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振武，南京师范大学历史文博学院讲师。

[摘 要]  海洋知识生产是近代英帝国海权扩张的重要支撑，殖民地居民的本土知识亦随着帝国的扩张而流转，融入现代科学的知识谱系。近代早期加勒比海居民的本地飓风知识，以及19世纪英美科学精英对加勒比海飓风的研究，共同启发了亨利•皮丁顿对孟加拉湾热带气旋的系统性考察。在孟加拉亚洲学会、跨国商会与英印殖民当局的协助下，皮丁顿对孟加拉湾及中国海域的热带气旋进行了一系列研究，彰显了知识生产背后的殖民权力。鸦片战争爆发后，皮丁顿开始详察东亚台风，其与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亦流入中国，成为欧洲人塑造殖民统治合法性的工具。热带气旋知识的生产及流转，揭示了帝国知识生产背后的全球性与殖民逻辑，展现了作为实验室的热带与现代世界的关系，也见证了近代中国融入一个急剧全球化世界的过程。

[关键词]  亨利•皮丁顿 热带气旋 知识生产 殖民扩张 鸦片战争

近代英帝国的崛起及其在全球的殖民活动与英国海权扩张关系密切，而海权扩张有赖于一系列与海洋有关的知识生产，其中热带气旋（Tropical Cyclone）^[１]知识的生产及流转具有重要意义。作为一种发生在热带及亚热带海域的气候现象，热带气旋经常给英国人的远洋航行及拓殖带来巨大挑战，而对热带气旋的了解则有助于英国人规避风浪，减少贸易、探索和殖民等活动中的生命及财产损失。在19世纪，英帝国广袤的“热带”（tropics）^[２]殖民地为动植物学、地质学以及气象学等新兴科学提供了天然的试验场，亦促使许多英国人开展相关科学研究。彼时身处加尔各答的亨利·皮丁顿（Henry Piddington）即是一例。他的研究填补了彼时孟加拉湾气旋研究的空白，其成果亦成为英帝国海船用于规避海上风暴的指南。本文以皮丁顿对热带气旋的研究为切入点，考察热带气旋知识在加勒比海（Caribbean Sea）、孟加拉湾（Bay of Bengal）与中国海域（China Seas）的生产及流转，以展现19世纪英帝国知识生产背后的全球性与殖民权力。

广义上而言，对热带气旋知识的考察离不开对宗主国、殖民地以及全球三者关系的探讨。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受“新帝国史”（New Imperial History）转向的启发，一些英帝国史家跳出传统路径，探索英国人在殖民地的知识生产与文化建构。^[３]但这些研究较少从全球视野考察知识在殖民地的生产及在殖民地之间的流转。近年来，全球史潮流兴起，历史学者日益关注商品、植物、知识、劳工等要素的跨区域和全球流动，如美国历史学家杜赞奇（Prasenjit Duara）便将近代早期知识、技术与观念的交流史称为“流转史”（circulatory history）。^[４]在全球史的影响下，科学史家也对知识与物品的全球流动青睐有加，呼吁将科学理解为某种形式的全球交流的产物，同时认识“地方交流与全球网络”的重要性。^[５]为摆脱长期以来科学史研究的西方中心主义和“中心—边缘”二分法，法国历史学家卡皮尔·拉吉（Kapil Raj）着重强调非西方世界参与近代全球知识生产或现代科学的建构，即所谓的“地方与全球的共同生产”（co-production of the local and the global）。^[６]气象史研究亦是如此。由于气象活动不囿于人为划定的边界，因此气象知识的生产和流转天然地具有流动性和跨越性，正如美国科学史家詹姆斯·弗莱明（James R. Fleming）所言，对天气和气候的历史研究必须兼具全球与地方视野。^[７]在热带地区，知识的流动性与跨越性体现得尤为明显，不同热带及亚热带海域之间的共性为热带气旋的知识生产奠定了自然基础。

狭义上而言，鲜有学者从全球史的视角考察亨利·皮丁顿其人。学界关于皮丁顿的研究大致分为两种，一是强调皮丁顿如何凭借对“气旋”（cyclone）的命名而跻身近代全球热带气旋研究先驱之列；^[８]二是将皮丁顿视为预言1867年孟加拉三角洲气旋灾害的“先知”，以揭示英印殖民者的傲慢与自然环境的不确定性。^[９]这些研究大抵从殖民史、科学史和环境史等学科视野出发，为我们了解皮丁顿其人提供了诸多洞见。然而，它们很少围绕皮丁顿来探讨这一时期的帝国扩张与知识生产之间的张力。在本文中，笔者将借助对皮丁顿的研究，着力考察19世纪热带气旋知识在加勒比海、孟加拉湾及中国海域的流转，以此反思近代全球知识生产与殖民扩张之间的紧密联系，并从全球知识史的视野来看待近代中国的对外开放，以推动我国中国史研究与世界史研究的融合。

