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恒夫,教授,上海师范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艺术学部部长,主要从事戏曲历史与理论研究;施喜光,缙云县婺剧促进会秘书长,主要从事婺剧研究;聂付生,宁波财经学院象山影视学院特聘教授,主要从事戏曲历史与理论研究。
摘要: 戏曲衰萎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在现存的348个戏曲剧种中,122个剧种只有一个剧团,但婺剧是全国为数不多的仍十分火爆的剧种。浙江省缙云县有17个终年进行商业演出的民营婺剧团、100多个能唱能演的群众性婺剧戏迷组织。这些民营婺剧团年营业额大都在500万元上下,演艺水平较高的演员年收入在20万元以上。缙云婺剧生机勃勃的原因在于:保存了完整的乡村传统文化体系;经济较为发达,百姓生活富裕;有着爱好演唱艺术的传统;商演或自娱性演出的剧目切合大众的审美趣味。但仍存在缺乏创演新剧目的能力、剧目演出质量不高、婺剧“打”的功夫与绝技不断地弱化、很少创演现代戏等问题。若要让缙云婺剧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并不断地发展,应将缙云县婺剧促进会的工作做实;开设婺剧成人演职人员培训班与青少年学历班;恢复缙云县婺剧团建制。当下戏曲正处于生死存亡的关键时期,缙云婺剧的一些成功经验值得各地借鉴。
引用格式: 朱恒夫,施喜光,聂付生.地方戏曲保持活力的可能与问题:以缙云婺剧为例[J].文化艺术研究,2026(02):43-51.
戏曲衰萎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在现存的348个戏曲剧种中,122个剧种只有一个剧团,而且还是依赖《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的保护才有气无力地“活”着;二是几乎没有一个国营剧团能靠商业演出维持运营,如果没有国家财政兜底性扶持,一般都活不过6个月;三是21世纪出生的大学生仅有约四分之一看过戏曲,且多是在“戏曲进校园”的活动中由学校组织观看,不少人甚至连家乡有哪些剧种都说不出来。当然,也有少数剧种依然生机勃勃,婺剧就是其中之一。
婺剧主要流行于浙江省金华、衢州、丽水、建德等地。它是由多声腔组合而成的一个地方剧种,涵盖高腔、昆腔、乱弹、徽戏、滩簧、时调等。原先以某某班来称呼,1950 年,在剧团“改制”的背景下,因金华古称婺州而被定名为“婺剧”。2008年6月7日,经国务院批准,婺剧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为了探究婺剧生机勃勃的原因,我们连续三年在缙云县进行较为全面、深入的调研,阅读有关缙云的文献,走访各剧团、村庄、社区,与剧团团长、演职人员、观众、各级行政部门的领导座谈。在获取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认真分析,再将得出的结论和缙云人士进行探讨。当然,我们的调查范围并不限于缙云,浦江、金华市区、义乌、富阳等地也有所涉及。
一、缙云婺剧:婺剧艺术的典型样本
缙云,隶属浙江省丽水市,位于浙南腹地。截至2025年2月,该县辖7个镇、8个乡与3个街道,常住人口为40.9万人。在浙江省,无论是人口、面积,还是经济,缙云都只能算是一个小县。但从戏曲演出的角度来看,它又是个实实在在的大县。
