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基于法国外交部档案，探讨法国如何应对并最终接受了英国主导的中国海关总税务司制度。在三国领事共管江海关时期，法国驻沪领事馆一直抵制英国在江海关的势力扩张。1859年李泰国辞退江海关法国司税员一事，引发了法国外交部对中国海关总税务司制度的重点关注。1861年李泰国正式出任总税务司后，法国仍不断寻求介入海关事务的机会，甚至试图利用吴煦调离上海之际与英国重建共管体制。然而，由于法国外交部的行政官僚主义，加之驻华外交官员人事更迭频繁，相互推诿，法国最终失去了对中国海关的影响力。

标题注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25CZS067)2025年度青年项目阶段性成果。

关键词：中国海关/ 总税务司/ 法国驻沪领事馆/ 爱棠/ 布尔布隆

作者简介：丁怡骏(1993- )，男，上海海事大学国际教育学院讲师（上海 200233）。

原文出处：《清史研究》(京)2025年第6期 第59-70页

一、引言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联军共同侵略中国并强迫中国签订《天津条约》、《通商章程善后条约》及《北京条约》，但为何法国政府在战后可以接受英人李泰国(Horatio Lay)成为中国海关外籍总税务司独掌海关?

法国一直对控制清政府的重要机构抱有野心。当法国看到英国主导下的海关总税务司制度获得如此成功之时，法驻华公使吕班(Pierre René Dubail)在1898年照会总理衙门，提出让法国人成为邮政总办管理大清邮政。①然而，1854年时法国与英、美两国均是江海关三国共管委员会的成员，为何却在第二次鸦片战争胜利后放弃此项权益?

在总税务司制度的建立过程中，法国的态度在各类海关史著作中皆语焉不详。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在华法国史家，如高第(Henri Cordier)、梅朋(Charles Maybon)都认识到外籍总税务司制度对中国近代史的重大影响。考狄将法国在中国海关中的地位式微归咎于英籍总税务司李泰国的粗暴专横以及1860年之后英法关系的转变，但他在1906年查阅法国外交部档案并撰写《1860年对华战争纪要》(L’Expédition de Chine 1860)时遗漏了法国外交部有关总税务司制度的谈判指示。②梅朋则在写完三国共管江海关之后便罢笔。③而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署的内部史家马士(Hosea Ballou Morse)④与魏尔特(Stanley Wright)在书写海关史的过程中很少涉及法国在海关中的角色，同时这些修史活动背后有着为列强在华扩张正名之嫌。⑤在国外学界，费正清(John Fairbank)⑥与葛松(Jack J.Gerson)⑦一直聚焦英国在外籍税务司制度起源问题中的角色。

中国学者对此问题的研究更为深入。陈诗启等人指出1858年《通商章程善后条约》为总税务司制度在全国推广提供了法律基础。⑧黄国盛也通过区分“司税”与“税务司”的译名，指出海关在1859年制度变革前后的不同特点。⑨周育民认为法国在沪贸易并不发达，法籍司税不通中文无法与李泰国分庭抗礼，导致三国共管江海关委员会一直被英国人把持。⑩此外，对法国司税史亚实(Arthur Smith)与爱棠(Benoît Édan，中文又名伊担)在江海关的事迹依旧鲜为人知。(11)

重新比较中英与中法《通商章程善后条约》的差异，可发现法国条约甚至比英国更具优势。法方条约中不仅包含“任凭总理大臣邀请法国人帮办税务”的条款，更删去了“毋庸英官指荐干预”的限制，(12)这表明法国本有意愿保持对海关的影响力。(13)从中法关系看，法国甚至比英国更早地参与清政府镇压小刀会与太平天国运动。(14)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中、英、法三国的外交博弈是这一时期的重要特征。为分享英国在远东的利益，法国在军事上与英方配合，但外交上则与其竞争，避免英国单方面获得过于显著的优势。(15)英国方面，广州入城问题、公使驻京、修改税则与长江通商问题是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国期望达到的外交目标，在外交策略上，英国从一开始便希望联合法、美两国迫使清廷修约。(16)清廷方面则采取对美羁縻，对法劝告，对英严苛的分化策略，试图以商贸利益，换取列强取消公使驻京、长江通商与内地游历等要求。(17)

毋庸置疑，在19世纪50年代，法国在华贸易之体量规模无法与英国相比，且保教问题是这一时期法国对华政策的主轴。(18)但法国外交部门对总税务司制度仍有大量讨论。特别是考虑到法国驻沪领事馆与雷米洋行(Rémi，Schmidt et Cie)的密切利益，以及驻沪领事敏体尼(Charles de Montigny)与雷米(Dominique Rémi)的翁婿关系，法方对海关之关注不应被低估。(19)

本文主要运用法国外交部档案馆所藏《政治通信》(Correspondance Politique，CP)与《领事商务通信》(Correspondance Commerciale de Consuls，CCC)，(20)重新审视中国海关总税务司制度起源中的法国因素，探讨第二次鸦片战争前后法国外交官对中国海关制度变革的态度，以及法国如何最终接受英籍总税务司主导的海关体制。

二、法国与三国共管江海关(1853-1854)

1853年9月8日小刀会起义次日，设于英租界的江海北关遭毁。英国驻沪领事阿礼国(Rutherford Alcock)与旗昌洋行大班，兼任美国驻沪副领事金能亨(Edward Cunningham)要求英美商船出口结关手续由英美两国驻沪领事馆办理。10月底，避居英租界的苏松太道吴健彰在黄浦江上重设浮船海关。10月24日，金能亨发布公告，要求美国商人向该海关报关缴税。(21)

