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中共党史党建学是什么、研究什么、如何研究，是该学科建设和研究中几个最基本的理论问题。它以“中国共产党”为研究对象，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学科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研究内容包括中共党史党建学理论、中国共产党历史、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党务工作理论与实践等多方面。开展中共党史党建学研究必须坚持正确的理念、原则和方法，在研究视域上突出“整体性”，在研究内容上突出“全面性”，在研究方法上突出“多元性”。
在中共党史党建学一级学科设置后的五、六年时间里，中共党史党建学是什么、研究什么、如何研究，一直是学界关注的问题。弄清楚这些问题，对一个新设学科来说，不仅关系到学者们学术实践的展开，更关系到该学科能否沿着正确方向发展，而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和阐释则反映了中共党史党建学界的学科自觉和学术担当。
一、中共党史党建学是什么
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本质上类似哲学上对“我是谁”的追问。“我是谁”是哲学的核心问题，关涉人们对自我本质、存在意义和身份认同等方面的深层次思考。对一个学科来说，它则涉及学科定位、属性、功能等问题，是对这些问题的“哲学反思”与“终极追问”。
关于学科定位，2022年9月教育部正式公布的《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显示，中共党史党建学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纪检监察学、政治学等同属于“法学”门类。至于为什么要放在法学门类，很少有人去研究和说明。在我国，与哲学社会科学有关的学科门类包括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管理学、艺术学、交叉学科等，比较而言，将中共党史党建学作为法学门类下的一个一级学科更合适、恰当。“中共党史”“党的建设”两个二级学科本来就分属于法学门类之下的政治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两个一级学科之中。同时，中共党史党建学与同在法学门类中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政治学、纪检监察学也有着较为密切的关系。因此，由这两个二级学科合并设置中共党史党建学一级学科，不改变其门类归属，也算是顺理成章。
讨论中共党史党建学的学科定位除了要明确其“门类”归属外，还要从其属性、功能及其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学科体系中的地位等维度去把握。“中共党史”“党的建设”两个学科合并设置为一级学科之前，学界对中共党史学科属性的探讨一直没有间断过。其观点主要有三：一是认为它是一门具有强烈意识形态色彩的政治学科，主要研究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及其经验。二是认为它是一门政治性很强的历史学科，强调“只有承认党史学是历史科学，才能使党史学的研究按照自身规律发展。摆错了位置，难于避免走上歧路”。三是认为它是一门“综合性学科”，强调中共党史研究的“对象、内容和范畴是非常广泛的”，“具有天然的跨学科、跨边界的综合属性”。对于党的建设学科属性，学界虽然研究的不多，但也有学者给予了关注，认为它是“具有应用性特征的政史学科”，相较中共党史学科来说，“党的建设学科更具有应用性学科的属性”。
“中共党史”“党的建设”整合设置中共党史党建学一级学科后，除原有的中国共产党历史、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外，还有若干其他二级学科。其学科体系、知识体系的容量更大，学科边界更宽，研究内容更丰富。如何保证这个学科科学发展，明晰其边界和内容，弄清其学科属性无疑非常必要。有人认为，中共党史党建学是“具有史学特点、马克思主义理论特质的政治学科”。有人认为，它是“政治性、现实性、综合性、实践性很强的社会科学”。有人认为，它是“交叉性和综合性学科”。这些观点总体上揭示出中共党史党建学的学科属性。要补充强调的是，我们在把握中共党史党建学学科属性时，特别要注意的是它的“综合性与专门性”“科学性与政治性”的统一。