一、从加勒比海到孟加拉湾：热带气旋知识生产的美洲来源

自新航路开辟以来，欧洲殖民者频繁活动于热带地区，借助人员流动、制度迁移与知识流转等纽带，加快了热带地区的全球化节奏。到19世纪，英帝国热带殖民地之间已形成相互呼应、紧密相连的关系。这一方面是因为殖民者、科学家、博物学家等在帝国内四处考察，能够将某处的植物、知识与经验带往彼处；另一方面，也因为作为自然与“非人类世界”的“热带”本身存在共性，超越了人为划分的边界。热带气旋即是如此，它虽不受人类活动的地理区域所阻隔，却又在类似的纬度带呈现出内在的共性。近代以来，热带世界的全球化往往就建立在这种共性之上，也正是这种共性，将加勒比海、孟加拉湾及中国海域等地区串联起来。

1797年，亨利·皮丁顿出生于英国苏塞克斯郡小镇路易斯（Lewes），年轻时即加入商船队伍，时常穿梭于印度洋与中国海域。^[１０]1824年，皮丁顿抵达孟加拉，并于1831年在加尔各答定居。起初他主要从事植物学和地质学研究，但他的兴趣很快便转向了热带气象学，这与威廉·里德（William Reid）对加勒比海飓风的考察直接相关。

1831年8月，一场“加勒比大飓风”（Great Caribbean Hurricane of 1831）袭击了巴巴多斯、古巴和路易斯安那等地，并带来7至10英尺高的风暴潮（storm wave）。^[１１]灾后，毕业于皇家工程学院（Royal

Academy of Engineering）的殖民官员威廉·里德被派往巴巴多斯负责重建工作，正是在那里，他开始详细调查加勒比海飓风的规律。^[１２]1837年返回英国后，里德借助英国科学协会（British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这一平台，跻身英国气象学家行列。^[１３]1838年，他与美国气象学家雷德菲尔德（William Redfiled）提出了共同研究热带风暴的想法，并连续出版了《风暴法则试析》和《风暴法则的发展进程》两本著作，为早期飓风研究奠定了科学基础。^[１４]1839年，里德成功当选为英国皇家学会（Royal Society）会员，这反映了热带气象学正在成为一门重要的学问。里德对加勒比飓风的研究直接影响了皮丁顿，皮丁顿坦言：“里德上校的著作《风暴法则试析》经加尔各答报刊与《爱丁堡评论》介绍，极大地引起了我的关注，因为该主题与我早年的生活密切相关。特别是有一次，一场飓风突然转向，我将我所指挥的一艘船的主桅砍断才幸免于难。”^[１５]

不过，皮丁顿的研究不仅受到里德等欧美科学精英的启发，亦受惠于近代早期加勒比人的本地知识。西印度群岛见证了欧洲人第一次有确切记载的与热带气旋的遭遇，也孕育了早期西方人关于热带气旋的认知。最早的一次记录发生在1493年2月12日克里斯托弗·哥伦布（Christopher Columbus）的美洲航行途中。^[１６]到1502年，通过观察和与当地人交谈，哥伦布显然已经获得了关于飓风预兆的知识。^[１７]这说明彼时的当地人已经对热带气旋有一定程度的了解。

相较于哥伦布，英国船长朗福德（Captain Langford）提供了更多关于加勒比人本地飓风知识的证据。1698年，朗福德向英国皇家学会提交了一份西印度飓风回忆录，其中描述了1657—1667年间的5次飓风，还透露了他如何向加勒比人学习预测飓风。^[１８]据朗福德称，彼时生活在加勒比群岛的英法居民常“在6月份向多米尼克和圣文森特的加勒比人”打听关于飓风的消息，而正如他观察到的那样，加勒比人的“预言术很少或迄今从未失败”。^[１９]在朗福德看来，加勒比人对飓风的预测并非源自“巫术或与魔鬼的交谈”，而在于对各种感官的调动，包括观察月亮、天色和星辰的变化；倾听山谷、地洞或水井中的巨大噪音；闻到比平常更浓郁的海水的味道；感知风向的变化，如“风会向西猛吹，偏离通常路线”；等等。朗福德在其收养的一名加勒比仆人那里学到了这些诀窍，并成功预测了1667年8月19日袭击尼维斯的飓风，为英国海军军舰“加冕号”（Coronation）的指挥官约翰·贝里（John Berry）提供了预警。此外，朗福德还将飓风视为一种旋风（Whirl-Wind），这一说法大概同样来自于当地水手。^[２０]朗福德的回忆录于1698年发表在皇家学会主办的《哲学汇刊》（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第20卷上，具有一定的影响力，也因此为皮丁顿所熟知。在皮丁顿看来，朗福德对“旋风”的讨论是第一次明确记载的欧洲人对热带气旋旋转性质的认识。^[２１]事实上，在学习了本地知识后，朗福德也意识到可以利用不同的飓风风向行船，这同样启发了皮丁顿，令他思考如何指导船只在热带气旋中利用风向避难。由此可见，加勒比海的本地知识间接地推动了皮丁顿的研究。

