成”，信息处理、决策判断仍完全依赖于人力，数字化转型未实质改变传统外交以人为中心的决策模式；技术仅作为外交沟通的辅助载体，并未真正深度嵌入外交决策全链条。
（二）数据外交：外交情势的数据感知
随着大数据技术的日臻成熟，2015年前后全球外交数字化转型正式进入“数据驱动”的初级阶段，技术赋能的核心作用在于对海量信息的“收集”与“整合”。这一阶段外交形态改变的核心突破是将“数据”确立为外交决策的重要生产资料。通过收集、整合和清洗海量结构化与非结构化数据（如社交媒体舆情、卫星遥感信息、经济交易数据、外交档案文本等），数据驱动的外交决策模式旨在破解传统外交决策中的“信息匮乏”与“信息不对称”问题，以期能够通过多维度的数据支撑为外交决策者提供可参考的事实依据和经验启示。数据外交的典型应用场景包括气候外交中的碳排放监测、水资源外交中的跨境数据整合、社交媒体舆情监测、目标国政治态势自动感知与热点事件捕捉等。与第一阶段“数字外交”相比，“数据外交”实现了从“传递信息”到“数据积累”再到“数据整合和挖掘”的跨越。但此阶段的数字化转型核心在于构建外交数据底座，AI算法在参与决策判断中的核心作用仅限于“辅助感知”，数据感知系统仅能回答外交场域“发生了什么”，却无法解释“为何发生”，也不参与研判“事态可能如何发展”。
（三）计算外交：外交决策的数据推演
2017年前后，以算法与算力为核心支撑，“数据外交”开始向“AI外交”过渡，技术赋能的核心定位转向“情势分析”与“事态推演”。这一阶段的外交数字化转型日渐具有了“智慧化外交”的雏形，依托机器学习算法、量化分析模型与云计算技术，欧美国家外交实践形态呈现出从“数据采集”到“数据加工”的质性飞跃。一些针对特定外交领域所开发的数据平台和算法模型，已经能够对数据外交阶段所收集的海量数据进行量化分析、趋势预测与政策模拟。由此，外交决策数智化转型日渐从“经验判断”转向“算法推演”与“机器预测”，计算外交的核心价值转向挖掘数据背后的潜在关联，以期为外交决策提供精准画像支撑与方案推荐，典型应用如预警区域冲突风险、优化内容投放策略、模拟外交谈判结果等。但由于算力瓶颈和大模型技术的限制，此阶段的AI技术仍处于“辅助工具”角色，虽具备一定的复杂认知能力，但缺乏自主协同与生成创造能力，无法独立完成决策与执行，始终需要人类主导决策方向，算法仅作为分析工具提供决策支撑。
（四）AI外交：外交任务的自动代理
近期，以Manus和OpenClaw为代表的代理型AI爆火，各种代理型智能体日渐成为AI技术发展的新方向，外交智能化转型也因此获得真正落地的技术契机，AI外交随之横空出世，外交形态也开始迈向“智能代理”与“智能协同”的高维阶段。简单来说，“AI外交”是数字外交、数据外交、计算外交的融合与升华，也是外交形态智能化演进的未来方向。所谓“AI外交”，指的是将生成式与代理型人工智能的认知、预测与执行能力深度整合进外交全链条，以AI重塑国家权力与国际交往规则的新型外交范式。仅就技术升级而言，AI外交并非只是对前三个阶段的简单替代，而是试图整合数字外交的沟通优势、数据外交的数据基础和计算外交的分析能力，以强智能技术赋能外交全方位升级，将人工智能在外交场域中的应用从“数据处理工具”升级为“决策代理者”乃至“准行为体”。此阶段外交经历数智化转型，AI日渐具备生成创造、复杂推理、自主协同与实时交互等能力。就此而言，AI已不再是外交人员简单的“辅助工具”，在很多侧面日渐表现出“代理型外交行为体”、“数智化外交官”以及“自主决策者”等特征。它不仅能分析现有数据，还能生成新的政策草案、谈判要点和外宣内容，甚至还能通过算法模拟对手反应，以提供创新性的解决方案，打破传统外交决策的思维局限，并能够根据预设目标在信息监测、风险评估和流程自动化等特定领域自主执行任务，与人类外交官形成“人机团队”。以大模型应用为技术特征，AI介入外交场域显著提升了外交事务处理效率与外交响应速度。甚至在部分领域AI开始替代人类行动，如AI虚拟大使替代人类外交官处理常规领事事务，可在外交对话、领事服务中实现7×24小时多语言实时交互，并可根据对象特点提供高度个性化的信息咨询服务，革命性地提升了外交沟通的精准度与实效性。