中共党史党建学的“综合性”是由其研究对象“中国共产党”作为统管一切的“中心政党”地位决定的。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是中国革命的领导者，新中国成立后成为执政党，是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对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影响巨大，几乎与所有领域的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与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之间存在千丝万缕的思想、精神、概念、逻辑等学术关联，“综合性”是其最突出的属性。其他学科可能也有综合性，但无出其右。不过，“综合性”并不意味着学科边界和研究内容的“无限性”。有学者曾指出：“党史党建研究不是无所不包，不能把每个学科、每个人、研究当代中国任何一个领域的，都说成党史党建研究；不能把中国共产党领导某一个领域的工作统统作为党史党建的研究对象和学科领域。”毛泽东指出：“科学研究的区分，就是根据科学对象所具有的特殊的矛盾性。”各个学科都有其特定的研究对象、范围和相应的概念范畴，不管是一级学科、二级学科都是如此。所以，学科的“专门性”才是其内在的本质规定，失去了“专门性”，这个学科也就失去了其存在的必要性和合规律性。“综合性”作为中共党史党建学的重要属性，是与“专门性”相统一的。
所有的政党，政治性都是它的根本属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任何政党都有政治属性，都有自己的政治使命、政治目标、政治追求。”中国共产党是具有崇高政治理想、高尚政治追求、纯洁政治品质、严明政治纪律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由此，以中国共产党为研究对象的中共党史党建学自然具有鲜明的政治性。该学科学术实践活动的开展及其成果的价值、影响等，无不与研究者的政治立场、政治理念、政治观点紧密相关。该学科的建设和研究必须坚守正确的政治方向，坚持唯物史观和正确党史观，站在党的立场、人民的立场分析问题，才能得出科学的结论，否则，学科建设和研究就会误入歧途。然而，在强调中共党史党建学政治属性的同时，也不能忽视它的科学性。其实，科学的“政治性”才是真正“立得住”的政治性，如果只重视其政治性而漠视其科学性，学科建设和学术研究同样会走上歧途。事实上，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性一直是建立在科学性基础之上的。它的诞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从其诞生之日起就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指导，并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进程中淬炼出政治性与科学性相统一的品格，展现出政治性与科学性相统一的理论和实践风貌。以“中国共产党”为研究对象的中共党史党建学，无论是学科建设还是学术研究，坚持政治性与科学性的统一，本质上都是其“研究对象”自身属性的内在规定。
中共党史党建学的功能，学界已有概括，认为中共党史党建学有四大功能，即资政育人功能、学科阐释功能、学理支撑功能、国际传播功能。别的学科或许也有以上功能，但中共党史党建学的上述功能更突出。比如说“育人”，在高校，其总目标是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建设者”是基本要求，“接班人”是根本要求。别的学科可能在培养建设者中能发挥更多作用，而中共党史党建学则在培养接班人上更有优势。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历史是最好的老师。”“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通过学习党史、国史，认识和把握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创造的丰富经验，可以获得思想的启迪、理论的武装。再比如“学理支撑”，中共党史党建学这方面的功能更是其他学科无法替代的。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问题，其中有大问题也有小问题，有主要问题也有次要问题，有根本问题也有具体问题，每个学科都在努力研究这些问题，为其作出学理说明和方向指引，中共党史党建学也不例外。然而，它所关注的更是一些大问题、主要问题、根本性问题，比如“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中国共产党是什么、要干什么”等等。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和回答，是该学科独有的优势，更是中共党史党建学学科的使命。还比如“国际传播”，长期以来一直是一个短板。如何打破西方话语垄断，中共党史党建学的学科优势也是其他学科所不能及的。当下，国际传播的重要方面即阐释好中国道路、中国特色，讲好中国故事、中国共产党的故事。这本身就是中共党史党建学研究的重要内容。要补充的是，中共党史党建学在高校、党校还有支撑思政课和干部教育教学的功能。历史上，中共党史党建学的发展得益于在高校、党校开设中共党史、党的建设课程。在这个意义上说，这个学科是因“课程”而生，经历了由“课程”到“学科”的发展。党的建设课程在党校一直没有间断过，在高校，思政课“05方案”已正式发布，“中国共产党历史与理论”已成为高校的一门思政课。如何提高课程质量，中共党史党建学的学科支撑至关重要。总之，无论是在资政育人、学科阐释、学理支撑、国际传播方面，还是在高校、党校思政课和干部教育教学中，中共党史党建学都有其他学科不具备的优势和无法替代的作用。