透过皮丁顿其人可以看出，19世纪热带气旋知识的起步既离不开英美科学精英的交流，亦得益于热带居民的本土经验与本地知识，后者因大航海活动而进入欧洲人的知识谱系，最终启发了皮丁顿对热带气旋的研究。

二、从孟加拉湾到中国海域：热带气旋知识的跨区域生产

在印裔作家阿米塔夫·戈什的小说《饥饿的潮汐》中，亨利·皮丁顿被描绘成一位酷爱风暴的英国绅士，原本生活在加勒比海地区，后来移居至加尔各答附近的潮乡（tide country）。^[２２]的确，从1838年开始，亨利·皮丁顿将全部精力投入到对孟加拉湾热带气旋的研究当中。就其背景而言，这与1757年普拉西战役（Battle of Plassey）结束后英国人在孟加拉地区的殖民扩张密不可分。换言之，近代英帝国在全球尤其是热带地区的扩张为皮丁顿的研究提供了重要支撑。

皮丁顿的研究首先得到了孟加拉亚洲学会的鼎力支持。1784年，英国文献学家威廉·琼斯爵士（Sir William Jones）在加尔各答创立孟加拉亚洲学会（The Asiatic Society of Bengal），旨在加深对印度及周边地区的“东方学研究”，其领域不仅涵盖语言、历史、地理、古物、艺术等，也同样包括现代科学。如印度科学史家扎西尔·巴伯（Zaheer Baber）所言，孟加拉亚洲学会“激发了新的科学研究……它还极为成功地催生了一个科学组织网络，并最终发展为一些重要的独立机构，包括皇家植物园、印度博物馆、动物园、印度测量局、皇家造币厂、印度政府气象局、语言学调查所、孟加拉医学院、热带医学学院、地质与印度人类学调查所。”^[２３]尽管热带气象活动并非孟加拉亚洲学会的主要研究对象，但热带气象学的发展仍离不开孟加拉亚洲学会及其官方杂志的支持。

1832年，孟加拉亚洲学会创办了《孟加拉亚洲学会杂志》（Journal of the Asiatic Society of Bengal），为热带气象学的起步提供了重要的探索与交流平台。此举几乎领先于同时期的欧洲：在1832年举行的英国科学协会第二次大会上，苏格兰物理学家詹姆斯·福布斯（James Davis Forbes）尚且将气象学称为“新生的科学”（an infant science）。^[２４]甫一创立，《孟加拉亚洲学会杂志》便刊载了《1829、1830、1831年间在加尔各答测量总局进行的气象观测摘要》一文。该文讨论了气压、温度、湿度、降雨、风向及天空状况等内容，尤其强调热带地区的大气状况，并将其视为“东方气候”（Oriental climates）的一部分。^[２５]《孟加拉亚洲学会杂志》对于皮丁顿的研究也相当支持，1839年，该杂志刊登了皮丁顿的第一篇热带气象学论文，主题即是当年6月3日至5日孟加拉的“狂风和飓风”（Gale and Hurricane）。这是皮丁顿对热带气旋考察的第一次系统性尝试，也反映出热带气旋从一开始即是热带气象学研究的重要内容。

不仅如此，活跃于亚洲海域的英国商船和英印殖民当局也向皮丁顿施以援手。1839年6月孟加拉湾气旋暴发后，皮丁顿先是致信加尔各答商会（Calcutta Chamber of Commerce），进而与布里斯托尔与利物浦商会（Chambers of Bristol and Liverpool）以及东印度与中国协会（East India and China Association）接洽，以期获得有关中国海域与印度洋商船的航海日志。皮丁顿称，对英国而言，掌握有关“风暴法则”的正确知识的重要性“不言而喻”。^[２６]为调查1839年热带气旋的成因和规律，英印殖民当局向所有气象站附近的人征集观测结果，还特邀皮丁顿将所有收到的报告汇总并撰写概要。^[２７]同年9月，印度政府秘书（Secretary to the Government of India）亨利·普林西普（Henry Thoby Prinsep）将《风暴报告》（Storm Reports）“免邮”寄赠给皮丁顿，供其了解研究。^[２８]

