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象征主义诗学中，纯诗意味着艺术的一种神圣境界，是诗人自我精神的完美投射，这也铸就了它的纯洁性和超世俗性。正因为如此，纯诗理论在现代中国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兴趣和关注，中国早期象征派就是这样的代表，他们在纯诗的音乐性、暗示性、纯诗与散文的分界等问题上的见解都有一定的现实针对性和启发性。这种努力在客观上拓宽了中国新诗理论的视野，带有较强的先锋实验性质，丰富了中国新诗艺术的审美境界，对纯诗理论的本土化实践也有一定的贡献。但也应该看到，中国早期象征派在对纯诗的理解和阐释中存在着一些偏差和误区，本土化的理论建构甚至不乏矛盾之处，其留下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值得汲取和反思。

作者：文学武，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摘自：《社会科学辑刊》2026年第1期

本文载《社会科学文摘》2026年第3期

纯诗是法国象征主义理论的核心范畴之一，对世界各国的文学运动产生过深远影响。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伴随对西方象征主义的大量介绍，纯诗理论也开始受到中国诗歌理论界的关注。其中，以李金发、穆木天、王独清等为代表的早期象征派，异乎寻常地把纯诗作为中国新诗完美理想的标尺，在诗歌理论中对法国纯诗给予极高的评价并对纯诗的内涵进行了探讨。应当说，他们对法国纯诗理论的介绍和探讨客观上拓宽了中国新诗理论的视野，带有较强的先锋实验性质，丰富了中国新诗艺术的审美境界，同时对纯诗理论的本土化实践也有一定的贡献。在纯诗理论的历史进程中，我们不应该忽略它们的存在。

中国早期象征派接受纯诗理论的文化语境

纯诗理论在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初期受到特别的关注，这是由其所处的时代文化背景所决定的。无论是爱伦·坡、戈蒂耶、波德莱尔还是马拉美，他们所面临的处境都是文学审美的特性受到了道德、宗教等外在因素的强大挑战，文学时时处在社会功用的拷问之中。当时出现的关于艺术美与道德的争论就典型地反映出两种观点的碰撞。同时批判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的兴起也挤压了艺术的审美空间，对此波德莱尔十分反感，提出了美与道德无涉的观点。后来的瓦雷里更是把纯诗推到一个至高无上、梦境般的世界，它被紧紧封闭在诗人的内心，完全排斥一切非诗情的成分。从象征主义纯诗历史发展不难看出，它的出现与诗歌所遭受各种非诗功能的困扰以及诗人的反抗密切相关。

而中国早期象征派与西方象征主义纯诗所处的时代环境有相似的地方。五四新文学运动虽然以摧枯拉朽之势推翻了旧文学的统治地位，但这场运动也带有某些先天的不足。李长之曾经批评说，五四新文化运动只是一个自然科学的运动，在文化史上的意义近似启蒙运动，根本谈不上文艺复兴，其主要原因在于功利主义的成分太过明显，这的确值得人们深思。当陈独秀、胡适等扛起五四文学革命大旗的时候，他们对于文学的主张延续着启蒙思想的话语。如他们所主张的“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有什么话说什么话”经常为后来的批评家所诟病，原因就在于对诗歌艺术本体论的思考很少。如胡适非常简单地把新诗的革命理解为一种语言的变革，至于诗歌独特的审美方式、韵律、情趣等统统被抛弃了。胡适所倡导的诗体大解放固然给中国新诗带来了一些新的面貌，却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新诗境界平庸、浅薄的状况。这种思维模式仍然囿于文学工具论的束缚，在当时却是具有普遍性的。如俞平伯在这一时期写的不少评论新诗的文章，虽然也注意到胡适新诗理论忽略诗歌形式美学的某些偏颇，但仍然没有摆脱这些理论的影响，更多地把关注点放在诗歌的社会功能上面，审美的个性化则几乎没有提及。骨子里仍然是中国传统的“文以载道”观念的翻版。

