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是中国考古学在新时代的重要任务。中国考古学以国家使命为导向，承担多重职责，但面临重发掘、轻整合研究和轻成果传播利用的挑战，也未能充分建构历史与发挥育人作用。这与学科建设短板有关，表现在学科重心、人才培养偏考古发掘研究以及博物馆学等学科保障不足。为此，需确立考古发掘研究、考古资源保护传承、考古研究成果传播利用“三位一体、前后贯通”的大考古学学科体系，优化二级学科设置，加强相关学科保障，推动中国考古学重心从田野考古发掘逐步延伸至考古材料的整合研究、考古研究成果的传播利用和考古资源的保护传承，从而实现新时代党和国家赋予考古学的政治使命和文化使命。

关键词：考古发掘研究/ 考古资源保护传承/ 考古研究成果传播利用/ 三位一体/ 大考古学学科体系/

作者简介：陆建松(1962— )，男，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学术委员会主任、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博物馆学（上海 200433）。

原文出处：《东南文化》(南京)2025年第5期 第6-12页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考古工作，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从立足更好地认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更深入地认识中国历史和人类发展史，坚定文化自信的战略高度，强调要努力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①，清晰阐明了当代中国考古学的政治使命和文化使命。这为当代中国考古学的学科建设指明了方向，提供了基本遵循。

一、以国家使命为导向建设中国考古学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考古工作是一项重要文化事业，也是一项具有重大社会政治意义的工作”“考古工作是展示和构建中华民族历史、中华文明瑰宝的重要工作”②。考古工作是梳理中华民族历史、彰显中华文明价值的核心载体。新时代背景下，中国考古学必然要融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切实肩负起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的政治使命和文化使命，以学科体系的完善、技术方法的创新回应时代需求，在文明探源、遗产保护和传播利用等关键领域实现突破，为构建中国话语体系、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注入深厚的历史底蕴。

(一)为增强文化自信和国家民族认同提供强大支撑

考古工作事关民族和国家的认同与文化自信。当代中国考古学肩负着探究中华文明悠久历史、塑造全民族历史认知、培育国民对民族和国家的认同感、增强文化自信的时代重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必须知道自己是谁，是从哪里来的，要到哪里去”③。2020年9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考古工作是展示和构建中华民族历史、中华文明瑰宝的重要工作。认识历史离不开考古学。……保护好、传承好历史文化遗产是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高度重视考古工作，……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提供坚强支撑”④。2021年5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强调，“中国有坚定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其本质是建立在50011)多年文明传承基础上的文化自信”⑤。

(二)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智慧力量

“以史为鉴，察往知来”，历史是人类最好的老师。知古鉴今，将历史知识和智慧传递给更多公众是当代中国考古学的重要使命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尊崇历史、研究历史，确立历史思维，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⑥。他还指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需要充分运用中华民族数千年来积累的伟大智慧⑦。2019年1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需要系统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化，更加需要深刻把握人类发展历史规律，在对历史的深入思考中汲取智慧、走向未来⑧。

(三)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服务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更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传播中华民族的思想精华和道德精髓，以史育人，以文化人，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是当代中国考古学义不容辞的时代使命。2020年9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做好出土文物和遗址的研究阐释工作，把我国文明起源和发展以及对人类的重大贡献更加清晰、更加全面地呈现出来⑨。2022年5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强调，要深入研究阐释中华文明起源所昭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路向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演进格局，研究阐释中华文明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精神特质和发展形态，阐明中国道路的深厚文化底蕴⑩。

(四)为促进文明交流互鉴、增进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认同发挥作用

推动文明交流互鉴，增进国际社会对中国的理解和认同，进而不断加深国际社会对当今中国的认知，营造良好的国际舆论氛围，是当代中国考古学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之一。2020年9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运用我国考古成果和历史研究成果，通过对外宣传、交流研讨等方式，向国际社会展示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讲清楚中华文明的灿烂成就和对人类文明的重大贡献，让世界了解中国历史、了解中华民族精神，从而不断加深对当今中国的认知和理解，营造良好国际舆论氛围(11)。2022年5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立足中国大地，讲好中华文明故事，向世界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要讲清楚中国是什么样的文明和什么样的国家，讲清楚中国人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展现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和人文底蕴，促使世界读懂中国、读懂中国人民、读懂中国共产党、读懂中华民族(12)。

