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绪鹏，上海应用技术大学数字技术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教授，硕士生导师。

摘要：流量泛指数字时代网络信息的传播量、关注度和影响力。流量政治则是政治主体利用流量资源，对政治议题、政治人物、政治事件进行传播、讨论、施加影响乃至塑造的一种政治形态。既有研究如“平台政治”与“算法政治”更多侧重于政治的“场域”与“工具”，而“流量政治”试图揭示其背后的“动力”。算法推荐、流量聚集以及政治吸纳等机制的协同共驱，促成了流量政治的生成与发展。流量政治在重构政治过程的同时，也因其内在逻辑而衍生出系列结构性隐忧：基于流量生产的认知误导、基于流量消费的群体极化、基于流量操纵的民主失真。这些问题不仅威胁着政治系统的健康发展，也对国家治理现代化产生不利影响。为了健全数字空间综合治理体系，首先需要筑池引“流”，加强舆论阵地建设，重塑数字时代的权力正当性基础；其次推进依法治“流”，完善数字空间法治体系，对新型权力进行法律界定与规制；最后做到虚实通“流”，构建线上线下协同机制，同时要求政治系统具备更强的适应性和整合能力。

关键词：数字时代；流量政治；数字空间；政治资源；政治吸纳；法治

在当今数字时代，数字空间正成为实体空间或物理空间之上的“孪生样式”。而伴随着数字孪生的网络流量，已成为事物影响力的重要衡量指标。如果说“人类在本性上，也正是一个政治动物”，那么基于政治动物行为而出现的网络流量就促成了新型政治形态的产生。作为网络政治演进至新阶段的表现形态，流量政治是数字技术与现实政治深度融合的产物。它的兴起不仅革新了政治信息的传播方式，而且深刻触及并影响政治权力与政治体系的内在结构。虽然近年来的研究在“平台政治”与“算法政治”上有深入探索，但是，“平台政治”凸显数字公共领域的新场域，“算法政治”揭示出技术架构对政治议程的塑造力，二者更多侧重于政治过程的与“场域”与“工具”，而“流量政治”则试图揭示其背后的“动力”。平台是流量的载体，算法是流量的引擎，而流量本身，即聚合的注意力与由此产生的社会影响力，才是数字空间中各方竞相争夺的终极对象。因此，将“流量政治”概念化，并非要取代前述概念，而是为了从一个更本质的“政治资源”视角，构建一个能够统摄技术、场域与行为的整体性分析框架。由此，本文在提出并阐释流量政治这一概念的基础之上，深入探讨流量政治的生成机制、现实隐忧以及规范进路。通过对此种政治形态的详尽分析，期望更好理解网络政治在数字时代的呈现与展开，进而为优化网络舆情治理策略、构建符合中国式现代化要求的网络政治生态提供学理支撑。

一、流量政治的概念阐释

“流量”一词最早起源于交通运输业，用于描述某时间段内通过一定区域的车辆或者行人数量。进入到网络时代，“流量”成为价值评估的核心指标，常被用来描述特定时间段内访问某网络空间的用户数量及其平均停留时长。随着智能设备的普及和万物互联时代的来临，流量的意涵已远超过其原始含义。现今，它涵盖所有联网设备在互联网上产生的数据总量，流量符号化现象已渗透进各个领域。从网站或公众号的浏览阅读量，到微博上的评论转发量；从热门话题的点击量，到门户网站的热搜榜；从直播中的“粉丝”人气量，到平台的活跃用户量，再到微信小程序的使用量，这些都是流量符号化的具体表现。所以，“流量”不仅指网络数据流量，更泛指数字时代网络信息的传播量、关注度和影响力。由此可见，流量是伴随着数字媒体与数字空间的出现而逐渐流行起来的，而数字技术是其中的底层逻辑。

（一）从网络政治到流量政治

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产物，数字技术最初主要应用于科技领域，并没有明确的政治意义，后来互联网进入人们的政治生活，从而催生了“网络政治”。虽然学者们认为“网络政治”与传统的政治概念有所区别，很难被纳入既有的政治学体系框架，但却无法排除它最终成为一个政治学概念的可能性。21世纪初，我国学者林尚立创造性提出“政治形态”这一中国式理论范式。自此之后，“政治形态”这一概念对政治现象不仅能进行静态定时的描述，还能进行动态过程性的阐释。所谓政治形态，简单地说，就是指政治生活的表现形式和存在状态。因此，网络政治作为网络时代（数字时代）的政治形态，也就普遍为学界所接受。随着数字技术的不断更新迭代，网络政治又相继呈现出“论坛政治”“微博政治”“微信政治”“抖音政治”“热搜政治”等微观形态。

虽然互联网发展早期没有数字空间的概念，但网络空间实质上便是数字空间的原初样态。不同时期数字空间中的各类微观政治形态虽然各有特点，但它们大多属于“不同平台（载体）+政治”的平台型政治。在数字平台尤其是社交媒体平台上，来自不同源头的各类信息都在竞争着平台用户（网民）的注意力。普通个体因在现实社会中遭遇不公正对待而选择上网发帖或者传播视频，由此可能引起的流量聚集就会形成政治舆情。在天涯论坛、强国论坛和西祠胡同等网络论坛流行时期，孙志刚案件、邓玉娇案件以及“我爸是李刚”事件都曾“轰动全网”。如果将网络热点称为“高流量”，那么论坛政治作为网络政治的第一波浪潮也可以称得上是流量政治的初级形态。