综上所述，“数字外交”旨在实现数字链接世界，搭建跨国直通性“政治沟通桥梁”；“数据外交”重在汇聚和整理信息，解决外交决策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计算外交”尝试以算法挖掘“数据潜在价值”，以应对“信息过载环境下的价值发现”；而“AI外交”则落脚于外交智慧化转型，通过“人机协同”乃至“智能协同”实现“外交场域的智慧决策和特定任务的自动执行”。就此而言，AI外交是AGI时代的外交形态，它不同于传统外交“以人类为中心”的决策模式和任务执行模式，其本质是机器对于人类政治权力的参与和塑造，是机器自主决策意识的觉醒，同时也是机器日渐取代人类决策中心地位的开始。
三、AI赋能与外交学说的数智化转型
伴随着计算政治时代的来临，AI已成为塑造外交能力与外交秩序的“元权力”（meta-power）。面对复杂环境与汹涌而至的数据洪流，AI赋能外交形态变革的能力日渐凸显，并由此催生全新的外交生态。
（一）AI与外交实力的再界定
放眼当下及未来，AI是经济增长、科技创新与军事变革的核心驱动力，AI技术的进步与应用水平直接决定一国的综合国力与战略韧性。毋庸讳言，在最新一波的科技竞争中，AI产业的发展水平与AI技术的应用水平已成为一国AI外交能力发展的物质基础。那些掌握先进AI技术的国家，在数字经济、高端制造和国防安全等领域将会更容易获得雄厚的外交资源与国际政治博弈的筹码。就此而言，AI产业的国际竞争、AI技术标准的制定、AI技术的出口与管制已成为最高层级的“AI外交”议题。作为竞争对手，中美两国AI产业的发展水平直接决定了双方在AI外交领域的主导地位，双方在AI芯片、算法模型、AI产业生态等核心领域的竞争与合作将深刻影响全球AI外交的发展格局。
（二）AI与外交话语权的再建构
当算法无所不在时，其作为数字社会的底层逻辑，已演变为一种具有统治和规训能力的“元权力”。在计算社会语境下，泛在化的算法不仅构成了社会运行的基础规则，同时还在生成和塑造新的行为规范、新的权力形态。就此而言，谁控制了核心AI算法，谁就在很大程度上掌握了设定数字时代国际交往规则、塑造话语叙事、影响他国公众认知的权力。当前，社交媒体推荐算法、国际金融交易系统、网络内容审核工具等AI系统作为算法平台或智能体，不仅通过算法筛选、算法控制和算法屏蔽决定着信息的可见性，塑造着平台拥有者所希望的人际互动模式，引导着算法操控者所希望的价值流向，而且正在通过强迫性的“使用同意”和“服务契约”打造“非对称性”的权力表达，塑造不易察觉的利益实现路径，并用算法包装所谓的“合法性”与“正当性”。就此而言，算法凭借其独特的信息分发优势与社交连接规则，正在全球范围内引发不同于以往的商品流行趋势、价值崇尚与地缘争议。简而言之，放眼新技术环境下的国际竞争，算法是赢得国际话语权的未来抓手，是新规则竞争的杀手锏，是新的利益获取模式，同时更是新的权力形态表达。
（三）AI与外交工作流程的自动化
伴随着生成式AI和代理型AI的日臻成熟，人工智能将从根本上重塑外交实践形态与工作流程。各种AI智能体将不再仅仅是“效率辅助工具”，更是日趋演化为人类外交官日常工作不可或缺的“决策协同者”，有些AI智能体甚至在特定任务中有望发展成为“代理决策者”和“自主执行体”。如果这一转变在不久的将来能顺利实现，则意味着智慧外交实践即将步入“增强智能”时代，届时外交关系将不仅表现为全数字空间中的人际沟通、人机沟通，甚至有可能演变为智能体与智能体之间的对话与交流。根据相关文献披露，在决策协同场域，美国国务院的“外交百科”系统与用于贸易谈判的“认知贸易谈判顾问”等AI工具，已能够协助外交官快速生成相关专业知识、解析复杂协议条款，极大地提升了情报分析与知识生产的效率。