目前,已在缙云县工商局和缙云县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登记在册,并能经常进行商业性演出的民营婺剧团有17个,即小百花婺剧团(法定代表人朱玉强)、佳盛婺剧团(法定代表人麻爱生)、李燕美婺剧团(法定代表人李燕美)、丽君婺剧团(法定代表人楼丽君)、横婺婺剧团(法定代表人徐桂央)、双佳婺剧团(法定代表人郑永珠)、碧林婺剧团(法定代表人黄碧林)、实验婺剧团(法定代表人施云峰)、李君勇婺剧团(法定代表人李君勇)、缙兰婺剧团(法定代表人朱森盛)、梨星婺剧团(法定代表人樊伟枝)、思火婺剧团(法定代表人李思火)、志达婺剧团(法定代表人吕志达)、静桥婺剧演出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楼静桥)、君芬婺剧团(法定代表人李君芬)、环东影视文化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马小敏)、铭珠婺剧演出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陶丽伟)。在21世纪初,缙云民营剧团的数量远不止这些,最多时超过30个。
这些剧团属于专业剧团,其人员都依赖演出来谋生。就以17个剧团来计,缙云县每2.4万人,就有一个婺剧团,这样的比例,在现今中国2300多个县级行政区域中,应该是首屈一指的。
此外,还有大量的业余剧团和能进行剧目演出的戏迷演出组织。缙云县现有18个乡、镇、街道,253个行政村。近年来,春节期间,每个乡镇都会演出婺剧大戏;每个村都会举行婺剧演出活动。无论大戏还是小戏,都是婺剧爱好者自导、自排、自演的。许多行政村有业余婺剧团。试以官店村的剧团为例,来看看村庄剧团的情况。
官店村原属缙云县城的郊区,改革开放之后,因县城扩展,它变成了城中村,共有707户,村民1600多人,其中25岁及以下有470人,26 — 50岁有555人,51岁及以上有608人。其剧团名为“官店剧团”。剧团1950年在坐唱班的基础上建立,之后一直坚持演出,即便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仍经常演戏,当然演的主要是样板戏。20世纪80年代后,剧团的演出活动愈加频繁。仅2024年,就演出了58场。官店剧团现有演职人员52人,正旦、正生、老生、小生、花旦、作旦、老旦、大花、四花等行当不但齐全,还可以由多人扮演。其演职人员有农民、家庭妇女、商店售货员、货车司机、教师、护士、医生、乡镇干部等,能演《九件衣》《百寿图》《僧尼会》《秦香莲》《绣花球》《珍珠塔》等二十几出戏。让人惊叹的是,剧团中会乐器者有20多人,每次演出都要限定文场的人数,否则乐池容纳不了要求参加演奏的人。官店村有这么多会乐器的人,与该村村民杨晋汭(1954 — 2023)有关。他原是国营化肥厂的职工,爱好音乐,吹拉弹唱,样样都会。为了使村剧团有伴奏人员,杨晋汭在20世纪90年代初组织了一个娃娃乐队,之后不断吸纳少年儿童,持续30余年,教会了200多位学生。官店剧团由于经常演出,演出水准不断提高,出现了名闻方圆数十里的演员,如丁宝堂、应汉波、杨宝兴等人。
缙云的戏迷组织有100多个,规模大小不一。其中100人以上的戏迷组织就有:新建联谊会(101人,组织者施伟飞)、唱吧戏迷群(269人,组织者宇妈)、八婺剧场戏迷群(152人,组织者约定)、五湖四海一家亲戏迷群(349人,组织者小陈)、爱好戏迷群(215人,组织者婴之选)、七里戏曲活动中心(325人,组织者鲍秀忠)、东渡镇文化站婺剧俱乐部(126人,组织者章伟琴)、缙云戏曲家协会(326人,组织者朱马成)、爷爷奶奶开心欢乐群(206人,组织者陈玉仙)、缙云婺剧联谊会群(373人,组织者缘)、缙云文明快乐戏迷群(493人,组织者樊桃敏)、华好戏迷群(500人,组织者周新华)、今古塘婺迷公社(171人,组织者施继青)、四面八方开心聊天戏迷群(501人,组织者杨金良)、戏迷爱好大家庭(142人,组织者张星根),等等。这些戏迷组织大多是真正的“组织”,拥有章程,活动场所,较为完备的演出设备如乐器、衣箱行头、道具等,财务制度和兼职的财务人员。参加比较规范的戏迷组织,需要定期交纳会费。当然,财力雄厚者还会另外再捐款。因此,每个戏迷组织的活动都能正常开展。如乐迷戏曲活动中心,虽仅有40余人,但因活动正常,影响较大。该组织置办了全套乐器和完整的衣箱,每周一、三晚上,乐队训练基本功;每周五、日晚上,演员、乐队一起排练剧目。该组织能演出大戏《珍珠塔》,以及《打金枝》《新虹霓关》《江南第一家》《汉文皇后》《牡丹对课》《辕门斩子》《白罗衫》《秦香莲》等剧目的折子戏。因演出质量较高,它经常被学校、村镇邀请前去演出。如2024年底至2025年6月底,其规模较大的公益性演出就有12场。