因此，中国新诗在诞生之时就面临审美自由与工具论的纠缠。在这种情形下，带有纯美色彩的法国象征主义纯诗理论自然引起中国诗人和批评家的兴趣。李金发、穆木天和王独清等更是把其视为通向诗歌自由王国的必然路径，以此作为对抗胡适等新诗理论的有力武器。李金发、穆木天、王独清都与法国象征主义有着较深的渊源，沉醉于象征主义营造的唯美艺术世界。在他们看来，以胡适为代表的新诗理论过于直接、狭隘的功用性割裂了诗歌完整的艺术，没有从诗歌艺术本体论出发，使诗歌成为道德说教的工具，把新诗推向了危险的境地。中国新诗如果要跟上世界先锋性的潮流，就必须对胡适的新诗理论进行彻底清算，而西方的经验在实现中国新诗现代化的路径中，就成为必须借助的理论资源。象征主义的纯诗崇尚艺术纯粹性，更多强调用暗示的、联觉的方式构成象征的灵境，进而呈现浑融一体的世界，词语也被赋予特殊的美学使命。这种理论在中国早期象征派那里得到了共鸣。虽然穆木天、王独清等没有对纯诗的概念和历史进行详尽的论述，但他们追求纯诗灵境的热情是毋庸置疑的。在他们眼中，尽管纯诗的境界极为艰难和缥缈，却仍然可以为中国新诗理论注入唯美和超脱现实的因素，不啻纠正胡适等新诗理论偏差的一剂良药。一种本能的艺术至上论的信仰，对美与生命的召唤，驱使他们为纯诗的中国化而竭尽全力。

中国早期象征派对纯诗理论内涵的阐释

在象征主义诗学中，纯诗意味着艺术的一种神圣境界。它凭借魔幻般的语言，使音乐、颜色、芳香等因素互相应和，暗示出一个更为意味深长、梦境般的，甚至带有神秘玄奥的世界，最终净化灵魂，并获得长久的艺术生命和价值。纯诗在西方象征主义诗学中成为最有诱惑力的范畴之一，吸引一代代诗人前赴后继奔向纯粹诗的理想王国。

中国早期象征派诗歌理论，更为注重纯诗的个人经验感知，更为关注诗的纯粹形式对于诗歌的意义。为此早期象征派诗人初步形成了自己的纯诗观，回应了新诗发展中所面临的挑战，为20世纪30年代纯诗理论进一步的中国化和成熟奠定了基础。在中国早期象征派看来，纯诗的音乐性和色彩、朦胧性、暗示性对于提升中国新诗的艺术水准至为重要，他们对于纯诗的理解主要围绕这几个方面展开。

诗和音乐的关系向来比较密切，但在传统诗歌中，音乐在很多情况下并不具备一种独立的审美元素，只是诗歌的附庸。而在象征派那里，一切都改变了，音乐不再只是营造诗境的一种音律的手段，而是诗歌本体的有机组成部分，无法和诗歌割裂开来。无论是爱伦·坡、波德莱尔、马拉美、魏尔伦，还是布雷蒙、瓦雷里，他们都认为纯粹的诗在其本质意义上来说就是音乐，把音乐放置到前所未有的位置。由于对古典诗歌传统的强行中断，中国早期象征派把目光移向西方，从纯诗理论中寻找音乐性的合法性，以弥补新诗的缺陷。穆木天认为从西方学来的自由诗固然有存在的理由，但这并不意味着抹杀其他诗体，最关键的在于诗歌的律动变化与内容相协调。正是认识到音乐对纯诗的特殊意义，穆木天曾经幻想能用诗歌表现出月光光波的振动，这种振动与水声、风声等互相呼应，构成一幅流动的生命图画。因此对于音乐性带给诗歌的奇妙境界，穆木天感到十分兴奋。穆木天的观点得到了王独清的呼应，此外，王独清还要求把色彩的因素也组合进去，认为只有“音”和“色”结合，形成“音画”，艺术才成为最高的艺术。总体而言，穆木天、王独清等对于纯诗和音乐性、色彩等关系的理解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有些地方也存在认识的盲区。法国象征主义诗歌既有大量的韵律诗，也有不少自由诗甚至散文诗的存在，两者之间并不是绝对对立的关系。而中国早期象征派忽略了这些特征，把诗歌音乐性夸大到绝无仅有的高度，认为诗歌意义是无关紧要的成分，甚至以音乐性替代了诗歌的本体存在价值，无疑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早期象征派几乎完全抹杀了胡适、俞平伯等新诗理论在这方面的贡献，这多少反映出中国早期象征派对于纯诗理论的理解出现了一些偏差甚至误读。

