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运用文化研究的“接合”概念，分析了不同形式共享记忆(中介、具身)如何影响“我们”与“他者”的相互理解。记忆理论与实践对于这一问题的认识普遍存在“目的还原论”的问题，将特定形式的记忆建构过程与特定的结果和预期相联系。而接合的视角则帮助我们走出还原论桎梏。记忆文本的形式、内容并不能决定记忆建构的意义生成，中介记忆和具身记忆并非二元对立，都可能促进抑或损害相互理解。关键在于把握不同记忆之间的接合过程，即各种形式和内容的记忆如何在互相关联的互动中最终形成对于“他者”的认知。记忆的接合指向一种不盲目乐观的“可能性政治”：理解和误解都是交往的常态，应当承认相互理解的可能性而非确定性，在意义争夺中产生理解“他者”的希望。

关键词：接合/ 记忆伦理/ 相互理解/ 中介记忆/ 具身记忆/ 两岸关系/

作者简介：李岸东，中国传媒大学信息传播学院讲师（北京 100024）。

原文出处：《传媒观察》(南京)2025年第11期 第23-34页

一、引言

Avishai Margalit谈及记忆的伦理时说道：“记忆是维系深厚关系(thick relations)的黏合剂，而记忆共同体则是深厚关系、亦即伦理关系的所系之处。”[1]Margalit点明了记忆在共同体建构中的作用，认为记忆共享的边界即是共同体的边界。然而他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媒介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大众媒介的兴起使感官所触及的范围大大增加，也让共享的中介化体验跨越了地理的区隔。如汉宁·里德所说，感官可及之处划定了共情的可能范围，媒介让我们感知和同情远距离的他者成为可能，也塑造了新的共同体形态(例如“印刷资本主义”塑造了民族这个“想象的共同体”[2])。[3]

记忆、媒介、共情这三者与共同体的形成和维系息息相关，它们指向同一个伦理话题：在交织的记忆和不断中介化的日常生活中，我们如何共处？基于过往的理论探讨、社会实践与经验研究材料，本文将这个伦理话题化约为相对具象的研究问题，聚焦于“相互理解”这个共同生活的基础性议题。本文想要讨论：共享的记忆能否促进“我们”与“他者”的相互理解？以及，媒介在这一过程中如何发挥影响？

在展开具体论述前，本文将简要总结记忆与相互理解之间的两种互动模式，并基于已有研究定位本文的问题域。接着，通过回溯记忆理论和实践对于共享媒介记忆与相互理解的讨论，本文总结出相关论述的两个倾向：其一是Pierre Nora所说的“记忆的民主化”，或称之为文化记忆研究中的“技术乐观主义”；其二是媒介技术发展后，对中介记忆和具身记忆的二分，并认为特定形式的记忆能够促进相互理解。本文认为，这两种倾向都存在“目的还原论”的缺陷，本质上都是基于预设的目的、对特定传播途径的工具式想象。这种想象寄希望于记忆建构的形式而非内容，无法准确把握共享记忆与相互理解之间的动态关系，也无法为推动良善的记忆伦理给出具有生产性的建议。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本文结合西方马克思主义(以英国文化研究为重点)的“接合”概念，认为应当从记忆的接合与意义建构的角度来理解共享记忆与相互理解，走出还原论桎梏。通过结合经验研究的案例分析，本文发现，回忆的意义建构过程涉及多段记忆之间的接合。一段过去对于个人意味着什么，取决于个人如何在历史情势(historical conjuncture)中调用和组合各种相关的历史知识和记忆、赋予过去以意义。基于此，本文反思了目的还原论，提出另一种面向希望的“可能性的政治”，即拥抱不确定性，将理解和误解视作交往的常态，将相互理解的事业视作意义协商的场域。这种可能性的政治呼唤研究者转换视角，回到个人，从记忆伦理的角度探索一种记忆的“受众”研究路径。

二、理论基础：记忆共同体的两种互动模式

身处同一物理或虚拟空间的个体，归属于多个不同的群体，拥有各式各样的集体身份。他们的过去，以及有关历史与记忆的各种叙事，也在这样的身份交叠中纠缠在一起。这些身份、历史与记忆的纠缠影响了人们共处的模式。根据记忆叙事间的相对关系，共处的群体和个体之间大致存在两种记忆互动的模式：对立的过去阻碍共同生活，也往往阻碍相互理解；共享的过去延续共同生活，为相互理解打下基础。

对立的过去大多存在于极端事件过后的“后冲突社会”(post-conflict societies)。事件的各方亲历者各执一词，对同一历史事件的不同叙述之间往往彼此矛盾。[4]“与过去和解”是应对这类对立过去的手段，由此衍生出一系列有关转型正义的社会实践，例如南非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美国的种族赔偿问题等。共享的过去则广泛存在于各种社群中，因为共同生活的人群一定存在群体身份的差异和边界，且这些不同身份的群体也必然因为共同生活而产生交集。

