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智慧心理学是一门研究个体和群体智慧心理与行为之规律，以提升其智慧水平的科学。以礼仪之邦闻名于世的中国古人很早就看到了智慧的价值，看到了智慧可教可学，推崇“凡取人之术，苟不得圣人，君子而与之，与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的选才、用才标准。追本溯源，自先秦时期的老子、孔子和墨子，古代先贤就开始关注智慧问题，并留下厚重的智慧心理学思想。中华传统智慧心理学思想虽源远流长，从现代心理学视角研究智慧的历史却极短暂。中国大陆开始现代意义的智慧心理学研究起步颇晚，大致始于21世纪初，最显著的成果是首次建构出智慧的德才一体理论、愚蠢的德才欠缺理论，并首次编制出“整合智慧量表”，提出了人工智慧的概念和人工智慧测验；台湾省开始现代意义的智慧心理学研究稍早于大陆，最重要的成果是建构出智慧的历程观。展望未来，首先，本文提出中国智慧心理学研究至少要关注十大问题，它们构成智慧心理学未来5～10年发展的重要方向。其次，本文重点阐述了“探索以新一代人工智能为技术基础的智慧教育新范式”和“大人物的智慧纳建”两个主题。
标题注释：本研究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项目编号：31971014)和2021年度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项目编号：21JZD063)的资助。
关键词：智慧心理学/ 智慧的德才一体理论/ 愚蠢的德才欠缺理论/ 智慧的历程观/ 人工智慧/
作者简介：汪凤炎，博士，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心理学一级学科带头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南京师大道德教育研究所副所长，创建中国社会心理学会人类智慧心理学专业委员会并任首任主任，兼任中国社会心理学会理事、全国德育学专业委员会理事，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文化心理学和智慧心理学；郑红(通讯作者)，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E-mail：zheng-hong＠njnu.edu.cn。
原文出处：《中国社会心理学评论》(京)2025年第第29辑期 第1-17页
智慧心理学是一门研究个体和群体或组织智慧心理与行为之规律，以提升其智慧水平的科学。智慧心理学的研究对象主要包括四个方面：①个体的智慧心理与行为，包括但不限于个体智慧心理和行为的产生与发展规律、脑机制、影响因素以及与相关变量的关系等；②群体或组织的智慧心理与行为，包括但不限于群体或组织智慧心理和行为的产生与发展规律、影响因素以及与相关变量的关系等；③提升个体智慧水平的手段、途径和方法；④提升群体或组织智慧水平的手段、途径和方法。其中，前两个方面属基础性研究，后两个方面属应用性研究。由此可见，智慧心理学是一门基础性与应用性相结合的心理学分支学科。若从智慧的载体看，智慧心理学的研究对象主要包括四个方面。①人类的智慧和愚蠢心理与行为。它包括人类个体和群体或组织的智慧心理与行为，以及人类个体和群体或组织的愚蠢心理与行为。智慧与愚蠢犹如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智慧的反面是愚蠢，愚蠢的反面是智慧。②动物的智慧和愚蠢心理与行为。它包括动物个体和动物群体的智慧心理与行为，以及动物个体和动物群体的愚蠢心理与行为。研究动物的智慧和愚蠢心理与行为，旨在从演化和进化角度更好地揭示人类智慧心理与行为的演化和进化规律(汪凤炎、郑红，2022：42)。③人工智慧。它包括但不限于人工智慧的内涵与类型、人工智慧与人类智慧的比较、检验人工智慧生成的方法和指标、实现人工智慧的技术等。研究人工智慧，一方面是试图一揽子解决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给人类生存与发展可能带来的各种隐患，另一方面也是试图利用人工智慧来进一步拓展人类的智慧(汪凤炎，2024b：564～620)。④神的智慧心理与行为。从宗教心理学角度看，智慧心理学自然也要研究神的智慧心理与行为(汪凤炎、郑红，2025：1)。尤其是欧洲到了中世纪，在基督教看来，人是有罪的，因而对终极真理的理解是有限的，神是完美的，他可以持有终极真理，因此，人类通往智慧的道路是敬畏神，在神面前保持谦卑。《箴言》说，“敬畏上帝是人类智慧的开端”。虽然人类身上所拥有的原罪让人类无法达到上帝的最高智慧，不过，人类一旦追求智慧，能使自己从世俗世界中脱离出来，从而生活在精神世界之中(Bates，1993)。自此之后，智慧是神性(divine nature)还是人性(human nature)的争论，成为西方智慧概念历史演变的一个核心问题，也是文艺复兴时期热议的一个重要主题(Staudinger & Law，2016)。受众多因素的交互影响，智慧心理学在当今心理学大家庭里仍是一个“小不点”。厘清中国智慧心理学的历史、现状和未来趋势，有助于后来者能尽快做到“接着说”(冯友兰语)。
一、中国智慧心理学的历史
甲骨文里就有智字，写作“
