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老子》源于西周王室史官，是王室传承的格言警句汇编，与汉儒认定的“子书”不同。早期“子书”的形制有如下特征：由若干篇文章汇集而成。文章自具首尾，意思完整；或由若干短章组合而成一篇松散长文。多为门弟子整理而成。用学说的创始者或传承者的名字为书名。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子羔》，由《鲁邦大旱》《子羔》《孔子诗论》三篇意义独立的文章组成，与早期“子书”的形制合若符契。因此，战国楚竹书《子羔》为“子书”的原始形态，保存了子羔传承的孔子之民本思想、德政思想和诗学观念。
[关键词] 先秦子书 原始形制 战国楚竹书 《子羔》
一、“子书”的起源与《老子》一书的性质
《庄子·天下篇》《荀子·非十二子》《韩非子·显学》《淮南子·要略》《论六家要旨》《汉书·艺文志》等，论及先秦诸子之形成，大意皆谓春秋以来，礼崩乐溃，王道既微，诸侯力政，士人各引一端，崇其所善，聚徒讲学，以此驰说，取合诸侯。而门弟子根据师说整理为文本，以此传播，子书由此生成。
《汉志》“诸子略”著录的先秦子书，至今有传本者不多。根据这些传本，我们把先秦子书的形制特点总结如下。其一，由若干篇文章汇集而成。其二，文章或自具首尾，意思完整；或者由若干短章组合成一篇松散长文；或为论述体，或为对话体；或为自著，或为门弟子整理而成。其三，以人名为书名，“人”一般为学说的创立者，或传承学说者。《文心雕龙·诸子》讲诸子的源头：“昔《风后》《力牧》《伊尹》，咸其流也。然篇述者，盖上古遗语，而战代所记者也。至鬻熊知道，而文王咨询，余文遗事，录为《鬻子》。子目肇始，莫先于兹。及伯阳识礼，而仲尼访问，爰序《道德》，以冠百氏。”[１]刘勰从《汉书·艺文志》“诸子略”著录的书名所表示的时代出发，认为“风后”虽为黄帝臣，“力牧”虽为黄帝相，“伊尹”虽为商汤相，但这三部书都是战国时期的依托之言。而《鬻子》一书传为周文王之师鬻熊所著，刘勰认为是子目的源头，而《老子》则是诸子百家的真正开始。《汉书·艺文志》“道家”类在《老子》之前还有《太公》《辛甲》《管子》等，太公为周文王、周武王军师，辛甲为殷纣时大臣，《太公》《辛甲》为后世托名之作，自不待说，就如同《汉志》中的诸多托名的“黄帝书”。《鬻子》见于《汉志》“小说家”，所以《四库全书总目》以为与“道家”中所列为同一书。而唐以后流传者更是“词旨肤浅，决非三代旧文”。[２]《管子》一书，晋傅玄、唐孔颖达就怀疑其为管子之后人所著，[３]今人大多认为，此书是杂家论著之汇集，大概出于稷下学宫的学者之手。《汉志》“儒家”类有“《晏子》八篇”，晏婴的时代早于老子和孔子，但《晏子》其书，多记晏婴遗事，学者认为“是我国最早的一部短篇小说集”，[４]由战国时期齐国人淳于髡之流根据相关史料和民间传说汇编而成。[５]因此，《老子》之前的子书，或者散佚不存，今存者皆为后人拟托。刘勰认为《老子》是“子目肇始”，今人认为是现存最早的“私家著述”。[６]本文认为，《老子》不是典型的子书，也不是“私家著述”，其理由如下。
第一，《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记载，老子本是“周守藏室之史”。王国维《释史》论史之职掌说：“史之职专以藏书、读书、作书为事。”[７]周朝的文献典籍，主要藏在宗庙、图室、盟府等地，由不同的“史”来负责管理。根据《尚书·金縢》记载，周代已有专门用于收藏书册的“金縢之匮”以及“启钥见书”的文献保存之法。老子作为周朝守藏室的史官，可以广泛接触王室的藏书。从《老子》一书的形制看，它与现存周王室“史官”“祝官”等官府的文献相类似。《逸周书》中的《周祝》和《史记》是西周“祝官”“史官”中“祝辞”和“史记”的遗存。《周祝》是西周中期的作品，清人陈逢衡《逸周书补注》说：“通篇悉用韵语，似铭，似箴，盖直开老氏《道德》之先，匪特作荀子《成相》之祖。”[８]而《史记》是周穆王二十四年（前953）左史戎夫所作，[９]其句式体制与《老子》也相似。可见，《老子》一书源于西周王室史官，是王室世代传承的格言警句汇编，用“乐语”传诵，所以通篇叶韵。老聃为周守藏室史的时候，此书基本定型。或者此书本来是周室的旧藏，老聃只是此书的管理者和讲诵者。老子出关为关尹喜著书，是对之前记忆本的转录。
