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在一定意义上表现为概念的创新，尤其是具有主体性、自主性的原创性概念、标识性概念的构建。吉林大学教授孙正聿认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是涵盖全部社会生活和各个学科领域的多层次的概念系统，是以多层次的具有主体性、自主性的原创性概念、标识性概念构成的自主知识体系”。近几年全国所举办的关于标识性概念的学术活动、发表的相关文章逐渐增多，比较有影响力的，如中山大学的“标识性概念”系列讲座已举办了40场，该讲座没有限定具体学科，被邀请的学者可就自己感兴趣的概念进行讲述；近半年以来，关于“标识性概念”探讨的学术活动开始在具体的学科中展开，如东南大学艺术学院举办的“中国艺术学标识性概念系列讲座”是关于中国艺术学的，由北京大学哲学系、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中华孔子学会举办的“移植和转化：近代中国哲学关键词的形成”学术研讨会，是关于近代中国哲学的关键词，“关键词”实质上就是标识性概念。因此，我国宗教学学者应不失时机地提炼中国宗教研究的标识性概念，为我国宗教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打好基础。

从中国经验出发

对西方宗教学概念的反思和批判

不可否认，宗教学作为现代学科源自西方。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翻译、介绍了不少西方宗教学著作，把西方宗教学界以基督教为原型提炼、构建的许多宗教研究的概念和理论引进到中国来，并运用到对中国宗教的研究中。

但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学者开始对此有所反思和批判，比如复旦大学教授范丽珠在其《西方宗教理论下中国宗教研究的困境》一文中指出，“以完全来自西方的概念来解释中国的宗教实践存在着很大的问题……因为用西方的概念无法给中国人丰富的宗教实践以恰当的解释，甚至很多自远古以来形成的中国人的世界观和共享性精神遗产无法进入到学术讨论的范畴中”。因此，要摆脱对西方理论的过于依赖、要突破这种过于依赖导致的瓶颈，已成为中国从事宗教学研究的学者之共识。

宗教作为一种社会历史现象，无论在时间维度上还是在空间维度上，其表现形态千差万别、复杂多样。从时间上讲，自远古以来宗教就在人类社会开始萌芽、产生和发展，经历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等几个主要历史阶段，其在这些历史阶段具有各不相同的表现和特点；从空间上讲，无论东方还是西方，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宗教各有其特色，很难概括和提炼出它们的一般性。因此，在对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宗教的研究中还需要遵从人类认识的规律，从特殊到一般。首先要从各宗教的特殊性入手，重视对具体宗教形态的理解、认识和研究；而后，在对具体宗教进行研究的基础上，才能抽象出一般性，提出对世界宗教的总体认识和把握。对中国宗教的研究当然也不例外，作为中国学者更是责无旁贷。我们需要对中国宗教进行深入且全面的调查研究，从实证性的个案研究入手，对中国各个地区的具体宗教形态进行真诚且深入的田野考察，从中国经验出发，提炼出关于中国宗教的具体且特殊的概念；而不是拿来式地简单借用、挪用源自西方宗教学的概念和理论套用到对中国宗教的理解和研究中，其结果只能是将丰富多彩的中国宗教实践引为西方宗教学概念、理论的注脚和论据。

以标识性概念构建本土宗教学理论

对来自西方的宗教学概念和理论的反思与批判意味着要摆脱其局限，努力构建本土的宗教学理论。如何构建本土的宗教学理论？从中国经验出发，提炼源自本土的宗教学概念、术语是根本出路和途径。标识性概念要体现出知识体系的“主体性”和“自主性”，它不是对既有概念的简单重复或改良。成功的标识性概念会带来理论上的突破，启发新的研究方向，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它会引导学者们重新反思和审视传统理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和新的视野中创建崭新的理论和学术体系。成功的标识性概念要建立清晰的对象边界，提炼对象的本质属性。

关于如何成功提炼中国宗教学标识性概念，前辈学者已经为我们树立了典范。牟钟鉴早在1990年就发表了《中国宗法性传统宗教试探》一文，尝试对中国宗教的特色进行概括和总结；此后又在多篇文章中提出中国宗教文化的“多元通和”模式。在《从比较宗教学的视野看中国宗教文化模式》一文中，牟钟鉴对中国宗教文化的“多元通和”模式进行了更为详细的论述：

“中国宗教演化的模式可称为多元通和模式。中华民族的民族格局是多元一体的，它的宗教文化是多元通和的。从发生到发展，其文化基因即包含着多元性、和谐性、主体性、连续性、包容性、开放性。这样一种模式在世界文明大国中是独一无二的。中国宗教文化多元通和模式有四大特点：第一，多源起源，又不断整合成轴心系统，使得中国宗教既保持中华民族文化的主体性，又展示各民族文化的多样性。……第二，在发展中信仰文化始终保持前后相续、有因有革、绵绵不绝；虽有阶段性的变化，却无大的断裂出现，一直与根源性的信仰血脉相通。……第三，中华传统宗教，始终强调神与人的和谐一体，重视神道中的人道属性，努力把神性与人性结合起来。……第四，中华传统信仰由于其文化基因的综合性，容易接纳外来的异质宗教，具有天然的开放性，是世界各大宗教进入并和平发展的理想空间。”

牟钟鉴关于中国宗教文化“多元通和”模式的论述深化和丰富了我们对中国宗教的理解和认识，为当前我们提炼中国宗教学的标识性概念提供了深刻的启示。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上述对中国宗教“多元通和”模式的概括某种意义上就是中华文明五个突出特性在中国宗教研究领域的具体展开，因而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如何提炼中国宗教学标识性概念

我们提出的是提炼“中国宗教学”的标识性概念，其涵义是关于“中国宗教”的具有自主性与原创性的标识性概念，不是关于西方基督教、伊斯兰教的，不是关于非洲宗教、太平洋地区宗教的，也不是关于印度宗教、日本宗教等亚洲宗教的标识性概念。

“中国宗教”一般包括儒教、道教、中国佛教、中国基督教、中国伊斯兰教、中国民间宗教、中国各个地区的少数民族宗教等。中国宗教又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我国本土宗教，即儒教、道教、民间宗教、少数民族宗教、港澳台宗教等；另一类是在历史上由域外传播到我国的各个宗教，它们都是中国化了的世界宗教，当然其中国化程度各不相同，包括中国佛教、中国基督教、中国伊斯兰教等。这些宗教虽然属于域外宗教，但它们在长期的中国化过程中，与中国文化相融合，形成了其独具的中国特色。从我国本土宗教提炼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的标识性概念，是构建中国宗教学自主知识体系重要的、基础性的、奠基性的工作；而从中国化了的域外宗教，如中国佛教、中国基督教、中国伊斯兰教等提炼中国宗教学的标识性概念同样十分重要，从某种意义上讲其重要性丝毫不亚于前者。这一点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提炼中国宗教学标识性概念是一项长期的、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分两步走。一是先从中国各个具体宗教中提炼出它们各自独具中国特色的若干个概念；二是再从比较成熟的、由从事中国宗教学研究的学者们达成共识的关于中国各个具体宗教的标识性概念中，凝练、抽象、概括出“中国宗教”的一般性标识性概念。

总之，这些源自中国人宗教实践的概念积累到一定程度必然会形成中国本土的宗教学理论，亦即我国宗教学自主知识体系，同时我们保持中国宗教研究的开放性和国际性，相信未来会对全球宗教治理和研究作出中国宗教学者应有的贡献。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