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学科体系中，中共党史党建学居于什么地位？国务院学位办发布的《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简介及其学位基本要求（试行版）》（以下简称《基本要求》）指出，中共党史党建学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哲学一级学科所属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理论经济学一级学科所属的政治经济学以及政治学一级学科所属的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等一起，共同构成中国马克思主义学科体系。具体地说，即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所属的几个二级学科，以及哲学一级学科所属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经济学一级学科所属的政治经济学、政治学一级学科所属的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等，构成中共党史党建学一级学科的研究基础和研究背景，而中共党史党建学一级学科则是马克思主义学科体系在中国共产党研究视域下的具体呈现。也就是说，中共党史党建学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学科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这个“大家庭”中的重要一员；同时这个学科的研究又是以马克思主义学科体系中其他学科为基础和背景的，是马克思主义学科体系的“中共党史党建学”的学科呈现。这一定位把中共党史党建学放到了更大的视域和范围之中，更进一步地揭示了该学科的马克思主义学科属性，以及它与马克思主义学科体系、与马克思主义学科体系中其他学科的关系，明晰了中共党史党建学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学科体系若干关系系统中的定位。
以上分析的结论是，要科学认识和把握中共党史党建学“是什么”，真正做到对中共党史党建学自我本质、存在意义和身份认同等方面的“哲学反思”与“终极追问”，必须从该学科“内在”功能、属性等方面去观察，还要从该学科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学科体系中的定位及其与其他学科的相互关系中去把握。只有这样，才能最终弄清楚“我是谁”这一根本问题。
二、中共党史党建学研究什么
这里涉及两个密切相关的问题：一是研究对象；二是研究内容。学科的研究对象反映的是这个学科最本质的东西，是高度概括后的一种抽象，这种抽象性表述具有相对稳定性。研究内容是与研究对象紧密联系而又相互区别的一个概念，是研究对象的展开。前者是抽象，后者是具体；前者相对稳定，后者时有变化。二者是包含与被包含、一般与个别的关系。中共党史党建学的研究对象是“中国共产党”，这是学界一致的看法，而对中共党史党建学的研究内容，学界的认识则不太一致。笔者以为，不管是研究对象，还是研究内容，以中共党史党建学一级学科整体观之，它们都有层次性，处在不同层级的学科，其研究对象的表述和研究内容的概括会有明显的区别。这就像中国历史、中国哲学、中国文学等学科一样，它们的研究对象都是“中国”，但其各自的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并不相同。所以，对于中共党史党建学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必须作分层次的梳理。
先说研究对象。处在第一层级的是“中国共产党”，相对于中共党史党建学一级学科所包括的中共党史党建学理论、中国共产党历史、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党务工作理论与实践四个二级学科来说，这个对“研究对象”的表述是高度凝练的概括，是“抽象”中的“抽象”。如果仅仅停留在这个层级，其外延似乎太大了，具体的研究内容和学科边界也不好确定。所以，一个学科特别是一级学科之下，一般都设有若干二级学科形成学科群。这些二级学科的设置，在研究对象上，既体现一级学科研究对象的本质规定，又是一级学科研究对象的具体化。比如中共党史党建学一级学科中的“中国共产党历史”这个二级学科，其研究对象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进程、重大成就、基本经验和历史规律”。这个表述，一方面表明其研究对象是“中国共产党”，另一方面又把对“中国共产党”的研究具体化为历史进程、重大成就、基本经验和历史规律等方面。再比如“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这个二级学科，其研究对象是“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以及党自身建设的根本目的、基本方针、战略布局、重点任务、实践要求等”。这个表述同样体现了中共党史党建学一级学科研究对象的本质规定，同时也将其“本质规定”具体化了，而且点出了其侧重研究的具体内容。《基本要求》中对“中共党史党建学理论”“党务工作理论与实践”两个二级学科研究对象的表述也都体现了上述基本精神。