再如唱吧戏迷群,其成员主要是缙云五云街道名山村的村民。名山村是个行政村,由上名山村、下名山村和洋泉村三个自然村组成。全村有3152人,成年人约2000人,都热爱婺剧。因为看得多了,他们熟悉经典剧目的每一个唱段,经常一边看,一边跟着演员唱。由于婺剧爱好者众多,铁杆戏迷、网名为“宇妈”的周瑞仙便组织起一个戏迷群。所谓“铁杆戏迷”,是当地对超级迷恋婺剧之人的称呼。只要方圆几十里内有婺剧演出,他们都会赶去看戏。名山村的铁杆戏迷有1000多人。比如戏迷祝武忠,每年赶场观看的戏不少于200场。好溪戏迷联谊会群主陈映烨也是一个铁杆戏迷,其网名“夕阳”,其实才37岁。她是服装加工业的小业主,主要经营学生用的舞蹈服装。陈映烨18岁时迷上婺剧,连续18年看戏、唱戏从未间断。为了提高演唱水平,她经常花钱请婺剧名家教唱腔、表演。陈映烨能演20多出大戏,曾参加中央电视台举办的地方戏演唱比赛。近年来一些剧团经常邀请她客串花旦。还有不少戏迷是干部、教师。如大洋中学高级教师毛林生从小就喜欢看戏,但因忙于工作,无暇顾及。他自2015年退休之后,便在缙云及其周边地区看戏,风雨无阻。最多时一年竟看戏300多场,可谓嗜戏如命。更令人钦佩的是,他每看一场戏,都会写下演出的时间、地点、剧团、主演姓名、剧情概要、表演特色、观众反应等,还对同一剧目不同剧团演出的差异进行评析。迄今为止,毛林生已积累了20多本笔记。这些记录,对于了解婺剧在基层的演出情况,无疑是一份珍贵的文献。
缙云人为何热衷于创办商演性质的民营剧团,除热爱婺剧艺术之外,主要原因是演出婺剧有较高的商业利润。根据缙云县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统计,从2024年7月初至2025年6月底,9个民营剧团的毛收入分别是:碧林婺剧团510万元,李君勇婺剧团380万元,志达婺剧团800万元,横婺婺剧团98万元,李燕美婺剧团580万元,双佳婺剧团480万元,实验婺剧团280万元,丽君婺剧团500万元,思火婺剧团900万元。我们曾经问过思火婺剧团团长李思火,除去演员工资、剧本稿酬、导演薪金、购置新行头与布景道具、交通、膳食、住宿等费用外,净利润是多少。他笑着说,大约在250万元。这一收入数据曾有新闻媒体报道过,与缙云县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的统计近似。演员的收入也不差,基本高于缙云各行业人士的平均工资。当然每个人的收入多少不一,头牌与龙套,有几倍之差。如志达婺剧团,全团71名演职人员,年薪24万元的有5人,22万元的有6人,18— 20万元的有4人,15— 19万元的有8人,10— 14万的有46人,其他都是9万元。演职人员的较高收入,也反映了缙云婺剧的火爆状况。
二、扎根本土:缙云婺剧长盛不衰的社会动因
在流行地区如金华、衢州、丽水、义乌、建德等地,婺剧演出都十分火爆。当然,缙云尤为突出。为什么缙云婺剧有如此旺盛的生命力?经过深入调查,我们发现其主要原因有四个。
