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以往关于深度访谈的研究可以分为两条脉络：一是将其作为研究方法来看待，注重总结深度访谈的原理机制与实践运用；二是将其作为研究对象来分析，注重探讨影响深度访谈过程的各种内部与外部因素。上述两类研究成果由于忽略了方法背后的理论渗透，从而错过了提升方法自觉的契机。理论导向下的方法研究则借鉴方法渗透理论，主张研究者在考察相关理论对方法的潜在影响的基础上，通过识别方法典型要素、提供对应理论解释和设计适当干预策略，来改进方法程序。在这一方法观照下，深度访谈可依据访谈题目与访谈关系两个标准划分为有效响应、普遍有偏响应、特殊有偏响应和无效响应四种类型。研究者可通过引入相关理论深入考察四种访谈类型存在的不同局限，并在此基础上施加有针对性的干预策略，以提高深度访谈的质量。
标题注释：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互联网时代主流文化生产和传播的规律研究”(24&WZD20)。
关键词：深度访谈/ 访谈关系/ 访谈题目/ 方法自觉/
作者简介：张杨波(1981- )，男，法学博士，武汉大学社会学院教授(武汉 430072)。
原文出处：《湖北社会科学》(武汉)2025年第11期 第72-82页
一、问题的缘起
自社会学学科恢复重建以来，社会研究方法就是中国社会学者关注的重点。从大力引介国外的经典教材到独立编撰适合中国具体实际的教科书，从课堂讲授调查方法到带领学生开展田野课堂，从运用方法开展研究到反思方法可能存在的局限，中国社会学人始终致力于社会研究方法的探索。其中，社会研究方法的两个分支(定量与定性)也分别在各自所属领域取得了重要进展。以定量研究为例，近些年来社会统计学及数据分析等专业课程的开设、高质量数据库的建设和高水平量化研究研修班的举办，都为定量研究的普及打下了坚实基础。伴随大数据分析与计算社会科学的崛起，定量研究势不可挡。与此同时，定性研究同样蓬勃发展。不少高校社会学专业纷纷将定性研究纳入专业必修课程，同时还通过加强社会实践来不断强化学生的调查实践能力。正如刘世定教授所言：“真正强调田野调查又舍得下功夫，同时具备一套田野调查技术和理论化方法的就是社会学，所以田野调查是社会学的比较优势之一，如果我们把这个丢了，我们在一个差异化的学科竞争中就失去了自己的强项。”[1](499-500)回顾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的发展历程，很多具有中国特色且有时代价值的社会学成果正是通过田野调查而得出的。
定性研究根据不同的标准可以分为不同的类型。例如《质的研究与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就根据研究范畴、研究目的和研究传统等标准介绍了不同类型的定性研究方法。[2](46-63)在诸多研究类型中，田野调查因其全面性、深入性和灵活性而被广泛使用。它指的是研究者通过深入研究对象的生活背景，综合运用参与观察和无结构访谈来收集被访者的经验资料，随后对资料进行定性分析来理解和解释社会现象的方法。[3](228)研究者运用田野调查创作了不少经典作品，而对其开展的方法反思也让我们对它有了新的认知。在诸多研究成果中，既有关于对民族志的反思讨论，[4](1-21)又有对摩洛哥田野调查过程的深入检讨，[5](1-15)还有围绕萨摩亚研究形成的学术争鸣。[6](8-14)近年来，国内学者结合中国本土实际提出不少独到见解，比如，指出田野调查中的将心比心意味着研究者要对被访者保持一种温情与敬意的基本心态，[7](37-54)强调在田野现场要将对现象的考察放在社会整体视野中，等等。[8](59-65)
与上述观点稍有不同，本文尝试缩小讨论范围，直接聚焦深度访谈。深度访谈作为一种研究方法，无论是单独使用，还是作为田野调查的主干方法，抑或作为混合研究的补充方法，归根到底涉及的都是研究者与被访者围绕研究议题展开的一对一深入访谈。以往不少教材将其纳入田野调查的范畴，这固然加深了我们对访谈与观察以及田野情境等诸多要素联系的理解，但也可能会遮蔽它的其他特征。例如，作为单独使用的深度访谈在没有田野情景的衬托下，研究者应如何处理与被访者的人际关系，如何化解敏感性议题带来的访谈尴尬，如何改进访谈技巧来获得深入且全面的资料等话题都值得深究。国内外一些教科书尝试将深度访谈作为一种独立的方法介绍说明，[9](16-29)与此同时专门借助深度访谈开展的学术成果也日益增多，可以说，我们对深度访谈的方法反思正逢其时。
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来看，反思深度访谈有助于提高研究者的方法自觉，从而助力中国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社会学作为一门经验科学，尤为强调社会调查在社会研究中的重要性。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在解读中国实践、构建中国理论上，我们应该最有发言权，但实际上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国际上的声音还比较小，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要善于提炼标识性概念，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引导国际学术界展开研究和讨论。”[10]中国社会学者要立足中国大地展开深入调查，深入反思深度访谈的优势与局限，让研究者在实际调查过程中尽可能发挥它的优势，同时采取各种化解策略来消减访谈资料偏差。通过收集扎实的调查资料来锻造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概念，构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理论体系。
