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卜大有和《史学要义》
《史学要义》4卷，补卷1卷，凡5卷，明代卜大有辑，徐栻作叙，万历五年（1577年）刻本，距今已422年，后世未曾重刻。今仅存两部，分别收藏于国家图书馆和山东省图书馆。
《史学要义》卷1至卷4，卷首各有目录；补卷卷首无目录，其目，视所补内容分别列于上述各卷目录之后，并冠以“补集”二字，以示区分。
《史学要义》所辑之文，是历代学人讨论史学之作，上起西汉，下迄明代。诸文体例，有疏、表、事状、书、论、序、跋、传记等。其编次，卷1所辑之文，前一部分是关于史官、史官制度、作史义例、史馆修史、史法、正史、杂史等综论性质方面的议论，后一部分以及“补集”所列是关于《史记》《汉书》《后汉书》及其作者的评论。卷2所辑之文，是关于《三国志》《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南史》《北史》《旧唐书》《新唐书》《旧五代史》《新五代史》《宋史》《辽史》《金史》《元史》及有关作者的评论，“补卷”所列大致同此。卷3所辑之文，是关于《资治通鉴》《资治通鉴纲目》《资治通鉴外纪》《续资治通鉴长编》《通鉴续编》《通鉴纪事本末》《通鉴前编》《大事记》《世史正纲》以及关于《史通》《古史》等书与有关作者的评论，“补卷”增列有关《稽古录》论正统的议论。卷4所辑之文，是关于《战国策》《汉纪》《后汉纪》《人物志》《续后汉书》《唐鉴》《唐史论断》《南唐书》《建隆编》《经世纪年》《宋元通鉴》《通典》《通志》《路史》《文献通考》等书及有关作者的评论，“补卷”所列仅限于《唐鉴》、唐论。通观全书所辑之文，凡200余篇，多是关于史家、史书的评论，或论得失、辨是非，或溯源流、探新途，都是关乎史学本身的认识，一言以蔽之曰“史学要义”，是名副其实的。书中所辑之文，也有几篇是讨论历史问题的，如卷4之论东、西周，补卷中之论唐八司马，《通鉴纲目》之论正统等文，虽与“史学要义”之本意不尽吻合，但寥寥数篇，不影响全书的性质和面貌。
辑者卜大有没有关于此书之编次的任何说明，根据各卷所辑内容来看，大致可以做这样的概括：卷1是关于史学的总的面貌和关于“三史”（即《史记》《汉书》《后汉书》）的评论，卷2是关于《三国志》至《元史》历代正史的评论，卷3是关于《资治通鉴》及与之相关的多种历史撰述的评论并兼及对《史通》等书的评论，卷4诸文涉及的史书在内容上和体裁上广泛而驳杂，似乎是相对于“正史”以外的“杂史”。按照刘知幾《史通》的分类方法，纪传体、编年体的皇朝史均为“正史”，其他体裁的史书大多归于“杂述”之下。卜大有于卷1收入刘知幾论“史氏流别”、《隋书·经籍志二》的“正史”“杂史”小序，于卷3收入评论刘知幾和《史通》之文，或者包含了他关于本书的编次思想，即首先是综论，继之以“正史”，最后是“杂史”。
徐栻的叙文在揭示《史学要义》一书的内涵、价值以及表明他对于史学的期待等方面，都有明确而不俗的见解。他写道：
卜大夫究心史事，既得其旨趣，间尝采辑古今论著有切于史学者若干卷，题其端曰《史学要义》。予得而读之，见其陈叙事之义例，原载笔之职司，析编年、纪传之同异，以暨辨正杂，别良秽，罔弗备焉。乃叹曰：“勤哉，大夫之志乎！精哉，大夫之取裁乎！”[1]
这段话把《史学要义》的内涵，即“史学”的“要义”做了很好的概括：“陈叙事之义例”，是指作史的思想和体例、内容和形式；“原载笔之职司”，是指史官、史家的职责及其源流；“析编年、纪传之同异”，是指对有关史书体裁的认识和运用；“辨正杂，别良秽”，是指史学批评及其作用。文中所谓“究心史事”“切于史学”，是把“史事”“史学”区别看待的；所谓“精”于“取裁”，是强调了“切于史学”实为本书采辑之主旨。