一是缙云保存了完整的乡村传统文化体系。乡村传统的文化体系有两大核心要素:道德、信仰。道德体现为敬祖孝亲、长幼有序、睦邻友爱等。缙云人的先祖多是从中原迁移而来,在缙云扎根之后,世代繁衍,聚居成村。于是,村庄多以一姓为主,如河阳村人多姓朱。据《义阳朱氏宗谱》记载,始祖朱清源为避五季之乱,与其弟清渊卜居缙云,因祖籍河南信阳,便用河阳作村名,以示不忘其根脉。该村自唐末至清末,历经兵燹,多次遭劫,但朱氏家族团结一心,相互帮助,总能由衰转盛,绵绵瓜瓞,兴旺发达。血脉亲缘关系在其中起着主要作用,而维系和强化血亲关系的平台就是祭祖的祠堂。祠堂既有始祖的祠堂,也有支系祖的祠堂。河阳村现有3655人,其中朱姓家族约3200人,存有本宗祠堂16座。每到正月、清明节,或逢祠主的诞辰,村民都会举行祭祖活动。若所祭祀的是始祖,则整个河阳村的朱氏后裔都会参加。而祭祖活动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演戏,因此,每个祠堂前都建有戏台。因为村民们认为,让祖宗亡灵如在世时般观赏戏曲,他们一定会很高兴,从而更尽心尽力地庇佑后代。一次祭祖活动一般持续3— 4天,每天演出2场戏。也就是说,一次祭祖活动要演出6— 8场戏。河阳村16座祠堂,若仅以四分之一的祠堂祭祖活动演戏来论,一个村庄一年就要演出20多场戏,而缙云县有二三百个村庄。“缙云县宗祠建筑总数有522处,符合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规范登记的祠堂有384处”,每年基本上都会举行祭祖活动,因此,仅这项风俗活动,就有一两千场的婺剧演出。
据史料记载,“缙云土壤湫隘,居民多凿山而耕,无灌溉之利。岁之丰凶,悉由天时。……然则兴膏泽以福斯民,非神赖焉而何?”于是,人们“信鬼尚巫,虽士大夫家亦不免”,巫教、道教、佛教的神祇,甚至儒教的人物,都成了其求拜的对象。主要神灵如观音、关帝、“三将军”、胡相公(胡则)、朱相公(朱丹溪)、陈十四娘娘、本保、包公等,都有各自的庙宇。除烧香祈祷外,还举行规模较大的庙会,如朱相公庙会、狮子山庙会、胡相公庙会、金钟殿庙会、赤岩山三将军庙会、金竹关公庙会、前村西殿庙会、张山寨七七会、收癫庙会、三月三太保庙会等。而庙会活动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演戏,试以张山寨七七会为例。
献戏:七月初五开始,轮值村还要请戏班给十四娘娘演戏,一般连演三到七天,其中初七这天每个“案坛”首事村都要分别请戏班上寨斗台演出。旧时庙前四个戏台,每班各演三个“散出”(短剧),以放火铳为号:一炮准备,二炮开锣,三炮定输赢,以三炮响时台前观众最多者为胜。因此,张山寨七七会每年的斗台戏都是名角云集,绝技纷呈,场面热烈紧张。
缙云县10个庙会,若以每个庙会每年演出3— 5天、每天演2场戏来算,则仅以祀神为目的的演出就有80场左右。
除祭祖祀神演戏外,岁时节令中的春节、元宵节、中元节、中秋节以及喜得贵子、庆祝寿诞、考上大学、厂店开业、经商发财、加官晋级、还愿酬神等,都会演戏。如2024年,官店村12位年届五十的村民共同出资,请剧团连演了3天6场戏,为自己庆生。
乡村传统文化体系能完整保存,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人们没有离开自己的家园。我国许多地方乡村文化体系解体的根本原因,是村庄空心化。中西部地区或经济欠发达的农村,大多数青壮劳动力到城市打工,留下来的多半是老人,尤其是近年来许多城市对农民工子女入学的政策放宽后,“留守儿童”也少见了。我们到江苏盐城、安徽阜阳、河南信阳、湖北孝感等地考察,发现70% 的人家都关门上锁,原有两三千人口的行政村,常年只有几百人。而没有了人,尤其没有了有文化、有财力、有干事能力的中青年,承载文化的民俗活动无法举行,传统的文化体系自然也就解体了。
二是缙云县经济较为发达。无论是邀请民营剧团来演戏,还是参与戏迷组织活动,都需要有一定的经济实力。民营剧团自2020年起,到一个村庄或街镇演3天6场戏,戏金通常最少6万元。演艺水准高的剧团,戏金则多至18万元,甚至要20万元。出资者分为三类:若是村委会约的“台口”,则由集体支付;若是家族为祭祖祀神演戏,戏金便由家族成员醵资,当然,本着自愿的原则,如果有人不愿缴纳,组织者也决不会强迫;若是个人为还愿、庆贺等目的而演戏,自然由个人独自承担。不过,无论是谁出的戏金,组织者都欢迎人们去看戏。做一个戏迷的费用,多少不一。若参与戏迷组织的演出或伴奏,则须自备行头或乐器,一般都要花费三五千元。有的能置办一两万元的戏服,最多的花费了5万多元。总之,邀剧团演戏或自己演戏、奏乐以自娱自乐,都要投入较多的费用,需要厚实的经济基础来支撑,而缙云具备这样的条件。当然,政府也积极支持,大力鼓励。近年来,县级财政给予戏迷组织的演出每场3000— 5000元的补助,每年补助300多场。