在人人都可触网的当今时代，网络政治不再仅仅呈现为舆情政治。实际上，除了普通个体或者弱势群体通过获取网络流量来赢得支持，那些知名人士、权威媒体或者政治人物也都希望获得更多关注，他们发布的网络信息都是围绕着流量而展开。知名人士由于代表某个阶层，或者出于营造良好形象的考虑，同样需要在某个事件、某项活动、某种行动中获取更多的流量支持；权威媒体发布资讯同样期待获得更多“关注”与“转发”，以此来彰显其大众立场与公共属性；政治人物（领导干部）作为关键少数，无论是发号施令还是执行任务，都希望获得广大公民（党员、群众）支持，而这种支持在数字空间中就呈现出“点赞”“好评”等为表征的流量聚集。由此可见，流量政治是指政治主体通过数字平台，利用大量用户基于网络行为所形成的流量资源，对政治议题、政治人物、政治事件进行传播、讨论、施加影响乃至塑造的一种政治形态。

进而言之，流量政治所带来的，并不仅仅是政治传播效率的提升，而是一场深刻的权力结构范式变迁。传统科层制下的权力是中心化、制度化的，由政党、政府与主流媒体构成的注意力控制联盟，在数字时代遭遇来自“体制外”多元主体“闯入”的挑战。原来聚光灯式的总体性注意力秩序被解构。例如，各类短视频平台的崛起，往往以其便捷的创作方式、内容风格和分享机制，吸引了大量的流量资源，同时也容易让流量资源加速分散，因此流量政治催生的权力是去中心化、弥散化的。这种权力来源的多元化与扁平化，意味着政治竞争的逻辑发生了重大改变。这不仅是工具的革新，一定程度上还是政治游戏规则的改写。

（二）不同视角下的概念理解

首先，从政治范畴上看，流量政治隶属于网络政治，但不可以说所有网络政治都属于流量政治。网络政治是相对于现实政治而言的，是一个更为宏观的概念，其外延要比流量政治更为宽泛，涵盖了数字空间中所有政治现象，包括但不限于政治信息传播、政治议题讨论、政治活动组织等。有些政治形态可能依赖于流量，也可能与流量无关，或者其流量效应并不明显。而流量政治强调的是流量在政治传播、政治决策或政治动员等方面的关键作用。同样，流量政治也不能等同于新媒体政治。一般而言，新媒体是指微博、微信、抖音等自媒体平台，但在自媒体出现之前的基于电脑（PC）终端连接的互联网时期，网络论坛中的政治舆情就是一种流量政治现象。即便在当今，流量政治虽以自媒体/平台方式呈现，但也是一种具有较大流量效应的新媒体政治或平台政治。

其次，从政治资源上看，流量政治是以流量作为主要资源的政治形态。在人类文明的不同发展阶段，政治现象往往被贴上“资源标签”。如果说农业时代的主要政治形态是“土地政治”，工业时代的主要政治形态是“资本政治”，那么数字时代的主要政治形态便是“流量政治”。在近代以来的国际政治中，石油、海洋等都是重要战略资源，因此，“石油政治”“海洋政治”都是常被提及的政治概念。作为伴随数字文明而生的一种新兴资源，流量是指信息、关注度和影响力在数字空间中的流动。流量之所以能成为核心政治资源，在于其具备可转化性：高流量可以转化为选举中的民声民意（政治支持）、政策制定中的舆论压力（政治权力），甚至是对政治人物的直接监督能力（政治问责）。当然，流量需要达到一定“量”的积累，才能形成为政治资源。因此，不是有流量就会产生流量政治，否则就会陷入“泛政治化”的境地。

再次，从政治权力上看，流量政治体现了以流量作为呈现样态的新型权力在数字空间中的运作逻辑。在传统科层制中，人的社会地位可以通过财产、职业（岗位）和声望来进行区分，即通过财产来划分阶层差别，利用职业（职位）来衡量权力大小，并用声望来区别身份高低。富商巨贾就拥有比普通人更大的话语权从而能够影响公共议程，政治体系中公务人员的权力大小也取决于其职位高低。然而，在数字空间中，流量聚集成为了一种新的权力来源。虽然说财产、职业与声望同样十分重要，但数字时代拥有高流量的网红、意见领袖，或者那些“一夜成名”的普通个体，都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政治议程。

最后，从技术支持上看，人工智能时代的算法技术为流量政治提供了强大引擎。算法成为新的权力形态，并已渗透进政治领域的各个层面，其强大威力在证明自己的同时，也带给政治管理与政治传播模式以革命性变革。算法技术通过分析用户行为数据（如点击、搜索、停留时长等），精准预测用户兴趣并推送个性化内容。例如，定向型算法根据用户偏好定制内容清单，竞逐型算法通过点赞数、转发量等指标筛选热门内容，流量池型算法则通过基础流量分配和闯关机制筛选优质内容。这些算法显著提升了特定内容的曝光率，直接推动了流量的聚集与传播效果优化，从而也就使得流量政治附有算法的烙印。算法政治是人工智能时代算法介入国家治理的一种政治现象。算法在重塑国家内部组织结构、官僚自主性与权力关系的同时，也通过算法中介作用对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演变产生了巨大影响。

二、流量政治的生成机制

万物互联的共享平台，数字缔结的社会关系，线上线下贯通的服务模式，标志着互联网已从单一的“网络技术实践”进化为全面的“数字社会状态”。在数字社会中，流量发挥着关键的信号功能，能够实时揭示公众在不同时间段的政治关注点。政治决策者通过分析流量来洞察公众需求，进而调整行动策略。以流量获取和转化为特征的资源分配与竞争，正深刻塑造着政治形态的新面貌。数字技术的飞跃性进展，提升了数据的传播速度与互动频率，为流量政治构筑了坚实基石。数字空间中流量的汇聚效应显著，能够增强特定话题或事件在政治领域中的影响力。与此同时，政治系统积极吸纳并有效利用流量资源。这些多重机制的相互作用促进了流量政治的生成与发展。