第二，《老子》一书强调贵“柔”守“雌”，呈现一种被动弱势的情态，表现了明显的女性心态。在行为方式上，强调以守为攻，以柔克刚，以被动为主动。“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取之，必固与之。是谓微明。柔弱胜刚强。”[１０]“大成若缺，其用不弊。大盈若冲，其用不穷。”[１１]在本初意义上，这是男女交合之术的归纳和总结。与此相关的，就是《老子》中颂扬女性之伟大。凡称男女，都是女在前，男在后（《老子》称牝牡），如第五十五章：“未知牝牡之合而朘作，精之至也。”[１２]第六十一章：“大邦者下流，天下之牝，天下之交也。牝常以静胜牡，以静为下。”[１３]吕思勉《经子解题》说：“（《老子》）全书之义，女权皆优于男权。（原注：按今《周易》首乾，而《殷易》先坤，见《礼记·礼运》‘吾得乾坤焉’郑《注》，此亦吾国男女权递嬗之遗迹。）《老子》全书，皆称颂女权；可见其学必始于殷以前。”[１４]
第三，从内容分析，《老子》一书思想很原始，说明它源头很早。它强调“小国寡民”，回归“结绳而用之”的生活方式，是典型的原始社会的形态。所以，战国时代的学者把《老子》的源头追溯到上古的黄帝，黄老并称。“黄老之学”成了许多“士人”的学习对象和人生修养的追求。根据《史记》的记载，像庄子、申子、慎到、田骈、接子、环渊、韩非、河上丈人、乐臣公、安期生、毛翕公、乐瑕公等，都是传黄老之学的。所以，汉初“黄老之学”盛行是有原因的。《汉书·艺文志》著录有20种托名“黄帝”的书，[１５]说明“老学”源自黄帝，是秦汉学人的共识。正如吕思勉所说，“其学远托诸黄帝；而首传其说者，则老子也”。[１６]
由于《老子》一书自战国以来就流传很广，地位很高。《韩非子》有《说老》《喻老》，以解经的方式解“老”，说明当时《老子》虽没有“经”之名，而有“经”之实。晚清江瑔《读子卮言》有“六经之名本于道家”“道家为百家所从出”等学术观点，[１７]虽不是至论，但孔子适周问礼于老子，对老子非常崇拜，目老子为“龙”，《史记》有明确记载。[１８]至汉景帝时，《老子》正式进入了“经”的系列。[１９] 2019年，北京大学入藏了西汉竹书《老子》，有较完整的竹简211支，其中第2号简背上端有“老子上经”四字，第124号简背上端有“老子下经”四字。其抄写时代当在汉武帝（前141年—前87年在位）后期，[２０]为文献所见《老子》最早称“经”者，说明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经”虽逐渐为儒家所独有，但在社会上，还是把《老子》当作“经”。《隋书·经籍志》著录名为“《老子经》”或“《老子道德经》”的注本，从战国时河上丈人、汉文帝时的河上公，直到南朝梁，代不乏人，称“经”者从未中断。而陆德明《经典释文》收录汉魏六朝时期230多家对“经典”的音切和训诂资料，其中就包括《老子》和《庄子》，陆氏认为《老》《庄》与儒家经书都是同等重要的“经典”。正因为如此，刘向、刘歆父子的《别录》和《七略》都没有著录《老子》本书，只在“诸子略”道家类有“《老子邻氏经传》四篇”“《傅氏经说》三十七篇”“《徐氏经说》六篇”。[２１]入“经”则形势不能，降“子”则于理不符，向歆父子处理《老子》的归属问题，可谓煞费苦心。总之，汉代学术不认为《老子》是子书。
排除了《老子》为子书之始，那么，典型的“子书”的源头当在“儒家”中寻找。一是因为先秦学派以“儒家”影响最大，传承最为有序；二则先秦儒家最具有包容性，墨翟、庄周皆出于儒家。[２２] 1994年，上海博物馆收藏了一批战国楚竹书，其中有一件题为《子羔》的写本，具备了儒家“子书”的形制特征，为我们认识战国时期的“子书形态”提供了原生态的实物标本。
二、战国楚竹书《子羔》呈现了“子书”的原始形制