至于《史学要义》的价值，徐叙开篇就这样指出：
载籍博矣，而义有要焉；得其要义，则会通有机。是学史者，要义尚矣。嗟夫！事以代殊，文缘人异，纷纭述作，迷目瞀心，自非博雅之士，恶足以与于斯。
这里讲的“博”与“义”的关系，本质上是知识与思想的关系；又讲到“要义”是“会通”的关键，表明作者重视会通并指出“要义”与“会通”的关系；还讲到只有“精明博雅之士”才有可能与之探讨“要义”。作者的这些见解，都是很有启发性的。“得其要义”的重要，是讲的一般原则，“精明博雅之士”的难得，自然就实指辑者卜大有了，二者都着眼于强调本书的价值。
徐栻从对于《史学要义》一书的介绍和推崇，进而谈到他对于史学的一种期待。他在叙文中说：
是书之作，真学海之舟楫、文艺之要旨也。当世贤豪励志“三长”者，固幸得指南……孔子以圣神之心而窃取鲁史之义，则心，其史学之尤要乎！是故公其心以定夺，明其心以辨正雅，大其心以尽人物之变，斯无负于《要义》之作也。[2]
徐栻认为，这书对有志于把“史才三长”，即史才、史学、史识作为努力目标的人来说，是有指导作用的。他举孔子为例，再次强调“义”的突出地位，指出“心”即思想是史学的核心。所谓“公其心”“明其心”“大其心”云云，就其本质而言，关系到史学批评的标准、原则和气度。
从中国古代史学思想发展来看，徐栻叙文所论，一是中肯地阐述了《史学要义》的旨趣；二是提出了一些有意义的见解，如知识与思想的关系，“会通”与“要义”的关系，以及在思想上把握史学批评的标准、原则和气度的重要等，都是可以做进一步研究的。
徐叙末了有一句话，叫作“归诸心学，以为史学者勖焉”，同叙文讨论史学处多不协调，由此亦可见陆王心学唯心论在当时的影响。这是我们应当注意到的。
本书辑者卜大有是嘉兴府秀水县（今属浙江嘉兴）人。《明史》无传，其《艺文志一》诸经类著录“卜大有《经学要义》五卷”[3]、《艺文志二》史钞类著录“卜大有《史学要义》四卷”。这两部书，《四库全书总目》未著录，而《经学要义》已失传。[4]《万历秀水县志》卷五于“先达”一目中记卜大有兄弟三人行事，略述如下：
卜大同，字吉夫，嘉靖戊戌（1538年）进士，授刑部主事，迁湖广参议，再迁福建巡海副使，闽赖以安。弟大有、大顺，皆举进士。
卜大有，字谦夫，嘉靖丁未（1547年）进士，初知无锡县（今属江苏无锡），执法不挠，称“强项令”，中忌者调潜山县（在今安徽西南），莅政刚明，夙奸畏服；历南仪曹郎，以忤时宰，出为寻甸（在今云南中部偏东北）守，致仕。
卜大顺，字信夫，嘉靖癸丑（1553年）进士，初令当涂（今安徽当涂），治行称最，擢刑部主事，寻改吏部，历司勋郎。能留意人才，却问遗，不脂韦逐时好，卒于官，人共惜之。
据明人文集及焦竑《国朝献征录》所记，卜氏兄弟之父卜宗洛，生于成化二十一年（1485年），卒于嘉靖十七年（1538年），即大同进士及第之年，号长醉翁，曾为太学生。[5]卜大同生于正德四年（1509年），卒于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是为大顺举进士后二年（见徐阶《经世堂集》卷一七《卜公墓志铭》）。卜大顺生于正德十五年（1520年），卒于嘉靖四十年（1561年），享年四十二岁（见《国朝献征录》卷26郑晓撰《卜君墓志铭》）。大有生卒年不详。今据大同二十九岁举进士，大顺三十三岁举进士，姑以大有三十一岁前后举进士推之，他当生于正德十一年（1516年）前后，而其卒年不会早于万历五年（1577年），是卜氏父子中年寿最长的人。这样一个进士屡出的官宦之家，同巡抚浙江的徐栻有所交往，是很自然的。