（一）算法推荐机制

网络信息如何才能在更大范围内呈现给平台用户，不是简单依靠微博粉丝量或者抖音账号的关注度，而是需要算法推荐的流量加持。也就是说，信息的广泛传播，并不仅仅源于最初发布某条信息时的“个人努力”，而更多来源于信息流动时的“算法助力”。数字空间实际上存在着两种不同类型的“网民”：一是数字空间的参与者，即“前台数字公民”；二是数字空间的控制者，即“后台数字公民”。“前台数字公民”占绝大多数，即指一般意义上的网络用户。用户随时登录平台发布、阅览、点击或者转发某条政治信息，而平台运用精心筛选、细致分类与巧妙构筑框架等策略，精准地调控信息在特定方向上的展现。这种调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基于用户点击、搜索或其他网络行为的平台算法。以新浪微博为例，其热搜榜单与话题推荐功能不仅将热门话题推向相关群体，还显著提升了这些话题的曝光率与影响力。此外，微信、抖音等平台也通过类似机制，将用户偏好的政治内容精准推送至其用户所持有的手机屏幕，从而进一步优化了政治信息的传播效果。作为平台内容分发的核心机制，推荐算法不仅塑造了用户的浏览体验，也深刻影响着内容创作者的生态格局。

具有复杂性和多样性特征的算法推荐，可以归纳为三种主要类型。一是定向型算法。这种算法通过深入分析用户的个人信息、兴趣偏好、关注对象以及日常使用习惯等多维度数据，为用户量身定制一份个性化的内容推荐清单。当然，这个清单并不是用户所能见到的，而是隐身于算法背后。定向型算法如同一个贴心助手，总能捕捉到不同用户的不同偏好。如果某个用户特别关注某类时政新闻，这种算法就会不定时地将这些时政消息推送到该用户面前。无论是喜欢的人物、中意的商品，还是关注的话题，都能够在定向型算法推荐下尽收眼底，而不需要网络用户像过去那样从页面上不停搜索。因此，用户能够产生前所未有的个性化体验。二是竞逐型算法。网络内容良莠不齐，如果不加区别地按照话题类型来定向推荐，会遭制平台用户的反感。而竞逐型算法坚持“内容为王”，认为只有受到大众欢迎的内容才是高质量内容。通过对比点赞数、转发量、搜索指数等，竞逐型算法能够判断哪些内容更受用户喜爱。然后，它会将承载这些内容的标题置顶或者优先分发给平台用户。三是流量池型算法。犹如激烈的闯关游戏，当某一信息发布之后，平台会给其分配一定数额的基础流量。只有满足相应流量标准的信息（作品），才能获得下一阶段更多的流量支持，进而有机会进入平台上的热搜榜单。而那些未能达到既定标准的信息，则会因为缺乏流量推荐而失去曝光机会，最终沉寂在浩瀚的网络海洋中。这种算法机制，既保证了平台上内容的多样性，又让优质内容有机会脱颖而出。

（二）流量聚集机制

自古至今，公众对于某个事情的关注度决定了该事情的影响力，而事情影响力的大小却呈现出马太效应，即关注度越高的事情越能引起关注，而关注度较低的事情越吸引不了关注。数字时代也是如此，一个高流量事件总是能吸引更高流量。政治人物、政治团体或政治议题通过聚集流量，能够迅速扩大其影响范围，提高知名度，甚至塑造或改变公众意见。网络关注度和公民参与度成为衡量政治力量强弱的重要指标。虽然普通事件获得少量关注，也能拥有某种程度的流量，而如果未能达到形成一定政治影响力的阈值，则通常不被视为流量政治。因此，流量政治的形成必然伴随着流量的显著聚集效应。

首先，幂律分布是流量聚集的关键因素。动态性的信息流量体现出幂律分布，从而揭示了新闻传播学的一种规律性。幂律分布指的是，极少数事件能够占据绝大多数的关注度与影响力，成为公众瞩目的焦点，而其余大多数事件则影响力有限，难以引起共鸣。已有研究表明，在数字空间中，用户粉丝数和关注量均符合分段幂律分布。当某一政治事件突然获得海量关注时，数字技术的推动作用便凸显无疑，它如同一种催化剂，极大加速信息流量的汇聚。在此过程中，哪怕是一个小案件，也有可能在舆论的放大效应下，迅速演变成为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大热点。值得关注的是，某些原本只属于经济或文化领域的普通事件，由于数字空间内流量的高度集中，也能够上升为政治系统需要密切关注并审慎处理的重要政治议题。

其次，平台权力具有重要影响。“权力不应被看作是一种所有权，而应被称为一种战略；它的支配效应不应被归因于‘占有’，而应归因于调度、计谋、策略、技术、运作”。 平台是流量的载体。拥有庞大用户基础与众多粉丝关注的大平台，起到了和用户（博主）沟通互动的作用。大平台基于技术优势、信息优势和服务提供优势，不仅扮演着信息流通的关键媒介角色，而且依托其独特的内容分发策略和强大的社交影响力，从而加速流量聚集。同时，“平台权力”还与复杂网络理论中的信息传播模式紧密相连，特别是病毒式传播与口碑效应在流量汇聚过程中扮演着关键角色。值得注意的是，部分大平台通过其精心设计的功能、算法逻辑及管理手段，共同营造了一个易于滋生对立情绪的环境，进而促进了基于对立情绪的流量汇聚。

最后，流量权威的作用不容忽视。过去的意见领袖或网红在流量政治语境下被称为流量权威，是指那些能够引入新信息、新想法和新观点，并通过“名人效应”将这些内容传播给大众的某些人士。他们能够在网络媒体中展现出比一般人更高的持久参与度、创新性、探索行为以及自我感知的知识水平。为了维持较大的影响力，流量权威利用各种表达形式，如在微博发帖、在平台直播，或者制作并转发短视频，吸引数字空间中的大量网民，即“普通流量人”。这些普通个体在情感取向、价值观或立场观点上与流量权威趋同，从而成为流量权威的忠实“粉丝”。这一“吸粉”过程完成之后，流量权威的符号产品被很少进行独立思考的“粉丝”模仿，从而形成了一股强大的“IP 热”。这个过程中，流量权威成为引领网络政治文化的重要力量。他们的话语权，一定程度上重新塑造粉丝群体的价值取向，展现出不可忽视的政治影响力。