再说研究内容。学界对这一问题的讨论一开始是围绕中共党史党建学二级学科设置展开的。有人认为，中共党史党建学可以设置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体系、中国共产党历史、新中国史和改革开放史、党的领导的理论和实践、党的建设的理论和实践六个研究方向。有人认为，中共党史党建学可以设置中共党史、党的建设、中共党史党建的理论与方法、党的建设实务等二级学科。有人认为，中共党史党建学可以设置马克思主义政党基本理论、中国共产党建设基本问题、党建实务、世界政党比较等。还有人认为，中共党史党建学应该设置中共党史、党的建设、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党内法规学、中共党史党建方法论、党务工作、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七个二级学科。相对于一级学科来说，其所属二级学科其实就是它的研究内容。随着《基本要求》的发布，学界的讨论获得了基本的统一。《基本要求》明确指出，中共党史党建学设置四个二级学科，即中共党史党建学理论、中国共产党历史、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党务工作理论与实践。这就从“学科”层面规定了中共党史党建学的研究内容。当然，学科的设置是变化的，还可以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科技进步和需要设置新的学科。也就是说，“学科”层面的内容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不断丰富变化的。
研究内容也是分层次的。在二级学科之下，还有更为具体的研究内容。《基本要求》对每个二级学科的具体研究内容都作了大致描述。中共党史党建学理论主要研究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中共党史党建学指导原则和基本方法，中共党史党建学学科发展史，中共党史党建文献学，海外中共党史党建学，中国共产党与世界等内容；中国共产党历史主要研究中国共产党通史，中国共产党历史人物和重大历史事件，红色文化和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等内容；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主要研究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党建重要著作，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制度建设、反腐败斗争，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等内容；党务工作理论与实践主要研究党的组织工作，党的宣传工作，党的统战工作，党的社会工作，城市、农村、机关、事业单位、企业以及新经济组织、新就业群体等各领域党建等内容。《基本要求》的以上规定有一定的权威性，既为从事中共党史党建学专业人才培养和研究者指明了方向、规定了基本的研究内容，也为其大致划定了学科的边界。别的学科研究者可以研究以上内容，中共党史党建学界也可以研究其他学科的内容，但中共党史党建学首先应关注和研究的是以上内容。
需要强调的是，其一，以上内容还可以再进行细分，比如中共党史党建学理论中的“中国共产党与世界”，其外延很大，研究内容很丰富，既可以分为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治、中国共产党与世界经济、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文化等方面，也可以分为不同历史时期、历史阶段的“中国共产党与世界”，如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与世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与世界等。再比如“中国共产党历史”中的“中国共产党通史”，既可以分为“不同侧面”的通史，如党的不懈奋斗史、不怕牺牲史、理论探索史、为民服务史、自身建设史，也可以分为“专题性”的通史，如军事战争史、经济建设史、政治建设史、文化建设史等。“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党务工作理论与实践”中所包括的研究内容同样可以再作进一步的细分。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曾指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其实，一门学科的知识体系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在该学科研究内容不断细分且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形成的，通过这种细分和深入研究，知识体系就会更完善、更丰满，就越有生命力和影响力。