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凤武:“回到马克思”新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历史定位和框架调整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636 次 更新时间:2015-12-01 0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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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凤武 (进入专栏)  


摘要:在“回到马克思”的过程中,应当看到马克思做为普通人的一面,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属于变革型的社会思想理论。在当代历史条件下,有必要调整马克思主义的叙述框架,以真正实现理论创新。

关键词:普通人 基本原理 变革型 叙述框架


在二十世纪的社会思想理论历程中,“回到马克思”的活动,主要有两次。一次是在二三十年代,由被后人称为“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一些学者所掀起的思想理论浪潮。这一浪潮的背景是,第二国际的那些社会党、社会民主党所信奉的马克思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在战争(一战)中陷入困境,党的领导集团所采取的和平主义与护国主义,造成了第二国际在组织上的瓦解。而以列宁为旗帜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左派——信奉共产主义的布尔什维克,在战争中成功地领导了武装起义,建立了社会主义政权,并随后建立了新的马克思主义国际组织——第三国际。但是,信奉列宁暴力革命论的一些共产主义政党当时所领导的起义,如德国、匈牙利、意大利等国的起义,却遭到了失败。在这种情况下,一些既不满意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又对第三国际的马克思主义持怀疑态度的马克思主义者如葛兰西(意大利)、科尔施(德国)、卢卡奇(匈牙利)等共产党人,力图对马克思主义做出新的解释。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批判功能,对马克思主义两大派很少谈论的关于人的本性、人性的异化和无产阶级思想意识形态的地位与意义等问题,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而在1932年发表了马克思在1844年写的《经济学——哲学手稿》(即巴黎手稿)后,又出现了法兰克福学派等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新学派,从而开启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先河。不过,这一次“回到马克思”的活动,影响十分有限。对于正处于革命战争时期而又把列宁主义视为正统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共产党人来说,几乎没有发生什么影响。另一次是在八九十年代,由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和赞成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批判功能的学者所掀起的思想理论浪潮。这一浪潮的背景是,在社会主义国家普遍进行的带有革命性质的改革过程中,出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种种疑问和责难,有人问道:“我们要同哪一种马克思主义打交道”?[1]p50后来又发生了苏联共产党解散,苏联解体,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纷纷向资本主义“和平演变”这种令世界震惊的重大事件。在这些国家里,马克思主义连同它的强有力的一支——列宁主义一起,从居统治地位的宝座上被拉下来,打入冷宫。世界政治格局大变,世界舆论一片哗然,在西方一些政要和学者那里,马克思主义似乎已经“崩溃”或“终结”了。在这种情况下,西方和原苏联、东欧一些仍然坚信马克思主义或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批判功能怀有浓厚兴趣的学者,如一向认为“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占有中心地位”的沙夫(波兰)和以批判当代资本主义为己任的解构主义哲学家德里达(法国)等人,公开指明,马克思主义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要求回到“原生态的马克思主义”。人们不难看到,在这一过程中,马克思关于人、人性、人的解放的思想被突显出来。由于这一时期的中国正值粉碎了“四人帮”,进行着空前规模的改革开放,而做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仍然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并正在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这就不能不使中国的理论界对“回到马克思”的活动,予以积极的回应。

本来,在1978年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中,理论界已开始进行理论上的拨乱反正,初步恢复了马克思主义的本来面目。但是,随着讨论的深入,特别是随着国内外出现的重大变故和重大发展,人们愈来愈认识到,流行了几十年的对马克思主义的既有叙述,包括写进教科书的那些原理,许多已落后于时代了,有些甚至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本意和马克思的原意。这样,在应对“回到马克思”这一重大的历史课题时,就不能不面临种种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乃至心理的复杂情境。这就是说,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不但要进一步正本清源,而且要大胆创新。这里的正本清源,不是梳理出若干神圣不可侵犯的信条,要人们到处套用,更不是重塑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陷入低潮时遭到贬损的马克思的“圣人”形象,重建个人崇拜。这里的大胆创新,不是轻率地否定马克思的既有理论去标新立异,更不是把马克思主义“西化”成某种时髦的新教条。“回到马克思”可以被视为一项系统工程,涉及到一系列重要的哲学方法论原则。研究和运用这些原则,对于搞好这一工程,是有重要意义的。


(一)做为普通人的一面


要“回到马克思”,就不能不回到一个真实的马克思本人。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和他的“第二个我”[2]p569恩格斯,特别是马克思本人的思想、观点、理论、情感、意志的体现。因此,人们在评论马克思主义时,不管赞成、反对与否,都总要对马克思本人做出评价来。

在欧洲人中流行着“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的谚语,它反映了对个人的主体性和判断权利的确认。但是,任何人同任何事物一样,都有其固有的客观属性,从其言论和行动中即可表现出来。而对一个人的评价,也大体上有相对确定的客观标准。对于现代中国人,特别是中国共产党人来说,马克思是无与伦比的伟大思想家、革命家和导师,是在一切方面都值得学习的光辉榜样。中共在解放前,曾把马克思的生日五月五日定为学习节,就是这种理念的体现。这种理念,在批判了对斯大林和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之后,仍无大改变。对马克思给予高度评价,是符合客观实际的。这一点,即使在马克思的敌人中,也在相当程度上和相当范围内得到了认同。例如巴枯宁在与马克思决裂并激烈攻击马克思时,也不得不承认:“马克思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人,此外,他还是一个渊博的学者。他是一个有根底的国民经济学家。”“马克思热情地忠实于无产阶级事业,┄┄他把自己的一生完全献给了这个事业。”[3]p232直到现在,世界人民还是承认他在人类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的,以致几年前英国一家新闻机构在进行对前一千年最有影响的世界名人排队的民意测验中,马克思占据了第一位!对马克思做为杰出人物这一面,人们大体上已熟知了,但对其做为普通人这一面,人们往往知之甚少。而不了解后一面,就不能真正了解马克思,就难以正确地、全面地掌握马克思的学说。