共享的过去为自觉的记忆建构种下了弥合裂痕的种子，成为形塑新的社会团结和更广泛集体身份的依据。例如欧盟所积极推进的“欧洲身份”和“欧洲记忆”，就是基于欧洲各国不断交流互鉴的历史。[5]冷战结束后，全球化、媒介化、多元文化主义等趋势推动形成了更大范围内的共享记忆。跨国媒介集团和全球流行文化市场在其中功不可没，例如美国和中国的孩子都有看迪士尼动画的童年媒介记忆。

在这两种记忆互动模式中，对立的过去是记忆研究长期以来的主要关注点。这是因为殖民主义和20世纪的两次世界战争遗留了众多亟待解决的历史纠纷，在此背景下发展壮大的文化创伤理论和大屠杀研究正是记忆研究的滥觞之一。近年来，英语学界开始反思这一现状，一些学者认为记忆研究不能只是陷入对暴力、创伤、战争的讨论，也要看到过去留下的不只是伤痛，也有许多快乐的、非暴力的记忆值得深挖。[6][7]Andreas Huyssen直截了当地指出，西方之所以热衷于记忆话题，是因为东欧剧变、宏大叙事远去后西方社会无力再想象未来。[8]Ann Rigney则进一步提出，对创伤记忆的过分关注会阻碍学界思考过去和未来的连接关系。[9]她认为具有生产性的记忆叙事和记忆研究最终都应当指向未来，关乎我们如何更好地前进。从这个角度来说，关注共享的过去可以避免我们陷入历史悲观主义，将视野转向具有建设性的记忆建构中，打捞记忆的微光。然而，共享的过去如何影响群体身份的形成和转化？何以推动塑造新的社会连接？又或者，推崇“共享”是否会导致新的不平等和遗忘？这些问题都有待学界进一步探究。

在传播学领域，媒介记忆研究大多对媒介技术推动相互理解持乐观态度。Pierre Nora将这一趋势称做“记忆的民主化”。[10]新媒介技术的积极作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媒介创造共享的过去，媒介产业的全球化在客观上使更广泛的记忆联结成为可能，实现“天涯共此忆”；第二，媒介推动记忆叙事的分享和传播，尤其在“连结性转向”[11]之后，数字技术为个人记忆叙事走向大众创造了广阔平台；第三，媒介革新了记忆的再现方式，使得过去得以在不断的“再中介化”[12]过程中以更逼真、更生动的形式被共享。然而，共享的过去并非同一的过去，历史再现的解读方式多种多样，其中同时蕴藏着解放的潜力和激发新矛盾的风险。共享的媒介记忆是否促进了我们的相互理解、是否有助于塑造更为良善的社会记忆文化，仍需要更为细致的经验研究验证。

基于此，本研究结合相关理论和经验研究材料，重点分析共享记忆如何影响不同群体间的相互理解。经验研究材料取自作者长期从事的研究项目，该项目考察了大陆大学生的台湾流行文化怀旧(主要是赴台旅游经历)如何影响他们对台湾同胞和两岸关系的观点和态度，对大陆大学生进行了焦点小组访谈和个人访谈，访谈内容涉及他们与台湾有关的回忆和对两岸议题的看法。研究者使用“自由浮动式”(free-floating)[13]的探索性访谈问题来确定最受访谈对象关注的台湾记忆，发现台湾流行文化是两岸几代人共享的难忘媒介记忆。流行文化作为非政治、贴近日常生活的文化产品，也常被认为能够弥合裂痕、促进互信，这与本文所关心的核心问题十分切合。由于本文重点在于思辨分析，因此对经验研究材料仅做必要的提及，用以辅助说明共享记忆与相互理解的关系。在方法论和研究设计上不再具体展开。

三、目的还原论视角下的共享记忆与相互理解

在阐释目的还原论前，有必要定义本文所谈及的“相互理解”。根据Sarah Blaffer Hrdy的定义，相互理解指能够体会他人情感和经历的能力与意愿。[14]在能力层面上，相互理解是一种生物性本能。任何人都具备领会他人意图的理解能力和感受他人情感的共情能力，如卢梭所言，同情这种与生俱来的人性是良知和美德的基础。[15]而在意愿层面上，相互理解具有社会性，涉及“与谁共情”的问题。在理解他人意图的基础上，是否要认同他人、与他人产生情感共鸣，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身份认同和社会群体的区分。也就是说，信息和知识维度的“理解”并不是相互理解的全貌，还应当包含社会情感维度的“认可”。

相互理解最终指向一种信任和关怀的伦理关系。在社会群己的划分中，人们总是选择理解一部分人，并排斥另一部分，这其中还可能涉及对敌对群体的非人化，在共情的差序中创造出所谓“不平等的可哀悼性”(unequal grievability)。[16]相互理解的生物性和社会性基础分别指向两种交流的路径：了解(to know)有关他者的知识与感受(to feel)他者的情感。这两者缺一不可。那么，记忆理论与实践如何认识媒介、记忆与相互理解之间的关系呢？