接下来，文章将从三个方面展开论述。首先，介绍学界关于深度访谈的主要观点。以往研究可以按照两条脉络来梳理：一是将其作为研究方法来看待，注重总结深度访谈的原理策略与实际运用。二是将其作为研究对象来分析，注重从内部和外部两个视角来揭示深度访谈的研究过程。其次，明确提出理论导向下的深度访谈。文章在借鉴观察渗透理论科学哲学命题基础上正式提出理论导向下的方法研究思路，接着将其操作化为识别方法典型要素、提供相关理论解释和进行适当干预的三项研究策略。此外，文章还将以深度访谈为例深入阐释研究进路。最后，在总结全文观点的基础上指出当前中国社会学人在方法自觉议题上的重要探索，提出未来的研究展望。
二、深度访谈的两个面向：从研究方法到反思对象
学界关于深度访谈的讨论很丰富，限于篇幅，本文不能面面俱到，而是将它区分为收集资料的研究方法和进行理论反思的研究对象，从这两方面综述相关成果。
(一)作为研究方法的深度访谈
深度访谈作为一种收集资料的方法，经历了从文本呈现到实践练习两个阶段。深度访谈在社会研究方法教科书中的文本呈现并非一成不变，而是经历了四个方面的变化。其一，从作为实地研究的主干方法到作为独立方法而出现。较早的方法教科书往往将深度访谈纳入实地研究范畴，随着定性研究相关著作的日益增多，深度访谈开始作为一种独立方法出现。其二，从注重讲授方法程序到强调方法论基础。较早的方法教科书往往侧重介绍深度访谈的基础原理和操作技巧，之后的教科书逐步强化深度访谈的方法论基础。例如，强调诠释主义是深度访谈重要的哲学基础。其三，从呈现研究现状到还原历史场景。较早的教科书往往会讲述深度访谈的现状以及相应的研究作品，后来的教科书则会尝试还原深度访谈的历史发展脉络，例如，强调人类学民族志对深度访谈的推动作用。其四，从单一学科探讨到跨学科的交叉研究。较早的教科书将深度访谈作为一种定性方法来介绍，伴随其他友邻学科，例如人类学和民俗学的介入，再加上当前叙事研究提供的理论灵感，关于深度访谈的研究视角更加多元化。上述四个变化意味着学界对于深度访谈的认识越来越丰富。
与此同时，中国社会学研究者面对深度访谈先后经历了学习和实践两个阶段。在学习阶段，初学者通过系统的课堂学习和深入研读方法教材来掌握深度访谈的基本原理、操作程序和注意事项。以国内第一本专门探讨质性研究的著作《质的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为例，此书在第三部分《质的研究的资料收集》中详细介绍了深度访谈的相关内容。近年来，国内学者积极引介国外方法教材也大大拓展了我们对深度访谈的认识。各大高校社会学专业开设的质性研究课程也在重点讲授深度访谈专题。与定量研究相比，关于定性研究及深度访谈的介绍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11](20-29)在实践阶段，初学者不能只学习教材上的内容，还要通过实地访谈来提高研究能力。当前国内各高校社会学专业倡导的田野课堂就包含了深度访谈，例如通过集体调研方式让学生在实地现场形成经验质感，[12](1-5)通过开设田野调查实践课程来弥补方法与方法论之间的空隙[13](1-30)以及通过传承经典田野调查轨迹来实践田野课堂教学理念。[14](1-5)
面对深度访谈，初学者既要熟悉它的基础原理、操作程序和注意事项，又要掌握它的方法论基础和历史演变过程，还要积极借鉴其他友邻学科提供的重要启示。在经过课堂学习和教材精读之后，扎实的社会实践更能让初学者掌握深度访谈的精髓。初学者就不会误将访谈当问卷，而将在访谈提纲引导下通过及时追问来探寻访谈资料中意料之外的新信息。然而，如果我们对深度访谈的理解只停留于此，只将它作为一种工具来使用的话，就会面临新的研究困境。例如，如果初学者没有察觉到敏感性题目，而是全盘接受被访者的回答，最终收集的便是有偏差的访谈内容。因此，我们需要更进一步将深度访谈从研究工具转变为研究对象，通过反思深度访谈过程来探讨影响访谈内容偏差的诸多社会因素。
(二)作为方法反思的深度访谈
随着深度访谈在社会调查中的广泛运用，经验丰富的研究者逐渐意识到书本上的深度访谈未必能应对千变万化的社会现实，开始反思它的局限并提出了相应的化解策略。这些成果林林总总，但可以根据研究者研究的侧重点，将它们分为内部和外部两大视角：内部视角侧重将深度访谈看作研究过程，探讨研究者与被访者的人际关系是如何介入访谈过程的；外部视角则侧重将深度访谈看作社会过程，关注外部各种社会文化因素如何影响访谈过程的实际展开。
1.内部视角：作为研究过程的深度访谈