当然，皮丁顿的热带气旋研究也不乏挫折。为获取更多航海数据，皮丁顿在报纸上向那些为他提供航海日志的船长征求中午时分的气压计高度，以便将这些数据与测量总局的登记表作比较。^[２９]然而，这些船长要么“粗鲁无礼”，要么得致信或拜访三四次，才百般不情愿地向他提供四到五天的航海日志；有些人则“更令人生气”，对他的一些具体请求视而不见。他甚至七度请求某位船长分享航海日志，而终无所获。^[３０]不仅如此，彼时人们对“风暴理论”是否适用于所有热带海域也心存疑问。皮丁顿指出，“对东方海域的大多数船长而言，风暴理论还很新鲜，有些人不了解它，或认为它只是奇思怪想”，在许多人看来，“一个极适用于西印度群岛和美洲海岸的理论，可能在孟加拉湾与中国海域毫无用处。”^[３１]对此，皮丁顿解释道，西印度群岛、孟加拉湾和中国海域的飓风或台风有着相同的特质，它们都遵循两种运动，“一种是围绕一个中心的转弯或转向运动，另一种是向前的直线或曲线运动，因此它们是在同时旋转和向前滚动。”^[３２]但皮丁顿也承认，时人“对于印度（洋）飓风的通常运动轨迹仍旧无知”，只能推测“孟加拉湾和中国海的飓风总是从东向西移动，或者从东北和东南之间的某处向西南和西北之间的某处移动。”^[３３]由此可见，皮丁顿不仅有意识地将不同海域的热带气旋进行比较，还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研究对象，即印度洋的热带气旋。

皮丁顿对印度洋热带气旋的研究构成了当时世界上热带风暴知识生产图谱中的重要内容。除了在《孟加拉亚洲学会杂志》发表约25份气象学《备忘录》之外，他还将自己的研究成果集结成册，并于1844年出版，题为《风暴法则号角书：印度洋和中国海域》。如标题所示，该书涉及的地理范围主要涵盖孟加拉湾、阿拉伯海及中国海域。^[３４]皮丁顿肯定了前人的研究成果，但他敏锐地意识到当时热带风暴术语含糊不清、指代不明带来的麻烦，这些术语包括“飓风”“旋风”（whirlwinds）、“暴风”（tempest）或“大风”（gale）等。为此，他在1848年新出版的《水手的风暴法则号角书》第五部分首次引入“气旋”一词，用于描述呈螺旋式前进的气象活动。据他所言，“气旋”一词来源于希腊语“κύκλος”（意为“圈”或“环”），能够恰如其分地体现风的螺旋性质。^[３５]与《风暴法则号角书：印度洋和中国海域》相比，《水手的风暴法则号角书》的研究主题基本相同，但篇幅大为扩充，内容更为全面丰富。作为一本实用的航海手册，《水手的风暴法则号角书》取得了巨大成功，在此后的30年里成为该领域的公认教科书。皮丁顿也凭借对“气旋”一词的发明逐步建立起自己的声望。1848年10月，《孟买时报》^[３６]肯定了“气旋”一词的使用，认为这是“皮丁顿先生对飓风和各种螺旋风暴的合适的新称呼”。^[３７]借助《孟买时报》的肯定，“气旋”一词很快得到应用与普及。

综合来看，亨利·皮丁顿的热带气旋研究具有三个重要特征。首先，他的研究既受益于19世纪英美科学精英的跨国网络，又间接体现了对加勒比海本地飓风知识的借鉴，彰显了所谓现代科学研究背后的非西方特质。其次，皮丁顿数据搜集之广、成果发表之易皆离不开19世纪英帝国的海外殖民扩张，后者造就了一个知识生产的全球—地方网络。最后，皮丁顿对亚洲热带气旋的研究明确有为帝国扩张服务的意图，这一点将在本文的第三部分详加阐述。

三、知识生产与殖民权力：气旋知识流入近代中国

皮丁顿的气旋研究体现了他所处时代的全球性，他的身后是英帝国在全球的海权扩张。因此，皮丁顿的目光最终跟随英帝国的商船和舰队跨越大洋，落在了中国海域。

1840年3月，即英国谋划用炮舰打开中国国门之际，皮丁顿发表了《风暴法则笔记》一文，对19世纪30年代中国及西太平洋海域的台风予以详述，其目的正是向英国派往中国的舰船提供有用信息。^[３８]对英国船队选择合适时机、规避海浪风暴而言，《风暴法则笔记》无疑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1840年6月，中英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同年9月10日，一艘载有第37马德拉斯本地步兵团（37th Madras Native Infantry）的“戈尔康达号”（Golconda）军舰从印度东海岸的马德拉斯出发，前往中国参战。但在离开新加坡前往澳门的途中，该军舰遭遇了一场剧烈的台风，至少200名印度士兵因此丧生。亨利·皮丁顿对此感叹道，如果船员们能够掌握中国海域的风暴法则，海难事故就能够避免。^[３９]