其二，“细分”并不意味着没有重点。有学者曾专门对中共党史党建学的“核心议题”作过阐述，认为该学科的核心议题包括“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研究”“中国共产党历史研究”“中国共产党建设研究”“中国共产党领导研究”，强调这四个方面核心议题应该成为“中共党史党建学的主要研究方向”。这里的“核心议题”实际上就是中共党史党建学最主要的研究内容。另外，从学科建设和发展来看，中共党史党建学基本理论研究也是一个重点。每个学科都有每个学科的基本理论，如教育学有教育理论，文艺学有文艺理论，历史学有史学理论，法学有法学理论，军事学有军事理论，等等。在这些学科建设发展进程中，上述理论都发挥了非常重要的指导作用，中共党史党建学也不例外，而且作为一个新设学科，其建设发展更需要基本理论的指导，所以，加强中共党史党建学基本理论研究也更为迫切。通过基本理论研究，明确中共党史党建学的学科定位、学科属性、学科功能、学科特征；界定学科研究对象、研究内容；梳理学科发展历史，总结学科建设经验教训；明晰学科发展指导原则、学术研究方法；确定学术研究规范、人才培养要求等。著名党史学家张静如先生生前，曾提出构建中共党史学“中介理论体系”，并著有《唯物史观与中共党史学》，试图解决唯物史观如何在中共党史研究中具体指导与应用的问题；王炳林教授也著有《邓小平理论与中共党史学》，着力解决的是邓小平理论如何来指导中共党史学的建设发展和学术研究问题。这些都是学界努力建构“中介理论体系”的有益尝试。王仲清教授、宋学勤教授分别在不同时期编著的《中共党史学概论》，对中共党史学科的性质、对象、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史料学等内容进行了阐释，为中共党史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提供了指导和参照。“中共党史”“党的建设”合并设置中共党史党建学一级学科后，学科研究对象、研究内容，学科边界、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基本要求等有不小的变化，加强中共党史党建学基本理论研究，构建起包括中共党史党建学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阐释学、文献学等内容在内的中共党史党建学基本理论无疑具有优先迫切性。其实，从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历史看，不管是哪个学科，欲使其真正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或至少成为一门学科的独立分支，除了其具有毛泽东所说的“特殊的矛盾性”之外，还必须有“形而上”的或逻辑层次的充分理据。中共党史党建学基本理论着力解决的就是从“形而上”的层面回答这个学科存在的“充分理据”。这也是在中共党史党建学成为独立的一级学科之后，诸多学者呼吁加强中共党史党建学基本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原因。
总之，明确中共党史党建学“研究什么”，是该学科建设发展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它涉及学科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两个相互联系的方面。无论是学科研究对象，还是学科研究内容都是分层次的。学科对象的层次性是学科体系形成的基本依据，不同层次的学科共同构成中共党史党建学有机统一而丰满的学科体系；而不同层次的研究内容，则共同构成了中共党史党建学知识体系，同时，在不同阶段，因经济社会和学科建设面临境况的变化，其研究内容的重点也有所不同，当前，加强中共党史党建学基本理论研究则是该学科研究的一个突出重点。
三、中共党史党建学如何研究
这又是一个内容丰富的论题。以下着重从理念、原则、方法三个层面展开分析。“中共党史”“党的建设”作为政治学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所属二级学科，已经存在多年，在如何研究这个问题上各自都有较为成熟的学术理念、原则和方法遵循，问题是两个二级学科整合之后，其学术理念、原则和方法已有变化。中共党史党建学作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一部分，很多理念、原则、方法是“通用”的，不过，在中共党史党建学科研究中，有些理念、原则和方法应更加强调，有些理念、原则和方法则是该学科研究的特别遵循。
“理念”是理性思考的产物，表现为对“应然状态”的追求，是一种基于实践凝练出来的普遍原则，具有较为鲜明的价值导向性，如企业理念中的“顾客至上”等。“理念”与“观念”不同。观念是感性认知的聚合，更具体且易变，而理念则是理性化认知的集成，强调本质与系统性，且更具稳定性。近年来，中共党史党建学界提出“大党史”“大党建”“广义党史”“新革命史”等研究理念，无疑具有价值和意义。它体现的是中共党史党建学界对本学科研究理念认知的深化，是一批学者在新时代对于中共党史党建学研究理念自我反思和觉醒的结果。