马克思出生在一个较为富裕而又文明的家庭,自幼便受到了基督教新教所宣扬的理性、行善和自我牺牲精神的熏陶,受到了法国大革命带给莱茵地区的民主、自由、博爱、人权精神的影响。他之天资聪明和做为唯一存活下来的男孩所受父母的偏爱、呵护、教诲,他之刚刚步入青年时代就实现了成功的恋爱,对于形成他的自强、自信的品格,培养他对受难者的同情心,以及对美好生活、崇高事业的热切追求与成就感,起到了最初的推动作用。他在柏林大学学习法律时,对哲学和历史发生了浓厚兴趣,并参加了激进的青年黑格尔派。他在《莱茵报》工作期间,接触到了大量的“物质利益”问题,深切地体会到了劳动群众的疾苦。他在刚刚出版的费尔巴哈《基督教的本质》一书的启示下,迅速脱离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而转向了唯物主义。马克思之勤奋好学和积极进取,使他对所受到的各种思想理论的影响,都采取了批判态度。当他在巴黎和布鲁塞尔认真研究了各种社会主义学说和掌握了一定的政治经济学知识后,便迅速越过了费尔把哈的人本学的唯物主义,并与恩格斯一起创立了崭新的世界观——历史唯物主义(唯物史观)。在他们随后发表的《共产党宣言》中,正式宣告了科学的、革命的社会主义学说的诞生。在1848年欧洲革命中,马克思满怀青年人特有的激情返回德国参加了实际斗争,期望并促使革命取得胜利。然而,这场革命却无可挽回地失败了。在伦敦流亡期间,如社会主义史学家梅林说的那样,马克思“退到书房”(大英博物馆),集中精力研究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并继续关注欧美各国政治经济的发展,但工人运动的消沉,毕竟使他感到孤独和寂寞。特别是他同昔日的战友、冒险主义者维利希、沙佩尔的决裂,使他在伦敦的朋友极少,而在他的祖国德国,用他当时的话来说,“拉萨尔是唯一还敢于和伦敦通信的人。”[4]p278有一次他埋怨住在曼彻斯特经商的恩格斯说:“我的一些嫉妒,你已经习惯了,实际上使我生气的是,我们现在不能同生活,同工作,同谈笑,而你的那些‘受保护者’却能很方便地同你在一起。”[4]p314马克思的好友和学生李卜克内西曾记述过他们这些流亡者的一次恶作剧:他和马克思在晚间酒后曾蓄意打碎了伦敦一条街道的四、五盏路灯,警察赶来时,他们迅速逃离,消失在黑暗中。[5]p117-118

在五十至七十年代,尽管有恩格斯的经常、大量、慷慨的帮助,马克思一家仍然常常陷入贫困之中,并受疾病的折磨。马克思有一次苦恼地说:“没有家的人真是幸福。”[4]p371不久又说:“对于有志于社会事业的人来说,最愚蠢的事没过于结婚。”[6]p274他和妻子燕妮都不善料理家务,家庭开支常常出现亏空,当得知燕妮的伯父患了不治之症时,他告诉恩格斯:“如果这头牲畜现在死了,那么我们就可以摆脱困境。”[4]p29不久这位伯父果然死了,马克思说这“真是一件大好事”[4]p436,因为燕妮得了100英镑的遗产。有一次,马克思还“做起‘股票’投机来”,并高兴地告诉恩格斯,说他“赚了四百多英镑”。[2]p662他对正在替他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稿的恩格斯说:“重要的不在于文章写得深刻,而在于写得长”[6]p463,因为写得长了,稿费也就多了。由于物质生活上的困难,马克思对于二女儿劳拉的婚事颇为操心,他告诉恩格斯:“今天我用法文写了一封长信给拉法格,告诉他,在把这件事继续下去并得到彻底解决之前,我必须得到他的家庭关于他的物质情况的明确报告。”[7]p254在他得知拉法格的父亲邀请他的三个女儿同去波尔多后,写信给恩格斯说,让拉法格支付旅费“是不体面的”[7]p324,并再次求助于恩格斯。马克思在给他的朋友库格曼的信中又讲了这样的话:“为了孩子总要维持一定的体面”。[8]p526

马克思的强烈的自尊心,倔强的性格,“男子汉”的气概,以及容易激动和急躁的弱点,使他有时不能全面、客观、冷静地评价和对待人,以致影响到了他的人际关系。在1865年的《自白》中,马克思认为“一般人”的优点是“纯朴”,“男人”的优点是“刚强”,而“女人”的优点则是“柔弱”。[7]p588恩格斯曾称赞马克思的大度,说“他可能有过许多敌人,但未必有过一个私敌”。[9]p576但马克思自己却在得知出版商奥·维德干拒绝出版他的书后愤怒地说:“奥·维德干是我的私敌。”[2]p101马克思曾坦率地说自己“生来就缺乏耐性”[10]p312,有时因为“怀有十分厌恶的心情”,而对人“所作的评价不完全公正”。[2]p623人们知道,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理论上,做为社会主义大师的马克思,都远远高于拉萨尔和巴枯宁这两位社会主义者,但他同二人的私人关系后来达到不可调和的敌对程度,不能不说同他个性上的弱点有一定的关系。他曾赞扬拉萨尔“充满活力和智力,有毅力,有志气”[7]p425,把德国工人运动从十五年的沉睡中唤醒。[11]p370当然,他批评拉萨尔有“可笑的虚荣心”,是“庸俗的犹太人”,特别是批评拉萨尔鼓吹“依靠国家帮助建立工人合作社”的斗争策略,是有根据、有道理的。但马克思对拉萨尔的挖苦和嘲弄,是掺杂着个人情绪的。如在他请拉萨尔帮助联系出版商以在德国出版“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时,曾表示感激拉萨尔,但不久听说推迟出版时,便向恩格斯表示了怨恨:“这个该死的沽名钓誉的苯蛋故意加以扣压,┄┅小犹太的这一着我是不会忘记的。”[6]p423马克思因家庭生活困难而向富有的拉萨尔借了债,拉萨尔要求恩格斯给予担保,并在后来做了讨债的暗示,这深深刺伤了马克思的自尊心。两人在1862年断绝了关系。对于巴枯宁,马克思曾赞扬他“是进步的世界主义的最纯粹而慷慨的代表之一”[12]p329,后来又说:“我很喜欢他,而且比过去更喜欢。”[7]p17当然,马克思对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做了有说服力的、深刻的批判,而在得知巴枯宁进行分裂国际工人协会的活动时,便产生了憎恶的心情,连燕妮也十分讨厌这个“俄国佬”。恩格斯看出了马克思的这种情绪,曾劝说道:“如果你激烈反对这个俄国人的阴谋,那你就会无益地刺激工人(特别是瑞士工人)中数量极多的思想庸人,并损害国际。”[8]p221意在使马克思对巴枯宁的批判,不致因个人情绪而出现偏颇。然而,马克思和巴枯宁终于彻底决裂了。(关于马克思主义反对拉萨尔主义和巴枯宁主义的斗争,笔者已另有专文论述)

