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释道安生平

释道安卒于“晋太元十年（385年）也，年七十二”[1]。据此，道安生于公元314年。道安十二岁出家，曾在邺城拜佛图澄为师，深得佛图澄赞赏。他在周游四方之后，“至年四十五，复还冀部。”所谓冀部，即邺城。此时他的名声已很高，有“徒众数百，常宣法化”。回邺城后，正值石虎死，因政局动荡，道安辗转到达襄阳。在襄阳道安除宣扬佛法，还注释佛经，“安穷览经典，钩深致远，其所注《般若道行》、《密迹》、《安班》诸经，并寻文比句，为起尽之义，乃析疑甄解，凡二十二卷。序致渊富，妙尽深旨，条贯既序，文理会通，经义克明，自安始也。自汉魏迄晋，经来稍多，而传经之人，名字弗说，后人追寻，莫测年代。安乃总集名目，表其时人，诠品新旧，撰为《经录》，众经有据，实由其功。四方学士，竞往师之。”他在襄阳还大建庙宇，建塔和铸大铜佛，“建塔五层，起房四百。”他建寺造塔铸佛像得到各地富人名人赞助，如凉州刺史杨弘忠赞助万斤铜铸造铜佛像。[2]

释道安名声之大，还引起苻坚的关注和重视。苻坚派人送去许多珍贵的佛像，“苻坚遣使送外国金箔倚像，高七尺，又金坐像、结珠弥勒像、金缕绣像、织成像，各一张。”释道安在襄阳时，已得到苻坚的备加推崇。苻坚将其与鸠摩罗什相比：“坚曰：‘朕闻西域有鸠摩罗什，襄阳有沙门释道安。’”苻坚想得到释道安以成就其霸业，“时苻坚素闻安名，每云：‘襄阳有释道安，是神器，方欲致之，以辅朕躬。’”后苻坚终于派其子苻丕攻打襄阳，得到释道安。“伪秦建元九年（373年），秦将苻丕冠斥襄阳，道安为朱序所拘。”[3]此年释道安当为60岁。释道安在襄阳住十五年，“安在樊沔十五载。”

苻坚得到释道安后非常得意，把释道安与在襄阳得到的另一个“半人”习凿齿合称为襄阳战争中所得到的一个半人，“朕以十万之师起襄阳，唯得一人半。”释道安在60岁时（373年）到了长安，直到生命结束。他在长安住了12年。在长安期间，苻坚给予他非常礼遇。[4]

释道安在长安主持了佛经的翻译工作：“苻坚建元十七年（381年），（僧伽跋澄）来入关中。先是大乘之典未广，禅术之学甚盛，既至长安，咸称法匠焉。苻坚秘书郎赵正，崇仰大法，尝闻外国宗习《阿毘曇毘婆沙》，而跋澄讽诵，乃四事礼供，请译梵文，遂共名德法师释道安等，集僧宣译。”[5]释道安在佛教传承上起过重要作用，《高僧传》给予很高评价：“故士行寻经于阗，誓志而灭火，终令般若盛于东川，忘想传乎季末。爰次竺潜、支遁、于兰、法开等，并气韵高华，风道清裕，传化之美，功亦亚然。中有释道安者，资学于圣师竺佛图澄，安又授业于弟子慧远。惟此三叶，世不乏贤。”[6]释道安在佛教史上另一重要影响是开创了“以释命氏”——“初魏晋沙门依师为姓，故姓各不同，安以为大师之本，莫遵释迦，乃以释命氏。”

释道安当时在僧俗两界有重要影响，他的《西域志》后来受到很大的重视，可能与此有关。

二、《西域志》撰写的时代背景

《西域志》很可能是释道安在长安期间撰写的，理由如下：

其一，释道安因在僧俗两界有很大影响，深得苻坚的赏识和重用。在长安期间，苻坚的一些重大决策也常向道安讨教与磋商。如苻坚在是否攻打东晋问题上，就曾与道安磋商。[7]

其二，苻坚崇信佛教，促进了佛教在华夏地区的发展和传播，并促使西域僧人来华。释道安一生接触许多西域高僧。初在邺城事佛图澄为师。[8]佛图澄又称竺佛图澄，西域人。苏北海先生认为是龟兹人。[9]于晋怀帝永嘉四年（310年）来到洛阳，后又长期在邺城传授佛法。佛图澄在佛教方面造诣很深，有数十名天竺、康居的僧人不远万里，涉流沙，来到邺城受佛图澄传法：“佛调、须菩提等数十名僧，皆出自天竺、康居。不远数万里之路，足涉流沙，诣澄受训。樊沔释道安、中山竺法雅并跨越关河，听澄讲说。”佛图澄还“常遣弟子向西域市香”[10]。在与这些人接触中，道安获得不少有关西域的知识。