在危机应对、冲突预防乃至计算宣传对抗等领域，基于AI的人机协同系统正在重新定义外交决策的速度、广度与反应模式，有些“类人系统”甚至已经能够理解复杂指令，生成连贯的沟通内容（如外交照会草案、公共声明），并在预设规则下自主执行信息交互、舆情监测与初步分析等任务。这意味着，未来部分程序性、高频次的外交操作可能将由AI代理自主或半自主地完成，从而人类外交官有可能从烦琐事务中解放出来，更加专注于战略判断、价值权衡和复杂谈判等高级事务。简而言之，作为人类外交官协同者的AI将使得外交决策的基础从“有限理性”向“增强智能”演变，外交场域的“智能代理”时刻已经隐约可见。
（四）AI与外交场域的新议题
正如很多研究所指出的那样，AI是一柄双刃剑，事关人类前途命运的决策不可轻易或不可完全托付于机器决策。AI在赋能外交形态智慧转型的同时，其所内嵌的潜在风险也不容忽视。首先，日常风险可能来自“影子AI”的普遍化使用。具体体现为，外交官与机构人员未经授权或未通过安全审查，私自使用商业或外部AI工具处理公务，导致敏感信息在不可控的算法和数据管道中泄露。其次，深层次风险可能源自各类外交行为体对AI的“武器化”应用。从精准化的“计算宣传”、大规模的社交操纵到AI赋能的网络攻击和致命性自主武器系统，人工智能已成为认知战、信息战乃至混合战争的核心工具，“算法认知战”正在从概念演变为现实。最后，算法中的隐性偏见、刻意而为的数据污染、纷争不息的数据主权、日益扩大的“算力鸿沟”及其所导致的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技术依赖”，将共同构成制约AI外交健康发展的系统性风险。更为糟糕的情况是，这些风险通常相互交织。因此，各国外交机构在利用AI提升外交效能的同时，必须建立与之匹配的全球治理框架，方能驾驭AI技术带来的双重影响。
四、AI在外交场域的核心应用范式与技术支撑
基于上述技术趋势研判，AI外交在实践中将呈现以下几种可能的范式转型：其一，AI增强型分析与预见外交。外交人员利用AI工具进行全球情报整合、趋势预测、冲突预警与政策模拟，以提升人类外交官的情报感知与战略预判能力，从而为外交决策和外交互动提供更为敏捷的情报支持。其二，AI驱动型精准公共外交。人类外交官可以通过算法分析获取外交对象国的社会政治、经济舆情并锁定目标人群画像，实现信息内容的个性化定制与政治沟通内容的目标性精准推送，从而优化政治传播与公共外交效果。其三，AI辅助型谈判与多边外交。在气候、贸易与AI安全等复杂国际问题的谈判中，人类外交官可以利用AI工具实时处理各方立场文件，识别与会各方的共识与分歧，进而生成方案文本，提高谈判效率，加速谈判进程。其四，AI赋能的领事与外交服务。考虑到某些工作的重复性、程序性和非决策性，外交部门可以部署AI聊天机器人，设立AI外交官来提供全天候领事咨询、签证协助并自动化处理常规文书，从而以虚拟大使、AI领事助手释放部分人力资源。
总体来看，AI驱动的外交革命是外交数字化与智慧化转型的必然趋势，其背后是数据、算法、算力和生态的协同演进与深度融合，四者相互支撑、缺一不可，共同构成了AI外交的技术底座。
（一）数据底座——AI外交的“生产资料”
当前，社交媒体、物联网传感器和卫星影像等产生了海量结构化与非结构化数据，这些数据共同构成了外交决策的“数据洪流”。外交实践的核心挑战已从传统的“信息匮乏”逆转为“信息超载”，如何从海量、繁杂、碎片化的数据中提取有效信息、剔除无效干扰、挖掘潜在关联，已成为外交决策的痛点与核心诉求。在此情形下，构建强大、多元且实时更新的“外交数据底座”，是AI外交首先需要解决的基点问题。这意味着要面向未来计算打造新型数据中心，整合开源情报、商业数据、卫星影像和社交媒体流等多源信息，利用网络爬虫、传感器网络和国际合作伙伴数据共享机制，建立对重点国家、关键地区和核心议题的实时动态监控体系，实时更新相关数据，实现分钟级风险预警，以应对复杂社会对敏捷反应的需求。