据统计,截至2023年末,缙云县仅第三产业就有企事业单位560个,在岗人员46573人。2024年,全县生产总值(GDP)为342.42亿元。按常住人口计算,全县人均GDP为83825元,比上年增长6.6%。各项存款余额为639.05亿元,其中住户存款为434.43亿元,以常住人口40.9万人计算,大人小孩都算在内,平均每人存款10多万。据悉有些富裕的村庄,尤其是城中村或县城的郊区,每个家庭的平均年收入在二三十万元,而按缙云一个四口之家算,其每年日常开支不超过5万元。高收入,低消费,当然就有余钱追求精神上的享受了。
三是缙云人爱好演唱艺术。1986年,缙云县文化局对全县民间舞蹈进行普查时,发现有灯舞、龙舞、狮舞、转车、台阁、竹马、三十六行、十八狐狸、叠罗汉、哑背疯、花鼓、推车、旱船、滚钢叉、盾牌舞、滚灯、炼火等20多种艺术样式,其中龙舞又分成板龙舞、鞠龙舞、布龙舞等。说唱曲艺主要为鼓词和莲花落。鼓词是一种讲故事的曲艺形式,曲目有一百四五十个,如《陈十四娘娘》《六美图》《大香山》《分水珠》《双凤奇缘》《九龙镯》《真容白纸扇》《水红绫》等。莲花落是一种以歌唱见长的曲艺形式,曲调较多,如【十二月花名】【四季采茶】等,悦耳动人。缙云民歌也极为丰富,按题材可分劳动山歌、情恋山歌、仪式山歌、劝世山歌等,主要曲目有《洗菜心》《放羊歌》《采茶歌》《种山对歌》《十望郎》《十二月送郎》《小和尚叹苦》《十绣烟包》《二姑娘相思》《新屋上梁歌》《哭嫁歌》《十贺恭喜请新娘》《送洞房》《哭七七》《烧香经》《十劝郎兄》《十劝姐》《劝赌歌》《十劝囡儿》,等等。至于演出,更是繁盛。《(乾隆)缙云县志》“风俗篇”云:“立春前一日,职官迎春东郊,乐人扮杂剧,锣鼓彩旗,聚观杂沓。”所演的多是称为“时调”的花灯戏。据我们对宏坦、榧树根、邢弄、双龙、上坪、厚仁、石臼坑、葛湖、三都、大园等村的考察,其演出的花灯戏剧目有《卖丝线》《打花鼓》《王婆骂鸡》《卖草囤》《大摇船》《补缸》《采茶》《贩茶》《卖茶》《十八摸》《卖小布》《卖棉纱》《凤阳看相》《算命》《走广东》《小尼姑下山》《牡丹对课》《孟姜女》《十八相送》等。
那么,旧时谁在舞蹈、说唱、奏乐、演戏呢?绝大多数是村民。一些表演出色者给人们带来了欢乐,因而人们一直怀念他们,如邢弄村的樊培森,三都村的林景云、林富春、施高升,石臼坑村的李桂焕、张启根、张耀庭、李再文等。而婺剧这一集歌唱、表演、弹奏、讲故事等于一体的戏剧样式,更令他们倾心、迷醉。
四是商演的或自娱性演出的剧目切合大众的审美趣味。缙云婺剧剧目在不断地变化,将1978 —1999年与自2000年以来所演的剧目相比较,可发现有很大的不同。目前缙云婺剧剧目大体可分为两类。
第一类是按照传统剧目的内容与形式移植、改编的古装戏,如:《三关明月》《七郎八虎闯幽州》《梨花山》《真假罗成》《刘秀登基》《大战杨玉刚》《包公戏娘娘》《包公出世》《唐僧出世》《碧波仙子》《绣花女传奇》《七星剑》《宫墙柳》《凌波仙子》《盘丝洞》《梅花谣》《雁门关》《天狼关》《高机与吴三春》等。
第二类是按照主流意识形态的要求和新的表现形式来创作的剧目,如大戏《江南第一家》《却金馆》《轩辕飞天》《县令李阳冰》《珍珠粥》《廉相余端礼》,新创小戏《老鼠娶亲》《唯有活水源头来》《三担米》《一对银手镯》《闹元宵》等。
由上述可见,传统剧目占全部上演剧目的95%以上。为何会大量上演传统剧目?我们调查后得知,这是因为这些剧目的主旨为颂扬忠孝节义,批判悖逆民族优秀道德的罪恶行径;故事情节一波三折、引人入胜;诸行当都会上台演出,能让观众较为全面地领略到婺剧的表演艺术;唱腔虽旧,但为观众熟悉,其旋律曲调是当地观众心声的音乐外化,故而能紧扣他们的心弦。