(一)记忆的形式与相互理解：“中介-具身”的记忆二分法

媒介记忆研究曾经历过一段“技术乐观主义”时期，认为媒介技术的发展能够扩大记忆共享的范围、丰富记忆再现的形式，在上文所说的了解和感受两个维度上，助力形成更广泛的相互理解和社会团结。Alison Landsberg的“义体记忆”(prosthetic memory)概念是这一思想的代表之一。她聚焦于电影这种多媒体媒介形式，认为大众电影的普及打破了群体身份认同的区隔，人们得以通过电影体会他者的经历，“长出”原本只属于其他群体的“义体记忆”。[17]电影媒介自身的逼真感推动了共情的产生，而全球化的媒介产业模式则推动了商业电影内容被更广泛的受众所接受。Danial Levy和Natan Sznaider聚焦于全球化浪潮，指出全球媒介再现创造了新的“世界主义记忆”(cosmopolitan memory)，这种集体记忆不再局限于地域或国别，而是通过“内部全球化”使得“全球议题成为地方经验的一环”。[18]他们将跨国媒介视作全球公共领域，认为媒介促进了国际范围内“共享的德性”(shared morality)的形成，使得跨越原有区隔的身份建构成为可能。[19]

另一方面，中介化和媒介化兴起创造了现实空间与虚拟空间、具身记忆与中介记忆的分野。这种二分使得学界和业界都倾向于独立地分析具身记忆与中介记忆，将它们视作彼此边界清晰的两类记忆形式，各自具有不同的传播特点，对于相互理解的影响也不同。在记忆研究领域，具身记忆与中介记忆的二分由来已久。Paul Connerton早在1989年的著作《社会如何记忆》中就区分了体化(incorporating)与刻写(inscribing)两种记忆实践。[20]与之类似，表演研究学者Dianna Taylor区分了剧目(repertoire)与档案(archive)，同样作为两种知识生产和传承的认识论手段。[21]两位学者的分析各有侧重，但他们都认同中介与具身的二分法，并通过理论建构进一步固化了这种二分。

在具体的共享记忆实践中，“中介-具身”二分法的思维也占主导。它们作为两种传播类型，被各自本质化，在相互理解的层面上被赋予具体的效果期待。当“中介-具身”二分法形成后，具身传播相对于中介传播的特殊地位也由此产生。人们对身体在场所产生的感召力寄予厚望，希望能通过“亲身”体验来促进社会群体之间的相互理解。

以两岸关系为例，台湾旅行常常在各种场合被引述为促进两岸互信的有力手段。时任国家旅游局局长邵伟琪在赴台自由行即将开放时曾发表讲话说：“两岸交流归根到底是人与人的交流，最珍贵的是两岸同胞心与心的沟通，而试点开放大陆居民赴台个人旅游使两岸旅游交流走向了一个新阶段，将开拓两岸人民往来的新渠道，谱写两岸和平发展的新乐章。”[22]可见旅游这一具身传播行为被视作更进一步、更具本真性(“心与心”)的交流，能够推动两岸民间互信。对台湾民众而言，“亲自来祖国大陆看看”也常常在相关言论中被视作消除误解的有效手段。类似地，Leo Lowenthal从学术研究的角度强调了具身互动与心灵交流的联系，并认为媒介削弱了这种身心关联：“真正的交流会促使交流双方心灵间的融合(communion)，这是一种内心经验的分享。这种真正的交流之所以被非人性化，是因为各种媒介的出现，导致交流成为现代文化的附属品……”[23]

从记忆研究中的“技术乐观主义”，到“中介-具身”二分法赋予具身传播的特殊地位，寄希望于特定记忆传播模式的实用主义思路主导了学界和业界对“共享记忆-相互理解”之间关系的认知。虽然所看重的具体传播模式不同，但它们背后的思维方式是一致的：记忆的形式(中介或具身)能够很大程度上影响记忆的效果(理解或误解)，特定形式的记忆实践会导向既定的意义建构过程。换句话说，它们都相信某一种记忆形式比其他形式更能促进相互理解。

(二)目的还原论及其问题

这种将特定形式的记忆建构过程与特定的结果和预期相联系的思维方式，可以被统称为“目的还原论”。目的还原论的出发点是解决“如何利用共享记忆促进相互理解”的问题。在承认中介与具身二分的基础上，推崇中介记忆的“技术乐观主义”认为可以通过媒介赋权来促成更广泛的记忆共享和社群融合；推崇具身记忆的实用主义观点则相信亲身体验能够推动“心与心”的交流。它们本质上都是基于预设的目的、对特定传播途径的工具式想象。这种想象绕开了复杂的意义生产过程，试图通过诉诸形式来找到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由此导向了一种形式与效果一一对应的机械还原论。

目的还原论导致了两个理论困境：第一，形式压倒内容，记忆理论和实践从分析具体的记忆内容和意义建构转向分析记忆形式和记忆技术的本质主义“特征”；第二，记忆传播行为被划分为泾渭分明的二元类型(中介和具身)，进而被视作两类此消彼长、甚至相互排斥的社会文化现象，而两者之间的连接、交叠与转化关系则被忽视。