人做为一个具有丰富社会属性的有机体,必然如一位日本学者所说的那样是“一个矛盾体”。[13]p35人做为具体的、完整的“这一个”,其长处或优点,与其短处或缺点,是辩证地统一在一起的。由是,任何杰出人物,即使象马克思这样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杰出人物,总是具有做为普通人的一面,具有普通人的弱点或缺点的。诚然,进步人类为了宣传和实践杰出人物的思想理论,不能不突出其长处或优点,但只有了解到其短处或缺点,才会使这些长处、优点显得生动、鲜明、可信,才是对其的全面了解,才能以在深层次上把握其思想理论。反之,如果陷入个人崇拜,把象马克思这样的伟人神化起来,那就不但背离了客观实际,而且会将其思想理论僵化起来,一旦伟人从神坛上走下来时,就会出现对其科学理论的“信仰危机”。历史和现实的经验教训,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二) 即兴语言、具体论断和基本原理


在马克思的书籍、文章、通信、笔记等浩繁文献(中国已拟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七十卷本)中,如何在解读时把即兴语言、具体论断和基本原理区分开来,是在“回到马克思”的过程中,必然要碰到的一个问题。只有其中的基本原理,才是马克思主义的真谛。当然,这基本原理本身,也具有某种不确定性或可变性。

马克思是一位公认的严肃认真的学者,他曾说:“要是隔一个月重看自己所写的一些东西,就会感到不满足,于是又得全部改写。”[2]p617但做为一个密切关注现实的革命家,他不能不随时随地地针对一些偶然事件发表带有即兴语言性质的感想;做为一个学者,也会在手稿中写下带有即兴语言性质的字句。而即兴语言是难免出现差错的。他在五十年代是美国《纽约每日论坛报》的固定撰稿人,由于在短暂的时间中频繁地写文章,曾经出了差错,而造成如马克思说的那样,“在某种程度上使我和‘论坛报’出丑”的过失。[6]p198他说自己“对名称记忆很差”,有次就把“日本”误为“爪哇”。[2]p223.220对于科伦共产党人之被捕,马克思在一封信中认为,是维利希、沙佩尔等人告密的结果,但事实并非如此,后来恩格斯对此做了纠正。[10]p580.593在写作《资本论》第四卷(即剩余价值理论)时,马克思在对“费用价格”这一术语的使用上,出现了三种根本不同的含义,即c+v+m(第一册),c+v+平均利润(第二册),c+v(第三册),而这在同一卷书中,是不应当的。但做为未加工的手稿,又是可以理解的。

马克思在对社会经济政治问题和一些事变的判断上,比同时代的思想理论家们要高明些,用恩格斯的说法就是:“马克思比我们一切人都站得高些,看得远些,观察得多些和快些。”[14]p336但社会生活的复杂性和多变性,以及马克思占有的信息资源的有限性,使他难免做出某些不当的结论来。他在1852年认为路易·波拿巴即将发动战争,“早几个月或迟几个月,战争是不可避免的”。[4]p7这一予言,没能实现。他在1858年曾嘲笑“高等政客(例如论坛报的普尔斯基先生)胡扯什么在意大利可能发生以奥地利为一方和以波拿巴、皮蒙特为另一方的战争。”[6]p354但意大利战争,在次年就爆发了。在工人阶级政党对待意大利战争的态度上,马克思同拉萨尔之间发生过一场有名的争论,不管后人对此如何评说,但有一点是需要指出的,即马克思曾就战争的结局说过:“完全出乎我的意料”。[6]p435马克思在1862年的《中国记事》中,一改他在1853年的观点,把太平天国运动说得一无是处[15]p545-548,而这是不符合实际的。马克思在1869年对德国面临的统一问题,做了这样的判断:“德国的统一实际上不存在。只有通过德国革命消灭掉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始终是俄国人的仆从的普鲁士王朝,才能实现德国的统一。”[8]p597而在事实上,德国的统一,正是通过普鲁士王朝依靠武力自上而下地实现的。当然,具有高度自我批评精神和强烈责任感的马克思,一旦发现自己错了或认为自己错了,就勇于改正。例如他在给恩格斯的一封信中说过:“我长期以来就认为可能借英国工人阶级运动的高涨来推翻爱尔兰的制度;我在《纽约论坛报》上总是维护这种观点。但是我更深入地研究了这个问题以后,现在又得出了相反的结论。”[8]p398不久,他就明确肯定:“不是在英国,而只有在爱尔兰才能给英国统治阶级以决定性打击。”[8]p654有些不当的具体论断,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去世后,由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纠正的。例如,人们熟知的关于“至少是各文明国家的联合行动,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首要条件之一”[16]p270的结论,就是由列宁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前夕纠正的。因为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时代,工人阶级还不具备获得解放的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即使“联合行动”也不可能夺取和掌握政权。而在二十世纪初叶,由于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无产阶级革命只能在资本主义战线上最薄弱环节取得胜利。对此,不应象流行说法那样,似乎马克思、恩格斯的结论“在当时是正确的”,只是后来变得过时了。