加强考古能力建设和考古学学科建设，不仅关系考古学自身学术创新和人才培养，更影响考古学能否更好地实现国家赋予的政治使命和文化使命。党中央之所以高度重视考古工作，就是要通过考古发现研究、考古资源保护传承，实现考古研究成果的传播利用，进而建构和展示中华民族历史和中华文明，清晰呈现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历史脉络、中华文明的灿烂成就以及中华文明对世界文明的重大贡献，为增强文化自信和国家民族认同提供强大支撑，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智慧力量，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提供服务，为促进文明交流互鉴、增进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认同发挥作用。因此，新时代中国考古学学科建设必须以国家重大战略使命为导向，紧密围绕国家的重大需求进行学科布局和优化调整。

二、中国考古学面临的主要问题与挑战

回顾中国考古学一百多年的发展历程，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以来，在党和国家的关心支持下，中国考古学取得了巨大进步和成就：考古学专业队伍不断发展壮大，人才培养体系逐渐完善；考古工作规模日渐扩大，一系列重大科研项目顺利开展；学科体系日趋健全，研究手段不断更新；学术期刊和考古论著大量涌现等(13)。然而，对照党和国家对中国考古学提出的政治使命和文化使命，当前中国考古学仍存在诸多问题，尤其面临两大挑战：一是重考古发掘、轻考古材料的整合研究和历史重建，二是重考古发掘研究、轻考古研究成果的传播利用。

(一)考古发掘研究：尚未完全承担起建构中华民族历史和中华文明的重任

我国考古学的学术目标是在考古材料整理分析的基础上，通过对古代遗迹、遗物的多学科交叉整合研究，实现“透物见史”，最终实现历史重建。长期以来，我国考古学存在重考古发掘、轻考古材料整合研究和历史重建的倾向。在过去百年间，我国考古学的主要任务和成就是田野考古发掘和材料的积累，考古学家往往专注于野外考古发掘工作及其材料的收集，热衷于考古发现(特别是重大考古发现)及其珍贵资料的获取，但在考古材料整合研究和历史重建方面着力不足。多数考古发掘研究停留于运用地层学和类型学的方法对考古遗存的年代、区系、分期和分类等时空关系进行初步研究，诚如孙庆伟等学者所言，考古学在相当程度上成了考古“材料学”(14)。

考古学的目的不仅仅在于建立时空框架，更在于解读历史和重构历史。从当今欧美考古学的发展趋势看，信息提炼、理论阐释和全方位的历史重建已成为考古学学科发展最主要的增长点。但长期以来我国考古学不注重考古材料的梳理与整合、多学科交叉融合研究以及理论阐释和历史重建，导致我国考古学研究未能实现从“描述之学”转向“著述之学”，未能完成从注重材料积累转向注重阐释研究，也未能实现从发现历史转向书写历史(15)。对于中华民族历史和中华文明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诸如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发展的基本图景、内在机制以及各区域文明的演进路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方向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演进格局，中华文明的特质和形态等重大问题，尚未能通过实证和研究达成广泛共识。一言以蔽之，当前我国考古学研究尚未达到“探索未知、揭示本源”的高度，未能实现“透物见史、重建历史”的学术使命，也尚未完全承担起建构和展示中华民族历史和中华文明的重任。