战国楚竹书《子羔》包括《鲁邦大旱》（存6支简）、《子羔》（存14支简）、《孔子诗论》（存29支简）三篇，《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是作为三篇意义独立的文章收录，《孔子诗论》收录在第1册，《子羔》《鲁邦大旱》两篇收录在第2册。由于出土时编连绳索朽烂，整理者只能根据内容断定为三篇独立的文章。这三篇文章字迹相同、行款相当，为同一人所抄，竹简的长度宽度厚度相同，竹简两端削磨精细，呈弧形，编连的三道契口相同，可见原本是抄在一个写本上，而且《子羔》第3支（总第9支）竹简的背面有“子羔”二字，作为这个写本的总题。马承源把抄录这三篇的竹简称为“一卷”或“一册”。[２３]李零认为这三篇是完整的一篇，分别叫《子羔》篇的“孔子诗论”部分，《子羔》篇的“鲁邦大旱”部分等，[２４]但他没有具体分析三篇之间的关系。这件写本的形制特征是：抄录了三篇不同的文章，这三篇文章有内在的关系；这件写本有一个共同的题目“子羔”，这个题目以人名为题，它说明写本上的学说为“子羔”所传承。以下从写本上三篇文章的关联性、写本的制作者、写本背面“篇名”与“书名”的关系三个方面进行讨论。
先谈三篇文章内容的关联性。按原简顺序：《鲁邦大旱》（以首句为题）记述鲁哀公因鲁国发生了大旱，就请教孔子解决的办法。孔子认为旱灾是由于统治者刑罚与德惠失当的结果，所以首先要纠正刑德之失当，同时要采用隆重祭祀山川之神的方法。子贡对孔子祭祀山川的办法表示质疑，孔子解释说是为了安慰老百姓。孔子是重人事，轻鬼神，所以，《鲁邦大旱》表现了孔子的鬼神观。《子羔》（原题）篇前部分叙述夏商周三代始祖禹、契、后稷的出生神话，后部分讲尧舜禅让的故事，而三王始祖的神话是为尧舜禅让作陪衬。裘锡圭说：“《子羔篇》跟郭店楚墓竹简中的《唐虞之道》交相辉映，都是早期儒家宣扬尚贤思想和禅让制的作品。”[２５]李学勤也说：“全篇的中心，是以舜为例，说明黎民有德也可以受命为帝，而且超越三王之上。”[２６]所以，《子羔》篇表现孔子的历史观和德行观。《孔子诗论》（据内容拟题）是弟子追记孔子对《诗》的点评，先总论《诗》旨，接着评说《颂》《大雅》《小雅》《邦风》四大类，然后评说具体诗篇，存有63首诗的评论。当代学者把《孔子诗论》的诗学思想分为以情解《诗》、以礼赞《诗》、以德评《诗》三个层级。因此，《鲁邦大旱》的鬼神观、《子羔》的历史观、《诗论》的诗学观，都以“崇德”为其终极追求的理想价值。
那么，这件写本上三篇文章的作者是谁呢？写本的制造者又是什么人呢？李学勤、裘锡圭等主张《诗论》的作者为子夏。[２７]一则因为他们把简文中重复出现的“ 
”隶定为“卜子”的合文，二是传世文献中孔子删诗、授卜商（子夏）的记载。今按，“ ”应当隶定为“孔子”的合文，已为研究者的共识，且同一写本中《鲁邦大旱》中“ ”自称为“丘”，更是铁证。同时，孔子授诗，当然针对所有弟子。子夏是孔子晚年的弟子，他小孔子44岁，孔子过世的时候，子夏29岁。根据《孔子世家》记载，孔子不到20岁就收徒学礼，但大规模的聚徒讲学，是在“阳虎之乱”（前502）之后，“鲁自大夫以下皆僣离于正道，故孔子不仕，退而修诗书礼乐，弟子弥众，至自远方，莫不受业焉”，[２８]孔子才集中精力大规模讲学。这一年，孔子49岁，而子夏才5岁。子羔比孔子小33岁，大子夏11岁，他应当比子夏更早接受孔子的教导。竹书的制作者把《鲁邦大旱》《子羔》《孔子诗论》抄录在一件写本上，用一个统一的题目“子羔”，除了都是记载孔子的有关言论外，还说明这三篇都传自子羔。用“子羔”作为题目，正是“推本其学之所自出”，是战国秦汉“子书”常用的命名形式。子羔是传孔子之学的重要人物，写本中的三篇作品，是研究孔子思想的珍贵资料。《鲁邦大旱》为第一篇，表明孔子关注农业，把人民的衣食作为第一要务；《子羔》篇讲古史传说，讲人的德行胜过出身；《诗论》为最后一篇，说明乐教只能建立在衣食足的基础之上。作为统治者，首先要考虑老百姓的基本生活；其次要有德行，有仁爱之心；最后要加强礼乐教化。所以，把三篇结合起来，才是子羔传承的孔子的“为政思想”，孔子的诗学思想是他“仁政”的组成部分，不应把“诗论”独立于《子羔》的仁政思想体系之外。
从孔子到孟子约一个半世纪，儒家学派经历了怎样的分化，以往的学者总是有文献“不足征”的感叹，20世纪90年代郭店楚简的发现，研究“孔孟之间”的学术嬗变有了更为直接的材料和证据。《子羔》三篇的面世，不仅显示了孔子之学传承谱系的多条线索，也显示了孔子弟子的另一种形象和孔门丰富的学术思想。
