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在气候变化议题的社会属性越发突出的背景下，文化价值观成为探索通过叙事进行公众气候参与动员的关键。在中国这一重要且独特的文化语境中，可能存在哪些与公众气候参与具有关联的文化价值观?何种叙事策略有助于公众基于文化价值观进行气候参与?这些关键问题仍缺乏关注。本文采用焦点小组、深度访谈与叙事工作坊进行材料收集，利用扎根理论展开分析以回应上述问题。研究发现：与西方既有研究强调应单一面向传统文化价值观或现代文化价值观进行气候叙事不同，在中国文化语境中，过往导向、天人合一、中庸之道、与人为善这四种偏向中国传统的文化价值观，以及未来导向、民族认同、拼搏奋进这三种偏向现代文化的文化价值观形成合力，对我国的公众气候参与产生影响。与中国传统连接、强调未来的视角能兼顾中国文化的传统与现代、国家与地方等多维度的叙事策略，并且更好地激活上述文化价值观体系，并发挥气候参与的动员效果。研究揭示了气候议题与中国社会文化在传统与现代的维度均发生着复杂关联，也为基于中国文化价值观展开有效的气候叙事实践提供了策略层面的指引。

标题注释：能源基金会支持项目“气候叙事研究”(G-2204-33796)；清华大学自主科研项目“清新计算传播学与智能媒体实验室研究支持计划”(2022THZWYY07)。

关键词：气候叙事/ 文化价值观/ 气候传播/ 公众气候参与/ 叙事策略/

作者简介：张钧涵，西南财经大学人文与艺术学院；曾繁旭，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原文出处：《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广州)2025年第9期 第102-124页

一、作为文化议题的气候变化与公众气候参与

作为21世纪最受关注的全球性议题之一，气候变化成为全球各国、各地区必须携手应对的紧迫事件，也是中国“双碳”目标等重大国家战略关注的核心。2025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发表视频致辞，宣布了中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新一轮国家自主贡献，“到2035年，中国全经济范围温室气体净排放量比峰值下降7％～10％，力争做得更好……气候适应型社会基本建成”，并强调“各方应积极行动起来，推动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愿景，守护好我们共同的地球家园”①。积极推动公众气候参与(public engagement with climate change)，以实现节能减排与对气候后果的适应，已成为国际应对气候变化的共识②。

“公众气候参与”是气候传播领域的重要概念，也是应对气候变化的核心实践方式。其指涉利于缓解与适应气候变化的不同维度的公众参与形式，包括与气候变化相关的风险感知、议题认知、信念态度、低碳行为等③。而作为一个极度复杂的问题，气候变化超脱了最初单纯的科学范畴，深度嵌入不同且具体的文化语境之中④。诸多研究指出，气候变化本身也是一个文化价值选择的议题⑤，文化价值观是理解气候议题的关键⑥。关注公众由于文化差异而产生的对气候议题的不同理解，可以深度解释为何不同群体暴露在相同的全球变暖环境中却可能做出截然不同的反应⑦。探索文化如何塑造了人们对气候问题的认知，是推动公众气候参与的基础性问题⑧。

叙事作为动员公众气候参与的核心方法⑨，也只有以贴合具体文化价值观语境的相应策略来向公众讲述气候故事，才可能产生良好的公众动员效果⑩。然而，当前气候叙事与公众气候参与这一交叉领域的研究大多关注科学、情感等叙事文本，以及风险感知、受众心理特征等影响因素(11)，鲜少对价值观这一重要影响因素展开探究。此外，少量关注到文化价值观与气候叙事的研究，也大多将目光投向西方文化语境：其一方面关注如何从现代性的文化价值观出发，通过相应叙事策略对以英美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开展公众气候参与动员；另一方面则是从传统文化价值观出发，对太平洋岛国等欠发达地区的公众进行探究，仍缺乏对中国文化语境中复杂文化价值观体系的关注。

中国作为碳排放大国，是全球气候治理中不可忽视的关键角色。从文化语境来看，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中唯一不曾发生文化中断的文明古国，加之伴随着积极的经济改革与全球化进程，更加多元的文化也快速进入中国社会，增添了其文化语境的特殊性。探索中国文化与公众气候参与间的关系，以及如何基于中国文化动员公众进行气候参与，既是关键的理论议题，也是助力我国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研究问题。

因而，本研究致力于以文化价值观作为核心逻辑，探索中国文化语境中哪些文化价值观与公众气候参与存在关联，以及何种叙事策略有助于公众基于文化价值观践行气候参与。

二、文献探讨：文化价值观、气候叙事与公众气候参与

(一)文化价值观与公众气候参与：单一考察现代或传统的价值观

文化价值观是用于探索社会群体特征时广泛使用的概念(12)，霍夫斯塔德、施瓦茨等价值观研究领域的知名学者普遍认为文化价值观反映的是一套被某一社会成员所普遍接受的文化信念和规范，其在广泛意义上影响文化成员的诸多行为(13)。同时，文化价值观也兼具区分文化内部成员与外部成员的功能，使得国家、组织等文化集团中的成员依据这样一组价值观行事(14)。