“大党史”“大党建”也好，“广义党史”“新革命史”也好，其提出主要基于中共党史党建学科研究对象的特殊性，研究内容的丰富性，以及其与政治现实的密切关联性等原因，同时，也是学界希冀对传统的党史党建研究相对“窄化”的一种突破。前文已阐释，中共党史党建学科以“中国共产党”为研究对象。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是一个特殊的政治力量，代表的是中华民族的希望，承载的是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特殊使命；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领导核心，在当代中国政治体系中是“最高政治力量”，处于政治体系“中心”位置。中国共产党历史实践活动涉及经济社会方方面面，与其他学科内容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人们常说，中共党史是具有通史属性的专门史。所谓“通史”属性，一个重要方面是指其研究内容的“无所不包”。而党的建设学科，除其研究内容的丰富性外，党自身建设做得怎么样还是事关党和国家事业全局的大事。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中共党史党建学特殊的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的庞大体量、与政治现实以及与其他学科的复杂关联，使其囿于相对狭窄单一的研究视域已很难呈现该学科研究对象的丰富内涵和研究内容的丰富性，只有在更宽广的视域、理念指导下进行学术展开，才能彰显中共党史党建学科研究应该有的样态。
对于“大党史”“大党建”“广义党史”“新革命史”这些提法，虽然其具体旨趣和内容有所不同，但其共同的指向却是一致的，这就是在研究视域上强调“整体性”，在研究内容上强调“全面性”，在研究方法上强调“多元性”。学者们指出，“应研究一切与党史相关的方面和内容”，“应以开放包容的心胸和气度，将所有与之相关学科的理论、方法、视角作为指导和分析问题的工具”。党史研究“必须在一种广义层级上加以理解与规范”，“失去‘广义党史’内容的结构性支持，‘狭义党史’或‘传统党史’内容的梳整和理解就会丧失更多元、更有效的思想与精神资源，从而既无法使党史研究形成‘整体史’的研究气象和书写规范，也无法真正从整体格局上理解中国共产主义革命及其历史”。要“加强不同学科之间的对话和交流，打破学科之间的壁垒，进而构建层次更加丰富、方法更加多样的‘大党史党建’格局”。革命史应该是“上下整合的革命史”“前后贯通的革命史”“学科交叉的革命史”，等等。这些论述基本揭示出了“大党史”“大党建”“广义党史”“新革命史”这些理念的内涵要义。对于这些新理念，学界还可以讨论，事实上也有一些学者对其中的一些提法和内涵并不完全认同。不过，在总体上，以上这些理念所指研究视域的“整体性”、研究内容的“全面性”、研究方法的“多元性”，无疑应当肯定和坚持，而其问题则在于，如何在中共党史党建学科研究中把这些理念具体化，使其可感、可知、可操作，下一步的研究应该在这些方面下功夫。
如果说“理念”是理性化认知的集成，强调对事物本质的抽象，那么“原则”则是基于理念制定的具体行为准则，用于指导实践中的决策与行动，一个较宏观、抽象，一个相对微观和具体。中共党史党建学研究要遵循的原则包括一般原则和特殊要求两个方面。正如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强调，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要体现继承性、民族性、原创性、时代性。这些原则中共党史党建学都应该坚持和遵守。以下要强调的重点是中共党史党建学科研究一些重要的“特殊要求”。
第一，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其他学科也必须坚持这一“新思想”的指导，而且要毫不动摇，但中共党史党建学坚持这一“新思想”指导则有其自身的特殊逻辑，即这一“新思想”与中共党史党建学之间存在着比其他学科更为密切的关系。一方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所蕴含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如人民至上、自信自立、守正创新、问题导向、系统观念、胸怀天下等，对中共党史党建学科研究具有本源性的指导意义。更为重要的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关于中国共产党历史的重要论述，得出的一系列重要结论，提出的一系列科学判断、标识性概念，比如关于党的历史主题主线、本质、主流的阐述，关于“四个历史时期”“三次伟大飞跃”“四个意识”“四个自信”“三个务必”“两个维护”“两个结合”“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大党独有难题”“旗帜鲜明讲政治”“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等判断、概念的提出和分析，不仅为开展中共党史党建学科建设和学术研究指明了方向，拓展和丰富了中共党史党建学的研究视域和研究内容，而且这些论述、判断、概念本身是中共党史党建学研究的灵魂根基和核心内容。