再讨论一下篇名与书名的关系。竹简的背面，抄有“子羔”二字，它是这件写本上三篇文章的共同题目，也是这部典籍的书名。战国至西汉，因私学教育的需要，典籍写本大量流传，“单篇”和“成书”之间的界限并不严格。施廷镛《中国丛书综录续编》前言说：“书之异于篇者，以独立单行为原则，篇之具有书的条件，实已无异于书。”[２９]子书为私家之著述，以交流运用为目的，故一般篇幅短小。出土简牍证明，官书有100甚至200多支简为一件写本者，而私人流通的一件写本，多数在60支简以下。先秦子书，每篇以3000字左右为多；如果字数多了，就分为数篇，如果字数太少，就合数篇为一件写本。《老子》的今传本分上下篇（编），西汉帛书《老子》分为“德篇”和“道篇”，汉简《老子》分为“上经”和“下经”，则早期都是抄在两件写本上的，每件写本抄2500字左右。《荀子》中一些篇章，如《修身》《非相》《王制》等，一篇之中有诸多小标题，杨树达《古书疑义举例续补》有“文中有标题例”一节，专说其事。这些小标题说明，本篇是由诸多短章合并而成。它们本来是书写在“牍”或“方”上的，后来整理成简册，写本扩大了，就把数篇“牍”上的短文按内容移录到一件写本上，成为一组文章。《汉志》中作为文献单位名词的“编”“卷”“篇”，学者分析其区分之意，总是相互交叉，意见纷争，难于断然理清。实际上它们和写本有关系，不是一个逻辑层面的概念：编连成一件写本名“编”，把这件写本卷起来储藏或方便使用名“卷”，“编”和“篇”都从“扁”得其音义，意思也相近。《史记·留侯世家》记载张良在下邳圮上遇老父“出一编书”，裴骃《史记集解》引徐广曰：“编，一作‘篇’。”[３０]《晋书·束晳传》记载出土的汲冢竹书有“大凡七十五篇”，[３１]而另一种王隐的《晋书》则记作“七十五卷”。[３２]可见“编”“篇”“卷”在这里内涵是一样的。要说明的是，自具首尾、意思完整的一段文本叫“篇”，编连成的一件写本也叫“篇”，一件写本（一编、一卷）上可以抄一篇文章，也可以抄数篇文章。战国到汉初的著述多单篇流传，也就是以一件写本的形式流传。余嘉锡《古书通例》说：“古人著书，多单篇别行；及其编次成书，类出于门弟子或后学之手，因推本其学之所自出，以人名其书。”[３３]《子羔》这件写本包括了三篇文章，可以算作一编书，以传授者“子羔”为书名，正是早期著述命题方式。因此，竹书《子羔》为“子部”典籍的原始形态。
上博竹书中与《子羔》相类似者，有《中弓》篇，存28支简，第16简背题“中弓”。中弓即仲弓，名雍，孔子弟子，少孔子29岁，是孔子“十哲”中“德行”高尚的四大弟子之一，孔子推崇“雍也可使南面”，[３４]他多次问政于孔子，见于《论语》及《孔子家语》等。《荀子·非十二子》把仲尼与子弓并列，对其评价很高。《中弓》篇表明孔子有“安民济世”的志向，他鼓励弟子出仕，回答了仲弓的“为政”“导民兴德”“民务”三个问题，体现了孔子“以民为本”的政治理念。
三、《子羔》篇是孔子学说的嫡传，《孔子诗论》是子羔传述的孔子《诗》学，是与子夏所传《诗》学不同的另一系统
孔子（前551—前479）是伟大的教育家和思想家，收徒讲学，整理五经，是孔子所做最重要的事业。据《孔子世家》记载，孔子17岁时，鲁国大夫孟厘子就让他的儿子跟孔子学礼。49岁后，更是集中招收弟子。所以他一生一直在讲学教书，诲人不倦，史载“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３５]但亲耳聆听了孔子的讲说并整理为文本流传下来的，除了《论语》前10篇（后10篇为孔子再传弟子所记）之外，并不多见。
《荀子·非十二子》提到孔子的嫡传弟子有三家：“弟佗其冠，冲澹其辞，禹行而舜趋，是子张氏之贱儒也。正其衣冠，齐其颜色，嗛然而终日不言，是子夏氏之贱儒也。偷儒惮事，无廉耻而耆饮食，必曰君子固不用力，是子游氏之贱儒也。”[３６]子张、子夏、子游为孔子亲传弟子，但从《荀子》的描述看，所讲只是三子后学的行事，并不是三子所传孔子学说。《韩非子·显学》记载孔子之后，“儒分为八”，[３７]其中有子张之儒、颜氏之儒、漆雕氏之儒，子张、颜回、漆雕开为孔子弟子，而这三家皆无著述传世。《汉书·艺文志》著录“儒家”53家836篇，其中孔子弟子有《曾子十八篇》《漆雕子十三篇》《宓子十六篇》，共三家47篇。《曾子》有部分流传下来，保存在《大戴礼记》中有10篇，《礼记》中有《大学》1篇（疑似者有《孝经》《礼记·曾子问》《孔子家语·王言》），而《漆雕子》《宓子》皆散佚不传。也就是说，孔子众多弟子中传孔子学说者，只有《曾子》一家，其余的著述都未能流传下来。而子羔作为孔子的七十二贤人之一，亲炙孔子教诲，其著述在2000多年后重见于世，就显得弥足珍贵。