当前，诸多研究证实文化价值观将会对公众的亲环境行为产生十分明显的影响(15)(16)。在关注文化价值观与亲气候行为的研究中，其中一条典型路径为依赖霍夫斯塔德的文化价值偏向模型，探索相关文化价值因素如何影响到公众的亲气候行为(17)。霍夫斯塔德确定了文化价值观的四种维度：权力距离、不确定性规避、个体化/集体化、男权文化/女权文化(18)。Bentley等的实证研究表明，文化价值观的作用机制较为复杂，其在不同语境中将显著促进或者削弱公众对气候议题的关注和参与(19)；此外，Dake基于西方语境的研究也进一步验证了会影响公众针对环境的态度与行为的四种文化价值观：等级秩序、个体化、平等主义与宿命论(20)。

然而该研究路径存在一定的缺陷：首先是该模型对文化价值观做出的划分较为笼统，关注当前西方发达社会极具现代性的文化价值观，无法对诸多更微观但重要的传统性、地方性的文化价值观进行关照(21)；其次，这一模型的研究样本绝大多数集中在西方发达国家的语境下，其在东方语境的适用性存在较大争议，较难直接将其作为框架来对中国文化价值观与公众气候参与之间的关系加以验证。

探究文化价值观与公众气候参与关系的第二条路径来自人文地理学。该路径更多地利用民族志等方法来对欠发达地区的地方文化价值观与公众气候参与之间的关系展开探索。例如一项针对基里巴斯地区的研究表明，基督教义和殖民文化是塑造当地居民参与气候适应行动的两条关键线索。基于该种文化形成的以家族为中心的文化价值观促成了公众基于对家族福祉的维护而加以接受气候政策(22)。该路径为探索具体的地方文化价值观与公众气候参与间的关系提供了重要参考，并指出地方传统文化价值观是影响当地公众气候参与的关键。但该类研究大多集中探索气候脆弱地区的小国，样本具有局限性，相关结论在更大范围内的可推广性较为有限。此外，该路径研究同样尚未被用于对中国这一文化相当多元的语境展开探索。

正如Adger等学者指出，成功的气候参与动员势必要适应具体的社会文化价值观所反映的社会文化语境，而无法单纯地套用外部经验来对本地化实践进行复刻(23)。对于中国这一较为复杂且重要的文化语境，可能存在哪些与公众气候参与相关的文化价值观，这既是当前气候传播研究欠缺之处，也是本研究力图弥补之处。

(二)气候叙事策略：缺乏对文化价值观视角及中国本土文化的关注

气候叙事是气候传播效果研究的新视角。当前研究主要集中于通过量化检验的方式，对不同叙事之于公众气候参与的动员效果进行验证。从现有研究结果来看，研究一方面验证了健康(24)、环境(25)等相关叙事框架具有动员效力，以及指出气候叙事中的“心理距离”(26)“情感需求”(27)等要素会显著影响动员效果。然而，该领域的主流研究仍集中于探索单一的叙事框架或心理要素对叙事效果的影响，忽视了叙事框架与诸多心理要素本身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文化价值观这一底层逻辑。现有研究对文化价值观与气候叙事之间关系的关注仍然不足。

气候传播领域相关研究指出文化价值观是造成气候变化在不同社会语境中出现议题特性差异的核心原因(28)。文化视角有助于解释像气候变化这样的全球性共同环境风险为何在不同的人群中会出现理解和决策的差异，并指出无法在社会文化的差异之下创造出一套适用于全球不同社会语境的普适性气候叙事方案(29)。

基于社会文化价值观的叙事策略往往能更好地促进公众更为深入地理解气候变化对自己所处的社会而言意味着什么(30)。而公众本身作为复杂心理机制的集合体，往往也更加倾向于形成与其所属社会群体的文化价值观相一致的环境认知(31)。如何更好地贴合不同社会文化价值观去生成有效的气候叙事策略，是当前气候传播领域中重要的理论与实践议题。

Debashish等人提炼的“文化中心的气候参与框架”为在具体语境中以文化价值观为底层逻辑开发气候叙事策略提供了方法论依据。这一框架提倡充分尊重文化价值观的多元性与复杂性，应采用建构而非验证的方式来完成具有针对性的叙事开发。具体而言，该框架指出气候叙事策略的生成首先应基于对具体社会语境中的人群所持有的价值观与生活经验加以肯定，并使得该文化语境中的个体与团体能够充分地依赖价值观与生活经验去塑造关于气候缓解与气候适应的气候叙事(32)。这一框架也被广泛地应用于对不同语境中基于文化价值观的气候叙事策略的开发。诸如有研究探讨了在拉丁美洲的语境中，基于该社会主流的家庭主义文化价值观，强调气候变化背景下家庭义务与家庭责任的叙事，更好地促进了公众气候参与及对相关气候政策的支持(33)。