（三）政治吸纳机制

在政治系统理论中，政策过程被模型化为“输入—决策—输出”的动态过程。流量政治就是这样一个动力反应系统，其一端是以流量方式所表现的公民偏好输入，另一端是以决定发布、法律制定或其他政治行为所表达的政策输出，从而实现对政治资源的权威性分配。当然，这里的“政策”是从广义上而言的。在流量政治中，政治系统的政策输出可以看作为任何来自政治端口的反馈，包括基于流量效应而产生的政府信息公开、违法行为调查或民生问题解决等任何形式的官方回应。实际上，这也是一个领导注意力分配过程。某事件在流量聚集之后会形成一定的影响力，并进入政治系统领导者的视野。在公共管理学领域，意识的聚焦和集中是注意力的本质特征，注意力分配意味着对某些对象的忽视，以便高效地处理其他对象。

作为一项机制，政治吸纳不仅意味着政治系统对于公民意见和建议的吸收接纳，而且是指通过吸收社会成员进入政治体系来实现特定的政治目标和社会稳定，这是政治系统基于功能实现而对社会的一种制度安排。在数字时代背景下，包括政治人物或者普通公务人员在内的公民都成为了数字人，他们的立场、声音与观点都可以被吸纳进政治系统之内。也就是说，政治吸纳的外延应该得到扩展，它不仅指对于政治系统之外特定成员以及其诉求的吸纳，还应该包括对所有数字人所引起的数据流量以及背后的内容影响力的吸纳，体现了政治系统对数字技术和自媒体平台的主动适应。比如，过去一段时期，由于中国县乡治理实践中存在着“职责同构”与“权责倒挂”的结构性矛盾，基层干部面临着多重压力和职级“天花板”效应，而有些干部就通过自媒体平台来为自己发声，不少数字媒体也经常转发此类新闻，并支持提高基层公务员待遇。后来中央关注到这一情况，为基层公务员专门开辟了职级晋升通道，这就是如今已写入公务员法的职务与职级并行制度。

在数字空间中，政治吸纳是一个复杂过程。首先，它依赖于有效的流量传递渠道，只要能够传递信息的任何自媒体平台都构成了民意进入政治系统的“入口”与“通道”。就当前中国网络政治而言，这种通道不仅包括人民网（视频）、新华网（视频）等事业单位性质的官方渠道，而且包括抖音、快手等民营企业性质的社交平台。其次，政治系统不是封闭的，而是主动倾听并认真对待公民诉求，也就是说将有限的注意力分配到高流量的民意（包括体制内人员）诉求上来，并优先处理该件事而放弃其他事情。这同时也要求相关人员尤其是政治决策者具备高度的政治敏感度和责任心，有能力捕捉并正确解读民意信号。最后，还需要一套完善的反馈程序。在中国式热搜问政中，公众通过各种数字平台提出问题、触发讨论、表达关切，期待官方对这些问题进行回应和解决。这种基于问题导向的官方反馈是热搜问政超越传统问政方式的一个亮点，使政府机关、公共服务机构等公共组织直接面对公众诉求。

三、流量政治的现实隐忧

每一个体，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一旦踏入这个数字空间，就不可避免地成为这场数字大潮中的一分子。众多平台用户试图通过各种方式与他人建立联系，并且在寻找政治上的共鸣与认同，但无论如何，他们都在无形中被卷入了一场关于流量的竞争。流量不是虚幻的，也不仅是简单的数据指标，而是集成了包括文本、视频、图片等各种能够进入数字空间的信息形式。在这个过程中，许多人被动地接受着被流量筛选后的信息内容。原本丰富多彩的审美观念在这个数字空间中逐渐被同质化，取而代之的是对关注度的极度追求。美国信息学家尼尔·波斯曼指出，“每一种技术都既是包袱又是恩赐，不是非此即彼的结果，而是利弊同在的产物”。作为一种新兴的政治范式，流量政治在重构政治过程的同时，也因其内在逻辑而衍生出系列结构性隐忧。

（一）基于流量生产的认知误导

在被流量裹挟的数字时代，信息生产以指数级增长，吸引注意力成为数字媒介流量生产的最大目标。而且，人们的日常生活本身也被转化为流量的生产过程。流量生产以及与此关联的流量获取直接关系到话语权的分配，成为数字时代信息传播的核心法则。信息流通与整合构成了流量生产的基石，这些信息源既包含公众的直接诉求，也有来自政治系统的权威发布，同时也不乏其他利益集团的声音。然而，由于信息本身的多样性与复杂性，流量所承载的内容也随之呈现出虚实并存、优劣不一的情况。部分媒体为追求流量效应，忽视对事件真实性的考察，甚至不惜采用夸张、煽动乃至虚构的手法，以吸引受众眼球，从而可能误导公众对政治事件及人物的理性认知。公众基于朴素情感传播和夸大这些片面信息，导致某些舆情事件进一步发酵，殊不知这种聚集的流量在内容上是存在瑕疵的。

在流量生产过程中，数字平台的后台系统还可能运用数字技术进行数据伪造，例如开发出所谓的“刷数据”机器人，这些机器人能够持续工作，制造出虚假的数据流量。而且，在“流量至上”的导向下，虚假信息四处弥漫，传播范围急剧扩大，进而严重干扰众人的认知判断。同时在算法推荐的助力下，这些虚假流量迅速渗透至平台用户之中，进一步误导了公众认知。Vosoughi等人使用了2006年至2017年Twitter上的谣言级联数据集，约300万人散布了12.6万个谣言。假新闻比真相更容易传播给大众，前1%的假新闻级联传播到1000到10万人之间，而真相很少传播到1000人以上。这主要归因于虚假信息通常具备更强的情感刺激性和吸引力。互联网发展经验表明，但凡突发事件发生后而政府又没有及时发布权威消息时，总会有虚假信息在自媒体平台上传播，这不仅会扰乱公众情绪，还可能制造不必要的社会恐慌。当公众意识到自己成为虚假信息的受害者时，他们在内心里又可能会“怪罪”于政治系统不能及时高效地“辟谣”。而当公众与政治系统之间的情感距离日益疏远之后，政治制度的正常运行就会受到影响。