鉴于中国东南沿海乃是台风的肆虐之地，而台风本质上也是一种热带气旋，因此鸦片战争的爆发使热带气旋的知识生产变得更加重要。与此同时，随着英国派往中国的军舰及商船数量的增加，皮丁顿也能够获得更多的航海数据，以推进其对中国海域台风的研究。从1842年起，皮丁顿陆续发表了一系列中国海域台风的研究论文。如皮丁顿所言，在“中英贸易开放以及从加尔各答和孟买到中国的鸦片快船航线开辟”之前，很少有英国商船在中国海域航行，即使有一些零星的印度和美国船只，也未留下任何航海记录。^[４０]鸦片战争爆发后，皮丁顿请求英国东印度公司（British East India Company）董事会附赠相关的官方档案。用皮丁顿的原话说，由于东印度公司在“科学事业上的一贯慷慨”，他的请求迅速得到回应。这批资料，包括许多关于中国海域和北太平洋的航海日志与信件的摘录，协助他在《孟加拉亚洲学会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名为《印度风暴法则第六份备忘录：中国海域（1780—1841）》的文章。^[４１]在该文中，他依照时间顺序列举了1780年至1841年间大大小小数十次台风，其中大多发生在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包括澳门、香港、广州和海南等。在这篇文章中，皮丁顿还进一步表达了帮助英帝国扩张的野心：“若中国成为欧洲国家领地，当风暴袭击其东海岸时，或许能使用电报，对从南部而来的风暴提供预警。在印度大概也有同样的优势。我们的下一代将看到此项成就。”^[４２]对于皮丁顿其人，美国历史学家格列高利·库什曼（Gregory Cushman）评论道：“他坚定地相信，科学与技术的进步是文明发展的主要机制，也是维护欧洲人对殖民地统治合法性的重要手段。”^[４３]

热带气旋知识的生产及流转与英帝国的殖民扩张缠绕在一起，成为彼时英国首相帕默斯顿勋爵（Lord Palmerston）“炮舰外交”的一把火药。在殖民浪潮的裹挟下，皮丁顿等西方学者的气旋研究也如一股热风般涌向近代中国。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被迫于1842年与英国签订《南京条约》，并开辟广州、福州、厦门、宁波和上海为通商口岸，这为西方科学、技术与文化的汹涌而至提供了突破口。1843年底，来自美北浸礼会的医疗传教士马高温（Daniel Jerome MacGowan）抵达宁波，并在1853年编纂出版了一部介绍西方气旋研究的中文译著，名曰《航海金针》（The Navigator’s Golden Needle）。该书堪称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气象学专著，充分体现了皮丁顿的影响，正如其序言所称，该书“根据里德上校的意愿起草，并由香港的布朗宁出资出版。里德上校的作品中关于中国海域台风的章节构成了本册的基础；还使用了我的同乡、纽约的雷德菲尔德先生和加尔各答的皮丁顿先生的出版成果。”^[４４]该书正文亦称：“飓风之理，创其说者，为亚美理驾合众国，即花旗博士来特菲尔。后英吉利文员毕丁登、武员黎特加详焉。”^[４５]尽管该书主要沿用“黎特”（威廉·里德）的学说，但也可见“毕丁登”（皮丁顿）的影响。在此之前，即1852年9月，《北华捷报》（The North-China Herald）也刊登了一篇名为《皮丁顿与气旋》的文章，对皮丁顿所著的《飓风对谈：供普通水手使用》一书作了简单介绍。^[４６]由此可知，英美科学精英之间的气象学网络已借助西方传教士触及中国，一条跨区域的撰述、编纂、译介、出版和流传的路径已然打通，中西方文明在炮火声中实现了进一步的交融。

气旋知识在中国的传播体现了科学发展的不对称与权力格局的不平等，也凸显出殖民主义更深层次的内容，即所谓的“文明开化”（civilization）。《航海金针》并非是一部介绍热带气象学的纯粹科学作品，而是具有强烈的道德隐喻：“整部书中还穿插了关于自然和启示宗教的评论”。^[４７]马高温称：“在向他们提供具有科学性质的作品时，我们不仅会促进他们的物质利益，而且以这些作品为传达宗教真理的媒介，我们将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他们智力和道德的再生。”^[４８]毋庸置疑，这里的“他们”指的是刚刚被迫“睁眼看世界”的中国人。在西方殖民者看来，彼时中国人在道德与智力上皆处于落后状态，只有引入西方科学知识才能使之改变。在该书中，道德教化甚至比规避风浪更重要：“处世需避恶俗，较之航海需避飓风，殆有甚也”。^[４９]可见，西方气旋科学成为欧洲人推行“文明开化”使命的工具，其目的在于为殖民统治提供合法性。