综上所述，只有主动适应当地文化语境中与气候变化相关的特殊文化价值观结构与本地化生活经验，让公众参与并生成属于其自身的气候叙事策略，才能更有效地进行公众气候参与动员。

然而，如上文所述，单一面向现代文化价值观或传统文化价值观的研究分野，也直接导致了基于文化价值观的气候叙事策略出现了单一偏向传统或偏向现代的分化，其研究成果对中国复杂文化环境的适应力也相当有限。因而，在尝试探索与气候参与具有密切关联的中国文化价值观的基础上，何种叙事策略有助于公众基于中国文化价值观进行气候参与，是本文的另一研究重点。

(三)中国的文化价值观：传统与现代的交融

中国作为当前世界格局中东方文化的主宰者，其文化超越着世代与地域被不断地传承(34)。中国文化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一个较为清晰且独具特色的体系，也始终伴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而不断流变，其本身的复杂性也在不断增加(35)。

Kluckhohn和Strodbeck为了探究文化价值观的商业与营销价值，对中国文化价值观进行过系统总结并将其分为了五个关键维度：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相信与自然和谐相处与缘分使然；在个体层面注重谦卑；在关系导向上提倡尊重权威、相互依赖与维护面子；在时间导向上提倡过往导向与持续性关系；在活动关系中倡导礼数与和谐(36)。与此类似的研究有The Chinese Culture Connection通过调研总结的方式提出了40种中国典型的中国文化价值观(37)，而后Fan则通过对研究成果综述的方法进一步地对成果进行了丰富，进一步将中国典型文化价值观类型扩充到了71种(38)。总体而言，该类研究成果将中国文化价值观总结为以儒家文化占据主导地位，并同时与道家、佛教文化共同构筑起的综合文化体系(39)。

但该类研究也具有局限性。首先，该类研究对中国文化价值观的解读一直受制于西方主流意识形态与科学研究的传统，更多集中于对东西文化展开比较、分类、分析与逻辑推演(40)，将其视为西方文化价值观的对立面。此外，该类研究大多是将中国文化价值观等同于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来进行看待，忽视了伴随着中国社会的快速发展而产生的文化变迁。

当前，中国文化价值观的变迁被诸多研究证实(41)，伴随着改革开放，中国文化价值观更具包容性，西方文化中诸多现代性的文化价值观也开始融入中国传统(42)，一同开始对当下中国公民的个体行动产生影响(43)。但当前相关研究对中国现代性价值观的关注相对不足，仅有少量研究在该方面做出了有限的探索。如郑晓娴展开的中国文化价值观调研指出中国当代文化价值观以传统、现代、开放和包容作为基本底色(44)。但该类研究数量稀少，且只揭示了中国文化价值观系统中十分有限的侧面，并没有揭示中国现代性文化价值观的全貌，这也导致上述成果对中国当前文化价值观现状的解释与描绘相当有限(45)，难以直接被应用于指导本研究的核心问题。

综上所述，针对中国文化价值观的研究成果较难为本研究提供效果研究所需的来自文化价值观维度的验证性概念、框架；针对气候叙事的相关结论、概念在中国这一特殊语境中的可借鉴性也相当有限。要达成上述研究目的，需要采用建构的视角对中国的文化价值观、公民气候行动、气候叙事及其相互关系展开更为开放式的探索。因而本研究的核心目的并非致力于对叙事效果展开验证性研究，而是更为开放地探讨中国语境中有哪些文化价值观与公众气候参与存在关联，以及基于这些关键文化价值观，何种叙事策略有助于公众进行气候参与。

三、研究方法

当前可供本研究核心目标所借鉴的现有研究成果较少，较难通过量化验证的方式展开。同时，研究需要在特殊的中国语境中对文化价值观、气候叙事等极具本土特征的维度展开全新探索，具有建构特性，因而在材料分析层面主要采用了扎根理论的方法。

在材料收集上，本研究主要采用了焦点小组、深度访谈与叙事工作坊。焦点小组当前已成为探索价值观念与公众气候参与关系的重要方式，不仅能在群体氛围中激发参与者相互讨论，让其所持有的价值观念充分暴露，同时还能充分探究气候参与这类复杂问题相关联的意义、行动是如何产生的(46)。而由于价值观念的表达可能受到群体压力的影响而被压抑，因而研究还采用了一对一深度访谈的方式以力求弥补这一不足。焦点小组与深度访谈采用了同一套访谈提纲，具体探讨参与者对“中国传统文化、当代生活的看法”“气候参与的认知及缘由”等维度的看法来达成对文化价值观念、气候参与等关键信息的收集。其中焦点小组共计展开7组，每组7～8人，共计访谈51人，每场时间控制在3小时左右；深度访谈采用一对一访谈的形式展开，共计访谈73人，每人访谈1小时左右。焦点小组与深度访谈均采用了线上与线下结合的方式，并保证了受访者在性别、年龄、地域、收入、教育水平等方面被证实影响公众价值观念与气候参与的人口统计学因素。