”(汉语大字典编辑委员会，2010：1628)。不过，至今未在甲骨文中发现“慧”字(徐中舒，2006：14)，但“慧”字的出现至迟不会晚于公元前573年(鲁成公十八年)，因为《左传·成公十八年》有“周子有兄而无慧，不能辨菽麦”。杜预注：“不慧，盖世所谓白痴。”更重要的是，以礼仪之邦闻名于世的中国古人很早就看到了智慧的价值，看到了智慧可以教、可以学。如《荀子·儒效》说：“我欲贱而贵，愚而智，贫而富，可乎?曰：其唯学乎。”冯梦龙在《智囊自叙》里写道：“人有智犹地有水，地无水为焦土，人无智为行尸。”中华传统文化进而倡导知而获智观：个体只要不断地积累知识，并将之作创造性转化，又用它来为百姓谋福祉，就能通过变知识为智慧的途径而逐渐获得智慧(汪凤炎、郑红，2009)。同时，下述思想虽是司马光在《资治通鉴·周纪一》首次明确提出，却是自孔子以来儒家一贯认可的选才、用才标准：“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凡取人之术，苟不得圣人，君子而与之，与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何则?君子挟才以为善，小人挟才以为恶。挟才以为善者，善无不至矣；挟才以为恶者，恶亦无不至矣。愚者虽欲为不善，智不能周，力不能胜，譬如乳狗搏人，人得而制之。小人智足以遂其奸，勇足以决其暴，是虎而翼者也，其为害岂不多哉!”这样，至少从老子、孔子和墨子开始，古代先贤就一直关注智慧(也写作“知慧”“知惠”或“智惠”)，诞生了道家的天人合一式智慧观、儒家的差序格局式智慧观与墨家的兼爱式智慧观。“智慧”一词在中国古籍里最早出自《墨子·尚贤中》：“若此之使治国家，则此使不智慧者治国家也，国家之乱，既可得而知己。”至于通行本《老子·十八章》里虽有“智慧出，有大伪”一语，不过，郭店简本无此句，帛书及通行本均衍出“智慧出，有大伪”句，应该删掉(陈鼓应，2009：132)。虽然《论语》中未出现“智慧”一词，但据杨伯峻的统计，“知”字在《论语》中共出现了116次，其中作“智慧”义有25次(杨伯峻，1980：256)。据《论语·卫灵公》记载，孔子曾说：“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慧，难矣哉!”意即，同大家整天在一起，不说一句有道理的话，只喜欢卖弄小聪明，这种人真难教呀!(杨伯峻，1980：165)为了让人更好地习得智慧，明人冯梦龙整理了上起先秦、下迄明代的正史、笔记和野史资料中的智慧故事，编撰成《智囊全集》一书，全书共包含1404则智慧故事，可归纳为22个大类(Xiong & Wang，2022)，大致可分为“有德有才”和“主要只凸显才华”两类(详见表1)。
二、中国智慧心理学的现状
与艾宾浩斯(Hermann Ebbinghaus)声称的“心理学有一长期的过去，但仅有一短期的历史”相类似(波林，1981：ⅱ)，智慧心理学思想虽源远流长，从现代心理学视角研究智慧的历史却极短暂。一般认为，在国外，现代意义的智慧心理学研究始于20世纪70年代，至迟不晚于1976年(张凯丽、郑红、汪凤炎，2023)，公认薇薇安·克莱顿(Vivian Clayton)是第一位用实证法研究智慧的心理学者(Hall，2010)。
台湾省开始现代意义的智慧心理学研究稍早于大陆，杨世英是台湾省开始现代意义的智慧心理学研究的第一人。杨世英与其导师斯腾伯格(Robert J.Sternberg)于1997年在《智力》(Intelligence)杂志第1期上合作发表的题为《台湾居民的智力观》一文，只见“智力”(intelligence)未见“智慧”(wisdom)一词。杨世英于2000年5月完成了题为《台湾居民的智慧观》的博士学位论文，题目里已有“智慧”(wisdom)一词。2001年杨世英将与其博士学位论文同名的论文发表在《跨文化心理学》(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第6期上。由此可知杨世英开始现代意义的智慧心理学研究不早于1998年。杨世英与斯腾伯格教授类似，也将智慧视作人与情境互动中的一种属性，认为智慧是经由思考上的整合，经由行动实践之后，于现实生活中发挥积极影响力而展现的一系列历程，它包含整合(integration)、具体实践(embodiment)和积极效应(positive effects)三个核心组成部分。在日常生活中，智慧起始于个体在思考上整合了多种想法与价值观，进而形成了能对人类美好生活有所促进的愿景(good-life promoting vision)，在经由具体实践其愿景之后，为个体本身和承受个体行为后果的周遭他人带来积极的影响(Yang，2008)。
大陆开始现代意义的智慧心理学研究颇晚，可追溯至2004年春季，笔者在大陆开启了现代意义的智慧心理学研究(汪凤炎、郑红，2025：2)。促使笔者于2004年春季学期开始进入智慧心理学这个领域的最直接原因，是来自当时接到某位小学或中学校长的一个电话。校长在电话中邀请笔者两周后到其学校为教师做以智慧教育为主题的讲座。记得当时在电话中第一次听到“智慧教育”这个主题词时，笔者的第一反应还以为是校长的口误，误将“智力教育”说成了“智慧教育”，于是在电话中与他核实，结果他明确告诉笔者，是想请笔者去做一场有关智慧教育的讲座。实话说，在此之前，笔者只学过智力理论和智力测验，虽然“智慧”在汉语里是一个常用词，却从未真正从学理上接触过智慧和智慧教育。此次出于各种考虑，只得硬着头皮接受邀请。生活中有些精彩的到来往往出乎意料!