在海关遭毁的首月，爱棠认为法领事馆可置身于英美两国海关问题辩论之外，(22)但在金能亨宣布承认吴健彰的浮船海关后，爱棠正式照会吴健彰，拒绝承认浮船海关，(23)并支持法国船只可免税进出上海：

我的态度与阿礼国不同，他总将自己当作城内起义军与城外清军的仲裁者，使英国政府不得不在两者间取舍……这是危险的先例。他承诺为一个垂死的政府提供海关收入，只要它尚存，领事就必须继续充当其管家……我的立场也异于金能亨，他显然支持地方官府……我认为无人有必要取代已然消失的中国官府……在没有海关的地方……免税对我们的航运贸易大有裨益。(24)

法国外交部领事商务处对爱棠的做法表示赞同，并于1854年4月8日要求其维持原有立场，确保法国商船在上海免缴关税。(25)

在上海，吴健彰于2月9日在苏州河北岸设立新关，3月底又相继在苏州河白鹤与黄浦江闵行设关，招致三国领事的共同抗议。6月，阿礼国提议重组江海关，建议由领事与道台共同提名一名外国司税管理海关事务。6月21日，美公使麦莲(Robert MacLane)与两江总督怡良在昆山会面，双方接受了阿礼国的提议。(26)6月27日，阿礼国将昆山会谈结果通知爱棠，并表示拟推荐其好友、法国领事馆翻译史亚实为首任司税。同时，他也警告爱棠上海贸易面临停滞危机，呼吁三国领事需就重组海关迅速达成一致。(27)

爱棠改变态度的原因是，他认为吴健彰在内陆设立的榷关将严重影响上海与内地的贸易往来：“贸易已然衰落，在此情况下倡导免税自由贸易，无异于允许一个已经饿死的不幸者不付钱就可享用食物。”(28)现有研究表明，另一原因是阿礼国最初计划仅任命一名法国司税，(29)这意味着法国人本有机会在1854年成为唯一管理海关的司税。7月12日，法国司税史亚实、美国司税贾流意(Lewis Carr)，英国司税威妥玛(Thomas Wade)正式就职。一年后，李泰国接替了威妥玛的工作。1856年初，飞余(N.W.Fish)则接替贾流意成为美籍司税。

对史亚实而言，担任海关司税使他得以继续推进汉学研究。曾处理马神甫事件的驻华代办顾随(René de Courcy)在回忆录中称其汉学造诣与威妥玛不相上下。(30)来华前，史亚实任职索邦大学图书馆，并在汉学家儒莲(Stanislas Julien)与巴赞(Antoine Bazin)的帮助下学习汉语。1850年，获法国公共教育部资助赴华考察通商五口，开展官话与俗语的比较研究。(31)同年10月抵达澳门后，他在公使馆负责誊抄各类信件。1852年初驻沪领事馆翻译哥士耆(Michel Kleczkowski)回法休养，史亚实转任上海领事馆临时译员。(32)6月，公共教育部拒绝延长其资助，微薄的薪资迫使他靠借贷维生。1854年6月24日，在获得司税提名前夕，多愁善感(33)且心情失落的史亚实已准备辞职离开中国。(34)当爱棠询问其是否愿意担任江海关司税时，史亚实欣然应允。(35)

在澳门，法公使布尔布隆(Alphonse de Bourboulon)通过7月15日和8月3日的信件向法国外交部政治事务处报告了麦莲与怡良昆山会谈的结果及三国共管江海关的过程。

在巴黎，法国外交部并未正式批准三国共管江海关体制。法国外交部认为江海关已不复存在，恢复其运作将引发法国商人是否需要补缴关税的问题。9月底，英驻法大使考利公爵(Cowley)奉英外交大臣克拉伦登(Clarendon)之命向法外交大臣德律安(Drouyn de Lhuys)询问法方对上海关税问题的立场。(36)为此，德律安责成政治事务处会同领事商务处共同研究。领事商务处司长默兰(Jean Meurand)与政治事务处新任中东与远东司司长福格尔(Armand Faugère)参与了此次研究。由于爱棠关于三国领事共管海关的信件尚未送达，两处会商的报告建议法国在上海关税事务中保持中立。福格尔出任远东司司长并非偶然，他与顾随频繁的私人通信为其提供了更多了解中国情况的渠道。(37)

法国外交大臣德律安采纳了领事商务处的结论，并以其名义回复英国驻法大使。同时，福格尔起草了10月7日发往澳门的指示，要求布尔布隆坚持法船免税进出上海的立场。(38)

在澳门，布尔布隆持消极态度。1854年12月27日，他告知法国外交部已放弃法国司税独掌江海关的方案，认为法国人进入中国政府任职有损国家尊严。他也不看好三国领事共管江海关体制能长期存续，建议法国外交部任其自行发展。(39)

政治事务处远东司司长福格尔收到此信后，再未就三国共管江海关计划作出任何指示。整个1855年，政治事务处仅有两份发往澳门的指示。从4月至12月长达八个月期间，福格尔未曾起草任何致布尔布隆的指示。9月，他在给顾随的私人信中表达了法国外交部对公使馆处理对华事务的不满和个人的失望：

我向您坦白一个秘密，我对我们的中国事务有些心灰意冷。布尔布隆总是无视我们的指示，不执行我们的命令。因此，我决定尽量减少我们之间的通信。(40)

中东与远东司对澳门公使馆的不满与日俱增，福格尔的意气用事严重影响了1855年法国外交部应对中国事务的效率，巴黎与澳门之间的通信近乎中断。福格尔将北门之战法国海军受挫、1854年签订《上海土地章程》致使法租界失去独立性都怪罪于布尔布隆没有贯彻外交部的命令。(41)