将深度访谈看作研究过程，意味着研究者需通过考察研究者和被访者的人际关系来提高深度访谈的质量。根据访谈落脚点的不同，这个过程又进一步分为被访者指向和研究者指向。第一，被访者指向探讨的是研究者通过各种研究设计从被访者那里探究访谈内容的意义或还原事情的真相。被访者指向既包括对被访者选择标准的讨论，这里涉及个案研究的代表性话题，[15](123-125)也包括从被访者那里获得有价值的访谈资料。深度访谈探究的意义既包括被访者赋予自己话语的意义，也包括被访者赋予访谈场景(包括被访者衣着、神情、行动和居家环境)的意义。[16](53-68)为达到这个目标，研究者需要与被访者建立“我群关系”和通过“索引性”来理解与诠释被访者叙述的意义，建立“我群关系”的方式包括阅读背景资料、积累社会生活常识和与被访人交朋友，而“索引性”则是通过被访人的已有叙述借助某些表达规则来追溯，从而完整、准确地解释被访人叙述的意义。[17](64-70)其实，这类研究的精彩之处在于研究者不只是将深度访谈作为方法来看待，而是尝试引入现象学社会学的理论来重新设计深度访谈的研究逻辑。无独有偶，也有研究者基于社会记忆理论指出口述史访谈要遵循倾听—提问、回忆—讲述和叙述—选择三个过程。[18](50-70)第二，研究者指向探讨的是研究者通过深度访谈来训练经验质感。深度访谈在实践中不能只是一种收集资料的方法，更是一种研究的过程。经验世界是一个习以为常、理所当然的世界，先于个人而存在。研究者研究现实问题，需要对完整经验进行深入研究和透彻理解，并通过切身体悟达到心领神会的程度，进而形成对经验的质感。这种经验质感不只包括研究者对经验场景的理解和把握，其实也在提高研究者的研究能力。[19](20)这类研究明确指出深度访谈不只是收集资料的工具，更是一种训练研究者调查能力的手段。[13](1-30)
综上，将深度访谈看作研究过程注重探讨研究者与被访者在访谈中扮演的角色，其中被访者指向专注于研究者如何通过改进访谈程序来提高访谈质量，而研究者指向关注的是研究者如何通过深度访谈来强化研究能力。简言之，内部视角下的深度访谈不再被视为一种收集资料的工具，而是一个可以被研究者逐步改进的程序。然而，这种视角可能会忽略各种社会文化因素的介入。例如，双方权力关系的不对称可能会影响访谈的过程，这就需要从外部视角来进一步思考。
2.外部视角：作为社会过程的深度访谈
将深度访谈看作社会过程意味着除了要考察研究者和被访者的人际关系，还要探讨影响访谈过程的各种社会文化因素。不少学者结合自己的调查实践提出了独到见解，这些成果大部分在展现、分析与反思当前的研究和调查操作过程，通过打开研究过程的黑匣子来审视知识生产过程的细节，统称为“方法学”。[20](1-8)本文根据影响因素来源渠道的不同，将其分为访谈自身的因素和访谈之外的因素。其一，访谈自身的因素主要是指研究者与被访者的人际关系。既有研究注重探讨研究者角色身份对研究过程的影响。例如，纯粹的观察者、参与的观察者和观察的参与者，角色身份的不同都可能对访谈过程产生不同的影响。[21](172-180)此外，研究者和被访者的人际关系对访谈过程也有影响。例如，有研究者将自我定位为临时的自家人角色，考察研究者角色身份对资料获得的潜在影响，[22](30-53)还有分析不同的田野进入方式将对访谈资料产生的影响。[23](206-223)与国内调查不同，海外民族志研究中研究者要时刻反思研究者与被访者的人际关系，其中制度、文化规范的冲突将叠加在研究者身上。[24](148-158)其二，访谈之外的因素指的是研究者和受访者所属的各种社会文化规范与道德秩序。例如，有研究指出社会情境会影响被访者的叙述，这种情境既包括客观存在的对象，也包括想象建构的对象，而被访者叙述的内容在经过主观意义建构后就变成了“意义的真实”。[25](43-57)此外，关于社会边缘群体的研究进一步深化了这个议题，边缘群体由于身份的敏感性而使该议题显得更突出。[26](3-20)对研究者而言，议题选择的范围或提问方式的设定都可能会受到社会文化价值判断和研究预设的影响，结果会遮蔽被访者的真实情况；[27](38-48)对被访者而言，边缘人群在对研究者叙述过程中会存在归因逻辑与悲惨叙事的倾向，这并不利于还原被访者的真实情况。通过反思被访者的叙述套路，特别是探讨资料获取过程与多重角色的知识生产以及对故事套路的警惕，研究者可以追寻更好的故事讲述方式。[28](163-184)这类研究注重反思社会文化价值观念对研究者题目设定或被访者叙述套路的潜在影响。
综上，相关学者将深度访谈看作社会过程，注重探讨各种社会文化外部因素对访谈过程的潜在影响，这些因素既包括研究者与被访者之间形成的人际关系，也包含外部的社会文化规范或道德秩序。简言之，外部视角下的深度访谈不单单是收集资料的研究工作，而且也是一个包含诸多要素交汇的社会过程。然而，这种外部视角的不足在于不少反思成果是研究者在访谈实践中总结得来的，虽不乏真知灼见但缺少系统化的理论思考。这就容易使深度访谈的质量过于依赖研究者的调查能力和研究素养，但事实上对深度访谈的反思还需要在理论层面做进一步提升。
深度访谈从收集资料的方法到方法反思的对象，意味着中国社会学人从最初的学习者逐步转变为研究者。在方法反思阶段，研究者基于亲身访谈实践提出的反思观点有助于我们更好地避免访谈过程中遭遇的各种困境，一些学者将此类研究成果冠以“方法学”之名。本文赞同这种研究立场。然而，对深度访谈的反思如果只是来自研究者的个人洞察力或实践经验的总结，那么这种方法学研究有可能会呈现碎片化状态。例如，不少研究者指出访问情境会影响访问过程，进而导致访谈资料产生一定偏差。对于访问情境，有的认为是田野情境，有的认为是文化氛围，还有的认为是现场重要他人。那么，所谓的访问情境到底指的是什么？它们会受到哪些因素影响？我们能不能从理论层面做充分的讨论，随后再通过适当干预来降低这些情境的影响？这些研究疑惑在上述方法学讨论中并没有得到实质解决。