打完电话后笔者赶紧为此次讲座准备讲义，一查文献才发现心理学家已对智慧和智慧教育做了大量研究，其中，巴尔特斯(P.B.Baltes)、斯腾伯格与施陶丁格(U.M.Staudinger)等人的研究成果给笔者留下了深刻印象。尤其是斯腾伯格于2001年在《教育心理学家》第4期上发表的《为什么学校应该为智慧而教：教育背景下的智慧平衡理论》和《为智慧而教的智慧之处：对5个批评的回应》两篇文章对笔者的启发很大(Sternberg，2001a；2001b)，让笔者一下子对接下来的讲座心中有底。因为有了前辈的扎实研究做基础，那次讲座的反响颇佳，也让笔者切实体会到中小学老师对智慧教育的渴望。有时人们是因为看见才相信，有时人们是因为相信才看见。在智慧心理学这个主题上，笔者是因为看见才相信。自此之后笔者便清楚地认识到智慧心理学是一个前景广阔的研究领域，因为真正健全的人除身心健康与品德良好外，还须有足够的聪明才智，否则，易成为无用的好人，或易上奸诈小人的当。于是从2004年春季学期开始，笔者在整合博士阶段的心理养生研究和博士后阶段的德育心理学研究的基础上，又融入聪明才智这个部分，便有了智慧心理学这一研究主题(汪凤炎、郑红，2025：2～3)。
此前，通过1995年、1996年和1997年共3个暑期的“社会心理学高级研讨班”(由杨国枢、黄光国和杨中芳等港台心理学家主讲)的学习，笔者对本土心理学已有较多了解。稍后，经过再三权衡，笔者于1998年决定将研究中国文化心理学作为自己从事一生的志业(汪凤炎，2019a：1～9)。2001年春季学期，笔者在南京师范大学首开的“中国文化心理学”课程，至2004年春季学期已讲了3个学年。《中国文化心理学》书稿截至2004年春季学期也已完稿(汪凤炎、郑红，2004)。有了上述这些经历，笔者深刻体会到“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的道理，对两类缺少自己“灵魂”的研究——“打补丁式”(也叫“跟班式”)和“缺少自己的理论，为实证而实证式”的研究——不再热衷(杨国枢，1993；汪凤炎，2008：708)，对符合中国文化传统的心理学的价值有了更加清醒的认识。这样，在研究智慧心理学之初，笔者就暗下决心，不能再走缺少自己“灵魂”研究的老路，而要尝试走“接着说”的路子，以智慧心理学研究为突破口，为中国文化心理学如何开展原创性研究提供一个样例。所以，在研究之初，笔者的研究思路是：①摸清国内外智慧心理学的研究历史和现状，挖掘中国传统文化里蕴含的智慧心理学思想；②尝试建构小型智慧理论，并不断用实证研究检验和完善这些理论；③以自己提出的小型智慧理论为依据，提出一套培育智慧的策略；④以自己建构的小型智慧理论为依据编制相关智慧量表，开展智慧测量研究；⑤以自己建构的小型智慧理论为依据，将之拓展到新的研究主题上，先是拓展到智慧的反面——愚蠢上，再拓展到人工智慧与社会治理上(主要集中在智慧建言、智慧纳建和智慧治理上)，然后视研究的进展，再决定是否继续开拓新的研究主题(汪凤炎、郑红，2025：3～4)。按此思路，经过21年的研究，笔者在借鉴和吸收中西方智慧心理学思想精髓的基础上，通过理论探索与实证研究，取得了系列研究成果，其中，最重要的有三个方面。
首先，首次建构出“智慧的德才一体理论”，也叫“智慧的德才兼备理论”或“智慧的综合心理素质论”(简称素质智慧论)，是指从德才一体的角度界定智慧，主张德才一体方是智慧的一种理论。其核心内容有如下几个方面。①对智慧的新界定。主张在行为—心理素质—个体或群体三个层面界定智慧：从行为层面看，智慧是智慧行为的简称，智慧行为是指创造性地解决一个难题，并且其行为结果是利他的，而此利他结果被证明是有善良动机的；从心理素质的角度看，智慧是指个体在其智力与知识的基础上，经由经验与练习习得的一种德才一体的综合心理素质。良好品德与聪明才智的合金是智慧的本质；从个体或群体角度看，智慧是指具备德才一体素质的个体或群体。②对智慧结构的新看法。主张智慧的二维结构观，认为智慧由德与才两部分组成，将德才一体素质视作智慧的充要条件。所以，智慧中必须包含足够的善。并且，从动机、手段与效果的角度来看，智慧中的善主要有动机上的善、效果上的善与手段上的善三种；从品德角度讲，基于道德基础理论(moral foundations theory)(Haidt，2007；Haidt & Graham，2007；Graham et al.，2013)，适当兼顾人性化、独特性、经济性以及本土性和国际性相结合四个原则进行筛选，智慧中的善主要包括敬畏、节制、责任、诚信、仁爱、平等公平公正中的一种或多种(汪凤炎，2024c：150～168)。智慧中的聪明才智主要由正常乃至高水平的智力、足够用的实用知识和良好思维方式三部分构成。③对智慧的新分类。依据智慧包含才能的性质不同，将智慧分为人慧与物慧；依据智慧包含的创造是真创造还是类创造的差异，将智慧分为真智慧与类智慧；依据智慧是情境性的还是泛情境性的差异，将智慧分为特定领域的智慧、普遍性领域的智慧与全知全能的智慧。④对影响智慧生成与发展因素的新看法。主张用遗传、成熟、环境、教育和主体性五因素交互作用论和智慧的素质与情境交互作用模型来解释影响智慧生成与发展的诸因素(汪凤炎、郑红，2022：98～193；Zhang et al.，2023)。智慧的德才一体理论现已得到一些实证研究的支持(陈浩彬，2020；陈浩彬、汪凤炎，2016、2020)。