(二)考古研究成果传播利用：尚未充分发挥以史育人的作用

考古发掘研究的使命是以物释史、证史和说史，实现古今贯通，最终达到以史育人、以文化人之目的。今天我们从事考古发掘研究，绝不仅仅是为了发现“珍宝”，也不只是为了研究而研究，更重要的是“古为今用”——通过揭示考古遗存所蕴含的文化内涵，将历史智慧传递给公众，发挥其教化和启示的作用。只有将考古研究成果转化为社会可用资源，服务于国家和社会发展，考古工作才能真正体现其社会价值。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让文物“活起来”，要充分发挥文物“见证历史、以史鉴今、启迪后人”的作用，要加强考古成果和历史研究成果的传播，教育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少年)认识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历史脉络，了解中华文明的灿烂成就，明晰中华文明对人类文明的重大贡献，不断增强民族凝聚力、民族自豪感。但长期以来，我国考古工作普遍存在不重视考古研究成果的转化和传播利用等问题。对大部分考古工作者来说，他们更愿意埋头于“象牙塔”中著书立说，将研究成果局限于专业领域内，也不愿尝试推动考古研究成果的传播利用；即使开展了部分考古研究成果的科普工作，也不擅长对考古研究成果进行阐释转化和大众化表达，往往只是对考古遗址遗物的分期、年代、区系、造型和分类进行学术化解读，或是进行“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碎片化历史叙事。这种从考古学和文物学视角出发的阐释方式，因其表述过于学究化，未能深入浅出地解读考古文物的社会文化背景，难以实现“透物见人、见事、见精神”，不仅使观众理解困难，更缺少鲜明的价值观引导。总之，当今我国考古研究成果的传播利用远未达到传播中国智慧、中国价值、中国力量和中国精神的高度，未能充分发挥“以史育人”的作用。

三、中国考古学问题与学科建设密切相关

考古学的发展水平与中国考古学学科的建设水平密切相关。考古学的学科发展水平不仅关乎考古学所承担的时代使命、社会责任及研究方向，而且直接影响高校的人才培养目标、考古学科知识体系构建和课程设置。中国考古学之所以存在上述问题，固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但与中国考古学学科建设中的短板密切相关。

(一)学科建设重心：偏重考古发掘研究

虽然考古学的终极目标是以物释史、证史和说史，最终实现以史育人，但我国考古学科的分支设置过于偏重考古发掘研究，对考古成果的传播利用以及考古资源的保护传承重视不足。过去，“考古学及博物馆学”是“历史学”一级学科下的二级学科；2011年一级学科调整后，“考古学”成为独立的一级学科，原本与“考古学”平行的“博物馆学”则以“文化遗产与博物馆学”之名成为“考古学”的附属分支，与各断代考古以及“科技考古”“专门考古”等并列(表一)。

从学科设置逻辑来看，这样的考古学二级学科设置是稍显失衡的：考古发掘研究占比过高，而考古研究成果的传播利用(博物馆学)和考古资源的保护传承(文化遗产与文物保护)则被大幅弱化，甚至逐渐处于边缘地位。

2024年1月，教育部公布的《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简介及其学位基本要求》(试行版)中，“考古学”一级学科下设“先秦考古”“秦汉至宋元明考古”“外国考古”“专门考古”“科技考古与文物保护”“文化遗产与博物馆学”六个二级学科(16)。这一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设置同样重考古发掘研究而轻考古研究成果的传播利用和考古资源的保护传承。受学科设置的影响，为求生存和发展，部分高校的“文物与博物馆”专业、“文化遗产与文物保护”专业不得不按照考古学的学科要求进行调整，有的甚至干脆改为“考古学”专业。在这种学科情况下，我国高校考古学科建设的重心仍会向考古发掘研究(特别是田野考古发掘)倾斜，而忽视考古研究成果传播利用和考古资源保护传承。

(二)人才培养目标及课程体系：偏重考古发掘研究

截至2024年底，中国有110所高校或研究机构开设考古文博相关专业。其中，在大学本科课程设置方面，37所开设“考古学”本科专业，63所开设“文物与博物馆学”本科专业，14所开设“文物保护技术”本科专业，4所开设“文化遗产”本科专业，23所同时开设两个及以上考古文博相关本科专业；在研究生培养方面，43所培养考古学学术学位硕士(17)。此外，国务院学位办全国文物、博物馆专业研究生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权威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在研究生专业学位方面，全国有6所高校拥有“文物”专业博士点，64所高校拥有“文物”专业硕士点以及65所高校拥有“博物馆”专业硕士点。