三、从文化自觉到方法自觉：对研究过程做到有自知之明
理论导向下的实证研究指的是以探索社会现象的理论内涵(本质和内在变动逻辑)、证明理论的真伪及其条件性为目标的经验研究。[29](12-23)这种研究范式虽突出经验研究与理论对话的重要性，但是在无形中会削弱方法在社会研究中的重要性。作为实证科学研究的三个支点(理论、方法与资料)之一，研究方法在推动实证研究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因为在一定条件下，科学研究方法的进步及其规范化、严谨化反而可能会限制研究者的视野，导致知识萎缩退步。[30](32-39)
(一)从方法渗透理论到理论导向下的方法研究
观察渗透理论是汉森在《发现的模式》中提出的著名论断。他指出，看是一件渗透理论的事情，对研究对象的观察是由关于研究对象的先行知识构成的，用来表达我们所知对象的语言或符号也会对观察产生影响。简言之，具有不同经验背景和理论知识的研究者即使观察同一事物也可能会得出不同的发现，这个论断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逻辑经验主义关于观察语言和理论语言的二分法。[31](22)此外，拉卡托斯在《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中论述精致证伪主义观点时，指出当科学理论遭遇不利的实验证据时，不能简单地根据判决性实验来证伪某个理论，而是要考察确立基本陈述背后的解释性理论，这就为理论家提供了上诉机会，即在考察判决性实验与理论间关系时，还需考察支持实验证据背后的解释性理论。[32](49-55)两位哲学家论述观点稍有不同，但都提醒我们不要轻易地将方法看作客观中立的研究工具，因为我们在使用方法的过程中，理论就偷偷渗透进去了。
方法渗透理论提醒我们要重视方法背后相关理论的潜在影响，但是本文想更进一步，不仅要考察相关理论对研究方法的潜在影响，而且要在识别这些影响的基础上设计相应的干预策略，从而为研究者提供一个与研究议题更有契合度的方法，本文将其概括为理论导向下的方法研究。具体而言，理论导向下的方法研究指的是研究者在使用某种方法收集、整理和分析资料的过程中，不仅要清晰地认知方法的基础原理，还要严格遵守科学规范的方法程序，更要考察与方法构成要素的相关理论产生的各种潜在影响。这种研究理念可以进一步区分为提取方法的典型要素、提供对应的理论解释和设计适当的干预策略三个主要环节：提取方法的典型要素指的是选择方法的关键部分环节作为研究对象；提供对应的理论解释则要求深入考察这些关键环节背后的相关理论支撑；设计适当的干预策略则是指在理论指引下适当调整研究方法与程序。需要说明的是，提取方法的典型要素与上文介绍的“方法学”确有相通之处，但是本文的创新点则是将这种方法反思提高到理论解释的层面，最终通过适当干预来提高研究质量。值得一提的是，此时的理论支撑并不是研究者根据所获得的经验资料提出的理论观点，而是关于方法构成部分的理论观点。这些支撑性理论既有关于资料获得方面的，也有关于研究题目方面的，还有关于被访者方面的。例如，有研究者在探讨内容分析的二手资料话题时，指出需要考虑二手资料的生产过程，这其实牵涉了社会框架理论。[33](82-92)还有研究者指出问卷调查需要考察被访者对问卷题目的应答率以及回答偏差的影响因素，而这又牵涉霍夫斯泰德的文化取向理论。[34](138-174)
首先是提取方法的典型要素。识别理论的前提条件是开展理论创新的重要研究策略。刘世定教授在发展经济社会学理论框架过程中，指出可以通过考察在不同体系中发展出来的理论模型的前提条件，对这些前提条件之间的差异、关联、变化进行讨论，从而将各种理论有机地结合起来。[35](16)这种研究策略其实在提醒我们在遇到反例时，可能并不是理论本身出了问题，更有可能是前提条件的差异。他通过松动威廉姆森关系合约理论前提条件，进一步扩展理论的解释力，就是这类研究策略的典范。[36](75-88)这种研究策略提醒我们要留意科学理论的前提条件，因为它们在多数情况下是引而不发的。理论尚且存在这种情况，方法何尝不是。研究者用来收集、整理和分析资料的方法，其实也有相应的前提条件，只是在运用过程中不经意地被忽视了。我们识别前提条件既可以通过回溯方法的源头来深究，也可以通过经验研究的反例来挖掘。追溯方法的源头指的是该方法最初是有前提条件，但是随着后来的推广运用，这些条件逐渐被人们遗忘了，而重新追溯就能找到方法最初的前提条件。经验研究的反例则是指研究者在运用方法过程中遭遇的困惑。例如，同一个被访者为什么在不同时间就同一个问题给出不同的回答，这些疑惑同样可以帮助研究者来识别方法实施的前提条件。