其次，首次建构出“愚蠢的德才欠缺理论”。其核心观点主要包括对愚蠢的新定义和对愚蠢的新分类两部分。先主张从行为—心理素质—个体或群体三个层面界定愚蠢。从行为层面看，愚蠢是愚蠢行为的简称，愚蠢行为是指个体或群体因德或才有欠缺而做出了损害他人或自己与他人正当权益的错误行为。从心理素质的角度看，愚蠢是指个体因自身在品行或聪明才智上有欠缺，导致无法以睿智、豁达的态度看待人生、展现人生，无法洞察生活中形形色色的人与事，从而易做出不理智的举动，使其生活越过越糟糕，或者，使其生活先好后差；当其面临一个复杂问题情境时，由于自身在品行或聪明才智上有欠缺，做出错误的判断、决定或行动，并因此而损害了他人或自己与他人的正当权益，最终可能害人害己，甚至还会给群体、国家或人类的健康与可持续性发展造成巨大损失。从个体或群体角度看，愚蠢是指愚蠢者，后者是指经常犯错误或犯了大错误乃至致命错误的个体或群体。从德才欠缺角度剖析愚蠢，根据愚蠢的成因不同，可将愚蠢分为少智式愚蠢和缺德式愚蠢两大类型，二者的混合便是混合型愚蠢。“少智式愚蠢”指个体因自身在聪明才智上的某种欠缺而产生的愚蠢。它对应传统意义上的“聪明”。在此意义上，说一个人“愚蠢”就意味着此人在聪明才智上存在某种欠缺，甚至因智障而导致才德俱无。缺德式愚蠢是指个体因自身在品行上的某种欠缺而产生的愚蠢。与少智式愚蠢的对立面是聪明不同，缺德式愚蠢的反义词是“智慧”。说一个人犯了缺德式愚蠢，只表明此人有智无德、才多德少或德才分离，并不意味着此人智力低下、知识匮乏或社会阅历太浅，也不意味着此人缺乏创造性思维或不能干，甚至恰恰相反，此人就智商而言是正常甚至是很高的，单纯就才华而言可能是极能干的。说一个人有智慧，就意味着此人具备德才一体的综合心理素质；说一个人有大智慧，就意味着此人言行中展现出大德与卓越才华的有机统一(汪凤炎、郑红，2018；2022：300～313)。
最后，以“智慧的德才一体理论”和“愚蠢的德才欠缺理论”为基础，首次编制出“整合智慧量表”(傅绪荣、汪凤炎，2020)，首次建构出“人工智慧”的概念和“人工智慧测验”(汪凤炎、魏新东，2018；汪凤炎、郑红，2024：564～620)，首次探讨了智慧建言、智慧纳建(汪凤炎、郑红，2022：274～299)、所罗门悖论的文化适用性与破解之道(魏新东、汪凤炎，2021；王伊萌等，2024)、智慧与正念和社会善念(王伊萌等，2022；王伊萌等，2023)、智慧教育等主题(汪凤炎、郑红，2022：328～358)。
根据上述研究思路，《中国社会心理学课论》第29辑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优先考虑实证性论文、作者的代表性和主题的多样性，综合这些标准，经过盲审、编辑部再审和主编终审三个环节，除本篇代卷首语外，最终收录了10篇论文，大致可分为四大领域：《雏凤清于老凤声?物慧水平的年龄差异研究》《测量中国人的智慧：“整合智慧量表(修订版)”的信效度》和《智慧是否具有“弗林效应”?基于1998～2024年的横断历史元分析》属于智慧心理学基础研究，前者是首篇运用实验法探讨物慧及年龄差异的论文，中者是首篇修订以智慧的德才一体理论为理论基础编制的“整合智慧量表”的论文，最后一篇通过元分析，首次发现智慧测量存在反弗林效应；《父母支持、学校支持与小学高年级学生智慧的关系：个人成长主动性的中介作用》《好奇生慧：认知好奇心对智慧的促进作用及其边界条件》和《负性生活事件和个体智慧的关系、机制与后效》均属智慧发展与智慧教育方面的研究，三文依次探讨了父母支持、学校支持、个人成长主动性、好奇心、负性生活事件与智慧的关系；《智慧推理与积极孝道的关系：子女成熟度的中介作用和亲密度的调节作用》《贫困感知对城乡居民精神幸福感的影响：社会支持的中介作用和智慧的调节作用》和《何以有效纳建?——过程、结果与智慧评价的整合视角》均属智慧治理方面的研究；《智慧疗愈的独特定位与核心挑战：应对人生困境的真理难题与平衡艺术》属智慧心理治疗方面的研究。上述研究探索性强，希望能够抛砖引玉，引发更多读者的兴趣。
三、中国智慧心理学的前瞻
在《智慧心理学的理论探索与应用研究》(增订版)一书里，笔者曾指出，展望未来，智慧心理学研究必须关注十大问题，它们是智慧心理学未来5～10年发展的重要方向。①智慧能有统一的定义吗?②如何编制出有良好信效度并有常模的测量成人与儿童智慧发展水平的量表?③如何准确确定智慧的脑机制?④如何改进智慧的研究方法?⑤如何提高智慧心理学的研究深度?⑥如何智慧地解决涉及自身利益和涉及很多人甚至事关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乃至全球生存与发展的难题?⑦智慧心理学还有哪些值得拓展的主题或领域?⑧如何从发展心理学角度探讨智慧的发展规律?⑨如何开展智慧教育?⑩如何开展有智慧的社会治理?(汪凤炎、郑红，2025：736～749)这些问题可以在具体研究主题中进行深化，下面只详论其中的两个主题。
(一)探索以新一代人工智能为技术基础的智慧教育新范式