第二，必须坚持正确的历史观。一是正确党史观；二是大历史观。习近平总书记曾明确指出：“要坚持正确党史观、树立大历史观。”史观问题是历史学研究的关键问题，坚持正确的史观，才能有正确的“史识”，得出正确的结论，所以，“治史”者无不把“史观”置于重要地位。对中共党史的研究，必然涉及对其主题主线、本质和主流的把握，对历史人物、事件、思潮等内容的评价，对党的建设来说，也必然涉及党的建设历史的评价和对现实的认知判断，不坚持正确的党史观，不可能得出符合历史和现实的科学结论，也不可能做到自觉抵制历史虚无主义。同时，对党的历史、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进行研究，坚持大历史观也是必然要求。中国是世界里的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发展，只有将党的历史、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置于“古今中西”的大视域下、大时空中去审视探察，才能真正做到习近平总书记所要求的，“从历史长河、时代大潮、全球风云中分析演变机理、探究历史规律，提出因应的战略策略”，才能正确认识党的历史、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解决好大党所独有的难题，“总结历史、把握规律、坚定信心、走向未来”。
第三，必须坚持正确的政党观。在这个问题上，资产阶级政治学者有他们的看法，马克思主义者也有自己的认识，二者在政党起源、属性、功能、纲领、目标、组织、纪律、领导等一系列根本问题上的主张是不同的。中共党史党建学因党而立、因党而兴，以“中国共产党”为研究对象，如果在政党观上出了问题，是“颠覆性”的。资产阶级政党本质上是维护资产阶级统治和利益的政治工具，而无产阶级政党代表的则是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根本利益。它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具有鲜明的政治性、革命性、先进性、纯洁性、组织纪律性等特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旗帜鲜明讲政治是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要求。”“‘两个维护’是党的最高政治原则和根本政治规矩。全党必须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背离或放弃马克思主义，我们党就会失去灵魂、迷失方向。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这一根本问题上，我们必须坚定不移，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有丝毫动摇。”“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这些论述集中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在新时代对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的新发展，不仅是中共党史党建学研究的重要内容，更是该学科研究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
“方法”一般指为实现目标或解决问题而设计的逻辑性步骤或程序。广义上讲，它既包括以上所述的理念、原则等内容，也包括低于这些层面的具体方法以及一些学科要特别关注的“特殊方法”。中共党史党建学研究，总的来说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根本方法，以及在其指导下形成的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研究具体方法，如社会矛盾分析的方法、社会阶级分析的方法、社会系统分析的方法等等。要强调的是，中共党史党建学在研究方法上采取的基本态度应该是：一要坚持“多元性”；二要坚持“开放性”。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范畴很广，不同学科有自己的知识体系和研究方法。对一切有益的知识体系和研究方法，我们都要研究借鉴，不能采取不加分析、一概排斥的态度。”“对现代社会科学积累的有益知识体系，运用的模型推演、数量分析等有效手段，我们也可以用，而且应该好好用。需要注意的是，在采用这些知识和方法时不要忘了老祖宗，不要失去了科学判断力。”“方法”在学科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毋容置疑。现代科学发展表明，一些新学科的出现往往是与一种或多种方法的创新运用联系在一起的。如语言分析方法运用到哲学领域，产生了分析哲学；数学、统计学等方法在史学领域的运用，产生了计量史学。中共党史党建学作为一个新设的一级学科，如何提升其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水平，方法的创新是重要的选择。中共党史党建学成为一级学科后，学界对其研究方法已有不少讨论，有学者提出，要重点关注“调查研究的方法”“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比较研究的方法”“文献分析的方法”等；有学者提出，要特别注意以下“五种方法”，即“经典研究，以调查分析为特点的实证研究，以试点探索为特点的实验研究，以及国内外经验比较研究和历史比较研究”；这些观点都很有价值。限于篇幅，以下只重点强调“价值分析”和“实证研究”两种方法。