目的还原论认为解决问题的希望在于选择恰当的记忆建构形式，对记忆互动的内容和情境则缺乏必要的关注。从务实出发，这种思维的问题在于，当特定形式的共享记忆没有达成相互理解的预期结果时，希望便破灭了，目的还原论所指导的记忆实践由此失去生产性。对此，要么修正理论、附加更多的限制条件和效果分类，要么只能转而承认相互理解的不可得。例如在后续的作品中，Landsberg针对“义体记忆”概念所受到的批评修正了相关理论，更为审慎地分析了动态图像叙事的共情“潜力”及其激发情动的条件。[24]Michael Rothberg在2009年系统论述了“多向度记忆”(multidirectional memory)概念后，[25]也因其过于乐观的论调而又撰文补充修正，将创伤记忆之间的共振促进效果拓展成了具有横纵坐标的多向度记忆类型学。[26]自新媒体和数字技术普及以来，新的传播手段层出不穷，但更广泛的跨群体社会团结似乎并没有出现，反而是逆全球化兴起、西方政治“右转”；互联网在连接世界各地的同时，也引发了网络极化、信息茧房等问题。想象中媒介赋能的大和解时代并未来临。

民间互信实践领域也是如此，具身交流未必一蹴而就地推动相互理解。以两岸旅行为例：1980年代末台湾“解严”后掀起外省人回大陆探亲的“大陆热”，回到故土的国民党老兵发现“物非人非”，形成了杨孟轩所说的“归乡的社会创伤”；[27]1994年浙江“千岛湖事件”中，24名台湾游客遇难，也一定程度对当时的两岸关系造成冲击……2019年8月初，中国大陆暂停了赴台自由行，至今尚待逐步恢复。如果说具身交流也可能增加误解、削弱互信，那么“具身”的意义何在？这对未来的两岸民间关系有何影响？

如果接受了目的还原论，那么一旦台湾旅游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以旅游为代表的具身交流手段就难以为继。但事实并非如此；旅游只是众多具身交流形式的一种，且具体的旅游经历和交流内容千差万别。我们既不应过分乐观，也不要盲目悲观。Pawas Bisht在评述上文提到的“世界主义记忆”概念时指出：“全球公共领域的想象基于一种规范化、去情境化的思路……(这种思路忽略了)记忆的关联性，以及此关联所蕴含的多种政治可能。”Bisht提醒研究者“并置考察记忆动态背后的各种政治纷争”，重点关注复数的记忆之间的相互关系。[28]目的还原论不能解释共享记忆与相互理解之间的互动机制。我们应当将两者的关系复杂化，深入记忆内容和意义建构的文化过程中，提出更具有解释力和生产性的记忆理论来指导互信实践。基于此，本文引入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的“接合”概念，尝试克服还原论思维、重新审视共享记忆与相互理解的动态关系。

四、走出还原论桎梏：记忆的接合

记忆的接合呼应了Pawas所说的“记忆的关联性”，关注记忆阐释和意义建构的具体过程，其核心思想是：过去的意义是在多段不同记忆(memories而非memory)的互相关联中建构起来的，因此不存在中介记忆与具身记忆的截然二分。例如，有大陆青年谈及在台湾旅行途中对“中华民国纪年”等历史场景有些陌生。虽然其感受基于自己的个人阐释，未必具有普遍意义，但从他的回忆过程中也能看出记忆接合的一些特点。

回忆不只是调取一段记忆，而是在各种相关记忆的取舍和交互引用中编织出意义之网。上文提到的访谈中涉及了多段历史与记忆符号：首先是“中华民国”的历史记忆，在不少大陆青年的记忆认知中，“民国”多指新中国成立前一段特定的历史时期；同样附着于“民国”这一意向的还有关于民国才子佳人的流行记忆，常见于历史题材电视剧、通俗小说等各种文化产品中，成为大众怀旧或意识形态批判的对象；另外，访谈对象提到旅游回来后和同学聊天的日常记忆，传达了他和同学的震惊之情。这些记忆的片段被访谈对象旅行途中的所见所想串联起来，共同塑造了台湾之于个体的意义。每一段记忆都在与其他记忆的关联中构成其意涵。它们在回忆中所扮演的角色也多种多样：记忆的连接能够唤起情感，例如对“民国”意象的熟悉感在后续访谈中被访谈对象引申为两岸共同的中华民族身份认同。更早固化的历史知识还会成为理解其他回忆的框架，例如对“民国”的各种历史想象很大程度上左右了访谈对象对旅行经历的理解。这就是记忆的接合：回忆的意义建构过程涉及多段记忆之间的接合，一段过去对于个人意味着什么，取决于个人如何在历史情势中调用和组合各种相关的历史知识和记忆，赋予过去以意义。

(一)接合：承认“可能性”

“接合”(articulation)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中的一个关键概念，历经阿尔都塞、拉克劳和墨菲、霍尔等理论家的不断阐释和修正，形成了一套理解社会形态内部关系的理论。本文主要沿着英国文化研究和霍尔(Stuart Hall)的脉络来阐述记忆的接合。

在《意识形态问题：不确保的马克思主义》中，霍尔将接合定义为“在一定条件下，能(can)使两个不同要素合二为一的连接形式。”[29]接合是一个连接的过程，是动态发生的。霍尔尤其强调不同社会因素的接合如何影响意识形态和意义的产生。分析接合的过程能够让我们理解为什么一些观点会在特定历史时期占主导地位。霍尔强调了“能”这个限定，说明接合代表了一种可能性而非确定性。接合的连接“能”在一定条件下发生，也可能随着情境的变化而不发生。①