（二）算法工具箱——AI外交的“核心引擎”
如何将海量数据转化为决策洞察和实践行动，是AI外交需要从技术层面着力解决的另一关键任务。众所周知，算法无所不在，已然成为数智时代的一种“元权力”。其在外交实践中的革命性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维度：一是流程效率革命。通过机器学习算法优化签证处理、文件翻译、会议纪要生成等重复性工作，可以大幅降低外交工作环节中的人力成本，优化资源配置，极大提升工作沟通效率。二是战略塑造与风险规避。一些高级算法已经可用于模拟国际局势演变、评估外交政策选项的潜在影响、识别盟友与对手网络中的关键脆弱点，这将推动外交决策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预判”转型。三是算法“武器化”。这也是AI外交滥用和潜在危险性的集中体现。算法可被用于“计算宣传”、社交媒体操纵甚至军事领域的“算法战”，进而可能导致决策失控、伦理失范，加剧国际不信任与地缘冲突。目前，诸多国家在算法领域的竞争存在算法“武器化”的潜在风险。
（三）算力底座——AI外交的“物理基石”
AI外交中，数据是“素材”，算法是“菜谱”，算力就是加工任务的“锅碗瓢盆”。如果没有强大的算力支撑，再精妙的算法模型、再庞大的数据资源都只是空中楼阁。算力在AI外交中的影响主要体现为定义AI外交能力的边界，算力优势方能够处理更复杂的数据、运行更先进的算法模型，获得“代际优势”和“速度优势”。正因如此，2025年，土耳其将“本土计算”和“半导体独立性”列为战略技术竞争重点，韩国与NVIDIA等企业在AI芯片领域开展深度合作，均凸显了算力在综合国力竞争与AI外交中的基础战略地位。此外，中美两国算力竞争与合作并存，美国目前拥有全球50%以上的先进算力资源，中国则在算力基础设施建设上快速推进，双方的算力水平直接决定了各自AI外交决策的能力边界。可以预见，在不久的将来，强大、先进且稳定的算力将是衡量一国AI外交能力的核心指标。
（四）生态适配——AI外交的体系保障
AI技术的普及与应用显著降低了部分外交行为的技术门槛与参与成本，催生了更加多元、扁平、开放的外交生态系统，外交决策进而可以整合更多元的视角、更广泛的资源、更专业的力量，具体表现为：其一，外交行为体日渐多元化。大型科技公司（如谷歌、OpenAI、Meta、Anthropic）、智库机构、非政府组织甚至个体研究者都有可能借助AI工具产生跨国影响力，成为外交决策的“间接参与者”与“技术支撑者”。其中，科技公司是AI算法模型的主要研发者与优化者，智库机构可通过AI工具开展国际局势研究与政策模拟分析，而专业性非政府组织则会通过自身优势更多介入AI伦理规范制定，届时将形成“政府主导、多元参与”的AI外交生态。其二，外交实践模式不断技术化。“科技外交”“数字外交”和“科学外交”等新范式将从传统外交的边缘走向中心，成为数智时代外交实践的核心形态。这些新型外交模式的核心无一不是“技术赋能决策”。丹麦、巴西、肯尼亚等国纷纷任命“科技大使”，巴基斯坦气候变化部与SciTech DiploHub等机构探讨“科学外交”实践，均显示了传统外交与科技社群的深度融合。
五、案例剖析：全球AI外交模式的创新与实践
伴随着人工智能在全行业领域的应用与渗透，近期全球外交实践已涌现出大量AI应用的创新案例，涵盖了从环境治理到安全博弈等广泛领域。这些案例生动展示了AI外交从理论学说走向现实实践的具体路径，凸显了AI在重塑外交决策逻辑、提升外交决策效能、拓展外交边界方面的具体作用。
（一）气候与环境外交中的数据监测