叙事工作坊环节在焦点小组与深度访谈结束后随即开展。该方法充分回应了上述“文化中心的气候参与框架”的路径，致力于从公众角度出发，通过评析既有气候叙事与自由阐述叙事方式相结合的形式来充分挖掘公众文化价值观与气候叙事之间的关联。本研究在本部分的具体操作为：首先为研究者提供了事先准备好的相关语料供受访者阅读，该语料中包含丰富的文化价值观与气候参与的相关内容。受访者被要求在阅读后对自我喜欢或不喜欢的词句进行勾画、陈述相应理由，并被开放性追问其认为还可以采用哪些方式来促进公众的气候参与，以完成对公众相关叙事策略偏好的暴露。

上述环节最终共计形成了71万字左右的质性材料。扎根分析的环节依据开放式编码、关联式编码与选择式编码的三级编码流程展开，并完成理论模型建构。在初始编码阶段，本研究抽取了6组焦点小组的访谈内容与60份一对一的个人深度访谈内容作为原始资料来展开编码分析。编码过程共计由2位编码员严格依照内容分析的方法分别展开独立编码，且编码信度为86.3％，证明本研究编码结果具有较高信度。对于编码过程中未达成一致的少量编码内容，两位编码员共同回顾了原始访谈录音，并进行了新一轮的商讨分析，最终达成一致。

在选择性编码与模型建构完成后，本文将剩余的1组焦点小组的访谈材料与13份一对一访谈材料用于编码以检验理论饱和度，两名编码员均未能发现新的主范畴与相关关系，在已形成的主范畴内也未能发现新的初始概念，认为研究的理论模型达到了饱和。

四、编码分析与理论模型建构

(一)开放式编码：文化价值观与叙事策略初始范畴的归纳

开放式编码的过程主要由2位编码员围绕“影响中国公众气候参与的文化价值观及叙事促进策略”这一核心问题，将收集到的初始材料进行重新拆分与糅合，然后进行概念化，并将概念进行组合、界定、归类并发现概念之间范畴。2名编码员将所有的访谈材料导入Nvivo 12软件中，借助软件对材料进行认真阅读推敲，对涉及核心问题的语句逐句进行了编译，共计得到了182条初始概念。接下来，对初始概念中较为相似或相同的概念进行了聚拢合并，并以初始概念至少出现3次作为筛选标准，删去了出现频度不足3次的初始概念并进行初步归纳，最终形成了36个初始范畴。开放式编码的具体结果见表1。

(二)关联式编码：7类文化价值观与5项典型叙事策略的提炼

在通过开放式编码形成了复杂的初始范畴后，关联式编码致力于通过逻辑总结在初始范畴间再次建立联系，识别出不同初始范畴间的关联并形成意义。两位编码员对36个初始范畴进行反复比对、归类、总结关联，并将两位编码员关联式编码的结果进行比对，且对少量有出入之处进行二次讨论并最终达成一致。从形成的共识来看，关联式编码最终在文化价值观维度形成了7个主范畴，分别对应7种在中国语境中与公民气候参与具有紧密关联的文化价值观；在气候叙事策略维度共形成5个主范畴，分别对应5种激发相应文化价值观的气候叙事策略，具体形成了12个主范畴与其所对应的36个初级范畴关系(表2)。

(三)选择式编码：文化价值观、叙事策略与公众气候参与的关系

在通过关联式编码对初始范畴之间的关系进行较为深入的梳理并形成概念更为凝练与清晰的主范畴后，涉及研究问题的核心变量则被基本确定。接下来，扎根理论的关键第三步即为通过选择式编码来将所建立的主范畴进行再次深度分析，并最终确定出一个核心范畴来将所有的主范畴进行统筹整合，使得主范畴之间能够相互关联并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论脉络，进而对研究的核心理论问题进行阐释。而最终建立起的这一理论脉络也就是扎根理论研究的核心结论。为回应核心研究问题，在部分编码环节，本研究围绕研究问题并基于“叙事会激发公众的相应价值观念体系(47)，而价值观念会引导公众认同相应社会规范并进而产生行为卷入(48)”的研究共识，围绕“叙事策略”“文化价值观”“公众气候参与的社会规范与行为卷入”三个关键类别，依据相关原始材料挖掘各主范畴在理论上的关联性，进而完成关系结构的建构。