徐栻（1519—1581），字世寅，号凤竹，苏州府常熟县（今江苏常熟）人。《明史》卷220《刘应节传》、卷87《河渠志五》略记其行事。明人关于徐栻事迹的记载，主要见于王世贞《江右奏议序》《徐尚书传》[6]《徐公墓志铭》[7]，以及《万历常熟县私志》《崇祯常熟县志》等。徐栻于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举进士，从宜春（在今江西西部）知县做起，“凡十五政”，曾先后巡抚江西、浙江，最后拜南京工部尚书，旋归里，里居二年而卒，终年六十三岁。徐栻先后为卜大有《经学要义》《史学要义》作叙，而他的《江右奏议》又是王世贞作的序，这都是他在浙江巡抚任上的事情。
二、《史学要义》的理论价值
古往今来，不少治史者对于历史（或曰史事）与史学的区分不甚关注，这颇有碍于对史学理论的探讨。本书的理论价值在于，辑者十分明确地把握了关于“史学”自身方面的问题，并把它概括为“要义”。我们从书中所辑诸文可以看到，卜大有受到刘向、《隋书·经籍志》《史通》、曾巩、郑樵、马端临等史家、史书的启发颇多。可以认为，《史学要义》大致上勾画出了上起西汉、下迄明代人们关于史学之认识的轨迹。如果说在此之前，唐代史家刘知幾的《史通》是以作者自己的评论来描绘唐初以前的这一轨迹的话，那么卜大有的《史学要义》则是以诸家所论来铺筑汉、明间的这一轨迹。二书的识见和影响自有高下之分，但其旨趣确有相通之处。从这个意义上说，《史学要义》在中国古代史学思想史上是应当占有一席之地的。
辑者的勤于搜求和精于取裁，使《史学要义》在文献上的价值也很突出。书中所辑之文，重要而常见者自不必论说，贵在辑者的视野开阔，采撷广泛，多有新的发掘。例如，宋人唐庚论“古史官不专注记”，王安国“后周书目录序”，张唐英“读《史通》”；明人陆深论“历代史官建置”“论作史义例”“作史法”，杨慎论《史通》等，多不甚为人们所关注。此类文章，占有一定分量。这对于从文献发掘方面推动中国史学史的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当然，《史学要义》也存在一些明显的疏漏和缺点。第一，失收一些重要论述，如司马迁《报任安书》、刘勰《文心雕龙·史传》、唐高祖和唐太宗修史诏书、吴缜《新唐书纠谬序》等。第二，所收诸文，多有出处不详者，如凡署作者姓名之文，均无出处，不便于查对、校勘。第三，标目错误或不当，如卷1所收《范晔传》，作者却署为“陈寿”。查此传辑自《南史》卷33《范泰传》附《范晔传》，作者应署为李延寿。同卷目录中有《答韩愈论史官书》，当作《与韩愈论史官书》；“杂史”之下署为“《隋书·艺文志》”，当作《隋书·经籍志》；“司马谈司马迁”之下署为“司马迁自序”，当作“《史记·太史公自序》”。卷2目录中的《陈寿传》《习凿齿传》《干宝传》，均署为“唐太宗”，实误，这是受了《晋书》曾被题为“御撰”的影响而致误；“李大师李延寿”下署为“《北史·李延寿自序》”，当作“《北史·序传》”。卷4有“宋史九朝实录”，文录自宋人洪迈《容斋三笔》，原作“九朝国史”，所改非是，等等。第四，补卷称“史学要义补卷之五”，于义不妥，且文、目分离，不符合史书编纂体例，于阅读亦颇不便。产生以上这些疏漏和缺点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誊抄、刻印、校勘中出现的问题较多，这或许也反映了明人刻书的通病。
尽管《史学要义》有这样那样的缺陷和不足之处，但因其旨趣卓尔不群，采撰见识独到，有不容忽视的思想价值；且其流传未广，近代以来，鲜为人知，今影印出版，使之得以广泛传播，以便于治史学者参考、研究，自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三、正确评价明代史学