面对上海道台吴健彰恢复江海关的努力，法国驻沪领事参与了三国共管江海关的行动。在澳门，公使布尔布隆认为这一体制难以持久。在巴黎，由于讯息迟滞以及政治事务处中东与远东司对澳门公使馆的不满，导致法国外交部未能正式批准三国领事共管江海关的行动。

三、江海关管理的英国化(1854-1860)

史亚实进入江海关后，为法国驻沪领事馆与外交部领事商务处提供各类上海贸易信息。1857年夏季敏体尼返沪、史亚实病逝以及“斯派克号”事件，彻底改变了江海关与法驻沪领事馆间的关系，至1859年李泰国辞退法、美两国司税，敏体尼一直寻求法外交部干预江海关的英国化。

史亚实就任江海关法国司税后，主要负责编撰季度贸易数据，并为法国驻沪领事馆与外交部领事商务处提供各类上海贸易信息。(42)从1854年底起，爱棠向领事商务处递交了史亚实编撰的1854-1856年上海港商业海事活动报告，这些信息受到法国外交部领事商务处高度重视，并被转呈至法国农业商务部。(43)

爱棠希望加强法领事馆与江海关的联系，并向领事商务处阐明三国领事共管江海关对法国的三大优势：江海关法国司税可为领事馆提供上海真实的贸易信息；自小刀会起义以来，法领事馆耗费大量精力处理法租界防御及其他政治事务，江海关贸易统计工作可分担部分职能；江海关法籍司税可推进汉学研究，帮助未来的法国外交官了解中国对外贸易机制。作为巴黎高等师范学院的毕业生，他将江海关视为推动法国汉学发展的重要契机。

1857年夏季的一系列事件改变了法领事馆与江海关的关系。8月13日，史亚实因急性肠炎去世。在法国司税空缺期间，9月2日，李泰国派遣海关稽查员登上法属塔希提岛船只“斯派克”号(Spec)，试图阻止美商旗昌洋行(Russell &.Co.)将1600担爪哇大米转移至该船再次出口。最终，“斯派克”号船员武力驱逐登船的稽查人员，并在敏体尼支持下满载大米离开上海。(44)

刚刚出使暹罗与安南回到上海的敏体尼认为李泰国借此事削弱法国在三国领事共管江海关中的地位并且打击法国在沪商业活动。他退回了李泰国的辩解信，并提醒后者其作为英国领事在海关中的代表无权向法国领事提出抗议，且海关职责仅限于估税。(45)他在致领事商务处的信中警告外交部：

李泰国先生，利用包令臭名昭著的支持，还有他对署理苏松太道蓝蔚雯的影响，当然蓝道台是个实实在在的鸦片鬼，无法清醒地处理政务……史亚实令人可悲的天真无邪……让李泰国为英国人逐渐夺取了海关……这对法国利益……非常危险。(46)

为应对江海关管理的英国化，敏体尼采取两项措施：紧急任命爱棠暂代司税，以恢复江海关中必要的平衡；(47)呼吁法外交部与澳门公使馆重新考虑是否维持现有体制，建议将外籍司税权力限于征税与出版商业报告。(48)然而，澳门的布尔布隆否决了敏体尼的建议，认为他无权单独改变江海关体制，(49)并请求法国外交部对此作出指示。(50)1858年1月，法国外交部支持了公使馆的立场，要求维持江海关现状。(51)

“斯派克”号事件最终以爱棠进入江海关告一段落，但这也让敏体尼与爱棠从此不再信任李泰国。到了1859年6月20日，李泰国决定将江海关制度推广到所有《天津条约》规定下的通商口岸，他解除了江海关美法两国司税的职务，并任命两名英国人德都德(Tudor Davis)与额尔金伯爵(Earl of Elgin)使团成员费士来 (Fitz-Roy)分任江海关与粤海关税务司。得知爱棠与飞余遭到解职后，敏体尼在同时写给外交部政治事务处与领事商务处的信中愤怒指出：

布尔布隆先生北行前，没有给我留下关于辞退法国司税的指示。李泰国是这一杰作公认的始作俑者……他毫无负担地告诉(爱棠)……这是英法两国公使与哥士耆先生间的决定，真是难以置信……在像海关这样重要的问题上……会使我们目前在中国的威望和未来的利益大打折扣……在英法联盟的背景下，如此手段竟然出自一个中英合作的机构，道台只是傀儡而已……这是篡权。(52)

离开江海关后的爱棠也始终认为1859年被逐出江海关是李泰国蓄意篡权。(53)而海关税务司制度是一个结合中国官员管辖权与英国特权的特殊机构，意在逐渐取代他国领事的在华行动。(54)

这场风波的快速平息得益于敏体尼调任广州总领事及法国在上海的短暂权力真空。布尔布隆当时正在大沽口换约，敏体尼则因夫人健康问题必须南下澳门。虽然敏体尼临行前向苏松太道吴煦提出抗议，但未获回应。吴煦在致江苏布政使王有龄的呈禀中对敏体尼的调离窃喜：

维时法领事敏体尼出而不服，来文极为不驯……适伊回粤……云将来文转详公使。并闻美领事士觅威良因此事亦颇不服……因视敏夷争而无益，遂亦缄默不言。(55)

公使布尔布隆并不同意敏体尼的看法，特别是北上修约遭拒之后，他并不希望此时就海关问题与英国发生矛盾。1859年6月布尔布隆与英美两国公使北上天津换约遭僧格林沁炮击后，7月底返回上海。爱棠将敏体尼离沪时写给法国外交部的信件底稿交给布尔布隆，后者认为情况并未如敏体尼所述严重，并向法国外交部保证李泰国将保留法国与爱棠在新成立的总税务司制度下的权益。(56)