通过具体分析，各主范畴之间的相互关系及代表性的原始资料见表3。

五、模型建构与研究结论

根据本研究“哪些文化价值观与中国公众气候参与存在关联?”以及“何种叙事策略有助于公众基于文化价值观进行气候参与”两个开放式的研究目标，本文通过扎根理论三级编码的研究步骤，分别形成了“文化价值观”与“叙事策略”这两大类的主范畴，以及确定了“影响中国公众气候议题参与的文化价值观及传播促进路径”这一核心，并通过对主范畴彼此之间关系的梳理建构了最终的理论模型，以对研究的关键问题进行回应。

图1 影响中国公众气候议题参与的文化价值观及传播促进模型

(一)中国文化价值观与气候参与：传统与现代结合的复杂影响机制

本研究结论所揭示的中国语境中文化价值观与公众气候参与之间的诸多关联，对现有研究成果进行了一定补充。西方现有研究成果总是指出未来导向等诸多偏向现代的文化价值观是影响英美等发达国家公众气候参与的关键(49)，而宗教中敬虔主义等偏向传统的文化价值观是影响南美、非洲等欠发达地区公众气候参与的核心(50)。与现有主流结论不同，本研究发现：在中国语境中，影响公众气候参与的文化价值观念具有传统、现代的双重偏向，其更为具体的影响机制也可进一步对现有研究成果进行增补。

首先，从宏观维度来讲，传统与现代的文化价值观形成了合力，共同影响着中国公众的气候参与。影响中国公众气候参与的文化价值观结构符合现有研究对中国文化价值观作出的传统与现代的分野(51)。其中过往导向、天人合一、中庸之道、与人为善是典型的传统文化价值观(52)；未来导向、民族认同与拼搏奋进是更加偏向现代的文化价值观。过往研究印证中国道家天人合一的传统价值观积极影响中国公众亲环境行为(53)的结论在本研究中得以验证，证实这一文化价值观会将公众的亲环境行为迁移到亲气候的行动之中。但研究结果同样揭示占据中国传统文化核心的儒家文化所提倡的中庸之道、与人为善、过往导向的文化价值观依然在对当代中国公众气候参与产生着重要的影响。这也体现出中国的传统文化具有天然亲近气候治理议题的基底，在探索中国的气候治理时更多去关注中国的传统文化是未来研究可着力的方向。

其次，值得注意的是，民族认同被诸多研究认为是当前影响世界多国公众气候参与，且偏向现代的文化价值观(54)，其在中国语境中仍发挥着关键作用，证实了相应研究结果跨语境的适用性。但这一价值观除具有现代面向外，在中国语境中仍体现出了一定的传统面向。在现代的维度，这一价值观促使中国公众关注气候议题给中国国际地位、中华民族国际形象等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同时，在传统的维度，这一价值观也促使公众去关注气候议题对传统中国文化的影响，并进而参与到气候议题之中。这也提示学界在未来探究价值观与公众气候参与的关系时，可以更为深入地探索价值观本身的多维偏向，而不是仅仅停留于将其整体作为一个独立变量考察。

最后，中国文化价值观与气候参与之间的关系结构是较为复杂的，文化价值观本身之间存在着“矛盾但和谐的张力”。诸如未来导向与过往导向，以及中庸之道与拼搏奋进等分别偏向传统与现代的价值观之间本身存在着较强的张力，但均存在通过不同作用机理去促成中国公众对气候议题的参与。这也证实了处于发展和转型期的中国具有十分复杂与多元的文化环境，传统与现代的文化价值观在气候议题之中达成了巧妙的融合。这就需要相关的政策制定者与传播者们更为深入地去关注中国文化特殊性与气候治理之间的微妙关联。

具体而言，本研究通过严格的扎根过程在中国语境中挖掘了文化价值观念与公众气候参与的关联，具体关系阐释如下。

(二)7类文化价值观与公众气候参与的关系阐释

研究发现，中国公众已然能够代入本土文化视角来对气候变化这一复杂的全球性议题进行审视，并会基于中国文化因素而进行气候参与。

研究总结了7种影响中国公众气候参与的文化价值观：过往导向、未来导向、天人合一、中庸之道、民族认同、与人为善、拼搏奋进。该类价值观会引领中国公众在文化上形成应对气候变化的相应社会规范，并影响其自我卷入相关文化仪式参与、气候文化生产、生活习惯形成、传统文化传承、文化理念践行等气候参与之中。其具体的作用机理如下：

过往导向倾向于认为历史经验能够帮助解决当代事务(55)，且尤其需要注重依照先辈们的经验来行事(56)。这一价值观促使公众依据祖先和先贤们与自然环境相处的经验、理念与文化传统来处理当前与气候变化之间的关系。由于中国传统文化具有高度亲近自然环境的内核，这一价值观容易促成中国公众将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理念、民俗等与气候议题加以连结，并推动自我对诸如植树祭祖等利于应对气候变化的相关文化仪式、文化传承等加以参与。