与传统的诗歌相比较，象征主义纯诗更加强调诗歌语言的暗示、联想功能，即使是日常语言的选择在诗中也不是随心所欲的，诗人必须借助这些特殊符号激起、暗示出一个更为深邃、纯粹的世界，使人们体验出心灵世界与神秘宇宙之间存在的某种联系。这正是象征主义纯诗纯美品格的体现，只有象征才能寻找到隐藏在心灵深处的世界，构成永恒的艺术绝唱。

纯诗必须具有暗示、联觉等元素，才能实现精神永恒的价值，中国早期象征派也都敏锐地注意到了这一点。李金发、穆木天、王独清等早年都不同程度受到法国浪漫主义影响，但很快就转向了象征主义，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他们意识到浪漫主义诗歌暗示作用的有限性，过于直白、抒情、泛滥的语言无法建立起诗人与客体世界的对应关系，更不能形成朦胧的诗歌意境，诗歌单纯成为情绪的宣泄器。对于初期新诗语言所面临的危机，穆木天、王独清等都曾经提到。穆木天认为，这在根本上和诗歌要求的暗示等格格不入，呈现的是缺乏生命体验和隐秘象征的世界。诗歌背后隐藏着一个大的哲学世界，但这个世界只能用诗的语言来暗示却不能用语言来说明。而中国新诗在初创阶段仍然轻视语言的暗示功能，语言过于直白、口语化，最终导致诗情的泛滥，从最本质上解构了诗的纯粹性，这恰恰是诗人惰性思维习惯所造成的。王独清甚至认为，不仅诗最忌讳说明，而且诗人更不应该把诗歌作为迎合大众的工具。这种观点明显是针对胡适等的新诗理论，力图通过带有暗示功能符号的选择为诗歌寻找通向纯诗的通道，这与象征主义所主张的“诗永远应当是个谜”的观点如出一辙。

中国早期象征派对诗歌形式美学的重建

作为象征主义诗学中的一颗明珠，纯诗代表着诗人终极的艺术理想，是诗人自我精神的完美投射，这样的诗歌对于赋予新道德和新文化重构的中国文学而言无疑是奢侈品。中国早期象征派的艺术精神带有明显的贵族化气质，但早期象征派诗人也明白中国文学的现实处境，理解中国诗歌所承载社会功用的使命感，不能不考虑西方诗歌精神与中国本土诗歌嫁接的可能性。因此他们在移植和诠释纯诗理论的同时，也结合中国文化背景及新诗语境，对纯诗理论本土化的可能性、方式进行了初步探索。

自从五四文学革命发生、新诗诞生之后，中国新诗遇到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就是新诗自由体所造成的文体上的混乱。诗歌形式被视作附庸和累赘，其严重的后果就是诗歌流于贫乏、粗糙，导致新诗和其他文体界限的模糊、混乱，使新诗的影响和价值遭到质疑和批评。随着新诗散文化等弊病的日益显现，人们普遍对新诗的发展感到焦虑和担忧，甚至一些人退回到古典诗歌。因此，从诗歌本体出发，重建新诗的独立文体形态成为紧迫的理论话题。