法国驻上海领事馆视三国领事共管江海关体制为列强在华均势的体现。史亚实去世后，江海关管理的英国化引发了驻沪领事馆的担忧。布尔布隆始终认为法国无需干涉中国海关制度的变革，但上海领事馆与江海关的矛盾很快引起了法国外交部的关注。

四、消失的谈判指示(1859-1860)

敏体尼的信件引发了法国外交部对中国海关的关注。在葛罗男爵二次使华前，法国外交部政治事务处研究了中国海关的制度变革，并要求葛罗与英使额尔金商议此事。然而，因法国外交部内部行政疏失，葛罗未能在《北京条约》谈判时按计划解决海关税务司问题。

领事商务处与政治事务处同时收到敏体尼的信件，法国外交部基本接受了敏体尼的看法，并在1859年10月26日的指示中询问布尔布隆：“中国各口岸的海关体制正在经历重大变革，请您让我了解海关问题如何得到解决?在新制度下……应如何像过去一样保障我们的商业利益?”(57)

海军部的消息也促使法国外交部关注粤海关税务司人选。1857年广州城战役后担任英法联军广州占领军法方最高指挥官的达博维尔(Eugène-Auguste d’Aboville)，于1859年10月致信海军部，提及李泰国代表两江总督何桂清来广州重组粤海关，但新改组的粤海关竟无法方代表。他在写给法国海军部的信件中直接问道：“还有什么比关税……更能逐步影响中国并作为干涉中国事务的借口呢?”(58)

布尔布隆在换约失败返回上海后，认为海关对法国仅属次要利益，不应为税务司人选与英方争执，以免影响联合远征大局。1860年1月6日，布尔布隆向巴黎报告了公使秘书哥士耆与李泰国的初步交涉：李泰国承诺为爱棠保留宁波关税务司职位，并允许马基士(José Marques)担任粤海关翻译。布尔布隆对爱棠未来可能出任江海关税务司持乐观态度，认为相比换约和公使进京等议题，海关制度安排并非当务之急：

现在不是与我的英国同事就非常次要的利益提出争议的好时机，我们可以在以后就这些问题达成一致。(59)

收到布尔布隆的信件后，法国外交部于1860年3月起草了一份标题为《中国海关司税的人事问题》(Inspectorat des Douanes)的文件，作为葛罗二次使华的谈判议题。该文件由政治事务处中东与远东司司长诺埃尔(Léon Noёl)参与起草，主要基于四封法国外交部政治事务处收发的信件：1856年政治事务处发往澳门公使馆的指示，1859年7月敏体尼寄往政治事务处的信件，1859年12月海军部转交政治事务处达博维尔的信件以及布尔布隆在1860年1月寄往政治事务处报告。这份谈判指示的结论是：

当葛罗男爵到达中国时，事情可能依旧如此。这一问题关系到我们的巨大利益，在中国海关新体制下，我们应当保持或恢复法国在海关中的应有地位，以保障我们贸易的特殊利益。(60)

这份谈判指示反映了19世纪50年代法国在处理远东事务上的诸多问题。1854-1856年间，远东司主官频繁更替影响了决策效率：1854年5月，原任司长科尔病逝后，由顾随的好友福格尔接任。(61)后者因对驻华公使布尔布隆之不满，不愿再往澳门起草任何指示。1856年中东与远东司又与美洲司合并，重新执掌该司的诺埃尔是美洲问题的专家。(62)人事变动导致布尔布隆未及时获得指示，并自行签订了《上海土地章程》，(63)雷米与爱棠也决定在外交部授权之外购置领事馆用地，(64)在江海关事务上法国司税人选一直由驻沪领事馆自行决定。

外交部的行政效率低下还体现在多个方面：由于司长诺埃尔1856年初才接任远东事务，他在1860年处理中国海关问题时仅参考其任内的相关信件；政治事务处与领事商务处之间信息不通，致使该谈判指示在起草时未能参考任何领事商务处的信件；曾在1854年10月过问江海关事务的政治事务处处长图弗内尔因外长德律安辞职而离任，处理过1854年上海关税问题的外交部事务官均已调离外交部。(法国外交部行政官员官职轮替见表1)此外，19世纪50年代法国外交部将海外使领馆信件按国别与时间顺序分别归档，(65)两处各自保存信件，新任中东与远东司事务官也因缺乏索引而难以有效查阅1856年前的文件。

更为离奇的是，这份谈判指示最终被送至布尔布隆而非葛罗处。这一点可从考狄1906年撰写的《1860年对华战争纪要》中未见该份海关问题文件得到印证。法国外交部档案《政治通信·中国》中葛罗往来通信(档号25CP/33)中缺少这份原始档案，致使考狄也未能见到该材料。(66)经文献比对，这份“中国海关司税的人事问题”的文件最终在外交部政治事务处与布尔布隆1860年1-5月的通信(档号25CP/30)中被找到。文件在3月成文，其格式标题与葛罗指示中的相同。

正因谈判指示误送布尔布隆，当1861年3月外交部政治事务处询问海关制度的最终安排时，布尔布隆回应道：

此后不久，法皇陛下派往中国的全权大使从我手中接管这些事务，因此我觉得我不再需要关心这个问题……至于总税务司制度与雇用外国人管理中国海关的问题，在我到达天津之前，我一直以为会由法皇陛下的特命全权大使与他的英国同事一起解决。但我发现情况并非如此，就我们而言，事情仍在原点。(67)