马克思主义同历史上所有起过重大作用的社会思想理论一样,都有其特定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并以此对时代的重大问题做出原则性地回答,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按照恩格斯的说法,马克思的两个最重要的“发现”是,一为唯物主义历史观,一为剩余价值学说。前者指明,“一切历史现象都可以用最简单的方法来说明,而每一历史时期的观念和思想也同样可以极其简单地由这一时期的生活的经济条件以及由这些条件决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来说明。”[17]p122-123后者指明,工人“不仅再生产着他那由资本家付酬的劳动力的价值,而且还额外地生产剩余价值”,这个剩余价值被整个资本家阶级剥削去了。[17]p125由这两者又引伸出科学的和革命的社会主义的重要原理:“过去的全部历史都是在阶级对抗和阶级斗争中发展的”,现时代“历史的领导权已经转到无产阶级手中”,通过消灭私有制,建立公有制,来“有计划地组织全部生产”,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17]p123.124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指出:这些“基本原理整个说来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个别地方本来可以做某些修改。”[16]p238那种认为基本原理只能无条件信奉,而不能改动的观点,是不符合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本意的。事实上,对于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本原理,人们公认马克思在1859年发表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那段表述是经典的,但它只是突出了“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的过程”[18]p82,即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个方面,而没有讲到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这另一个方面。恩格斯晚年注意到了这一点,多次论及这种“反作用”,以及经济、政治、文化等诸多因素之间的交互作用,并且坦率地承认:“青年们有时过分看重经济方面,这有一部分是马克思和我应当负责的。”[19]p479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对这种“交互作用”也做过许多发挥。值得一提的是,相当一些社会学家曾把历史唯物主义歪曲为“经济唯物主义”并加以攻击。被中外一些学者推崇备至的德国社会学家M·韦伯就在1904年参与过这种攻击。他在否定《共产党宣言》时声称:“作为‘世界观’或作为历史现实因果关系解释基点的所谓‘唯物主义历史观’是应该予以断然拒绝的。”[20]p19这种攻击,暴露了这些学者在治学上的浅薄的一面或故意贬低马克思主义的图谋。对于剩余价值学说,马克思在1859年正式提出时,尚未做出解释。从1857-1858年的手稿中可以看到,他当时还在使用“劳动的价值”、“工人的价值”等不确切的概念。[21]p274.285甚至在作为《资本论》的手稿即1861-1863年手稿中,马克思在使用“劳动力的价值”这一科学概念时,还偶尔使用“劳动的价值”这种不确切的概念。[22]p99直到1867年正式出版《资本论》第一卷时,马克思才对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做了公认的、具有说服力的权威阐述。即使如此,马克思仍在注意改进自己的论述。他在晚年注意到:资本家被“┅┅迫使进行剩余价值生产”。[17]P401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对于资本、技术、管理等要素在生产剩余价值中的作用,更进行了并继续进行着深入地研究。对于科学的和革命的社会主义学说,恩格斯在世时就曾将《共产党宣言》中说的“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修改为“确切地说,这是指有文字记载的历史”。[16]p251他还将《共产党宣言》中说的“只有用暴力”的观点,改变为“可以设想,在人民代议机关把一切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只要取得大多数人民的支持就能够按照宪法随意办事的国家里,旧社会可以和平地长入新社会”这种更为科学的观点。[23]p273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在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建设社会主义等重大问题上,都有许多新的创造并取得了重大成果。其中最著名的便是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这一理论甚至使马克思、恩格斯毕生坚持的“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将被消除”[9]p441这一基本原理,转化为非基本原理了。

可见,即使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也具有某种不确定性或可变性。所谓的“基本”,与“本质”、“主要”是近意词,在这里可以通用。而按黑格尔的说法,应把“同一内容时而看作是本质的,时而看作是非本质的”[24]p9,“有时从它的这一规定,有时又从它的另一规定去加以说明”。[25]p221按照现代解释学的理论,“解释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再创造”,“理解就是对本来事物的重建”。[26]p174.246而人们进行“再创造”、“重建”的基点,便是实践的需要。由是,人们对“基本”、“非基本”的解释,是可以和必然依据条件的变化,而“再创造”、“重建”的。不能设想开列出一个单子,把某些原理定为基本原理,做为不可变易的教条,要人们永远坚信不移,把另一些原理定为非基本原理,可以因地制宜地加以改变。历史和现实都已表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不但在其表述上可以或应当不断完善,而且在其地位上也可以或应当予以改变,即在一定条件下转化为非基本原理,非此便难以真正发展马克思主义。


(三) 一种变革型的社会思想理论


“回到马克思”之后就会看到,马克思主义在诸多社会思想理论中,属于变革型,并具有高程度的真理性。但它同任何其它科学理论一样,都不可避免地具有局限性,而这又是与真理本身的特性直接相关的。

人类进入文明时代以来,社会关系和社会生活的复杂性,特别是各个阶级、集团、群体利益的多样性,使社会思想理论也呈现着复杂性、多样性。从社会功能的视角上观察,大体上可划分为两类,一是属于承认、适应、维护现存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生活的,一是属于否定、反对、破坏现存社会关系和社会生活的。前者可称为保守型的社会思想理论,后者可称为变革型的社会思想理论。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是时代的一面镜子,都以前代文化遗产为渊源。只要是经过认真研究,深思熟虑而得出的结论,便都具有一定程度上的真理性,这正是尽管各种社会思想理论之间经常进行激烈的争论,却仍能找到共同点,以致相互影响、渗透的原因所在。保守型的社会思想理论中的优秀者,其社会功能是有利于保存和巩固既得的人类文明成果,而变革型的社会思想理论中的优秀者,其社会功能则是有利于发展和提升既得的人类文明成果。当然,这种划分具有明显的相对性,它同其它划分方法一样,是为人们从特定视角上归纳复杂多样的社会思想理论提供一种方法.没有纯粹的保守型,也没有纯粹的变革型.历史发展到了十九世纪中叶,在当时世界的先进部分——欧洲和北美,在已流行和新出现的丰富多彩的社会思想理论中,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德国唯心主义,从孔德到斯宾塞的英法实证主义,从亚当·斯密到李嘉图的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凯里、巴师夏、洛贝尔图斯的新政治经济学,以及从洛克、边沁到约翰·穆勒的英国功利主义、自由主义,大体说来,都是为保持和建立资本主义制度服务的。而圣西门、付立叶、欧文、普鲁东、布朗基的空想或盲动的社会主义,卡贝、魏特林的空想或盲动的共产主义,以及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唯物主义、剩余价值学说和科学的、革命的社会主义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大体说来,都是为改变和推翻资本主义制度服务的。与此相应的是,一般说来,前者代表的是已经取得或即将取得政治统治的资产阶级的利益,后者代表的是被统治的无产阶级的利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之所以能对人类文明成果做出高于其它社会思想理论的贡献,是因为一方面,马克思和恩格斯,具有对工人群众的深厚感情,站在了社会现实中的发展、前进的方面,透过“稳定”的背后,看到了对立和斗争,这就比保守型的社会思想理论,对社会现实的本质揭示得深刻些。另一方面,马克思和恩格斯卫具有渊博的学识,又进行了巨大的理论研究工作,这就比单纯出于同情工人群众或激愤于不合理社会现实的其它变革型社会思想理论来得正确些和科学些。马克思主义在十九世纪下半叶,在欧美世界中名声大振,成为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主要旗帜,并深深影响了其它社会思想理论。马克思主义在二十世纪上半叶,在一些国家中取得了重大成果。其中的一支列宁主义——共产主义及其政党,在俄国和中国的革命、建设中,取得了不容否定的业绩。其中的另一支社会民主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及其政党,在瑞典等国的社会主义事业中,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在当代,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在树立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上,在揭露和批判现代资本主义的种种矛盾和问题上,在论述建立和建设人类未来美好生活上,仍表现出相当的生命力。马克思的那部闪耀着唯物辩证法光辉的经济学巨著《资本论》,虽然具有不可避免的时代局限性,但它甚至比当代一些重要学派的代表著作,在论述深度、逻辑结构、可接受性等方面,要高明得多。事实上,当代的某些名著,特别是某些哲学名著,虽然在某一点上显得深刻,闪耀出令人眩目的思想火花,给人以启迪,以致形成了新学派。但其论断之不加论证,语言文字之晦涩,逻辑结构之破碎,东拉西扯式的跳跃,想哪说哪式的自言自语,贵族式的自听自信自赏,连本民族中圈内的专业学者都要硬着头皮去猜测式地“解读”,而非专业的众多知识分子则不知所云。