从长远来看，这种情况还会降低公众对政治参与的热情，而缺少公民参与的国家政治则可能影响其良性发展。在实行所谓民主选举的西方国家，扭转公民的政治冷漠并吸引公众参与的挑战依然较大。候选人也深刻明白，为了赢得更多选票，需要有流量资源，以汇聚民意支持。虽然可以说选民大多数时候是理性的，但不可否认也会受到情感因素的干扰。为了吸引公众注意力，候选人（或其背后的利益集团）不惜刻意制造或渲染某些政治议题，并将特定的政治信息精准投放给目标受众。美国总统特朗普曾经在参与竞选活动期间，聘请了名为“剑桥分析”公司为他提供专业支持。通过运用复杂的算法和尖端人工智能技术，该公司为竞选团队量身打造了一套高度个性化的竞选策略和话题内容。在竞选过程中，候选人会夸大自身政绩或做出虚假承诺；或散布竞争对手的不实信息，以图损害其声誉和形象。有学者观察到，2024年美国大选出现了基于人工智能的信息伪造现象，给选民带来了极大的认知误导。这种情况自然会降低选民的满意度，进而导致一定程度上的政治冷漠。

（二）基于流量消费的群体极化

商品经济时代，人们离不开对各类商品的消费。在流量经济时代，人们同样离不开对网络流量的消费。这种“日用而不觉”的流量消费正悄然改变数字空间中的政治生态。一方面，理性声音在政治讨论中被边缘化。不少人频繁地传播着消极负面的信息，涵盖歧视、愤怒、仇恨及暴力等恶意情绪。平台传播机制激发用户对不公正不平等现象的道德义愤，促其不断发声。在用户与数字媒体平台的互构作用之下，愤怒情绪在强度、频率及规模上从量变走向了质变。戏剧化和争议性内容常常成为流量追逐的焦点。在舆论的狂欢中，原本基于自身价值立场的个人观点被流量淹没。当流量充斥于我们的线上线下生活时，平台用户不能平和客观地看待身边的事物，从而变得更加的情绪化，并成为失去独立思考能力的“乌合之众”。有些平台用户甚至转而接受和传播那些仅仅符合自身情绪偏好而更加极端的观点。这种现象不仅削弱了公共讨论的质量，还可能加剧社会群体之间的对立。

另一方面，极端化内容的流量消费加剧了政治讨论中的观点争锋。在数字媒体平台上，用户倾向于只接收和传播与自己立场一致或相似的信息，对其他意见则采取忽视或反对的态度。由此而固化的圈层壁垒难以打破，网络社交的价值排斥也就不可避免。这种极端化的信息运行模式削弱了社会的团结和信任，由此引发的群体极化现象便很严重，同一阵营内的成员观点愈发极端，而对立阵营之间的分歧则进一步加深。在狂热与狭隘情绪的驱动下，公民个体易于将经济、政治及文化等领域中与自己相异的观念视为对其生存与发展的潜在威胁。尽管我国很少出现种族、宗教、极右翼等极端对立言论，但网络争议多聚焦贫富差距、教育不公、医患纠纷等社会问题，群体性抗争情绪广泛传播。

数字媒体平台对现实世界的深刻嵌入，使得信息和资源流动越来越多地受到由算法和数据驱动的平台生态系统的调节。而基于内容导向的算法技术向平台用户长期展示某一类信息，会导致他们陷入“信息茧房”的境地。因此，在当前数字空间中，“喷子”行为屡见不鲜，而且出现了网络互喷群，以网络喷子为主，通过互喷进行互动。平台用户在互动中形成了对语言越轨行为的合理化认同，他们通过构建优越性认同来合理化自己的行为，并将“喷”作为一种自我展示和身份区隔的方式。这种游戏化互动降低了网络谩骂的负面情绪，提升了群体认同。社群中的“对喷”成为某些平台用户的日常交流方式，反映了社会情绪宣泄的需求，已成为流量消费的一大特征。然而，这种依托流量消费而实现的政治参与模式却孕育了群体极化的隐忧。随着在线直播的广泛流行，公众愈发倾向于在数字环境中消费或分享政治资讯。这虽降低了政治参与的门槛，使得更多公众能够轻松融入政治讨论之中，但同时也导致了政治讨论的碎片化和浅层化，进而导致信息回音效应，更容易加剧社会的分裂和对立情绪。

（三）基于流量操纵的民主失真

在数字空间语境下，流量操纵是在“合规”范围之外的一种人为干预行为，其核心特征在于通过非自然的方式影响信息的流动和呈现。当前，最凸显的流量操纵便是数字平台对内容发布的直接操纵。尤其是拥有庞大用户基础与众多粉丝关注的大平台，基于技术优势、信息优势与资源优势形成了对平台用户的强大控制力，进而很容易地实施流量操纵。除了通过以内容审核等方式对政治议题进行干预之外，这些平台还“巧妙利用”删帖权、封号权等来调整平台用户的话题走向。虽然说这些权力是平台为了维护网络秩序而设立的，但也引发了诸多争议。许多用户都曾经遭遇过平台的权力控制。他们根据自己的账号历史数据，在持续的揣测中逐步产生对平台规则的疑问：我的账号可能遭遇了限流；我文案中的某个词是否引发了内容违规，导致我的作品无人问津等。