气候变化是典型的全球性挑战，谈判进程复杂，利益攸关方众多。在此背景下，AI的介入成为提升全球气候谈判效能的关键工具。其核心作用在于，通过数据整合和算法推演破解气候谈判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进而依托信息共享和知识汇聚推动多边合作共识，同时为跨境资源争端的解决提供技术支撑。典型案例如欧盟委员会于2024年6月正式发布的“地球数字孪生”（Destination Earth）计划。这是一个由人工智能驱动的模拟系统，目标是通过整合超级计算、人工智能和丰富的数据资源，构建一个动态、精准、实时的地球数字模型，主要用于监测和预测极端天气事件、支持气候变化适应策略，旨在为应对极端天气和气候变化提供全新工具。有研究文献指出，在气候与环境领域，AI通过提供高可信度的环境监测、模拟政策影响以及对极端天气进行早期预警，增强了国际承诺的透明度和可验证性，为气候融资和责任追究提供了数据基础。同时，AI工具的国际共享与合作，有助于弥合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技术鸿沟，推动更公平、公正的全球环境治理。
（二）公共外交中的算法叙事
在社交媒体主导舆论的时代，公共外交的主战场已全面转向由算法驱动的数字空间。AI既是强大的内容生产工具和知识管理工具，同时也是前所未有的“信息对抗平台”和“信息代理员”，其核心价值在于实现公共外交的精准传播。通过算法分析目标受众的偏好、情感倾向和信息接收习惯，可以定制化生产传播内容，并实现个性化精准推送。同时，生成式AI可以批量生产多语种宣传材料，大幅提升外宣效率并扩大覆盖范围。譬如，法国于2026年初推出名为“法国回应”（French Response）的数字外交项目，主动在社交媒体上运用幽默、讽刺和快速反应来对抗外国虚假信息、解释本国政策。这标志着国家行为体开始有意识地运用AI驱动的传播策略，如数据叙事、内容生成等，以更灵活、更贴近网络语境的方式进行国际沟通。此外，TikTok凭借其强大的推荐算法，在全球范围内重塑了信息传播和内容消费模式。在俄乌冲突、巴以问题等热点事件中，TikTok已成为各方传播叙事、争取同情的关键平台。近期，围绕TikTok所有权与数据控制的博弈，深刻揭示了算法平台作为数字时代核心战略资产的地缘政治属性，体现了大国围绕“制智权”展开的激烈竞争。
（三）安全外交中的算法“武器化”
AI在军事领域中的应用正在重新定义战争形态与战略稳定，AI技术的融入正在推动军事外交从传统的军备控制、危机管控向AI安全治理、算法风险管控等新型领域延伸。在俄乌冲突和美伊冲突中，AI系统被广泛应用于情报、监视、侦察、目标识别和无人机蜂群协同等决策支持任务。大量的研究指出，人类智能与人工智能的结合能够大幅提升指挥官的战场感知能力与决策判断能力，伴随着各类军事智能体的大规模部署和应用，未来战争朝向智能化、无人化方向演进已是必然趋势。这就要求军事外交必须充分考虑AI赋能对战场、战役和战略平衡的影响，以AI对抗AI，进而建立新型的军控规则与AI军事信任措施。2024年11月，中美两国元首就人工智能的核安全风险发表联合声明，双方确认应维持由人类控制核武器使用。此举表明，随着AI技术在军事领域的开发和应用加速，中美两国必须在此基础上持续开展高级别的外交努力，方能应对日益凸显的AI风险。
此外，AI在安全领域的“武器化”趋势也日渐明显，这突出表现为：致命性自主武器系统的发展对国际人道法和战争伦理构成前所未有之挑战；AI赋能的计算宣传和网络攻击使“混合战争”门槛不断降低；军事AI系统的“黑箱”特性可能加剧战略误判，破坏本就脆弱的战略稳定与政治互信。因此，未来的军控与安全外交必须将AI治理纳入核心议程，探讨制定“自主武器协议”，规范高风险AI军事应用，建立技术性信任措施等新型规则。
六、AI外交的潜在风险与治理挑战