然而,正象保守型的社会思想理论因为着眼于社会的静止、稳定的方面,而易出现僵化呆滞,在社会激烈变动时,逆时代潮流而动一样,变革型的社会思想理论因为着眼于社会的运动、发展的方面,而易出现过度超前,在社会相对平稳时,冒然前进,急于革命。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行程表明,马克思主义者之常常陷入对社会革命急于求成或“拔苗助长”的境地,不是偶然的。马克思和恩格斯通常是以革命家的眼光看待所发生的各种事变的,以致期望革命迅速取得胜利。在1848年革命失败后流亡到伦敦的初期,他们曾相信自己所办的《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只要出版两三期,“世界大火就燃烧起来”[10]p538,还一度要求“不断革命”。[16]p479在五十年代,马克思阐述欧亚各国政治经济形势时,也多次表示相信革命会迅猛发展。在1853年得知中国发生了太平天国运动时,马克思预言:“中国革命将把火星抛到现代工业体系的即将爆炸的地雷上。”[12]P114在1857年得知法国经济出现了严重困难时,马克思预言:“动产信用公司的进展和波拿巴的整个财政情况表明,革命临近了。”[6]p145历史表明,四五十年代马克思的这些预言,都落空了!六十年代后期出版的《资本论》第一卷,尽管是博大精深的科学巨著,但马克思预言“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敲响了”[18]p267,就显得过早了。马克思去世后,恩格斯仍然把革命形势估计得过于乐观,曾几次预言德国无产阶级政党会很快掌权,甚至说过:“在1898年左右我党就能取得政权”。[23]p283在恩格斯去世后的几十年间,象列宁、毛泽东这样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建立了丰功伟绩的同时,也都多次陷入了急躁冒进的误区。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后,曾一心一意推进世界革命。在1919年匈牙利爆发革命时,认为“世界社会主义革命一月比一月地接近了。”[27]P857他要求将无产阶级专政由一国的专政转变为“国际的专政”[28]p274,终于导致了红军兵败华沙城下的不利后果。至于毛泽东在“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严重左倾错误及其对社会文明所带来的灾难,更为世人所知。对此,邓小平在总结党的经验教训时,说出了这样的至理名言:“我们都是搞革命的,搞革命的人最容易犯急性病。”[29]p139这种急性病,除了其它原因之外,与共产党人所信奉的马克思主义是属于变革型的社会思想理论有关。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做为变革型的社会思想理论,既具有高程度上的真理性,又具有某种局限性,这种看似矛盾的现象,是与真理的属性直接相关的。当年黑格尔在解决康德疑难时对于真理问题的阐述,至今仍会对人们有重要的启示作用。康德关于自在之物与现象的划界,挑明了长期以来一个模糊不清的问题:主体何以能认识客体?但他只是提出了问题,却没能回答问题,以致认为主体对客体的认识只能停留在现象上,而无法认识隐藏在现象背后的自在之物,这就导致了后人称谓的不可知论。康德在这里割裂了现象与自在之物之间的联系,实质上是割裂了主体与客体之间的联系。黑格尔是从主体与客体的联系上来着手解决康德疑难的,他将主体与客体统一起来,认为客体是主体的客体,而“一切问题的关键在于:不仅把真实的东西或真理理解和表述为实体,而且同样理解和表述为主体”。[30]p10他看到了这种统一是个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主体总要“对客体施加暴力”。[24]p468因为“人的努力,一般说来,总是趋向于认识世界,同化并控制世界,好象是在于将世界的实在加以陶铸锻炼,换言之,加以理想化,使之符合自己的目的。”[25]p122这种“暴力”和“人的努力”,必然使客体打上主体的印迹。由是,人们便从客体和主体两个方面看到了真理所具有的相对性。用黑格尔的说法,就是“一种真理同时又是不真的真理。”[31]p24做为真理表述形式的任何正确判断,“总是片面的,就其只是片面的而言,它就是不真的”,只有无穷个正确判断的总和,才能构成真理,“真理就是全体”。[25]p56后来,马克思从批判黑格尔法哲学开始,对整个黑格尔哲学进行了批判,剔除和抛弃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拯救和继承了黑格尔的辩证法。恩格斯在《反杜林论》和《自然辩证法》中,对真理的绝对性与相对性的辩证关系,做出了比黑格尔哲学更为明确、更为深刻的论述。在二十世纪初的“物理学危机”中,爱因斯坦先后创立了狭义相对论和广义相对论。他在提出狭义相对论时所做的“理想实验”揭示,在与光速接近的高速运动中,运动客体在观测主体看来,长度缩短(尺缩)和时间变慢(钟慢)的测量效应发生了。可见,被测物体的时空,对于观测者来说,具有某种依赖性。他在提出广义相对论时所阐述的等效原理表明,时空的性质,不但取决于物质的运动,而且取决于物质的分布。“由于物质的惯性质量同引力质量相等”[32]p115,一个具有某种加速度的非惯性系,就会等效于含有均匀引力场的惯性系,只是观测主体设定了不同的时空坐标而已。这就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方法论原则:人的认识环境、认识条件不同,主体与客体的联系方式不同,亦即主体观察客体时所设定的参考系不同,做为对象的客体,对于做为观察者的主体来说,就会显示出不同的性质来。这种方法论表明:真理的相对性,既来源于客体的无穷无尽的属性和关系,又来源于主体本身的意向性和心理结构的复杂性、多变性,更来源于主客体之间的交互作用与多种多样的联系。现代语言哲学指明了任何理论都免不了语言的“纠缠”,并同一定的语境相联系。按照罗素的同构理论和信念理论,任何语言,虽可与客观对象“同构”,与主观“信念”符合,但不可能做到完满的表达。按照摩尔和维特根斯坦的语境说,同一句话,不但由不同的人说出来会有不同的意义(黑格尔当年讲到了这一点),而且在不同的语境中,对人们会显出不同的意义。在现代科学哲学中,从逻辑实证主义的“证实原则”,到批判理性主义者波普尔的“证伪主义”,再到历史主义学派库恩的科学“范式”革命和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都表明了任何科学理论——真理,都具有不完全性和“缺欠”。可以说,当代思想理论界,对此已取得了共识。由此可以认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任何科学理论一样,都不是,也不可能是具有绝对普适性、万无一失的绝对真理。这里值得指出的是,汉语所译过来的“主义”,含有虔诚之义。在英语中,马克思主义Marxism和唯物主义Materialism的字尾都是ism,而天主教Catholicism和犹太教Judaism的字尾也都是ism,可见这里的ism,既可译为“主义”,又可译为“教”。在俄语中,马克思主义марксизм和唯物主义материализм的字尾都是изм,而天主教κатолицизм和犹太教иудаизм的字尾也都是изм,可见这里的изм,既可译为“主义”,也可译为“教”。为了防止和避免把马克思主义宗教化、教义化,许多原来信奉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党、社会民主党,尽管仍从马克思主义中汲取精神资源,但从二十世纪上半叶起,不再使用马克思主义的称谓,而只称“马克思思想”、“马克思理论”、“马克思学说”了。一些原来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工人党,尽管仍从马克思主义中汲取精神资源,但从二十世纪下半叶起,也不再使用马克思主义的称谓,也开始称“马克思思想”、“马克思理论”、“马克思学说”了。这种称谓的变化,是耐人寻味的。