价值分析法。在以往关于中共党史党建学研究方法讨论中，对此方法并没有给予太多的关注。也许是受到所谓“价值中立”观点的影响，也许是因为这个方法的运用需要一些前置条件。本文之所以提出要注意这个方法，主要源自中共党史党建学具有特殊的价值属性和功能。从词源上讲，价值一词源于古代梵文和拉丁文，最初有“掩盖、保护、加固”之意，后来演化为“起掩护和保护作用、可珍贵的、可尊重的、可重视的”等。现代语境中，价值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经济学把它定义为凝结在商品中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并具有主体性、客观性等特征；哲学上则将其定义为实践基础上主体与客体的意义关系，它并非客体的固有属性，而是通过主体需求与客体属性相互作用实现，并随社会环境动态变化。价值分析则是人们在获得对客体规律性把握的前提下，认识、评价社会现象及客观事实对人、群体和社会意义的研究方法。中共党史党建学研究，不仅要努力认识党的历史、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的本质和规律，弄清楚“是什么”“为什么”，而且还要在此基础上揭示党的历史、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的价值属性，对学术研究具体对象和研究结果作出价值判断，以此推动和彰显中共党史党建学的价值引领、资政育人等价值功能。实际上，中共党史党建学本身就既是一种知识体系，同时也是一种价值体系，是知识性与价值性的统一，而且与有些学科相比，中共党史党建学的价值属性更突出、更鲜明，因而对价值分析法的运用也更需要。当然，价值分析法的运用在很大程度上需要与其他方法相配合，比如文献分析法、实证研究法等。因为价值判断必须以“事实”为依据，其前提是人们必须获得对客体的规律性认识。只有在这个前提下，价值判断才能令人信服，才能发挥其自身效用。
实证研究法。它是一种基于观察、实验或调查收集数据，通过统计分析验证假设、揭示变量间因果关系的科学研究方法，其核心特征在于强调结论的客观性、可重复性。这一方法产生后已经被广泛应用到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人类学等学科领域。客观地说，迄今为止这一方法在中共党史党建学研究中应用得并不多，可能是从事该学科研究者对这个方法不是很熟悉，加之学术惯性所致。中共党史党建学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学科体系的一部分，它的学术思想底色，应当显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学术风格，也就是无论对历史过程的分析，还是对现实问题的研究，总是在一种综合理论（唯物史观）主导之下，既对研究对象作具体分析，也对研究对象作总体把握，并将二者辩证统一起来进行研究，以形成历史、现实叙事与理论分析的统一整体。中共党史党建学的这种学术风格和研究方法应当坚守，但随着党和国家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日益强调“问题导向”“实践应用”的情况下，中共党史党建学研究，也要在注重理论分析、逻辑演绎等方法的同时，注重运用文献资料搜集整理、调查研究、案例分析等方法开展实证研究，以进一步支撑和强化原有的思辨式研究，将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有机结合。比如对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的必然性分析，若能选择党的历史上若干事件或者现实状态下某个地区、某个行业和某个领域实践活动案例进行“解剖麻雀式”的研究，即可以将研究中所得的结论放到实践中验证，以增强理论分析的可信度和说服力，为解决问题提供决策参考，同时也便于把实践中的成功经验上升为思想理论，以实现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的统一。
以上所论是中共党史党建学三个最基本的理论问题。之所以选择这三个问题作进一步的讨论，是因为这些问题在学科建设、学术研究、人才培养等方面处于关键和基础位置，同时更感作为中共党史党建学的“局中人”，为学科建设和发展理应尽自己的一份责任。
原文刊发于《学术界》2026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