《航海金针》一书既反映了知识的流通及其带来的现实作用，也反映了隐藏在知识背后的权力结构。在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看来，知识是一种权力，不仅仅是因为知识的有用性或其为权力服务，而在于它本身就是权力的表现形式。^[５０]皮丁顿关于热带气旋的研究充分体现了知识生产与殖民权力的纠缠。然而，近代全球知识生产往往是复杂的、多线程的。若从中国的视角出发，就能看到气象知识的流通并不总是单方面的输入，中国也绝非仅是被动接受的对象。据研究，早在4世纪，中国南方沿海地区的居民已将台风视为一种独特的大气现象。在南朝（宋）沈怀远所撰《南越志》中即出现“飓”字，用以指代热带气旋活动。宋人所编《太平御览》引用《南越志》的说法，称“飓者，具四方之风也”，体现了时人对热带气旋旋转特征的朴素认识。^[５１]唐代刘恂所撰《岭表录异》中记载的飓风相关内容，更说明了生活在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古人对热带气旋及其引发的风暴潮有所了解。^[５２]这些足以说明马高温试图用现代气象知识论证欧洲文明优越性的说法存在缺陷，更何况如本文所揭示的，热带气旋知识原本就是一种热带地方知识。上文提及的《1829、1830、1831年间在加尔各答测量总局进行的气象观测摘要》一文述及19世纪初气象学在欧洲尤其是法国、英国的兴起，同时也揭示出气象学知识构成的复杂性，说明气象学并非全然是欧洲文明发展而来的产物。据该文所称，十七八世纪法国物理学家路易·莫翰（Louis Morin）的思想来源之一是中国两汉时期的《礼记·月令》（Youe-ling）。^[５３]该书由汉人编纂，以“春、夏、秋、冬”四季为序提纲挈领，其内容体现了我国古代遵时守令、重视天文自然的物候学思想。作为《孟加拉亚洲学会杂志》的重要作者和忠实读者，皮丁顿本人应该阅读过这篇文章，毕竟彼时的气象学文章并不多见。

四、结语

皮丁顿的案例提供了一个透视全球知识与殖民权力关系的棱镜，既有助于从微观层面了解孟加拉湾气旋知识生产的主体、过程和影响，也有助于从宏观层面了解19世纪的跨地区知识生产与全球互联。作为一种“非人类要素”，气象活动本身具有流动、跨越和变化的特质，与人类强行划分的边界难以兼容。局限于民族国家的框架，甚至局限于单一的海域或地区，都难以对近代气象活动的知识生产形成较为全面的认识。本文以近代英帝国热带气旋知识的生产及流转为切入点，既考察了本地知识对全球科学的贡献，也探究了相关知识如何在加勒比海、孟加拉湾及中国海域等不同地区之间的传播。简言之，热带气旋知识在热带与亚热带海域之间流转往复，彰显了全球知识史及全球环境史研究对象的跨区域与全球性特征。

热带气旋知识诞生于“热带世界”并在“热带世界”传播，也充分体现了“热带”的作用：它既是现代世界的科学、制度和思想的实验室，又促进了实验成果向全球的散播，推动了热带世界的“现代化”与现代世界的“热带化”。对于久居温带的欧洲殖民者而言，热带更像是一所自然与文化的学堂，它给欧洲人带来了焦虑和挑战，也促使欧洲人向热带本土居民学习与热带自然及文化的相处之道，再将学到的知识和经验从此处带往彼处。或许我们需要将热带本身作为方法，即从热带的眼光出发，打破那些将现代科学全然归功于欧洲的陈见，进而发掘长久以来被权力遮蔽的成就与声音，反思热带与现代世界形成之间的复杂关系。

气旋知识的生产既离不开各种主体的参与，离不开跨区域的视野和比较，亦离不开英帝国的海权扩张。在复杂的背景下，近代早期加勒比海居民的本地知识及19世纪初期的全球科学精英交流网络启发了皮丁顿，使其研究视野跨越孟加拉湾直至中国海域，其研究成果亦最终随着鸦片战争的爆发流入中国。从皮丁顿的案例可以看出，19世纪的热带气旋知识时而在东西方文明的交往中激荡，时而在本土居民与科学精英的脑海中回响，最终如一股热风般涌向东亚世界，见证并参与了近代中国的对外开放。从加勒比海到孟加拉湾，从孟加拉湾再到中国海域，并不是热带气旋故事的全部，但其中的流动与联系无不提示着我们，有必要进一步打破我国世界史与中国史研究之间的隔阂，用全球史的眼光来看待我们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注释

^[１]在本文中，笔者将根据历史习惯和具体语境使用“气旋”（cyclone）、“飓风”（hurricane）、“台风”（typhoon）、“风暴”（storm）等词来指代热带气旋，它们本质上是同一种气候现象，不同的词语主要反映了热带气旋出现的地域差别。按照维基百科的定义，热带气旋是一种快速旋转的风暴，它起源于热带海洋并从中汲取能量后逐渐增强。热带气旋会带来狂风、暴雨和高浪，在某些情况下还会出现极具破坏性的风暴潮和沿海洪水。参见https://en.wikipedia.org/wiki/Tropical_cyclone，访问时间：2024年8月17日。

^[２]关于“热带”概念的建构，参见Paul S. Sutter, “The Tropics: A Brief History of an Environmental Imaginary”, in Andrew C. Isenberg, ed., The Oxford Handbook of Environmental Histo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pp.178-204.

^[３]关于“殖民知识”（colonial knowledge）的经典研究，可参考：Bernard S. Cohn, Colonialism and Its Forms of Knowledge: The British in India,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6; C. A. Bayly, Empire and Information: Intelligence Gathering and Social Communication in India, 1780-187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Nicholas Dirks, Castes of Mind: Colonialism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India,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1.

