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是人类最古老的制度之一，在诸多最古老文明的历史中，各种外交记录清晰可见。自19世纪外交史成为一个专业研究领域以来，学术界围绕外交史属于经验性研究还是规范性研究的争论，迄今尚未平息。这一争论也使外交史研究成为国际关系学与历史学对话的焦点。
经验性与规范性的路径论争
在学术研究中，经验性常常被解释为“与理论无关的”或“反理论的”。然而，经验性的内涵异常复杂，并造成了持有不同研究取向的学者各取所需的局面，有的强调经验性的实证主义，有的侧重经验性的观念和推理。在秉持经验性研究取向的人看来，外交史研究的经验性问题大致包括：大国竞争、武器扩散、人权、民族主义以及国际贸易和金融等。一般而言，经验理论是一种事实理论，一种关于实际发生了什么的理论；规范理论是一种价值理论，一个与前者存在方式完全不同的观念世界的理论。然而，多数规范理论学者反对这种区分。在规范理论家看来，规范性既是关于事实的，又是关于价值的，规范理论有其自身的经验性。在外交史和国际关系研究中，经常涉及的规范性问题有：秩序问题、战争与和平问题、正义与非正义问题、人权问题、对主权国家的干涉问题、环境保护问题，以及相似的带有根本性的伦理问题。为了更清晰地理解经验性和规范性的区别，以战争为例，经验性研究试图解释战争在何种情况下以及为何会爆发，规范性研究则试图告诉人们应该对战争持有怎样的态度。
外交史研究兼具经验性和规范性，源于两方面原因。一方面，传统的认识论使然。一直以来，批判理论家认为，当人们就这个世界提出问题并决定以哪种方式、做何研究来寻求问题的答案时，他们的价值观就已融入了探索过程中。另一方面，外交史的当代取向和日程也影响了其研究取向的确立。外交史研究探讨了世界的“实然”和“应然”两种形态，二者大致对应经验性研究和规范性研究，差异在于对经验性和规范性之间的关系持有不同的取向。有的强调经验性维度，有的重视规范性维度，有的热衷于二者交叉融合。因此，外交史研究兼具经验性和规范性维度，二者在深层次上无法割裂。
本体论与认识论的学术张力
在学术研究层面，外交史研究对象和范围的封闭性与开放性构成了本体论意义上的张力。20世纪60年代以后，外交史研究逐渐陷入困境，学者在本体论方面进行了反思，尤其对“什么是外交史”这一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学者争论的焦点在于外交史的研究对象是固守政府间关系还是拓展为超越政府间关系、更广泛的国际现象。这种争论所导致的封闭性与开放性的张力，在哲学意义上源自研究议题的设置方式。本体论议题产生于如下追问，即是否存在一个客观的“外在”现实，世界是否仅仅是经验的世界，或者是人类主观缔造了世界。大相径庭的本体论议题容易导致两种极端立场。极端的客观主义立场表现为纯粹的自然论和唯物主义，即外交史从根本上来说就是一种“外在”物。极端的主观主义立场是唯心主义的，即外交史从根本上来说是人们的共有观念，大体上由语言、思想和概念构成。
在知识类型层面，外交史研究的传统取向与时代要求塑造了其认识论意义上的张力。持有传统取向的学者认为，主权国家是外交史上的经典主题，也是其存在的条件。各国只有以主权国家的名义才能实施外交，没有主权，也就没有人们所熟知的国际关系领域。与坚守外交史研究的传统取向相比，更多学者开始探寻外交史研究的改革路径并愈发重视时代因素的影响。面对认识论方面的张力，众多学者对外交史的研究现状进行了评估并试图寻找未来研究议程的“路线图”。这种张力依旧存在且难以破解的缘由在于认识论提出的问题，即在什么程度上人们能够获得有关世界的事实，外交史研究是科学地解释世界还是理解世界。解释世界强调经验性，理解世界重视规范性。尽管经验性常常标榜自身的科学性和客观性，但其背后对假定的选择并不是客观的，推动外交史研究的价值观也不是客观的。究其原因，所有的经验性研究都包含着规范性因素，它体现在提出的问题、使用的概念以及力图推广的价值观之中。
对话与融合的跨学科“新生”
冷战结束后，重新审视外交史和国际关系学之间的关系一度成为学术热点，学术界从三方面详细探讨了二者之间的关系。一是外交史与国际关系理论有何异同；二是外交史学家和国际关系理论家如何取长补短；三是外交史与国际关系理论如何捍卫本领域的客观知识。
外交史与国际关系理论如何融合，成为学者关注的焦点。在尝试创建外交史分类法时，有学者认为，“我们必须把宏观、微观和中观的分析结合在一种分类法中，以便使因果关系有可能同时或连续地发生在不同的层次上，而国际关系理论家提出了能够帮助我们实现这些目标的分类法和方法”。还有学者对外交史和国际关系理论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全面思考并提出具体融合路径，即外交史和国际关系理论应该进行“联姻”，否则历史学家会陷入概念上的贫困，政治学家也会掉入科学傲慢和方法论束缚的陷阱。为了解决上述困境，学者们应该将一般与具体、规则与不规则、可预测与不可预测结合起来构建叙事。
对于外交史研究的经验性和规范性的互动，尽管西方学术界在本体论和认识论方面达成了有限的共识，但差异仍然存在。将经验性和规范性、共识和差异统一起来的一个有效选项是历史叙事。历史叙事整合了外交史研究的经验性和规范性，主要体现为四个方面。首先，历史叙事蕴含着经验性解释；其次，历史叙事凸显了规范性内嵌于所有的经验性研究；再次，历史叙事是一种学术实践工具；最后，历史叙事的实践塑造了话语方式。
综上，外交史研究具有跨学科的特征，具体表现为外交史和国际关系理论的交叉以及外交史和历史叙事理论的互鉴。因此，外交史应该成为一个处于不断争议中的、开放性的研究领域。这种争议性与开放性将不断推动外交史研究更新自身的研究范式，进而焕发出持久、蓬勃的学术生命力。
作者系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教授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