如果把记忆看做对过去的阐释，可以将个体记忆过程大致区分为广义的记忆内容、记忆形式和针对内容的记忆“接受”或者说记忆阐释。从接合的视角来理解这一过程，可知记忆文本的形式、内容并不能决定记忆建构的意义生成，中介记忆和具身记忆都可能促进抑或损害共享记忆社群内部的相互理解。或者进一步说，中介和具身的区分本身就是僵化的，因为记忆接合涉及不同记忆之间的呼应与融合，没有纯粹的中介记忆或具身记忆。

以上文的访谈为例，与台湾旅游有关的回忆属于具身记忆，这似乎不证自明。然而通过上文的分析可以看出，台湾旅游记忆接合了各种相关的回忆，这其中又有不少属于中介记忆(例如“中华民国”的历史记忆)。所以中介与具身不是截然二分，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访谈对象通过在回忆过程中再确认了“我们之间有多么不同”，意识到大陆和台湾的群众拥有不同的生活体验。从相互理解的定义来看，他通过这段共享的空间体验(即台湾旅游)来共情彼此的“不同”，使得关于差异的记忆更加生动立体。但是这种意义解读的方式并非只取决于具身记忆这一形式，而是通过各种回忆之间的互相联动，最终形成了一段关于台湾旅游的记忆叙事。

接合理论为我们把握记忆建构和相互理解提供了一种联系和选择的视角。一方面，过去的意义建构是相互联系的，关系到不同的记忆如何被调用和联动。特定形式和内容的记忆并不直接与相互理解挂钩，而是通过回忆过程的内在关联性，在记忆的网络中通向各种可能性。另一方面，这一过程具有选择性。为过去赋予意义，意味着选择符合这一意义建构叙事的相关记忆并加以强调，同时排斥与之相矛盾的其他记忆。选择的过程即是记忆与遗忘的过程，是通过关联不同记忆片段而串连出一整套连贯叙事的过程。在自然发生的回忆中，选择讲述某段记忆，或者选择以某种特定方式讲述一段记忆，本身就暗含了这段记忆和这种阐释方式对于回忆者的重要意义。

可见，共享记忆与相互理解之间的关系很难一概而论，关键在于理解不同记忆和意义的接合过程，即各种形式和内容的记忆(中介与具身、个人与公共、知识与情感)之间如何联系、如何被强调和排斥、如何在情景化的阐释中被赋予不同的意义，形成最终对于“他者”的认知。

(二)记忆接合的关键因素

在记忆的接合中，有两个因素尤为重要。第一是对比。记忆总是涉及今昔时间对比，比较的结论决定了个体对待过去与当下的态度。回忆中所接合的不同记忆也有时间先后顺序，也是对比的一部分。赴台旅行所塑造的具身记忆，并不是台湾记忆的全部，也不是起点，而是不断累积的、有关台湾的记忆片段的其中一段。

旅游研究中的“表演转向”(performance turn)将旅行意义建构中的对比视作旅行事件与日常生活的“交叠”(imbrication)。Tim Edensor指出，要从文化的维度准确把握旅行的意义生成，应当打破旅行与日常生活的二元对立，关注日常的惯习和文化模式如何在旅行中被重演或挑战。[30]交叠与接合异曲同工，都揭示了对比在意义阐释中的作用机制，强调了过去经历之间的连续性和关联性，从文化生产的角度打破了基于“类型”的机械二分(具身-中介、旅行-日常)。

上文访谈对象说道：“如果没有亲身去过台湾，并不会觉得我们之间有多么不同。”这展现了旅行前的中介记忆与旅行所见的具身记忆之间的对比。对“民国”记忆的模糊和不熟悉，也是在期待被打破的意外对比中所产生的。这其间还隐含了与相互理解息息相关的另一层对比：自我与他者的对比。在回忆中既可以形成对他者的认知，也可以通过观照他者而重新审视自我、重新定义自我与他者的社会文化位置。访谈对象所说的“不同”的比较对象是大陆和台湾。通过记忆的接合，他产生了对台湾的新认识，反思了曾经的惯习。

记忆接合的第二个重要因素是情境，也就是霍尔所强调的“历史情势”。记忆接合所导向的结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回忆者所处的具体情境。这其中既包括宏观的社会文化情境、中观的媒介技术情境，也包括微观的语言和对话情境。对情境的强调呼应了社会记忆研究自哈布瓦赫以来的现在主义(presentism)传统，即认为记忆立足于“现在”，是当下发生的、对过去的重述，因此回忆的意义建构受当下情境的深刻影响。[31]就台湾旅游而言，两岸关系是理解旅行经历和阐释旅行记忆的重要宏观情境，这使得台湾旅游的意义建构导向了前文所述的两岸之间的对比，而对比的结果则暗示了相互理解的意愿和可能性。访谈对象通过接合“民国”历史记忆得出台湾与大陆“不同”的结论，发现差异是试图重新理解对方的前提。