所以当布尔布隆收到这份本应寄给葛罗的谈判指示时，他理所应当地认为葛罗来到中国之后，海关人事问题的谈判不再是自己的职权。

政治事务处直到1860年11月24日，在葛罗寄送的《中法北京条约》草案副本中没有看到海关人事问题的最终安排，才在当日的指示中向已启程回国的葛罗追问此事。(68)

种种行政疏漏，包括政治事务处与领事商务处信息隔绝，中东与远东司人事频繁调动，信件收发差错等，最终导致法国未能在《北京条约》谈判中与英国就海关人事达成共识。1860年11月布尔布隆抵达天津时，法国已被排除在中国海关体系之外。

五、最后的博弈与妥协(1861-1863)

当1861年总理衙门正式任命李泰国为总税务司时，法国外交部误以为法国已在新海关中占有一席之地。3月26日，政治事务处要求布尔布隆：“我猜想你与英国公使馆就各自所派代表达成一致。希望您能……让我知道外籍税务司问题如何解决。”(69)

直到收到政治事务处询问后，布尔布隆方在6月17日的信中，透露了1860年11月17日他从上海抵达天津后与额尔金的密谈情况，而这一谈话早已是七个月前的事情了：

在额尔金离开天津前夜……我向他提出……我们迟早会要求中国政府接纳法国人加入海关，来规范(海关中没有法国人的)反常现象。额尔金勋爵强烈反对这个想法，他说这些任命应由中国政府自行决定，否则会完全歪曲这个机构，这是英国政府的坚定意见。我们两人唇枪舌剑，各执己见。(70)

额尔金拒绝安排法国人进入海关，布尔布隆则威胁额尔金，他将直接向总理衙门提出交涉。在额尔金返英后，布尔布隆又同英驻京公使卜鲁斯(Frederic Bruce)交涉。(71)最终，卜鲁斯答应在海关中吸纳法国人。日意格(Prosper Giquel)与哥士耆的比利时表亲克士可士吉(C.Kleczkowski)进入海关，之后时任法国驻京公使馆译员的吴秉文(Alfred Huber)与美理登(Eugène de Méritens)也进入海关。

布尔布隆随后建议法国外交部接受英国主导海关的现状，认为继续抗议可能影响海关运作和赔款支付。(72)9月9日，外交部政治事务处虽接受这一建议，但要求布尔布隆把握机会，恢复法国在中国海关的影响力。(73)

1862年底至1863年初，江浙官场变动和《北京条约》赔款问题为法国提供了转机。1862年6月，爱棠提议在上海设立英法共管委员会监督江海关税收，以削弱英籍总税务司的控制权。哥士耆坦言，这一计划旨在弥补法国在总税务司制度上的失误：

法国应像英国那样，成为中国的共同监护人，并且或多或少染指中国少有的财源——海关关税。英国人通过他们所谓带有世界性色彩的总税务司制度，获得日益强大的优势，正因如此爱棠才制定了这个计划，而根据这一措施，法国将成为该委员会的首领。(74)

这一计划源自英国驻沪领事麦华陀(Walter Medhurst)的提议。他发现江苏布政使署理上海道吴煦以江海关税银抵押，向阿加剌银行(Agra and United Service Bank)借款40万两，用于偿还《北京条约》第八结赔款，而本应偿还赔款的海关税银则被吴煦挪用为军饷。麦华陀建议将税银改存英国丽如银行，且道台衙门支用关税须经英法领事联署。(75)

6月9日爱棠建议麦华陀增设法兰西银行为关税存放行，美、法等国商船关税均应存入法国银行。他还建议成立英法联合委员会，协调军事行动并监督道台衙门度支。(76)9月6日，法国外交部认为这是向清政府争取更多权益的良机，予以批准。

然而，将关税存入法兰西银行的提议过早暴露了法国染指关税的意图。在北京，布尔布隆离任返法后，代办哥士耆立即与卜鲁斯协商，但遭拒绝。(77)他无奈地向法国外交部坦陈英国对法国在华扩张的提防：

英国人相信他们是唯一被上帝征召来重建中华帝国的人。当我们过于直接明确地要求，哪怕蛋糕中最小的部分，甚至当我们已准备张嘴食用时，他们必横加干涉……仿佛中国是他们的财产。(78)

1862年底，李鸿章以驰援南京为由，将吴煦调离苏松太道。(79)吴煦的调任致使第九结赔款并未完数交付英法领馆。继任道台黄芳照会英、法驻沪领事，道台衙门仅赔付新任道台到任后的款项，(80)这让爱棠与哥士耆认为可以借机重新游说卜鲁斯接受这一计划。

12月初，吴煦在率领洋枪队驰援南京前，拿着一张写满其对通商大臣薛焕与新任巡抚李鸿章不满的说帖，前往法国领事馆与爱棠密谈了两个半小时。他向爱棠直言湘淮系的军事行动掏空了江海关税收，并将赔款延宕的责任推给李鸿章。爱棠建议哥士耆利用吴煦的说法重新游说卜鲁斯，力争将共管委员会机制像中国海关的外籍税务司制度一样推广到各通商口岸。(81)

1863年2月11日，哥士耆警告卜鲁斯：吴煦调任后，英法失去制衡湘淮系染指关税的屏障，应设英法共管委员会制衡曾国藩在江南日增的势力，(82)但遭卜鲁斯断然拒绝，称外籍税务司足以确保海关征收准确税额。(83)早在1861年2月，卜鲁斯就在致英国外交大臣的私函中指出，要实现总税务司制度不仅需要英国驻华代表的支持，同时也需对抗“其他国家，甚至友好国家的嫉妒”。(84)