除了平台对内容发布的直接操纵之外，流量操纵还有其他形式。一是利用虚假账号和机器人账号进行模拟用户行为，如点赞、评论和转发，以迅速增加特定内容的曝光度。内容创作者有时雇佣所谓的“水军”来人为地“刷流量”。人工智能时代的网络水军技术高超、行为隐蔽、规模庞大，极易破坏信息真实性。二是通过算法操纵提高特定内容在搜索结果或推荐列表中的排名，使其更易被平台用户所发现，进而形成一种“虚假繁荣”的流量效应。三是制作或篡改具有误导性的内容，如虚假新闻或夸大其词的标题，以吸引用户点击和分享，扩大其传播范围。四是利用社交媒体推广，通过投放具有针对性的广告，以特定人群为目标，传播特定信息或观点。五是操纵流量权威（意见领袖）与网络红人，利用其影响力推广特定内容，从而引导其粉丝的思想与行为。

在数字场域中，因为各种搜索引擎、社交平台以及生成式人工智能已成为人们获知信息的主要渠道，所以有权者就可以通过操纵这些渠道的流量资源，实现操纵人们认知的目的。这样的流量操纵严重威胁民主政治，扭曲民意表达，降低民主透明度，阻碍实体正义的实现。首先，它使政治决策偏离公众真实意愿，过度关注某些议题，忽视或边缘化其他重要议题，限制了公众获取全面信息的能力，影响理性判断和选择。其次，流量操纵削弱公众参与度。当公众逐渐意识到政治信息受到操纵时，他们会对政治过程的公正性产生怀疑，从而降低参与热情，由此而生的政治冷漠就会损害民主制度的民意基础。最后，流量操纵滋生暗箱政治，利益集团或政治人物可能通过不正当手段获取政治资源，巩固其地位和影响力，使政治制度趋向专制或寡头化。

在流量操纵之下，数字媒体平台也放弃了曾经奉为经典的新闻专业主义精神，不再关心那些富有意义但却带不来利益的社会真问题，转而主动投向资本的怀抱，或者迎合在算法推荐下受众的心理需求与偏好，并追求“10万+”阅读量和热搜榜排名。人类创造技术的初衷是为了更好地服务于人自身。然而，在数字技术的规训和控制之下，人的主体性在逐渐丧失。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表面上自由便捷的公民政治参与离真正的民主不是更近了而是越远了。

四、流量政治的规范进路

在互联网发展浪潮中，信息生产的流量化以及流量的符号价值化逐渐成为塑造网络社会空间运行秩序的重要机制。在这一势不可挡的趋势裹挟之下，流量政治也带来了包括以上隐忧在内的不少问题。这不仅会阻碍我国政治系统的健康发展，也对中国式数字文明构成了严峻挑战。通过构建积极主动的政治响应机制，顺应时代需求的逻辑响应机制和以事权为中心的系统响应机制，能够为数字时代治理体系的适应性变革提供有力抓手。当前，为了健全数字空间综合治理体系，需要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之前提下，采取以下多方面举措，推动流量政治朝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

（一）筑池引“流”：加强舆论阵地建设，重塑数字时代的权力正当性基础

在流量政治范式下，政治权力的运作逻辑发生了一定变化。传统基于法理和程序的正当性，正受到流量所代表的“瞬时民意”和“情感认同”的挑战。作为新型政治资源，流量能够成为公民参与政治并行使必要监督职责的“标识器”，但是流量竞争无序化又会搅乱网络舆论，并反过来影响公民的理性判断。在数字时代，正当性不仅来源于法律授权，更来源于持续的公众信任和注意力认同。因此，规范流量政治的首要任务在于筑池引“流”，即构建网络舆论的“蓄水池”，引导网络流量在政治传播中发挥积极作用。其目标不仅在于加强舆论阵地建设，而且在于争夺并重塑数字时代的权力正当性基础。这就意味着，政治系统也要通过赢得流量竞争来巩固其领导权。

一是营造公正透明的网络舆论环境。这是筑“池”引“流”的基础，也是遏制流量权力滥用、维护网络生态健康的根本。政府和公共媒体应加大投入，建设和维护公正、透明的融媒体平台，提供可供公众信赖的信息源。首先，公共平台应把好信息的入口关，确保内容发布的真实性，从而提升自身的公信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正面优质的网络内容跟不上，错误虚假甚至有害的东西就会传播蔓延。”其次，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既不搞信息垄断，也不打压少数派，引导各方信息公开流动，不同观点同台争锋，这样才能体现出数字空间的公正透明。再次，平台应制定并公开信息发布标准和审核流程，加强内容审核，针对明显的虚假信息，出现政治错误的观点，该“限流”的时候就要“限流”，避免“劣币驱逐良币”。通过以上方式，防止流量权力被利益集团垄断，确保公共议程的开放性与多元性，这是现代民主政治在数字时代的必然要求。

二是构建数字时代核心政治传播体系，掌握流量政治中的主导叙事权。主流（公共）媒体是与自媒体相对而言的，在我国主要指官方媒体，比如新华社、人民日报等，现在都已经实现了数字化转型。它们不仅要传播信息，更要成为平衡算法偏见、对抗信息扭曲、提供理性讨论框架的“定盘星”。在媒体融合的背景下，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和公信力是我国新型主流媒体的建设目标，而以内容建设为核心的“传播力”则是“四力”的基础和前提。内容永远是根本，融合发展必须坚持内容为王。近年来，有些主流媒体记者通过深度调查，翔实报道了备受公众关注的民生问题，比如2024年7月的“油罐车混装”事件，就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推动了政治系统的迅速响应，这主要得益于报道内容的重大价值及其与人民大众需求的紧密契合。当然，主流媒体本身也应加强专业化建设，积极探索符合数字传播规律的内容表达方式，同时应保持相对独立性，避免受到商业和其他利益集团的干扰。