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AI外交在释放出巨大的战略潜能的同时，也携带着与生俱来且被技术特性所放大的系统性风险。这些风险贯穿于数据、算法、算力以及AI应用全链条，呈现出多维度交织、相互传导且不断放大的复杂特征。
（一）“影子AI”、专业侵蚀与机构性失能
简单来说，“影子AI”（shadow AI）风险指的是外交人员未经机构批准，私自使用外部AI工具（如ChatGPT、DeepSeek、Grok等）处理敏感公务，进而带来AI使用的安全风险问题。首先是敏感信息泄露。外交人员将内部文件、谈判底线、情报信息输入公共AI平台可能会导致数据被第三方获取，严重损害国家机密与外交工作的核心价值——保密性，进而影响国家安全与外交利益。其次是专业性侵蚀。过度依赖外部AI可能会导致外交官批判性思维和深层分析能力退化，将外交决策简化为对AI输出的简单采纳，忽视外交实践中复杂的人文因素、情感因素与利益博弈。再次是“机构性失忆”。AI生成内容带有“知识幻觉”，会造成决策过程不透明和“机构记忆”断层，导致后续决策缺乏历史经验支撑，进而出现决策偏差。就此而言，当外交从一门基于深厚经验、人际信任和微妙判断的艺术退化为对AI输出的简单采纳，其质量与可靠性将大打折扣。可以预见，在AI大行其道的未来，部分年轻外交官过度依赖AI工具撰写外交文稿、分析国际态势，自身的形势研判能力和文字表达能力可能会出现明显下滑，这将成为AI外交中的突出问题。
（二）数据主权、隐私泄露与数据投毒
数据是AI外交的原材料，是人类决策、人机协同决策和机器自主决策的循证基础，其安全与合规直接决定决策输出的可靠性，任何数据层面的漏洞都有可能传导至决策环节进而引发系统性风险。目前来看，这些数据风险主要存在于以下三个方面：其一，数据主权之争。不同国家的数据治理规则、安全标准差异较大，可能会导致外交决策所需的核心数据无法正常跨境流动，进而影响决策的全面性与准确性。譬如，中美两国均拥有大量敏感的AI安全数据（AI军事应用数据、核安全相关数据等），这些数据的跨境流动受到严格管制和限制。由于数据主权的要求，双方在AI驱动的安全风险研判中都难以实现全面的数据共享，这就影响了决策的全面性与准确性。其二，数据泄露风险。敏感外交数据一旦泄露，不仅会严重损害国家利益，还会影响外交决策的保密性与安全性，进而削弱国家竞争力与外交任务实现能力。据统计，2025年全球共发生100余起外交数据泄露事件，其中，媒体广泛报道了法国对马斯克社交媒体平台X的数据泄露和算法滥用的调查。其三，数据中毒风险。有诸多研究指出，在计算环境下，敌对势力可能通过“数据投毒”来欺骗AI分析模型，导致AI模型输出错误知识和结论，进而引发外交决策误判，加剧外交双方的认知对立。放眼AI外交实战，数据投毒和数据污染可能是对AI驱动决策最直接、最致命的威胁。
（三）算法黑箱、算法偏见与算法“武器化”
算法是一整套的任务界定、实现方法与资源调度程序，是AI外交的决策指挥中枢与实现路径，堪比外交数据中心的“中央处理器”和“任务加速器”。其隐性缺陷与恶意应用会从决策底层扭曲AI外交的运行逻辑，瓦解国家间的互信基础，甚至给AI外交体系带来最具破坏性的风险挑战。
其一，算法黑箱会引发决策失控与责任虚化。当前，AI算法的核心理论基础是多层次神经网络，其深度学习特性使其决策过程呈现“输入—输出可见、中间过程不可知”的黑箱状态。即便中美这样的AI超级大国，也难以对高端AI外交模型（如核安全风险研判模型、谈判策略生成模型）的决策逻辑进行完全拆解与溯源。在外交决策中，一旦因依赖算法黑箱出现决策失误（如偏离常识、事实、立场或共识），将无法明确责任主体，究竟是数据纰漏还是算法偏差都将难以溯源。一份“存有幻觉的建议”极有可能迅速瓦解互信并导致谈判陷入僵局，届时谁又将为决策失误担责（是机器还是人类外交官）将难以界定。黑箱决策既可能导致外交行动陷入前所未有之被动，也会削弱国内公众与国际社会对决策严肃性之信任。显而易见，算法黑箱的不透明性对决策效率与质量具有负面影响，但更值得警惕的是，一旦黑箱特性被部分国家和其他行为体所利用，以“技术中立”为名掩盖其外交策略的欺骗性与功利性，则国际信任赤字会进一步加剧。