交涉无果后，哥士耆于1863年2月17日向法国外交部提交了长达67页的报告，并将失败归咎于：爱棠的拙劣外交手段，英方的蛮横态度，以及巴黎政客对华事务的短视。(85)他尤其忌惮卜鲁斯、威妥玛、李泰国与赫德对总理衙门的影响力，而且英国拒绝任何势力染指海关：

当我们提出成立共管委员会，英国领事欲盖弥彰地叫嚣道：法国行径有损中国权利……然而当我们抱怨海关时，威妥玛如神鬼附身般鱼跃而起，并以所有大不列颠的神祇之名起誓，在海关服务的绅士们，特别是赫德不能算是英格兰人(因为他是爱尔兰人)，同时指责法国薄情寡恩。(86)

1863年的人事变动终结了这一计划。3月爱棠调任天津领事，4月新任公使柏尔德密抵京后否决了爱棠与哥士耆的计划。他认为第九结赔款延付只是个例，请求法国外交部暂停该计划。5月，法国外交部授权他全权处理此事。(87)到1863年底，李泰国因阿思本舰队事件被恭亲王革退，赫德接任总税务司后，将总税务司署移至上海，极大缓解了法国驻华公使馆对英国独占海关的忧虑。(88)

法公使布尔布隆对中国海关的误判，直接导致法国在1859年至1861年期间未能及时与英国就总税务司制度下的人事安排进行交涉。1862年，爱棠与哥士耆曾试图弥补布尔布隆的失误，但随着两人相继返回法国以及新任驻华公使的到任，共管委员会计划最终搁浅。法国外交部也基本接受了英国人主导中国海关的既成事实。

六、余论

无论在三国共管江海关时期，还是在总税务司制度时期，法国都无法正视英籍司税或总税务司独掌海关的状况。在1854年至1859年，法驻沪领事极力抵制英国势力在江海关的扩张。1862年至1863年，爱棠与哥士耆曾想夺回法国在中国关税事务上的话语权。甚至到了中法战争前夕，法驻华代办巴德诺(Jules Patenôtre)在检讨第二次鸦片战争以来法国对华政策时，还在问道：“难道不能让日意格顶替赫德吗?”(89)

此外，法国也试图在越南移植中国海关施行的总税务司制度，并独占安南海关。在1873年堵布益(Jean Dupuis)与安邺(Francis Garnier)的冒险行动后，法越在《甲戌和约》框架下签订的《法越通商章程》第六款规定“法国派员在安南口岸管理关税”并在条约中载明非法籍人员未经法领事同意不能担任该职务。1875年法国海军与殖民地部部长蒙塔那克(Montagnac)直接表明他想在北圻推行中国海关的制度。交趾支那总督迪佩雷(Victor Duperré)也直接授命安南税务司前往上海了解中国海关总税务司制度的运作，并将该项制度引入海防与河内的税务机构。

本研究揭示，法国在华海关主导地位的丧失主要归因于外交官员人事变动，驻华公使决策失误及外交部行政官僚主义。1859年，驻沪领事敏体尼调任，导致李泰国辞退江海关法国司税未遇阻挠；1863年，爱棠与哥士耆调任使英法共管税务委员会计划搁置；驻华公使布尔布隆多次以时机不当为由，使法国错失1854年至1861年间与英国谈判海关问题的机会；1860年，谈判指示误送等事件导致法国未能在《北京条约》中解决总税务司制度问题。

本项研究表明19世纪50年代，法兰西第二帝国外交部的行政官僚主义严重影响了法国对华政策。中东与远东司司长在决策中占据重要地位，外交大臣依赖政治事务处处长及事务官起草对华指示。政治事务处与领事商务处信息隔绝，缺乏有效信件检索工具，加剧了政令不畅。第二次鸦片战争前十年，政治事务处中的中国事务主管部门频繁调整，深刻影响了法国对华决策。行政官僚主义风气蔓延至驻华机构，驻华使节间竞争导致互相推诿。在法国驻华外交官发往法国外交部的通信中，英国在华外交官被描述为一群雄心勃勃且诡计多端的对手，这也是一种避免被问责的修辞手法。

法国外交部、公使馆与领事馆因驻地不同，对关税事务认知存在差异。法国外交部受信息延宕影响，法国驻澳门公使馆依赖广州副领事及公开出版物了解中国贸易，驻沪领事馆成为法国在1859年前唯一设在通商口岸的正式驻外机构，驻沪领事馆对外籍司税管理江海关拥有直接利益。驻地的不同导致驻华公使馆与驻沪领事馆之间对中国海关存在认知差异。

注释：

①这一举动是甲午战争后列强瓜分中国狂潮中，法国划定势力范围要求的重要内容。法国要求租借广州湾是效仿英国租借威海卫、德国租借胶州湾的先例，而觊觎邮政总办一职则是为了在清政府机构中获得一个如同海关总税务司般具有重要影响力的职位。

②高第在1901年撰写《中华帝国与西方列强关系史(1860-1900)》一书时就已认识到海关在晚清政治中的重要性。1902年，他又发表了单行本《中华帝国的海关》，旨在吸引法国年轻人报名进入中国海关。Henri Cordier,Histoire Générale de la Chine et de Ses Relations avec les Pays Étrangers,Paul Geuthner,1921,pp.101-102.

③梅朋、傅立德：《上海法租界史》，倪静兰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第172-177页。

④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2卷，张汇文等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第27-28页。

⑤魏尔特：《赫德与中国海关》，陆琢成等译，厦门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34，171-174页。

⑥John Fairbank,"The Creation of the Foreign Inspectorate of Customs at Shanghai",The Chinese 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19,No.4(January 1936),p.92.