我们曾问过许多戏迷观众,为什么不请剧团演出文华大奖剧目或“五个一工程”奖剧目?他们毫不隐讳地说:那不是我们老百姓的戏,虽然偶尔也会看国营剧团演出这些剧目,当时也觉得不错,但就是上不了心,动不了情。更值得人深思的是,国营剧团下乡商演,也不演自己获过政府大奖的剧目。这说明政府的剧目评奖标准和广大老百姓的审美趣味之间存在相当大的距离。
三、发展前景:由缙云婺剧看地方戏曲存在的普遍问题及其对策
尽管现在的婺剧生机勃勃,但也存在许多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缺乏创演新剧目的能力。就缙云来说,自改革开放之后,无论是解体之前的国营缙云婺剧团,还是后来的数十个民营商演剧团,都没有创作出像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红楼梦》《五女拜寿》,瓯剧《高机与吴三春》,黄梅戏《天仙配》《女驸马》,莆仙戏《春草闯堂》,高甲戏《连升三级》这样常演不衰的“骨子戏”(或曰“吃饭戏”)剧目。现存的十几个民营剧团或全县的乡镇、村庄剧团,所演大多是婺剧的传统剧目,或移植、改编自其他剧种的剧目。婺剧的名声不如越剧、黄梅戏、豫剧等剧种响亮,应该说,与其没有能传遍全国的代表性原创剧目有关。
之所以创演不出代表性剧目,是因为剧团不设编剧、作曲、导演、舞美等岗位,演职人员基本上由演员和演奏员组成,其演出目的主要是挣钱。而创演新的高质量剧目,则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与财力的投入,这是民营剧团无法承担的。
二是剧目的演出质量不高。剧目的来源主要有两个,一是由老艺人口传心授,二是演员通过观看碟片、电视、网络等模仿。团长决定所演剧目后,戏师傅(剧目的改编者兼导演,有的由懂行的团长兼任)便编写台本,确定每段唱词的曲调,再分配角色,给演员“捏戏”。排演时间则长短不一。情节曲折、人物众多、时长达两三个小时的大戏,会用一个星期,但也仅集中在上午排练,因为晚上仍要演出。有时因急于搬演,上午排练,晚上就会演出。如此快速的剧目生产(或复制),自然就没有高质量可言。故事情节缺乏逻辑性,曲调不符合特定场景与人物心理活动,唱词粗糙,身段动作不具有程式性,是普遍存在的现象。
演出质量不高的原因,与剧团人员的整体艺术素质不高也有一定的关系。如九洲婺剧团的58位演职人员中,仅13位为受过较正规专业训练的艺校毕业生,占剧团总人数的22.4%。名声较好的剧团,演员的艺术素质相对会高些,如缙兰婺剧团有演职人员44人,艺校毕业生为15人,但也只占剧团总人数的34%。
三是婺剧“打”的功夫与绝技在不断弱化。唱念做打是戏曲表演的四大要素,若在一出戏中均衡地展现,必定能吸引大量的观众,因为歌唱能让观众享受到美妙的音乐,身段表演能让观众目睹程式动作的高妙,而武打与绝技则能让观众于惊骇中产生不可名状的愉悦。但对于许多剧种来说,这四个要素在同一出戏中都呈现出一流的艺术形态,殊为不易,大多只能在一二个要素上突出。就婺剧来说,因受徽剧的影响,“打”是它的优长之处。在全国的地方剧种中,婺剧到国外的演出是比较多的,客观上与其演员能“打”且“打”得好有很大关系。婺剧拥有多项惊人的特技,如“变脸”“喷火”“耍牙”“三跌头”“踢宝剑”“甩佛珠”“桃花霸”“纸人功”“鼓上串翻”“高台僵尸”“高台云里”“穿桌扑虎”“原坐穿凳”“飞锣打叉”“红拳”“穿刀”“台劲”“穿红圈”“十八吊”“姜维霸”“两头跳”等。这些特技的运用,使表演有了许多亮点,如《僧尼会》的“甩珠”、《断桥》的“十八跌”、《临江会》的“变脸”、《光普卖酒》的“踢剑”、《月龙头》的红拳,等等。
然而,当前民营剧团在不断地弱化婺剧的“打”,所演的多是文戏,即便武戏,也是文演,以唱、念、做为主。至于绝活,更是少见。这与大多数演员不是艺校出身、未受过专业训练有很大的关系。