在象征主义纯诗历史上，早期的诗人对于诗歌和散文的界限也没有绝对的区分。但中国早期象征派在这个问题上作出了自己的思考和回答，没有完全局限于波德莱尔和马拉美的观点。因为他们在新诗的实践中，真切感受到因倡导诗体解放而造成的新诗文体上的危机。穆木天在批评胡适等的新诗理论时，认为这种理论最大的危害就是抹杀诗歌作为独立文体的特征。要想使中国新诗追赶上世界先锋性的潮流，就需要对诗歌的独立文体从学理上加以确认，把散文的属性从诗中分离出来，这样才能保持诗歌的纯诗品格。然而伴随新诗的发展，诗歌的散文化日趋普遍，与其他文体的界限也越来越模糊，这必然会造成诗歌本质的丧失，使诗歌失去作为独立文体存在的意义。为了捍卫诗歌文体的独立性，穆木天和王独清等对诗歌与散文两种文体功用的不同进行了概括。如穆木天认为诗歌担负纯粹表现世界的功能，而散文则表现世俗的人的生活，因而两者的界限十分清楚，由此诗境也形成了高低之分。当然，穆木天、王独清等对诗歌、散文文体的区分在学理上还不是很充分，有些论点不是非常科学。不过早期象征派还是较早洞悉到诗歌、散文文体各自的重要性，凸显了中国新诗理论本土化的诉求，这对于纠正中国新诗散文化的倾向具有积极意义。

中国早期象征派在纯诗的理论建构中，基本沿袭和借用了西方象征主义理论话语。但毕竟中国和西方的文化背景相差甚远，中国诗歌的语言工具、特质与西方诗歌也大相径庭，这些都决定了中国早期象征派不可能完全割裂艺术与社会、人生的联系。因而，中国早期象征派别出心裁地提出了“国民文学”和“国民诗歌”的主张，试图把国民文学、国民诗歌当作纯诗走向中国本土化的一部分。

穆木天、王独清所提出的“国民诗歌”无疑也有一定的启蒙、工具性质，因此，当郑伯奇发表《国民文学论》，提出强化文学的本土性、功用性的主张时，穆木天积极响应，认为国民诗人就是承担民族魂的天使。王独清也发表了《论国民文学书》，希望文学家都能受到民族精神的洗礼，以纪念和希望的热情提振民族精神。但与此同时，穆木天却又尽量淡化国民诗歌道德和社会功用方面的色彩，强调国民诗歌和纯诗在生命本质上具有相通性，国民诗歌即是纯粹诗歌，认为国民文学具有与象征主义相契合的特性，是内生命的体验和折射，只有灵魂与之感应才能感受到它的美。中国早期象征派煞费苦心地调和国民文学与纯诗的关系，可以看出他们不愿意完全陷入西方象征主义话语的陷阱，而是尽力在诗歌审美意识上打上自身民族精神的烙印。但由于其自身传统文化素养和精神的相对稀薄，没有完全理解东方文化的真正价值，这种调和纯诗与国民诗歌的效果并不理想，甚至难以自圆其说。

结语

纯诗的出现在现代诗歌历史上的价值是不言而喻的，它第一次把诗歌重点聚焦在语言的极端重要性上，对语言提出了极为严苛甚至超越语言自身的要求，使诗歌最终凭借语言的音乐性、暗示性而指向艺术本体的终极目标。这种柏拉图式的艺术理想对于刚诞生不久的中国新诗而言，是难以抗拒的诱惑。中国早期象征派急迫地引入这种诗歌理想，并使之与中国现实生活产生关联，渴望把中国新诗提升到新的境界。但由于他们总体上不同程度存在着对西方顶礼膜拜的文化心态，这种纯诗理论的阐释和本土化的实践都留下了不小缺憾，发展到20世纪30年代的梁宗岱、朱光潜、戴望舒等人那里，纯诗的中国化理论才趋于完备和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