多种因素的交互影响，当今全球已进入“数字化”“智能化”“乌卡时代”(VUCA)和“高风险社会”(陈振明，2023)。为了让生活在“乌卡时代”“高风险社会”“数字化”和新人工智能时代的人们尤其是青少年做出正确应对，响应党和国家提出的“培养造就大批德才兼备的高素质人才”“发展新质生产力”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含智慧文化)的号召，顺应新一代人工智能和“智联网+”的时代发展潮流，教育部于2025年5月16日正式发布《中国智慧教育白皮书》，这是我国首次以“智慧教育”为主题发布的白皮书，2025年成为中国智慧教育元年。为此，要与时俱进，在充分借鉴与汲取以哲学家(典型代表是怀特海，2023)和教育家[以孔子、王阳明和David Perkins(1992)等人为代表]为主体探讨和开展的智慧教育(wisdom/intelligence/smart education)、以智慧心理学专家为主体探讨和开展的智慧教育(wisdom education)(Sternberg，2001a、2001b；汪凤炎，2022)和以教育技术专家为主体开展的智慧教育(smart education)(祝智庭、贺斌，2012)三种智慧教育旧范式精义的基础上，向第四种范式——以新一代人工智能为技术基础的智慧教育范式(AI-Based Wisdom-Oriented Educational Paradigm，AWEP)——演进(见表2)，这是亟需探索的一种智慧教育新范式，其最核心特征有三个方面：①将“德才一体方是智慧”的新理念贯穿智慧教育全过程；②以新一代人工智能为技术基础建设智能型校园与课堂；③评价方式从经验型转向智能型。
进而，借鉴布鲁纳(J.S.Bruner)螺旋式课程(spiral curriculum)思想，根据个体身心发展水平的高低，笔者主张，先将智慧教育课程分为初级、中级和高级三个层次，每个层次的智慧教育课程均围绕19个主题进行设计：
(1)智慧的价值
(2)智慧的内涵
(3)智慧的结构与类型
(4)愚蠢的内涵与类型
(5)道德与智慧(上)
(6)道德与智慧(中)
(7)道德与智慧(下)
(8)才华与智慧(上)
(9)才华与智慧(下)
(10)智慧与自我
(11)智慧与正念和个人成长主动性
(12)智慧与顺境和逆境
(13)智慧与幸福感和美好生活
(14)智慧建言
(15)智慧纳建
(16)智慧治理
(17)人类智慧与人工智慧
(18)(实践)鼓励学生用智慧的眼光审视自己的生活
(19)(实践)引导学生在自己的生活中过智慧生活
课程名称可定作“智慧心理学十七讲”之类。若课时不够用，可适当将前17个主题做些合并和压缩，但后面2个实践类主题绝不能少。因为古今中外的历史以及“实践出真知”“失败乃成功之母”“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陆游：《冬夜读书示子聿》)之类的成语、谚语、俗语或诗句等均启迪人们，人类的智慧不是天生的，而是在实践中习得和成长的，智慧水平的提升与人生阅历的丰富程度有明显的正相关。个体即便在“知”上学好了智慧心理学课程，若没有通过实践将其中的陈述性知识转化为程序性知识(含默会知识)，没有通过实践检验哪种方法最适合自己，遇到难题时就无法及时转化为智慧行为，那么只能停留在“纸上谈兵”的层次，无法产生积极效用。同时，针对不同年龄阶段和水平的学生，智慧教育课程的内容与教授方式有一定差异：在主要面向小学生的初级智慧教育课程里，教授内容要简单、具体，教授方式宜“以直观教学为主，适当兼顾其他教授方式”；在主要面向中学生的中级智慧教育课程里，教授内容要稍有难度，教授方式宜“以简单论证为主，适当兼顾其他教授方式”；在主要面向大学生(含同等学力)及以上学历人群的高级智慧教育课程里，教授内容要深刻、系统，教授方式宜“以深刻剖析与论证为主，适当兼顾其他教授方式”。并且，智慧教育的要求也有低、中、高之分。因此，智慧教育要像佛教中的千手千眼观音那样，虽然真身只有一个，化身却有千千万，并且做到常以种种善巧和方便度化众生，众生应以何身得度，即化现之而为说法，若能做到如此境界，方是高水平的智慧教育(汪凤炎，2022)。一旦按照上述理念和课程设计在大中小学开展一体化智慧教育，引导大中小学学生及早生出智慧心，方能以不变应万变，更能高效提升大中小学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概要地讲，中国民众多有讳言心病的传统(汪凤炎，2019b：219～223)。“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一旦患者求救于心理咨询师尤其是心理医生，往往意味着其前期各种暗地自救自治措施均已失效，病症已颇为严重，已错过“治未病”甚至是“治小病”的黄金时间。故从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入手，介入时间太晚，这是当下虽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仍无法摁下心理患病率走高趋势的根本原因之一。同时，生活中某些偶发的激情伤害乃至犯罪案例，原因之一是由于个体缺少足够应急的智慧。因此，要想科学落实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健全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和危机干预机制，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就必须汲取中华整体思维和系统思维的精义，“未病先治，防患于未然”，跳出单纯从心理健康谈健康的刻板套路，做到未雨绸缪，将防治措施前移，先开展智慧教育，随后逐步建立起立体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先区分不同人群，然后有的放矢地采取相应的策略(见图1)。
图1 立体社会心理服务体系