其后又与僧伽跋澄、曇摩难提、佛图罗剎、僧伽提婆等来自西域的高僧一起译经，僧伽跋澄，罽宾人，苻坚建元十七年（381年），来入关中。[11]曇摩难提，兜佉勒人。“以苻世建元中（365～384年）至于长安。”“时慕容冲已叛，起兵击坚，关中扰动，正慕法情深，忘身为道，乃请安公等，于长安城中，集义学僧。请难提译出《中、增一二阿含》，并先所出《毘曇心》、《三法度》等，凡一百六卷。”[12]僧伽提婆，“本姓瞿昙氏，罽宾人。入道修学，远求明师，学通三藏，尤善《阿毘曇心》，洞其纤旨。”“苻氏建元中来入长安，宣流法化。”[13]佛图罗剎“不知何国人，德业纯粹，该览经典。即游中土，善闲汉言，其宣译梵文，见重苻世。”[14]释道安在邺城时就与佛图澄等多位西域高僧接触，373年到长安之后接触了更多的西域高僧。

其三，随着苻坚势力的壮大，西域诸国向往之。如车师前部王弥窴、鄯善王休密驮等恳请苻坚出兵西域，并愿作向导，他们“请乞依汉置都护故事。若王师出关，请为向导”。而苻坚也有向西域扩张的雄心，“二汉力不能制匈奴，犹出师西域。今匈奴既平，易若摧朽，虽劳师远役，可传檄而定，化彼昆山，垂芳千载，不亦美哉！”[15]苻坚遂派吕光出兵西域。“坚既平山东，士马强盛，遂有图西域之志，乃授光使持节、都督西讨众军事，率将军姜飞、彭克、杜进、康盛等总兵七万，铁骑五千，以讨西域。”[16]龟兹亦被并入苻坚的统辖范围，“初坚承石氏之乱，至是民户殷富，四方略定，东极沧海，西并龟兹，南包襄阳，北尽沙漠。”其结果，促进了西域与内地的联系。

由于释道安在长安期间与苻坚关系密切，可能受其向西域扩张的雄心的影响，他撰写了反映西域历史与地理情况的《西域志》。

三、《西域志》与西域研究

《艺文类聚》卷76、《通典》卷191和193、《太平御览》卷793都明确称释道安所写的关于西域历史地理的书为“道安《西域志》”，北魏郦道元撰注的《水经注》有“释氏《西域记》曰”、“释氏《西域志》曰”和“释氏《西域传》曰”三种书名，[17]这三种书名应都是指释道安的《西域志》。郦道元之所以在“释氏”之后省了道安二字，可能是由于释道安为中国佛教史上第一个以“释”命氏，直到郦道元生活的时代，释道安还一直为人们所熟知，故郦道元将其名省略，而简称“释氏”。至于释道安的《西域志》在《水经注》中有三个书名，可能是后人在传抄过程中造成，或是郦道元在撰写中误写或郦氏对其异称。郦氏对该书的这几种异称，很可能反映了该书不只是记述有关西域的佛教事迹，还记述了大量有关西域的历史、人文和地理等丰富内容。

《西域志》一书虽然早已失传，但现在存留下来的有关该书的内容表明它在历史上曾受到重视。《太平御览》卷797引释道安《西域志》六条[18]：狗夷、婆罗泰斯、鼠王（释道安《西域志》曰：于阗道中有鼠王国，大者如狗，小者如兔，着金袈裟，沙门过不礼，白衣不礼，辄害人）、摩诃赖（释道安《西域志》曰：摩诃赖国又南有阿耨达山，王舍城在阿耨达山东南角，竹园精舍在城西佛寺，竹甚多，去城五十里）、波丽越、鸡国。《艺文类聚》卷76《内典》亦转引了释道安《西域志》的“波罗奈斯国”和“摩诃赖国”：“释道安《西域志》波罗奈斯国，佛转法轮处，在此国也。大人来下石上。又曰，摩诃赖国，有阿耨达山，王舍城在山东南角，竹园精舍在城西，又有佛浴所，六年苦行处。”[19]《太平御览》中的“婆罗泰斯”国，即《艺文类聚》中的“波罗奈斯国”，即玄奘《大唐西域记》卷7“婆罗痆斯国”[20]，《法显传》中的“迦尸国波罗奈城”[21]。释道安《西域志》的“摩诃赖国”，即《法显传》中的“摩竭提国”[22]和《大唐西域记》卷8和卷9的“摩揭陁国”。