⑦葛松：《李泰国与中国海关》，邝兆江译，厦门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58-61、88-91、192-194页。

⑧陈诗启：《中国近代海关史》，中国海关出版社，2021年。

⑨黄国盛：《司税、税务司与总税务司设置考》，《历史教学》1987年第6期。

⑩周育民：《从江海关到江海新关》，《清史研究》2016年第2期。

(11)牟振宇等：《近代上海法租界的奠基人爱棠研究》，《史林》2017年第1期。

(12)China Maritime Customs,Treaties,Conventions,Etc.,between China and Foreign States,Vol.1,The Statistical Department of the Inspectorate General of Customs,1917,p.880.

(13)在条约文本形成过程中，葛罗有意在签订中法《上海通商章程善后条约》时将“毋庸法官指荐干预”一语删除。1858年11月6日，他在写给额尔金的信中说道：“我将签署的《关税细则》与英国完全相同，只有附带的《贸易条例》略有不同。”(Henri Cordier，L’Expédition de Chine de 1860，Félix Alcan，1906，p.31)而在同日写给外交部政治事务处的信件中，葛罗直接表示将为法国签订一份“新修改的，更加自由开放的，比任何西方国家更为有利的税则条例”。(Lettre de Gros à Walewski，6 novembre 1858，Centre des Archives Diplomatiques de Courneuve，25CP/26，p.215)同日，薛焕在写给继任道台吴煦的信中表明法国将推迟签约，并且薛焕以为只要将条约“内有英人字样，法国则应改为法人，美国则应改为美人”便可。(《薛焕书信》，1858年11月6日，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吴煦档案选编》第4辑，江苏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434页)然而11月8日额尔金离沪溯江西上后，葛罗委派爱棠与李梅前往道台衙门商议修改法国章程。(《吴煦禀英使溯江西上》，1858年11月24日，《吴煦档案选编》第4辑，第442页)

(14)江天岳：《法国海军与上海小刀会起义的失败》，《世界历史》2018年第2期。

(15)葛夫平：《法国与第二次鸦片战争》，《近代史研究》1997年第1期。

(16)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第521-531页。

(17)茅海建：《苦命天子——咸丰皇帝奕詝》，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83-195页。

(18)卫青心：《法国对华传教政策——清末五口通商和传教自由(1842-1856)》，黄庆华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

(19)梅朋、傅立德：《上海法租界史》，第34页。

(20)《政治通信》主要是公使馆发往外交部政治事务处的信件，以及外交部政治事务处发往公使馆信件的草稿。《领事商务通信》主要是各领事馆以及公使馆就商业事务与领事事务向外交部领事商务处寄送的信件，以及领事商务处寄往各使领馆信件的草稿。

(21)魏尔特：《赫德与中国海关》，第124页。

(22)Lettre d'Édan à Drouyn de Lhuys,30 octobre 1853,307CCC/2,p.149b.

(23)Lettre d'Édan à Ou,2 novembre 1853,307CCC/2,pp.158b-159a.

(24)Lettre d'Édan à Drouyn de Lhuys,30 octobre 1853,307CCC/2,pp.150a-151b.

(25)Instruction du MAE à Édan,8 Avril 1854,307CCC/2,pp.202b-203a.

(26)魏尔特：《赫德与中国海关》，第130-131页。

(27)Letter from Alock to Édan,27th June 1854,307CCC/2,p.217b.

(28)Lettre d'Édan à Alock,28 Juin 1854,307CCC/2,pp.218b-219b.

(29)葛松认为阿礼国提出任命一名法国司税单独管理江海关，是由于法国在华贸易量小，处事会较为公平。详见葛松：《李泰国与中国海关》，第47页。

(30)René de Courcy,Souvenirs 1852-1855,Tome Ⅱ,Librairie Plon,1901,p.418.

(31)Lettre d'Arthur Smith au Ministre de l'Instruction Publique,28 décembre 1851,Journal Général de l'Instruction Publique et des Cultes,15 mai 1852,Volume 21 No.39,p.267.

(32)Lettre de Bourboulon à Walewski,1 juin 1856,393QO/3778.

(33)René de Courcy,Souvenirs 1852-1855,Tome Ⅱ,pp.418-419.

(34)Lettre d'Arthur Smith à Édan,24 Juin 1854,307CCC/2,p.213.

(35)Lettre d'Arthur Smith à Édan,30 Juin 1854,307CCC/2,p.222b.

(36)Letter from Clarendon to Cowley,28th September 1854,19ADP/1.

(37)在进入法国外交部前，福格尔还因他对帕斯卡尔《思想录》的研究在巴黎学术界名声大噪。

(38)Instruction du MAE à Bourboulon,7 octobre,1854,25CP/15,355b-356b.

(39)Lettre de Bourboulon à Drouyn de Lhuys,No.74,27 décembre 1854,25CP/15,450b-452a.

(40)René de Courcy,Souvenirs 1855-1857,Tome Ⅲ,p.75.

(41)Instruction du MAE à Bourboulon,9 avril,1855,25CP/16,pp.186b-188b.

(42)Lettre d'Arthur Smith à Édan,29 mai 1855,307CCC/2,pp.254b-255a.

(43)Instruction du MAE à Édan,8 novembre 1855,307CCC/2,p.331a.

(44)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2卷，第27-28页。

(45)Lettre de Montigny à Walewski,12 septembre 1857,307CCC/3,pp.41bis-42a.

(46)Lettre de Montigny à Walewski,23 septembre 1857,307CCC/3,p.63a.

(47)Lettre de Montigny à Walewski,12 septembre 1857,307CCC/3,pp.36b-37a.