处于“基础面”的是心理正常或健康者。它在全人群里占大多数。面向基础面人群，首先是开展智慧教育，通过智慧教育培育个体的智慧心(汪凤炎，2024a)，增强个体的抗压力，从而防止其中某些人出现如下突发心理与行为：错误应对突发事件，并在转瞬间从心理健康者变成心理疾病患者或出现反社会人格，进而做出损害他人正当福祉的举动。其间若发现道德修养偏弱者，再加一门针对性课程，即通过道德教育增强个体的道德心；其间若发现心理健康偏弱者，再加一门针对性课程，即通过心理健康教育增强个体的健康心。对于心理亚健康者而言，先要及时面向他们开展心理咨询，再辅之以智慧教育、道德教育或心理健康教育。对于心理疾病患者，先要及时对他们进行心理治疗，缓解其症状，等其症状缓解后，再继续给其治疗，直至其病情明显好转且稳定或康复，在此过程中，辅之以心理咨询、智慧教育、道德教育或心理健康教育。一旦康复，就将其纳入基础面人群，继续对其开展智慧教育、道德教育或心理健康教育。
智慧教育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智慧教育是指一切以增进人的智慧为目的的社会活动；狭义的智慧教育是指在学校中专门开展的旨在引导受教育者生成或增进智慧的活动(汪凤炎，2022)。狭义智慧教育属于显性教育。广义的智慧教育的实现路径是：在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包括隐性教育)和社会教化中(如在制定相关的社会政策时)，宜有意识地推广和践行“德才一体”的智慧理念，引导孩子、学生和社会成员逐渐养成将德与才结合在一起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的习惯与能力，引导个体将智慧用在解决学习、生活和工作中所遇到的难题上，让智慧心理学成为有用之学。
(二)大人物的智慧纳建
智慧纳建是指决策者采纳他人建言并做出智慧决策的行为。从纳建主体是小人物还是大人物的角度来看，可将智慧纳建分为小人物的智慧纳建和大人物的智慧纳建两种类型。前者是指小人物采纳他人建言并做出智慧决策的行为；后者是指大人物采纳他人建言并做出智慧决策的行为。这里所说的小人物是指对事关多数人利益的重大公共事务没有生杀予夺大权的人，如普通老百姓和小官吏等；大人物是指对事关多数人利益的重大公共事务拥有生杀予夺大权的人，有时他的言行甚至能左右由其掌控的组织或国家的命运。
俗话说，“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从影响力大小来看，单个小人物对他人、对组织、对社会、对国家、对人类的健康与可持续性发展的影响力一般极其有限，有时小到几乎可忽略不计；与此不同，大人物对他人、对组织、对社会、对国家、对人类的健康与可持续性发展的影响力往往非常大。相应地，小人物能否智慧纳建，一般至多只影响到极少数人(如他自己及与其关系亲密的少数人)的业绩和生活质量；大人物能否智慧纳建，常常能影响到很多人的业绩和生活质量，甚至决定了一个国家的兴衰存亡乃至人类文明进程的走向。可见，研究各行各业大人物能否智慧纳建以及如何智慧纳建，就不仅仅是一个学术问题，更是一个事关组织、国家乃至人类的生死存亡和福祸的现实问题。遗憾的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绝大多数心理学研究者都是小人物，一般很难接触到同时代的大人物，更难找到足够数量、足够级别的大人物作为研究对象。解决办法之一是研究历史上的大人物，让今天的大人物看后能做到以史为鉴。
为什么有的大人物非常善于智慧纳建，有的却刚好相反，听不进高参提出的任何智慧建言?深入剖析刘邦、李世民等人成功进行智慧纳建的实例(智慧纳建的正例)和智伯、项羽等人无法做到智慧纳建的实例(智慧纳建的反例)，可以看清其背后的心因。在古代社会，除极少数人因生在豪门，既得到父母、父或母强有力的支持，兄弟姐妹中又无强有力竞争者，或干脆就是父母的一根独苗，通过世袭的方式能很轻易变成大人物外，对于多数人而言，从小角色变成大人物，一般就说明其有过人之处，曾取得骄人业绩。如何看待自己的成功，成为其能否智慧纳建的一个关键因素。综合《史记·留侯世家》《史记·淮阴侯列传》和《史记·汉高祖本纪》的记载，刘邦胸有大志(虽有时也被美色等贪欲所迷惑而暂时忘却)，其个人才华虽较之项羽差之太远，但刘邦对自己、对韩信、对张良、对萧何等人的长处和短处都有清醒的认知，这正是智慧者的一个重要指标。用苏格拉底的话说，智慧者所拥有的所有智慧就是清醒地认识到自己一无所知。并且，在楚汉战争的前期，刘邦经常失败，失败易让人看到自己能力的边界。正是认识到自己的缺陷和自己能力的边界，又胸有大志，才能敞开心扉，虚心纳建，广纳天下英才提出的智慧建言，最终在楚汉战争中取得胜利，奠定了汉朝的基业。可见，像刘邦这类大人物者之所以善于智慧纳建，是因为他既有远大理想，又有清晰的自我认知，从而能做到智识谦虚，因此就有了经验开放性，自然能智慧纳建，即一般遵循“远大理想+清晰的自我认知→智识谦虚→经验开放性→智慧纳建”的规律。反观项羽之类的大人物，无法做到智慧纳建的一个最根本原因是：出现了“致命的自负”(the fatal conceit)。“致命的自负”是英国经济学家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提出的一个重要概念(哈耶克，2000：73～100)，借到这里使用时，其含义是指：大人物在面临决策时需要许多信息，但这之中有很多关键信息都处于缺失状态，这种缺失状态造成了大人物的无知，大人物对自己的无知不但一无所知，反而觉得自己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将权力中心等同于真理的中心，坚信自己处于真理的一方，别人都处于谬误的一方，进而固执己见(Sternberg，2004)，听不进周围人的智慧建言，无法智慧纳建，导致做出愚蠢的决策。