在另一些接合实践中，具体的情境也可能会淡化这种差异，从而削弱相互理解的渴望：既然我们“一样”，自然早已相互理解，不需要再积极寻求解释。其中，大众商业旅游这一微观交往情境往往发挥着管控差异、回避冲突、创造平顺旅行体验的作用。[32]例如Ian Rowen通过实地调查发现，台湾旅游景点往往创造出和大陆同质化的旅游体验，“和大陆差不多”成为陆客、尤其是团客的共享旅游记忆。[33]在我的经验研究中，这种“相同”的体验有时会导致对台湾当地历史文化的忽略，并通过接合其他商业旅游记忆来消弭相互理解的可能性。包括台湾在内，设计者在旅游规划和宣传时往往刻意隐去政治色彩浓厚、易引起争议的历史话题，转而突出景观式的自然或城市风光，以视觉审美享受代替深度历史重访，打造休闲的大众旅游体验。

例如，高雄的一处社会运动纪念景区，以景区内的装置艺术“光之穹顶”而闻名。台湾观光署网站着重介绍了光之穹顶“为港都带来崭新的美学氛围，更让高捷美丽岛站成为新兴的观光景点……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玻璃镶嵌艺术的经典巨作”。[34]光之穹顶成为游客拍照打卡的地标性景观，以奇观的视觉冲击替代了抽象而严肃的历史解释。一名访谈对象回忆该景区时，重点讲述了她帮另一名游客在光之穹顶前拍摄短视频的经历，对该景区所纪念的历史事件并不了解。她对景区的评价和感受，也止于对网红景点的审美疲劳，未涉及历史探讨。可见，大众旅游的商业化运营为具身体验划定了脚本，这种脚本推崇简单直接的“超感官体验”，[35]有意忽略了地方历史文化的复杂性，也间接框限了旅游记忆的接合过程。

访谈对象遇到拍短视频的游客，这段记忆成为她建构景点意义的核心坐标。与之相接合的是关于网红打卡点和网红城市的中介记忆。这样一来，旅游记忆与商业化、奇观化的网红旅游景点记忆接合，而该景点所纪念的历史被忽略。访谈对象对网红景点的市场化运营非常熟悉，因此她记忆中的台湾并没有什么“不同”，而是同样千篇一律地商业化。这种“相同”的意义建构最终导向了对于他者知识的漠不关心，也阻碍了进一步理解台湾的意愿。访谈对象成为Maxine Feifer所说的“后游客”(post-tourist)：[36]谙熟大众旅游的商业包装和营销套路，并对此嗤之以鼻——她在访谈中表示“不知道”、也没兴趣了解景点背后的历史事件。在拒绝沉溺于旅游剧本的同时，这种强调“相同”的记忆接合方式也减少了对他者的好奇和相互理解的可能。

通过上述理论分析和两个经验案例的对比，不难看出回忆的阐释过程是复杂的，共享记忆与相互理解的关系无法被简单定义，而是关乎记忆片段之间具体的、选择性的、情景化的接合方式。接合理论帮助我们走出目的还原论的桎梏，明确了记忆的形式和内容并不决定记忆的意义生成。“可能性”是接合的核心要义，一段记忆可能促进、也可能阻碍相互理解，应当分析这段记忆发生和回溯时的具体情境，以及与之相接合的其他关联记忆如何在意义建构的过程中被突出或遮蔽。

那么，既然记忆的接合导向多种可能的结果，我们如何把握共享记忆与相互理解的关系？既然目的还原论不可取，该如何为相互理解的事业建构更为科学、更具生产性的理论，以指导包括两岸民间互信在内的和平实践？如何避免对“可能性”的强调被引向一种虚无主义和不可知论？又或者说，在承认了“可能性”之后，如何才能怀着希望继续追求相互理解？

五、可能性的政治：面向希望的相互理解

相互理解的可能性与希望之间，存在一种共生关系，二者彼此依赖、互为因果。因为理解与误解皆有可能，所以仍然可以期待互信的未来；也正因为心怀理解对方的希望，由此敞开了互联互通的广阔可能性。可能性与希望的共生关系使得相互理解的事业既不至于陷入非此即彼的还原论窠臼，又免于相对主义和怀疑主义的悲观与迷茫。它所呼唤的是具体的行动与充满情感潜力的彼此关爱。

(一)接合的希望：拥抱“可能性”

记忆的接合所指向的恰恰是相互理解的希望，或者说是一种可能性的政治、希望的政治。中介的数字交往和具身的同时在场塑造了我们与他者的共享记忆，但这种共享记忆未必通向相互理解，因为误解本就是传播活动的一部分。主体间的交往如果真能达成完全的理解，那么主体之间就不再存在边界和区分，成为彼得斯所说的“天使的交流”，[37]抑或是《新世纪福音战士》中所描绘的“人类补完计划”。记忆的接合提醒我们，不同形式与内容的记忆通过关联彼此而产生意义，它们可能促进、也可能损害相互理解，而这种不确定性本身就代表着一种“可理解”的希望。正是因为在和平互信的道路上，未来不可预期，所以相互理解的努力一直处于现在进行时——无论在或好或坏的年代，都有创造新团结的可能。