《子羔》中《孔子诗论》一篇，尤为学者看重。不仅因为篇幅较长，系统地记录了孔子对《颂》《大雅》《小雅》《邦风》四大类的总体评价，还记录了孔子对《诗经》中61首诗的观点，占《诗经》全部诗篇的五分之一。
《诗经》是孔子花精力最多的课程，“古者《诗》三千余篇，及到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三百五篇孔子皆绝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３８]当时流传有众多的《诗经》写本，比如郭晋稀就发现“风”诗中隐含着大量“组诗”，[３９]赵逵夫也发现“雅”诗中有围绕周宣王时期征伐江淮凯旋后的歌颂组诗。[４０]一组《诗》大约是一个写本，即抄录在一件简册上；篇幅不长的“组诗”就抄录在“牍”或“方”上。不同写本上的诗大量重复，孔子及弟子搜集到的《诗》写本众多，诗篇就有3000多首。经过文本校对，去其重复，整理为305篇。跟随孔子学《诗》的弟子有先后之分，不同年级的同学都听老师讲《诗》，“书诸绅”者不止子张一人，[４１]传《诗》者不止是子夏一家。子羔比子夏大11岁，他应当比子夏受业更早。《子羔》包括《鲁邦大旱》《子羔》《孔子诗论》三篇文章，三篇之中，《诗论》占的篇幅最大，内容最为丰富。学者对《诗论》进行了深入研究，成果甚多，但有一个问题还需要说明，就是子羔传授《诗》的次序与后世流传者不同。简2—简3评“四诗”的顺序是《颂》《大雅》《小雅》《邦风》，而《毛诗》和“三家诗”都是《风》《小雅》《大雅》《颂》。《汉书·艺文志》说《诗》“又有毛公之学，自谓子夏所传，而河间献王好之”。[４２]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则记载了详细的传授统序：“孔子删诗，授卜商（子夏）。商为之序，以授鲁人曾申。申授魏人李克，克授鲁人孟仲子，仲子授根牟子，根牟子授赵人荀卿，荀卿授鲁国毛亨。亨作《诂训传》以授赵国毛苌。时人谓亨为大毛公，苌为小毛公。”[４３]可见，我们现在见到的《风》《雅》《颂》次序是子夏一派的传承。而《孔子诗论》讨论具体诗篇的顺序，由于原简绳朽断，简策散乱，无从恢复其原始状态。当代学者对其次序争议较大，据初步统计，代表性的重新排序有23家，而没有一家完全相同，大同小异者居多。[４４]根据《孔子世家》记载，孔子整理《诗》的最终目标是“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据此理解，《颂》《大雅》《小雅》《邦风》的次序，更符合孔子弘扬三代礼乐的宏大文化建构。学术的传播，除了著作本身的丰富内涵外，传播体制至为重要。“自孔子卒后，七十子之徒散游诸侯，大者为师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隐而不见。故子路居卫，子张居陈，澹台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贡终于齐。如田子方、段干木、吴起、禽滑厘之属，皆受业于子夏之伦，为王者师”。[４５]子夏居西河之时，聚徒讲学，以政治力量推动着学术的广泛传播。相比较言，子羔一系就式微得多。《韩非子》所说儒家的“八家”中没有子羔之儒，可见战国后期，子羔之学已经式微。至西汉刘向、刘歆父子整理群籍，著《七略》《别录》，已经没有《子羔》的踪影。