未来导向的价值观更多强调关注面向未来进行变革及创新(57)，这一典型西方价值观当前也伴随着全球化进程开始在中国社会萌芽。这一文化价值观促使公众关注发展趋势，认为社会与个人都应该充分考量气候变化将会在未来给国家发展、地区发展、个人事业等方面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并督促自我对未来由于气候变化所可能出现的情况做好长远考量及合理规划，进而参与到该议题中。

天人合一的文化价值观源于道家思想，是自古指导中国公众处理自我与自然关系的核心文化价值观(58)。这一观念更多强调人类相较于自然是一种从属关系，坚决反对人类企图控制或超越自然的企图(59)。这一文化价值观强调人与自然的关系内核将促使中国公众思考气候变化背后反映出的人与自然的张力，并认为社会应更加严肃地去践行顺应自然、尊重自然、回馈自然等重要理念，并进而促使自我卷入低碳出行、绿色消费等生活方式改变、文化理念践行等行动之中。

中庸之道是儒家文化所提倡的重要文化价值观(60)，其核心强调人应通过提升自我修养来获取平衡，进而避免过度。这一文化价值观引导中国公众在面向气候议题时更多从当前社会普遍惯习来加以反思，认为气候变化是人类不加以节制所产生的“过度”后果。在应对气候议题时，持有该价值观的公众提倡社会应当重新强调和践行自我约束、自我调节、适可而止、寻求平衡等中庸之道的文化理念，进而在出行、消费、饮食等各维度实现减排降碳。

民族认同是当代中国较为突出的一种文化价值观(61)，其强调应将本民族利益作为重要考量(62)。这一文化价值观促使中国公众考量气候变化可能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带来的影响，以及自我参与在国际气候政治中可能为中华民族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基于上述考量，该文化价值观推动公众希望促成文化保育、维护民族尊严、凸显民族能力与彰显民族风范等社会规范，进而促成其卷入维护中国在国际气候治理中的领导地位、保护中华文化免受气候变化影响等具体实践中。

与人为善是中国公众对待社会关系网络的核心文化价值观，其倡导通过对他人施加善意的方式来维护和谐稳定的关系(63)。该种价值观更多促使公众将关照他人、施加善意和关系维护视为当代社会生活的一种重要规范，并以此来考量自我的相关行为。由于气候参与往往具有较强指向公共利益与他者利益的特质，因而常被视为维护该类规范的方法论。这些规范可能并不直接导向气候参与，但公众出于对关照他者的需要，从而间接促成其参与到践行低碳生活、帮助他人提高气候适应能力等实践中。

拼搏奋进是市场化改革后快速崛起的文化价值观(64)，是影响个人行为的重要因素。该种价值观提倡将奋斗作为获取理想生活的重要方式，并将不断进步与在竞争中取得优势视为走向成功生活所应该遵循的重要社会规范。这一文化价值观引导公众去思考气候变化与个人、国家发展之间的关系。应对气候变化和公众自身需求与奋斗方向是否符合是促使公众去思考是否卷入相关气候参与行为中的关键因素。当低碳生活方式会对其奋斗方向产生阻碍作用时，可能会导致公众对气候参与的漠视。

(三)基于文化价值观的5种气候叙事策略阐释

基于文化价值观的叙事路径为在全球范围内动员公众参与气候议题提供了新的思考路径。本研究在上述具有气候动员潜质的文化价值观基础上提炼出了5条与之相匹配的叙事策略，其分别是：与中国传统连接、强调未来视角、宣教与自然共生、强调民族利益、与中国“善”文化连接。其具体策略阐释与作用的机理如下。

与中国传统连接的具体方式包括宣传祖先环保经验、善用先贤名言、与文化仪式连接。这里的传统既包含广义上中国主流的传统理念、思想、仪式，也包括狭义上各地方的传统民俗、地方经验等。这一策略的核心在于挖掘中国传统中与应对气候变化具有积极关联的部分，并通过叙事强调中国传统文化一方面具有提倡公众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等环境问题的底蕴，另一方面也提供了指引当代人应对气候变化的宝贵经验，从而激发起中国公众过往导向与民族认同的文化价值观。

强调未来视角的具体策略包括解读转型方向与目的、强调长远考量。这一策略的关键是凸显气候变化是为走向更好的未来而必须考量的重要因素。通过向公众强调宏观层面相关转型目的及长远考量的必要性，能够帮助中国公众认知气候变化与未来的关系，进而激发其未来导向的文化价值观。

宣教与自然共生的具体方式包括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呼吁自我节制与宣教气候适应。该叙事策略一来需要强调应对气候变化是践行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核心方式；二来需要呼吁公众在生活、消费等诸多方面践行自我节制来减少碳排；此外，还需向公众宣教科学知识，为公众在气候变化背景下实践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提供方法论，进而激发中国公众天人合一、中庸之道的文化价值观。