其次是提供对应的理论解释。通过识别前提条件来探讨方法的多样性只是方法渗透理论的第一步，接下来便是围绕前提条件展开相应的理论解释。此时，前提条件便成为要解释的对象。我们只有通过引入与前提条件相关的理论框架，才能在理论层面就前提条件的多样性提供更充分的讨论。这种研究策略极大地拓展了对方法的深度理解。因为研究者采用的方法可能囿于现实条件的限制，仅是众多类型的一种，但是如果有了理论框架，就能拥有更广阔的思维来看待更多样化的方法类型。这种策略可以让研究者对自己的方法有自知之明，不仅能明晰方法的优势与局限，还能意识到与其他方法相比所具有的优势与局限。进而言之，研究者在调查过程中不仅要有关于研究对象的相关理论储备，而且还要有与方法相关的理论储备。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不同的研究者在进入相同的田野时反而会得到不同的研究发现。此外，这也意味着其他研究者开展的理论解释也是研究者可以依靠的理论资源。
最后是设计适当的干预策略。当我们提取方法典型要素作为研究对象，在借助有关理论对该对象做出理论解释后，从而得以根据这个解释来判断这个要素对方法将会产生哪些影响。如果这种影响不干扰研究过程，那我们就不必作出任何调整，但如果是负面影响，那就需要采取适当干预手法来尽可能消减该要素产生的干扰效应。这里之所以用适当这个提法，是因为研究者在社会调查中，往往要考虑诸多现实因素，因为即使意识到某个要素会影响研究过程，也只能在条件允许的范围内作出一定程度的调整。需要补充的是，这种适当干预并不意味着研究者束手无策，而是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尽可能消减偏差，最重要的是这种适当干预背后其实有相应理论的指导，而这更能保证研究过程的严谨。接下来，我们将以深度访谈为案例呈现渗透理论的研究理念与策略。
(二)对深度访谈过程做到有自知之明
深度访谈是研究者借助访谈提纲通过访问被访者来获得资料的方法。这个定义涉及研究者与被访者在访谈中形成的访谈关系和研究者事先或临时设计的访谈题目，我们可以通过反思这两个前提条件来重新认识深度访谈。
1.方法典型要素：访谈题目与访谈关系
访谈题目是研究者针对研究议题事先或临时设计的题目，根据题目对被访者自我形象的威胁程度分为威胁性题目和中立性题目。对被访者而言，题目的威胁性并不只存在于深度访谈之中，在问卷调查中同样存在。面对问卷中的一些题目，被访者可能会因羞愧、不好意思或害怕，而放弃提供真实的答案。他们有时低估或者希望隐藏违背社会规范的行为和态度，但同时又会高估那些正面的行为或被普遍接受的信念。[37](347)这些题目因为涉及被访者的自我形象保护而被称为威胁性题目。面对威胁性题目，研究者设计了不少化解策略，包括使用自填式方法，使用卡片分类法和随机回答、使用开放式的问题、使用带俗语的长问题和使用汇报人等来减少问题的威胁性。[38](83-93)与问卷调查相似，深度访谈也同样面临类似的困境。研究者事先设计或临时变换的提纲中有些题目中会涉及被访者的自我形象保护，如果没有采取干预策略而贸然访谈被访者，结果可想而知。
访谈关系指的是研究者在访谈过程中与被访者建立的人际关系，根据彼此在访谈过程中的地位可以将其分为对称性关系和非对称性关系。在对称性关系中，双方不会因为身份角色或外部因素而有所顾忌；而非对称性关系却恰好相反，访谈过程中的一方主导访谈过程，而对方却处于被动地位。此外，访谈关系可能会由于其他成员的介入而区分为不同情况，包括双边关系、三边关系和多边关系，每种关系都可能对访谈过程产生影响。首先，双边关系只涉及访谈者与被访者。双方要么直接认识，要么经中间人介绍认识，但中间人并不介入这段关系。研究者与被访者的性别、教育程度、职业等背景差异，会影响二者的双边关系，并对访谈过程形成潜在干预，进而塑造出相应的关系类型。其次，三边关系已涉及中间人。与双边关系不同，三边关系不仅关注双方人际关系对访谈过程的影响，还要考察中间人对双方的潜在影响。例如，被访者在回答一些题目时可能会顾忌中间人而有所隐瞒或保留。最后，多边关系开始涉及的是被访者背后牵涉的更广阔的社会关系网络。研究者在田野调查中除了访谈被访者，还要访谈其他田野成员，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网络就成为关注的重点。从双边关系到三边关系再到多边关系，我们不仅要关注访谈中蕴含的人际关系类型的多样化，还要小心与被访者相关的关系网络对访谈过程产生的潜在影响。例如，被访者可能会忌惮中间人或背后的田野关系网络，而在回答一些题目时有所顾忌，隐瞒、撒谎等情况随时都有可能发生。
文章根据访谈提纲和访谈关系两个标准，将深度访谈分为有效响应、普遍有偏响应、特殊有偏响应与无效响应四种类型(见表1)。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响应这项提法受到响应式访谈概念的重要启发。这种访谈强调的是访谈者与被访者在访谈中形成的一种关系，访谈的目的在于理解的深度而非广度，访谈设计在整个调查中始终保持一种灵活性的特征。[39](27)第一，在有效响应类型中，研究者与被访者是对称性关系，在访谈中处于平等地位，访谈题目属于中立性题目，不涉及受访者的自我形象保护，被访者可以做出有效回答。第二，在普遍有偏响应类型中，研究者与被访者是对称性关系，在访谈中处于平等地位，但由于存在威胁性题目，被访者出于自我形象保护而有所顾虑，在访谈中可能会撒谎、隐瞒、高估或低估，这意味着一些访谈内容存在偏差。普遍指的是这类威胁性题目不只针对这位被访者，对其他被访者同样会产生类似影响。第三，在特殊有偏响应类型中，研究者与被访者是非对称性关系，这既可能源于双方关系的不对称，也可能源于中间人的影响，甚至还牵涉田野关系网络。然而，访谈题目属于中立性题目，不涉及受访者的自我形象保护。此时的被访者在回答题目时就会有所顾虑。特殊指的是这种非对称性关系可能只影响这名被访者，另换他人情况就有所不同。第四，在无效响应类型中，研究者与被访者是非对称性关系，同样，这既可能源于双方关系的不对称，也可能源于中间人的影响，甚至牵涉复杂的田野关系网络。此外，这类访谈还存在威胁性题目。非对称性关系再加上威胁性题目，这会让被访者顾虑重重。研究者坚持访谈，效果可想而知。