《汉志·六艺略》“诗类”只著录了鲁、齐、韩、毛四家之学。学者已经注意到，出土的阜阳竹简《诗》、尹湾汉简引《诗》、海昏侯墓出土《诗》简、安徽大学藏《诗经》简，不属于四家诗任何一家，说明当时流传的《诗》种类繁多，未入官学者就不能载之于史书。子羔所传《诗论》在战国时已不为学人所传，至汉则堙灭不闻。弟子入学时间有先后，传授有差别，子羔之《诗》和子夏之《诗》都来自孔子，其传诗的次序和对诗义的阐述有较大差异，也就可以理解了。
最后，谈谈《子羔》篇散佚的原因。子羔是孔子晚年弟子，因为他貌丑性戆，“长不盈五尺，受业孔子，孔子以为愚”，[４６]孔子对他的看法有失公正。《论语·先进》记载：“柴（子羔）也愚，参也鲁，师也辟，由也喭。”[４７]这是孔子对弟子的评价。“愚”一般解释为“愚笨”。孔子对子羔印象不好，确是事实。《先进》篇还记载了一件子羔的事迹，说子路使子羔为费、郈宰，孔子知道后，批评子路是“贼夫人之子”，认为他这是在戕害费、郈两地的人民。子路感到老师的批评有失公允，公开反驳说：“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读书，然后为学？”有管理人民的事，有管理祭祀社稷的事，在实践中学习更好。孔子更是生气地说：“是故恶夫佞者。”[４８]直接表明最讨厌子路这样强词夺理的人。《说文》“愚”“戆”互训，戆有刚直固执之意。子羔可能正是这样坚持己见、当仁不让师长的人。孔子晚年，反省自己，“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４９]发现他原来对一些学生的看法不正确。“吾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以貌取人，失之子羽”。[５０]对于子羔，他晚年的看法也发生了变化。《大戴礼记·卫将军文子》记孔子评论子羔：“高柴执亲之丧，则难能也；开蛰不杀，则天道也；方长不折，则恕也。恕则仁也，汤恭以恕，是以日跻也。”[５１]所以，《汉书·古今人表》列子羔为“上等”“智人”类，[５２]与子夏、子游、子路、子贡等同类，这是战国以来对子羔的认定。
注释
[１] [梁]刘勰著，郭晋稀注译：《文心雕龙注译》，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97页。
[２] [清]纪昀等著，魏小虎汇订：《四库全书总目汇订》第6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3702页。
[３] [宋]刘恕：《资治通鉴外纪》卷第1引《傅子》：“管仲之书，过半便是后之好事所加。”又引孔颖达曰：“世有管子书者，或是后人所录。”（《四部丛刊》初编影印明刊本第32页）
[４]吴则虞：《晏子春秋集释》前言，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0页。
[５]日本学者武内义雄提出“淳于髡编写了《晏子春秋》”（孙以楷在1984年《文史》23辑《稷下学宫考述》引述）；吕斌：《淳于髡著〈晏子春秋〉考》，《齐鲁学刊》1985年第1期；赵逵夫：《〈晏子春秋〉为齐人淳于髡编成考》，《光明日报》2005年1月28日“文学遗产”专栏。
[６]方勇：《六论“新子学”》，《光明日报》2022年12月24日“国学”。
[７]王国维：《观堂集林》卷7《释史》，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69页。
[８]黄怀信、张懋镕、田旭东：《逸周书汇校集注》（修订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1048页。
[９]王国维：《今本竹书纪年疏证》，《王国维全集》第5卷，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268页。
[１０]陈鼓应：《老子注译及评介》，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205页。
[１１]陈鼓应：《老子注译及评介》，第241页。
[１２]陈鼓应：《老子注译及评介》，第276页。
[１３]陈鼓应：《老子注译及评介》，第301页。
[１４]吕思勉：《经子解题》，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110页。