强调民族利益的叙事策略包括呼吁为民族遗产、为民族形象与为民族发展而行动三种方式。该策略重心在于梳理气候变化与中华民族集体利益间的关系。在为公众理清气候变化可能对中华民族的文化保护、民族形象、发展机会等关键利益所可能带来的机遇或威胁等基础上，该策略应进一步向公众说明气候参与是为民族利益而付诸的积极行动，进而激发中国公众民族认同的文化价值观。

与中国“善”文化连接的具体方式包括强调参与即善行、呼吁向他人施以善意两种方式。该方式的重点在于通过叙事强调气候参与是一种充满善意的积极行为，而付诸具体的气候行动是当前一种在向他者传递善意的重要方式，进而激发中国公众与人为善的文化价值观。

(四)如何基于中国文化价值观展开气候叙事：兼顾传统与现代、国家与地方

中国现有气候叙事实践大多集中强调该议题之于中国的政治意义或强调其环境风险(65)，诸如较常述说气候变化背景下的中国经济改革、国际政治博弈，以及强调冰川融化、海平面上升等风险。这一叙事实践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去挖掘气候变化与公众密切关联的文化生活间的可能性。

综合上述，基于中国文化价值观的气候叙事策略的挖掘，本研究进一步对文化、气候参与及气候叙事这三者在中国语境之中较为特殊的相互关系进行了解剖。一方面与当前既有研究进行对话与增补，也致力于对如何结合中国文化语境开展气候叙事提供实践上的指导。

首先，气候叙事策略仍应注重兼顾中国文化的传统与现代性的融合。当代传统中国文化与部分以西方为核心的现代性文化在中国语境中交融，使得传统与现代性共同对当代中国发挥着重要作用(66)(67)，并对中国公众去认知与看待气候变化这一议题产生着影响。

从现有基于文化的气候叙事策略研究成果来看，传统与现代性的二元区分仍较为明显。其一来体现为关注如何从现代性视角出发对美国、英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开展气候叙事活动，大多集中关注市场化、都市化等现代性的文化生活(68)；而与之相对的则是单纯从传统文化的视角出发来对欠发达地区的气候叙事策略进行关照，诸如如何将叙事与当地宗教信仰、民俗进行结合(69)。但深入中国语境，单一面向传统或现代的气候叙事路径均很难适应中国当前复杂的文化现状。研究发现，传统与现代的文化价值观形成了合力，共同对中国公众气候参与产生重要影响，诸多中国公众既能从较为传统的文化视角出发来对气候参与展开决策，也能够融合较为现代的文化视角来对气候参与加以考量。因而基于中国文化语境的气候叙事既需要通过与中国传统连接等具体的策略来实现对过往导向等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进行激发；也需要注重通过强调未来视角等叙事策略来对未来导向等偏向现代的文化价值观进行激发。只有实现对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兼顾，才能更好地发挥气候叙事的动员效力。

其次，气候叙事策略需兼顾国家文化与地方文化。基于某一社会文化语境的气候叙事策略只有在将气候变化与当地文化进行有效连接时才能更好地发挥传播效果(70)。本研究发现，在中国具体语境中开展气候叙事实践还需要兼顾好国家文化与地方文化的关系。依赖国家文化是抓住那些凝聚了全体公民的文化价值观来进行气候叙事策略的开发(71)。在中国语境之中，我们能够发现存在着过往导向、天人合一、中庸之道、民族认同、与人为善等超越地区差异的国家维度的普遍文化价值取向，可以通过宣传祖先环保经验、善用先贤名言、强调参与即善行等具体的叙事策略来将气候议题与之加以连接，这也是以全体公众作为受众的气候叙事策略研究最为侧重的方式。

最后，诸多研究已经印证了地方文化与本地知识对公众气候参与具有重要影响(72)。尤其在中国，其复杂的地理环境导致国家内部形成了十分多元且具有显著差异的地方民俗、理念、仪式、伦理等地方文化(73)。这些地方文化在国家文化的宏观框架下，以更为具体的方式影响着本地中国公众的气候参与。诸如在过往导向这一典型的国家主流文化价值观框架下，部分中国公众还能够依据维护本地植树造林、海上祭祖等相当本地化的传统民俗与祖先经验来对自我的气候参与加以考量。这也提示着为激发相关文化价值观，气候叙事策略还应该更多地深入具体的地方文化之中去寻求叙事动员的可能性，进而通过兼顾国家与地方的方式来将气候议题与中国文化深度连接。

注释：

①习近平：《习近平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上的致辞(全文)》，载新华社2025年9月25日，https://gffgg35755bc0ef6e4f60s55fnuob5qfk660qf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vh512/share/12750054?docid=12750054&newstype=1001&d=135012d&channel=weixin&time=1758742098671，2025年9月27日访问。

②Krug,T.,"Concluding Commentary to the Special Issue:'Climate Change Communication and the IPCC'",Climatic Change,Vol.171,2022,pp.1-5.