与“考古学”的二级学科设置相对应，目前中国高校考古学科人才培养目标及其课程体系仍偏重考古发掘研究。其中考古专业必修课主要包括“考古学理论与方法”“考古学史”“田野考古学”“田野考古实践”“科技考古导论”“史前考古”“夏商周考古”“秦汉六朝考古”“隋唐宋元明清考古”等；考古专业选修课主要包括“考古学思想史”“考古绘图与摄影”“手工业考古”“陶瓷考古”“水下考古”“佛教考古”“美术考古”“古建筑考古”“世界考古概论”“中国科技史概论”“环境考古”“植物考古学”“动物考古”“人骨考古”“分子考古”“同位素考古”“公共考古”“古代青铜器”“古代玉器”“古代书画”“古代钱币”“文物保护基础”“文化遗产导论”“博物馆学概论”等。

即便是冠以“文物与博物馆学”之名的专业，为了适应“考古学”一级学科的评价体系，其课程设置也多以考古发掘研究为主，辅以文物学、文物保护和博物馆学等相关课程。从目前全国高校考古学科专业课程体系的整体情况看，我国考古学科的人才培养方向主要聚焦于考古发掘与研究(特别是田野考古发掘)领域。这样的人才培养目标及课程体系也进一步使中国考古学重考古发掘研究而轻考古成果的传播利用以及考古资源的保护传承。

(三)学科保障：博物馆学和文化遗产与文物保护的学科保障不足

学科保障是指与学科发展相关的国家政策、学术组织、学术刊物和研究平台等，任何学科的发展都离不开良好的政策环境和学科平台。自“考古学”成为一级学科以来，“考古学”(考古发掘研究)的学科地位得到了显著改善和提升：在教育部历史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中拥有一席之地，在“长江学者”“千人计划”等国家级人才选拔、科研评奖中也拥有重要话语权，在国家社科基金和教育部科研项目的学科分类目录中拥有独立的分类目录。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博物馆学”(考古成果传播利用)和“文化遗产与文物保护”(考古资源传承保护)至今仍没有得到应有的学科保障：在教育部历史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考古学科评议组中缺乏专门的学科代表；在国家级人才选拔中几乎没有机会；在国家社科基金和教育部科研项目学科分类目录中没有对应的分类目录，使得课题申请难度大、科研成果评奖难；在学科评估、本科专业评估、研究生专业评估中难以获得认可；博物馆学、文物保护和文化遗产领域缺少专门的核心期刊，学术成果难以得到广泛认可，专业人员的职称晋升也较难。

这些问题都严重挫伤了从事考古研究成果传播利用(博物馆学)和考古资源保护传承(文化遗产和文物保护)专业人员的积极性，易使学科队伍愈来愈萎缩，学科建设面临困境，难以形成完善的科研体系、系统的知识体系和完善的教学课程体系，最终将严重影响专业人才的培养质量以及考古研究成果传播利用和考古资源保护传承。

综上所述，当前考古学学科的分支设置、课程体系及学科保障存在重考古发掘研究、轻考古研究成果传播利用及考古资源保护传承的突出问题，且将考古发掘研究、考古成果传播利用以及考古资源保护传承三者割裂开来，容易导致考古研究成果的传播利用(博物馆学)和考古资源的保护传承(文化遗产和文物保护)越来越弱化。如果不改变这一现状，不仅难以推动中国考古学重心从考古发掘研究向考古成果传播利用和考古资源保护传承的双向延伸，也难以落实中央关于加强考古研究成果传播利用和考古资源保护传承的战略部署，更无法充分践行党和国家赋予我国考古学的政治使命和文化使命。