[１５]伏俊琏：《〈汉书·艺文志〉“黄帝书”考》，《先秦文献与文学考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285-299页。
[１６]吕思勉：《经子解题》，第110页。
[１７]江瑔：《读子卮言》，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
[１８]孔子见老子，见《史记》卷40《孔子世家》；孔子目老子为龙，见《史记》卷63《老子韩非列传》。
[１９] [唐]释道世《法苑珠林·破邪篇第六十二》引阚泽对孙权曰：“至汉景帝以黄子、老子义体尤深，改子为经，始立道学，敕令朝野悉讽诵之。”周叔迦、苏晋仁校注：《法苑珠林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第1651页。
[２０]北京大学出土文献研究所：《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壹）·前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2页。
[２１]章学诚《校雠通义》：“按《老子》本书，今传道德上下二篇，共八十一章；《汉志》不载本书篇次，则刘、班之疏也。凡书有传注解义诸家，离析篇次，则著录者，必以本书篇章原数，登于首条，使读之者可以考其原委，如《汉志》‘六艺’各略之诸经篇目，是其义矣。”[清]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039-1041页。
[２２]《淮南子·要略》记载，“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后来才改弦易辙，“背周道而用夏政”。（何宁：《淮南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1459页）钟泰在《庄子发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序中认为“庄子之学，盖实渊源自孔子，而尤于孔子之门颜子之学为独契”，“故窃谓庄子为孔门颜子一派之传”。
[２３]马承源：《〈孔子诗论〉说明》，《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121页。
[２４]李零：《丧家狗：我读〈论语〉》，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46页。
[２５]裘锡圭：《谈谈上博简〈子羔〉篇的简序》，朱渊清、廖名春主编：《上博馆藏战国楚竹书研究续编》，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第9页。
[２６]李学勤：《楚简〈子羔〉研究》，朱渊清、廖名春主编：《上博馆藏战国楚竹书研究续编》，第16页。
[２７]李学勤：《〈诗论〉的体裁与作者》，朱渊清、廖名春主编：《上博馆藏战国楚竹书研究》，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第57页。
[２８] [汉]司马迁撰，[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唐]张守节正义：《史记·孔子世家》，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2319页。
[２９]施廷镛：《中国丛书综录续编》，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第4页。
[３０] [汉]司马迁撰，[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唐]张守节正义：《史记·留侯世家》，第2474页。
[３１] [唐]房玄龄等：《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433页。