这种诞生于可能性中的希望有一个显著特点：充满行动力。Terry Eagleton区分了乐观主义和希望，前者无条件相信未来会更好，本质上是无法面对失望所导致的轻率与盲目；后者则遵循一种“预期逻辑”，其对未来的积极态度源自对特定价值观的坚持和对过去与当下情况的判断。[38]乐观主义信奉必然性，希望则诉诸“如果……那么……”的条件结构。Rebecca Solnit认为正是希望的不确定性催生了行动：“希望存在的前提是我们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这样广阔的不确定性为行动留下了余地。”[39]

目的还原论相信特定的记忆形式可以促进相互理解，呈现出盲目的乐观主义，把理解的事业归结于形式与效果之间确定的连接，却忽略了意义生产的复杂机制。与之相对，记忆的接合承认可能性，相信理解与误解都是主体间交流的应有之义。正因如此，我们更要带着希望出发，把和平互信和广泛团结的争夺视作记忆与意义的“战场”，争取更大可能的理解。[40]霍尔强调，这种抗争的核心是要反对习以为常，“把意识形态的解构和再建构过程接合到一系列严密的政治立场和具体的社会力量中去”，[41]将所谓的“常识”历史化。对于相互理解而言，这意味着在共享记忆的接合中体会他者的经历、了解有关他者的知识，最终更新对他者的认知和态度、重新思考“我”与“他”的关系。

从本文的案例分析中可以看出，记忆的不同接合方式导致了对旅行记忆的多种阐释方式，也引发了不同程度的理解他者的意愿。是否愿意重新理解他者，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记忆的接合是否挑战了原有的关于他者的“常识”。那些常识无法解释的回忆往往成为印象深刻的经历，例如第一位访谈对象对“民国”的震惊。这类回忆成为进一步理解他者的起点。而另一些旅行记忆则与作为记忆框架的常识相接合，建构出“我”与“他”的相似感，以同一性消解了重新理解他者的意愿。在这种“不同”与“相同”的辩证中，理解与误解、宰制与反抗、希望与失望并存。共享记忆创造了交流和接合的契机，从而也蕴含了相互理解的可能性。在行动中对抗误解与常识，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正是因为“可能”，所以充满希望。

(二)行动的希望：介入“可能性”

共享记忆的相互理解呼唤行动，这意味着我们不能只是坐享其成，而是要积极推动记忆的接合向理解互信的方向发展。这其中包括三个层面的启示。

第一是要推动各种形式和内容的交流，创造记忆接合的丰富可能性。误解难免，但误解不能成为拒绝交流的借口。无论是理解还是误解，认识他者的前提首先是接触他者。所以鼓励交流不是为了目的还原论意义上的实现相互理解，而是为记忆的充分接合提供条件。只有当关于他者的记忆足够丰富、足够多元，才能敞开更多记忆接合与相互理解的可能。

第二是要培育尊重多元叙事、认可历史复杂性的记忆文化。相互理解不等同于相互认同，而是要承认记忆是建构的、多义的，是主观体验和客观史实的结合。对过去的阐释存在多种视角，在复杂而纠缠的“复线历史”(bifurcated histories)[42]中，有时很难明确定义对错是非，而是要在各种视角中寻求历史记忆的(不)合理性因素。尤其应当警惕“共享”的记忆暴政，避免确立一种同一的、必须遵从的历史真实，并以此排斥其他记忆叙事。须知回望过去的目的不只是(甚至不是)追求真相，还应通过共情他者和了解复线历史来把握历史的复杂性。Anna Cento Bull 和Hans Lauge Hansen的“竞争记忆”(agonistic memory)模式概括了这种良性记忆文化的四个要素：一是避免善恶的二元对立；二是尊重各种记忆主体的声音；三是重视回忆中的情感与共情；四是回到具体的社会历史情境中来理解过去与他者。[43]开放的记忆文化应当承认和鼓励反思性、对话式、多角度的记忆接合，这需要我们发挥记忆的公共性潜力，[44]打捞公私领域之间的“中观”记忆叙事。[45]

第三，记忆的接合启示研究者们从联系的角度来考察记忆建构过程。在个体记忆阐释中，具体的话语实践使某些观念在特定情境中占据主导，同时其他观念被排除在意义的网络之外。记忆的接合意味着不同回忆片段之间的连接与断连，因此研究者要注意分析接合的动态过程，思考哪些记忆被以何种方式纳入了意义阐释的关联网络，以及这种关联方式创造了怎样的记忆叙事、反映了回忆主体对自我与他者的何种认知。由此才能复盘共享记忆与相互理解的互动脉络和影响机制，回答为何有时可以理解他者，有时却会失败。

(三)关爱的希望：悦纳“可能性”

在伦理层面上，相互理解的意愿体现了对他者的关爱。Margalit指出，关爱扎根于深厚关系，建立和维护深厚关系是关爱的最终目标。在他的记忆伦理三角中，记忆、伦理和关爱各占一角，彼此互为支撑。[46]关爱是记忆接合的伦理根基，我们之所以要寻求相互理解、之所以要维系记忆的纽带，是因为我们仍然期待彼此关怀、仍然在乎(care about)并且关心(care for)他者、仍然向往和谐的共同生活。在这个意义上，虽然共享记忆未必促进相互理解，但是相互理解却源自共享记忆。因为正如文章开头所说，记忆共享的边界往往也是共同体形成的边界。正是因为我们拥有共同交织的过去，所以我们尊重彼此对这段过去的不同阐释，并且希望理解对方在共同生活中的独特经验与记忆故事。