^[４] Prasenjit Duara, The Crisis of Global Modernity: Asian Traditions and a Sustainable Futur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p.12.

^[５] James A. Secord, “Knowledge in Transit”, Isis, vol.95, no.4, December 2004, pp.654-672; Lissa Roberts, “Situating Science in Global History: Local Exchanges and Networks of Circulation”, Itinerario, vol.33 , iss.1, 2019, p.10.

^[６] Kapil Raj, Relocating Modern Science, Circulation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Knowledge in South Asia and Europe, 1650-1900,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7, p.22.

^[７] James R. Fleming, Vladimir Janković, and Deborah R. Coen, eds., Intimate Universality: Local and Global Themes in the History of Weather and Climate, Sagamore Beach: Science History Publications, 2006, introduction.

^[８] John D. Cox, Storm Watchers: The Turbulent History of Weather Prediction from Franklin’s Kite to El Niño, New Jersey: John Wiley & Sons, Inc, 2002, pp.31-32.

^[９] Amitav Gosh, The Hungry Tide, London: Harper Collins, 2004, p.27; Bruce Parker, The Power of the Sea: Tsunamis, Storm Surges, Rogue Waves, and Our Quest to Predict Disaster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0, pp.69-70; Debjani Bhattacharyya, Empire and Ecology in the Bengal Delta: The Making of Calcutt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8, p.144; Ranjan Chakrabarti, “The Calcutta Cyclone of 1737: Cyclone or Earthquake?” in Sajal Nag, ed., Force of Nature: Essays on History and Politics of Environment,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8, pp.135-136.

^[１０] Caroline Blyth, “Piddington, Henry”, Oxford Dictionary of National Biography, 2004, https://doi.org/10.1093/ref:odnb/22221，访问时间：2026年4月4日。

^[１１] David Longshore, ed., Encyclopedia of Hurricanes, Typhoons and Cyclones, New York: Facts on File, 1998, pp.214-215.

^[１２] Olwyn Mary Blouet, “Sir William Reid, F.R.S., 1791-1858: Governor of Bermuda, Barbados and Malta”, Notes and Records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London, May 1986, vol.40, no.2, p.174.

^[１３] 1831年，苏格兰科学家戴维·布鲁斯特（David Brewster）等人以“德国自然科学家与医生协会”（Gesellschaft Deutscher Naturforscher und Ärzte）为蓝本，在约克创办英国科学协会（British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目标是促进对科学的进一步了解，包括科学的基本原理、程序及可能产生的结果。几乎从一开始，气象学就是英国科学协会的主要研究对象之一。

^[１４] William Reid, An Attemptto Develop the Law of Storms, London: J. Weale, 1838; William Reid, The Progress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Law of Storms, and of the Variable Winds, with the Practical Application on the Subject to Navigation, London: John Weale, 1849.

^[１５] Henry Piddington, “Researches on the Gale and Hurricanes in the Bay of Bengal on the 3rd, 4th, 5th of June, 1839; being a first Memoir with reference to the Theory of the Law of Storms in India”, Journal of the Asian Society of Bengal, vol.8, 1840, p.559.

^[１６] Andrés Poey, A Chronological Table, Comprising 400 Cyclonic Hurricanes Which Have Occurred in the West Indies and in the North Atlantic within 362 Years, from 1493 to 1855; With a Bibliographical List of 450 Authorities, London: Clowes & Sons, 1855, p.5.

^[１７] Tannehill and Ivan Ray, Hurricanes: Their Nature and History, Particularly Those of the West Indies and the Southern Coasts of the United State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38, p.142.

^[１８] Captain Langford and Mr. Bonavert, “Captain Langford’s Observations of His Own Experience upon Huricanes, and Their Prognosticks. Communicated by Mr. Bonavert”, 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vol.20, 1698, pp.407-416.

^[１９] Captain Langford and Mr. Bonavert, “Captain Langford’s Observations”, 1698, p.407.

^[２０] Captain Langford and Mr. Bonavert, “Captain Langford’s Observations”, 1698, p.413.

^[２１] Henry Piddington, The Sailor’s Horn-book for the Law of Storms, second edition, London: Smith, Elder & Co.; New York: Wiley and Putnam, 1848, p.1.

^[２２] Amitav Gosh, The Hungry Tide, Harper Collins,

2004. 笔者尚未找到证据证明皮丁顿曾在加勒比海地区生活，这可能是小说作者的杜撰。

^[２３] Zaheer Baber, The Science of Empire: Scientific Knowledge, Civilization, and Colonial Rule in India,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6, p.159.

^[２４] James D. Forbes, “Report upon the Recent Progress and Present State of Meteorology, 1831-1832”, Report of the First and Second Meeting of the British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 at York in 1831, and at Oxford in 1832, London: John Murray, Albemarle Street, 1835, p.196.