[３２]王隐《晋书》已佚，引文见[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春秋左传正义》卷60，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188页上栏。清人汤球有《九家旧晋书辑本》，《丛书集成》本最为常见。
[３３]余嘉锡：《古书通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30页。
[３４]杨伯峻：《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54页。
[３５] [汉]司马迁撰，[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唐]张守节正义：《史记·孔子世家》，第2347页。
[３６] [清]王先谦：《荀子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104-105页。
[３７] [战国]韩非著，陈奇猷校注：《韩非子新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1124页。
[３８] [汉]司马迁撰，[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唐]张守节正义：《史记·孔子世家》，第2345页。
[３９]郭晋稀：《风诗蠡测》，《甘肃师大学报》1981年第4期。收入氏著：《诗经蠡测》，成都：巴蜀书社，2006年，第37-41页。
[４０]赵逵夫：《周宣王中兴功臣诗考论》，《中华文史论丛》第55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
[４１]杨伯峻：《论语译注》，第162页。
[４２] [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艺文志》，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708页。
[４３] [三国吴]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卷下，《儒藏》“精华编”第26册《经部诗类》，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49页。
[４４]徐正英：《上博简〈孔子诗论〉研究现状批判与未来指向》，《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24年第4期。
[４５] [汉]司马迁撰，[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唐]张守节正义：《史记·儒林列传》，第3786页。
[４６] [汉]司马迁撰，[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唐]张守节正义：《史记·仲尼弟子列传》，第2688页。
[４７]杨伯峻：《论语译注》，第115页。
[４８]杨伯峻：《论语译注》，第118页。
[４９]杨伯峻：《论语译注》，第45页。
[５０] [汉]司马迁撰，[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唐]张守节正义：《史记·仲尼弟子列传》，第2680页。
[５１]方向东：《大戴礼记汇校集解》，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646页。
[５２] [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古今人表》，第926页。
文章原载于《学术研究》2026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