2.提供对应的理论解释：社会整合理论与关系向度理论
上述讨论从宽泛意义上而言，依然可以视为方法学讨论的范畴，稍有不同的是文章通过识别前提条件将深度访谈分为四种类型。然而，访谈关系是否对称，访谈题目是否有威胁，仅凭研究者个人的经验判断，依然没有走出方法学层面。识别方法的前提条件是第一步，更关键的第二步是以前提条件为对象，考察相关理论对这些条件的潜在影响。
访谈题目是否具有威胁性不能仅凭研究者的经验判断，还需要有相关理论观点的支撑。访谈题目服务于访谈设计，判断其威胁程度的标准归根结底来自被访者所属群体的社会文化道德规范。我们要将被访者的社会文化道德规范作为标尺来衡量题目的威胁程度，可以尝试从社会整合理论来解释。在社会整合程度高的群体，该群体的社会道德文化规范能比较好地约束个人的言行举止，被访者在访谈时就会留心题目与社会道德文化规范的相符程度，回答时就会尽可能靠近社会文化规范的标准。在社会整合程度较低的社会群体，类似题目的威胁程度可能就小一些。此外，面对研究者的访问，被访者在回答题目的过程中还可能会考虑自己在研究者心中的形象。换言之，研究者在设计访谈题目时，如果事先了解被访者所属群体的社会文化规范和相应的支撑理论，那么就可能避免威胁性题目对访谈资料产生的偏差。
访谈关系是否对称不能仅凭研究者的个人假定，同样需要相关理论观点的支撑。研究者在访谈被访者时，不能只考虑研究者、被访者、中间人和田野关系网络，还要考察这些不同类型关系对访谈过程的潜在影响，这同样需要认识被访者所在群体的社会交往规则。例如，研究者在中国社会做深度访谈时，尽管熟悉人情、面子与关系等文化要素，但是仍需要从相应的理论观点来认识它们。因为这些理论观点可以帮助研究者识别双方的人际关系类型，并适当推测这种关系对访谈过程产生的可能影响。例如，翟学伟教授提出的关系向度理论对认识中国研究者和被访者的访谈关系有理论上的指导意义。他指出社会交往由两种维度构成四种组合，时间维度是指交往者所认知到的交往时间的长短，而空间维度则指交往者的空间移动。两个维度相互嵌套形成四种交往类型，分别是固定关系、约定关系、友爱关系和松散关系。关于中国人的人际信任的理论观点可以帮助研究者尽快与被访者建立信任从而收集访谈资料。[40](57-87)
3.设计适当的干预策略：扭转关系与为题目脱敏
当识别出深度访谈的前提条件并提出对应的理论解释后，就需要针对不同类型的访谈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如果双方关系对称且题目中立，这种访谈就属于有效响应类型。如果双方关系对称，但题目颇具威胁，这种访谈就属于普遍有偏响应类型。研究者在识别威胁性题目后，会提出相应的化解策略来消减威胁性题目带来的偏差。例如，有研究者提出相应的干预方案，将威胁性题目放在简单题目的后面，采取委婉的方式让被访者拥有选择回答还是放弃的权利和通过建立彼此的熟悉信任来降低被访者的焦虑感。[39](104-106)然而，我们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我们只有结合社会整合理论或印象管理理论才能设计出更有针对性的干预方案。例如，提醒被访者题目回答无所谓对错，只要符合自身情况，因为这并不危害自身形象。如果双方关系不对称但题目中立，这种访谈就属于特殊有偏响应。研究者在识别非对称关系类型带来的影响后，还要提出相应的化解策略。针对双边关系引起的非对称性，研究者要在访谈前对此次调查作出充分说明，在访谈中给予对方更多的尊重和关怀；针对三边关系引起的非对称性，研究者需要就三方关系作出相应介绍以此打消被访者的顾虑；针对多边关系引起的非对称性，研究者不仅要作出保密说明而且要尽可能保持在田野复杂人际关系中的中立角色。如果双方关系不对称且题目颇具威胁，这种访谈属于无效响应。此时，研究者既要消除威胁式题目带给被访者的顾虑，又要化解非对称关系对访谈过程的干扰。换言之，如果没有理论上的指引，我们在深度访谈中就容易将四类访谈看作为同种类型，这就会大大影响访谈资料的质量。
费孝通先生在《重建社会学与人类学的回顾和体会》中指出，文化自觉指的是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以及它发展的趋向。自知之明是为了增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为适应新环境、新时代而进行文化选择时的自主地位。[41](37-51)费先生提出的文化自觉的精髓就在于“自知之明”。受此启发，本文提出的方法自觉指的是研究者不仅要明白社会研究方法的来源、形成过程、优势与局限，还要考察方法组成部分及背后的理论支撑，同时还能在理论指引下设计相应的干预方案，从而提供更有效的研究设计。同理，迈向方法自觉的深度访谈要求研究者对访谈过程具有自知之明，除了要知晓深度访谈的来历、形成过程和研究特色外，还要对它的前提条件或构成部分提出相应的理论解释，随后在此基础上设计相应的干预方案，最终提高深度访谈的质量。需要说明的是，理论导向的方法研究并不意味着用理论来主导方法，而是指方法的各个组成部分本身可以作为理论反思的对象。如果以往学者对这些对象做过深入研究并提出理论观点，那么我们在运用方法开展研究时，就需要参考这些观点。以本研究为例，对访谈题目的考察涉及社会整合和印象管理等理论，对访谈关系的考察则涉及关系向度和社会信任等理论。我们既不能将方法只看作一种收集、整理与分析资料的研究工具，也不能仅仅依靠研究者的经验判断来提出一些反思观点，而是要在研究过程中时刻留意方法背后的理论框架。