四是现代戏基本销声匿迹。新中国成立后,在党的文艺方针指引下,缙云婺剧在现代戏的创演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受观众欢迎的剧目就有《翠岭春来早》(又名《降龙记》)、《龙头岩》、《婚事》、《草鞋伯》、《分配之争》、《血泪荡》、《雁溪风雷》、《相亲》、《管鸡》、《石破天惊》、《望春亭》等。此外,还移植了京剧现代戏《红灯记》《沙家浜》《杜鹃山》《智取威虎山》《海港》《龙江颂》等。这些现代戏对于增进人民群众对共产党的感情、提升人们的社会主义觉悟和道德水平,产生了积极的作用。但是,自20世纪80年代中叶起,现代戏的剧目生产不断衰减,至缙云县婺剧团解散后,则基本停止。
戏曲创演现代戏的意义在于通过戏曲反映现实生活,表现当代人的情感、愿望、痛苦,让观众从舞台上看到自己的身影,从而缩短与戏曲的距离。或许有人说,观众不喜欢看现代戏,而热爱古装戏。事实并非如此,今天许多人仍迷恋20世纪六七十年代盛演的《红灯记》《智取威虎山》《杜鹃山》等现代戏。豫剧《焦裕禄》、评剧《母亲》、淮剧《小镇》等受到广大观众的高度评价,就说明观众对现代戏并不反感,只是不喜欢与他们的审美趣味不吻合的现代戏。如果我们不再创演现代戏,不再探索优秀现代戏的创演方法,婺剧就不能与时俱进,至多只是“传承”,而没有发展了。
为让婺剧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并不断地发展,我们建议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
(一)将缙云县婺剧促进会的工作做实,以发挥更大的作用
2006 年,缙云县婺剧促进会成立,由威望较高、组织能力较强的缙云县政治协商会议原副主席陈子升任会长。缙云县婺剧促进会在保护、传承、发展婺剧的工作上,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如建立浙江省首个婺剧培育项目基地,开设民营婺剧团演职人员培训班,以提升其演艺水平;指导民营婺剧团向规范化、专业化发展,改变“小而散”与“草台班子”的状况;筹集资金,购买电子屏幕、灯光、戏服、乐器等,无偿赠予刚起步的民营剧团;组织竞赛性演出,使民营剧团的优秀演职员和艺术水平较高的戏迷脱颖而出,为其搭建发展平台;指导《却金馆》《轩辕飞天》《县令李阳冰》等新剧目创演工作,扩大缙云婺剧的影响;培训小学音乐教师,使其会演唱婺剧唱段、弹奏婺剧曲调,使婺剧真正地走进校园;编撰、出版《缙云婺剧史》,以保存婺剧文献、回顾婺剧发展历程和探索婺剧的艺术特质。
然而,由于缙云县婺剧促进会是一个无编制、无经费、无权力的“三无”机构,上述成绩的取得,实属不易。为使婺剧这一缙云文化名片熠熠生辉,须将缙云县婺剧促进会的以下工作进一步做实:定期组织各种类型的汇演,举办婺剧艺术发展研讨会,开展婺剧新剧目的创演,支持各小学开设婺剧特长班,等等。
(二)开设婺剧成人演职人员培训班与青少年学历班
由上述可知,缙云商演的民营剧团虽多,但演职人员的整体艺术素养不高,大多数人的演唱技艺是看戏后自己琢磨,或偶尔请老艺人点拨所得,所以,缺少基本功是普遍现象。想要让这样的队伍演出高质量的剧目,是很困难的。因此,提高婺剧演职人员的艺术素养,无论是为保持婺剧当下的火热状态,还是为长远发展考虑,都是必须要做的一件事。
一是由县文化主管部门主办婺剧成人演职人员培训班。培训对象为民营婺剧团和乡镇、行政村的婺剧团体的演员、演奏员骨干。坚持每年举办一至两期。分表演与器乐两个专业,再细分方向,如表演按照行当分正旦、正生、老生、小生、武生、花旦、花脸等,器乐则按乐器分徽胡(包括二胡)、笛子、鼓板等。每个方向招录5— 10人。教师须聘请具有二级以上艺术专业职称、有代表性婺剧剧目曾获地市级以上奖项、有婺剧教学经历、口碑良好、身体健康的退休或在职人员,以退休人员为主。