其二，算法偏见会造成认知偏差并激化地缘对立。一般情况下，训练数据偏差与算法设计者的主观倾向都会导致算法偏见的形成。而外交领域的训练数据往往天然带有鲜明的国家立场、文化差异与历史语境印记，这种偏见在训练过程中会被反复强化并被赋予较高的输出权重，通过算法持续传导至各个外交环节，以致最终可能系统性地扭曲外交认知与外交行动。譬如，美国AI舆情分析模型因训练数据过度侧重己方利益与价值视角，对他国发展战略和外交理念的解读存在明显偏差，进而影响其外交政策的制定。此外，算法偏见还会放大全球数字鸿沟所带来的不公，发达国家凭借技术优势，可通过优化算法进行强势价值输出和利益获取，而发展中国家因缺乏技术能力，只能被动接受和使用发达国家主导设计的算法工具，其外交诉求与利益难以得到充分体现。就此而言，算法偏见会加剧全球“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格局，算法会塑造和平，但也会破坏多边合作的基础。
其三，算法“武器化”可能将AI外交推向对抗边缘。从本质上来讲，算法“武器化”就是将AI技术有目的、有组织地应用于实现地缘竞争与对抗目标，以AI技术来赋能外交目标的实现。其应用场景已从传统的情报获取、公共外交延伸至决策干扰、算法威慑与自动执勤等多个核心外交领域，算法博弈与算法对抗已然成为各国参与国际竞争的新式“隐性武器”。伴随着生成式AI和代理型AI的日益普及，利用其算法优势通过AI工具开展针对性的计算宣传和认知操控的做法在各国AI外交活动中已日渐频繁。一国利用深度伪造技术生成虚假信息抹黑他国外交政策，而另一国利用生成式对抗网络来进行甄别防御，在国际政治舞台早已屡见不鲜。此外，更严峻的是，一些非国家行为体（如恐怖组织、NGO和诈骗集团）也逐渐借助开源算法和AI工具开展有目的性的算法攻击、信息操纵和政治讹诈等活动，给全球安全稳定局面带来严峻挑战。可以预见，算法“武器化”的蔓延不仅会扭曲AI外交的合作导向，严重者还会导致“算法军备竞赛”，破坏国际安全秩序与互信基础，将各国AI外交带入“对抗多于合作”的泥沼。
七、面向未来的AI外交能力与体系建设
综上所述，伴随着近年来AI技术的日臻成熟与普及，AI外交已从理论构想加速演变为可落地的外交实践。从气候谈判的模拟推演、公共叙事的精准塑造、安全危机的实时预警到自主决策的增强智能，AI正深度内嵌于外交全链条并重新定义国家间的互动逻辑。这不仅是一场新兴技术的普及应用，更是一场关乎未来国际秩序主导权的深刻变革。在此背景下，主动构建与未来数字竞争相匹配的AI外交能力体系，已成为各国外交智能化转型的核心任务。
（一）构建自主可控的AI外交能力体系
政府外交部门是AI外交的核心主体，其自身的AI能力建设是应对未来风险、把握发展机遇的基础。面向未来数智空间的国际竞争，各国应结合自身的技术水平和业务需求构建自主可控的AI外交能力体系，同时坚守安全与伦理底线，寻求技术赋能与风险管控的有机统一，推动AI外交能力建设向“自主可控、协同治理”的方向发展。一方面，外交是一个关乎国家安全的严肃政治领域，应用于外交场域的AI技术性能要求，无论是容错率、精准度还是稳定性、安全性，都要远高于其他应用领域。其数字外交能力建设不可完全依赖外部供应，而是要专设技术支持部门，强化核心技术自主研发，突破AI芯片、高端算法、算力软件等领域的技术瓶颈，构建自主可控的技术体系，减少对外技术依赖，确保外交决策的自主性与安全性。此为AI外交能力建设之首要原则。另一方面，AI有其天然的缺陷和不可预见的潜在风险，外交能力建设务须配套完善的AI外交风险管控机制与AI外交工作规范，降低乃至杜绝“影子AI”的使用，确保供应链多元化稳定供应，同步加强数据安全、算法安全、算力安全防护，防范数据泄露、算法黑箱和数据中毒等风险。此外，外交的本质是沟通与交流，AI外交能力建设还要着力培养专门的数字人才，跨学科培养专业化的AI外交人才梯队，规训技术的规范化使用，推动AI外交伦理建设，明确AI自主决策的边界与伦理规范，遏制算法武器化趋势，约束并引导“技术向善”。此为AI外交能力建设的第二原则。