^[２５]The Journal of the Asiatic Society of Bengal, vol.1, 1832, pp.23-24. 有关对“东方学”“东方主义”的批评研究，参见Edward W. Said, Orientalism,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78.

^[２６] Henry Piddington, “Researches on the Gale and Hurricanes”, 1840, pp.560-561.

^[２７] “Storm Reports”, in Asiatic Journal and Monthly Register for British and Foreign India, China and Australasia, vol.31, 1840, p.70.

^[２８] Henry Piddington, “Researches on the Gale and Hurricanes”, 1840, pp.561-562.

^[２９] Clements R. Markham, A Memoir on the Indian Surveys, London: W. H. Allen and Co., 1871, pp.207-208. 彼时担任测量总局主管的是印度本地人士拉达纳特·西克达尔（Radhanath Sikdar），在1829—1868年之间，关于印度及其周围海域的气象数据全都记录在加尔各答测量总局的办公室中。

^[３０] Henry Piddington, “Researches on the Gale and Hurricanes”, 1840, p.563.

^[３１] Henry Piddington, Notes on the Law of Storms: As Applying to the Tempests of the Indian and Chinese Seas, Drawn Up for the Use of the Expedition to China, Calcutta: G. H. Huttmann, Bengal Mily, Orphan Press, March 1840, pp.3-4.

^[３２] Henry Piddington, Notes on the Law of Storms, 1840, p.5.

^[３３] Henry Piddington, Notes on the Law of Storms, 1840, p.6.

^[３４] Henry Piddington, The Horn-book for the Law of Storms for the Indian and China Seas, Calcutta: Bishop College Press, 1844.

^[３５] Henry Piddington, The Sailor’s Horn-book for the Law of Storms, 1848, pp.7-8.

^[３６]即印度最早也是影响力最大的英语报纸之一，《印度时报》（The Times of India）的前身。

^[３７]The Bombay Times and Journal of Commerce, October 28, 1848, p.813.

^[３８] Henry Piddington, Notes on the Law of Storms, 1840, pp.2-3.

^[３９] E. H. Nolan, The Illustrated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 in India and the East, 1878, London: Virtue & Co., p.14; Henry Piddington, “A Fourth Memoir on the Law of Storms in India”, Journal of Asiatic Society of Bengal, vol.10, 1841, pp.895-906.

^[４０] Henry Piddington, “A Sixth Memoir on the Law of Storms in India, being, Storms in the China Seas, from 1780 to 1841”, Journal of the Asiatic Society of Bengal, vol.11, part ii, 1842, p.714.

^[４１] Henry Piddington, “A Sixth Memoir on the Law of Storms in India”, 1842, p.605.

^[４２]Nature, June 18, 1874, p.125.

^[４３] Gregory Cushman, “The Imperial Politics of Hurricane Prediction: From Calcutta and Havana to Manila and Galveston, 1839-1900”, in Erika Marie Bsumek, ed., Nation-States and the Global Environment: New Approaches to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Histo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p.137.

^[４４] Daniel Jerome Macgowan, Hang hai jin zhen（《航海金针》）, Ningpo: Ai hua tang, 1853, p.7. 该书藏于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

^[４５] Daniel Jerome Macgowan, Hang hai jin zhen, 1853, p.18.

^[４６]“Piddington and Cyclones”, The North-China Herald, September 25, 1852, p.31. 《北华捷报》由英国人于1850年8月30日在上海创办，是近代中国最有影响力的报纸之一。关于皮丁顿的《飓风对谈》，参见Henry Piddington, Conversations about Hurricanes for its use of Plain Sailors, Calcutta: J. Thomas, Baptist Mission Press; London: Smith, Elder, and Co., 1852.

^[４７] Daniel Jerome Macgowan, Hang hai jin zhen, 1853, p.7.

^[４８] Daniel Jerome Macgowan, Hang hai jin zhen, 1853, p.7.

^[４９] Daniel Jerome Macgowan, Hang hai jin zhen, 1853, p.76.

^[５０] [法]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第29-30页。

^[５１]Kin-sheun Louie and Kam-biu Liu, “Earliest Historical Records of Typhoons in China”, Journal of Historical Geography,vol.29, no.3, 2003, pp.299-301; Clark Alejandrino, “Weathering History: Storms, State, and Society in South China Since the Fifth Century CE”, unpublished PhD dissertation, Georgetown University, 2019.

^[５２]《岭表录异》中载：“南海秋夏间，或云物惨然，则其晕如虹，长六七尺。比候则飓风必发，故呼为‘飓母’。”“南中夏秋多恶风，彼人谓之飓”。“秋中复多飓风。当潮水未尽退之间，飓风作，而潮又至，遂至波涛溢岸，淹没人庐舍，荡失苗稼，沈溺舟船，南中谓之沓潮。”参见[唐]刘恂：《岭表录异》卷上，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3-4页。

^[５３]The Journal of the Asiatic Society of Bengal, vol.1, 1832, p.24.

文章原载于《学术研究》2026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