(四)在调整叙述框架中实现创新


“回到马克思”的根本目的,在于正确地面对现实,即科学地解释现实和合理地改变现实。因而,这里的"回到",就应当是"超越".这就要认真研究和把握现时代的特征,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理论创新。鉴于马克思主义是在机器大工业已经在欧美先进国家发展起来,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已经暴露,资产阶级残酷压榨无产阶级,阶级斗争尖锐化,革命斗争乃至革命战争不断发生,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也经常发生战争的时代背景下产生的,它又属于变革型的社会思想理论,这样,它同现时代的理论需求之间,必然存在着某种距离,从而需要调整马克思主义既有的叙述框架。在调整叙述框架的过程中,既要深入挖掘它所固有的理论资源,更要从现时代的其它学派中汲取思想营养,改进思维方式,以在不同学派之间的互补中求取发展。

历史发展到了二十世纪下半叶,做为经济全球化“领军人”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科学技术蓬勃发展,乃至掀起了新的科技革命浪潮,促使物质财富的迅速增长和思维方式的某种变化。与此同时,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和法制进程加快了,文化教育水平大大提高。一些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已进入所谓后工业社会或信息社会,出现了被称为“知识经济”或“新经济”的肇端。在这种情况下,资本主义国家内部阶级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随着工资待遇的增加和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以工人阶级为代表的广大劳动群众的生活质量大为改善,以致当今欧盟和美国都把贫困线定在个人年收入为九千或九千多美元以下,美国三千万贫困者中的近四分之三有家用汽车。随着普选权和其它政治权利的实现,工人阶级和其它劳动群众的政治地位大为提高。所谓“白领”工人的出现和增多,公司股权的分散化,更使阶级界限变得模糊了。资产阶级也发生了变化,那种只顾眼前私利而不顾社会公德,只要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润就敢犯任何罪行以致冒杀头危险的资产者大大减少了,而当年资本家那种“对社会需求永远是一个未知数”[14]p214的时代,也过去了。无疑,现时代整个社会成员的共同利益凸显出来,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同马克思、恩格斯的时代相比,是大大缓和了。国家政权和法律之担负广泛的社会经济文化教育的职能,也鲜明地表现了出来。事实表明,无论在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还是在政治领域和文化领域,社会主义因素都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增长着.在国际关系中,资本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没有发生,其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只在小规模范围内发生过。而自冷战结束以来,全球共同利益凸显出来,国与国之间的和平与合作、各国经济和社会事业的发展,成为现时代的主要潮流。联合国在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各国发展中的作用之日益增强,就是这一时代特征的表现。在此期间,二十世纪上半叶才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虽然取得了巨大成就,但由于在经济领域中实行的是纯粹或比较纯粹的公有制,高度集中或比较集中的计划经济,加之执政党缺乏经验,又屡犯错误,使其在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竞争中处于弱势或劣势。于是,改革一时成了各社会主义国家的主题。遗憾的是,苏联等多数社会主义国家在改革中遭到了失败。而中国共产党人则审时度势,认真研究了时代的变化,深入研究了国情,并以实事求是的原则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既有理论。中国共产党人实行了大胆的改革开放的方针,在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同时,采取了诸多行之有效而又不符合某些马克思主义原有结论的重大措施,放弃了一些曾被视为不可改变的经典条文。人们记起了当年毛泽东说过的一句生动而富有哲理的名言:“我们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是为着好看,也不是因为它有什么神秘,只是因为它是领导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走向胜利的科学。”[33]p778的确,五四运动时期的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等人,之所以在诸多思潮、学派中,相信和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就是因为它所阐述的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对于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救亡图存,民主自由,民生幸福派上了大用场。今天时代变了,如何使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能以适应时代的需要,恰当回答国际和国内各种重大现实问题,成了执政党的一项带根本性的任务。邓小平理论就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创立起来的。在一定视角上可以这样说,邓小平理论就是对经典的马克思主义叙述框架的一次大调整,而这一过程,还必然地会继续下去。当然,在这种调整过程中,既要看到一些既有的叙述在解释重大的社会问题上已经乏力乃至失效,如果硬要人们去“坚持”和“笃信”(一本流行颇广的教材所言),是不妥当的。又要看到现时代仍然充满着社会矛盾和斗争,世界并不太平,国际关系中的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恐怖主义、民族冲突、宗教狂热和经济不平等诸现象,国内发展中出现的贫富差距拉大,腐败现象蔓延,官僚主义严重诸现象,虽然不能简单地象过去曾经出现过的那样用马克思主义的某个观点如阶级观点来解释,但做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唯物史观却具有原则上的解释力,比之例如用文化或文明的冲突来解释国际上存在的对立和斗争的理论要深刻得多,而即使是已在相当程度上被边缘化了的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面对国际与国内的某些重大问题,也还具有一定范围和一定程度上的解释力。