四、构建“三位一体、前后贯通”的大考古学学科体系

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是新时代党和国家赋予我们的重要任务。为推动中国考古学重心从传统的田野考古发掘向考古材料整合研究、考古成果传播利用和考古资源保护传承延伸，推动考古学学科实现创新发展，最终实现新时代党和国家赋予考古学的政治使命和文化使命，我国考古学必须进一步加强学科建设，构建考古发掘研究、考古资源保护传承和考古研究成果传播利用“三位一体、前后贯通”的大考古学学科体系。

(一)确立“三位一体、前后贯通”的大考古学学科体系框架

2020年9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三次集体学习时，就做好考古和历史研究工作提出四点要求：一是要继续探索未知、揭示本源；二是要做好考古成果的挖掘、整理、阐释工作，做好出土文物和遗址的研究阐释工作，把我国文明起源和发展以及对人类的重大贡献更加清晰、更加全面地呈现出来，更好发挥以史育人作用；三是要搞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四是要加强考古能力建设和学科建设(18)。

总书记的重要论述从系统论视角揭示了考古发掘研究、考古资源保护传承和考古研究成果传播利用三者的关系：首先是要做好考古挖掘、整理、研究和阐释工作，其次是要做好考古遗产的保护工作，最后是要加强考古成果的传播利用，从而让文物“活起来”，充分发挥其“见证历史、以史鉴今、启迪后人”的作用。三者共同构成考古资源保护利用的完整体系，即“三位一体”。其中，考古发掘研究、考古资源保护传承是考古研究成果传播利用的基础，而考古研究成果传播利用则是考古发掘研究、考古资源保护的目的，即“前后贯通”。

构建这一体系，要以考古研究成果传播利用的“结果”为导向，加强从考古发掘研究、考古资源保护传承到考古研究成果传播利用的“过程”建设，最终构建“三位一体、前后贯通”的“全链条”大考古学学科体系。唯有如此，才能充分发挥考古学以物释史、证史和说史的作用，最终实现党和国家赋予我国考古学的政治使命和文化使命。

(二)深化“考古学”的二级学科设置及课程体系改革

构建“三位一体、前后贯通”的大考古学学科体系，需推动“考古学”二级学科体系和课程体系的系统性调整与优化。

首先，打破考古学与博物馆学、文化遗产与文物保护之间的学科壁垒，加强考古学和博物馆学的深度融合发展，促进考古学综合研究阐释工作，加强考古成果与公众之间的交流与互动，推动文化遗产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进程(19)，即打通考古发掘研究、考古资源保护传承和考古研究成果传播利用的关系，形成“前后贯通”。

其次，针对当前“考古学”一级学科下的二级学科设置中考古发掘研究比重过大的结构性失衡问题，需提升考古研究成果传播利用(博物馆学)和考古资源保护传承(文化遗产与文物保护)在考古学学科体系中的地位。建议在“考古学”一级学科下设三个二级学科——考古学、文化遗产或文物保护、博物馆学。其中，考古学的学科定位旨在通过古代人类各种活动遗留下来的遗迹和遗物研究人类古代社会的历史，专业领域包括考古学史和考古学理论方法、史前考古、历史时期考古、专门考古、科技考古等。文化遗产与文物保护的学科定位旨在通过现代科学技术与人文科学知识相结合对文物进行保护，专业领域包括文物检测分析(分析和提取藏品的材料结构信息和制造工艺方法、判断文物的制作年代和产地并揭示其价值)，文物保护(指为取得并保持文物良好的保存状态以便收藏和展示而进行的处理操作)，文物修复(在文物已经出现损坏的情况下为恢复文物的良好状态而进行的处理操作)等。博物馆学的学科定位旨在通过对考古文物进行收藏保管、研究阐释以及对文物进行展示传播，专业领域主要包括文物收藏保管、阐释研究、展示传播和公共教育等。