为什么项羽之流会出现“致命的自负”?正是先前他取得的大成功+手握大权+将大成功错误地归因于个人能力=致命自负。这里，“大成功”和“大权”可以是主观评价，也可以是客观评价，并且，两种评价可以一致，也可相差很大。当然，如果个体将获得大权视作大成功，还可将此公式简化为：大成功+将大成功错误地归因于个人能力=致命自负。例如，据《史记·项羽本纪》记载，项羽的个人才华出众，在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以少胜多的“巨鹿之战”中破釜沉舟，表现神勇，最终率领楚军全歼秦朝的王离军，确立了自己在军中的领导地位，并于八个月后迫使章邯率领二十万秦军投降。项羽在“巨鹿之战”及其后灭秦的战争中取得巨大成功，手握大权，自封“西楚霸王”，并将成功错误地归因于个人的卓越能力，觉得自己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听不进谋臣范增等人的智慧建言，导致麾下像韩信之类的英才不为项羽所用，只好纷纷改投刘邦，结果，刘邦实力大增，而项羽实力大减，这一增一减为楚汉战争中项羽的彻底失败埋下了伏笔，最终，垓下一战，项羽一方全军覆没，项羽也自杀身亡。
从理论上看，智慧心理学的研究领域遍及人类生活，但各个领域必有各自的特殊规律，并与相关背景和因素结合。如何有智慧地研究智慧心理学，值得我们去探索。
参考文献
[1]陈鼓应，2009，《老子注译及评介》(修订增补本)，中华书局。
[2]陈浩彬、汪凤炎，2016，《人慧与物慧：基于智慧描述词与提名智慧者的分类》，《心理学探新》第3期，第203～210页。
[3]陈浩彬、汪凤炎，2020，《中国文化中的智慧结构探析》，《心理学探新》第1期，第42～49页。
[4]陈浩彬，2020，《智慧德才一体理论的实证研究》，江西人民出版社。
[5]陈振明，2023，《“乌卡时代”公共治理的实践变化与模式重构——有效应对高风险社会的治理挑战》，《东南学术》第6期，第68～77、247页。
[6]傅绪荣、汪凤炎，2020，《整合智慧量表的编制及信效度检验》，《心理学探新》第1期，第50～57页。
[7]E.G.波林，1981，《实验心理学史》，高觉敷译，商务印书馆。
[8]哈耶克，2000，《致命的自负：社会主义的谬误》，冯克利、胡晋华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9]汉语大字典编辑委员会，2010，《汉语大字典》(第二版九卷本)，四川出版集团·四川辞书出版社，湖北长江出版集团·崇文书局。
[10]怀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2023，《教育的目的》，周邦宪译，商务印书馆。
[11]汪凤炎，2024a，《培育智慧心：提升立德树人效果的有效路径》，《阅江学刊》第3期，第144～163页。
[12]汪凤炎，2019a，《中国文化心理学新论》(上册)，上海教育出版社。
[13]汪凤炎，2024b，《人工智能的多视角审视》(上下册)，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
[14]汪凤炎，2019b，《中国文化心理学新论》(下册)，上海教育出版社。
[15]汪凤炎，2024c，《中国传统德育心理学思想新论》，上海教育出版社。
[16]汪凤炎，2022，《关于智慧教育的三个基本问题》，《阅江学刊》第1期，第85～97页。
[17]汪凤炎、魏新东，2018，《以人工智慧应对人工智能的威胁》，《自然辩证法通讯》第4期，第9～14页。
[18]汪凤炎、郑红，2018，《论愚蠢的德才欠缺理论》，《心理学探新》第5期，第387～392页。
[19]汪凤炎、郑红，2009，《“知而获智”观：一种经典的中式智慧观》，《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4期，第104～110页。
[20]汪凤炎、郑红，2014，《智慧心理学的理论探索与应用研究》，上海教育出版社。
[21]汪凤炎、郑红，2025，《智慧心理学的理论探索与应用研究》(增订版)，上海教育出版社。
[22]汪凤炎、郑红，2022，《智慧心理学》，上海教育出版社。
[23]汪凤炎、郑红，2004，《中国文化心理学》，暨南大学出版社。
[24]汪凤炎，2002，《中国传统德育心理学思想及其现代意义》，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25]汪凤炎，2000，《中国传统心理养生之道》，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6]汪凤炎，2017，《中国文化心理学：研究意义、内涵与方法》，《江西社会科学》第9期，第5～13页。
[27]汪凤炎，2008，《中国心理学思想史》，上海教育出版社。
[28]汪凤炎，2015，《中国养生心理学思想史》，上海教育出版社。
[29]王伊萌、王振东、汪凤炎，2024，《“当局者迷”破解之道：智慧的正念干预研究——个人成长主动性与反思的作用》，《心理发展与教育》第1期，第142～152页。