最后，我想就明代史学讲一点认识，这对于如何看待《史学要义》一书，也是有联系的。有明一代，朝廷只修实录，不撰国史，大为时人所诟病。王世贞说过：“国史之失职，未有甚于我朝者也。”[8]这个批评，是指出了一个事实。有的学人则因所修实录存在一些问题，便断言明代“无史”[9]。有的学人更进而认为：“有明一代，国史（按：指实录——引者）失诬，家史失谀，野史失臆，故以二百八十二年总成一诬妄之世界。”[10]像这样的批评，显然是过分了，而其影响所及直至于今。从唯物的和辩证的观点来看，明代史学确无可与《史记》《汉书》、“三通”、《资治通鉴》相媲美的著作，但这并不是全面看待和评价一个朝代之史学成就的唯一标准。明代史学确有不少可议之处，然而它在以下几个方面还是显示出它的分量的：一是2900余卷的实录的撰成及流传至今，虽存在不少问题（历代实录都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却不能从根本上动摇其历史价值；二是方志和野史的发达；三是有关社会经济领域的多种专史的兴起；四是通俗史学的发展；五是历史批判和史学批评均有新的成就；六是晚明史家群体的形成及私家历史撰述之盛亦无愧于前朝，等等。因此，我们对于类似“有明一代，史学不振”的论点，应从时代与史学的关系上做具体分析，尽可能还其本来面貌。希望《史学要义》一书的影印出版，对促进关于明代史学的研究也能发挥应有的作用。
国家图书馆所藏《史学要义》，卷2缺第45页，补卷缺第68至第71页，可惜已非完帙。所幸的是，山东省图书馆藏本完好无损，仍为全编。在全国公共图书馆古籍文献编辑出版委员会的指导下，山东省图书馆与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合作，拟影印山东省图书馆藏本《史学要义》，予以出版，以供研究与收藏之需。主其事者要我为影印本《史学要义》作一篇评论性的文字，以便于读者对它的了解和研究。仓促之际，勉强成篇，不当之处，盼方家予以教正。
[1] 徐栻：《史学要义》叙，见《明刻珍本史学要义》，北京：中华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9年，第1～2页。
[2] 徐栻：《史学要义》叙，见《明刻珍本史学要义》，北京：中华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9年，第3～4页。
[3] 《万历秀水县志》卷七《艺文志·典籍》作四卷，见《中国地方志集成》，上海：上海书店影印本，1993年。
[4] 曾有友人见告，《经学要义》今有传本，然笔者至今未见原书，姑依旧说。
[5] 见《屠渐山文集》卷四《卜君墓志铭》，明崇祯补刻本。
[6] 王世贞：《江右奏议序》《徐尚书传》，分别见《弇州山人续稿》卷四十和卷七十七，明刻本。
[7] 王世贞：《徐公墓志铭》，见焦竑《国朝献征录》卷五百二十，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刻本。
[8] 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二十《史乘考误》引言，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361页。
[9] 参见郎瑛：《七修类稿》卷十三“三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
[10] 张岱：《琅嬛文集》卷一《石匮书自序》，长沙：岳麓书社，1985年，第1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