三是引入理性权威，扩大专业人士的高质量参与，制衡流量情绪化效应。当前政治舆情极为复杂，其中许多问题涉及专业知识。各领域专家凭借深厚的专业知识、丰富的实践经验以及独到的见解，在网络舆论领域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例如，在疫情期间，不少杰出医学专家多次发表意见，澄清了许多具有迷惑性的问题。然而，数字技术的迭代发展增强了网民舆论聚焦度，网民个体意识的崛起与网络结构本身的非中心性，使专业意见领袖发挥作用的网络公共空间呈现出分散化和扁平化特征，加之传统媒体与新媒体在网络场域中的影响力博弈，网民对专业意见领袖公信力的评价亦呈现出较高的差异性和较低的聚合度。甚至在很多情况下，情绪化内容往往占据流量高地，而专业意见则被边缘化。因此，筑池引“流”，就应该将专业意见之“流”引向公众，这是对抗群体极化、提升公共决策质量的关键，是将流量政治中的“情绪能量”转化为“治理效能”的有效方式。

（二）依法治“流”：完善数字空间法治体系，对新型权力进行法律界定与规制

法治是规制政治权力的基石。流量作为一种新兴的政治权力资源，其生产、分配和运用必须被纳入法治轨道。依法治“流”，本质是通过法律规范界定流量权力的边界，防止其异化为不受约束的“数字利维坦”，保障数字公民权利不受侵害。以数字认知为核心，以数字思维为导向，以数字技术为支撑，全面推进数字法治进程，系统建构法治中国蓝图，已经成为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必由之路。针对资本流量的无序扩张，需要将其纳入数字法治化轨道，不仅要构建和完善数字空间法治体系，而且要对“流量”这一新型政治权力资源进行法律界定与规制，尤其要确立涉及流量的相关权利、义务和责任，防止流量权力侵犯个体权益或破坏民主进程。

首先，强化数字立法，奠定法治基石。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乃善治之前提。数字立法关键在于科学规制“算法权力”和“平台权力”。近年来，随着《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等系列法律的出台，数字空间法治体系的基本框架已经确立。这些不仅明确了网络主体的权利义务，还划定了网络行为的红线，为依法治“流”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未来，应特别加强对算法的全方位规制，抓紧制定我国的《人工智能法》，防止技术滥用对流量生态造成破坏。同时，应注重不同法律之间的协同性，确保各项规定相互衔接、协调一致，形成科学完备的数字空间法律体系。

其次，严格数字执法，维护法治权威。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法律的权威也在于实施。依法治“流”，离不开严格规范的网络执法。近年来，我国网络执法力度不断加大，针对网络谣言、侵犯个人隐私等开展了一系列专项整治行动，有效净化了网络空间。然而，面对流量政治中层出不穷的新问题，网络执法仍需持续深化。应重点打击“流量造假”和“流量操纵”等行为，这些行为本质上是对公民政治知情权和参与权的侵害，是数字时代的“选举舞弊”或“政治腐败”的新形式。一方面，要建立健全网络执法体制机制，明确执法主体、职责和权限，加强跨部门、跨地域、跨行业的执法监管。另一方面，要提升网络执法能力和水平，运用现代科技手段，比如基于大数据技术的“预测警务”，能够提高执法效率。

再次，完善数字司法，彰显公平正义。司法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考虑到许多人尤其是普通平台用户对于平台运行规则并不是很了解，而且不同群体之间具有深浅不一的数字鸿沟，因此司法层面应为“流量权力”的受害者提供救济，并对诸如“算法歧视”等新型案件加大审理力度，因为这关乎数字空间的社会正义。当然，司法过程既需要专业化的审判能力，又需要适应数字证据的特殊性，还需要提高司法效率。为此，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其一，在互联网法院基础上设立专门的数字空间纠纷审判庭，培养既懂法律又懂技术的复合型法官队伍。其二，完善电子证据认定规则，建立区块链存证技术在司法中的应用流程。其三，探索建立“数字空间仲裁”等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为流量争议提供高效率、低成本的解决渠道。其四，加强对平台自治规则的司法审查，防止平台利用格式条款侵害用户合法权益。

最后，深化数字普法，提升法治意识。普法教育是依法治“流”的重要环节。当前，在流量政治的网络参与者中，不少人缺乏基本的法律意识，不清楚自身行为的法律边界。只有让广大网民知晓法律，尤其是关于数字空间的法律规定，才能从根本上将流量政治纳入法治化轨道。为此，需要将数字法治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利用青少年喜闻乐见的短视频等新手段提高普法效果；还要建立数字空间信用评价体系，将守法情况与个人信用挂钩。作为一项系统工程，新时代的普法教育理应超越传统模式，在积极应对数字技术挑战之同时探索有效策略。这是因为，数字技术发展引发了深度的法律变革，包括新型的数据正义观、代码正义观和算法正义观的出现，以及数字权利与义务关系、数字权力与权利关系的根本性重塑。此外，数字法治的基本原理和实践进路，如量化法治、数字法治体系的完善等，也是数字时代普法教育需要重视的方向。

（三）虚实通“流”：构建协同机制，要求政治系统具备更强的适应性和整合能力

美国学者马克·波斯特认为，互联网构成了一个巨大的虚拟世界，将各个地域的人类智能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并建立了跨越知识边界和空间限制的交流结构。解决流量政治中的前述问题，应该突破数字空间的狭隘视域。政治是人的活动，流量政治并非虚拟世界的幻象，而是现实政治在数字维度上的深刻映射。虚实通“流”，要求政治系统不仅构建起线上线下协同共治的新机制，而且要具备更高的适应性和整合能力，将线上流量所表达的民意诉求，高效、制度化地转化为线下的政策输出，从而实现政治体系的动态稳定与持续正当性。