当然，这种愿景未必会实现，因为相互关系除了关爱之外也有厌恶、敌对和仇恨。但是，只要我们还关心他者，记忆的接合就有继续的动力。记忆在彼此不断地联系和互动中创造共享的经历和关爱的可能性，也由此创造相互理解的意愿和契机。Mihaela Mihai认为，这种基于共享记忆和共同生活的关爱应当成为包容而开放的“认识论关爱”(epistemological care)：“关注社群的意义空间、关注其间的沉默与缺失，努力使这个意义空间多元化、同时批判其中利己的记忆机制。”[47]

将相互理解的意愿与实践视作关爱，不是把记忆道德化，而是要在行动中树立兼容和良善的记忆伦理。因此，关爱还是一种为了维系美好生活而付出的劳动、是维护深厚关系的修补工作。[48]关爱和希望一样呼唤行动，以此来“培育一个更加平衡的、相互理解的空间，防止其被任何‘终极的’还原论‘真相’所垄断”。[49]可见，记忆伦理所追求的关爱不强调同一性和唯一的历史解释，也不确保相互理解必定达成。彼得斯(John Durham Peters)进一步指出，承认我们未必能理解彼此，体现了“宽恕的美德”[50]——容忍多元甚至互斥的记忆叙事，在寻求理解的同时正视误解、允许“不理解”，也即是对良性互动空间的维护和对他者的关爱：

我们要问的问题不该是“我们能够交流吗”，而应该是“我们能够互相爱护，能够公正而宽厚地彼此相待吗”。在我们的关系中，人与人的团结显然比很有把握的解释来得重要。我们能做到语词上的你来我往，但是我们却无法共享彼此的生存状态。至多，“交流”指的不过是一些实践，其作用是用来弥补这一事实上的不足：我们永远不能成为对方。[51]

最后，记忆的接合还呼应了媒介记忆研究“把个人带回来”[52]的发展方向。英国文化研究作为接合理论的滥觞之一，也常被视作媒介研究中的批判受众研究学派，关注个人在文化情境中对文本的意义阐释。由此看来，“把个人带回来”也可以被视作一种记忆的“受众”研究。从这一视角出发，个人是过去的阐释主体，各种形式的历史与记忆是阐释的对象，而回忆则是阐释过去的意义建构过程。

在认识论层面上，个体的回忆过程是历史与记忆知识生成的过程。在方法论层面上，关注“意义”要求研究者从记忆的形式和记忆的文本转向记忆的“受众”，以质化的受众研究方法来收集和分析记忆之于个体的文化意义。[53]研究记忆的接合，也就是研究个体如何在回忆中阐释各种记忆片段之间的联系，从而串联起一段包含特定意义的记忆叙事。由此我们可以推断，特定记忆形式(中介、具身)所产生的意义及其对相互理解的影响不是确定的，而应当和霍尔的“编码-解码”模型一样，是一种类型学。追溯各个阐释类型的发生情境与现实意义，不但能够帮助我们把握共享记忆与相互理解的动态关系，也能进一步挖掘关乎“个体”的理论资源，桥接个体记忆与集体记忆之间的鸿沟。

注释：

①需要指出的是，接合概念在其原本的语境下就是反还原论的。霍尔用“接合”来分析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的关系，反思经典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还原论和经济还原论。其背景是保守党撒切尔夫人在1970年代末期赢得英国大选，开启新自由主义大幕。选举中大量工人阶级转投保守党，在当时成为令西方左翼困惑的难题。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阶级地位决定意识形态的经典论调无法解释英国工人群体的倒戈，所以霍尔认为，应当重视文化和历史情境的影响力。如David Morley所说：“霍尔敏锐地指出，撒切尔夫人的胜出只能被归因为文化因素，同时也只能通过文化来反制。”根据霍尔的分析，个人所处的阶级位置与其思想观念并非一一对应，工人阶级未必天然地滋养工人文化、维护工人阶级利益，关键在于意识形态如何通过特定历史情境的接合而发挥影响。马杰伟认为：“霍尔倡议的‘没有保证的马克思主义’正好回应了左翼思想的时代危机。‘没有保证’指向了压制与解放，均是当下处境中的一个挣扎过程。”孟冰纯也指出：“既然各阶级都需要依靠语言和思想理念来发展认同，把握世界，那么任何社会都存在意识形态体系的冲突和斗争，即便是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也并非一成不变地附著于经济基础，而是始终处于动态的演化之中，故而是‘没有保障的马克思主义’。”可见，接合的精髓就在于“不确保”：意识形态的宰制与抗争同时存在，不必然与经济基础、阶级身份和生产关系挂钩。参见：Jin H(2011).British cultural studies,active audiences and the status of cultural theory:An interview with David Morley.Theory,Culture & Society,28(4),124-144；马杰伟：《悼念霍尔：反思批判传播学》，《传播与社会学刊》2014 年第29期；孟冰纯：《沒有保障的马克思主义：霍尔对当代中国文化研究的启示》，《传播、文化与政治》2015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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