四、总结与讨论
深度访谈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研究方法，被广泛运用于社会研究的各个领域。围绕深度访谈论题，现有的成果主要沿着作为收集资料的研究方法和作为方法反思的研究对象两条脉络展开讨论。本文在上述成果的基础上提出迈向方法自觉的深度访谈。这种研究立场的核心是研究者要对深度访谈过程做到有自知之明，而研究理念就是理论导向下的方法研究。这种研究理念指的是研究者在运用深度访谈收集、整理和分析资料的过程中，不仅要掌握深度访谈的基础原理和访谈程序，而且要考察与访谈构成部分相关支撑理论对访谈过程产生的各种潜在影响，同时还要在此基础上设计适当的干预策略来提高访谈质量。这种研究理念可以进一步细分为提取深度访谈的典型要素、提供对应的理论解释和提供适当的干预策略三个阶段：第一，提取深度访谈典型要素指的是选取深度访谈的关键环节作为研究对象，这些要素既是方法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方法实施的前提条件；第二，提供对应的理论解释指的是引入与方法典型要素相关的理论框架，这些理论框架既可能是一种理论也可能是若干种理论；第三，提供适当的干预策略则是在理论指引下通过适当调整研究策略来改进深度访谈步骤，从而提高深度访谈的质量。为清楚说明这种研究策略，本文以深度访谈为例，通过访谈关系和访谈题目两个标准，将深度访谈划分为有效响应、普遍有偏响应、特殊有偏响应和无效响应四种类型，随后分别指出每种访谈的优势与局限。
与既有的文献成果相比，本文有两个学术创新点。一是明确提出了方法自觉的研究立场，并详细介绍了相应的操作化方案。方法自觉不是一个简单的口号，而是要求研究者对研究过程做到有自知之明。文章借鉴科学哲学的相关论点，将这种立场展现为理论导向下的方法研究理念，同时将这种理念操作化为提取方法的典型要素、提供对应的理论解释和设计适当干预策略三个环节。接着文章以深度访谈为例，详细说明了方法自觉的主要内容，这种做法可以为其他类型方法的讨论提供重要的参考。二是通过识别方法实施的关键前提条件，将深度访谈进行了类型学划分。正如文中所言，理论创新的重要做法是通过识别理论的前提条件来揭示理论的多样性。文章通过访谈关系与访谈题目两个标准将深度访谈区分为四种类型，指出不同类型存在的局限并提出了相应的化解策略。以往不少学者只是指出深度访谈存在的各种局限，但没有将其系统化和类型化。本文采取的类型学做法有助于帮助研究者在实际调查中确认访谈类型，避免有可能产生的访谈偏差。
本研究对深度访谈的讨论最终将落脚点放在方法自觉议题上，这并不是说以往的学者没有做到方法自觉，真实的情况是不少学者在以往的研究探索过程中没有冠以方法自觉的名称。中国社会学人的方法自觉是一个逐渐演进的过程。在方法学习阶段，这个时期的学者不仅通过引介国外的社会研究方法教材来学习方法，而且还结合中国实际情况撰写符合中国现实的方法教材。在方法反思阶段，这个时期的学者已经不再盲从教科书上的方法，而是开始反思方法与中国社会的契合度，例如，部分学者质疑教科书上的心理量表可能并不能真正地反映中国人的社会心理状况。现在则进入方法自觉阶段，有代表性学者根据中国本土社会提出了相应的方法，这些都是方法自觉的充分体现。限于篇幅，这里只列举几个代表性的案例，例如，孙立平教授在市场转型理论基础上提出的实践社会学范式；[42](83-96)翟学伟教授在研究中国人关系论题中提出的“描述—情景—诠释法”方法；[43](24)贺雪峰教授在基层社会调研中提出的“饱和式训练”与“经验质感”理念；[44](4-12)杨善华教授等提出的社会底蕴对探究访谈资料具有重要意义的理念等。[45](74-91)与教科书上的条条框框相比，上述方法是中国社会学人在实际调查中逐步摸索总结出来的调查理念和研究策略，对我们开展中国社会调查有很大的帮助。
事实上，围绕深度访谈还有很多值得讨论的话题。文章提出理论导向下的方法研究，并将其分为选取方法典型要素、提出相应理论解释和设计适当干预策略三个部分。以选取方法典型要素为例，本文选取的典型要素是实施深度访谈的前提条件，除了前提条件外，是否还有其他典型要素值得挖掘成为我们接下来讨论的重要论题。以提供对应的理论解释为例，本文提出社会整合理论和印象管理理论，这些理论之间是什么关系同样值得进一步探讨。尤其是针对方法的典型要素存在两种竞争性的理论框架，研究者此时该如何抉择同样是一个值得进一步深究的议题。简言之，本文在总结既往深度访谈研究观点的基础上提出理论导向下的方法研究，目的就是要提醒研究者对研究过程做到有自知之明，真正将文化自觉贯穿于社会研究的整个过程。
参考文献
[1]周晓虹.重建中国社会学：40位社会学家口述实录(1979—2019)[M].北京：商务印书馆，2021.