释道安《西域志》关于古于阗国“鼠王”的记载，和玄奘在《大唐西域记》“瞿萨旦那国”下记载的“鼠坟壤传说”很相近，虽然这两个著作记载的鼠王似乎都很荒诞，但笔者认为，记载中的鼠王很可能指的是一种独特的动物。根据现代的新疆动物学研究，在和田地区生存着鼠兔科(Ochtonidae)的鼠兔(Ochotona macrotis)。该动物1875年在新疆西南部喀拉昆仑山区曾被猎获到，到上世纪50年代，在南疆地区几乎已见不到了。[23]这种既像鼠又像兔子的动物，由于样子较特殊，其坐立的姿态好像是在作揖，而且只有和田地区有，因此这种动物不仅令当地的人们感到奇特，对于那些路经此地的古代旅行者来说，更会引起他们的注意，故把这种动物予以特别地记述并加以神话化。释道安《西域志》和玄奘《大唐西域记》的记载表明，这种鼠兔在古代和田地区数量很多，释道安《西域志》中的有关内容是此种动物的最早记载。

上述讨论表明，释道安《西域志》中某些记载在古代其他一些有关西域的文献中有所反映，而且有些内容还是其他文献中所没有，如释道安《西域志》“摩訶赖国”中记载该国的“阿耨达山”，对于认识“阿耨达山”一称有重要意义。这些内容不仅在研究今天的新疆地区有很重要价值，而且对于研究古代印度也有很重要的意义。至于释道安《西域志》中记载的“狗夷”、“波丽越”和“鸡国”的记载，尽管看起来似乎有些荒诞，或在其他古代文献中无类似记载，这很可能反映了某种独特的自然和人文事实，只不过加以夸张和神话化了。

北魏郦道元撰注的《水经注》中，引用释道安《西域志》多达20多处，远远超过引用《汉书·西域传》、《后汉书·西域传》和《法显传》等书的条数。甚至有的内容在《汉书·西域传》中也有，但郦道元在《水经注》中却引释氏《西域志》，这一情况可能反映了郦道元认为释道安的《西域志》更重要。

注释

[1] 〔梁〕释慧皎撰；汤用彤校注：《高僧传》卷5《晋长安五级寺释道安》，中华书局，1992年，第183页。以下引文未注明出处者均出自此书。

[2] 《高僧传》卷5《晋长安五级寺释道安》，第178页。

[3] 《高僧传》卷6《晋庐山释慧远》，第212页。

[4] 《晋书》卷114《载记·苻坚下》，中华书局标点本，第2911～2915页。

[5] 《高僧传》卷1《晋长安僧伽跋澄》，第33页。

[6] 《高僧传》卷8《义解五·论曰》，第343页。

[7] 《晋书》卷114《苻坚下》，第2913页。

[8] 《高僧传》卷5《晋长安五级寺释道安》，第177页。

[9]苏北海：《丝绸之路与龟兹历史文化》，新疆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420页。

[10] 《高僧传》卷9《晋邺中竺佛图澄》，第345～347页。

[11] 《高僧传》卷1《晋长安僧伽跋澄》，第33页。

[12] 《高僧传》卷1《晋长安曇摩难提》，第34页。

[13] 《高僧传》卷1《晋庐山僧伽提婆》，第37页。

[14] 《高僧传》卷1《晋长安僧伽跋澄》，第33页。

[15] 《晋书》卷114《苻坚下》，第2911页。

[16] 《晋书》卷122《吕光载记》，中华书局标点本，第3054页。

[17]杨守敬、熊会贞疏著；段熙仲点校、陈桥驿复校： 《水经注疏》，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卷1、卷2。

[18] 《太平御览》，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9] 〔唐〕欧阳询撰：《艺文类聚》，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0] 〔唐〕玄奘、辩机原著；季羡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记》卷7，中华书局，1985年，第557～560页。

[21] 〔东晋〕沙门释法显撰；章巽校注：《法显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34～136页。

[22] 《法显传》，第102页。

[23]中国科学院新疆综合考察队等编：《新疆动物》，科学出版社，1965年。

（作者单位：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