在调整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叙述框架时,应深入挖掘那些被人们长期忽视了的一些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本资源。马克思主义虽然属于变革型的社会思想理论,但做为一种具有高程度真理性的科学理论,必然要反映出社会的稳定、保守的方面,以及诸方面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当然,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辩证哲学”中,指明了“所有一切事物的暂时性”,阐述了矛盾双方的对立性、斗争性在事物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他们着力揭露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固有矛盾,及资本家对工人进行剥削的事实。他们终生强调阶级社会中的一个重要群体——阶级,以及阶级之间的关系,在阶级关系中又强调的是对立、斗争的方面,强调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只有革命才能使最后一个被压迫阶级——无产阶级获得解放。但他们并未象后来一些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那样认为发展就是对立面的斗争,矛盾的斗争性是绝对的,并未否定矛盾双方的同一性、统一性在事物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他们也没有把资本家看成是在生产中只起消极作用的人。他们不否认阶级社会中的那些不属于阶级关系的社会关系的存在,并不否认一般人性的存在,更不否认民主、自由、博爱、人权的重要社会价值。他们也没有把阶级关系简单化,没有把革命当成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的唯一手段。历史事实是:马克思在批判普鲁东的形而上学方法论时说过:“对立面就是通过这种方式互相均衡,互相中和,互相抵消的。”“两个相互矛盾方面的共存、斗争以及融合成一个新范畴,这就是辩证法的实质。”[16]p107.111。后来恩格斯又特别指出,唯物辩证法是承认事物存在着保守方面这一客观事实的。[19]p213马克思在创立了剩余价值学说后曾郑重指出:资本家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必要的职能执行者”。[17]p401关于人性问题,马克思曾明确地肯定了做为类的普遍性的人性的存在:“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自觉的活动”。[34]p96马克思和恩格斯还指出:“对于各个个人来说,出发点总是他们自己。”“包括阶级利益在内的各种共同利益在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是由作为‘私人’的个人造成的。”[35]p86.276“单个人并不‘总是’以他所属的阶级为转移”[16]p183,有时会出现“某一阶级的思想家反对本阶级的斗争”,[35]p191甚至“共产主义的意识┅┅也可能在其它阶级中形成”。[35]p78在《共产党宣言》中,他们把“工人革命的第一步”确定为:“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并指出在未来社会中,“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6]p272.273到了五十年代,马克思在“英国资产阶级”一文中说过:“如果资产阶级从贵族阶级手里夺得一点权力,人们自然就会问,它怎样运用它新取得的影响呢?这个问题不应当从阶级观点而应当从广泛的人文主义(引者按:hutanism即人道主义)立场来加以考察。”[36]p685这段话,被《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版第二版的编辑们说成是《纽约每日论坛报》在发表该文时做了篡改。但他们并没有拿出任何证据,只是猜测为“可能”。在六十年代,马克思又谈到“努力做到使私人关系间应该遵循的那种简单的道德和正义的准则,成为各民族之间的关系中的至高无上的准则。”[18]p135并几次谈到了人权的重要价值。[37]p16.85在七十年代,恩格斯还特别指出,在道德标准上,各阶级之间“有许多共同之处”。[9]p133做为工人阶级代言人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把工人阶级视为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建立共产主义社会的革命力量,但他们并没有把“大公无私”、“彻底革命”这类理想化的品格做为该阶级的阶级性。他们在揭露资产阶级中的道德败坏的种种表现时,也谈到了工人阶级中的一些道德堕落的事实。他们在六十年代还批评了当时英国“工人阶级的革命精神几乎完全丧失,并且宣布自己完全容忍资产阶级统治。”[2]p334他们不但肯定了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起过革命的作用,就是对于已变得反动的资产阶级,也未完全否定其在一定条件下的革命作用,甚至还说过镇压了1848年革命的各国资产阶级反动派后来竟成了“革命的遗嘱执行人”。[38]p462马克思还对在六十年代再次当选为美国总统的资产阶级政治家林肯表示祝贺,并称他是“工人阶级忠诚的儿子”。[37]p21他们还多次论述过在社会斗争中,各阶级之间关系的复杂性。他们指出,资产阶级正是依赖工人阶级的支持才推翻了地主贵族的反动统治的,甚至认为:“没有工人阶级的帮助,资产阶级永远不能取得对国家的完全的社会统治和政治统治。”[39]p226他们还揭示了在五十年代初,由于路易·波拿巴的挑唆,“法国农民陷入了同产业工人阶级相对立的极其不幸的境地。”[9]p453在五十年代末的意大利战争中,奥地利侵略军曾占领了伦巴第,令人惊奇的是,当地贵族反抗了这种侵略,而当地农民却欢迎了这种侵略,因为侵略者只向贵族征税,而农民是憎恨贵族的。[38]p388做为革命家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并不认为阶级斗争总是激烈的,可以不问时间、地点和条件地到处发动革命。他们在1848年革命失败后,曾同共产主义者联盟内部的维利希——沙佩尔冒险主义集团做过斗争。他们固然看到资本主义国家的法律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但恩格斯在晚年还是告诫德国工人阶级政党不要受反动派的挑动,轻率举行武装起义。他甚至认为:“现在遵守法律是对社会民主党的变革有利的。”[23]p610