③Corner,A.,Markowitz,E.,Pidgeon,N.,"Public Engagement with Climate Change:the Role of Human Values",Wires Climate Change,Vol.3,2014,pp.411-422.

④Kreuter,M.W.,De Rosa,C.,Howze,E.H.,et al.,"Understanding Wicked Problems:A Key to Advancing Environmental Health Promotion",Health Education & Behavior,Vol.31,2004,pp.441-454.

⑤Kelly,P.M.,Adger,W.N.,"Theory and Practice in Assessing Vulnerability to Climate Change and Facilitating Adaptation",Climatic Change,Vol.47,2000,pp.325-352.

⑥Ribot,J.,"Vulnerability Does Not Fall from the Sky:Toward Multiscale,Pro-poor Climate Policy" in Michael,R.Redclifteds.,Handbook on Climate Change and Human Security,Cheltenham,2013,p.166.

⑦Adger,W.N.,Barnett,J.,Brown,K.,et al.,"Cultural Dimensions of Climate Change Impacts and Adaptation",Nature Climate Change,Vol.3,2013,pp.112-117.

⑧O'Brien,K.,"Do Values Subjectively Define the Limits to Climate Change Adaptation?",in Adger,W.N ed.,Adapting to Climate Change:Thresholds,Values,Governanc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9,pp.28-31.

⑨Shenhav,S.R.,Analyzing Social Narratives.1.Auflage,Routledge Series on Interpretive Methods,New York:Routledge,2015,p.77.

⑩Hillier,A.,Kelly,R.P.,Klinger,T.,"Narrative Style Influences Citation Frequency in Climate Change Science",PLoS One,Vol.11,2016,p.e0167983.

(11)王积龙、陆婉秋：《气候叙事对低碳行为意愿之影响的实验研究》，载《新闻大学》2023年第12期。

(12)郑晓娴：《当代中国社会文化价值观调查报告》，载《甘肃理论学刊》2009年第6期。

(13)Rokeach,M.,The Nature of Human Values,New York:Free Press,1973,p.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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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Wang,X.,Zhang,C.,"Contingent Effects of Social Norms on Tourists' Pro-environmental Behaviors:The Role of Chinese Traditionality",Journal of Sustainable Tourism,Vol.28,2020,pp.1646-16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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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Hofstede,G.,Culture's Consequences:International Differences in Work-related Values,Beverly Hills,CA:Sage,1980,p.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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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Appel,M.,Richter,T.,"Transportation and Need for Affect Narrative Persuasion:A Mediated Moderation Model",Media Psychology,Vol.13,2010,pp.101-135.

(28)O'Brien,K.,Wolf,J.,"A Values-based Approach to Vulnerability and Adaptation to Climate Change",WIREs Climate Chang,Vol.1,2010,pp.232-242.

(29)Adger,W.N.,Barnett,J.,Brown,K.,et al.,"Cultural Dimensions of Climate Change Impacts and Adaptation",Nature Climate Chang,Vol.3,2013,pp.112-117.

(30)O'Brien,K.,Wolf,J.,"A Values-based Approach to Vulnerability and Adaptation to Climate Change",WIREs Climate Chang,Vol.1,2010,pp.232-242.

(31)Kahan,D.M.,Peters,E.,Wittlin,M.,et al.,"The Polarizing Impact of Science Literacy and Numeracy on Perceived Climate Change Risks",Nature Climate Change,Vol.2,2012,pp.732-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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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Leung,K.,"Chinese Culture,Modernization,and International Business",International Business Review,Vol.17,2008,pp.184-187.

(52)Fan,Y.,"A Classification of Chinese Culture",Cross Cultural Management,Vol.7,2000,pp.3-10.

(53)Yin,J.,Qian,L.,Singhapakdi,A.,"Sharing Sustainability:How Values and Ethics Matter in Consumers' Adoption of Public Bicyclesharing Scheme",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Vol.149,2018,pp.313-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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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Yin,J.,Qian,L.,Singhapakdi,A.,"Sharing Sustainability:How Values and Ethics Matter in Consumers' Adoption of Public Bicyclesharing Scheme",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Vol.149,2018,pp.313-332.

(59)张岱年：《中国哲学中“天人合一”思想的剖析》，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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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Fan,Y.,"A Classification of Chinese Culture",Cross Cultural Management,Vol.7,2000,pp.3-10.

(68)Darier,E.,Schüle,R.,"Think Globally,Act Locally? Climate Change and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Manchester and Frankfurt",Local Environment,Vol.4,1999,pp.317-329.

(69)Morgan,S.,"Climate,the Earth,and God-Entangled Narratives of Cultural and Climatic Change in the Peruvian Andes",World Development,Vol.110,2018,pp.345-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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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李慕寒、沈守兵：《试论中国地域文化的地理特征》，载《人文地理》1996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