[30]王伊萌、王振东、汪凤炎，2022，《正念与大学生智慧推理的关系：个人成长主动性的部分中介作用》，《心理科学》第1期，第54～60页。
[31]王伊萌、张敬敏、汪凤炎、许文涛、刘维婷，2023，《勿以善小而不为：正念与智慧——社会善念与观点采择的链式中介》，《心理学报》第4期，第626～641页。
[32]魏新东、汪凤炎，2021，《自我-朋友冲突情境下智慧推理的文化差异及其机制》，《心理学报》第11期，第1244～1259页。
[33]徐中舒，2006，《甲骨文字典》(第2版)，四川辞书出版社。
[34]杨伯峻，1980，《论语译注》，中华书局。
[35]杨国枢，1993，《我们为什么要建立中国人的本土心理学?》，《本土心理学研究》第1期，第1～38页。
[36]杨世英、张钿富、杨振昇，2006，《智慧与领导的关系：探究透过领导展现的智慧》，《教育政策论坛》第4期，第119～150页。
[37]张凯丽、郑红、汪凤炎，2023，《“一个序曲”与“两个阶段”：智慧心理学近50年研究历程的写照》，《心理科学进展》第5期，第721～735页。
[38]祝智庭、贺斌，2012，《智慧教育：教育信息化的新境界》，《电化教育研究》第12期，第5～13页。
[39]Bates,C.A.(1993).Wisdom:A postmodern exploration[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40]Graham,J.,Haidt,J.,Koleva,S.,Motyl,M.,Iyer,R.,Wojcik,S.P.,& Ditto,P.H.(2013).Moral foundations theory:The pragmatic validity of moral pluralism.Advances in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47,55-130.
[41]Haidt,J.,&Graham,J.(2007).When morality opposes justice:Conservatives have moral intuitions that liberals may not recognize.Social Justice Research,20(1),98-116.
[42]Haidt,J.(2007).The new synthesis in moral psychology.Science,316(5827),998-1002.
[43]Hall,S.S.(2010).Wisdom:From Philosophy to Neuroscience.New York:Knopf Press.
[44]Perkins,D.(1992).Smart Schools:Better thinking and learning for every child.New York:the Free Press.
[45]Staudinger,U.M.,& Law,A.(2016).Wisdom.In H.S.Friedman(Eds.),Encyclopedia of Mental Health(2nd Edition),Volume 4(pp.375-381).Elsevier Inc.
[46]Sternberg,R.J.(2001a).Why Schools Should Teach for Wisdom:The Balance Theory of Wisdom in Educational Settings.Educational Psychologist,36(4):227-245.
[47]Sternberg,R.J.(2001b).How wise is it to teach for wisdom? A reply to five critiques.Educational Psychologist,36(4):269-272.
[48]Sternberg,R.J.(2004).Why smart people can be so foolish.European Psychologist,9(3),145-150.
[49]Xiong,M.-m.&Wang,F.-y.(2022).Manifestations of Wisdom in Ancient China:An Analysis of the Zhinang Quanji.Culture & Psychology,28(4),506-526.
[50]Yang,S.-y.(2008).A Process View of Wisdom.Journal of Adult Development,15(2),62-75.
[51]Yang,S.-y.(2016).Exploring wisdom in the Confucian tradition:Wisdom as manifested by Fan Zhongyan.New Ideas in Psychology,41,1-7.
[52]Zhang,K.-l.,Shi,J.,Wang,F.-y,& Ferrari,M.(2023).Wisdom:Meaning,Structure,Types,Arguments,and Future Concerns.Current Psychology,42,15030-1505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