在调整马克思主义的叙述框架的过程中可以和应当利用的一项更为重要的资源,就是现代西方一些承认、适应、维护现存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生活而又具有较高科学价值的社会思想理论,以及其它一些着力批判现存社会关系和社会生活中的弊病而又具有一定科学价值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如法兰克福学派等)和非马克思主义社会思想理论(如所谓后现代主义)。诚然,这些社会思想理论具有明显的社会历史局限性乃至阶级局限性,但其中的真知灼见,却在相当程度上正确地反映了当代的社会真实面貌,和正确地回答了当代社会中的一些实际问题。其中一些学派的理论,是与当年马克思、恩格斯所无法预见到的现代科学技术的新发展和现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直接联系在一起的。在现代科学技术的新发展中,继二十世纪前三十年先后创立了狭义相对论、广义相对论和量子力学之后,四十年代后期创立的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论,即被科学泰斗钱学森统称的"系统科学",占有突出的地位.而六十年代后期出现的普利高津的耗散结构理论,哈肯的协同学和托姆的突变论,即被科学界广泛称谓的"新三论",更对人们的思维方式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这种推动作用,集中体现在人们对事物的存在与发展过程中的非线性和复杂性,以及概率性、偶然性、多元性的重视上,而这是与十九世纪之过分重视线性和简单性,以及确定性、必然性、一元性,是有所不同的.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站到了十九世纪思维方式的高点上,掌握了辩证思维,但他们毕竟不能脱离自己的时代,不能完全摆脱思维方式上的局限性.二十世纪的科学理论,特别是其中优秀的社会思想理论,面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发展和新变化,在阐述、回答诸如经济发展、政治民主、文化教育、科学技术以及战争灾难、贫富差别、人口爆炸、生态失衡等问题时,提出了有重要价值的见解和对策。在哲学领域中,就有对人性、人的主体性的进一步弘扬和对主体心理结构——知、情、意的多视角分析(人本主义诸学派)等,有对知识增长和科学进步的规律问题的进一步研究和对与非线性科学(分形理论、混沌理论等)直接相关的多值逻辑、模糊逻辑的深入探索(科学主义诸学派)等。在经济学中,就有新凯恩斯主义和新古典综合派关于计划与市场关系的理论,阐述激励机制的X、Y、Z理论,揭示政府在与市场关系中会出现“寻租”现象的布坎南原理,指明效率与公平关系中的悖论的阿罗不可能定理,强调交易成本的科斯定理等。在政治学、法律学、伦理学等领域中,就有建立良性政治运作程序的政治生态理论,强调“应当”的新自然法学,强调“现实”的新分析实证主义法学,强调“社会”的社会学法学,抵制个人主义泛滥的罗尔斯的正义论和麦金泰尔的社群主义等。这些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思想理论在当今中国的广泛传播,是一种历史的必然,从总体上说,其效果是积极的。其中经济学理论及与其相关的政策在改革开放中的运用,法学理论及与其相关的规范、术语在制定和实施法律中的运用,尤为引人注目。正确地引进、吸纳和借鉴这些理论,不但有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与和谐社会,而且有利于在互补中调整马克思主义的叙述框架。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创立的量子力学是研究微观粒子及其运动规律的科学,是整个二十世纪最热门的物理学,具有与爱因斯坦相对论同等重要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意义。其中被认为是正统学派的哥本哈根学派的海森堡提出的“测不准(不确定)原理”揭示了,一些微观客体在测量过程中出现了相悖性,如微观粒子的位置与动量就不能同时准确地测定,粒子的位置测定得越精确,粒子的动量测定得就越不准确。在对这一“测不准(不确定)原理”进行理论提升时,哥本哈根学派的首领波尔提出了一个与牛顿线性因果观迥异的“互补(并协)原理”。在波尔看来,用经典物理学的概念(宏观)来描述原子(微观)现象,不可能具有所要求那样的完备性;在微观领域中,在运用一部分经典概念的同时,会排斥另一部分经典概念,但这些被排斥的概念,却是在另外条件下说明物理现象时所不可缺少的。可见,这些经典概念之间并非绝不相容,而能互相补充。维也纳学派哲学家石里克在谈到海森堡的矩阵力学和薛定谔的波动力学两大学派时说:“海森堡的理论与薛定谔的理论尽管在形式上完全不同,在物理学上是完全一致的。”[40]p55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在量子力学的完备性问题上与哥本哈根学派争论长达三十年的爱因斯坦,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却与对手有一致之处。他曾指出:“对应于同样经验材料的复合,可以有几种理论,它们彼此很不相同。但是从那些由理论得出的能够加以检验的推论来看,这些理论可以是非常一致的。”[32]p115中国当代最有成就的社会学家费孝通,在晚年热心于挖掘民族文化传统中的优秀遗产。他在“文化自觉”中反复倡导的“和而不同”、“美美与共”,是与现代物理学大师波尔的“互补”和爱因斯坦的“几种理论”之说,具有内在一致性的。

对于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在调整马克思主义的叙述框架中,以开放的心态,敢于并善于兼容并包,从非马克思主义乃至反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思想理论中,汲取营养,是符合马克思主义所固有的本性的。人们知道,在马克思主义创立的初期,马克思主义者强调它的特异性,它与其它社会思想理论的对立性是正常的,这是任何新思潮在刚刚产生时在所难免的,甚至是必要的。但是后来的众多马克思主义者往往把这种强调僵化起来,似乎马克思主义与其它社会思想理论“完全不同”,两者之间只是排斥、斗争的关系,造成了一定程度上的固步自封、停滞不前的后果。今天,马克思主义者如果以绝对真理的占有者的面目出现,居高临下地对待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思想理论,或是只在那里“批判地借鉴”,要求“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或是对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本做“过度解释”,千方百计地从中发现“微言大意”,把现代一切新的优秀思想成果都说成是马克思、恩格斯文本中“早已有之的”,或是把公认的、流行于西方的某些科学理论简单地贴上“马克思主义”的标签,以致把马克思主义西化成时髦的新教条,都是有害于马克思主义所应当彰显的创新精神,从而会导致马克思主义被边缘化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必期望在没有国家政权范导的情况下,世界上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人会越来越多或由马克思主义来一统天下。在未来世界的社会思想领域中,最有可能出现的态势是,信奉各种具有科学真理性的派别的主体,在各自既有的理论基地上,通过与其它派别的对话、交往、批评、斗争,取长补短,在本土化与现代化相结合的过程中,走向世界,共同汇成真理的海洋,以致形成在一个时段中相对稳定的、通用的话语、“范式”、“研究纲领”或概念体系。可以想见,在这个浩瀚无边的真理海洋中,马克思主义将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能以提供最有分量的成果,做出最为重要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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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

[13]多湖辉·人性的迷宫(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

[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

[1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

[1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1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20]马克斯·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2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2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2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

[24]黑格尔·逻辑学(下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6

[25]黑格尔·小逻辑(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26]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

[27]列宁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28]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29]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30]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31]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

[32]爱因斯坦文集(第1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7

[33]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

[3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3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3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

[3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

[3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

[3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

[40]石里克·自然哲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附:英译标题、摘要和关键词

On the Methodology in "Back to Marx"

(Hulunbeier College of the CPC , Inner-Mongolia,Zhalantun 162650 ,China)

Abstract:In the course of "Back to Marx", we should consider Marx as an ordinary man. The basic theories of Marxism belong to transform type ones.In modern times, it's necessary and feasible to adjust the relating way of Marxism theories for making theoretical innovations.

Key words:ordianry man;basic theories;transform type;relating 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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