（二）倡行公平合理的AI外交治理规范
AI外交的无边界、泛在特征决定了其治理需要全球协同、多边合作。当前，各国普遍寻求将AI引入外交领域以助力外交业务转型，但当下AI治理规范缺失、治理框架碎片化问题突出，亟须构建公平合理、包容普惠的全球AI外交治理体系，以有效管控各类AI外交风险。
首先，推动建立各国普遍认可的AI外交伦理规范与安全标准。围绕AI外交的数据使用、算法规范、自主决策边界、算法“武器化”管控等核心议题，各国外交部门和国际组织以及其他利益攸关方可建立定期磋商机制，制定统一的伦理规范与安全标准，明确各方的权利与义务，遏制技术滥用与风险扩散。其次，依托多边对话平台推进AI外交协同治理。可考虑以联合国、G20、APEC等多边组织为平台和沟通渠道，鼓励科技企业、智库机构和非政府组织等多元行为体参与全球AI外交治理，发挥各个行为体的技术优势、专业优势与监督作用，形成“政府主导、多元参与、协同治理”的AI外交治理格局，破解全球AI外交治理碎片化之困境。最后，平衡规则制定中的话语权，兼顾各方利益。为确保规则制定的公平性、合理性与包容性，全球AI外交规则的制定应充分考虑并兼顾发展中国家的技术水平、发展需求与外交利益，避免规则成为发达国家维护自身霸权、遏制发展中国家发展的工具。
（三）打造多元协同的AI外交生态系统
AI外交涉及技术、业务、伦理和知识等方方面面，其健康发展离不开配套协同的AI生态系统构建。首先，国家应发挥主导作用，制定AI外交发展战略与政策，管控各类风险，推动多边合作；其次，科技企业应坚守伦理底线，将外交安全与伦理规范融入算法设计、数据使用、技术研发的全过程，主动承担社会责任，避免过度追求商业利益而忽视安全与伦理；再次，智库机构应加强AI外交相关理论与伦理规范研究，为各国AI外交政策制定、全球治理规则完善提供专业建议与智力支撑；最后，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可考虑发挥监督作用，推动AI外交在符合伦理规范的前提下落地实施，同时监督各方的行为，及时发现并预警各类风险。由此，全球AI外交治理可形成“政府主导、企业自律、智库建言、非政府组织监督”的协同治理机制，进而协力推动AI外交朝向合作、包容、普惠方向发展，凝聚“技术向善、合作共赢”的全球共识。
八、结 语
综上所述，以生成式AI和代理型AI为核心的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的崛起，将推动人类社会加速步入计算政治时代，AI外交便是这一技术浪潮催生的全新外交范式。概括而言，AI外交作为数字外交、数据外交、计算外交的延伸与升华，从其诞生的那一刻起便具有生成创造、复杂认知和自主协同等超越传统外交的智慧特征。毫无疑问，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将AI引入外交场域，AI外交将是数智环境下国际竞争的全新利器，它不仅提升了外交决策的精准度与反应效率，拓展了外交沟通的边界和渠道，同时也将改变国际政治的传统沟通模式，塑造新的外交行为体和新的权力秩序。然而，AI外交在展现巨大潜力的同时，也内嵌着多重复杂风险。这些风险相互关联、相互传导，若得不到有效管控，可能导致外交失能、冲突升级乃至全球体系失序，须严加警惕和约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