(48)Lettre de Montigny à Walewski,23 septembre 1857,307CCC/3,pp.67a-67b.

(49)Lettre de Bourboulon à Montigny,8 octobre 1857,183CCC/3,pp.456b-457a.

(50)Lettre de Bourboulon à Walewski,25 octobre,1857,183CCC/3,pp.448b-449a.

(51)Instruction du MAE à Montigny,12 janvier 1857,307CCC/3,pp.104a-104b.

(52)Lettre de Montigny à Walewski,14 juillet,1859,307CCC/3,pp.202a-230b.

(53)Lettre d'Édan à Walewski,9 avril,1860,307CCC/3,pp.393a-395a.

(54)Lettre d'Édan à Walewski,9 avril,1860,307CCC/3,pp.393b-394a.

(55)《吴煦蓝蔚雯上王有龄禀(底稿)》，1859年7月21日，《吴煦档案选编》第5辑，第73页。

(56)Lettre de Bourboulon à Walewski,28 juillet,1859,307CCC/3,pp.214a-215a.

(57)Instruction du MAE à Bourboulon,26 octobre 1859,25CP/28,p.162a.

(58)Lettre d'Aboville au Ministère de la Marine,23 octobre 1859,25CP/28,p.380a.

(59)Lettre de Bourboulon à Walewski,6 janvier 1860,25CP/30,pp.46b-49b.

(60)Inspectorat des Douanes,mars 1860,25CP/30,p.176a.

(61)通过字迹比对，可以确认科尔在1853年至1854年初短暂地起草过政治事务处发往中国的指示。

(62)在离开远东司后，诺埃尔先后在阿根廷与巴西任公使，顾随形容他是一位乏味且冷漠的上级。René de Courcy,Souvenirs 1855-1857,Tome Ⅲ,pp.154-155.

(63)Lettre de Bourboulon à Drouyn de Lhuys,30 août 1854,25cp/15,p.280a.

(64)René de Courcy,Souvenirs 1855-1857,Tome Ⅲ,pp.102-103.

(65)Alexendre de Clercq,Formulaire à l'Usage des Consulats,Paris:Guillaumin,1848,p.4.

(66)Instruction du MAE à Gros,21 avril 1860,25CP/33.pp.202b-203a.

(67)Lettre de Bourboulon à Thouvenel,17 juin 1861,25CP/36,pp.112a-112b.

(68)Instruction du MAE à Gros,24 novembre 1860,25CP/34,p.323a.

(69)Instruction du MAE à Bourboulon,26 mars 1861,25CP/35,pp.195a-195b.

(70)Lettre de Bourboulon à Thouvenel,17 Juin 1861,25CP/36,pp.112b-113b.

(71)Lettre de Bourboulon à Thouvenel,17 Juin 1861,25CP/36,pp.114b-115b.

(72)Lettre de Bourboulon à Thouvenel,23 août 1861,124CCC/1,pp.233a-234b.

(73)Instruction du MAE à Bourboulon,9 spetembre 1861,25CP/36,pp.287b-288b.

(74)Lettre de M.Kleczkowski à Drouyn de Lhuys,17 février 1863,25CP/38,p.57b-58a.

(75)Letter de Medhurst à Édan,7 juin 1862,10CPC/4,pp.179b-180b.

(76)Lettre d'Édan à M.Medhurst,9 juin 1862,10CPC/4,p.183a

(77)Lettre de Kleczkowski à Drouyn de Lhuys,12 novembre 1862,25CP/37,pp.383a-385a.

(78)Lettre de Kleczkowski à Drouyn de Lhuys,12 novembre 1862,25CP/37,pp.386a.

(79)任智勇：《咸同之交江南的战局与政局：以吴煦为中心》，《清史研究》2024年第2期。

(80)《黄芳以第九结赔款应俟前任吴道交出现银才能付给致英法领事照会》，1862年12月6日，《吴煦档案选编》第4辑，第372页。

(81)Lettre d'Édan à Drouyn de Lhuys,12 décembre 1862,10CPC/4,p.229a-235b.

(82)Lettre de Kleczkowski à Drouyn de Lhuys,17 février 1863,25CP/38,p.51.

(83)Letter from Bruce to Russell,February 11th 1863,FO/17/390,pp.103b-104a.

(84)葛松：《李泰国与中国海关》，第100页。

(85)Lettre de Kleczkowski à Drouyn de Lhuys,17 février 1863,25CP/38,p.64.

(86)Lettre de Kleczkowski à Drouyn de Lhuys,17 février 1863,25CP/38,pp.60a-60b.

(87)Instruction du MAE à Berthemy,20 novembre 1863,25CP/39,pp.17a-17b.

(88)Lettre de Berthemy à Drouyn de Lhuys,20 novembre 1863,25CP/39,pp.231a-232a.

(89)《巴德诺致外交部长》，1880年5月9日，张振鹍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中法战争》(第4册)，中华书局，2002年，329页。

参考文献：

[1]China Maritime Customs.Treaties,Conventions,Etc.,between China and Foreign States.Shanghai:The Statistical Department of the Inspectorate General of Customs,1917.

[2]Clercq Alexendre de.Formulaire à l'Usage des Consulats.Paris:Guillaumin,1848.

[3]Cordier Henri.Histoire Générale de la Chine et de Ses Relations avec les Pays Étrangers.Paris:Paul Geuthner,1921.

[4]Cordier Henri.L'Expédition de Chine de 1860.Paris:Félix Alcan,1906.

[5]Courcy,René de.Souvenirs.Paris:Librairie Plon,1901.

[6]Fairbank John,"The Creation of the Foreign Inspectorate of Customs at Shanghai.",The Chinese 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9.4(1936).