首先，寻找数字空间的问题之源。流量政治是清还是浊，也自有其源头。某些网络舆情事件实则是现实社会中治理短板的镜像。“流量民粹主义”或者说网络民粹主义也是根源于现实社会。以网络举报为例，其背后折射出的是公众对于公正司法、有效反腐的深切期待与现实中治理效能不足之间的矛盾。这类事件在数字空间内迅速汇聚成舆论焦点，不仅是对政府治理能力的直接考验，也是推动社会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契机。因此，处理流量政治中的负面舆情，必须深入到现实社会的肌理之中，从源头上查找原因并妥善处理。通过加强现实中的法治建设、完善日常监督机制、提升政府公信力等措施，确保现实政治生态的清明与公正，从而有效遏制数字空间的负面舆情发酵及其带来的相关附随问题。这是政治系统通过线下治理效能提升，从源头上减少负面流量滋生的根本之道，同时这也体现了政治系统通过改善自身来引导流量政治的主动性。

其次，推进信息资源共享与治理力量联动。传统科层制所遵从的属地管辖与部门分立已难以适应数字时代的发展需要，过去的线性传导机制、封闭式决策流程与单向度权力关系，正被数字技术催生的非线性互动、开放型协商与多中心博弈所解构，因此需要推进资源共享与力量联动，从而打破科层制壁垒，构建对流量民意快速响应的“敏捷政府”。其一，建立跨部门、跨领域的信息共享平台，推进多元主体协同治理，促进政府内部及政府与社会之间的信息流通，确保治理决策的科学性与有效性。其二，政府需加强与实体社会组织的联动，依托社区、企业、媒体等多元主体，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的治理网络。以上方式实质上也是政治系统组织结构为适应流量政治范式而进行的现代化改造。

最后，实现治理理念与方式转变。电子政务在让群众“少跑腿”的同时，也因为缺少面对面接触而增大了政民之间的感情距离，而当网络舆情发生时，网民也因缺少对于公务人员的信任而可能加入到有损政府形象的流量聚集中。为了扭转这一情况，政府应该实现从被动应对流量舆情到主动引导流量议程的转变。其一，重塑政府治理理念。数字政府不是将传统政府搬到线上，而是应充分利用大数据、云计算等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开展日常治理，不断加强对数字空间中舆情动态的实时监测与分析，及时发现并预警潜在风险，从而有助于将隐患消灭在初始状态。其二，注重源头治理与过程治理。传统的治理模式往往侧重于对结果的管控与应对，而忽视了过程的预防与引导；如今，政府应树立“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新理念，将治理重心前移至问题的萌芽阶段和发展过程。

五

结语和讨论

当信息技术彻底改变人类生活方式之时，数字革命的发展促使人们开始审慎看待新技术浪潮对现代政治科学的冲击，重新思考政治的本质运行规律与表现形式。“流量政治”并非“平台政治”或“算法政治”的同义反复，而是对数字时代政治权力运作核心逻辑的一种更深层次的抽象。作为一个具有整体性与概括力的标识性概念，“流量政治”不仅有助于学界加深对于诸如政治资源等基层概念的进一步认识，而且有助于全面理解数字技术如何重塑政治生态、权力结构与民主实践。流量政治具有多重属性，它既是社会性的，也是技术性的；既是自然的，也是人为的；既是虚拟的，也是现实的。未来的研究可以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流量政治与国家能力、社会运动、全球治理等经典政治学议题的复杂互动。

作为数字技术与网络媒体深度融合的产物，流量政治为公民个体在网络政治参与方面提供了便捷途径，实现了“零门槛”的进入和“零成本”的退出。“人人皆成网红”虽然难以达到，但“人人都能发声”基本可以实现。与此同时，流量效应就像聚光灯一样，发挥着权力监督作用，提升了政治透明度，推动了政治系统在民众急难愁盼问题上的回应。在流量政治的舆情中，每一次的热点聚焦和集中讨论，就是一次生动的民主政治实践。从参与人员的广泛性、参与时间的灵活性、意志表达的自由度等方面上来说，流量政治实现了网络民主政治的纵深发展。如同其他许多事物一样，流量政治也有两副面孔。公民“利益诉求”转变为网民“求得关注”，名人或专家的“社会声望”转变为意见领袖的“粉丝数量”，大众“政治参与”导致了群体“政治极化”。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明确提出：“深化网络管理体制改革，整合网络内容建设和管理职能，推进新闻宣传和网络舆论一体化管理。”当前，我们急需建立健全网络综合治理体系，推动流量政治朝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这就需要遵循流量政治的发展规律。流量政治具有很强的传播效应和舆论引导能力，如何合理利用这一特点，将关系到数字空间综合治理的实际效果，因此要加强对流量政治的引导和调控，确保数字空间的清朗，推动社会舆论的健康发展。

作为网络社会的新型政治现象，流量政治标志着互联网政治发展到了一个需要将数据资源作为重要政治资源的新阶段。作为数字时代的新型政治形态，流量政治预示着经济社会进入了一个需要利用网络注意力来赢得政治影响力的新时期。然而，政治形态的迭代并没有带来政治性质的改变。在我国，流量政治依然隶属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范畴，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本质特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是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必然要求。强调公众（平台用户）在政治生活中的重要角色，倡导公众通过数字平台积极参与民主协商，把人民主体性原则“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地落实于数字空间。

我国的全过程人民民主与西方国家所推崇的自由民主形成了鲜明对比。作为一种典型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西方自由民主始终隐藏着强势资本的利益诉求，其真实面目具有一定的隐蔽性。相反，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国的网络政治通过有效引导，能够更好地将“流量”导向大众，流向人民，直达民心。流量政治的中国叙事，既可以克服西方数字民粹主义的制度缺陷，也可以超越技术乌托邦主义的空想迷思。随着数字时代的不断发展，以流量政治为代表的数字化政治形态将不断展现出数字文明的中国方案，为全球政治发展提供新的思路与方法。

文章来源：《党政研究》202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