最后，强化博物馆学、文化遗产与文物保护专业的学科队伍建设，加强由博物馆学、文化遗产与文物保护专业领域特有的概念、理论、方法及规律构成的逻辑化知识体系建设，加强博物馆学、文化遗产与文物保护专业领域的教学课程体系建设。

(三)加强博物馆学、文化遗产与文物保护的学科保障

为了加强考古研究成果传播利用(博物馆学)和考古资源保护传承(文化遗产与文物保护)的学科发展和人才培养，推动“三位一体、前后贯通”的大考古学科体系建设，需为博物馆学、文化遗产与文物保护提供应有的学科保障。

针对“博物馆学”和“文化遗产与文物保护”至今仍没有得到应有的学科保障的问题，建议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历史学教学指导委员会中给予其一席之地；在“长江学者”“千人计划”“全国考古人才振兴计划”等国家级人才选拔上给予其适当机会；在国家社科基金和教育部等科研项目学科分类目录中给予其应有的位置；在国家和省部级奖项评选中给予其一定的比例；在教育部学科评估、本科专业评估和研究生专业评估中给予其必要的政策支持；在科研成果的认定和职称晋升上给予其应有的政策优惠；加强对博物馆学、文化遗产与文物保护领域学术期刊及其栏目的建设。

总之，通过一系列学科保障措施，鼓励更多的人才投身于博物馆学、文化遗产与文物保护领域的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工作，推动其学术研究水平的不断提升以及人才培养质量的不断提高，最终强化对考古研究成果传播利用和考古资源保护传承的学科支撑能力。

新时代背景下，为推动中国考古学的重心从田野考古发掘向考古材料整合研究、考古研究成果传播利用和考古资源保护传承延伸，推动考古学学科创新发展，落实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于做好考古挖掘、整理、阐释和传播利用的部署，实现新时代党和国家赋予中国考古学的政治使命和文化使命，中国考古学必须进一步加强考古能力建设和学科建设，构建考古发掘研究、考古资源保护传承和考古研究成果传播利用“三位一体、前后贯通”的大考古学学科体系。

注释：

①习近平：《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更好认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求是》2020年第23期。

②同①。

③习近平：《青年要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5月5日第2版。

④《习近平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三次集体学习并讲话》，中国政府网，[EB/OL](2020-09-29)[2024-05-01] https://gffgg9b9021b83ad24b3fs9pubxkwkkocx6f9p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xinwen/2020-09/29/content_5548155.htm.

⑤同①。

⑥习近平：《把中国文明历史研究引向深入 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求是》2022年第5期。

⑦《十八大以来，习近平这样为传统文化“代言”》，[EB/OL](2017-05-31)[2024-05-01] https://gffgg4d8758a65fb4445as9pubxkwkkocx6f9p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2017/05/31/ARTI1496236550842182.shtml.

⑧《习近平致信祝贺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中国政府网，[EB/OL](2019-01-03)[2024-05-01] https://gffgg9b9021b83ad24b3fs9pubxkwkkocx6f9p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xinwen/2019-01/031content_5354514.htm.

⑨同①。

⑩同⑥。

(11)同①。

(12)同⑥。

(13)王巍：《新中国考古学70年发展与成就》，《历史研究》2019年第4期。

(14)孙庆伟：《构建中国考古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四个支点》，《红旗文稿》2024年第15期。

(15)同(14)。

(16)《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简介及其学位基本要求》(试行版)，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官网，[EB/OL][2025-05-01] https://gffgg24792a3787c043f8s9pubxkwkkocx6f9p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encyclopediaFront/enterEncyclopediaIndex.

(17)张颖岚、魏泽辰、刘骋：《中国高校考古文博人才培养的观察与思考》，《中国文化遗产》2025年第1期。

(18)同①。

(19)陈星灿：《推动考古学与博物馆学融合发展已成为重要课题》，中国新闻网，[EB/OL](2024-04-29)[2025-05-01] https://gffgga174e7ffe128437bs9pubxkwkkocx6f9p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cul/2024/04-29/10208896.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