二是委托戏曲学校或具有培养戏曲人才资质的艺术学校举办婺剧学历班。招生对象为热爱婺剧艺术、有一定表演或演奏基础的户籍在缙云县的初高中生,学业结束合格者,根据学习时间的长短获取相应的毕业证书。无论是培训班,还是学历班,其经费都由县政府财政承担。为确保学员回缙云服务,可先由家长支付,待服务期满后,再退回全部费用。
(三)恢复缙云县婺剧团
缙云县婺剧团1956年在拥和剧团的基础上成立,1990年由个人承包经营后,名存实亡,2012年撤销建制。但在剧团正常运转的30多年间,出现了一批闻名县内外的演员,如梅子仙、黄爱香、施玉芝、范菊英、傅永华、周挺杰、汪爱钏、丁鹏飞、张静花、吴玮玲等。受广大观众高度赞扬的演出剧目有100多部,如传统戏《三姐下凡》《对课》《槐荫树》《黄金印》《送米记》《孙膑与庞涓》《双玉镯》《赵氏孤儿》《岳飞之死》《十五贯》《唐知县审诰命》《三女抢牌》《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等,现代戏《英雄赛好汉》《双坑颂》《朝阳沟》《智取威虎山》《红灯记》《奇袭白虎团》《杜鹃山》《鸡毛飞上天》《山花烂漫》《琼花》《江姐》《红嫂》《夺印》《洪湖赤卫队》《椰林怒火》《赤叶河》《抢伞》《风雷渡》《一个早晨》等。在剧团的鼎盛时期,人数众多,管理严格,演艺水平较高。如在《孙悟空三打白骨精》中主演白骨精的潘美燕回忆说:“白骨精出场,嘴衔着半块骷髅白骨面具,样子难看。我披着披风,一个转身,揭掉面具,就是一个美人面孔。我手一顺、一绕、一挑,眼睛配合使用,演出了一个趾高气扬的白骨精形象。”李挺槐是该剧的鼓板,其“每一板都能敲到点子上,能把人的心敲出来”。该剧在缙云人民大会堂首演时,观众反映很好。再去壶镇庙会演出,日夜场“连演一个星期,都是一票难求”。
撤销缙云县婺剧团建制,是因为彼时缙云的经济不够发达、经济大潮对传统文化的冲击、剧团的管理体制与市场经济发生冲突等。而现在与二三十年前的情况迥然不同: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指引下,优秀传统文化强劲复苏;无论是整个国家,还是缙云一县,经济状况与之前相比,都不可同日而语,完全有能力对戏曲剧团进行兜底性的经济支持;物质富裕的缙云百姓渴望观赏到艺术质量更高的婺剧剧目。正如前文所说,创演高质量的婺剧剧目,民营婺剧团缺乏能力。因此,需要恢复缙云县婺剧团的建制。
缙云县婺剧团的演职人员可以从缙云县内外的民营婺剧团、镇村业余婺剧团、婺剧戏迷组织中遴选,并设编剧、导演、舞美、作曲与管理等岗位,由缙云县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直接领导。其性质为民营公助,除县政府派驻剧团的团长、党支部书记外,其他人员不入事业编制。
恢复后的缙云县婺剧团有三个主要职能:1. 创、演高质量的受广大观众欢迎的婺剧剧目,以引领全县的婺剧团体;2. 代表缙云县参加省市与全国的戏曲汇演或比赛,展示缙云婺剧的艺术水准;3. 演出实验性婺剧剧目,对其内容和形式进行探索,以开拓婺剧可持续发展的正确道路。
当前戏曲处于生死存亡的关键时期,如何保护、传承、发展这一民族艺术的瑰宝,是亟须解决的问题。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如果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的强力保护,戏曲剧种会不断地、成群地消失。即便有几个像婺剧这样富有生机的地方剧种,也挽救不了戏曲衰亡的命运。而从缙云婺剧乃至整个婺剧兴旺的经验来看,要增强戏曲的生命力,须在内外生态建设上下功夫。内生态就是戏曲行业自身,不但要顺势而行,根据时代的要求进行“创新”,更要准确地把握戏曲有别于其他艺术形式的美学特质,也就是“守正”。外生态则是构建传统文化体系完整,乡村经济发达与人民群众喜爱看戏曲、唱戏曲并能由自己决定看什么、唱什么的环境。
本文刊于《文化艺术研究》202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