[2]陈向明.质的研究与社会科学研究方法[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12.
[3]风笑天.社会科学研究方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4.
[4][美]詹姆斯·克利福德，乔治·马库斯.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M].高丙中，吴晓黎，李霞，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
[5][美]保罗·拉比诺.摩洛哥田野作业反思[M].高丙中，康敏，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
[6][澳]德里克·弗里曼.玛格丽特·米德与萨摩亚：一个人类学神话的形成与破灭[M].夏循祥，徐豪，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
[7]周飞舟.将心比心：论中国社会学的田野调查[J].中国社会科学，2021，(12).
[8]杨善华.田野调查：经验与误区—— 一个现象学社会学的视角[J].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20，(03).
[9][美]埃文·塞德曼.质性研究中的访谈：教育与社会科学研究者指南[M].周海涛，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8.
[10]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6-05-19(002).
[11]吴肃然，闫誉腾，宋春晖.反思定性研究的困境——基于研究方法教育的分析[J].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18，(04).
[12]贺雪峰.走读中国之乡村故事[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
[13]周飞舟，许方毅，薛雯静.在方法与方法论之间：围绕“田野调查实践”课程的对谈[J].社会研究方法评论，2023，(02).
[14]冯仕政，黄家亮.转型中的华北乡村：定县追踪调查田野札记[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
[15]王宁.代表性还是典型性——个案的属性与个案研究方法的逻辑基础[J].社会学研究，2002，(05).
[16]杨善华，孙飞宇.作为意义探究的深度访谈[J].社会学研究，2005，(05).
[17]杨善华.田野调查中被访人叙述的意义诠释之前提[J].社会科学，2010，(01).
[18]胡洁.口述史访谈与历史场景的搭建——基于口述史访谈者的研究[J].社会发展研究，2024，(01).
[19]贺雪峰.在野之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20]潘绥铭，黄盈盈，王东.论方法：社会学调查的本土实践与升华[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21]吕德文.做接地气的调查研究[M].北京：东方出版社，2023.
[22]应星.“田野工作的想象力”：在科学与艺术之间以《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为例[J].社会，2018，(01).
[23]黄盈盈.大时代与小田野——社会变迁背景下红灯区研究方式的“变”与“不变”(1999—2015)[J].开放时代，2016，(03).
[24]黎相宜.作为研究主体的客人：以美国华人移民田野调查体验为例[J].开放时代，2012，(10).
[25]李向振.重回叙事传统：当代民俗研究的生活实践转向[J].民俗研究，2019，(01).
[26]黄盈盈，等.我在现场：性社会学田野调查笔记[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21.
[27]黄盈盈，祝璞璞.质性研究中的叙述套路：访谈的陷阱与拓展[J].妇女研究论丛，2020，(03).
[28]黄盈盈.作为方法的故事社会学：从性故事的讲述看“叙述”的陷阱与可能[J].开放时代，2018，(05).
[29]边燕杰.理论导向的实证社会学研究[J].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15，(02).
[30]周雪光.方法·思想·社会科学研究[J].读书，2001，(07).
[31][美]N.R.汉森.发现的模式[M].邢新力，周沛，译.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88.
[32][英]伊姆雷·拉卡托斯.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M].兰征，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
[33]张杨波.文本渗透框架：迈向方法自觉的内容分析研究——对于样本获得的方法论思考[J].学术论坛，2019，(02).
[34]焦开山，孙月.社会文化背景与受访者响应行为[J].社会研究方法评论，2023，(01).
[35]刘世定.经济社会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36]刘世定.嵌入性与关系合约[J].社会学研究，1998，(01).
[37][美]劳伦斯·纽曼.社会研究方法：定性和定量的取向(第五版)[M].郝大海，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38][美]诺曼·布拉德伯恩，希摩·萨德曼，布赖恩·万辛克.问卷设计手册——市场研究、民意调查、社会调查、健康调查指南[M].赵锋，译.沈崇麟，校.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1.
[39][美]赫伯特·鲁宾，艾琳·鲁宾.质性访谈方法：聆听与提问的艺术[M].卢晖临，连佳佳，李丁，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21.
[40]翟学伟.中国人的社会信任：关系向度上的考察[M].北京：商务印书馆，2022.
[41]费孝通.重建社会学与人类学的回顾和体会[J].中国社会科学，2000，(01).
[42]孙立平.实践社会学与市场转型过程分析[J].中国社会科学，2002，(05).
[43]翟学伟.中国人的脸面观：形式主义的心理动因与社会表征[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44]贺雪峰.饱和经验法——华中乡土派对经验研究方法的认识[J].社会学评论，2014，(01).
[45]杨善华，孙飞宇.社会底蕴：田野经验与思考[J].社会，2015，(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